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中存在明显的三个弧带，其中核心弧带又可以划分为四大亚区域：关中、关东、西南、江南。文章归纳出中国历史发展存在的三大地缘政治规律。对三国历史的地缘政治分析佐证了这些概念和规律。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是与西方迥异的自成体系的理论系统，它偏重实践、和平的、有限范围的微观理论。
关键词：弧带 亚区域 地缘政治 中国外交

地缘政治理论首先由西方理论界明确提出，并在西方得到了系统、完备的发展。地缘政治理论考察地理因素对国际政治，尤其是政治格局和国家关系的影响。与之概念相近的政治地理学则偏重国内政治研究，考察地理因素与政治差异性和国内政治结构的关系。两个概念都突出了地理因素在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采用的是这样的概念定义。
中国古代历史中存在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实践。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存在什么样的特征，中国古代历史产生过怎么样的地缘政治规律？本文尝试对这两个基本问题进行简要的梳理，并提出粗浅的观点以供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研究的对象与现代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本质的差别。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在过的国家及与中国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周边国家。事实上谭其骧老先生就指出，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的中国领土。这个结论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i]这些历史上的国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些前资本主义形态国家有些建立了牢固的政权形式，进行过稳定的统治；有的处于游牧状态，没有明确的地域和翔实的资料。文中不再对以上基本概念进行说明。

一、 中国历史的弧带与亚区域概念
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内展开的。东南方向浩瀚的太平洋、西南和西面的青藏高原、中亚荒原和北方的蒙古高原成为了古代中国人不可逾越的障碍。根据地理环境和历史作用的显著不同，这片广阔的地理区域可以从东南向西北划分为三个弧带。
东南第一弧带北部以明代长城为标志，经山海关、燕山、张家口、大同，绕过毛乌素沙地南端，在兰州折向西南，经岷山、阿坝州和雅安市东界到红河，红河向东到十万大山入海。第一弧带季风气候明显，水热条件适中，是中国主要的农业区。该区域汉族占主体，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关键的作用。第一弧带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弧带”。
辽河流域以北，蒙古高原，新疆地区和青藏高原组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三弧带。该弧带地域广阔，气候干旱，是游牧民族的天堂。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如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和历史上的匈奴人、鲜卑人、羌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等都主要活跃在第三弧带。
第一弧带与第三弧带之间的狭长地带，包括辽宁南部地区、长城沿线内蒙古地区、河西走廊，川西高原东部等组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弧带。第二弧带气候条件在一、三弧带之间，宜农宜牧，是历史上汉族为主体的第一弧带与第三弧带的拉锯地区。
三个弧带的划分并不是明确固定的，只是指出了大致的范围。在这个划分中：1、没有包括辽阔的中国领海和中国海上邻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南宋和明朝中早期外，中国并不注重海洋地缘政治。中国海上邻国中除了某段时期的日本外，没有其他邻国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大的影响。2、岭南地区、滇黔地区划入第一弧带是一个可以争议的观点。本文考虑到汉族在南方的发展是稳定持续的，岭南滇黔地区没有与中央王朝产生严重的地缘冲突，忽略了这一地区在地缘政治上与第一弧带其他地区的差异。
每个弧带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亚区域。每个亚区域内部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稳定的地理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特性和中心城市。亚区域的划分是进一步研究的需要。1、同一弧带不同区域依然存在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如第三弧带中存在着蒙古高原、新疆地区和青藏高原的明显差别。2、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政权令人惊奇地以不同的亚区域为地理基础。如匈奴王庭、突厥汗国、蒙古早期活动的范围都东起大兴安岭内外，横亘蒙古高原，到达天山南北。四川地区则历来为割据野心家觊觎。亚区域的划分是为了研究地理因素对政治结构的关系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相同的亚区域具有更为类似的地理因素和相似的历史。
核心弧带的发展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弧带可以细分为四大亚区域：关中地区、关东地区、西南地区与江南地区。四大亚区域具有较大的地理、文化区别，在历史上支撑了不同的割据政权，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
关中地区以泾渭平原为核心，向北包括延安，子午岭，固原，兰州等要点，西南包括大散关、岷县、凤县，天水南郊，南边以秦岭与西南地区接壤。关中以黄河几字形东段和函谷关（潼关）、崤山、武关一线与关东地区对峙。
关中地区农业经济发达，“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关中平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长达千年的建都史、中央政府的开发和关中地区曾经持续不断建设的水利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ii]加上气候温润，少有天灾，传统的麦作农业生产方式，使关中有稳定的农业收成可以支持上层建筑。
关中地区地理相对封闭，地势较高，攻守自如。该地区对外的主要通道函谷道和武关道都是易守难攻的关隘。其东豫西地区山麓、丘陵与河谷广泛覆盖着黄土，受黄河、伊河、洛河、汝河、颍河的切割，在西段只有一条三门峡峡谷可以通行。河谷南岸是崤山稠桑原，悬崖高耸，上下相对高度有300到500米。《水经注》：“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岸高道峡，车不得方轨。”[iii]战国时，函谷关位于三门峡西，今灵宝县东北黄河南岸，雄视东方。汉武帝元鼎三年，函谷关东迁往三门峡东，今新安县谷水河畔，离开峡谷与黄河险要。东汉之后，潼关取代了函谷关的地位。历史上发生于此的战事不计其数。
南大门武关道由西安经灞上、蓝田、商县、武关、内乡，到达南阳，其地界“秦头楚尾”，为“秦楚咽喉”、“关中锁钥”，与函谷关一样兵事频冗，被称为三秦要塞。函谷关、武关加上西边的萧关、大散关合称“秦之四塞”，构建了关中完备的攻防体系。
关东地区在战略上受到关中地区的逼视。关东包括淮河、汉水以北，明长城以南，黄河几字形东段、函谷关、崤山、武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地域辽阔，气候适中，土壤肥沃，利于耕战。“战国中叶以降，由于黄淮海平原和泾渭平原生产、贸易的发达，形成了山东和关中两大基本经济区，政治、军事冲突在地域上呈现出东西对立的特点。”[iv]
在地缘政治上，关东的地理位置有利有弊。1、关东地区是典型的“四战之地”。该地区地域平坦，除长城、黄河外无险可守。北方的游牧民族、建国关中江南的割据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关东的军事行动。2、地域辽阔，纵深宽广。关东地区可以征调规模巨大的兵员、物资，可以组织纵深防御。其庞大的战争和经济能力在相当时间内起着历史发动机的作用。
西南地区是四大亚区域中海拔最高的地区，海拔从500米到2000米不等。西南以四川和汉中地区为核心，包括大散关、秦岭、大巴山、巫山西南地区，云贵高原的大部。鄂西北郧县、房县、竹山、竹溪一带古代属于汉中，也包括在西南亚区域内。西南地区汉族、少数民族杂居，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蜀文化就是多元起源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源头，具有自己的生长点。该地区气候湿润，水利丰富，四川盆地土地肥沃，具有经济上的独立能力。
在地缘政治上，西南地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占据长江上游，虎视江南。《战国策·燕策》：“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v]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则湖广、江南危矣。于是古人有云欲取江南者，必先取巴蜀。2、关隘密布，易守难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东出巫山的三峡地区令现代交通工具都望而却步，更不用说古人了。汉中向北交通主要有褒斜道与故道。从汉中出发，经过出褒谷口，越七盘岭或穿石门洞，经孔雀台、西江口、两河口、斜谷关，到陕西眉县、周至、户县，直抵西安，是褒斜道；故道则经过勉县、略阳、青泥岭、凤县，到达宝鸡。此外还有子午道、谠骆道，但价值不大。[vi]这些道路穿行于河谷、峡谷之间，曲折漫长，是军事上的禁区。唐玄宗、唐僖宗两次离京迁蜀就是看重西南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
“对中央政权而言，四川一直都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富庶的腹地和核心，又是重要的前线与边缘。”[vii] 历史上，西南地区向中央王朝提供物力的同时，也是中央王朝对第二弧带、第三弧带的攻防前线。
核心弧带的最后一大亚区域是江南地区。该地区泛指关东地区南界以南、西南地区东界以东地区。江南地区水热条件优越，土壤肥沃，便利农业发展，虽然开发较晚，但发展迅速，逐渐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在地缘政治上，江南地区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该地区水网纵横，丘陵遍布，战略纵深巨大；加上海岸曲折，岛屿环绕，相对便利防守。但是江南西边有居高临下的西南地区，北边有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时时倾向南侵的关东地区。江南地区在历史上处于守势。其防守的重点区域有三个：淮南地区、襄樊地区和三峡地区。淮河南岸的水网可以有效地制止北方骑兵的入侵。襄樊扼守长江汉江之间的南北交通关节，称为“南襄隘道”；襄阳往南，与荆州、武汉之间，水道通畅，陆上无险可守，历史上军事政治地位极为重要。其中湖北西部、西北部一带是江南地缘战略优先考虑之处。唐末荆南国就凭借优越的地缘位置，在此立国；关羽的北伐与走麦城，南宋襄阳之战，解放战争时期的襄樊战役都发生在这一带。
和弧带的划分一样，亚区域的划分也不是明确固定的。弧带和亚区域的接壤地区是战争频发地区。这些地区包括河西走廊、淮南地区、襄樊地区、重庆地区、晋南豫西北地区、河套地区和燕山山脉周围。在核心弧带的四大亚区域中，关中地区与关东地区组成了核心弧带的北方地区，西南地区与江南地区组成了南方地区。南北的分界西起大散关，经过秦岭、大巴山、汉水、桐柏山、大别山区到淮河流域。这条中国地缘政治的分界线基本上与自然地理的南北方分界线重合。

二、 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地缘政治规律
弧带与亚区域的互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1、核心弧带的发展主导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通过战争和封贡等方式对第二、第三弧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演化出现代国家和中华民族。
核心弧带因为明显的人口、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在发展程度上领先于第二、第三弧带。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都在核心弧带，绝大多数在北方，立国。因为第二、第三弧带对核心弧带存在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核心弧带的地缘战略重点始终放在弧带的北方地区。核心弧带对第二、第三弧带割据国家的强力征伐，因为在地理上处于劣势，往往消耗大量的国力，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甚至出现无力镇压国内叛乱的窘境。第一弧带对外围弧带国家的最佳方法是静观其变，通过文化、经济吸引力进行渗透，适时收为己有。
但和平依然是三个弧带的主流。中央王朝精心构建自我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囊括三个弧带的所有地区和一些相关的邻国。秦朝后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汉武帝后改良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核心弧带的主要价值观，并传播向周边地区。三个弧带的交往从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并不断丰富发展。在不断的摩擦、交流中，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念深入人心，最终得以确立。在朝贡体系的研究中，“辐射同心圆”理论是区别朝贡体系行为体的流行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对三个弧带关系的理解。
2、核心弧带中西部亚区域对东部亚区域具有地缘优势；北部亚区域对南部亚区域具有地缘优势，历史上的中央政权一般由北向南统一全国。
关中地区、西南地区位于中国大陆地形的第二阶梯，地形都易守难攻，只要把守住边缘的战略要点，退可守，进可攻，对关东地区和江南地区具有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
北部地区对南部地区的地缘优势在早期是建立在人口和经济优势之上的。但是随着南部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多，北部地区只保留了最重要的优势：军事优势。历史上北部军队的战斗力一直强于南部军队。北部气候相对恶劣，民众体质强于南部，斗志旺于南部；加上北部地形和环境便利了战车兵和骑兵的发展。如马镫在三国时期出现在北方，而南方汉人依然以双腿来夹住马腹进行作战。直到西晋时期，马镫才在全国普及。而这两个兵种在冷兵器时期是战斗力、机动性最强的兵种。
历史上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一直停留在北部地区。历次中国内战，北方政权一直具有对南方政权的优势。统一的中央王朝一般是自北而南建立的。五千年历史上只有两个特例：朱元璋北伐和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除了这两次北伐，南方发起的北伐都以失败告终。而两次特例是都建立在相同的特殊性上：1、北伐所要推翻的政权都处于内忧外患中，实力衰弱。元朝末期，元朝在宫闺、大臣、将帅的倾轧下已经势力大减；北洋政府则仅仅是几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妥协政权，实力在内战中大为衰弱。2、晚元和北洋政府都已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两次北伐，北部政权众叛亲离，被南方政权摧枯拉朽灭亡了。明军北伐和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都只在山东局部遭遇战斗。
1368年，明朝北伐统一全国，但是31年后的1399年朱棣经过靖难之役，自北向南统一了全国，并迁都北京；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形式上统一全国，但是21年后的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再次迁都北京。这说明军事、政治中心依然在核心弧带的北部。
3、虽然核心弧带四大亚区域地缘优劣不同，南北部却在相当时间内形成对峙形势。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分裂局面存在很长时间。核心弧带的南北分裂是中国历史分裂的常态。南北部长期分裂的界线与核心弧带的南北部的界线一致。
虽然北部地区在政治、军事上拥有优势，但是：1、只要南部地区控制战略要点，包括秦岭一线、襄樊、桐柏山大别山区、合肥、扬州，南部就易守难攻。2、南部松软的土壤、湿润的气候、密集的水网都限制了北部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加上北方人水土不服，尽管北部经常发动对南部的侵略，南部政权只要措施得当，一般都能抵挡主北方的攻势。这样的局势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六国等时期都存在。
东晋只占领扬州、合肥，并没有占领襄樊，其对北朝一直处于战略被动地位。前秦发动对东晋的进攻，主攻方向选择为淮南地区，偏军指向襄樊，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秦没有集结兵力于已占领的襄樊，将主攻方向选择在湖广地区。之后宋、齐、梁向北扩地，并且占领了西南地区，地缘地位大为改善。到南陈时期，南北的分界线南推到长江沿线，要地尽失，导致南陈对北方战略地位极为被动。五代时期，南唐前期占据淮南地区，一度能与五代南北对峙。等到后周攻占江淮地区，南唐便不得不南迁避其锋芒。南宋时期形势也一样。
在南北方的对峙中，西南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南北力量天平上重要的砝码。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蜀地成为秦统一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秦灭楚时大量利用了蜀的强兵劲卒和布帛金银，“足资军用”，仅司马错“浮江伐楚”，就征调了“巴蜀重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战国策·秦策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viii]占领西南地区，既可以获得重要的物资基地，又可以向东、向北构成战略威胁。北部政权要统一南方，战略远大者都先取巴蜀；南部为了保持长久的均势，也力求占据巴蜀，经营西南。

三、 三国历史对弧带与亚区域理论的佐证
三国时期是中国核心弧带割据政权并立，各政权间战事、交往密切，具备了国际政治分析的简单背景。曹操、孙权、刘备三个集团所处地缘地位不同，但都执行相对正确的地缘战略，留下了许多政治财富，为上文总结的规律提供佐证。
曹操集团地处四战之地的中原地区，是三个集团中地缘条件最差的，但是地缘战略运用得当，最终统一了北方。1、先弱后强，逐步壮大自身。曹操集团北方是占据冀、青、并三州的袁绍，西方是割据关中的韩遂、马腾集团，张绣割据西南方向的宛，袁术盘踞东南方向的淮南，东边是拥有徐州的吕布集团。外圈还有辽东的公孙度、幽州的公孙瓒、幽北的乌桓、河套长城沿线的匈奴、汉中的张鲁、益州的刘璋、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策。在与曹军接壤最强的集团是四世三公的袁绍集团。袁绍兵强马壮，逼视河南。在争夺北方的过程中，曹袁两集团的战争难以避免。相对弱势的曹操集团始终将袁绍集团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但是在实力壮大前一直向袁绍妥协，避免直接冲突。曹操先后歼灭吞并了张绣、吕布、刘备、袁术、张扬等势力，再向袁绍摊牌。2、稳定关中。东汉末年后，西凉集团一直占据关中地区，对关东接壤的曹操集团构成战略威胁。但是西凉集团战斗力虽强，却内争不断。在袁绍北取幽州，无暇南顾时，曹操派遣钟繇西行入关，说动韩遂、马腾效忠曹操控制的朝廷。官渡之战前夕，车骑将军西凉董承兵团在许昌宣称受汉献帝“衣带诏”，发动兵变。曹操毅然回兵镇压董承，平定刘备在徐州叛乱。并再次派遣卫觊入关，稳定韩遂、马腾集团。3、分化外敌，利用江南孙氏集团牵制湖广刘表集团。刘表、孙策集团对曹军构成南部的直接威胁。曹操与袁绍准备决战之时，正是雄心勃勃的孙策统一江东，伺机北上之时。好在孙策遇刺身亡，曹操立即以汉献帝名义授予其弟孙权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支持孙权的西征，以敌制敌。

在这个过程中，曹操集团由弱变强，终于与袁绍集团展开了战略决战。袁绍幕僚曾建议：1、以精锐部队袭扰曹操控制区漫长的边界，让曹操疲于奔命，消耗曹军有限的实力；2、结交南方诸政权，让其从后方进攻中原地区。这些都是优秀的地缘政治战略，可惜没有被袁绍采纳。之后的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分天下的关键战役。曹操在此战中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1、在没有统一北方，尤其是关中西凉集团依然虎视眈眈的情况，曹操贸然南进；2、将主攻方向集中于江夏一点，而没有占据经营淮南、襄樊等战略要点，徐图缓进。加上其他的原因，曹操最终退回了北部，转向经略关中、汉中地区。211年，曹操开始西征，目标是割据汉中的张鲁。西凉集团怀疑曹操“假道灭虢”，屯兵潼关，开始了曹军西北战役。
孙刘联军击败曹军主力一部于乌林赤壁后，孙权在江东的统治得到巩固。东吴的核心地缘战略是鲁肃提出的“鼎足江东”的榻上策。《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载：“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从此，北防西进成为了东吴的核心地缘战略。孙权即位后首先向庐江的叛将李术开刀，突出庐江的重要性。其郡在安徽西南和湖北东部、河南南部的大别山区，郡治在皖（今安徽潜山），是与北部对峙必须控制的战略要点。
鲁肃的榻上策比隆中对早了七年。诸葛亮的隆中对认为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都已经不可轻易取胜。诸葛亮的建议是东和孙权，图谋荆州和益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在此基础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取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榻上策和隆中对在地缘政治上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并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政治目标：占据南方险要地形，待机北伐。但是这两个地缘策略都将荆州列为自己的占领目标。对刘备来说，荆州是刘备进攻中原计划的战略基地；也是对东吴政权保持地缘优势的基地。但是荆州在他人手中，对东吴集团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威胁。当刘备集团占领汉中，势力达到全盛，咄咄逼人的时候，东吴集团出于自身防御的考虑，偷袭荆州，挑起了蜀吴之间的一系列战争。最终东吴占领了荆州，蜀汉完全退居到西南地区。虢亭之战标志着蜀汉与东吴在荆州地区达成了均势，也意味着隆中对的最终流产。
遗憾的是，荆州的争夺战消耗了三国中两个弱者的实力。之后蜀汉利用自身易守难攻地形进行的多次北伐只能算是采取攻势防御态势，积极防御而已。东吴的地缘态势比蜀汉要差得多。赤壁之战使曹军收缩至襄阳樊城一线，并经营大别山区的江夏郡北部和合肥地区。东吴与北部对峙的战略要点已经与北方共有，其之后的吴魏战争集中在襄樊、合肥一带。东吴的防御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态势。
三国的结局以魏国偷袭汉中，灭亡蜀汉；代魏的晋国从淮南、襄樊、三峡三个方向对吴国发动了总攻。三家归晋。

考察中国古代的地缘思想与实践，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几个显著特点：
1、偏重实践。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家都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没有专业思想家涉足地缘政治研究。他们的地缘政治实践多于思想研究和系统论述，是为政治现实紧密服务的。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实践集中在战略决策上，产生了许多地缘政治战略与外交战略。
2、自成体系。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是在古代历史的实践中流传、总结下来的。虽然没有西方的明确概念和系统理论，但是地缘政治思想丰富，自成一家。它产生于政治实践，又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偏重地理因素与政治因素、道德因素的结合。
3、有限范围的微观理论。与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动辄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不同，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理论集中于三个弧带范围。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是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和平环境为目的，考察的是与自身紧密相关的政权的地缘关系，很少关注遥远的“战略要点”。中国地缘政治中有丰富的边防措施、边防战略和详细的处理民族关系、维护朝贡的论述。
4、和平地缘理论。与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扩张倾向和扩张理论不同，中国古代地缘政治不仅目标是和平的，注重内敛的富国强兵，而且强调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平相处的国际体系。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深受儒家思想和中国人反战传统的影响，没有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对外扩张。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存在与西方不同的丰富的地缘政治实践与思想。我们可以从来找出几条明晰的地缘政治规律，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并从史实中归纳中国地缘政治的明显特征。当然这些规律和特征都需要进一步的商榷。
主要参考文献：
1、陈 寿、裴松之：《三国志》（并集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段 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3、葛剑雄、华林甫编：《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
4、黎东方：《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5、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6、宋 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7、中国历代政区沿革编写组：《中国历代政区沿革》，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8、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社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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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葛剑雄、华林甫编：《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导言：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
[ii]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59页。
[iii]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17页
[iv] 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前言第3页。
[v] 转引自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306页。
[vi] 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309页。
[vii]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81页。
[viii] 转引自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390页。

中国对地缘政治的研究还不够。。。此文写的不错~

如果能有现代国家间的地缘政治介绍就更好了~

文章不错
感觉“弧带”之说痕迹太重
其实对长城以南的农业社会而言
形成相对独立区域的地理要求就是“表里山河”
拥有独立的水系即“里河”甚至比“表山”更加重要

不错，有点学术研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