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ZT】中山装的乌托邦, 文化时评系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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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27 16:15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ZT】中山装的乌托邦

原作者:朱大可,转自其个人BLOG



本文题图:张晓刚《大家庭》系列之一

在“文化拯救”的嘹亮呼声里,中山装申遗事件落入了人们的视线。早在2005年,浙江宁波红帮裁缝就要申请非质文化遗产,并把中山装作为其制造史的核心内容。2007年4月,上海有人呼吁中山装制作工艺应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中山装“嫡传企业”上海开开集团的响应,随后,长宁区和静安区之间发生申遗权的戏剧性争抢。7月,北京红都集团声称,已经完成中山装技艺的申遗程序。到了10月,中国休闲服装博览会再度透出消息,中山市正搜集历史资料,准备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中山装申遗已经变得炙手可热。

中山装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争抢,并非基于申遗者的乌托邦激情,而是源自市场利益的驱动。中山装营业额近年来逐步上升,拥有潜在的广阔利润空间。谁夺取中山装遗产的“保护权”,就将成为中山装工艺制作的权威,并占有主要市场份额。任何文化遗产争夺战的背后,必然是市场利益的争夺。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就是如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机制时,曾公布三个评判尺度:第一是有艺术价值,其次是处于濒危的状况,第三是须有完整的保护计划。对于庞大的中国市场而言,中山装保护计划可以轻易制订,因为它无非就是一份市场营销计划。真正的难点在于第一和第二项指标。于是,提供完整的历史叙事,以展示其艺术价值(原创价值),就成为申遗的必要前提。

北京红都集团向世人宣称,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托付给裁缝。该店裁缝参照日本学生服和士官服后,研制出第一套中山装样本。上海方面的故事则宣称:孙中山携带日本军校的士官校服到荣昌祥西服公司,要求制作一种中式正装,中山装于是在荣昌祥首次批量生产。这两种叙事大同小异,都是孙中山作为甲方,亲自上门下订单,所不同的只是乙方:一个是张氏的上海同义昌,而另一个是王氏的上海荣昌祥。

北京叙事和上海叙事提供了一个共同细节,那就是中山装的设计,参照日本士官服的样式,这其实就是学术界所探究的中山装起源。而只要追溯一下世界服装史就会发现,日本士官服还有其更为深远的源头,那就是19世纪末的德国士官服。它的简洁风格,符合当时军事—政治运动的精神需要,由此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俄国士官服和日本士官服,便是那场大规模克隆的丰硕成果,它们在日俄战争和一战中早已崭露头角。



此后,德国人自己率先继承了19世纪的军服遗产,以至纳粹国防军的士官服,都在沿用这一款式;而抄袭了德国军服的俄国士官服,后来被苏维埃政权所沿用,成为著名的“斯大林服”;在中国,它因孙中山的“参照”而成为“中山装”,因毛泽东的“继承”而成为“毛服”;在越南和北韩,它因胡志明和金日成父子的“改造”而分别演成“胡志明装”和“金日成装”。

根据对历史照片的观察比照,德国军人、斯大林、孙中山和毛泽东,穿的都是同一种套装。尽管其间出现过一些细节变化,但20世纪各军事管制国家的制服,仍然表现令人震惊的相似性。毫无疑问,中山装的姓氏,本该名叫德意志,它的设计,没有多少原创的艺术(设计与工艺)含量。那些关于口袋和纽扣的乌托邦式的政治阐释,仍然不足以构成中山装的精神内核。在饱受工业抄袭指责的时刻,把这种克隆性服饰拿去申遗,只能触发更大的国际疑虑。

中山装申遗的另一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处于濒危状态。但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中山装距离濒危服饰路途尚远。尽管与上世纪60-70年代相比,中山装的销售数量发生锐减,但因许多人将其视为礼服,在结婚和会议等正式场合使用,其地位已开始大步回升。在多元化的中国时装界,中山装复苏为新的时尚服饰,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状。拿一种时尚服饰去申遗,要么是不懂申遗的游戏规则,要么就是在蓄意隐藏其商业事实。

在重塑中山装神话的背后,是顽强的历史怀旧情结。让我们简单缅怀一下中山装的发达史吧。在它的全盛时期,中山装竟然成为全中国民众的单一制服。它的五个扣子没有召回“五权分立”的政治理想,反而锁住从脚踵到喉结的整个身体,进而制服了全体民众的灵魂。数亿人的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被统一成毫无个性的反面乌托邦。这是利用服饰推进文化专制的范例。反思这种服饰带来的精神创伤,才是比申遗更有意义的事务。(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1月9日)

杰夫附注:据上海新闻称,孙中山当年向服装公司订购中山装,声言要以五个胸扣象征五权分立,以四个口袋象征礼义廉耻,以三个袖扣象征三民主义,云云。但所有这些服饰组件,都是日本士官服所原有的。而“中山装”原型的军事意义,直到今天还映射在世界各国的军服上。




各军事管制国家的“中山装”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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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27 16:15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评论:
“中山装申遗”固然是场商业闹剧,而文中“利用服饰推进文化专制的范例”云云,却似有过度解读之嫌。应该说,是政治文化导致了服饰的演化表现。
当然,大众服饰作为一个社会精神人文符号这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能解释80年代初某中央领导着西服出席国宴时产生的政治风浪及波潮。

此外,个人认为尚有几点值得商榷:
其一,即如衬衫来源于原为盔甲;夹克也来源于飞行服,派克式短风衣来源于军装,呢子大衣也来源于军大衣。未必都有那么些微言大义。
其二,即使在那个年代,中山装也绝非为全中国民众的单一制服(即使只针对男性着装)。传统罩衫、六五式仿军服、工装式夹克等也大量存在,遍及城乡。
顺便说句,在较为严格的着装谱系里(以大中城市为主,尤以59-72年为主),除体制类人士(干部)外,中山装倒是所谓“赤/灰五类及子女(与“红/黑五类对应”)”专用服。正规六五式旧军装?等闲者是不好儳越的。


PS:

往事已矣,到现在说起“中山装”——第一反映当然是3个大字:“制服系
或者,这就是时代的进步,以及进步的好处吧。


[ 本帖最后由 凯坦尼古斯基 于 2007-11-27 16: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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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27 16:26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朱大可的文化随笔文笔自然很好,却有过度阐释的嫌疑,而且朱本人缺乏理性和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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