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沉朔漠之兵败土木堡(浅谈“土木之变”)

　军行当日出仓皇，遗恨千秋此战场。碧血至今沉朔漠，丹心终古护君王。垂堂误入奸阉计，勒鼎遥留词客伤。昭代春秋隆祀典，满庭生气溢香。             　　　　　　　　　　　　　　　　　　　　　　　　　　　　　　　　　　　　　　　　　　　　——  清   德保 《题土木堡显忠祠》

    公元1449年的中秋节，在距离北京西北两百余里的一个叫土木堡的小镇上，突然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

　时年23岁的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的骑兵俘获，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被部将所杀，扈驾亲征的明朝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以下50余名朝廷重臣死于乱军之中，在瓦剌精骑的突击之下，明朝五十万北征大军，几乎在一个上午时间里就全军覆没了。

五百五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得出，那一天的土木堡发成了多麽惨烈的一幕：

　瓦剌骑兵蹂阵而入，四处驰冲，猝不及防的明军一片混乱，互相践踏，尸横遍野，溃不成伍，英宗的护卫亲军也被冲散了，未散的亲兵试图全力保护皇帝乘马突围，但到处都是乱兵，御驾根本无法出去。这位年轻的天子，下马盘膝，面南而坐，静静的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当瓦剌士兵簇拥着朱祁镇来到也先大营的时候，明朝使臣惊诧地认出了他们的皇帝。紫禁城的主人就这样成了蒙古人的俘虏。

明大理寺丞萧维祯，礼部左侍郎杨善等人侥幸逃出土木堡，而50多万士兵中，最终跑回京城的只有极少数。随着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不断地出现在京师的大街小巷上，北京的天空越发阴霾了，紫禁城里更是愁云密布，这一切就如同这个恼人的秋天。大臣们焦急地打听着皇帝的下落，没有人知道皇帝在什麽地方，留给这些残兵败将的只有那段惊魂未甫的记忆。

那场大乱过后，土木堡遗尸蔽野塞川，明朝京军所属的骡马二十万匹，以及大量的衣甲、器械、辎重、粮草均为也先所得。

土木之变一个月之后，整个战场仍然惨不忍睹。

九月十二日，提督居庸关都指挥同知杨俊上报兵部：近日在土木拾到所遗军器，计盔6000顶，甲5080顶，神枪1100余支，神铳600支，火药18桶。

九月十三日，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又报知兵部：于土木拾到盔3800余顶，甲120余领，圆牌290余面，神铳2200余把，火箭44000余枝，神机火炮800门。

  　朱祁镇所率的50万大军是明朝京营的所有精锐，就这样窝窝囊囊的断送于瓦剌之手，而也先所率的瓦剌骑兵总数也不过2万人。50万大军败于2万人之手，中国战争史上除了“淝水之战”之外，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战例。最糟糕的是明朝皇帝也被瓦剌人俘虏，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没有什麽新闻比这更具爆炸性，从官员到老百姓，大家忧心忡忡地议论着，史称“英宗北狩”。这是明王朝建国八十一年以来，从没有过的一次耻辱。随着土木战场上的一片狼藉，长达十四年的正统时代，也在此嘎然而止了。

　北京的秋天应该是最美的季节，而“土木之变”后的京城，朝野上下，忐忑不安，那出自草原的战争狂飙即将席卷而来。土木惨败的次日，皇帝被俘的确凿消息自西长安门悄然传入皇宫。第二天京师戒严，对大多数人而言，淅沥拉拉的秋雨侵袭京城，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丝寒意，更预示了一个多事之秋。

也许1449年的中秋节注定不会花好月圆，也许这个叫土木堡的小镇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历史也注定要在这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切尽然如此的沉重。

　五个世纪以来，有许多人凭吊过土木古战场，其中不乏文人墨客，徘徊沉吟，吊古伤怀。也许除了诗文怀古之外，有人会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次惨重的军事失利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的？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哪些人应该为这场悲剧负责？笔者试图围绕这些问题，去揭示这场军事灾难的本来面目。

[[i] 本帖最后由 王佐之才 于 2006-4-10 09:20 编辑 [/i]]

　　　　　　　　　第一章   六师无奈出京都

其实，说到整个事件的起因，就不得不提到王振这个人。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河北尉州人，早年在地方上当过几任学官，永乐末年，自残入宫。

此人入宫时，大概三十岁上下的样子，且有家有子，拥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非涉世未深的小宦官可比。王振原本就是儒生出身，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且颇有城府，在明初宦官群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明宣宗在宫中设内书堂，由王振来教谕宦官读书，此后王振被宫人尊称为“王先生”，这实际上为王振日后确立“中官领袖”的地位铺平了道路。不久，明宣宗派王振赞襄东宫为局郎，侍奉小太子朱祁镇读书，在王振的精心照料与敦敦诱导之下，太子对他不仅感情深厚，而且敬畏有加。英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掌权，三杨辅政。王振在这段时间里不仅表现得非常收敛，而且树立了一个“正派”老仆的形象。他劝谏幼帝，礼敬阁臣，为太后分忧，颇得人望。

正统七年（1441年)太皇太后病故，三杨也先后病殁退仕。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自称“周公辅成王”，蒙蔽天子，口含天宪，持宠自恣，残害臣工，不覆上奏，在朝中被呼为“翁父”，日益专权骄横阁臣皆不能制。在王振专权的这段时间，一大批宦官神气洋洋，春风得意。明朝宦官势力进入第一次膨胀期，气焰之嚣张为明朝立国七十年所未有。

　北京西郊翠微山麓有一座法海寺，为正统四年（1438年）御用监太监李童所建。李童，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江西庐陵人。此人虽不如王振权势熏天，但也是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之显宦。他在永乐初年入选宫中，1421年明朝迁都后，李童来到北京。宣宗时，曾随驾平定汉王高煦之乱，后又随驾出喜峰口征讨蒙古兀良哈部。在法海寺中李童的塑像竟然于罗汉塑在一起，供人参拜。明正统年间，宦官之嚣张狂镠，由此可见一斑。

　　正当明朝内部宦官势力膨胀之时，北方的蒙古瓦喇部却悄然崛起。正统九年（1444年）瓦喇势力进入甘肃，并胁迫哈密卫归附。正统十一年（1446年）瓦喇又控制了蒙古兀良哈部。至此，也先的势力东至辽东女真，西至青海乌思藏及新疆畏兀，南面则与明朝接壤。也先对明朝表面尊顺，暗中遣使以“贡马”为名，虚报名额，滥讨赏赐，并派细作沿进京路线，刺探明军虚实。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喇使团至京，该使团二千人，却伪称三千人向明朝政府邀赏。王振指示礼部按使团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进贡马匹价格的五分之四。也先借口明人违约失信，悍然于当年七月，分四路大举进犯内地。

瓦喇东路军，汇合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军攻甘州；中路军分为两部，由也先与阿喇知院分别统率，直攻明朝边防重镇，宣府、大同。

瓦喇中路军势如破竹，大同、宣府以外各边防口岸纷纷陷落。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朝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万骑出击，全军覆没。

明朝西起甘肃东至辽东，万里九边，全线告急！

　消息传至北京，明庭内部对于如何抗击瓦喇犯边，分歧很大。为对付瓦喇嚣张气焰，英宗与王振决定动用京军主力“御驾亲征”，这引起了朝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庭议之中，兵部最先反对亲征，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上疏劝谏“六师不宜轻率出关”；吏部尚书王直率各部同僚一百余人集体上奏：“今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战凶危。”面对反对意见，英宗皇帝毅然决然，他回答说“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军剿之。”百官伏地叩首，恳请阻留。英宗不为所动，亲征大事就这样仓促的决定了下来。

  后世对于英宗的亲征决策，多有批评。有一种观点认为，王振为了建功，故意招惹瓦喇，挑动边衅。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怒兴师，还有的人认为英宗亲征是受了王振的蛊惑挟持，甚至有人认为，英宗与王振君臣借亲征为名，借机到塞外狩猎游玩，寻找刺激。这些批评对不对呢？我认为这些批评有偏颇之处。也先对明朝，表面臣服，以贡马为名刺探军情，入寇之心由来已久。王振发现其虚报名额，滥讨赏赐，而且与实数出入较大，明摆着是要欺瞒明廷，故忍无可忍，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马价以为惩戒。王振此举，从严格意义上讲，并没有什麽不对的地方。“为了建功，故意挑衅瓦喇”这个罪名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也先指责明人失信，无非是寻找开战借口罢了。天子亲征，原本可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宣扬国威，从而起到上下同心，同仇敌忾的作用。瓦喇犯边，气焰嚣张，边境口岸多有陷落，如此危急之秋，作为一国之君，怎麽可能有闲心，借机巡狩塞上，打猎游玩呢？英宗与王振作出的御驾亲征的决定，论其本意，还是可以肯定的。事后多年，英宗回忆此事，也曾经表白说：“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是为了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沲北”至于说王振为了建功立业，蛊惑挟持天子，这个结论也有点严重了。王振虽为司礼监太监权倾朝野，但英宗亲政有年，绝非傀儡木偶，有明一代，君主集权更胜前朝，一个太监居然挟持天子亲征，在明朝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要说在亲征之事上，王振与英宗心心相通，所见略同，恐怕更为可信一些。

英宗的御驾亲征的决定，虽说草率，但也并非完全是因怒而兴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明初的国防战略了。

　明朝初年，明太祖防范蒙古内侵，遣徐达、常遇春等名将经营北平，后又分封诸子典兵，与沿边各将分守塞下，建立亲王巡边之制。洪武帝临殁之际，仍以北部边防为念，曾对建文帝亲授御边机宜：

　如果北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可命西凉都指挥同知张文杰、庄德；开平都督宋真、宋晟；辽东武定侯郭英皆以兵会。辽王以护卫军悉数北出，山西、北平诸王亦然。令郭英、宋真翼于左；庄德、张文杰翼于右。燕、代、宁、辽、谷诸王居于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

明太祖塞前出击的计划，其目的是歼敌于塞外，以开平、大宁为外围据点、以北平、宣府、大同为防御纵深。以塞王护卫军会同沿边明军，在防御正面吸引阻滞敌军。而后在东西两翼，调集明军精锐。庄得、张文杰率军出宁夏；郭英、宋真率军出辽东；从左右两翼突然实施钳形突击，务求歼敌于长城之外。这个防御计划，犹如摆了一个东西数千里的口袋阵，虚其腹心，实其两翼，其实是一个宏大的“坎尼”式的作战方案。

　洪武塞外歼敌的计划，作为战略构想尚可，但是实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一，在冷兵器时代，这个计划所涵盖的战场容量过于庞大，尤其是东西两翼，一为辽东，一为宁夏，相隔数千里，难以协同，两翼之军，千里袭敌，难以保密，扑空事小，若有不慎，很有可能被各个击破。二，保证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需有运筹全局的统帅以及强有力的指挥中枢，以便有效的调配各藩与边将的行动。而建文帝长于深宫，未经军旅，威信不彰，又无良将帅才可用，显然无法驾驭全局。三，这个计划几乎动员了所有沿边诸军，而北骑南下，原本趋利，有利则进，无利则退，更兼机动作战，飘忽不定。作为防御计划而言，明廷动用兵力过于庞大，全攻全守，虽为积极，并非实用，恐劳军糜食，得不偿失。

　以后，明成祖以燕藩起兵靖难，迁都北京之后，天子驾重而御轻，明朝遂成擎裘之势，此举虽有利于控制北方，但首都毕竟在国境线边缘，战略位置过于靠前。尤其是永乐帝将大宁送与蒙古兀良哈部后，开平失去犄角之势，孤悬于塞外，一旦有警，难以固守。成祖为肃清沙漠，改积极防御为主动出击，调精兵劲旅于九边，倾其国力，先后五次远征漠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意图削弱蒙古各部，防患于未然。明成祖的这种“以攻为守”的国防策略，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斧头”战略，在潜在对手没有形成威胁之前，突然一斧子劈将下去，以重兵掏其心腹，予以沉重打击，使其常怀恐惧，无法安宁，以防止其成势坐大。

　　另外，后人对明成祖将大宁故地赠与兀良哈，多持批评意见，认为大宁、东胜两卫内迁，开平、兴和孤悬于外，九边外围丧失依托，是自撤藩篱之举，这直接导致了明中后期边防之患，属于战略失策。此论虽说不无道理，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明成祖命宁王内迁，其背后的政治背景姑且不论，将大宁赠与兀良哈，约其为外藩的笼络政策也可以不谈。单从军事角度去看，塞外开平、兴和、大宁、东胜四镇，虽为坝上第一道防线，但是地势开阔，无险要可凭，无边墙可依，北骑朝发夕至，四面围攻，阻断外援，明朝不发兵相救，则无法固守；发兵相救，则有可能被敌所趁。因此，明成祖即使不把大宁送与兀良哈，随着明朝中后期，整体军事力量的下降，塞外四镇也难以保全。

　现在看来，明成祖将大宁之地赠与兀良哈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宁王就藩大宁，麾下多精兵骁骑，所处塞外之地，一旦勾结北元问鼎神器，中原恐不能制。永乐帝以靖难起家，深恐后世再有靖难之事。在朱棣看来，大宁内迁，其利有三：一可削弱宁藩，消除隐患；二可履行诺言，取信于外；三可笼络兀良哈部，起到分化北元的目的。永乐帝的国防战略实为：对人不对地，不计较塞外一城一地之得失，注重打击分化漠北各部的有生力量，从而确保明朝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与战略主动权。这其实是一种“先发制人”的遏制性战略。

　永乐帝共五次大举出塞，每次动员全国之力，所率马步火器诸军五十余万，配有庞大的辎重部队，对漠北实施深远突击，每次历时五个月，兵锋直至斡难河（今蒙古国鄂嫩河）与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前三次，战果颇丰，后两次无功而返。宣德帝即位后，虽然继承了祖父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但是放弃了远征漠北的计划，宣德三次巡边，实际上是将“积极的遏制战略”调整为“有效的吓阻战略”。

　从永乐五荡边尘，到宣德三巡北境。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明朝皇帝共八次御驾亲征，征讨漠北，虽然成效各不相同，但是可以看出这段时间，明王朝凭借强大的国力，更兼士马雄盛，火器精良，其国防战略极具进攻性。  

　历史总有惯性的一面，统治者的战略决策有时也被以往的惯性思维所左右。明王朝自1368年北伐中原以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对蒙古人的军事优势。从来都是明朝主动出击，很少有被动挨打的时候。这种以往的军事优越感，在明朝统治者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如今瓦喇居然主动犯边，挑衅天庭，这在明朝皇帝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如此情况下，紫禁城的主人朱祁镇与他思想上的“导师”王公公，其内心深处的恼怒是不难想象的，“御驾亲征”似乎也就成了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了。不过这种盛怒之下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是对明王朝以往“以攻为守”的国防战略的一种传承，御驾亲征本身无所谓对错，问题是如果在军事操作，战役组织与后勤补给上没有做好，那就有可能酿成一场真正的军事灾难。

[[i] 本帖最后由 王佐之才 于 2006-4-10 22:25 编辑 [/i]]

　　正统十四年，长城内外的总体军事态势与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大不相同了，明蒙双方的军事力量此消彼长。明朝在此之前掉以轻心对北方的瓦喇以抚为主，放弃了积极的遏制战略，既不救援哈密卫，又坐视其兼并兀良哈。明朝反而劳民伤财调动边军，用兵大小丽川。以至于瓦喇趁机统一漠北各部，势力大增，成为边庭巨患。明军自宣德以后，近二十年没打过大仗，朝中大臣不愿轻启战端，畏战情绪浓重，更兼全军上下武备渐废，火器不练，马政不修，敌情观念日趋淡薄。

   明军尤重神机枪炮，永乐北征，神机营作为第一梯队，遇敌则率先施放，以所挫其兵锋。宣德时代，朝廷加强了对火器的控制。公元1430年，明宣宗敕谕宣府总兵谭广：“神炮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1441年，正统帝下诏关闭独石口神铳局。明朝政府不仅严格控制火器、火药、硫硝输入沙漠，并且对边军与京军火器，定量配置。明廷库存大量神枪、神炮，火箭、不下发部队，致使宣德之后，明军火器部队，疏于训练，作战素质大为下降。而此时，明军马政也逐渐荒废。太仆寺每年耗费巨资养马，仍然无法满足军事需要，经常入不敷出。正统初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奏请：“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士奇殁后，朝中不复此议，明军缺马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到正统十四年，明军依为支柱的骑兵、火器部队，其野战能力与永乐时期相比，大不如前了。比军队战斗力下滑，更让人担忧的是，朝中掌权的英宗与王振好大喜功，缺乏军事经验，而偏爱耀兵于边庭。明朝兵制，自都指挥使以上，兵将分离。五军都督府掌兵但不能调动，兵部无兵但可奉旨调动军马。自永乐后，明军又增设了文官宦官监军之制，用来以文制武，致使军务、军政、监军三权制肘。军权悉归朝廷，而天子年少，并不知兵，致使监军宦官玩兵弄权，正统时期，明军整体统率力逐成下降之趋势。

　　当然，最糟糕的还是这次御驾亲征的后勤保障。天子亲征，国之大事，动员兵力巨大，后勤保障十分艰巨，理应周密计划，充分准备。永乐二十年（1422年），明成祖第五次北征，为保证大军的粮草、军械、饮水，朝廷有司筹备了近半年的时间。在皇帝北征期间，户部停止了一切日常工作，全力保障军需，动员了运粮民夫二十五万人，分为前运粮队、后运粮队、辎重车十一万七千辆，共运粮三十七万余石。

　而这次亲征，从决定到出发只有几天的时间。在这麽短的时间里，兵部、户部、后军都督府等相关部门，无法协同，后勤保障，根本无从谈起。大军出征，没有辎重，所有口粮随军携带，军卒既要行军，还要运粮。王振计划给全军下发一个月的粮食，其实连半个月都不到。军马饲料，朝廷要求沿途府县供给，仓促之间，根本无法筹集。
　　　
至于这次御驾亲征，所选择的出征时间与行军路线，也不是很妥当。从以往军事经验来看，明军选择在第二年春季出塞，是比较有利的。一是准备充分，有前一年的冬储粮作为保障。二是天气转暖，沿途水草渐丰，利于大军长途久战。三有充足的时间，摸清瓦剌主力活动范围，得到良好的情报保障，不至于无功而返。四通过半年的积极准备，在朝野上下达成共识，减少制肘，利于协力。五，可以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加强整顿长城一线各口岸的防务，确保北京——宣府——大同军事干道的安全，用以掩护大军北翼。

秋季出塞也无不可，但是也应该等到秋收之后，粮草充足了再出征。明宣宗几次北巡，选在秋冬两季，只因漠北尚未成势，明军出塞无大仗可打，军事炫耀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这次，不同于往常，也先统一漠北，军容正盛，又分三路大举进犯，实为劲敌。明军处于内线，不做久战的准备是不行的。英宗与王振只寄希望于速战速决，通过一次短促而猛烈的草原出击，彻底打垮瓦剌主力，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关于出塞的行军路线，英宗与王振计划出征走北线，沿昌平——居庸关——怀来——宣府方向到达大同，然后从大同挥军北进，深入草原征讨。回师走南线，沿大同——尉州方向入紫荆关返回北京。　

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行军路线存在一些问题。一，瓦剌中路军与北路军在长城一线，频繁活动。中路军攻阳和，西路军破独石口，兵进永宁（延庆）。此时大军走北线其侧翼无法保障。二明军携带口粮有限，如果走北线，理应缩短路程，以宣府作为进攻出发地域，不必再前往大同。其实，南线相对北线而言，要安全的多。明军从北京出发向南，过紫荆关经尉州到达大同。形势有利则从大同进兵，得胜再由北线经居庸关回銮，一旦形势不利，也可沿南线向紫荆关撤退。可见，明军沿南线进退，可以自始至终保护侧翼的安全，而英宗与王振君臣所设计的这个行军路线，放在当时，应该说是违反军事规律，南辕北辙了。

　另外，即使御驾亲征，京军主力也不能全部调用，京师理应留精兵良将与得力辅臣镇守，以防范大军走后，瓦剌军破长城，自中协乘虚而入，进攻北京。而英宗与王振根本就没有考虑这点，称得上战守无据，以至于“土木之变”后，京城精锐一空，持戈之士不满万人，形势岌岌可危。

   在御驾亲征之前，明朝统治者急于求成，仓促出征，军事筹划不利，大军缺乏保障，行军路线有误，朝野没有形成共识。天子不知兵，事权归于王振，军队统率力下降，更兼明军战力下滑，大军侧翼不稳，士气低沉。这一切，都为一次特大的军事失败埋下了伏笔。　　


明英宗出征前几天，赏赐给京师诸卫与三大营官兵，每人白银一两、棉袄一件、棉裤一条、鞋两双；发炒面三斗，作为一个月的口粮；又紧急分发了兵器、火器、各种用具８０万件；每三人提供一头骡驴，以负粮草辎重。由于时间仓促，各军支领之时，秩序一片混乱。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清晨，明朝五十万大军就这样出发了。当目送天子旌旗浩浩荡荡出德胜门的时候，留守大臣心中除了无奈与疑虑之外，也许又平添了一丝不祥之感。
　　　　　　　　　　　　　　　　　　　　　　　　　   
　　　　　　　　　　　　　（第一章完）　　　　　　

[[i] 本帖最后由 王佐之才 于 2006-4-9 23:59 编辑 [/i]]

本章注释：
（1）英宗表白一事　　参见　《李侍郎使北录》与《国朝掌故》
（2）王振专权一事　参见《明史列传 宦官传一，王振》与《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3）洪武塞前出击计划，参考《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
（4）亲王典兵制度：参见《明史 兵志二》洪武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条。
（5）大宁内迁一事    参见  《明史 成祖本纪》
（6）明成祖五次北征  参见《明史 成祖本纪》与《明史纪事本末》卷21《亲征漠北》
（7）宣德三巡北境事    参见 《明史 宣宗本纪》宣德三年 丁未条，五年冬十月乙亥条，八年 九月癸未条，乙酉条，丁酉条。
（8）明军火器一事参考《明史　兵志四》 （火器、马政）
（9）明军正统初年的马政情况　参见　《明史列传第三十六 杨士奇》
（10）后军都督府（辖三大营、北京、山西等处军马）参考《明史兵志一》

[[i] 本帖最后由 王佐之才 于 2006-4-10 00:01 编辑 [/i]]

人们第一喜欢以成败论人，所以亲征失败，亲征就错，官渡战胜，事后就分析曹操必胜。

第二喜欢以刻板论人，王振是賤货，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有害的。

明迁都北京，就是要“天子守国门”，不过这次亲征是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

ps：又挖新坑，王佐兄也是见异思迁的人:lol:

这个坑当然是王佐大人挖最合适了。
大明户部尚书王佐就死于此役。-_-

[quote]原帖由 [i]村夫[/i] 于 2006-4-10 16:04 发表
人们第一喜欢以成败论人，所以亲征失败，亲征就错，官渡战胜，事后就分析曹操必胜。

第二喜欢以刻板论人，王振是賤货，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有害的。 [/quote]

王振对这次失败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明英宗的责任恐怕更大一些。后世史家处于为尊者讳，不能指责皇帝，也不能过分的批评文武百官，所以把所有的责任全加在一个奸阉的头上。这实际上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王振的所作所为，那些是过失，那些不属于过失，也是本文要阐述的一个问题。

[quote]原帖由 [i]张建昭[/i] 于 2006-4-10 16:24 发表
明迁都北京，就是要“天子守国门”，不过这次亲征是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

ps：又挖新坑，王佐兄也是见异思迁的人:lol: [/quote]

建昭兄见笑了，一直以来想写一篇有关“土木之变”的文章。有一些想法想动手记录下来，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不然时间一长，就会忘了。

[quote]原帖由 [i]寄奴[/i] 于 2006-4-10 16:54 发表
这个坑当然是王佐大人挖最合适了。
大明户部尚书王佐就死于此役。-_- [/quote]

关于户部尚书王佐，我后文还要提及他。

王佐兄旧坑未填，又开始挖坑啦 ^0^

五十万大军不敌二万骑兵突袭
确实是一大耻辱

但是敌军当前
真正御敌之军估计寥寥无几吧
那五十万大军都哪去了 :qoo+

英宗之所以亲征和他从小的耳濡目染十分不开的。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有上阵杀敌的纪录，估计他从小听到的也都是这些故事，也难怪他执意要亲征瓦剌。用现在的话说当时英宗就是一个小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