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读三国说英雄》(转) - 古典小说


	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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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德：《读三国说英雄》(转)

三国是什么？是桃花树下深深一拜吗？是长阪坡头血染征袍吗？是百里赤壁一夜风火吗？还是明月下的一曲短歌呢？
　　一梦十年扬州的杜牧尚且在千年前拾起沉沙断戟浩叹不已，古今少年又有几个不曾在三国的渺渺烽烟中，在逝去的隐隐歌吟中激动、感慨、迷惘、徘徊……
　　在当今“三国”升温的时代，《读三国说英雄》加入到品评三国的行列中。作者不仅细细品读了三国故事中的英雄行为、英雄品格、英雄心理和英雄悲剧，而且从人性的视角，阐释了英雄的行为、性格和心理中蕴含的人格魅力和人性特征。有历史，有故事，有悲悯，有叹息，更有令人叹服的“诛心之论”。

作者简介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著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1992）、《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1992）、《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1994）、《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1995）、《明清传奇综录》（1997）、《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1998）、《明清传奇史》（1999）、《中国文学史》（合著，2003）、《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2004）、《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2005）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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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目录

　　《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之作。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宋代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科，作家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历史故事，组织、敷衍成一篇完整的叙事作品，从而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目录
前言(1)
前言(2)

　古今奸雄第一奇人--说曹操

　　“奸雄”是什么意思？作为贬义词，它指恶人的魁首，也就是第一号的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引申为富于权诈、窃取高位的野心家。作为合成词，它指既有奸伪权诈，又具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

一、引子：何谓奸雄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1)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2)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3)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4)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1)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2)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3)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4)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5)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1)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2)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3)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4)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5)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6)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7)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心口不一的君子--说刘备

　　在整部《三国志演义》小说当中，魏、蜀、吴三方的领袖人物，真正能够和曹操相媲美的是刘备。所以，人们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如果要找一个对仗的句子，我想说刘备是“心口不一的君子”。

一、引子：如此君子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1)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2)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3)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4)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1)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2)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3)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4)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5)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6)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7)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8)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9)

　以柔克刚的政治赢家--说司马懿

　　常言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不是曹操，不是刘备，不是孙权，也不是诸葛亮，而是司马懿。

　　在《三国志演义》这些先后步入历史聚光灯下的英雄人物当中，司马懿出场亮相最晚，但却成为三国时期逐鹿争鼎的最大赢家。魏、蜀、吴三国，最后被司马氏的晋朝所灭，“三分归一统”，他成为一个最后的胜利者，他的孙子建立了西晋王朝。

一、引子:笑到最后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1)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2)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3)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4)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1)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2)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3)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4)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5)
四、盖棺论定:白脸赢家(1)
四、盖棺论定:白脸赢家(2)

　治家的典型--说诸葛亮

　　中国古代士人心中最憧憬的政治理想，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龙从云，虎从风”，中国古代士人由衷地渴望风云际遇，得到明君的重用，使他们在政治上得以大展宏图。

一、引子:士人政治家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四、士人的军事谋略:"独含天灵"(1)
四、士人的军事谋略:"独含天灵"(2)
五、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五、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古今名将第一奇人--说关羽

　　千百年来，不管喜欢不喜欢关羽，关羽的形象总是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仅以一位名将著称，而且以神灵著称，成为著名的“关公”、“关老爷”，甚至“关帝”。

一、引子:第一名将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1)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2)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3)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4)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
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1)
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2)
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3)

　正直真诚的猛将兼莽汉--说张飞

　　从宋代以来，在民间说唱故事“说三国”中，张飞一直是热门话题之一。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独战吕布”、“张飞摔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捉吕布”等情节，大都妙趣横生，使张飞成为这本书前半部中最有活力的人物。

一、引子:慷慨悲歌之士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
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1)
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2)
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3)
四、性急与嗜酒:任侠使气

　雄姿英发的年少周郎--说周瑜

　　与历史人物周瑜比较吻合的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周瑜形象有两个基本的英雄品格：他既是一位具有雄心大志的辅臣，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统帅。正如小说叙事者所称道的：“胸藏纬地经天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

一、引子:双面周瑜
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
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
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
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
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
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后记(1)
后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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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今奸雄第一奇人——说曹操

　　一、引子：何谓奸雄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

　　（一）奇特的出身

　　（二）故杀吕伯奢

　　（三）忌杀杨修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

　　（一）少时的权术

　　（二）用人的权术

　　（三）行事的权术

　　（四）权术与性格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

　　（一）讨伐董卓

　　（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独运其谋

　　（四）驾驭天下智力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地”

　　（一）煮酒论英雄

　　（二）庸君与强臣

　　（三）名垂史册

　　心口不一的君子——说刘备

　　一、引子：如此君子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

　　（一）高贵的血统

　　（二）仁义爱民

　　（三）诚信待士

　　（四）平民的气质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

　　（一）勉从虎穴暂栖身

　　（二）权术高手

　　（三）封王称帝

　　（四）百姓偏不以为假

　　四、柔弱性格：亦真亦假

　　（一）从来善哭

　　（二）贪恋女色

　　（三）表象和本质

　　以柔克刚的政治赢家——说司马懿

　　一、引子：笑到最后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

　　（一）难寻破绽

　　（二）“牛皮糖”战术

　　（三）多疑与谨慎

　　（四）并非“恐亮症”

　　（五）孰高孰低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

　　（一）初露头角：司马懿与曹操

　　（二）渐显锋芒：司马懿与曹丕

　　（三）大展宏图：司马懿与曹叡

　　（四）后发制人：司马懿与曹爽

　　四、盖棺论定：白脸赢家

　　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说诸葛亮

　　一、引子：士人政治家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深”

　　（一）择主而事

　　（二）为帝王师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一）知其不可而为之

　　（二）鞠躬尽瘁

　　四、士人的军事谋略：“独含天灵”

　　（一）神机妙算

　　（二）多智而近妖

　　五、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一）纵容关羽

　　（二）驾驭魏延

　　古今名将第一奇人——说关羽

　　一、引子：第一名将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

　　（一）红脸关公

　　（二）勇武绝伦

　　（三）足智多谋

　　（四）儒雅的风范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重”

　　（一）关羽降曹

　　（二）义释曹操

　　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

　　（一）目空一切

　　（二）英雄的悲剧

　　正直真诚的猛将兼莽汉——说张飞

　　一、引子：慷慨悲歌之士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时

　　（一）威猛强悍

　　（二）莽而有智

　　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

　　（一）平民本色

　　（二）正气凛然

　　（三）真诚坦率

　　四、性急与嗜酒：任侠使气

　　雄姿英发的年少周郎——说周瑜

　　一、引子：双面周瑜

　　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谋”

　　（一）得人者昌

　　（二）建立帝基

　　（三）知遇之恩

　　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术”

　　（一）赤壁大战第一主角

　　（二）借刀杀人

　　（三）将计就计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

　　（一）不和谐的性格

　　（二）五杀诸葛

　　（三）三气周瑜

　　（四）既生瑜，何生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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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之作。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宋代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科，作家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历史故事，组织、敷衍成一篇完整的叙事作品，从而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历代人们欣赏历史演义小说，不仅关注其中叙述的宫廷争斗、沙场征战的故事，更为关注其中塑造的叱咤风云、卓尔不群的英雄。

　　“英雄”，古人特指识见、才能、勇武或作为非凡超群的人物。据今所知，“英雄”一词比较可靠的最早用例，始见于东汉初年的文献，比如南朝梁萧统（５０１—５３１）《文选》卷五十二收录东汉班彪（３—５４）的《王命论》，写道：“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时世造英雄，英雄创伟业，这成为古往今来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

　　《三国志演义》所叙写的汉末三国时期，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群雄逐鹿、风舒云卷的动荡时期，流传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所以后代人们酷爱阅读以汉末三国历史为题材的史籍与小说。正如清初毛宗岗（清顺治、康熙年间人）在毛本《三国演义》卷首的《读三国志法》中所说的：“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材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他说的“人材”就是英雄。

　　在汉末三国时期，人们往往以“英雄”自诩或以“英雄”誉人。比如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就曾对刘备（１６１—２２３）坦言：“方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听了此言，大惊失色，筷子失手掉在地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这在《三国志演义》里敷衍成家喻户晓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早在东汉末年，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就曾经写过一部《汉末英雄记》，记载了许多这一时期的英雄如董卓（？—１９２）、吕布（？—１９８）、袁绍（？—２０２）、公孙瓒（？—１９９）、曹操等人的故事。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在后世广为传扬，成为人们喜闻乐道的“口谈”。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曾引用明中期著名文人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的一首《西江月》词，道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他认为，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２１９）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正因为“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他认定诸葛亮、关羽和曹操三人是汉末三国英雄榜中的鼎甲，就像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演绎了汉末三国时期最为精彩的历史故事，这可以代表古往今来人们的普遍看法。

　　在《三国志演义》问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藉讴歌诸葛亮的英雄事迹，寄托自身救国救民的怀抱。如唐代“诗圣”杜甫（７１２—７７０）热情地歌颂道：“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南宋诗人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也深深地感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诸葛亮的形象凝聚了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寄望，成为他们的精神典范。

　　早在宋元时期，就有关汉卿（约１２２０—约１３００）《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杂剧和同名的南曲戏文问世。关剧现存元代刻本，可知这是当时的流行剧目。“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一出《单刀赴会》，直到现在还常常在戏曲舞台上演出，赢得观众的喝彩。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以英雄著称，还以神灵著称，成为著名的“关公”、“关老爷”，甚至“关帝”，“关羽文化”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说诸葛亮、关羽是英雄，多数人都会投赞成票，可曹操也算是英雄吗？其实，虽然当时和后世都称曹操为一代“奸雄”，但在当时人们的语汇中，“奸雄”原本就是“英雄”的别称。比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记载，汝南许劭曾当着曹操的面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范晔（３９８—４４５）《后汉书·许劭传》同样记载许劭的话，却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实际上，当时人们也多以“英雄”称曹操，如《后汉书·李膺传》记载：曹操还未显达的时候，李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世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毛宗岗之所以称曹操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也许就是看中了他“奸雄”与“英雄”兼具的品格，所以谓之“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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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曹操，就不能不提到他的第一对手刘备。不仅曹操称许刘备是与自己并世而立的“英雄”，刘备也始终把曹操看作自己实实在在的“天敌”。刘备入川时曾经难得坦率地对庞统（１７９—２１４）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所以刘备的故事和曹操的故事一样流行。《太平广记》卷二二六引唐颜师古（５８１—６４５）《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５６９—６１８）喜欢观看水上杂戏，戏目中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北宋时市井中流传“说三分”的民间说话技艺，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东坡志林》卷一记载，他的朋友王彭对他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书人在讲说曹操、刘备故事的时候，融进了鲜明的爱憎情感，听众包括小孩儿都不免受到感染，或喜或悲。

　　说到诸葛亮，也不能不提到刘备对他的信赖倚重和司马懿（１７９—２５１）与他的殊死对抗。初唐时释道宣（５９６—６６７）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三下《僧像致敬篇》有小注：“似刘氏重孔明等。”这里引用的显然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之类的故事。稍后释大觉为《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作注疏，撰写《四分律行事钞批》一书，在卷二十六中引用了“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民谚，讲的是诸葛亮遗计惊退司马懿军队的故事。刘知几（６６１—７２１）《史通》卷五《采撰》篇中，也提到“诸葛犹存”的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在《三国志演义》那些先后步入历史聚光灯的英雄人物当中，司马懿出场亮相最晚，但却成为汉末三国时期逐鹿争鼎的最大赢家。魏、蜀、吴三国，最后被司马氏的晋朝所灭，“三分归一统”，司马氏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这跟司马懿的卓绝战功和忍辱负重是分不开的。

　　至于说到刘备和关羽，也就不能不提到他们“桃园三结义”的兄弟张飞（？—２２１）。张飞的故事在唐代就广泛流布于民间，李商隐（８１３—８５８）《骄儿诗》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记述的是儿童听说张飞、邓艾故事的观后感。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独战吕布”、“张飞摔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捉吕布”等情节，大都妙趣横生，使张飞成为这本书前半部中最有活力的人物。在元明清三代的“三国戏”中，张飞一直是出镜率最高的人物之一，张飞形象成为戏曲舞台上著名的喜剧英雄。

　　在《三国志演义》中，周瑜临终时深深地感叹：“既生瑜，何生亮！”其实，英年早逝的周瑜（１７５—２１０），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成为许多文人士子追求和歌颂的英雄偶像，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周郎”。比如唐代“诗仙”李白（７０１—７６２）的《赤壁歌送别》写道：“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胡曾（唐咸通间人）《赤壁咏史诗》写道：“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南宋戴复古（１１６７—？）《赤壁》诗写道：“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而一代文豪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更是千古传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苏轼看来，周瑜堪称汉末三国英雄豪杰中的翘楚。

　　检点汉末三国的英雄人物，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正是曹操、刘备、司马懿、诸葛亮、关羽、张飞和周瑜等七位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本书即拟以明代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为文本依据（本书中凡引用此版本，仅注明卷数与节目），细说他们的英雄行为、英雄品格、英雄心理和英雄悲剧，从中体味深沉隽永的人生价值与人性内涵。

　　当然，汉末三国时期英雄辈出，即使是在《三国志演义》中跳动着活跃身影的，除了上述七人以外，还有孙权、吕布、袁绍、赵云、张辽、夏侯惇、黄忠、马超、吕蒙、陆逊、魏延、姜维、邓艾……可谓指不胜屈。我在本书中选说七位英雄，仅仅是尝鼎一脔而已。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也来细读《三国志演义》，畅说英雄，张扬英雄事迹，激发英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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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何谓奸雄

　前人在评价《三国志演义》人物的时候说：“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冥飞《古今小说评林》）他认为刘备是“奸而不雄”，孙权是“雄而不奸”，而曹操则是既奸且雄的奸雄。

　　“奸雄”是什么意思？作为贬义词，它指恶人的魁首，也就是第一号的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引申为富于权诈、窃取高位的野心家。作为合成词，它指既有奸伪权诈，又具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

　　在历史上，还在曹操在世的时候，人们就称他为奸雄。《三国志》引用了当时三位擅长于评价人物的著名的“风鉴家”对曹操的评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这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同样加以引用。

　　当时桥玄和何颙不约而同地认为：曹操实为“命世之才”，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为曹操。“命世”义同“名世”，“命世之才”即声名显赫于当世的人才，这显然含有褒扬的意思。

　　汝南人许劭擅长于“月旦评”，他对曹操的评价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当着曹操的面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

　　看来，一个人是能臣还是奸雄，并不取决于他内在的个人道德品质，而取决于他外在的社会政治处境。同样是曹操，同样具备超人的智慧和人格品性，但他可能成为能臣，也可能成为奸雄，这首先要看他身处什么样的时代环境。身处治世，他就是个能臣；身处乱世，他注定只能是个奸雄。现在他不幸处于汉末社会大动荡的乱世，所以时势造英雄，乱世造就奸雄。

　　既然曹操可以是能臣也可以是奸雄，那么“奸雄”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跟“能臣”一样是个褒义词，至少是个中性词。

　　我们注意到，在历史上和小说中，许劭这句话都是当面对曹操说的。曹操听了以后是什么表情呢？小说里写道，曹操听了许劭的话以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居然“喜而谢之”（毛宗岗本《三国演义》根据史书，改作“闻言大喜”），曹操非常高兴，还感谢许劭。

　　这就让咱们非常奇怪。因为现在你要当面对一个人说“您老先生是个奸雄”，他肯定认为这是对他莫大的人身侮辱，肯定非常生气，非打你两耳刮子不可——“我怎么是奸雄？说我是英雄，这可以，但绝不能说我是奸雄，那是对我的诽谤。”但是曹操听许劭说他是奸雄，却“喜而谢之”，这说明当时人们所说的“奸雄”，并不是贬义词，恐怕更多地是褒义词，至少是中性词。

　　曹操是“雄”，是人中豪杰，但不是个“英雄”，而是个“奸雄”。这么来评价曹操，表现出中国古代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看到他的双重性。《红楼梦》小说里，脂砚斋评语讲到贾宝玉，就认为他“说不得好，说不得不好”。就是你说他好，好像也不对，他有不好的地方；可是你说他不好，好像也不对，他有好的地方。咱们阅读曹操，也有同样的感觉。

　　曹操是个非常可恶的人，痛恨他，咱们可以痛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手刃此老贼”，把他杀了；但是你也会看到他有非常可亲、可敬、可慕的一面，也会非常佩服他，甚至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如果能拜曹操为师，也不枉人生一世。

　　这种复杂的感觉，实际上是小说给咱们提供的。所以咱们阅读小说，阅读曹操，就得同时注意，“奸”和“雄”怎么在他身上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演义》小说在曹操一出场的时候，就给他定下了“奸雄”的基调，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于身处乱世，曹操只能是“奸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么一种写法，在显性的层面上是对曹操形象的“定性”，引导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把曹操作为“奸雄”来读；在隐性的层面上，小说也要展示，在群雄争霸、逐鹿天下的汉末社会里，在他整个一生过程中，曹操怎么自我塑造，去完成奸雄这种独特的个人品质？

　　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说法：一位成功人士，当他成功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他：“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其实问的是他的成长过程。那么曹操这样的奸雄，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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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

（一）奇特的出身

　　咱们先从曹操的出身说起。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古人认为出身是要决定人的命运的。

　　曹操的出身相当卑微，他的父亲曹嵩本来不姓曹，姓夏侯氏，为了巴结权贵，认了中常侍曹腾为义父，所以冒姓曹。这么说起来，夏侯渊、夏侯惇都是曹操的直系亲戚，是他的堂兄弟这一辈的。

　　中常侍又叫中臣侍，是宦官名。宦官在朝廷当中，一方面地位很高，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另一方面地位又很低，是皇家的奴才。所以陈琳代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中，就说曹操是“赘阉遗丑”，即他是太监遗留下来的很丑陋的那么一种人。这是揭家底儿的话，一针见血，刺痛了曹操的自尊心。

　　曹操从来讳言他这种太监义子的出身，他标榜自己是汉高祖刘邦时期著名的宰相曹参的后裔。实际上他本家并不姓曹，但他偏要这么标榜，这真是拉虎皮做大旗，聊以自宽自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曹操很看重自己的出身，他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同时又有强烈的自尊心——我虽然出身不高，我的成分不好，但是我有本事，我要用自己的本事去改变我的社会地位。虽然曹参不是我的祖先，但是我可以借助于社会地位的提高，去接续这个祖先的家谱。

　　这是曹操的一种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曹操具有埋头苦干的精神、发奋进取的精神，也赋予他那种粗野质朴的做人作风。反正出身不高，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跟刘备、孙权的出身完全不一样。刘备虽然“织履贩席”，是织草鞋、卖席子的小贩，社会地位很低，但他的血统特别纯正，跟皇族一脉相承。孙权是诸侯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一直很高。所以刘备和孙权都属于贵族家庭，或者说是没落的贵族家庭。

　　而曹操既没有刘备那样高贵的皇族血统，也没有孙权那样显贵的贵胄祖先，他不过是一介平民，当然是攀附权贵的一介平民。这种特殊的平民出身和曹操独特的做人心态、独特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二）故杀吕伯奢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让人反感的行为，是杀吕伯奢（卷一《曹孟德谋杀董卓》）。这是曹操生平最可憎的恶行之一。有人说是“误杀吕伯奢”，这并不准确，因为他误杀的是吕伯奢的家人，对吕伯奢来说，就是明摆着要杀他。

　　曹操行刺董卓未遂，逃离洛阳，仓皇避难。路上经过中牟县，县令陈宫敬仰曹操的这种敢于冒生命的危险去刺杀董卓的壮烈行为，非常佩服他，认为他是“天下忠义之士”，所以就放了他，自己县令也不当了，弃官跟随曹操逃难。

　　曹操和陈宫逃到成皋这个地方，投奔曹操父亲的朋友吕伯奢。父亲的朋友，古人叫“父执”，就像咱们现在叫“叔叔”，是长辈。

　　吕伯奢也很敬佩曹操刺杀董卓的英雄举动，所以就热情地款待他，吩咐家人杀猪，自己亲自骑着小毛驴到西村沽酒。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待客礼节。

　　这时曹操惊魂未定，忽然听到庄后有磨刀霍霍的声音，心里怀疑，跟陈宫一起潜入草堂后，隔着板壁听到有人说：“缚而杀之。”咱们把他捆起来杀了吧。

　　曹操心想，这不是要杀我吗？要把我捆起来杀了。所以他先下手为强，与陈宫拔剑直入，不问青红皂白，不管男女老幼，一概杀之，一连杀死八人。

　　杀完以后一看，原来厨下捆的是一头猪，欲杀未杀，他才明白人家是要杀猪款待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猪肉。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只有逢年过节才杀猪，平时是不杀猪的。平时要杀猪待客，那肯定是贵客。人家很热情地要款待曹操，把他当成贵客，结果他把人家一家人全给杀了。这个时候真是误杀，情急之下，曹操和陈宫只好连忙逃走。

　　途中，他们遇见兴冲冲买酒归来的吕伯奢。曹操先是把吕伯奢放过去，然后故意对他说后面有人来了，在他一转头的时候，曹操便一刀把他杀了。

　　这个时候就不是误杀，而是故意杀人。所以陈宫责备曹操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你明明知道刚才是误杀了，现在却又故意杀了吕伯奢，这是违背道义的行为。

　　那么，曹操该不该杀吕伯奢？为什么？

　　咱们评价历史事件可以有两个角度：道义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道义的角度是一种道德审判。搁在道德审判台上，从道义的角度看，曹操杀了吕伯奢的家人以后，又故意杀了吕伯奢，对父亲的朋友，对一位热情款待你的朋友，居然下手如此之狠，这是决不可容忍的。

　　但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曹操在当时那种现实处境下，他应该怎么做？他能够怎么做？这就值得考虑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设身处地，在那种特定的处境当中，曹操正仓皇出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这时他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伤害他，因为正悬赏抓他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要了他的生命。这时候，他的保生、求生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杀吕伯奢的家人当然是无意的，是误杀，但是如果这时候不杀吕伯奢，从概率上来说他有５０％的安全系数，同时有５０％的不安全系数，这是肯定的，吕伯奢可能告他，也可能不告他。如果再考虑到感情的因素，吕伯奢回家一看，家里人都被杀了，吕伯奢出卖曹操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些。而曹操杀了吕伯奢，就百分之百地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了。所以曹操做了一种很决绝的行为，但是这种决绝的行为背后，有他的现实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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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28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真正可恨的还不是曹操故杀吕伯奢，而是曹操做了这种大不义的事情，居然连一点羞愧之心都没有，还说出了这么一句千古名言：“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连一向佩服他的陈宫，听了这句话，都觉得他是个“狼心狗行之徒”，弃他而去。

　　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是有史实依据的。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后，“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二字传达出曹操杀人后的复杂心理。而小说删去“凄怆”的表意语，增添了“天下”的修饰语，更成为对曹操的诛心之论。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不能辜负我，但是我可以辜负天下任何一个人。这样就把我和天下人搁在一个对立面。从这一点来说，咱们可以看出曹操性格中某种强悍的地方，他敢于和天下人为敌，这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

　　再进一步，咱们还可以看到，如果别人做了故杀吕伯奢这样的事，陈宫这么一责备，他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他要辩解说：“我这不是故意的。我这不是为了逃生，没有办法嘛，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请你原谅我这一次。”别人总会辩解的，但是曹操却不辩解，他非常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做人的准则。

　　按照古人说的：“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注释引录后晋桓温的话）曹操说了这么两句话，就足以遗臭万年了。所以古往今来，谁也不会把这两句话大书成一副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告诉他人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但是曹操能这么做，他愣是公开地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所以，跟一般的政治野心家相比，曹操的确与众不同。一般的政治野心家往往遮遮掩掩、欲言又止，隐藏自己的真实面貌，而曹操却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内在心理，这也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

　　李贽在评《三国志演义》时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四回总评）这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心的，就是想着我最好把天下人全给亏待了，但天下人谁也不能亏待我，亏待我一点我都睚眦必报；但是我可以亏了别人，亏了别人我可以心安理得。天下人都有这种心，但是谁敢坦白地这么说呢？只有一个人敢这么说，就是曹操。

　　所以小说家评价曹操，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这与刘备“外君子而内小人”是判然有别的。曹操是小人，但是他心口如一。这使咱们想起《论语》里面孔子说的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现在曹操不一样，他是个坦荡荡的小人，他不是常戚戚的君子。他是个“小人”，但又心怀“坦荡荡”，这就构成一个矛盾的组合体，跟“奸雄”那个矛盾的组合体相类似。

　　“坦荡荡”是曹操的一种独特的性格品质，独特的为人方式、处世方式。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个“小人”，他的言论和行为，从道义上来评价，绝对是小人的言论和行为。如果是君子，比如刘备，就不会去这么做，做了更不会这么说。当然刘备也有很多小人行为，这又另当别论。但是曹操这么做了，而且还这么说了，他敢作敢为，敢说敢言，还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是个男子汉，这是值得敬佩的。

　　（三）忌杀杨修

　　曹操这种“心口如一之小人”的奸雄品格，在忌杀杨修这一事件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中，曹操跟杨修构成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因为曹操一贯求贤若渴，他重视有才华、有智慧的人，而且在他身边也聚集了一帮很有才华、很有智慧的人，他善于重用他们。杨修是很聪明的，也很有才华，他的聪明才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比曹操逊色，也就是说杨修的智商决不会比曹操低。但是，为什么曹操就不能够始终如一地重用他呢？

　　曹操为什么会杀杨修？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操忌才。小说中写了几件事情，突出地体现“奸雄端的忌聪明”，就是说曹操很忌讳像杨修这样太聪明的人。小说写了几个故事（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

　　第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建一所花园，竣工后去视察，咱们现在建筑物落成后，领导也都得去验收、剪彩。曹操看了以后，一言不发，只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背着手就走了。工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盖一座花园好好的，你怎么就写了一个“活”字，啥也没说？这个时候，聪明的杨修猜出来了，他说：“丞相嫌门修得太阔了。‘门’内一个‘活’字，不就是‘阔’字吗？”于是工人马上将门改窄了，又请曹操来验收。曹操见了，心里高兴，一问知道是杨修解的字，“虽面喜，心甚恶之”，口头上大加称赞，心里却很嫉恨。

　　又有一次，塞北进贡一盒酥糖给曹操，曹操看了，在盒子上竖着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放在案头。曹操去睡觉，杨修就让大伙儿一人一口吃了。曹操睡醒以后，想吃酥糖，一看没了，就问怎么回事儿？杨修说：“丞相有命，盒子上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怎敢违背丞相的命令呢？”曹操“虽大喜，而心恶之”，心里更加讨厌杨修。

　　还有一件事，也很难容忍。曹操吩咐左右说：“吾梦中好杀人，睡着时汝等勿近前。”“梦中杀人”，的确是个很特别的性格。前面说到，曹操有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如果真的成为一种心病的话，有了神经质，就会表现为疑心很重，连在睡觉的时候也总是防着别人侵袭他。跟现在讲有武功的人一样，他用武功把自己罩住，你轻易不能碰他。曹操也是这样，他在睡觉时把自己罩住，你轻易碰他，他就把你给杀了。所以他让侍从轻易不要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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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7-8-26 13:2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那天曹操睡午觉，被子掉在地上。一名侍卫好心，怕他着凉，赶忙拿被子给他盖上。没想到曹操突然跳起来，拔剑把这个侍卫杀了。杀完以后，他自己继续呼呼大睡。

　　睡醒了一看，怎么一个侍卫躺倒在地，血淋淋的？曹操吃惊地问：“何人杀吾近侍？”大家告诉他，是他在梦里杀的。曹操痛哭流涕，命厚葬这名侍卫。临葬的时候，杨修前去祭奠这名侍卫，感叹说：“君乃囊中之锥也！”谁让你明知故犯呢？死了也是白死。

　　曹操“闻而恶之”，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杨修是在揭他的短。实际上曹操不是做梦杀人，他是疑忌心太重而杀人，杨修揭的就是曹操这种性格上的短。咱们知道，人要有病的话，特别怕你去说他。人脸上要长个痘子，你老说他脸上长个痘子，他当然很不舒服。你看见就行了，干吗非说出来不可呢？人要是有病，尤其有这种精神性疾病，最忌讳别人说他的病。就跟喝酒醉了一样，最不高兴你说他醉了。所以曹操更加痛恨杨修。

　　终于有一天，曹操抓住了杨修的把柄。当时曹操进攻西蜀，跟诸葛亮的军队对峙很长时间，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打吧，打不过人家；不打吧，退兵很丢脸面，“怕蜀吴耻笑”。曹操心里很苦恼，“犹豫不定”，又不能跟人商量。

　　正好那天晚上，做饭的厨师给曹操端来了一碗鸡汤，碗中有鸡肋，鸡骨头汤，挺好喝的。可曹操看了，“有感于怀”。这时恰巧夏侯惇走进中军帐，询问曹操当晚的号令，曹操随口就说：“鸡肋，鸡肋。”于是军中就以“鸡肋”为口令。

　　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李，准备归程。夏侯惇听说后，非常吃惊，连忙请他来问道：“公何收拾行装？”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拴束，庶免临行慌乱。”于是夏侯惇也命令他的部下收拾行装，其他将领也都纷纷准备。

　　当天夜里，曹操心乱如麻，睡不着觉，绕寨私行。他见军士们都在收拾行装，连忙召见夏侯惇，得知这是杨修的主意，曹操非常恼怒，说：“竖儒，敢乱吾兵耶！”于是就把杨修斩首示众。

　　曹操为什么杀杨修？古人认为，这是因为杨修太聪明了，曹操平生为人，最嫉恨的就是太聪明的人，而且生怕别人比自己的智商还高。杨修比自己的智商还高，所以非杀不可。其实不然。

　　我觉得，杨修这个人智商确实很高，绝对不亚于曹操，但是他情商不行。之所以情商不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明白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没有处理好上下级关系。

　　咱们知道，作为下级，他的智商可能高于上级，但是在上级面前是绝对不能表现出高于上级所有的智慧、聪明。即使是你出的主意，你是首创，你也应该把它当成是领导出的主意，而且做得天衣无缝。何况是把领导心里想的事，还没有说的话，你就提前抖露出来，那是绝对犯忌的。

　　杨修没有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所以必死无疑。这是杨修的性格毛病造成的。一个人有才，但不能太泄露才，“露才扬己”，这是很忌讳的。尤其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时候，更应该好好摆正自己的位置。杨修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所以罪有应得。

　　当然，曹操杀杨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杨修辅助曹植。

　　杨修的官职是行军主簿，是曹操手下的官员。他在曹操的两个继承人——曹丕和曹植中，选择了曹植。他为什么选择曹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能也是揣度曹操的意思。

　　曹操选定继承人的时候，原来想选曹植，因为曹植从各方面来看应该说比曹丕更有可选性，他更聪明，更优秀。不过，他的智商虽然高于曹丕，但是他的情商却不如曹丕。曹操一开始还是从智商去考虑的，认为曹植的聪明才华、为人处世，对文人名士的团结、凝结力、聚合力等等各方面，都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曹操一开始心目中选定的继承人是曹植。杨修也许正是看透了曹操的心思，才决定辅助曹植。

　　我们知道，曹丕年岁长于曹植。按照古人立嫡立长的传统，曹操的继承人理应是曹丕，而不是曹植。所以谋臣们劝阻曹操，不能紊乱“家法”，家法一乱，造成“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是很危险的。袁绍就因为改立幼子，而遭致内讧，这是前车之鉴。按正常顺序，老大就是老大，老二就是老二，这没有什么异议，是天生的。但是你要按贤愚去分伯仲，就很难分清谁贤一点，谁愚一点，这没有一个简单的尺度可以区分，有太多的随意性。

　　但是曹操本来就是非同寻常的人，他不按一般的规矩去做，他要凭借自己的头脑，做出自己的选择。为了考验这两个儿子的为人处世，曹操出了一个很损的招：一边公开下令，让曹丕和曹植各出邺城城门；一边又暗中下令，不许守城的人放曹丕和曹植出城。

　　这时候曹丕先行一步。有的时候做事情千万不能抢先一步，你不妨滞后一步，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再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这样更保险一些。曹植的智商高，他不急着抢头功，他想先看看曹丕是怎么做的。而曹丕性子急，先要出城去。守城的极力阻挡，曹丕没辙，只好打道回府。

曹植听说后，赶紧请教杨修。杨修说：“世子今奉王命，如有阻当者斩之。”于是曹植到了城门边上，守门人照样拦着不许他出城，他挥刀把守门人杀了，就出城去了。

　　曹操得知情况，非常高兴，认为还是曹植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曹操自身是个奸雄，他衡量人的时候，不是看你的道德怎么样，人品怎么样，他是看你的奸诈怎么样，权术怎么样。看你能不能使奸，能不能使诈，能不能用权，会不会用权，所以他对曹植的做法非常赞赏。

　　不过他一打听，这又是杨修出的主意。咱们刚才说了，杨修是曹操的直属部下，曹操的部下必须忠于曹操，不能够拆曹操的墙脚。你不忠于我，你就是背叛我；你今天可以背叛我，你明天照样可以背叛我的儿子——曹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的，这是奸雄的推理方式，跟常人不一样。他不相信杨修现在忠于曹植，就会一辈子忠于曹植。因为他觉得，我用你杨修做行军主簿，你可以“出则参赞军机，总知内外事”，位置很重要了，可你还居然在背后捅我一刀子，背后使小聪明，这不行，所以非杀不可。

　　更何况，杨修还常常在幕后献策，帮助曹植对抗曹丕，赢取曹操的宠爱，而且屡屡奏效。曹操听说后，大怒道：“匹夫！安敢交媾吾儿，以侮孤耶！”你居然敢玩弄我于股掌之上！这时杀杨修之心就更为强烈了，只是因担心将士议论，多次隐忍不发。后来有了“鸡肋”事件，杨修刚好撞到枪口上，当然必死无疑。

　　由此可见，曹操“忌杀杨修”，在“忌才”的表象之内，隐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政治考虑：既有对曹植网罗人才、结党营私的警惕，也有为曹丕顺利接班、扫除障碍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对杨修不忠于己，胳膊肘往外拐的惩罚。这不也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表现吗？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曹操的确是深谋远虑的。他不轻易地去杀一个人，他杀一个人，必定有他的特殊的理由。这个理由，可能不符合道义准则，但是肯定符合现实准则，而且也符合奸雄的人生准则。作为一代奸雄，曹操信奉的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准则，你不能负我，即使你是我的亲信，你是我的重臣，你也不能负我，这条准则是铁打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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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3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

（一）少时的权术

　　作为“心口如一之小人”，作为一个驰骋于政治疆场上的风云人物，曹操以权术著称。

　　中国古代论人有“三品”：上品是德才兼备；中品是有德无才，或者说多德少才，完全无才是不可能的，德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下品就是有才无德，或者说多才少德。

　　上品这种德才兼备的人物，像诸葛亮，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诸葛亮也有不德的地方，那另当别论。

　　中品像刘备，就是德多于才，德高于才。他的才不怎么样，本身没有什么大本事，虽然“三英战吕布”能打得热热闹闹的，但主要还是靠关羽和张飞，他只不过是个陪衬，要真打的话，他只能是抱头鼠窜的时候多，但是他的德高于才，属于中品。

　　而曹操属于下品，就是才高于德。曹操所具有的才智远远高于他的品德道义，换句话说，他的才智往往不能够用品德道义等来衡量，但是你不能不肯定他的才智是非常高超的，像小说中所说的：“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

　　古人论人的“三品”，与君子、小人之别有关。你要成为君子，主要就得重德；你要是小人，可能更重才。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所以他更重才，而且他赤裸裸地表现他的才华，赤裸裸地展示他的权术，一点都不遮掩。这一特点在他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古人说“知微见著”，今人也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小时候做的一件小事，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作为；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品性。

　　曹操小时候就是个纨绔子弟，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说是：“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游荡无度。”（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毛本第一回作“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

　　这几句断语，“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游荡无度”，说的是一般纨绔子弟的习性，尚不足为奇；而“少机警，有权数”两句，则点明了曹操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独特的政治品性，即擅长于权谋术数，就是现在说的手腕高明。

　　小说里写了他一个故事，就是小时候装中风。因为曹操游荡无度，他叔叔看不过去，觉得这孩子不严加管教不行，于是向曹操的父亲曹嵩告状，说曹操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曹嵩听了便责骂曹操。

　　曹操非常生气，心生一计。一天在路上碰上了他的叔叔，曹操“啪”地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假装中风。他的叔叔见他在那儿抽搐，惊慌地跑去告诉曹嵩。

　　一会儿曹操回家，曹嵩见他一点事也没有，惊问道：“汝中风已瘥乎？”怎么中风这么快就好了？曹操笑嘻嘻地说：“我没事啊，好人一个。”曹嵩说：“你叔叔说你中风了。”曹操说：“自来无此疾病，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这是叔叔不喜欢我，所以捏造事实。

　　曹嵩相信了他的话，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操的坏话，曹嵩就都不听了。因此曹操便得以为所欲为，“恣意放荡，不务行业”。

　　这么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曹操从小就有一种过人的权术。他做这件使诈的事情，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条，要有知人善察的犀利眼光。既要看透父亲的智商不怎么样，而且偏听偏信，所以能够骗他；也要看透叔叔的本事也不高，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可以离间他们。

　　第二条，要有审时度势的高超智力，知道何时该做什么，可以做到什么份上，要非常明白，恰到好处。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否则会砸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父亲的管教就会更加严厉。所以一定要做到恰到好处，让他父亲能够接受，这就要有一种高超的智力。

　　第三条，还要有一种敢作敢为的非凡能力。有人也想做坏事，但是他不敢做，他知道这事要是做了，没准能成，但是也没准不成，所以会犹豫不决。曹操做事毫不犹豫，想做就做，做就做好。当然也是因为他能够想到怎么做才能做好。

　　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高超的权术。所以善于使权术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权，而且还要有术；这种术又不是一般的小技巧，而是一种很高超的政治权术。

　　幼时的曹操竟然能将叔父和父亲两位大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确非同常人。所以曹操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但不是一个普通的天才，他是一个歪才，用《红楼梦》里贾雨村的评价，是“正邪两赋之人”。他可以成为“能臣”，这没问题，只要好好引导，碰上了很好的君王，他的确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才；但是赶上乱世，恶性发展，他就是个奸雄。“正邪两赋”，同时集于一身，这种人更容易成就一些事情，更容易建功立业，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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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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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7-8-26 13:3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二）用人的权术

　　曹操玩弄权术，奸邪诡诈，灵活机变，这是他性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玩弄权术本来就是一切统治者不可缺少的政治手段。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曹操两方面的权术：一个方面是用人的权术，一个方面是做事的权术。

　　关于曹操用人的权术，先举两个事例。
第一个事例是用蔡瑁和张允（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

　　曹操兴兵南下，攻克江陵，灭了刘表。刘表的两个手下将官——蔡瑁和张允，卖主求荣，投降了曹操。曹操立刻加封蔡瑁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助顺侯、水军副都督。“镇南”的意思是镇住南方孙权集团，“助顺”的意思是我是“顺”的，你是帮助我的。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自称为“顺”。

　　曹操手下的谋臣荀攸对曹操说：“蔡瑁、张允乃谄佞之徒，何故加封如此显官，更教都督水军乎？”蔡瑁、张允能轻易地出卖自己的主人，人品如此卑劣，是靠不住的，怎么能够重用呢？

　　曹操笑着说：“吾岂不知人乎？”曹操知人善察的眼光是非常敏锐的，一般是不会看错人的。当然，因为他非常自信，偶尔也有看错人的时候，比如对庞统，对张松。他也有用人用错的，比如赤壁之战时用蒋干就用得不合适。当然用蒋干也有曹操的讲究，他得刺探军情，非蒋干不行，因为蒋干跟周瑜关系太密切，是同学，派别人去谁都不可靠，蒋干还比较可靠。虽然送来的消息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个人还是能用的。

　　曹操这时说：“吾岂不知人乎？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今权且用之。成事之后，便当杀戮。”蔡瑁和张允有他们的特殊才华、特殊能力，现在不能不用，等成事之后，再杀他们不迟。

　　这就是曹操用人的权术——不管什么人，该用就用，但是得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用他所长，同时也防他所诈。曹操用人竟然如此狡诈，连荀攸听说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禁“愕然”。

　　曹操居然敢于把这种心机明确地表述出来，可见他是“心口如一”的，他相信荀攸听后肯定不会告诉蔡瑁和张允，因为荀攸是他的心腹，本身就不相信蔡、张两个人，所以肯定不会去揭他的短，不会去泄他的密。

　　第二个事例是智激庞德（卷十五《庞德抬榇战关公》）。

　　庞德是个降将，原来在马超手下。曹操用了很多降将，一般都信任有加，这叫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曹操的一个特点。之所以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也在于他的权术高超。因为你们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的心机，我都能掌握，我能控制你们，所以我不怀疑，可以放心地用你们。

　　这时曹操准备派兵到樊城救援，抗击关羽。庞德毛遂自荐，愿为先锋，曹操于是加庞德为征西都先锋。

　　曹操的大将于禁对这一决定有所顾虑，在背后跟曹操说，庞德是马超的降将，马超已经投降了刘备，你怎么能指望庞德忠心耿耿地抗击关羽呢？

　　于是曹操把庞德召来，当面质问他说：“孤得卿数载，所用并无猜疑。今日用卿，闻得马超见在西川，汝兄庞柔亦在西川，俱佐刘备。孤纵不疑，奈众口所言，因此不用。”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我虽然一点也不怀疑你，对你绝对没有任何猜疑之心，但是有人这么怀疑你，因为马超现在西蜀，你要做先锋，拿什么来担保你能够对我忠心耿耿呢？

　　庞德一听，当面免冠顿首，血流满面，表达了对曹操的忠心不二。回家以后，他还特地做了一口棺材，表示欲与关羽决一死战。

　　这么一“智激”以后，庞德与关羽的对战就非常激烈，非常好看。关羽很少打败仗，但这一仗真打败了，真打不过庞德。因为庞德被激，已经是愿意以死相拼的了。俗话说：“不怕横的，只怕不要命的。”庞德破釜沉舟，就是死在沙场上也要打败关羽，这是很可怕的。在战场上，他使了一个“拖刀计”，一箭把关羽的左臂给射伤了，掉下马来。幸亏关平前来相救，加上于禁怕庞德得了头功，马上鸣金收兵，关羽总算保住一条性命。

　　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曹操用人用得非常到位，他知道自己怎么用人，应该掌控到什么度，这是用人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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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7-8-26 13:33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行事的权术

　　曹操玩弄权术，不仅在用人方面，也在行事方面。关于曹操行事的权术，我们举三个事例。

　　第一个事例是“借头稳军心”（卷四《曹操会兵击袁术》）。

　　袁术占据淮南称帝，曹操带３０万大军进攻袁术。两军长时间对峙，军粮跟不上，一时无法解决。为了救燃眉之急，曹操下了一道密旨，命令管粮官王垕，让他每一天克扣一点军粮，今天大家吃一斤米，明天剩下九两，后天就剩下八两了，每天都少一点，这样可以节省军粮。

　　军士们肚子越来越饿，饿得受不了，怨声载道。这时曹操知道军粮快要运到了，于是出尔反尔，下令把王垕的脑袋割下来，向全军宣布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的罪状。

　　在杀王垕之前，曹操对他说：“欲借汝头以示众耳。”王垕觉得自己无罪，曹操说：“吾亦知汝无罪，若汝不死，三十万人心皆变矣。”我虽然不该杀你，但是又不得不杀，我要借你这颗头来稳定军心。

　　克扣军粮，原本是曹操自己出的计策，王垕却做了替死鬼。从道义上说，这一行为的确非常卑鄙丑恶，毛宗岗这里批道：“纯用霸术。”（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评语）

　　但是曹操用这个“霸术”是为了达到一种特殊的目的——为了稳定３０万大军的军心，他不能不这么做。３０万大军的军心一旦涣散，这场战争就必败无疑。所以嘉靖本引用史官的话评道：“虽然妄杀一人，却瞒三十万人，免致失散，此曹公能哉，而用诈谋也。”
第二个事例是“割发权代首”（卷四《曹操会兵击袁术》）。

　　毛宗岗曾经批评说：“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回评）“割发权代首”这件事也是很奇特的，鲜明地表现了一代奸雄的权术。

　　建安三年夏四月，曹军出兵讨伐张绣。行军途中，正赶上一路上麦子都熟了，农民因战乱逃亡，不敢收割麦子。为了取得民心，曹操下了一道命令，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此去，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作践者，并皆斩首。”

　　不料，曹操的战马突然被一只鸟给惊了，窜到麦田里头，践踏了麦子。曹操马上下令部队停下来，要处置这件事情。他叫来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踏麦田之罪，说：“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伏众乎？”于是拔剑做出要自杀的样子来。

　　众将官都来求情，郭嘉还举出“法不加于尊”的“《春秋》之义”，说：“丞相总统大将，岂可自残害也？”

　　这时曹操才说：“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暂记过。”于是用剑割下自己的一缕头发，扔在地上，说：“割发权代首耳！”

　　这件事使得“万军悚然”，沿途行军的时候，对百姓的麦田都秋毫无犯。

　　小说肯定了曹操的这一举动，引用史官的评论说：“此乃曹操能用心术耳。”毛宗岗本在这里也评道：“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七回）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曹操的确是很会用权术，很会用诈术的，他用得恰到好处，用得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是很不容易的。

　　耍权术有两种境界：一种境界是耍权术耍得大家心里很不舒服，很不愿意接受，虽然也知道应该这么做，但是心理上不能接受，感情上不能接受。还有一种境界，是耍权术耍得大家很高兴，知道应该这么做，做完以后大家还口服心服，说非这么做不可。曹操的权术就是耍到了第二种境界，耍到大家都能够接受，觉得这么做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就应该这么做。

　　耍权术耍到人家不觉得你是在耍权术，这是耍权术的最高境界。曹操能达到这个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的坦率。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我这是在耍权术，但是我不能不这么做，我只能这么做。所以大家能够接受，接受他的权术，也接受他的坦率。

　　这和刘备是不一样的。刘备也耍权术，但总是耍得不坦率，耍得做假。所以老百姓能看出来，老百姓说：“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当阳之战，赵云在万军之中，出生入死，把阿斗揣在怀里救出来，送给刘备。刘备接过阿斗，顺手往地下一摔，说：“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卷九《张益德据水断桥》）刘备好歹也一米六七的个儿，把阿斗往地下这么一个摔，不说摔死了，好歹也摔残了，胳膊腿儿都摔断了。可是他拿捏得恰到好处，就这么一扔，不伤也不残，只是为了做出样子来，让大家接受。但是接受是接受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出这是“刁买人心”。

　　老百姓评价曹操的“割发权代首”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是诈术，是权术，而不说他“刁买人心”，这样反而能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来理解他，这是很有意思的。

　　第三个事例是“许攸问粮”（卷六《曹操乌巢烧粮草》）。

　　官渡之战时，曹操和袁绍两军对峙。许攸是曹操少年时候的好朋友，正在袁绍帐下做谋士，可是他向袁绍献的种种计谋，袁绍都不接纳。袁绍这个人是极不善于用才的，虽然他身边的谋臣高明的也有很多，像沮授，像许攸，都很了不起，但是他都不加以重用，“不纳直言”。

　　这时曹操大军的粮草一时接续不上，于是他给荀彧写了一封信，让他赶快把军粮运过来，要不再过两天就断粮了。这封信被许攸截了，交给袁绍。袁绍说：“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谋也。”把许攸叱退了。

　　当天深夜，许攸离开袁绍营中，投奔曹操。曹操听说少年好友来了，十分高兴。他正在洗脚，连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就出来迎接他，“抚掌大笑”。

　　曹操光脚迎接尊贵的客人，这是从汉高祖刘邦那儿学来的。当英布前来投靠刘邦的时候，刘邦也是正好在洗脚。赶前赶后，什么时候来不好，就在洗脚的时候来。古人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来投靠他，他这一口饭正吃着，含在嘴里头，尚未咽下，立刻把它吐出来，赶快去迎接贵宾，这最能表现求贤若渴了。

　　曹操携着许攸的手，一起走进中军帐，曹操“乃先拜于地”，行足了礼节。接着就问许攸，有何计策可破袁绍。

　　许攸问道：“丞相军粮还有几何？”曹操说：“可一年支用。”许攸心知底细，笑着说：“非也。”

　　曹操又马上减了百分之五十，说：“有半年耳。”许攸一听，生气地说：“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耶？”他想，我诚心诚意来投靠你，你却这么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趋步出帐”。

　　曹操赶紧挽留他，说：“子远勿嗔，尚容实诉：运至军粮，可支三月。”又减了一半儿。
许攸不禁笑道：“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曹操也笑着说：“兵不厌诈，尚容布露。”于是附耳低言说：“寨中止有此月之粮。”

　　许攸应声说：“休得诳语，汝粮尽绝！”并且拿出曹操发给荀彧的求援信，这下曹操才说了实话。

　　于是许攸给他献了一个计，就是“乌巢烧粮草”。这是很高的一招，我没粮食了，我先让你也没粮食，烧了你的粮草，就断了你的供给，而且我还得了粮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经过许攸指点，曹操劫烧了袁绍在乌巢的粮草，最后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

　　“许攸问粮”这段描写极为生动，写出了曹操外示信任而内怀疑虑，外示热情而内怀奸诈，就像商人在市场上谈生意一样，“无商不奸”，讨价还价。曹操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多疑多忌，他要考验许攸。当曹操知道许攸已经截获了他的求粮信，还能够来投靠他，他就相信许攸了，采用了许攸献的“乌巢烧粮草”之计。

　　谋臣对曹操说：“袁绍屯粮之所，安得无准备？丞相未可轻信，恐中许攸之计耳。”但是曹操胸有成竹地说：许攸绝对不会骗我，“若彼有诈，安肯留我军中乎？”他识人极明，心里有数。

　　所以我前面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曹操过人的高超之处。因为他看到许攸已经截获了他的信，明明可以借此来进攻他，却没有这么做，所以许攸投靠他是真心真意的。而且他还把许攸留在曹营里，不让他一走了事，还让荀攸、贾诩看着许攸。许攸是拿自己的生命来当人质的，人最惜命的，哪有一个人不怕死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相信许攸的。

　　而且，曹操心里也明白，这一计果然是好计。他原来没敢用这一计策，是因为他不是袁绍那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去烧粮草才能成功。许攸告诉他，可以“选精兵诈为袁军”，打着袁军蒋奇的旗号去乌巢劫粮，肯定能马到成功。许攸替曹操想得非常到位，他怎么能不相信许攸呢？

　　所以，从“许攸问粮”可以看出曹操行事时不同常人的机警和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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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33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四）权术与性格

　　曹操的权术不仅仅用在对人对事上，表现在他的性格方面也是真真假假，让人揣摩不透。

　　毛宗岗有一个诛心之论，说曹操“宜哭反笑，宜笑反哭，奸雄哭笑，与人不同。”（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评语）真是一针见血。

　　如果你交往的是个奸雄，是个像曹操这样非常有心计的政治家，或者说是野心家、阴谋家，这时候你得非常明白，他笑的时候也许是在哭，他哭的时候也许是在笑；他对你好的时候可能脚底下在使绊子；他脚底下使绊子的时候没准真对你好。所以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能顺着去认识，常常得反着去判断。

　　曹操性格非常爽直，与刘备的“喜怒不形色”形成鲜明对照，曹操是喜怒皆形于色。但这种形于色的喜怒背后，也许正隐藏着某种难与人言的心机。

　　比如赤壁之战，曹操率军狼狈逃窜，在途中有三次大笑，每一次笑都笑得非常恐怖（卷十《曹操败走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

　　第一次在乌林之西，曹操正狼狈逃窜呢，却“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说：“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要这里埋下一军，如之奈何？”话音未落，赵子龙一彪军杀出，曹军被打得丢盔弃甲而逃。

　　第二次在葫芦口，曹操“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说：“若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又是“说犹未了”，张飞大军杀出，曹军又被杀得人仰马翻。

　　第三次到华容道，曹操又“在马上加鞭大笑”，说：“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读者读到这儿已经毛骨悚然了，预感到这一笑准出事儿。果然关云长横刀立马，出现在曹操面前。

　　看来，曹操的笑的确很不吉利，只要他一笑，危险就接踵而至。

　　再看他的哭。关羽放他走，他仓皇逃生，已经没有危险，本来该笑的时候，曹操反而哭了。他忽然“仰天大恸”，一再说：“孤哭郭奉孝耳！”“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说罢又“捶胸大哭”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哭得呼天抢地，而众将皆“默然”。

　　郭奉孝就是郭嘉，他是曹操手下的谋臣，生前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屡建奇功。

　　正如毛宗岗所说的：“哭死的与活的看，奸甚。”（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评语）的确，曹操这是哭给他手下那些人看的。那些手下人要不是真的了解曹操的话，肯定弃他而走了——我们都不如郭嘉，还留着干什么？不过那些手下人都知道曹操说的是真话，是心里话，这是激励他们应该像郭嘉那样，不仅对我忠心耿耿，而且要献出你们的智慧来辅佐我。

　　看来这个时候曹操是真该哭的，一哭就哭出名堂来了，哭出手下人对他进一步的忠心耿耿，当然也哭出他直率的性格来。曹操是一个“心口如一之小人”，该哭时就真哭，哭得大家口服心服。用哭的方式来鞭策他的手下，来激励他的手下，这是曹操非常独特的一种方法。

　　当然，正因为独特，所以也让人琢磨不透，不明白他到底想些什么，不明白他哭的时候是不是在笑，笑的时候是不是在哭，不明白他的哭和笑是真是假。
这就是权术的妙用。权术使到极高明的时候，会觉得他所有的假的东西也许都是真的，因为他实在太真实了，太坦率了，让大家觉得他真实、坦率。所以他的这种哭，也能让众军将潸然泪下，沉痛反思。

　　其实，奸雄大笑的时候，心里也许正在痛哭；奸雄痛哭的时候，没准心里正在暗笑。曹操这位“心口如一之小人”，原来也有心口不如一的时候！

　　更进一步地说，也许奸雄使权术使惯了，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哪是真哪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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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35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

　　前面咱们讲了很多有关曹操作为千古第一奸雄里“奸”的部分，下面侧重讲讲他“雄”的部分。

　　作为奸雄，曹操有着独特的奸雄的胆识。毛宗岗说：“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唐太宗题其墓曰：‘一将之智有余’，良然，良然。”（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回评）

　　“一将之智有余”，可以作为曹操雄才大略的定评。

　　（一）讨伐董卓

　　先看第一个事例“自荐行刺董卓”（卷一《废汉君董卓弄权》《曹孟德谋杀董卓》）。

　　在汉代末年，董卓是个紊乱朝政的奸臣。作为董卓的对立面，曹操和十八路诸侯在当时应该属于正义的一面。怎样对待董卓这个人物，很能考验各路诸侯不同的战略。

　　董卓入洛阳后，执掌朝权，汉朝政权旦夕难保。司徒王允假称过生日，设宴后堂，跟众大臣一起商讨对策。

　　酒至半酣，王允忽然“掩面大哭”，讲到董卓掌握大权，欺负皇上，自己一筹莫展，“吾等舍死，无益于国”。说到这儿，“众公卿尽皆掩面而哭”。

　　这时只有骁骑校尉曹操一人抚掌大笑，站起来说：“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你们整天没完没了地哭，能把董卓给哭死吗？

　　王允听了，厉声责备他：“汝祖宗食禄汉朝四百余年，不思报本，反欲纵贼耶？汝去告变，吾等死亦汉家鬼也！”

　　曹操回答说：“非笑别事，笑众大臣无一计杀董卓耶。某虽不才，略施小计，可断董卓头，悬于都门外，以谢天下。”

　　原来曹操早就“有意以图之”，多日来“进身以事董卓”，取得了董卓的信任。这时他毛遂自荐，向王允借得家传七宝刀，决意入相府谋刺董卓，“万死无恨”。

　　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为什么他非得向王允借刀？他自己也有刀剑，却非得向王允借这把家传七宝刀。看来曹操的心思的确与众不同。他知道，自己去行刺董卓，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了当然很好，很光荣，但是失败了怎么办？他不得不有所准备，所以必须借这把七宝刀。

　　后来曹操果然没杀成董卓，在千钧一发之际，他马上跪下来把这把七宝刀献给董卓。你想，如果他用的是一把普通的刀剑，这一招就没法使了。这就是曹操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样他才能瞒过董卓，得以脱身。

　　行刺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道掩面大哭而无所作为的众大臣来，曹操无疑显出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高出众人一筹，成为汉末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么做不过是匹夫之勇，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连“一将之智”都够不上。对曹操来说，这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他后来渐渐明白，自己生命的价值远远比干这种冒险的事情高多了。但是仅仅这一次，也可以看出曹操的与众不同。

　　第二个事例是“首倡讨董”（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

　　曹操行刺董卓不成功，逃到老家后，先发矫诏，招募义兵，扯起招兵旗，旗上大书“忠义”二字，招了一大堆的军马，很多人投到他的麾下，有文臣，也有武将。虽然他原来的地位不高，但这时已势力大增，足以成为一方诸侯了。

　　于是曹操“首倡讨董”，第一次登高而呼，会盟十七路诸侯，亲作檄文，讨伐董卓。袁绍、袁术都是名官贵族，但真正起来首倡讨董的居然是曹操。尽管他的地位不高，但挺身而出做这种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曹操身当乱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是他第一次以一方诸侯的姿态，昂首挺胸地步入政治舞台。

　　曹操这么做，已经开始表现出他超过“一将之智”的雄才大略了，他不是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也不是轻易拿自己一支军队去冒险的。他觉得要扳倒董卓，要扫平汉朝的奸邪，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络各路诸侯。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联络各路诸侯的过程中，他可以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他不可以与人言，但咱们却不能不知晓的一个心计，是曹操独特的心计。

　　本来曹操的军队远远不如袁绍，也远远不如袁术，他的军队比别的诸侯势力要小很多。但是在各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他就可以借机发展自身的势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如果不掌握住这个机遇，那他就难以很快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从最后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机遇，使曹操自身的势力大张。

　　而且曹操很注意自己行动的分寸。他虽然发起了这次义举，却不去争着当诸侯领袖。曹操非常清楚，他的智商超过所有的诸侯，但他不能过于冒尖，他得处好自己的位置。这表现出他的情商也很高。

　　所以他真心诚意地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来做盟主。袁绍是“三公”之一，东汉时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是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地位很高。曹操认为应该由他来挑头，自己在后面给他们出谋献策就行了。
当然，出谋献策也需要很高的情商。因为你所有出的谋、献的策，都得作为袁绍他们出的谋、献的策，我只是给你建议，由你们来发号施令。

　　曹操一面出谋划策，尽心尽职地辅佐袁绍，调遣各路诸侯；一面反对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重用刘备三兄弟，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

　　于是诸侯军队势如破竹，董卓连战失利，从洛阳溃退到长安。这时曹操当机决断，向袁绍建议，乘胜追歼残敌，希望“一战而天下定”。这是很有远见的。

　　但是袁绍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们各怀异心，利用这个机会，抢夺钱财，抢夺位置，甚至抢夺皇帝的玉玺，各自谋取私利。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从此夭折。

　　曹操看透了：“竖子不足与谋。”（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他看透了袁绍等诸侯表面上势力很强，但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个人的私欲太重，缺乏政治眼光。

　　他也看透了，袁绍等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来不过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短视之徒。想干大事，但是生怕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军队，各路诸侯都要保全自己的实力，不肯轻易拿自己的主力军去打仗。

　　各路诸侯很明白这个道理，谁要冲锋陷阵，谁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拿自己的实力开玩笑，所以叫作“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指的就是不顾一切地去夺取小利。所以说这些人是“竖子不足与谋”。

　　这更加坚定了曹操的信心，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凭借他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他完全可以自立旗帜。

　　咱们注意到，小说里经常把董卓和曹操并称，那么董卓和曹操究竟可不可以并称呢？或者换句话说，曹操和董卓究竟有什么不同吗？

　　毛宗岗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必要结民心，奸雄必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资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毛本《三国演义》第六回回评）的确，卓、操是不可并称的。他们的区别很大，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贪欲和权势欲的代表，都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权势欲，这没问题。但是董卓极力要满足的是个人的贪欲和权势欲，他要把天下全部归于个人，让所有的天下人来满足他个人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则不同，曹操也要满足贪欲和权势欲，但他是把贪欲和权势欲作为一种政治事业来做，要把整个天下平定，征服群雄，做成一种政治事业，一种名垂千古的事业。他们两人的志向不同，曹操以天下为志向，以平定天下为志向，以名垂后世为志向；而董卓仅仅是要满足他此生此世的个人私欲。

　　正是因为有第一点的不同，所以有第二点，就是董卓和曹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截然不同。

　　董卓有一句名言：“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他拿“天下”做旗号，残酷地欺压“小民”，他没想到“天下”就是由“小民”组成的，没有“小民”，哪有这个“天下”呢？所以董卓从来视百姓如草芥。有一次他带军出征，走到阳城地方，当时正是二月，百姓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命军士把百姓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人头，居然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卷一《废汉君董卓弄权》）。

　　但是曹操却完全不一样。与董卓针锋相对，曹操也有一句名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曾不止一次地这么说。作为国家的根本是什么？是老百姓。老百姓生活稳定了，民心安定了，那么国家就安定；老百姓生活不稳定，民心不安定，国家就不安定。曹操非常明白这一点。虽然后人说曹操是法家人物，但这句名言表达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

　　比如，曹操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一些长者对他说：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太平了。于是曹操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而“操亦心中暗喜”。

　　曹操本来可以乘胜追击，攻克冀州，一举击败袁绍，但是因秋禾待熟，曹操恐怕枉废民业，便力主秋后进兵。众谋士皆劝曹操：“若恤其民，必误大事”，而曹操却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其民，纵得空城，有何用哉？”（卷七《曹操仓亭破袁绍》）

　　所以，如果说董卓是拿天下做幌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曹操就不一样，他的确是心系天下、以民为本的。这跟他整体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有关。

　　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这是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董卓之所以致败，曹操之所以取胜，这是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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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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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2007-8-26 13:35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时候，曹操选择了一种非常英明的政治策略，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应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汉末所有野心勃勃的官僚都明白的道理。在曹操之前，连外戚、宦官也都知道，只要打着皇帝的旗号，就可以无所不为.

汉献帝刘协九岁即位以后，立即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抢夺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权力，谁要是掌握了他，谁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下臣”。

　　先是董卓带重兵到洛阳，焚烧宫室，强行把献帝裹胁到长安，自为太师，号曰“尚父”，大封亲信，诛伐异己。三年后，司徒王允假手吕布，消灭了董卓，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上，一时大权在握。但很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又杀进长安，诛灭王允，抢走献帝。不久，杨奉、董承、韩暹等人控制了长安，献帝被控制在他们手上。

　　当献帝迁都洛阳后，即下诏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曹操与众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今车驾旋转，东京荒芜，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拔扶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虽有进节之臣，其何能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虑，亦无及矣。”（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四回作：“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文辞虽然有异，语意大致相同）

　　于是曹操不失时机地派专使进京上表，声称要辅佐王室，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当献帝与百官被李傕、郭汜领兵追逼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这是曹操派夏侯惇为先锋，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曹操又差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数万，倍道前来协助。曹操则亲率大队兵马，于次日到来。献帝不禁称赞道：“曹将军乃寡人社稷之臣也！”（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

　　“洛阳保驾”的故事，显示出曹操具有超越其他诸侯的雄才大略。

　　虽然当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利用天子的名义，或发兵征伐其他诸侯，或以封官赐爵的方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这不仅可以自立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会产生显著的权势效用。

　　我们看到，曹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同意荀彧的看法，认为只有“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取得一个“顺”的地势，即“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

　　人们常说，三国“三分天下”，曹操一方得“天时”，孙权一方得“地利”，刘备一方得“人和”。各有所得，所以能够三足鼎立。

　　值得注意的是，得地利，不一定得天时；得人和，也不一定得天时；但得天时，实际上就有可能得人和。因为得天时是“顺”，事情一顺就好办了，事情一逆就不好办了。顺水而下，非常顺当；逆水而上，相当困难。

　　刘备表面上是“顺”的，说我的血统是姓刘的，汉朝就是刘氏皇族的天下。但是姓刘的皇族宗亲太多了，你是姓刘，但只是无数姓刘的皇族宗亲中的一个，为什么就该你这一个姓刘的来得天下，不该其他姓刘的来得天下呢？刘表、刘璋的血统比刘备还纯粹，地位比刘备还高贵，为什么不该刘表、刘璋得天下，就该你刘备得天下呢？这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刘备不管这些，他始终打着我是皇亲国戚的旗号，我是“刘皇叔”——皇帝的叔叔，比皇帝辈分还大。他老是打这个旗号，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不顺的。他“逆”，“逆”了以后只能打旗号，做广告。咱们知道，凡是做广告的商品，有时可信度反而降低了；而不做广告的，反而可信。商品一做广告，人们就会怀疑你不“顺”，或者是销售不好，或者是假货，要不然你为什么花那么些钱做广告？这是消费者的一种接受心理。

　　但是曹操不需要做广告，因为他就是汉朝的丞相，征伐天下，名正言顺。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天子的旗号，至于天子同不同意，只有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只有我跟天子关系最密切，天子在我的掌控之下，天子的年龄太小了，他得听我的。所以我说的就是天子说的，那么天子说的当然也就是我说的；我做的事情都是天子要做的，天子要做的正是我在做着的。

　　而且，曹操打的还不只是天子的旗号，还是统一天下的旗号。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大家都各据一方，这个时候倡导统一，就是“顺”的；其他人都割据，就是“逆”的。曹操要统一天下，以辅佐天子来统一天下，从名义上讲很“顺”。刘备想建一个自己当天子的王朝，那就不“顺”了，尽管他也姓刘；孙权想建一个自己当天子的王朝，就更不“顺”了。因为他们都不是汉朝天子，他们想要越过汉献帝，而不是辅佐汉献帝，所以都不“顺”，怎么做都不顺。而曹操怎么做都“顺”，因为他是汉朝丞相。所以曹操这一招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策略。

　　曹操为了使自己的这个“顺”，能够“顺”得更符合他的权术，更能满足他的需求，更能实现他的志向，他又接受了董昭的建议，“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把国都迁移到许昌。

　　他对汉献帝说，洛阳宫殿残破，粮食不足，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危险。而许昌“地近鲁阳，城廓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矣，可幸銮舆”。这话说得很好听，但实际上他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把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小说写道：“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出入常带铁甲军马数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卷四《吕布夜月夺徐州》）可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央政权，以便号令天下，这是曹操政治上最厉害的一着棋，给他的称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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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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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7-8-26 13:36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独运其谋

　　许多掌握大权的人并不一定真正有本事。像董卓曾经大权在握，王允也曾经大权在握，杨奉他们也曾经大权在握，但是他们都没什么真本事。

　　而曹操是有真本事的人，“一将之智有余”，说的就是他的“智”超过一个将领之“智”，是一个领袖之“智”。这种领袖之“智”，在曹操自身的实力构成上很容易显露出来。

　　在孙权一方，他能用周瑜、用鲁肃，后来能用吕蒙、用陆逊，用人不拘一格，这是他的本事。但是他自己有多少本事？他的才智勇武如何？我们看不出来。

　　孙权的哥哥孙策临终授印，就对他说：“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意思是，要争夺天下，你不如我；但是要守江山，你比我强。可见作为个人的才能，才智勇武，孙权不如孙策；但是作为一个核心人物，领袖人物，孙权有这个本事，他能把大家拢住，能够用人，还能够让大家信服并拥戴他。

　　因为孙权“雄而不奸”，有着比较纯粹、比较正面的英雄品质。在小说里，孙权身上的弱点要少点，至少让人可恶、可恨的东西要少，比刘备、比曹操都要少。在三位领袖人物当中，如果要选一位口碑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得分最高的恐怕是孙权。

　　连曹操也深深地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曹操的感慨，也是后代很多人的感慨。有这样的继承人真好，能够拢住所有的人。因为曹操自己也觉得他的儿子曹丕虽然颇有才能，但至少在人望上还是不行。曹操是在“人望”这一点上看重孙权，并不是在真本事上看重他。

　　同样，在刘备一方，刘备离了关羽，离了张飞，他几乎无所作为；离了诸葛亮，他更是一事无成。在蜀汉集团中，他只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一位政治领袖，这是刘备的特点。

　　作为一种精神的凝聚力，作为一位政治的领袖人物，在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刘备的确占据了一个位置。因为他姓刘，有皇族的血统，所以由他来拥戴皇室，他自认为是最“顺”的，最正统的。

　　中国古代毕竟实施的是宗族血缘制度，血缘、血统最能从根本上说服人、感召人。即使是改朝换代，只要还是姓刘，人们心理上比较能够接受；而姓刘的如果一下子变成姓朱的、姓王的，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血统不纯正。

　　所以，如果这个江山被刘备夺走了，大家容易接受，因为好歹还是姓刘的天下；但是被曹操夺走了，大家就不可接受，因为变成姓曹的了。这种“血统论”、“正统论”的观念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宗族血缘观念，这是根深蒂固的，是无法改变的。但是除了血缘纯正以外，刘备自己在文韬武略上有多大本事，也显露不出来。

　　但是在曹操一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曹操手下，出谋划策的文臣，有荀彧、郭嘉、程昱、贾诩、荀攸等；冲锋陷阵的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个个都能独当一面。曹操手下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但大多是侧重某一方面的“单项选手”，缺少文武兼备的“全能选手”，缺少像诸葛亮、周瑜那样的全才。

　　曹操一方真正的文武全才是谁呢？就是曹操本人。曹操是一个“全能冠军”，要智有智，要谋有谋，要武吧，比如刺杀董卓，他也能挺身而出。所以他是一个全能冠军，这是很难得的。

　　在很多时候，曹操都是用计、带兵“一手包”。在平定袁术、袁绍、吕布、张绣、马超等战役中，小说都充分描写了曹操高超过人的政治智谋和傲视群雄的军事才能，这是孙权、刘备自愧不如的。

　　比如“赤壁之战”，三方对垒，实际上是三方用智、两方对垒。

　　在孙权一方，最重要的人物是周瑜，运用自己的智谋，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孙权是靠边站的，然而他是起决定作用的，最后一票等着他投，最后的主意要他拿。

　　在刘备一方，最重要的人物是诸葛亮。刘备也是靠边站，他连投最后一票都没有权利，他完全听诸葛亮的，几乎是个傀儡。诸葛亮的智力超过周瑜，但他不得不借助于周瑜的智谋和武力，这叫“借力打力”。“借力打力”是最省劲儿的，所有诸葛亮的智谋都是“借力打力”，投机取巧。

　　另外一方呢，则是曹操本人，他完全是自己拿主意，自己出谋划策，自己指挥军队。

　　所以在赤壁之战中，曹、孙、刘三方用智、两方对垒，其实是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人在斗智斗勇。他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高下难分。

　　比如该战中，火攻是最核心、最要害的一招。没有火攻，就没有孙、刘联军的胜利。所以当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他急火攻心，吐血了。人谋不如天算。人再有办法，怎能在寒冬腊月之时，去呼唤东南风呢？没有东南风，若想火攻，不是自己烧自己吗？即使几十万大军一起吹气，也不能把火吹到北岸去。

　　冬天的西北风非常强劲，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空阔地带，西北风呼呼地一吹，江上放火，不仅烧不到曹操的军队，反而烧了东吴自己的军队。不管谁，即使有再大的本事，都不能让火逆风而燃，去烧了曹操的战船。
这时候，如果没有诸葛亮出神入化的本事，周瑜精心策划的赤壁之战是很难获得全胜的。所以整个赤壁之战中，最不可靠、最不可信、最玄乎的，就是“借东风”这一招。

　　我们知道，东风是借不来的，却可以掐算出来。在寒冬腊月的天气里，是否可能有两三天刮起东风呢？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很小，也许一百年甚至一千年才能出现一次。但这一次恰恰被诸葛亮算着了，曹操没算着。

　　曹操并不是没想到东吴会用火攻。当庞统给他献连环计时，他非常高兴，手下的谋臣程昱提醒说：连环计是陷害你的计策。所有的船都被系在一起，果然能如履平地。但是东吴要用火攻，一艘船都跑不掉，这是很危险的。

　　曹操心里明白，却很自信。他对程昱等人说：“夫为大将者，先明天时，次察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何尝有东风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乘风力以发之；彼如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虑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何敢不提备耶？”（卷十《曹操三江调水军》）

　　农历十月小阳春，就是阳历十一月初。十一月初，一般会出现一周左右的“小阳春”气候，会吹来东南风或西南风。如果此时双方对决，一定要提防东南风。但是赤壁之战时，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前后，恰好是阳历十二月底到第二年的一月初这么一段时间，离“小阳春”已经很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东南风，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曹操的本事是非凡的，上知天时，下察地理，不是一般的将领能够超越的，也不是一般的谋臣能够超越的，程昱就没想到冬天不可能有东南风或者西南风。

　　遗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年偏偏在寒冬腊月刮了三天东南风。曹操还是被诸葛亮拔了头筹，诸葛亮的能力又高过曹操，但这已不是人的能力，而是带点神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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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37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四）驾驭天下智力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毛本《三国演义》卷首）

　　曹操的确很重视智力。曹操曾经和袁绍两个人有一段聊天的话，很有意思（卷七《曹操引兵取壶关》）。曹操与袁绍起兵抗董卓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如果这次打败了怎么办？曹操反问道：“足下意欲若何？”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表现出曹操与袁绍在决策方面的根本性差异：袁绍崇尚武力，而曹操相信智力。而且曹操相信的不仅是个人的智力，更是“天下之智力”。

　　曹操是个说实话的人，他明白说，我一方面求贤若渴，用人不疑；另一方面，还要“以道御之”。这个“道”不是一般的“道”，而是道术之“道”，也就是前面讲过的那种最高的权术。曹操要用最高的权术来驾驭天下的智力，这是他的高超之处。

　　郭嘉曾论袁绍的“四败”与曹操的“四胜”，即在度、谋、武、德四个方面，曹操都胜于袁绍（卷四《夏侯惇拔矢啖睛》）。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八回，又把“四败四胜”演义为“十败十胜”，加上道、义、治、仁、明、文六个方面的比较，两人的优势和劣势被展露得更为全面。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郭嘉的智慧，而是人民的智慧，是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后得出的智慧。

　　咱们还可以拿刘备和曹操再来做一个比较。

　　汉末时期，天下动荡，群雄逐鹿，人才之争是第一要务。在人才的争夺战中，刘备是觉悟得最晚的一个。

　　刘备从顽童时起就开始做皇帝梦，可是当曹操、孙权已经成大气候的时候，刘备依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奔波于各路诸侯之间，无立锥之地。他确实是英雄，但怎么也找不到英雄的感觉，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拉起队伍来。

　　这是为什么？司马徽曾经一语道破其中缘由：“盖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卷七《刘玄德遇司马徽》）

　　的确，因人才观念的滞后，刘备为此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所以他像“困龙”一样长期干涸而不得入水。

　　正是司马徽的警示，让刘备幡然醒悟，于是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一旦有了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刘备就不是原来的刘备了。

　　可见，“得人才者得天下”。但是仅仅得人才还是不够的，还得像曹操这样，能够吸引人才，能够不择手段地挖人才，始终以唯才是举、知人善任著称于世，这样才能保证人才供应源源不断。

　　李贽评论说：“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十四回总评）曹操广纳人才，这样才能成就王霸之业。

　　在曹操的手下，容纳了很多降将。比如陈琳替袁绍写檄文，痛骂曹操，曹操仍然接纳他。他觉得陈琳再怎么骂他，好歹文章写得很好，连他这么强悍的人，都被骂得出了一身冷汗。那么他用了陈琳以后，陈琳也可以继续写檄文来骂别人，把别人骂死，那不也是挺好的吗？

　　曹操很能容纳人，很能用人，很善于驾驭人才。在小说中，有两个故事最为广泛传颂。
第一个故事是“三哭典韦”。

　　典韦是一名武将。在曹操与张绣大战的时候，典韦为了掩护曹操，死拒寨门，最后中箭中枪而死。这一战是曹操少有的大败，在痛失典韦的同时，他也失去了自己的长子和侄儿。

　　战后，曹操亲自为典韦祭奠，痛哭着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无痛泪，独号泣典韦也！”（卷四《曹操兴兵击张绣》）实际上他心里也为自己的儿子和侄儿流泪，但是真正给大家看的是哭典韦。

　　回到许都，曹操又立祀祭奠典韦，在祭坛上，他第二次痛哭流涕。后来他封典韦的儿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自己的府第里。

　　第三次是事隔一年，曹操带着大军，经过典韦死难之地，曹操想起典韦，忽然在马上放声大哭，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

　　曹操的哭，可能是真哭，也可能是假哭，我们并不清楚。即使他的哭是假的，他对典韦的感情恐怕还是真的，因为毕竟典韦救了他一命。

　　曹操这一次又一次的痛哭，恐怕也出于一种动机，出自一种权术，是要哭给其他人看的。就像毛宗岗所说：“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

　　你瞧，典韦为他而死，曹操能够时时放在心上，一年之后还不曾忘怀，他如此重情重义，其他的谋臣武将怎能不为他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呢？

　　第二个故事是“礼遇关羽”。

　　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屯土山约三事”写到“古城聚义”（卷五《张辽义说关云长》至卷六《刘玄德古城聚义》），细致地描写了曹操对关羽的非凡礼遇。

　　这段描写同时写了两个人的道德风尚：一个是关羽的义，还有一个就是曹操的义。

　　关羽是曹操很早就看中的一个人才，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曹操就看中关羽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不同凡响，是可用之才。所以才有“屯土山约三事”的故事。

　　在屯土山，关羽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被围困住。如果不投降，关羽可以杀出重围或者战死沙场，但是刘备的两个妻子也会因此而死。关羽觉得不忍心，所以就接受了张辽投降曹操的建议。

　　关羽提出了投降的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

　　曹操接受了这么苛刻的条件，因为他要由此来感化关羽。刘备虽然和关羽有结拜之义，但曹操也可以想方设法感化关羽，让他跟自己义气相投。

　　所以，曹操就请汉献帝封关羽为寿亭侯，给他盖了一所很大的宅第，豪华装饰，送了一批丫环、厨师伺候他，成天“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让关羽享受富贵荣华。

　　但是关羽的心没有被曹操所打动，这是写关羽的义。因为兄弟结拜就得讲求信义，如果关羽能够被曹操打动的话，那就不是“义薄云天”的关羽了。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刘备死了，就另当别论。我觉得要是刘备真死了，关羽肯定会投降曹操，而且会对曹操死心塌地，因为遇上像曹操这么一个能赏识他的“明主”也不容易。

　　所以关羽后来还是帮曹操去斩颜良、文丑，也是觉得若不立功，会对不起丞相。虽然他明明知道，立这个功要得罪自己的兄长刘备，但他也不得不立。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报答曹操的恩情。实际上关羽还是觉得自己欠了曹操的人情，所以才有后来华容道捉放曹的故事。这是后话了。

　　曹操礼遇关羽的高潮，是为关羽送行。当曹操得知关羽不辞而去的消息时，先是“大惊”：“云长出矣！”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明智、通达、干脆利落地处理了这一事件。

　　他首先赞赏关羽之行，对关羽离去，曹操的部下皆愤愤不平，有的主张追而杀之，曹操却力排众议，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千金不可易其志，真仗义疏财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

　　其次，曹操仍然极力笼络关羽之心，亲自为他送行。关羽表示：“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会，别当酬之。”

　　最后曹操还成全关羽之志，赠别之后，又三番五次地委派专使，通令沿途关卡不得刁难关羽一行。所以关羽一路杀过去，杀了不少曹操的将领，但是曹操还是放了他，不予追究。

　　曹操的这种肚量，这种胸怀，的确与众不同。这种损己利人的事，一般的人可做不到，只有曹操这样非凡的奸雄才能做到。

　　曹操为什么对关羽如此周到呢？其实质在于“取信于天下”。当日屯土山关羽相约三事，曹操已答应“吾愿从此三事”，所以这时曹操说：“吾昔日曾许之，今日故舍之。若追而杀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也。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嘉靖本引后人之诗评论曹操的行为说：“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卷六《云长擂鼓斩蔡阳》，毛本删去此诗）

　　曹操礼遇关羽，义释关羽，并非蚀本买卖，从网罗天下英雄的效用来说，这么做有着很强的广告作用。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燕昭王即位，用很高的薪水来招纳贤才。这时有一位叫郭隗的人，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

　　古代有一位大王，命令手下人带着一千两金子去买千里马。手下人寻访了三个月，终于找到了千里马，但这匹千里马已经死了。这个人还是花了五百两金子，把千里马的骨架子买回来了。

　　大王见了，非常生气，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你现在花了五百两金子，只买来一个死马的骨架子，干什么呀？”

　　手下人告诉大王说：“大王，您连死马的骨架子都能花五百两金子买来，何况活马呢？天下人一定认为大王您能买马，千里马必定会送到的。”

　　果然不到一年，就有三匹千里马牵到这儿来卖。

　　昭王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所以先把郭隗树为贤才，给他高职、高薪。郭隗本身能力不怎么样，都能得到这样的高职高薪，天下的人才跟他一比较，觉得自己怎么也比郭隗强呀，所以就纷纷来投靠燕昭王。

　　成语“千金买骨”，就源于这个故事。

　　曹操礼遇关羽，用的就是“千金买骨”的策略，也是一种铺垫。因为曹操很明白，除非刘备死了，要不然他是留不下关羽的。曹操知人善察，他应该会有这种眼光。现在刘备还在，关羽不能不走，所以他宽宏大度地放走关羽，这个姿态必须做，而且必须做到位，要让关羽死心塌地地对他有感恩之情。他这么做，不仅仅是针对关羽一个人，他是要告诉天下贤才：像关羽这样的人，我对他这么好，都能让他来去自由，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曹操虽然一直礼贤下士，网罗群才，但是有时候却不免恶名在外，影响了他的形象。因为他为了笼络人才，有时做了些不道德的事。比如伪造徐庶母亲的信，把徐庶骗到许昌，最后逼得徐庶的母亲自尽，徐庶被迫留在曹营。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确实很不人道。

　　曹操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给天下人树立一个求贤若渴的君王形象。他写的《短歌行》就表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卷十《曹孟德横槊赋诗》）

　　所以曹操礼遇关羽，成为了一种美谈，展现出曹操的政治胸襟和王者气质。有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他就可以接纳更多的人才。而且，有了这种轰动效应，一旦他接纳了这些人才以后，他就可以很好地驾驭这些人才，让人才为他所用。

　　这时曹操已经威镇中原，位极人臣，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不再拘泥于一人一将之得失，而在于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以吸引一大批真正理解并忠于自己事业的将士。

　　曹操义释关羽，这一情节是以史实为依据的。《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裴松之注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正因为曹操“智足以揽人才”，所以唐太宗评价他“一将之智有余”。这是一种领袖的风范。作为奸雄，曹操也不是一般的奸雄，而是具有一种领袖风范的奸雄。

　　此外，曹操举才“不念旧恶”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正如张绣谋士贾诩所说的：“曹公王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

　　例如，破袁绍后，发现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谋士荀攸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皆将书焚之，遂不再问”（卷六《曹操乌巢烧粮草》）。

　　曹操的这种做法是从汉光武帝那里学来的。毛宗岗在小说中评道：“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毛本《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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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地"

（一）煮酒论英雄

　　在衡量一个人的时候，不仅要看他想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够做到什么。很多历史上或文学中的人物，如果仅仅从他想要做什么来衡量，而不是从他实际做什么来衡量，那就有可能产生“误读”。

　　因为历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历代撰写的史书和文学批评著作，总是给我们灌输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在认识历史上或文学中的人物的时候，不是根据他自身的所作所为去探究他的内心世界，而往往是想当然地去发掘他的行为动机。人物的行为动机究竟是什么？真正能够印证的，应该是他的行为。如果不是以他的行为去印证他的动机，只会曲解他的动机，甚至会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

　　我觉得历代对历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就有这个偏差，历代阅读《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形象也有这个偏差。

　　人们先入为主地认定曹操是奸雄，认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要夺取汉朝天下，是要取代汉献帝来做皇帝，这样的人就是“奸臣”。所以奸雄等于奸臣。

　　中国古代在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奸臣的时候，标准并不在于他是否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真正的奸臣，应该是觊觎王室、谋权夺位、图谋不轨的人。

　　但我们现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图谋不轨时，首先考虑的是他行为的动机，而不是他的实际行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判断曹操是不是奸臣，应该看他做了些什么，而不能仅仅看他想做什么，更不能仅仅看他可能做什么。

　　曹操自己是以英雄自居的，而且他早就看出刘备是英雄，是“人中之龙”。

　　在小说中，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则自始至终以诚相待，恩礼相加，并允许其来去自由。

　　当刘备在诸侯角逐中尚无立足之地，被吕布打败暂投曹操时，曹操就预见刘备为当今天下之英雄。刘备第一次投曹操时，曹操的谋士力主剪除刘备，以绝后患，当即被曹操断然拒绝。他说：“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所见同也。”所以曹操待刘备“以上宾之礼”，表荐他为豫州牧（卷四《曹操兴兵击张绣》）。

　　不久，刘备再次被吕布所困，失城池，散二弟，陷老小，不胜狼狈，又来投奔曹操。曹操一如既往，热诚接待。平定吕布后，又引他觐见献帝，认皇叔，拜左将军，封宜亭侯。

　　这时，一班谋臣无不为曹操担忧，提醒他说，如今皇帝认刘备为皇叔，这等局面恐“无益于主公”。曹操则大度地回答：“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外向耶？”依旧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卷四《曹孟德许田射鹿》）。

　　毛本《三国演义》将曹操的这段话删改为：“彼既认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旨在揭示曹操“千古奸雄”的内心隐秘，这就是以动机论人物，实在不可取。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学圃行韬晦之计，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青梅煮酒论英雄”，固然是曹操试探刘备的计谋，但也表现出他对英雄人物的评价和见解。他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隐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吐冲天地之志，方可为英雄也。”

　　曹操一一否定了那些貌似强大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璋、刘表、张绣、张鲁、韩遂等，分析了他们的弱点和特点，认为他们都称不上是英雄；而唯独对当时身处逆境，尚未能施展作为的刘备，视为当今之英雄。他对刘备说：“方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那么，为什么曹操仅仅把刘备作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英雄？为什么放眼天下的诸侯，曹操只认准了当时毫无实力、在后园种菜、韬光养晦的刘备？为什么特别看重刘备？这的确值得深思。

　　要知道只有英雄才能真正地识英雄，这叫“惺惺惜惺惺，英雄识英雄”。

　　曹操自视为英雄，在他看来，英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曹操曰：“胸怀大志，腹隐良谋。”

　　首先，英雄必须以天下为志。曹操自己就是以天下为志的，他也看出刘备这个人抱有高远的志向——他不会长久屈就于小小的县令，或者屈就于小小的太守，之所以会那么做，都不出于本意，刘备本人抱有更大的志向，那就是要夺取天下。

　　此外就是“腹隐良谋”，这是曹操出自奸雄的本性对英雄的独特诠释。曹操知道刘备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是一个看不透的人。他尽力想试探刘备，猜透刘备，他觉得别人都能够看透，就是刘备看不透。所以他觉得越看不透的人，越是个谜，对他来说也越有吸引力，所以他会把刘备视为英雄。

　　当然，曹操说刘备是英雄，也的确有试探的意思。试探时，谁会一笑置之？实际上刘备吓得筷子都掉在了地上，这是瞒不过曹操的。越表现出惊慌失措的举动，越能使曹操坚定地相信刘备这个人真的是“腹隐良谋”，是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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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庸君与强臣

　　从英雄的具体表现来看，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的志向不是靠着直接称王称帝去夺取天下得以实现的，而是靠着拥戴汉王朝来实现“包藏宇宙”、“吐冲天地”的志向。
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在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这个历史过程中，一方是曹操，一方是孙权，还有一方就是刘备。在曹操、孙权、刘备这三位领袖人物当中，谁最后当上皇帝了？谁没当上皇帝呢？答案很简单，刘备和孙权都当上了皇帝，而曹操却自始至终未当皇帝，他是在曹丕称帝后被追认为魏武帝的。

　　还有一个问题：曹操自始至终未当皇帝，但是历代人们一直斥责曹操是奸臣，却没有人把刘备和孙权称为奸臣，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三国争霸，最后由以曹魏为代表的这一方统一了天下，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曹丕统一天下，首先称帝，他是曹操的儿子，儿子称了帝，跟爹有关系，爹得负责。

　　曹操平生未称帝，却在生前死后一直被人们称为奸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角度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角度，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庸君和强臣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在论历史人物曹操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见《曹操论集》）

　　皇位不稳，这是一种感觉。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这个感觉，有这种感觉的只是庸君。如果是一个明君，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是一个明君的话，会觉得反正我是皇帝，你有再大的本事也大不过我，我的地位比你高，本事就比你强。但是如果是一个庸君的话，他随时会有这个感觉，犹如芒刺在背。

　　对于腐朽的东汉王朝和无能的献帝，曹操最终都没有取而代之，这并非出于道德的信守和纲常的维护。他的确有僭越之心，起初因为畏惧而有所收敛。曹操诛杀吕布以后，谋士程昱劝他说：“今吕布已灭，天下震动，可行王霸之机乎？”曹操回答说：“不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轻举。”（卷四《曹孟德许田射鹿》）

　　所以小说里写“许田射鹿”，这是曹操的一次觊觎皇位的试探性举动。

　　曹操特意请献帝田猎，与献帝并马而行，只差一马头。汉献帝射鹿射不着，曹操用天子的金鈚箭，一箭就射中了一只大鹿。这就如前面所说，曹操是全能冠军，打猎也在行。

　　群臣将校误以为鹿是献帝射中的，都踊跃而来，向献帝高呼“万岁”。这时“曹操纵马而来，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当之”，当仁不让。关羽看了非常生气，想刺杀曹操，被刘备拦住了。

　　这次试探性举动，一方面表现出曹操那种强悍的精神，那种得理不饶人的态度，当然还有做事光明正大的性格特征。曹操赤裸裸地表现出：我就是比你强，我就是比你能。你汉献帝有这个天下，有目前这种尊贵，是因为有我曹操；没有我曹操的话，你只是被人家抢来抢去的一粒棋子，一个玩意儿。有了我曹操，才有你的地位；没有我曹操，就没有你的地位。曹操就要显示出这种姿态来。

　　另一方面，这种“欺君罔上”，“专权弄国，擅作威福”的行为，的确超越了君臣的名分，充分体现出曹操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所以群臣对他敢怒而不敢言。

　　这件事对汉献帝来说确实是莫大的屈辱，他只能把这种屈辱深深地藏在心底，跟别人不能哭诉，只好回家跟老婆伏皇后哭诉。他说，曹操“奸计多端，专权弄国，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见之，有若芒刺。今在围场上，自迎呼噪，早晚图谋，必夺天下。欲至临期，吾夫妇未知死于何处也！”

　　这时候皇后的父亲伏完建议，让献帝写一份密诏，让皇后缝在玉带里头，赐给国舅董承一件锦袍，加上这条玉带，让他把密诏带出去，好召集天下义士来讨伐曹操。

　　董承果然来了，接受了这个锦袍玉带。但是皇帝当面不能明说，怕被底下太监传出去。曹操很狡猾，董承穿着锦袍玉带一出宫，就见到曹操。曹操让他把袍子脱下来，他要试着穿穿，看这个锦袍穿起来好看不好看。然后东照照、西照照，看里头到底是否藏有东西。幸亏没看出名堂来。

　　董承感觉到这锦袍玉带里有东西，但回家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火苗掉下来，把玉袋烧着了，才看到里面藏有密诏。密诏让董承组织一帮人马来讨伐曹操，于是董承陆陆续续地召集了一帮人。但是董承实在也没有什么好主意，事情一拖长，最后败露了。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曹操杀戮七百多人，并捕杀董承的女儿董贵妃。

　　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化，曹操又借故杀死伏皇后，并诛杀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

　　这是曹操直接威胁皇室的最扎眼的两次举动，是他所有的罪行里罪大恶极的两条罪状，后代的历史学家和小说读者对此都切齿痛恨。

　　所以明代文人徐渭写《四声猿》杂剧，让祢衡痛骂曹操，必须把这两件事写进去，让祢衡一并痛骂。既然能威胁到皇帝的妻子、皇帝的妃子，那么肯定也就威胁到皇帝，这就是作为臣子最大的不忠。

　　献帝的“衣带诏”写道：“近者权臣操贼，出自阁门，滥叨辅佐之阶，实有欺罔之罪。连结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皆非朕意。”（卷四《董承密受衣带诏》）

　　献帝说，曹操的所作所为都不是我的意思，他是自作主张，把我架空了。从他的话里可见，献帝为了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所以要国舅董承等人“殄灭奸党，复安社稷，除暴于未萌”。
如果撇开君臣的关系不论，撇开忠不忠这种道德准则不论，曹操与献帝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无硝烟的战争。汉献帝觉得我应该有权，但是我被架空了，没有权了；曹操也觉得我应该有权，我不能放权。后来曹操在杀伏皇后时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卷十四《曹操杖杀伏皇后》）

　　既然如此，应该讨论的就不是谁忠谁奸的问题，而是汉献帝应不应该有权。

　　从汉献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九岁当皇帝，没有本事，没有功勋，仅仅因为享有继承权就当上了皇帝，他应该有权吗？

　　如果客观地看，我们可以说汉献帝不应该有权。真正的权应该掌握在那些懂得用权，也可以用好权的人手上，而不是掌握在那些天生就赋予权力的人手上。

　　应该确认的是谁能用好权，谁就应该有权，而不是谁天生就有权力。所以，谁应该有权，这是可以选择的，应该由贤者来掌权。“天下者，非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是汉末人的共识。汉献帝何德何能，为什么天下就应该是他的天下？

　　可见，曹操与献帝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君臣之间因权利分布不均而引起的争权夺利。

　　在这场君臣争权夺利的战争中，臣属于弱势，他只能靠强权、靠拳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能够靠道德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在道德方面他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叫他死他必须得死，皇帝叫他放权他当然必须放权，皇帝让他回家归隐山林他也必须归隐。

　　但是曹操不这么做，他已经掌握了权力，他还必须巩固住这个权力。李贽说得很明白，他说：“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续焚书·强臣论》）

　　能够帮助国君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臣，他的地位终究还是臣，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谋自强”。如果不“谋自强”，而甘心于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有被人杀掉的危险。西汉初年的韩信吃的就是这个亏，所以他强臣没做到头，被刘邦除掉了。

　　李贽又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而必先之以庸君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续焚书·强臣论》）

　　曹操之所以是强臣，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因为汉献帝是庸君。当时人们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治世、乱世，皇帝有直接的责任。因为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应该负责，所谓“罪不在天下，罪在朕躬”。天下大乱，应该罪在皇帝。皇帝是第一责任人、第一法人，就应该负全责。皇帝自己不负责，让别人负责，让别人为他巩固天下，他反而觉得别人的势力强，非把他剿灭不可，这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公平的。

　　反过来看，“英君多能臣”。如果是英君的话，他能够驾驭这些臣子来建立一个安定团结的社稷国家。正因为汉献帝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辅佐的是像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当然便是汉初萧何、张良、曹参那样的辅国能臣。

　　虽然曹操和汉献帝之间是一种权力之争，但是它并没有导致曹操篡夺皇位，反而使曹操让献帝将自己的女儿曹贵人册立为正宫皇后，把自己和皇家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有史以来，任何见识超前、才智过人的宰相，都难以得到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尚且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

　　曹操一生，“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他的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

　　但是，曹操的权势尽管不断扩大，但一不危及百姓衣食，二不阻碍社会进步，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

　　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才能恰如其分。从曹操的实际行为来看，他并没有篡权夺位，还够不上“篡国奸臣”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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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垂史册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曹操在当时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他要有他自己的政治权衡，也要有他自己的历史权衡。他之所以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心为了扶持社稷，安抚百姓，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曹操的性格有其可爱的一面，就是他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有文才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文人士大夫气质的政治家。

　　中国古代能写好诗、好文章的文人不少，能当好皇帝的人也不少，但是既能写好诗、好文章，又能当一个好皇帝的人并不多。汉武帝、魏武帝、唐太宗，就那么几个，扳着手指头就可以数下来。曹操是个很有文才的领袖，比汉武帝、唐太宗还有文才，在他身上显露出浓重的文人气质。

　　作为文人，曹操心里非常明白，人终究是要死亡的，不可能永远活下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死后的评价比生前的评价更重要，也更长久。“赢得生前身后名”，“身后名”比生前的名声更重要。所以曹操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两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从现实利益来考虑，曹操作为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使自己“征讨有名，赏罚有制”，便于夺取更大的权力，充分满足自身的权势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无实权，而自己虽为丞相却操纵着天子的实权，这比起空有其名而又受到各方声讨的袁术“实惠”多了。

　　另外，当丞相既然已经实现了某种抱负，是不是就可以放权，回家种田去呢？既然权势已经很高了，也建立了很大功勋，那么为了表白自己没有任何二心，把权全部交出来，自己回家隐居去，行不行？

　　曹操说这可不行。他说得非常明白，我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卷十二《曹操大宴铜雀台》）。我不能为了赢得这种道德的名声，就放弃自己的权力，让千秋后代的人都歌颂我，说我曹操多么伟大，在权势如此之高时放权，这很了不起，是急流勇退，像春秋时期越国的范蠡、西汉初年的张良等人一样。曹操不愿意这么做，他认为这么做是“慕虚名而处实祸”。

　　因为曹操非常清楚，“诚恐已离兵为人所害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放权，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他的子孙就不保了。曹操是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为了历史的评价，我可以不夺取皇位，但是我不能轻易放权，这是为子孙计，也是为我自身在世的利益计。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现实利益考虑。

　　曹操第三个方面的现实利益考虑，是为国家计，不能轻易放权。曹操作为奸雄，和董卓不同，他不仅仅有满足个人私欲和权势欲的一面，也有为国家考虑的一面。

　　曹操觉得，如果没有我在朝廷中做宰相，“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卷十二《曹操大宴铜雀台》）。这是事实，曹操死后，刘备称帝，孙权称帝，曹丕也称帝。曹操死了，汉末社会缺少了一种象征，一种国家统一的象征，所以会出现很多人称王称帝的现象，国家变得四分五裂了。

　　正因为如此，曹操不能轻易放权，一放权就意味着国家四分五裂。靠着汉献帝那点本事，是绝对统一不了国家的，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象征的意义上都统一不了国家。所以曹操大权在握，“舍我其谁”？

　　除了这三个方面现实利益的考虑，曹操还有着理想主义的考虑。这种理想主义的考虑是，如果一旦篡了权，称了帝，千秋后代都会骂我；如果不称帝，不篡位，千秋后代想骂我都骂得不到位，你没法骂到位，因为实际上我没有称帝，没有篡位。

　　中国古代有个十恶不赦的罪名，叫作“谋反”。所谓“谋反”之罪，就是在还没造反之时，先把他灭掉；等他造反了，那就不叫“谋反”，而是真反了。汉献帝给曹操定的最大的罪名，在他的“衣带诏”里写得很明白，就是“图谋不轨”，也就是“谋反”。

　　但是曹操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他认为我并没有谋反，我从来都不想篡位称帝。我只不过是想做周公，辅佐汉朝天下。顶多也不过是想做周文王，为周武王讨伐夏纣、统一天下奠定基础。这是曹操给自己的历史定位。因为曹操非常明白，他不能轻易放弃现实中的利益，也不能轻易放弃在历史上的定位。

　　从历史利益考虑，曹操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想要断绝古往今来的议论，使自己千秋万代不受骂名。许攸等人游说袁绍兴兵攻曹操时，宣称是“讨汉贼以扶王室”。袁绍让陈琳草檄，声讨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虽然如此，但曹操毕竟掌握了皇帝，他可以“以天子之诏”令天下诸侯，而其他诸侯则做不到。相比之下，曹操不是更为名正言顺吗？

　　所以当曹操兵下江南时，蒯越劝刘表的次子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丞相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这可以看出当时天下的舆论导向。

　　建安二十年，曹操女曹贵人被立为正宫皇后，汉朝政权完全掌握在曹操股掌之间了。曹操征西后，文武众官再次议立曹操为魏王。尚书崔琰独持异议，骂曹操是“篡汉奸贼”，被曹操杖杀。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终于被册立为魏王。即使如此，他仍然未取献帝而代之。

　　等到魏、吴合兵，大败关羽以后，孙权非常害怕蜀国报仇，于是上书曹操说：“孙权久知天命以归王上，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

　　曹操看了以后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卷十六《曹操杀神医华陀》）这句话有双关含义。五行学上，汉是所谓“火德”，“居炉火之上”，就是取代汉朝，自立皇帝。曹操名义上拥戴汉王朝，实际上大权独揽，这是名利双收的事。一旦自己直接做皇帝，就可能引起多方面的反对。所以他心里明白，孙权表面上的奉承话却包藏着险恶的用心，这是要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烧烤。

　　所以他说：“吾自事汉三十余年，虽有功德，位至于王，于身足矣，何敢更望于外乎？”“苟天命在孤，孤即周文王矣。”这既是对自身政治角色的现实定位，也是对自身道义角色的历史定位。

　　小说中引诗评道：“奸雄曹操立功勋，久欲临朝废汉君。只恐万年人唾骂，故言吾愿学周文。”（卷十六《曹操杀神医华陀》）
其实，“学周文”并不是曹操的“故言”，而是他的真心话，更是他的真实行为。曹操在世时决不做篡逆之事，这在表面上显然是“忠君”的举动，是符合传统的政治道德的。因此，连深恶曹操的毛宗岗也不得不称道：“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毛本《三国演义》卷首《读三国志法》）

　　从历史上看，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各地诸侯纷纷而起，各霸一方，“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

　　刘备打下汉中后，立即称王；两年之后，又自立为帝。称王称帝，其速度之快，真有点史无前例。元末人陶宗仪说：“盖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论秦蜀》条）

　　而孙权继承父兄基业，不是也想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能者为王，胜者为王，这是三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无须责难。

　　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更不是不能当皇帝。从他的实力、权力来看，他可以轻而易举杀掉汉献帝，得到天下，很多人都劝他这么做，他也曾经萌生过这种念头，但到头他也没这么做，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有当皇帝。

　　咱们看到，曹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献帝，如果要灭掉汉献帝，他怎么会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他呢？这不等于让自己的女儿守寡吗？这种蚀本的买卖他不会做。要做的话，他会干脆把献帝杀了，把他的女儿嫁给别人。但是他愿意把女儿嫁给献帝，也真的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这么做是对的，这里就涉及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这种个人选择，实际上表现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应该说，任何人都有非常强烈的欲望，一个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强烈欲望，他的精神力量、意志力量是强大的。曹操能够克制自身的欲望，坚守自身的身份，这种个人意志力的确是惊人的，是令人赞叹的。

　　再进一步看，当一个人有着强烈的欲望，又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他还能控制住自己，还能够遏制自己的欲望，还能够很准确地给自己一个现实的定位、历史的定位，这种人的意志力更强大。

　　曹操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权力，轻而易举地把汉献帝杀了，但他没有这么做，一辈子也不会这么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能够恰到好处地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且是控制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欲望，从而准确地确定自己现实的政治角色和历史的道义角色，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强大的意志力，这种强悍的性格，难道不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吗？

　　曹操能够认准自己一生中的道路，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毫不迟疑，毫不犹豫，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什么地方能够越过去就越过去，什么地方不能越过去就不越雷池一步，很好地掌控自己的生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掌控历史对自己的评价，这的确是千古独一无二的奸雄！

　　咱们知道，尽管在历史上，曹操曾长时间地被定性为奸臣，甚至成为“大白脸”在戏曲舞台上一直扮演奸臣形象，但是作为历史人物，最终还得恢复他的真实面目。因为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得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他为汉末以后整个大的历史趋势，为晋朝的统一，立下了卓著的功勋。因为统一是历史的趋势，只有统一才能够为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安定生活。这种统一的历史趋势，是由曹操奠定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定位，谁也改变不了。

　　阅读曹操，我们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曹操既可敬又可恶。

　　曹操的强悍性格，值得我们钦佩，在他的身上，有许多优点，包括这种性格的强烈感染力，都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曹操又很可恶，令人痛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杀此老贼”，这也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一种普遍的情绪。

　　还有一点，我认为曹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位驰骋于政治疆场的风云人物，他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存，也是为政治而死，为政治而不朽。曹操的整个人格是一种政治性的人格。作为普通人，咱们可以景仰他，敬佩他，也可以厌恶他，痛恨他，但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心底里喜欢他，亲近他。

　　读者有可能把曹操视作一种榜样，或者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恶人，但是绝对不会把他看作一位密友。因为一旦交上这么一位朋友，何时被他出卖了，你都不会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要耍权术，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不是简单地要“解民于水火之中”的抱负，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权势欲，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曹操带给我们的阅读感受。作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我们可以多角度地认识曹操，评价曹操。这种认识和评价不仅可以增加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机会，而且可以成为认识自己、认识生命的一面镜子，我觉得这是阅读曹操更有意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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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如此君子

　在整部《三国志演义》小说当中，魏、蜀、吴三方的领袖人物，真正能够和曹操相媲美的是刘备。所以，人们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如果要找一个对仗的句子，我想说刘备是“心口不一的君子”。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道德本性来看，刘备“德胜于才”，是古人称道的“君子”，老百姓说的“好人”；而曹操“才胜于德”，是古人贬斥的“小人”，老百姓说的“坏人”。另一方面从个人性格来看，刘备的突出特点就是“心口不一”，他说的和想的不一样，做的又和说的、想的不一样，我们看他就像雾里看花，很难看透他的心思；曹操不同，曹操是“心口如一”的，即他说的和想的往往是一样的，他做的和他说的、想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他，连他的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曹操不怕暴露自己，刘备生怕暴露自己，所以这两个人物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刘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始终把曹操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看待，这成为了他自觉的行为准则。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这段话见于《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七《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刘备觉得，只要每个方面都和曹操对着干，这样大事就可成了。所以曹操不是刘备假想中的敌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天敌”。刘备只有时时处处与曹操相对，才能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也才能显出他的真正价值。他要取得天下，要建立功勋，他就一定要跟曹操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心口不一的君子”究竟有哪些特点？他是如何做到与曹操不一样的？下面咱们就好好地探究他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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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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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

（一）高贵的血统

　　历来人们都说刘备是“君子”，是“明君”，是文人士大夫，甚至是老百姓所向往、所爱戴的好皇帝。

　　在《三国志演义》中，刘备形象确实具有君子风范，他的性格基调是“宽仁厚道”，或者“仁慈宽厚”，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人物的基调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的“宽仁厚道”，跟他的雄心大志是相辅相成的。要没有雄心大志，人们也不会称颂他的“宽仁厚道”。大家想想，一个胸无大志、庸庸碌碌的人，成天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他待人诚恳，心肠忒好，人们也不过夸他老实巴交，谁会称他“宽仁厚道”呢？

　　刘备从小就胸怀大志，甚至想入非非，要当皇帝。小时候，他家屋子的东南角有一棵桑树，高五丈多，长得非常茂盛，整个桑树撑开来像一个大车盖子似的。刘备跟小伙伴们一块儿在树下玩，他说：“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他的叔叔听到这话，非常着急，立刻责备他说：“汝勿妄言，灭吾门也！”随便讲这种话，是要灭族的。

　　可见刘备从小就有当皇帝的志向，这是很少见的。小说把刘备的这种志向做了肯定的描写，而且还把这种肯定的描写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刘备长相的描写。刘备的长相与众不同，“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据中国古代的相法，这是十足的帝王相。这当然是夸张性的描写。双手过膝，比例不当，有点像猿猴。而耳朵特别大，显然是有福之人，咱们看到寺庙里佛祖的塑像就是双耳垂肩的。刘备的大耳朵是他的面容上一个标志性的器官，所以落下绰号叫“大耳儿”，或者贬义的“大耳贼”。小说这么描写，就是要强调刘备天生就是帝王种子。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的众多英雄豪杰中，公开宣称想当皇帝的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是像董卓，像袁术、袁绍之类的“反面人物”。包括曹操、孙权在内，都一直没有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想当皇帝，顶多是心里想想，或跟自己的心腹说说而已。只有刘备与众不同，他是小说中唯一公开宣称想当皇帝的“正面人物”，作者也好、历代的读者也好，都众口一词地认可他这种想当皇帝的野心。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古人之所以会把选票投给刘备，这显然跟刘备高贵的血统有关系。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介绍说，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邦的这支血统，从西汉初一直绵延到东汉末，将近四百年，在刘备的身上，还能流淌着多少皇帝后裔的血液呢？尽管如此，刘备毕竟姓刘，而且是纯正的皇族宗室之刘，地地道道，如假包换。他的血统是纯正的，中国古人讲究这种血统的纯正。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宗法观念。不管一个人为人的品质怎样，不管他的性格怎样，一旦生在帝王家，就有这种高贵的血统。更何况刘备还随时随地亮出“汉室宗亲”的招牌，唯恐别人不知道，甚至还跟汉献帝论辈分，被称为“刘皇叔”。他是自觉地推销自身的皇家身份的。

　　为什么刘备一生颠沛流离，还有很大的号召力，还有很多人对他表示好感，愿意追随他？这和他尊贵的身份是分不开的。既然是汉室宗亲，是皇叔，所以他做皇帝就有着比曹操、孙权更为正当的理由。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正统观念。在小说中，很多人劝刘备当帝王，或者劝他篡位，都是拿他的尊贵身份来说事儿的，说你是皇叔，你是正经的、地道的皇家宗室，你得天下是正当的，名正言顺的，帝王非你莫属。所以这种高贵的血统是刘备最有政治号召力的地方，无论是董卓、袁绍、袁术，还是曹操、孙权，都跟他没法比。

　　其实这种正统观念在三国时期并不吃香，当时盛行的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要得天下，不是看你姓什么，而是看你有没有仁德，这是第一位的。

　　但是三国时期的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了变化。到三国故事逐渐成熟、蔚为大观的时代，即北宋以后，尤其是南宋皇室偏安东南一隅，人们对统一有一种期待，到了元朝，又成为蒙古族统治中国的特殊时代，这时，正统观念经过一班文人士大夫的鼓吹，早已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的心灵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种观念融进小说中，反映了人们对帝王血统的传承有一种热切的希望，有一种政治上的热切期盼，这样就形成了小说当中对刘备的帝王血统的夸张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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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4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二）仁义爱民

　　当然，老百姓认可刘备，并不仅仅因为他姓刘，是纯正的皇室血统，这还不够，还不足以使他享誉天下，不足以吸引那么多的人来拥戴他。在小说中，同样具有纯正的皇室血统的，还有刘表、刘璋等人，但是老百姓都不看好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刘邦取得天下后将近四百年，刘家的后裔成千上万，并不一定就轮到刘备当皇帝吧。那么，大家为什么就看好刘备呢？

　　在小说中，刘备之所以能够成为蜀方之主，能够最终赢得当时的民众和后代的民众的爱戴，单凭血统纯正是不够的，还得靠他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品质，可以是“仁”，可以是“德”，也可以是“义”，总之是一种正面的道德品质，而且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大家都能认可的一种道德品质。
前面曾经提到，当时人们认为，天下虽然是天下人之天下，但是真正居于上位的是什么呢？“惟有德者居之”。孟子早就说过：“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说，讲仁讲德，是刘备在老百姓心目中确立明君形象的杀手锏，也是一个好皇帝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在小说中，刘备的做派有时像山大王，但他和一般山大王最大的不同，是他极力强调这种正面的道德品质，而且强调得理直气壮。之所以理直气壮，跟他的血统有关。别人强调自己的道德品质，比如曹操，强调自己忠心耿耿，可是天下原本是姓刘的天下，不管怎么强调，都会有篡权的嫌疑。刘备却坦坦荡荡。在他看来，强调这种正面的道德品质，就是强调皇家的道德品质，他把两者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用一种很巧妙的办法把两者混淆在一起。

　　这样一来，大家在认可刘备高贵血统的同时，也认可了他宽仁尚义的品质；大家认可了刘备宽仁尚义的品质，就会认可他的高贵的血统，因为我们看不到汉献帝宽仁尚义，但是看到了刘备如何做到宽仁尚义，所以都会默认他是心目中理想的皇帝。

　　实际上，刘备在一生的实践中，都非常注意强化自己宽仁尚义的品质。这种仁德与血统的合二而一，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广告效应，成了老百姓的口碑。所以徐庶之母在教训徐庶时说：“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谁不仰之？况乃汉室之胄。”（卷八《刘玄德三顾茅庐》）张松力劝刘备夺取西川的时候也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况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即帝位，亦不分外。”（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诸葛亮劝刘备不要辞让，早登帝位，也说：“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于天下，况是大汉宗派，宜即正位。”（卷十六《汉中王成都称帝》）

　　可见，仁德与血统，二者不可缺一。刘表、刘璋虽然拥有宗室的血统，但仁德不足，难以获得认同。而刘备既是汉室宗亲，又有宽仁大德，当然是最理想的君主候选人。天下很多仁人义士之所以都拥戴刘备，支持刘备，并始终不渝地跟随刘备，与他的这一特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最终能看好他，与他的这种声誉和口碑也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曹操占有天时，孙权占有地利，刘备如何在天、地、人三者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显得特别重要。既然刘备无法占有天时和地利，那他必须拥有人和。事实上，刘备确实在人和上表现突出，即他的道德品质高尚，口碑好，所以诸葛亮能够看好刘备。在普遍意义上，在大家能够公认的那层意义上，看好的就是他这种仁德。

　　按照儒家的说法，所谓“仁义”之心，即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还可以因小见大，比如学一些“君子远庖厨”之类的德行，做一些“为长者折枝”之类的好事。读一读孟子的名篇“齐桓晋文之事”，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了。小说也是从这个角度描写刘备宽仁尚义的。

　　比如卷七《玄德新野遇徐庶》一节，写徐庶化名为单福，投靠刘备，希望能够一展宏图。因为刘备有“仁义之主”的声誉在外，但不知真假，徐庶要考验考验他。

　　刘备有一匹马，叫的卢马。徐庶看到这匹马，说：“此马虽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意为这匹马会妨碍主人，谁骑它，谁就要受到伤害。刘备对徐庶说起被蔡瑁追击、跃马跳檀溪的事情，徐庶说：“此乃救主，非妨主也。”于是假装劝他将这匹的卢马送给一个他讨厌的人，“待妨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无事”。

　　刘备听了此话，非常生气，就叫侍从“点汤”。这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客人来时先不上茶，先聊会儿天，一旦谈崩了，主人就叫“点汤”，让底下的仆人上茶，也就是逐客的意思。客人一看主人让“点汤”，就知道话不投机，赶紧走人。

　　徐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刘备解释说：“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义，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徐庶大笑说：“吾闻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试之耳。”“耳闻不如目见”，徐庶感到刘备果然名不虚传，所以死心塌地帮助刘备。

　　的卢马妨主，这是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性。刘备是“君子”，他宁可让的卢马“妨死”自己，也不能让的卢马“妨死”别人。如果换了像曹操这样的“小人”，肯定不愿冒被“妨死”的危险的。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仁义之主”，刘备的道德行为是真实的，虽然有时带着点儿作秀的成分，但至少在内心中是很真实的。

　　刘备总是很明确、很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一种“仁义之主”的形象。他非常明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汉末群雄逐鹿的局势下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他别具心裁的政治谋略。

　　因为在这个天下大乱的年代里，通行的是“霸道”。在大家都行“霸道”的时候，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施行一种“仁道”、“王道”，那么他就有特色了，就显眼了。但是施行“仁道”、“王道”，应该说是一招险招，风险比较大。比如曹操，他实力很强，由他来实施“仁道”、“王道”，是可以的，因为他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军事资本。如果是其他人，在实力不强的情况下，还要实行“仁道”，实行“王道”，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胆略。这是一种政治风险的投资，而刘备却明确地选择了这种风险投资

从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咱们看到了刘备的这种政治谋略是成功的。虽然开始时他焦头烂额，到处逃窜，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但最后他还是能够占据西川，在汉末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刘备能够选择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政治谋略，而且贯彻到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到底，的确有着过人的胆略。

　　好几次在危难之际，刘备当着众人的面表态：“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人”，或者说“吾宁死，而不做不仁不义之事”。他多次这样表态，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至少也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即在内心中一再强调，我一定要做这种人，别的想法、做法我得尽量克制，而“仁义”是我一定要这么做的。

　　宽仁尚义，是刘备非常明确的一种行为准则，也是传统公认的一种道德选择。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刘备的“仁德及人”，“爱民如子”。他所到之处，总是广施“仁政”，“与民秋毫无犯”，致力于使百姓丰衣足食。这是他一贯的行为，不管是穷是达，都是如此，所以他能够“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在当时口碑极好，老百姓无不拥戴他。

　　当他在小沛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的时候，“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卷四《吕布败走下邳城》）。

　　在新野，人民歌颂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卷七《玄德新野遇徐庶》）

　　当曹操大军南下，攻陷新野，逼近樊城时，有十数万百姓情愿离乡背井，随同刘备逃难，两岸哭声不绝。刘备“大恸”道：“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竟“欲投江而死”，幸亏“左右扯住”。他的做法虽然有点夸张做作，却很得民心，以至于“闻者莫不恸哭”。

　　这时曹操追兵在后，情势万分危急，诸葛亮劝刘备“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却哭着说：“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这话很快地传到百姓耳中，“百姓闻得，莫不伤感”（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

　　这是刘备立信立德于天下的第一桩轰轰烈烈的大举动。到“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诸葛亮还拿它说事儿：“当阳大败，豫州见有十数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义也。”嘉靖本还引后代史官习凿齿的评论，说：“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坟，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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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43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诚信待士

　　刘备不仅以“大仁大义”取信天下百姓，赢得了社会上一致称道的口碑，还以“大仁大义”吸引天下英雄，得到了很多有志之士的拥戴。

　　刘备爱民，也爱才，他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讲的还是“仁义”二字。

　　比如徐庶收到母亲的信，被迫离开刘备，前往许昌。这时，孙乾劝刘备不要放徐庶归曹，以防徐庶为曹操所重用。

　　刘备不同意，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

　　当然，刘备的这种竭诚相待，也得到了徐庶的丰厚回报，他临走前举荐了诸葛亮，彻底改变了刘备的命运。

　　又如对赵云，刘备第一次见到赵云时，就“甚相爱敬，便有不舍之心”（卷二《孙坚跨江战刘表》），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到赵云前来投靠以后，刘备更是以诚相待，非常信任。

　　江陵大战时，赵云几次孤身冲进曹操大军之中，单骑救主的时候，张飞、糜芳都以为赵云投奔曹操去了，只有刘备信心十足地说：“子龙与吾相从患难之时，他心如铁石，岂以富贵能摇动乎？”（卷九《长阪坡赵云救主》）果然赵云经过一场血战，救出了阿斗，为刘家保留了后代。

　　在刘备和赵云之间，构成了一种很和谐、很默契的道德纽带，这跟他与关羽、张飞的兄弟义气不完全一样，是一种朋友式的道德纽带。这种道德纽带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仁义”二字。赵云之所以看好刘备，就是因为他看重刘备“仁义”的道德品质。

　　赵云曾经明确地对刘备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卷二《赵子龙磐河大战》）他认为，目前天下大乱，汉献帝已经不足于支撑汉朝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应该肩负起恢复汉朝天下的大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他要支持刘备，拥戴刘备，鼓励刘备。这是赵云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唯一很难挑出毛病的就是赵云。赵云对刘备忠心耿耿，一直到最后，他已是７０多岁的老将了，还是对蜀汉王朝忠心耿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志向，和刘备一样的志向——恢复汉朝的天下。刘备跟赵云这样的仁义之士之间，有一种道德上的交流，一种精神上的交流。

　　正因为刘备对下属“大仁大义”，所以像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和刘备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如鱼水。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导后主刘禅要学习他的父亲刘备，“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清心寡欲，薄己爱民”（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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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45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四）平民的气质

　　作为一个帝王，刘备还有很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和关羽、张飞之间有着义薄云天的兄弟之情，这种兄弟之情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使蜀国大伤元气，这到底值不值得？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仁”与“义”有时是一个复合名词，兼指“仁”和“义”；有时是偏义词，偏于“仁”，或偏于“义”；但有时也有区别，就是“仁”归“仁”，“义”归“义”。一般情况下，讲“仁”属于帝王品质，讲“义”则属于兄弟之情，而兄弟之情的产生完全基于个人的平民气质。在中国古代，讲“义”，实际上是强调一种平民之间的朋友之情、兄弟之情，像《水浒传》小说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所以，如果说“仁”更多地指刘备的圣君风范，那么“义”更多地指他的平民气质。刘备不只具有帝王的远大志向和道德品质，而且具有一种平民的气质，他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帝王。

　　刘备本身就是“贩履织席之辈”，是个平民百姓。他虽然血统很高贵，但已沦落，是没落的贵族，靠卖草鞋、织席子过日子，是个小商小贩。正是这一点，使刘备富有一种很特殊的平民气质。这种平民气质，孙权没有，曹操没有，在其他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表、刘璋身上，都看不到这种平民气质，恰恰在刘备身上出现了这种平民气质。

　　正是这种平民气质，才使刘备为了兄弟之义，不惜牺牲天下，不惜牺牲皇帝的地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皇帝本来很金贵，不能轻易冒险，但刘备宁愿去冒险。因为他与关羽、张飞，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就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二弟皆死，他岂能独生？

　　当刘备听说关羽被杀的消息时，他哭倒于地：“孤与关、张二弟在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他伤心到了极点，竟至“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不进水食，但痛哭而已，泪湿衣襟，班班成血”（卷十六《曹操杀神医华陀》）。不仅泪流满面，湿透衣服，而且泪里带血，两只眼睛都哭得流血了。毛宗岗在这里评道：“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毛本《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评语）是啊，刘备与关羽、张飞，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比亲兄弟还亲。

　　这时的刘备，可以说完全失去了理智。为了亲兄弟的死亡，为了报仇雪恨，他愿意赴汤蹈火，他不顾“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大政方针，贸然率师复仇。赵云劝刘备时说：“天下者，重也；冤仇者，轻也。乞陛下详之。”（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可是刘备偏偏不会做这种因公废私的事儿。

　　刘备一生谨慎小心，但这一次却因为兄弟情义而显得鲁莽、冲动甚至愚蠢。正是所谓“天下为轻，义为重”（朱国桢《涌幢小品》）。这一行为导致了“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结局，造成了蜀汉处于危急的困境。

　　毫无疑问，刘备的这一行为显然有损于帝王的形象。他把“义”摆在“天下”之上，为了兄弟情义放弃了政治家的责任，服从一种更为高尚的、不为通常的功名利禄所支配的人的责任。也许，这时他的那种“贩履织席为业”的身份浮上了意识的水面。正是与关、张二人“同死”的愿望，使刘备超越了政治家的身份而具有了平民气质。

　　正如有的学者评论刘备时所说：“政治上的失败却给他带来了做人的成功。”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不肯定刘备，不喜欢刘备，却不能不肯定刘备为了兄弟所做的牺牲，一种心甘情愿的牺牲。

　　刘备舍弃一切为两个兄弟报仇，这种做法无疑得到了老百姓的好感。普通读者所喜闻乐道的，正是刘备身上的平民气质。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刘备能够和他身边的人一直保持普通的兄弟关系，建立深厚的兄弟情义，这使刘备很快与一般读者拉近了距离，这也是数百年来老百姓一直喜欢刘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政治家，刘备的这种行为可能是失败的。他一生都在忍，到这会儿居然忍不住了，可见出他的霸气不足；但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兄弟，他是最可靠的，可以托付终生。这是两种不同的评价。

　　可以说，君子风范与平民气质的统一，构成刘备形象艺术生命力的主要源泉。如果他只有君子的风范而没有平民的气质，老百姓并不会真正喜欢他。老百姓真正喜欢他，看好他，认为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就是因为他可以自己摆在比较低的位置上，跟大家平起平坐，是可亲可敬的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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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46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

（一）勉从虎穴暂栖身

　　以民心向背来衡量领袖人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传统。刘备形象所体现的这种“仁义”观念，寄托着小说家仁政爱民的理想。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小说中，曹操惺惺相惜，把刘备和自己并称为“英雄”，认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为此，人们常常称刘备是“当世之枭雄”。

　　在字典上，“枭雄”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这有贬抑的意思；其二是指智勇杰出的人物，具有褒奖的意味。

　　是不是智勇杰出的人都会有野心，都会强横？一个人，智勇双全，与众不同，从正面来看，是好的，他很优秀、杰出；但从反面来看，因为能干，他就不免会强横，而且富有野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有很多人，包括曹操、刘表、刘璋手下的一些谋士，都称刘备是“枭雄”，不可小看，这使刘备在“仁义之主”之外还拥有了“枭雄”的口碑。

　　作为“枭雄”，刘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位“君子”，却常常“心口不一”，想一套，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比如，刘备从小就想当皇帝，但只有在“小孩儿家口没遮拦”的时候，他才脱口说出心里的想法，长大成人以后，他就努力要把这种念头深深地藏在心底，轻易不让人知。

　　刘备虽然以“贩履织席为业”，却“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圆他的皇帝梦。直到２８岁，他的生命才有了第一次巨大转机，这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但这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还不是夺取天下。

　　但是刘备一直是有野心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到处宣传自己是汉室宗亲，有皇家血统。他第一次见到关羽和张飞的时候，就这么直率地推销自己，后来也一直这么做。

　　刘备想要掩盖自己的野心，实际上并没有掩盖得很严密，不时地还流露出这种野心，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枭雄”，因为他是有志于天下的人物，而不是庸庸碌碌之辈。

　　当时汉末动乱的时候，许多人都有志于天下，刘备也有志于天下。但是刘备有志于天下，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长处，那就是他的高贵血统。刘备之所以能够被曹操看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这一特点。

　　曹操可以瞧不上其他人，但却不得不对刘备刮目相看。像袁术、袁绍，虽然他们是三公九卿的后代，是贵族出身，但是没有皇家的血统，缺乏一个取代天下的正当理由。再如刘表、刘璋也有皇家的血统，但刘表庸庸碌碌，不具备刘备的政治韬略；刘璋性格柔弱，也不足挂齿。只有刘备，既有皇家的血统，天生就有取代天下的正当理由，又有野心，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仁义之主”，这既令曹操心中佩服，也令他惴惴不安。

　　在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前，小说写他寄人篱下，一败再败，常常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处于这种处境时，刘备首先展现的不是出人头地的野心，而是明哲保身、免遭谋害的本领。为了“保身”、“免祸”，他非常善于忍耐，表现出过人的机智。

　　尤其是与曹操的交往，让人不得不佩服刘备的智慧。正如毛宗岗所说的：“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处处保护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提防曹操，而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两雄相遇，两智相对，使读书者惊心悦目。”（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回评）

　　在投靠曹操时，为了提防曹操的谋害，刘备“就下处后园种菜，自己浇灌”。一位出身高贵、胸怀大志的汉室宗亲，居然不耻于亲自种菜，这需要多大的忍耐！

　　关羽想不通刘备为什么会这么做，认为这不是英雄的行为，批评他：“兄不留心于弓马以取天下，而学小人之事？”刘备回答：“非汝所知也。”

　　是啊，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的“韬晦之计”，确实是耿直的关羽百思不得其解的。但这点雕虫小技却骗不了曹操，曹操笑着对他说：“玄德学圃不易。”其实不是说学种菜不容易，而是说你要蒙骗我曹操不容易。

　　但是，刘备把这件不容易的事情做成了。曹操一生从未让异己者逃脱掌心，有的受到奴役，有的遭到囚禁，有的甚至被虐杀。只有刘备一个人，得以逃脱曹操的虎口，免于灾难，最终蛟龙入海，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可见刘备的机智的确高人一筹。

　　“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非常令人耐读，在闲情逸致中隐含着刀光剑影，在对饮倾谈中充满着机智斗赛，在悠闲文情中包孕着险诈机心。曹操畅论何为英雄后，用手先指着刘备，后指自己，说道：“方今天下，惟使君与操耳！”刘备听说后，大为震惊，吓得勺子、筷子都掉到了地下。小说一开始介绍刘备时，就称他“喜怒不形于色”，但这一次，他真是“惊恐失态”了。

　　当然，被人道破深藏不露的心机，尤其是被曹操这位目光犀利的人看穿心事，吓得勺子、筷子都掉到地下，这是常人都会有的举动。但是，刘备立刻以闻雷来掩饰自己，并自称：“自幼惧雷声，恨无地而可避。”他故意恶心自己，巧妙地逃过一劫，这就表现出他随机应变的过人机智。

刘备不仅从曹操那里安全地逃脱，而且在袁绍那儿也能虎穴脱身。在袁绍那儿危险更大。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但关羽刺颜良，斩文丑，结拜兄弟杀了袁绍手下的大将，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都被刘备耍滑头，蒙骗了过去。所以刘备很善于伪装自己，很善于蒙骗他人，这就是他的“极枭雄处”（卷六《云长延津诛文丑》）。

　　他在袁绍面前说的几句说辞，相当能言巧辩：“今曹操素惧刘备，备虽一时溃散，必有复仇之日。今知刘备在明公处，恐其协力攻曹，故特使关某诛杀二将。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乃借明公之手而杀刘备，断绝仇人，以除后患。愿明公思之。”袁绍一想，刘备说得很对，我怎么能中曹操“借刀杀人”之计呢？

　　接着，刘备自告奋勇，写信给关羽，让他前来辅助袁绍，“共诛曹操”。袁绍一听高兴了，说：“吾若得云长，似颜良、文丑复生也。”（卷六《刘玄德古城聚义》）袁绍是个傻瓜，没有韬略，他没想到招来关羽的前提是必须先把刘备留住才行。他不但没有把刘备软禁起来做人质，让关羽投靠过来，反而派刘备前往荆州，结联刘表，结果刘备趁机逃走。

　　可见，刘备是看准了袁绍的性格的。他这一招能骗过袁绍，但一定骗不过曹操。袁绍是不可一世的贵族，刚愎自用，从不多疑，而曹操是多疑的。刘备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袁绍的性格弱点，使自己得以逃脱。这是刘备“枭雄”品格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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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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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术高手

　　作为一代“枭雄”，或者曹操所称的“英雄”，在政治行为上，刘备常常表现出一种伪善的品格，即善玩权术。善于玩弄权术，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性。

　　比如刘备与吕布之间的关系。刘备为了自己的生存，对吕布出尔反尔，不讲信义，其反复无常，堪与吕布相比。

　　在徐州的时候，刘备与吕布称兄道弟，多次“仁义”地阻止关羽和张飞杀吕布。甚至吕布称他为“贤弟”，他也笑嘻嘻地答应，并留吕布在小沛暂住。

　　这时曹操采纳荀彧的“二虎竞餐”之计，假诏授刘备为徐州太守，并送密书，要刘备谋杀吕布。刘备认为：“他人志极事穷而来投我，我若杀之，大不义也。”（卷三《吕布夜月夺徐州》）所以阻止张飞杀吕布，还将密书交给吕布。没想到吕布真是“不义之人”，乘刘备发兵讨伐袁术之际，攻取了徐州，还掳走了刘备的妻子。

　　不久吕布把刘妻还给刘备，让他屯兵小沛。关、张心中不忿，刘备又表现出过人的忍耐，对关、张说：“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卷三《孙策大战太史慈》）

　　刘备很善于忍让，当袁术兴兵攻打小沛时，吕布出兵救他，对他说：“吾今特来解你之危，你异日得志，不可相忘。”（卷四《吕奉先辕门射戟》）于是用辕门射戟的方法，和平地解除了两家的争斗。

　　后来吕布与袁术定为儿女亲家，再攻小沛，刘备弃城而逃，投奔曹操，受封为豫州太守。曹操下书与刘备合谋杀吕布，刘备回复曹操说：“望相公大兴王师到来，备用为前驱。吕布乃狼虎之徒，轻则猖獗矣！备严兵整甲，专待钧命。”没想到吕布兵发小沛，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曹操生擒吕布，在白门楼，吕布对刘备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虏，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听了以后，点点头。

　　曹操叫人把吕布押过来，吕布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以服，天下不足忧矣。明公为步将，令布为骑将，则天下不足虑矣。”

　　曹操听了这话，有点心动，回过头来问刘备：“吕布欲如何？”

　　刘备回答说：“明公不见事丁建阳、董卓乎？”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义父，都被吕布杀了。刘备的潜台词是：你要是收留了吕布，将来吕布不也会害你吗？

　　曹操点头称许。吕布盯着刘备骂道：“是儿最无信者！”骂归骂，曹操到底还是命人杀了吕布（卷四《白门曹操斩吕布》）。

　　刘备为什么劝曹操杀吕布呢？从表面来看，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政治家的眼光，从大局来考虑，吕布非杀不可，不然会贻虎为患。但如果仔细研读上下文，不难发现，其中还隐含着私人恩怨。

　　小说写道，吕布有两次攻打刘备，两次都俘虏了刘备的妻子，第一次还给了刘备，与刘备和好如初，第二次吕布让糜竺将刘备家小送往徐州安置。在杀吕布的时候，刘备的妻子还在吕布手里，他怎不恨吕布？所以说刘备心里有私仇，但在表面上却表现得冠冕堂皇。

　　刘备“让三城”的政治事件，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权术。能把政治权术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非刘备莫属。

　　第一是“三让徐州”，这在历史上并无其事。从正史来看，陶谦病重，把糜竺和陈登找来，说我已经不行了，曹操对徐州虎视眈眈，将来只有刘备可以依靠，说完就死了，并没有“三让”之类的举动。陶谦死了以后，陈登、糜竺找到刘备，希望他出来主持大事。刘备起初不答应，老百姓苦苦哀求，刘备才答应下来。

　　所以说，“三让徐州”，这是小说作者为了写刘备的得人心而添加的。尽管刘备兵寡将乏，没有地盘，但有人看中他的人品，看中他的出身，非得把整个徐州让给他不可。

曹操对徐州一直虎视眈眈，因为徐州是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所以出兵围攻徐州。孔融出兵要救徐州，但自己的兵力太小，就请刘备前来解围。

　　到了徐州，陶谦一见刘备，“仪表非俗，语言如钟”，二话不说，就急命糜竺取徐州牌印来，硬要让给刘备。

　　所以刘备在名声宣传上颇为成功，有相当轰动的广告效应，他让大家都知道了自己是位“仁义之主”，是个好人。陶谦着急要把徐州牌印交给刘备，刘备却说：“今特为大义，暂来相助，何出此言。”坚决不肯接受。——这是“一让”（卷三《吕温侯濮阳大战》）。

　　于是刘备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请曹操退兵。正好袁绍起兵讨伐曹操，曹操就卖给刘备一个面子，退了兵。陶谦更有理由把徐州交给刘备了，他宴请刘备，要刘备接受徐州太守的位置。

　　刘备推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援徐州，以义之故。今却据守，人不知者以为大不义也。”谁劝也不听。孔融说：“今日之事，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还是坚执不肯。

　　这时陶谦抱着刘备痛哭道：“君若舍我而去，吾死不瞑目！”关、张合劝刘备接受徐州牌印，刘备居然“掣剑自刎”，幸亏赵云夺了佩剑。陶谦没办法，就留刘备驻扎在小沛，帮助他保守徐州，刘备答应了。——这是“二让”（卷三《吕温侯濮阳大战》）。

　　最后是“三让”。陶谦病倒在床上，弥留之际，恳请刘备受取牌印：“我的儿子靠不住，百姓信赖你这样的仁义之主。你接管徐州，我死则瞑目矣。”刘备仍然不答应，“陶谦以手指心而死”。

　　于是众官拥戴刘备领徐州事，刘备还装模作样地一辞再辞。这时“徐州百姓哭拜于地”，说：“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死于贼人奸党之手矣！”这时刘备才领了徐州牧（卷三《陶恭祖三让徐州》）。

　　毛宗岗评价说：“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而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回评）也就是说，刘备虽然想要徐州，却故意做出不想要的样子，这样最终才能坐稳徐州太守的位置。这是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徐州虽然是个战略要地，但是地处平原，攻不可救，退不可守，又挨着曹操的老巢许昌，做了徐州太守后，等于倚在曹操的卧榻之下，所以刘备不想以它作为根据地。这个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是“权摄荆州”。

　　如果说“三让徐州”是陶谦真心实意，难以固辞，那么，“权摄荆州”，性质就大不相同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刘备的权术和心机。因为对刘备来说，徐州是可有可无的，而荆州则势在必得，否则就无法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政治蓝图。对此，刘备心里非常着急，却一直不形于色，这可真了不起。

　　刘备从汝南败走荆州，往投刘表。刘表手下的人认为刘备“心术不正”，不能接纳。但刘表觉得刘备是同宗兄弟，不可不留，于是把他留在了荆州（卷七《刘玄德败走荆州》）。

　　后来刘表派刘备驻扎新野。一次在宴席上，刘备不由自主地吐出真言。刘备面对曹操、袁绍这样的英雄的时候，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很小心谨慎。但是面对像刘表这样的庸庸碌碌的人物，他心理的防线就松懈了，警惕性不高了。他乘着酒兴说：“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

　　刘表听了，“忽然变色”，心想：我有这个荆州，怎么就变成碌碌之人了？刘备突然明白说错话了，害怕刘表要杀他，马上逃回新野（卷七《刘玄德襄阳赴会》）。

　　黄祖失守江夏，刘备偕同诸葛亮去荆州见刘表。刘表一边要刘备来帮忙理事，一边对他许愿：“吾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刘表并不是真的要把荆州托付给刘备，他是在考验刘备到底有没有这种野心。

　　这时候刘备还不敢暴露自己的野心，所以极力推辞。诸葛亮私下问他：“刘景升付荆州与主公，何以却之？”刘备说：“备感景升之恩，未尝忘报，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感叹道：“真仁慈之主也！”（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

　　当曹操大兵南下时，诸葛亮献计，让刘备乘刘表病在危笃，“借此郡以图安身，兵精粮足，可以抗拒曹操也”。刘备却说：“公之言甚善，奈何备感景升之恩，安忍图之！”诸葛亮坚持道：“今若不取，后悔何及！”刘备坚决地说：“吾宁死不忍作无义之人。”蝼蚁尚且惜命，人岂如此容易要死要活？刘备不过是夸大其辞罢了（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

　　不久刘表病重“托孤”，说：“吾死之后，贤弟可摄荆州。”刘备拜倒在床下说：“备当尽竭忠诚，扶助贤侄，安敢以摄荆州之重任乎？”仍然力辞不受。他后来对诸葛亮说：“景升待我甚厚，今若举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表面看来刘备好像真的是“大仁大义”，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人言”——别人说三道四，会毁了他多年苦心经营的“仁义之主”的名誉。

　　刘备对荆州一直是看好的。荆州的地势和徐州大不一样，它有险可守，作为战略要地，比徐州更为重要。因为刘备下一步就是要取西川，荆州当然是必经之路，是一个很好的前沿阵地。所以，刘备对荆州可说是朝思暮想，必欲得之而后快。

所以在赤壁之战之后，刘备立刻提出要得荆州，“权且容身”。诸葛亮嘲笑他说：“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想耶？”他只能搭讪着：“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卷十一《周瑜南郡战曹仁》）

　　可见刘备并不是不想要荆州，而是很想要荆州，因为他“孤穷一身，四海无置足之地”，新野那小地方，怎么容得下他？但是因为刘表曾经收容他，刘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忍忘恩”，以便树立自己的“仁德”的形象。能够将自己的欲望藏在心底，该忍的时候一定要忍，即使是很想要的地方，时机不到也不能轻易出手，这正是刘备的“枭雄”品格。
庞统性格比较直爽，想啥说啥，不会讨好刘备，所以酸溜溜地讽刺说：“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你不是一直讲仁义吗？现在讨伐别人，侵犯别人的领地，你还觉得很快乐，很高兴，算什么“仁者之兵”呢？

　　刘备因为多喝了两杯酒，忍不住破口大骂庞统：“吾闻昔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武王是纣王的臣子，所以武王伐纣也是“伐人之国”，他前歌后舞，高高兴兴地讨伐纣王，难道也不算“仁者之兵”吗？

　　可见刘备这时已顾不得什么装饰了，打着“仁者”的幌子，想干的是夺取益州的勾当。但酒醒后，他立刻明白自己说错话了，马上向庞统道歉：“昨因酒醉，有触于公，幸勿挂怀。”（卷十三《玄德斩杨怀高沛》）

　　都说酒后吐真言，刘备对益州处心积虑，早有所谋，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机会终于等到了，所以他毫不留情，兵临城下，逼着刘璋投降。

　　面对刘备大军，刘璋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降，要么战。战的结果，就是百姓受害；而降呢，不过是自己受苦。刘璋想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肉血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璋才是真讲仁义的，他宁可失去自己的权势，也不愿意看到百姓受到伤害。这既表现了他孱弱的性格，也表现了他的“恻隐之心”。真讲仁义的人，不在宣传，而在行动。

　　刘备明明是在逼着刘璋交出权势，“自领益州牧”，这时却继续作秀。在刘璋投降时，他握着刘璋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卷十三《刘玄德平定益州》）。

　　在“势”和“仁义”的选择上，刘备没有选择“仁义”而选择了“势”。作为一个枭雄，刘备在他的道德品质上赢得了一定的口碑，已经足以装饰他“仁义之主”的形象以后，就可以更重视他的现实利益。一旦丧失这个现实利益，就等于丧失称霸天下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称霸时却讲“仁义”就不合时宜了。

　　所以“仁义”只是个幌子，“势”即形势才是真的，“仁义”敌不过形势。形势所逼，就是时机所逼。逼到什么程度？逼到非夺权势不可，这时就不可手软了。所以为了权势可以牺牲仁义。刘备“自领益州”完全是一场军事政变，不管怎么说用“仁义”都无法解释。所以宋代文人苏轼评价这一行为“失天下义士之望”（《诸葛亮论》）。

　　“三让徐州”、“权摄荆州”、“自领益州”，这三次政治行动反复渲染了刘备的政治野心与伪善品格。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刘备是很懂得这套政治权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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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王称帝

　　小说后来描写刘备的封王和称帝，那就更为滑稽，近于演戏了。

　　卷十五《刘备进位汉中王》，诸葛亮劝刘备“暂为汉中王”，说是“机不可失”，不可使部下失望。张飞也说：“若不如此，半世英雄成一梦矣！”小说写道：“玄德再三推辞不过，又恐军心有变，只得依允。”

　　卷十六《汉中王成都称帝》更是一场闹剧。诸葛亮等人劝刘备称帝，刘备坚决拒绝，一再说：“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孝之人耶？”“孤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孤作万载之骂名！”看来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但是，当诸葛亮装病卧床，力劝刘备登基的时候，刘备的口气突然缓和了，一开始推托说“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也”，但马上就说“待军师病可，行之未迟”。当十六位大臣闻言拜伏于地时，刘备还假惺惺地说：“陷孤受万代骂名，皆卿等也！”

　　直到登基大典时，刘备“受了玉玺，捧于坛上”，还要“四面让之”，说：“备无才德，请于有才德者受之。”真是把戏演足了。

　　在历史上，刘备称帝是迫不及待的，费诗因反对刘备称帝，还被刘备贬了官（《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小说中刘备的这些做法，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极为相似。在《水浒传》中，宋江早就看好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却一再退让，不管是谁，只要是被他逮着的有头有脸的将官，他都要将他们“扶上交椅，倒头便拜”，假模假样地要让出第一把交椅。这种把戏一演再演，正如李逵所说的“让弟兄们都寒心了”。

　　（四）百姓偏不以为假

　　《三国志演义》小说这么描写，是想把刘备“仁义之主”的形象塑造得更高大一点，更鲜明一点，更可爱一点，没想到却起了反作用。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欲彰显刘备“宽仁厚道”的品质，没想到像在作伪似的。

　　刘备是“似伪”而不是“真伪”，这是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刘备不是真的在作伪，他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做起来却像是假的。读者在读小说的时候，明明知道刘备有作伪之嫌，却又感觉不出他作伪；或者说明明知道他在作假，却认为他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毛宗岗在评论刘备“携民渡江”的举动时说：“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刘备携民渡江的时候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说着便要跳江自杀。有人说这种做法和曹操收买民心的做法是一样，都是假的。

　毛宗岗接着说：“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毛本《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评语）毛宗岗认为，曹操作假，百姓知道它是假的；而刘备作假，百姓明明知道，却都把它当作是真的。

　　相比较而言，刘备的作假水平的确比曹操高明得多。曹操作假的时候，尽管大家知道是假的，但都不得不接受。刘备不一样，当他作假的时候，大家明明知道是假的，还愿意接受他，甚至认为他绝对不假。这大概就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和“心口不一的君子”之间的区别。在这点上，作为“枭雄”，曹操显然比不上刘备高明。权术高超的枭雄，是真正善于作假的人。居心叵测的政治家、野心家在作假的时候，能够让你明明知道他在作假，却偏不以为假，反以为真。

　　更有意思的是，刘备作假，不仅别人可以不以为假，甚至连他自己都可以不以为假。他作假已经做到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他的作假是权术与真心的天衣无缝的结合。

　　刘备多次声称：“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这既是为自己做广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后连刘备自己都信以为真，以为自己果然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之人，于是连作假都成了真心的流露。

　　作假能做到不仅别人信以为真，连自己也信以为真，这可以说是作假的最高境界。

　　但是，老百姓的眼光毕竟是雪亮的，当时人也许“偏不以为假”，后世人却能看透刘备的伪善。隔了一段时间，有了时空间隔以后，“距离产生美”，这时候百姓就不再“偏不以为假”了。

　　后世的百姓没有跟刘备直接接触，没有直接受到他言行的感染，所以心明眼亮，可以辨析出刘备行为的真假。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歇后语：“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这是老百姓阅读《三国志演义》以后的一种深刻的感受，融入了老百姓的政治智慧。

　　在长阪坡，赵子龙出生入死，在枪林箭雨中救出了刘备的宝贝儿子阿斗，刘备居然接过孩子，“掷之于地”，骂道：“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

　　刘备摔阿斗，是摔给众人看的，效果果然极好，感动得赵子龙“泣拜谢之”，说：“云虽肝胆涂地，不能报也！”（卷九《长阪坡赵云救主》《张益德据水断桥》）

　　这一摔，要是摔太轻了，容易让人看出是作假；要是摔重点儿，阿斗不死则伤。而刘备却摔得不轻不重，拿捏得恰到好处，可见他用心良苦。他就是要借摔阿斗这一举动，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大仁大义”，以便“远得士心，近得民望”。

　　刘备在作假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做到恰到好处？从摔阿斗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有一个技巧，就是在作假的时候，在玩弄权术的时候，他把这一套变成自己真情的流露、真情的交流，不但自己动真情，还要感动百姓的真情，两情互相感动、互相激荡，这时候都不把作假当作是假的，百姓就能自然地接受了。

　　玩弄权术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共同的品质，曹操是这样，孙权是这样，诸葛亮、周瑜又何尝不是这样？所以刘备擅长玩弄权术，笼络人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刘备擅长于借助人的情感因素来玩权术，可以看出他玩权术已经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再举一个例子。刘备和关羽在盱眙，张飞在徐州把守，谁知张飞喝醉了酒，打了曹豹。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他一怒之下献了城，吕布攻了进去，得了徐州。刘备的妻子被俘虏了。

　　张飞一人逃出来，找到了刘备和关羽，说明了情况。众人大惊失色。刘备叹一口气说：“得何足喜，失何足忧。”但是关羽却不依不饶，问嫂嫂哪里去了？张飞只好承认，嫂嫂被俘虏了。

　　刘备听了，默默无言。关羽大怒：“你当初要守城时，说甚来？兄长吩咐你甚来？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你死犹恨迟，尚自有何面目来见兄长！”张飞听了，也觉得对不起大哥，拔出宝剑，就要自杀。

　　刘备拦腰抱住张飞，说：“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日生，誓愿同日死。今日虽无了城池老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吕布掳吾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略救援。”

　　说着，刘备“大哭”，关、张也“俱感泣”。毛宗岗评道：“是至情，亦是妙用。”（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四回评语）“妙用”一语，点出了刘备“深心人”的性格特质。

　　所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是没有道理的道理，反映了古人不尊重女性的观念，无疑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刘备并不是不心疼他的妻子，但此时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兄弟感情。在妻子和兄弟的两者必去其一的权衡中，他选取了兄弟，选取了近在眼前的兄弟，这不正好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大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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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柔弱性格：亦真亦假

　　（一）从来善哭

　　我们还要看到，在《三国志演义》中，刘备既“宽仁厚道”又“心口不一”，这种二重性格的产生，并不是一种无意识、下意识或者非意识的心理，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由意志控制的行为，即明显地抑制性格的一个方面，而着力表现、发展性格的另一个方面。

在前文曾引用过一段刘备入川时对庞统说的话：“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

　　在刘备的性格中，并不是没有急、暴、谲的因素，但是为了成大事，他总是以坚强的、积极的意志去抑制急、暴、谲的一面，而凸显自身宽、仁、忠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有时刘备的性格会因为两方面的不相平衡而显得伪善。

　　其实，被人们称为“仁慈长者”的刘备，性格中的确也有残忍的一面。比如，糜芳、傅士仁前来投降，刘备命人将他们剥去衣服，跪在关羽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卷十七《刘先主猇亭大战》）。这种赤裸裸的血腥性，是历史上的刘备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小说中虽然大大冲淡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要不然，人们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刘备是“枭雄”了。

　　刘备给读者的一般印象，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喜怒不形于色”的。但与司马懿不同，他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内心的情感，尽管有时让人真假难辨。

　　刘备真情的流露，表现最多的是他的善哭，他动辄伤感忧闷，痛哭流涕。刘备的好哭与曹操的好笑形成一个绝妙的对比。

　　有人做过统计，《三国志演义》中写到曹操、诸葛亮的哭各为１３次。这个统计数字很有意思，曹操跟诸葛亮哭的次数居然差不多。我们说过，曹操的哭有假哭，诸葛亮也有假哭。比如他去哭周瑜就是假哭，当然在他的内心里也可能是真哭，因为周瑜是他强有力的对手，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个对手，这么早就死了，以后将是多么孤独啊！

　　而小说写到刘备的哭是多少次呢？有人做了统计，是３３次，比曹操和诸葛亮的总数还多，可见刘备的泪腺的确比较发达。所以毛宗岗说：“先主从来善哭。”（毛本《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夹批）又说：“先主基业，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评语）民间谚语也说：“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小说写刘备的哭，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假里有真，有时候真里有假。

　　比如，因为缺个好军师，刘备一直在打败仗。有了徐庶以后，他打了许多胜仗，他很高兴。可这时，徐庶不得不离开，因为曹操把他母亲接走了。如果刘备不让徐庶走，就意味着他们母子分离，这是不仁不义的事情，宁死他也不会做的。所以他送徐庶走，一路上一哭再哭，依依不舍，这是真情，因为这等于是断了他自己的胳膊，眼前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才了。所以，他看到徐庶匆匆而去，又“放声大哭”，“凝泪而望”。

　　刘备这么一路哭过来，哭得徐庶“心绪如麻”，但毕竟打动了徐庶的真情。所以徐庶走了以后，又骑着马回来，向刘备极力推荐“卧龙”诸葛亮，说他“乃天下第一人耳”，“若此人肯相辅佐，何虑天下不定乎？”（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

　　徐庶告辞之前，有没有想到推荐诸葛亮，咱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他是被刘备的哭打动后隆重推荐诸葛亮的，而且他还特地跑到卧龙岗，先把这件事跟诸葛亮挑明了。

　　刘备这一哭，哭出了个诸葛亮，产生了极好的效应。你说他的哭是真情的流露，还是虚假的做作呢？实在说不清楚。

　　又如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请了半天，诸葛亮愣是不出山。这时刘备握住诸葛亮的手哭着说：“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说完，“泪沾衣衿袍袖，掩面而哭”（卷八《定三分亮出茅庐》）。

　　他不说自己需要诸葛亮辅助，而说是汉朝天下、黎民百姓需要诸葛亮“匡扶”，这一下果然感动了诸葛亮。毛宗岗说：“请诸葛亮，则哭而请之，不哭则亮安得有出山之心？”（毛本《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回评）可见这也是一次很有效用的哭，哭得诸葛亮心动，哭得诸葛亮为之出山，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分辨。

　　所以刘备的哭，有时候是真情的流露，有时候是虚假里露真情，有时候是真情里掺虚假，具有多种变数。若进一步来看，刘备善哭，是其“仁君”心性的流露，是其“义士”性情的表现，是其“英雄”之志的表露，更是其“枭雄”之术的展示。总之，刘备的哭有相当丰厚的性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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