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儒家与汉民族主义, 兼论儒家的《春秋》经与中国古代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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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7 02:05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儒家与汉民族主义

《公羊传》中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春秋四夷交侵,管仲尊王攘夷,孔子对此推崇备至,《春秋》经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公羊传》中又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儒家微言大义尽在孔子所著《春秋》经中,孔子为后世立法,“拨乱世,反之正,莫若近诸《春秋》。” 那么中国古人所讲的天下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儒家《公羊传》里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公羊传》里的“内其国”就是指内中国的意思,而这里的中国是指周天子直接的统治范围,“外诸夏”是周天子册封的华夏族诸侯国。《尚书.伊训》中说:“立爱唯亲,立敬唯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强调爱有等差,由近及远,夷夏有别,这才是中国古人的天下观。中国古人的天下观不同于西方所说的国际主义,中国古人的天下观是以我为主,以华夏为中心,坚持的是华夏中心论,到了清末就引申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权和治学思想。不读《公羊传》,根本就不懂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 公羊学是孔子传之子夏,子夏传至公羊高,公羊高传至公羊寿与胡毋生,在所有的儒家经典中,唯有《公羊传》对孔子所著的《春秋》义理阐释得最深,所以中国古代学者都是把公羊学视之为政治儒学的,也就是儒家的基本政治理论都在公羊学中。 儒家《公羊传》中明确阐释了《春秋》经的五大义理:第一是大一统;第二是华夷之辨,尊王攘夷;第三是通三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华夏道统的延续性)”;第四是大复仇理论,《尚书.泰誓》中说:“树德务滋,除恶务本”与孔子所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第五是三世论,也就是社会是发展进步,儒家将致力于社会进步的追求。所以华夷之辨的《春秋》义理儒家是不能不讲的,“兴汉强国”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儒家必须要承担起来,这是孔子所传的家法。反之则就是伪儒、犬儒、小人儒了!

儒家的《春秋》经与中国古代基本法

孔子在生前就被视为“天之木铎”,死后被尊为素王、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著《春秋》,所述多为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其为万世立法,乱臣贼子惧,《春秋》被奉之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大经大法,具有绝对真理性。 但《春秋》用词简略而隐晦,一般人很难看懂《春秋》中的史事和微言大义,所以《春秋》要有传来解说和阐释它的思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解说和阐释《春秋》的,但侧重点又有不同,《左传》重在讲史事,《公羊传》重在阐释《春秋》的义理,《谷梁传》重在宣扬儒家尊卑等级和礼仪教化。汉代以前还有两部阐释《春秋》的传,即《邹氏传》和《夹氏传》,后来都失传了。《春秋》被奉为经,经传是不能分离的,无经则传无以立说,但是传授传的儒家经师则可以根据自家的理解来对《春秋》经的义理进行解读、引申和发挥。 两汉时期解说《春秋》经和传授《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的儒家学者都称之为经师,他们大多是家传的,如何解说《春秋》经都要遵循家法,这就是两汉时儒学的正统,称之为两汉经学。当时两汉经师为了解释《春秋》中的一句话,乃至一个字,都可以写出上百万字的考据出来,所以是一门大学问。后来中国的伊斯兰教亦将其宗教学者称之为经师,所研究的也就是《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各种《圣训》,一样可以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一句话而写出上百万字的内容出来。 孔子著的这个《春秋》经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基本上就是起到了一个基本法或宪法的作用,而《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就是起到了这个宪法细则的作用。当然,五胡乱华和蒙元、满清异族客帝统治中国的时候就不能算了,异族入主中夏本身就是违反《春秋》义理的。由于汉武帝以后,儒家正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在汉武帝以后中国基本上就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了,而实行了两千多年的这部宪法就是《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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