标题: 太平天国滥封王的原因
性别:男-离线 三国赤壁周郎
(魏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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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滥封王的原因

太平天国滥封王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建王府,选王娘无非是多花点银子,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关键的是战略指挥体系再也无法统一,因为太平天国最高的职位就是王,连洪秀全也都只称天王。当初永安封王,封的也都是首义诸王,而且是当中功劳最大,影响力较强者。连胡以晃,秦日纲这些元老都没轮到。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被搞怕了,表示永不封王,只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后,洪秀全大喜过望,不到一个月把他封为干王,爵同东王,总理朝政,明示委以重任。此举引起许多统兵将士的不满,李秀成对此就意见很大。为了安抚功臣,洪秀全先后封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人为王。还有蒙德恩,林绍章,以及自己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还有已经死去的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等人的后代,也承袭王爵。当时的模式是,干王,赞王,章王在朝中辅政,英王,忠王,侍王,辅王在外领兵作战。其他都属于亲贵诸王,或因年幼,或因无能,虽有王爵,但地位并不重要。总的来说,到安庆失守之前,王爵尚未滥封。基本上起到了褒奖功臣,厚待亲贵,公私兼顾、激励士气的作用,有利于太平军的指挥协调。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所部精锐损失殆尽。部下尔言我语,各有一心。洪秀全为了鼓舞士气,安抚人心,不得不广施爵赏,封了英王部下的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梁成富,陈士荣,林大居,秦日南等人为王。此外,因为安庆会战彻底失败,洪秀全对陈玉成非常失望,所以打算另外选拔将才取而代之。加上要派他们远赴西北招兵买马,如果没有极高的名位,肯定不合适。这次封王虽有客观需要,但也失之过滥。特别是封了功劳、名气都很普通的林大居和秦日南,实在是有所欠缺,而且开启了滥封王的先例。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接管了他的部队,又占据了苏南和浙江,拥兵百万。而李秀成的堂弟侍王李世贤连败清军,据有浙江中南部大片地方,声势不在其兄之下。洪秀全为了防止李家兄弟不听指挥,杜绝出现第二个杨秀清,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做法,不遗余力地分割他们的军权。先后封李秀成的部下陈坤书,陈炳文,谭绍光,郜永宽,童容海,刘官芳,黄文金,胡鼎文,陆顺德等人为王。随后对李世贤,杨辅清的部下也大肆封王,到1863年春天,封王已经接近百人。此后,爵赏之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洪秀全两个哥哥重掌大权后,只要有人送钱送物,只要干部是广西老兄弟,只要有亲戚裙带关系,无不为王。封王太多,无可再封之下,太平天国的洪教主又创制一字用于封爵,意思是“准王爷”,导致“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图”(李秀成自述)。当然,据黄文英在《自述》中称,太平天国王爷虽多,其实还是分等级的:
  “那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
天京事变后,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加上早年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以及在天京事变前病故的豫王胡以晃,洪秀全成了真正的天子。他加强自身权力,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从体制上来说,洪秀全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陈玉成,李秀成提出的战略计划,需要天王批准后才能实施。各地的将领和军队要接受洪秀全任命的前敌将帅指挥,但洪秀全也可以直接调遣部队。垂直指挥的战略体系在形式上依旧可以维持。前线将士必须服从洪秀全的命令,不得抗命。将帅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除了自行协商以外,也可由天王出面协调整合。所以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集军事统帅,政治首脑和宗教领袖于一身,体制内再无竞争和挑战。中枢都是洪氏亲贵,或者蒙德恩这样的近臣,都忠诚驯服,不会违拗天王的意思。相比杨秀清虽然掌握决策权和指挥权,但他的实际地位并不稳固。上有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天王,下有其他首义诸王的山头势力制衡。他们都不满杨秀清的专权,对他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杨秀清的权力并不稳固,其合法性也存在质疑。天京事变就是这种权力竞争和冲突酿成的悲剧。即使西王、南王活到那个时间,也不能避免事变的发生。西王、南王活下去,无非是谁与谁争权,谁杀谁,还有怎样杀,怎样收场的问题,更甚可能因为西王和南王的资历和威望,直接提前干预和影响杨秀清的专断。太平天国可能提早爆发内讧。
杨秀清独断朝纲那三年,一定程度上是太平天国的福音。因为洪秀全的治国、治军的能力和才华都不如杨秀清,他的助手和班底,如洪氏亲贵,蒙德恩等都是平庸之辈,就连被史家大力称颂的洪仁玕,才具、威望都严重不足。而洪仁玕虽是洪氏亲贵,但实际上很难真正融入这个圈子。另一方面,洪仁玕又无法真正和那些统兵诸王打成一片,李秀成内心就对洪仁玕颇有微词,地位虽高但权力很有限,贵为军师,干王,总理朝政,可手下的幕僚,属员只有寥寥数人。和当年的杨秀清有天壤之别,当年的东王府是太平天国的军机处,杨秀清下属官员如傅学贤,曾水源,侯谦芳,李寿春,侯裕宽等权势熏天,地位显赫。加上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陈承容、罗大纲等人参与军机,都受东王节制,整个太平天国的中枢领导班子可谓精英荟萃,人才济济。陈玉成、李秀成等也是在东王政体的环境下逐渐提升,与后期的洪氏亲贵们根本无法比拟,所以洪秀全虽然取得比杨秀清更集中更合法的军事指挥权,但由于自己长期脱离军事行动,做起事来难免眼高手低。加上中枢领导班子素质蜕变,威望丧失,所以洪秀全难以恢复杨秀清时代的绝对军事权威。中枢缺乏有威望,有经验的统帅,驾驭战争,统筹全局的能力明显不足,那个爵同东王的洪仁玕,实际上根本起不到杨秀清的作用。因战功崛起的后起之秀,如陈玉成、李秀成等,同样替代不了杨秀清的地位。由于天京事变,大批久经沙场的老兵丧生。天京城缺乏足够的兵力保卫,一旦被围只能依赖地方救援。而地方将领因为握有地盘,物资和军队而势力坐大,形同山头。在自己的地盘内,他们自行任免官吏,筹措钱粮,招兵买马,建立政权。中央无法有效干预,洪秀全只能承认既成事实。太平天国后期名义上一切权力仍旧属于中央,但实际上是地方将领便宜行事,事后报备中央,走个形式而已。这和前期杨秀清直接管理地方军政和人事任免,地方将领有事必须先请示,获准后才能实施的模式完全不同。洪仁玕主政后,想通过改革来改变这种模式,恢复中央直接领导,但立马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没有成功。随着地方割据越来越强化,陈玉成拥兵皖北,李秀成营建苏福省,李世贤雄踞浙南,各行其是。过去首义诸王的王府都建在天京,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安庆英王府、苏州忠王府、金华侍王府……。洪秀全不得不转变策略,一方面承认地方将领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同时吸纳他们参与中央决策,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进入体制内运作。原来杨秀清时代中枢垄断的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权力,变成中央和地方共享,当然天王拥有最终决策权。
说白了,洪秀全最高统帅的地位必须靠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洪天王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山寨版的周天子。地方实力派要保证自己的控制一方的权力合法化,制度化。才有了后来的封地制,显示出天京事变后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这一体系的变更,更助长了地方实力派的做大。战略决策因为各派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谁也无力整合。
所以天京事变,洪秀全尽管是最大的赢家,消灭或排挤了其他山头势力,但也使得中枢的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而早期那些山头势力,明显更加优质,对付起敌人来更加有杀伤力。一旦没有这些山头势力,湘军反而遇到的阻力就少了许多,自天京事变以后,曾国藩再也没有被打得要投河自尽,主力尽丧,困守孤城的悲剧。更因为杨秀清、韦昌辉这些山头势力的覆没,一方面中枢洪秀全一家独大,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地方实力也少了杨秀清、韦昌辉这些山头势力挡路,于是乘机兴起,与中央分庭抗礼。中枢既没有富有经验和深得人心的统帅,也缺少直接掌握的精锐部队。处理军政自然力不从心,所以无法像杨秀清那样胜任最高统帅的重责大任。
洪秀全后来把王分成等级,就是鉴于滥封王造成的分散主义,引起军事上的频频失利,想通过这一方式来弥补,让诸王面对强敌能同心协力。但由于封王太滥,收效甚微。起初有大功的人才会封王,后期一下子封了那么多王,虽然实际的部队和地盘不一定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指挥上的问题。你是王,我也是王,谁指挥谁?大家职位相同,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而且后期封王,很多就是出于平衡派系利益的考虑。比如陈坤书,镇守苏州的时候,不遵守忠王定下的法度,导致局势混乱,后来还闹着分家。洪秀全表面上调解,实际上拉偏架,封陈坤书为护王,把常州划给他作为封地,从李秀成的苏福省中独立出来。原本洪秀全居中协调,地方由陈玉成,李秀成等几个板块运作的指挥体系最终发展成几十个山头。洪秀全可以越过李秀成,李世贤等人,直接指挥下面的列王。所封的王有的服从天王,有的忠于顾主(忠于二等王李秀成、李世贤等),对中央态度不一。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多取实用主义。这样中枢战略指挥系统就彻底失灵,天京被围后,洪秀全诏命诸王带兵救援,但是应者寥寥。据有浙南的李世贤都劝堂兄李秀成另作他图,但李秀成出于愚忠入京,李世贤则由溧阳转战江西,其他将领也都自谋出路,指挥体系彻底崩溃。天京沦陷后,李秀成的主力军虽然消亡殆尽,但大江南北的太平军将士还有几十万人之多,为什么只坚持了一年半,以李世贤为首的太平军精锐就彻底覆灭了。就是因为指挥系统的分裂,无法有效整合。太平军和花旗军分手,陈炳文叛降,汪海洋杀李世贤都是明证。由于封王太多,诸王各有地盘和军队。导致指挥体系分散,李秀成的直属部队不过几万人。李世贤名义上是浙江太平军的最高指挥官,但是浙江太平军派系林立,有李世贤的直属部队,洪春元派系,从广西脱离石达开返回天京的所谓出江扶主军,还有同盟的天地会花旗军。李世贤能自由指挥的只有自己的嫡系人马。对比一下天京事变后,虽然太平天国的中枢指挥体系受到严重破坏,但将士们仍能自发地组织团结起来。相互协调,坚持战斗,听从中央的号令。正是由于运行机制并未散乱,因此能很快重建领导体系,扭转战局。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战略指挥体系的彻底崩坏,就是源于滥封王的开始。但这里,有更多的无奈和太平天国不可逆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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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4 09:4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滥封王有一个原因是其他爵位都贬值了,群众也不傻,知道封侯不实惠,挂名而已。洪秀全的问题在于不许来生许今生,既然都是改版基督教,来生上天堂享福不美好的多。这也是他自己信仰尚且不坚定,何况旁人。构建太平天国宗教体系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少。或者说,杨秀清跳大神的做法严重伤害了政权的法统,使他日后完全不敢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洪秀全理论建设粗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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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因为天京事变,造成的战略收缩,也是十分致命的。杨秀清协调各将,组织西征,就是为了控制长江西段,尤其是武昌、九江这些地方,都是捍卫天京非常重要的命脉和门户。早期与湘军的主战场在湖北、江西,甚至兵锋直接打进湖南腹地,直逼湘军的老巢。而到了陈玉成时代,就变成了皖北争夺战,明显战略上就有很大的退缩,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分兵东征苏杭,甚至在安庆失陷的情况下,李秀成竟然还在折腾自己的精锐之师跟洋人在上海纠缠不清,完全不顾湘军这个心腹大患步步紧逼,一味东扩。太平军东扩的结果,就是一定程度砸了洋人饭碗,把中立的洋人推向了满清那一边,跟李鸿章达成协议,并提供了更精良的武器给淮军。而另一路向东南发展的侍王李世贤,在控制了浙江南部大片地方以后,基本是成了一个比李秀成更独立的军阀。所以洪仁玕那套围魏救赵的战略还是比较失颇,他们不知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最终彻底抛弃经略两湖、西征武昌的想法,还是因为天京事变造成兵力锐减,不得已舍弃两湖一带的城镇而全力巩固皖北的城镇。当年杨秀清不惜一切,三失武昌又三占武昌,这种高明的战略意图,后来执政者却是无法理会,不知道控制武昌的重要性,反而收缩去捍卫安庆。湖口大捷也是围绕洞庭湖在江西、湖南之间与湘军进行会战,还有老将曾天养,就是战死在湖南的岳州,早期的将士们都极力将湘军挡在安徽以外。一旦让湘军进入皖北、皖中地区,让湘军更有效率掌握长江,稳扎稳打顺江而下就提供极大帮助,太平天国就处于被动,更难以有效发展经济和组织社会建设,长此下去,必然会失败。所以杨秀清没了,对太平天国那么关键,不但他的资格、声望和跳大神的权威,还有就是他的眼光和想法,也优于后来的执政者。

[ 本帖最后由 诸葛周 于 2019-8-24 10: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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