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上)
熊春锦

一、        民族根文化的复兴是道德复兴的根本

1、淳德归道开太平
德一，是人类精神最终必须达到的境界。这个“德一”是指道德的“一”，德性的“一”。
道无，是人类发展最终必然的归宿。
马克思曾经在太极“白”境当中勾画出了这个相似原理性的蓝图，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老子的“德治”思想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详细地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会发现它的确具备有这种内在的、高层次的、系统性的异曲同工之妙。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又与老子的“道治”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连接与和合，要展开来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就纲要性地从哲学理念上来探讨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
其实，马克思主义不仅仅与《老子•德道经》相似，而且马克思的思想和理想，也同时与东方入世的儒家学说和思想非常接近。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的、哲学的领域。把它提出来，进行一种提纲式的探讨，是因为这几十年以来，我们长期地在马克思的思想指引和影响中生存和生活。寻找民族根文化，实现与根文化的连接，必须要经过这一道桥梁，撇开这座桥梁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道德思想，那是比较困难的，也有可能在许多的理念、名词、观念上混淆其中的深刻内涵。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盛行几十年了，但是作为一般百姓而言，对他的理论能够系统地去研究和解读的确又不多，大家都还是一种被动性地接收。
我曾经花了三年时间来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的，当时就觉得非常困难。他行文的方式、思维的脉络，与东方人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到了德国以后，跟德国人在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哲学领域想起来就头大，要深入研究就必须重新去掌握那些专用名词、单词，由此可见我们东方人再根据原著的翻译来学习是多么困难。所以在这里，我只将一些理论性的内容作一个简要说明和展开。主要使我的哲学思维理念，能够通过这一座桥梁而回归到我们的根文化之上。
总而言之，如果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德道经》的哲学思想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老子和马克思都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胸怀苍生，在这样一个坚定的理念之下，从而创立了目标一致但是路径不同的哲学思想。这个终极目标都是相似的，但是也有差异的。差在这个不同的路径上，而在终极目标上却和谐一致、殊途而同归。对这个结论，如果我们深入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德道经》的哲学思想，然后再加以比较，就会自然地得出来。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德道经》的哲学思想，已经将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天然地囊括在其中。
对这个结论，有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感觉到奇怪。但对真正把《德道经》展开来、并且实践了《德道经》的人来说，却会露出会心一笑：的确是囊括在其中，而且是把其中的精华囊括无遗。所以，学习、实践、研究《老子•德道经》，对于我们这个已经按照马克思思想建设多年的国家，在目前的社会基础上，进行民族精神复兴、社会道德复兴，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而且，学习《德道经》的哲学思想，复兴民族的根文化，复兴社会的道德，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如何深刻地、全面地去认识《老子•德道经》的哲学观呢？把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之前，接近自然大道的伟大思想、哲学观，让现代人来学习和研究，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离道失德已经甚为久远了。对于离道失德久远的现代人而言，必须要跨越历史的长河，回溯到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中，在根文化的土壤中，在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入《老子•德道经》的深刻哲学思想和理论之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真实地用“修身明德”的方式来实践身心，才能获得真知。
“修身明德”四个字，正是两千五百年来我们丢失了的关键内容。人类社会在这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失去了“修身明德”的基本实践，所以难以解读《老子•德道经》，难以全面地掌握我们民族的根文化。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地、全面地、科学地去把握好民族的根文化，就必须重新将“修身明德”四个字，老老实实地、勤勤恳恳地进行刻苦的实践。这样才能架起通往民族根文化的桥梁，从而自由地翱翔在《老子•德道经》这一部万经之王的海洋之中。
《老子•德道经》一书中的这个“德道”一词，是道家哲学思想的精华，是老子为了引领人类修德归道而设立的一个名词。但是，“德道”一词在魏晋时代却被人颠倒成为“道德”，而且沿用至今。老子的著作《德道经》，是因为他站在道的境界，在那个“O”里面，运用“一”。“一”是什么？是“德”。老子正是运用德的演化规律分析人类，分析人的生命，预见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撰写的一部“万经之王”。
今天，由于现代人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个“道德”一词已经被人们“泛义化”，或称之为“泛义伦理化”。文字承载的信息发生嬗变，改变了老子当时提出的这一名词的本意。现代人仅仅将“道德”理解成为人的“德性”和“德行”，被人们视为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品行，将它降格为后天的意识认知的伦理规范标准，成为伦理行为正确与否的一个鉴别名词。例如，我们常常谈论某人说：“这个人有道德，那个人不道德。”或者说“某人无德”、“缺德”等等。实际上都已经把“道德”这个根文化的灵魂降格了，强行降格到伦理现象的标准。似乎在现代人的眼中、思想中，“道德”就是伦理。那么“道德”是不是伦理？可以说既是伦理又不是伦理，不是伦理的这一部分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貌。
有人听我作《老子•德道经》讲解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疑问：“老师，你所讲的《德道经》怎么与社会上其他人所讲的《道德经》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体之于身而知道”；第二是“明德”。这是讲解《德道经》的一个基本前提和要求。有人将道德泛义化、伦理化，没有上升到以“德”阐释万物变化运行的规律，其实《德道经》已经囊括了常道人所讲的伦理性的道德。对这两点差异我们要正确认识，它正是我们寻找祖先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对这个分水岭一定要弄清楚。
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首先就必须要抓住道德的复兴。抓住道德的复兴，首先又必须抓住每个人身国内德道的复兴，真正具体落实到每个人心中、身内“德”的复兴和对“一”的认知。“得其一，万事毕”，不明“一”，不能够体悟、感知、窥见“一”，就很难明德复兴、振兴道德。
二十年多来，我们国家努力倡导道德复兴，如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学雷锋”等活动。但为什么就是不见道德的复兴呢？这是因为我们只把它当作了口号和运动，流于形式，囿于过场，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道德”，没有自身的体悟，没有经过每个人本身的格物实践过程，所以就难以推广，难以落实，难以实现。要真正复兴民族，实现道德复兴，那就非得要避免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运动形式，而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落实到每个人的身国之内，去完成对道、对德的真实不虚的体认。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细胞单元都来修真明德、修身明德，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风气，才能改变社会的颓废现象。只有形成真正实践之风，真正把握住根文化，道德复兴才会必然出现。每个人或者绝大多数人，从身国内到身国外逐层次地展开实践，才能达此目的，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记得在六十年代，当时，我大概在读小学六年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当时简直就像捡到宝贝一样，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它读完了。我感觉，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扎扎实实地学习这本书，国民的精神面貌绝对是另一番天地。可惜，连刘少奇本人都因为这本书而遭受了灾难。如果每个人都开展道德修养实践，必将会对社会释放巨大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否能真正地提高，并上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上去看待，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工作魄力。
道德的复兴，不论是伦理性的道德复兴，还是真正的归德返道的复兴，都必须首先寻找到民族的根文化，将我们的足跟立定于民族根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这样做才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这个文化之根，才是整个民族的源头活水和生旺之基。不找到这个根文化，只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病急乱投医式的研究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不仅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和真实意义上的道德复兴，还有可能使道德的本意继续被我们一颗不明道德的心灵，被我们一双充满了私欲、利己主义的漆黑的双手所异化、所玷污，进而失去民族道德复兴的机遇，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2、大道为根天下医
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全都蕴藏在博大精深的《老子•德道经》五千文之中，她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文化的主根。在这个主根之上才相继诞生出中华民族的两大辅根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和释学文化。如果我们都平心静气的、客观的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根文化的起源，这个结论我相信是任何学者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有文史资料记载的最早的人文学说是“黄学”（黄帝学说），在 “老学”出现以后，我们后代人才将它们合称为“黄老之学”。这个“黄老之学”就是中华文化最初始的文化之根，是主根。此后，才相继诞生儒道的孔孟之学和后来又引进融合的佛学。共同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根文化的三大支柱。可以说是以道德文化为主根，而以孔孟之学和佛学为辅根（支撑帮辅），共同构成这三大支柱。谁将这三大支柱给否定了，那么他就不配称之为炎黄子孙。这三大支柱绝对不要抛掉，也不能够抛弃，而是要把它摸清楚。任何偏离主根的学说，任何偏离这个以“道德”为主根，以儒、釋为辅根的这三大支柱的学说，都应当将他们称之为“杂学”，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地去把握中华民族的根文化。
我们后世的许多学者，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进行修身明德的实践，因而弄不清楚这个主根，认识不了她，只好将这个根放到一边；另一方面，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纷呈，使人们认不清楚什么是主根了。当时的诸子百家学说，的确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兴盛了一个时期，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先秦百家学派，他们诞生的土壤是在春秋战国，是在周朝解体后，在周文疲敝时期。周朝当时是以“礼”为治的，周朝的子孙们没有很好地把老祖宗的这个“礼”治文化执行下去，礼被放弃了、搞疲了，社会也就弊了，弊病多端，导致了最终的解体。诸子百家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应时而起的，是以物为智的思想而产生的一些学说。可以说是“诸子各为天下医”，他们各自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同弊端，以医治社会和国家的理想信念，用不同的理论之“方”希望匡扶正气，从而诞生了这些争鸣学说。所以，这些学说都未能承上启下地与根文化连接起来，这些学派都应该是杂学。唯有孔子还是把握住了根文化的主根，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能够辅助主根的学派，称之为“儒家学说”。
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他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是“义”，他的政治理想是王政，想建立一个王道乐土。荀子的学说侧重的是“礼”，政治理想是礼治。还有一个著名的韩非子，韩非的核心思想是“法”，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是法治。在当时可以说“仁、义、礼、法”，由儒而化为法，兼之百家兴起，各执一端。有的把握住了根文化，所以他的学说就有很强的生命力，能一直延续发展下来；有的以个人的智识为用，没有经过修身明德或者修真明德的实践，那部分应运而生、参与争鸣的内容，大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看一看先秦诸子百家在我国历史上兴盛的时期，看一看各家各派最后的筛选淘汰结局，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谁把握住了“黄老之学”的主根，谁就延续下来，并且发展开来，成为对社会进程有益的学说。
孔子是一位大家，他被后世尊称为“圣人”，也就是说相当于到达了圣人修为层次的一位儒学大家。他“圣”在什么地方？“圣”在紧紧扣住了“德”。孔子虽然提倡“仁”，但是他紧扣住“仁”，从“仁”向上紧扣住“德”，向下紧扣住“礼”，用这个“礼”来解释“仁”。孟子是将“礼”和“义”兼蓄并论，结合讲礼。荀子是尊礼重法。他们虽然都是儒家一脉，但各有特色。其他的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家，他们的理论方法、治世理念与大道文化有一个分水岭：凡是没有真正地进行体德，没有进行修身明德或者修真明德的这些思想家，他们就难以把握住这个“德一”。这个“德一”如果不把握住，那么始终就是盲人摸象，只能掌握局部的知识，难以产生像老子那么大的气魄，将整个宇宙“变化揽于手，乾坤运乎掌”。如果没有体德，没有把握这个“德一”，那的确只能是局部的解析。没有心灵的明亮，心中的光不能自燃就难以照亮自己，更难以照亮历史，照亮过去，照亮未来。仅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解万事万物，认知有限，格物不全，所形成的学说和思想，也就难以称其为根文化。即使后代强名它，那也只是大根上依附的细小须根而已。
由于我们后世的许多的研究者，史学家、哲学家们同样丢失了体德知道、修身明德的方法和实践，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也难以把握住主根，其研究的结果也同样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一样，各执一端，纷纷纭纭，理念各异，繁衍成了近代的、复杂的各种政治观念、哲学思想。自古及今，许多哲学思想把我们弄得眼花缭乱。外行看热闹，内行就看历史中的门道。门道是什么？是《德道经》，是“黄老哲学”，将这个《德道经》和“黄老哲学”牢牢地把握住，这才是真正把握根文化的必由之路。
道德到底是一种伦理概念还是真正的哲学、社会学范畴，应当有一个重新的鉴定，恢复她本来面目。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努力，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和实践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又要同时去避免近代人们对道德及伦理的狭隘认识和错误判断，我花了一定时间将《德道经》的各个版本，包括帛书版、竹简版、道藏版，还有各个时期历史名人的点评版等等，经过一番慎重、深入细致的反复考证以后，才尽力将老子的《德道经》重新恢复成为魏晋以前的《老子•德道经》的原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学术举措，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努力，这个版本的面世，有利于民族根文化的研究和大系统性的展开。
在《老子•德道经》这个集中华根文化之大成的宝库之中，把握住她，那么我们就容易高屋建瓴、追本溯源，从而将中华文化的大系统由根到干，由主根到辅根，到细根、须根，根—干—枝—叶，把它理顺，从而全面地把握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有利于准确地展开和把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大系统。我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面整肃道德纲纪的心愿，期望为实现迎接真正的民族道德复兴，迎接中华民族道德的春天而奉献绵薄之力。甘当垫路石、指向标，甘做众生孺子牛，尽力做个铺垫，开山劈路，这也是我们在《德道经》内在精神食粮的滋养下，通过修真明德获得一种精神解放以后，所产生的“以众生之心为心”的理念展现。

3、体身知道明真理
“道”和“德”的真正深刻的内涵，由于一些因素暂时的制约，我还没有全部地展开阐释。但是“道”和“德”都是必须“体之于身”才能体认的学问，“体之于身而知道”，是一个必然的实践过程，回避这个关键点，就难以真正地把《德道经》读通，只能绕过根文化，只能进行粗浅的为名、为利、为欲的研究。
“体之于身而知道”。“体之于身”就是“德”。用“德”在体内体会、研究，从而明白“道”。心里面明了、亮了，才明白“道”；心里面一团漆黑，没有自性的光明，怎么知道“道”？所以说“道”和“德”都是必须在身体内自我实践的“修之于身”的哲学。“道”和“德”作为“体认”而产生的结果是不可怀疑和推翻的，因为它是一种实践出真知的真理。人类意识中的怀疑只是一种理性行为，非常表浅，而实践后所诞生的体认则是超越理性的真实。因此，进入“天人合一”状态中去实践才能体认“道”和“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对那些不进行“道”和“德”亲身实践、体认的人，谈论“道”和“德”的具体内涵，那可累身累心，就像与夏天产生、秋天又死亡的昆虫坐在一起去讨论冬天会有冰雪一样的困难。因为这种昆虫它没有经过严寒、冰雪的实际体验，你描述得再惟妙惟肖，它也不见得能够认同。这是真正认知中华根文化的障碍。把握住关键点，真正像儒家那样也来一个体味、体悟，也能够格物、修身，去格去感，去感去应，不就慢慢地明“德”了吗？！
这种现象又反应出，我们人类对真理的发现，自古到今都存在着两个途径：
第一类是最常见的、肤浅层次的发现，也就是在主观的后天意识主导之下，深入到社会和万物之中进行智识逻辑推理，反复验证、研究后的发现。在此基础上的真理发现，带有明显的“有之以为利”的局限性和阶段实用性，它们都不能够称之为“永恒真理”。但是这种发现，可以说是人类非常普遍的发现一般规律的途径，而且这种发现方式在西方世界是占主导地位的方式。由于它常能给人产生快速而直接性的利益，所以这种发现最容易被人类所接受、所模仿、所学习、所效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近数百年间这种发现方式大行其道的原因。满足了私心，满足了欲望，满足了利益所得，所以它也是容易迎合每个人心中的阴我，而被人类普遍接受。
而另一类发现真理的途径则比较少见。因为这种发现方式，跟西方的发现方式完全不同，它是需要在心身全部放松，将自己的心灵全部溶入到社会和万物之中进行意识与灵感思维高度和谐统一，进而格物致知的慧观性观察和发现。这种发现常常能捕捉到“长效真理”和“永恒真理”，是对万事万物内部和外部“无之以为用”本质的一个根本性的发现。这种发现模式和方法，从古到今在东方的土地上是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发现。第一类智识性的发现，在东方历史上只占有辅助的地位。最典型的是《老子•德道经》当中所阐释的真理的发现，它是这类发现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4、七字真言民族魂
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根文化如何简而言之地予以介绍呢？很简单，就是“七字真言”：“道、德、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华民族根文化的灵魂。传统文化以“象、数、理、炁”四个大系统，从各个方面、不同的角度来对万物的阴阳属性进行全面阐释。我们要将这七个字解通、读懂，并且体之于身，那就容易理解和掌握。真言的“真”，就是要在体内实践，才能得其真味。在自己的心、肝、脾、肾、肺里面，在心里，在大脑中，要去实践才能把握“七字真言”。在理论认识上，又要运用“象、数、理、炁”多角度的、多个方向地进行剖析。
在这里我简单提示一下，比如说用“数”来解释，七个字，七是是事物先天的变化成数，是人类精神世界大系统内的圆成之数，是这个太极“黑”里面变化的成就之数。逢“七”必变，在那个肉眼看不到的空间里面，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其实这个“七”，就完整地将人类的精神领域囊括在其中。是顺行还是逆行，如果是择其中之一而行，在这“七字真言”面前可以说都会相形见绌。只有整体把握住这七个字，把她读完整、实践完整，那才是真正把握住传统的根文化。这七个字，的确是博大精深！在中国的历史上对这七个字的阐释，要是把那些竹简都堆起来，那真是汗牛充栋，车拉、船载不完，一生都难以读完。
东方道德文化理论的解析，是一个整体把握阴阳、执两用中的方法。那么对这七个字又要怎么把握？这七个数字中，道、德、仁、义、礼、智、信，“仁、义、礼”就是这七个数当中的“中”。“仁、义、礼”也就是道德文化――我们民族根文化的“中”，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中”的基石。正是因为“仁、义、礼”三个字在这七个字当中处了“中”，我们要遵从老子告诉我们的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执两用中，整体把握”的研究方法，认知“仁、义、礼”是我们民族道德文化的基石。掌握好基础，再来全面地展开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七个子系统，那就比较容易顺理成章，自然像行云流水一般地把她展开。人类精神物质文明回归的必由之路，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和思想

1、失道后德江河下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和思想，可不像现在人们写的一些东西，她很精练。她发现和把握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性，是认识社会发展、认识人类自己本身，决定人类何去何从取向的重要理论。所以别小看社会发展学说思想，那真是偏之一步，离题万里，谬误千里！科学地去发现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性，认识这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客观规律，认识人类自己本身，从而根据这个理论和规律取向，决定到底走哪条路。没有理论就难以诞生方法，也就难以指导实践。理论是提炼方法的前提，是指导实践的基础，理通才能法随。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片面与全面，肤浅与深刻，都是性命攸关的，关系着亿万生命的生存和归宿，那真是责任重大，不能轻言。
关于社会发展学说，有的学者认为是马克思开创了历史的先河，最先提出这一伟大的理论发现。对于这一学术观点是否成熟，我们暂且不作讨论。因为道家的思想和学说，在这个哲学领域不存在争论，也不存在着批判，也没有斗争的，她有的只是“知白守黑”的解析，“德者自得”的论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其实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发展学说，只是这种社会发展学说的系统性、深刻性、全面性各有不同，他们的论证和表述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谁更为正确、全面、深刻？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祖先是怎么谈人类社会发展学说的。
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学说，就明明白白地写在《老子•德道经》五千言的开篇之中。《老子•德道经》一开篇，就浓墨重笔地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在《德篇》第一章的“论德”中，老子开宗明义地以无比巨大的气魄，在阐释了决定人类何去何从的根本物质——“德”的存与失的现象之后，预见到了人类和民族“德”的必然丢失性。因为人都有私心、有欲望，照这样发展下去她肯定会丢失。那么，丢失后的现象，他都观察到了，看到了。在体内外都看到了，所以他就紧接着一气呵成地、气势磅礴地揭示了人类失德离道后的必然社会发展规律性，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学说。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非常精炼、深刻而又全面，她令人百读不厌，可以反复在大脑里、心中、身中咀嚼。对于我们把握自己生命和冷静地观察世界社会，她简直是游刃有余，悠然自得。如果我们不深入其中，不把《德道经》的“德篇”第一章解析开来，那是体悟不到的。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富有纲领性，这个纲领性具有揭示性。不能说只有老子能发现这个规律，因为这个规律就在我们体内，人就是自然的缩影，知其内而达其外，不必去发现，你能够明德的时候就能观到。所以，他一气呵成地就把它揭示出来，社会历史无情地发展，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的正确性！
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可以说，仅仅四十四个字，就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性，一览无余地揭示在世人的面前。只是可惜“鲜有识者”。也就是说，很难找到认识她的人！“识而疑者”者居多。
人类离道失德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心性无明而逐步下滑的社会发展规律之中。这个“一”，这个“德”散失、散开来了，融解开来了，就化解成了“仁、义、礼、愚”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就是其必然的规律性。老子在这里是用“愚”来代替了一个时代和时期，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的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都没有发现这一个关键点，非常遗憾！
这个“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应当如何解读？人类发展在有象的世界里面，眼睛可见、身体能体，置身其中的发展阶段是四大阶段：“仁、义、礼、愚”。“忠信之薄”怎么回事？“而乱之首”又是怎么回事？如何去解读它？这是由于老子在揭示社会发展史的过程当中，始终是站在道境之内，运用“德”来解释社会。“忠信”两字我们怎么去解？一方面是用这个“忠”来表现出其中还存在着一定成分的五德能量物质；另一方面这个“忠”与“中”在古字中是通假共用的。“忠”也暗示中央戊己土，就是指“信”——“信德”。如何去解释这个“信德”？有信德时代吗？没有！因为信德的五行属性为土，是黄色的土。土寄旺于四季，寄旺于木德、金德、火德和水德之中，给这四德奠基，它很自然地就分派到这四种德性里面，去烘托他们。就像人离开了土地一样，跳到空中呆不长久。哪怕你飞上天，住到宇宙飞船上也还得回来。所以土是其他四德不能离开的基础物质，信德分散地、均匀地分布在社会发展时期的仁德时期、义德时期、礼德时期、水德时期。水德时期就是“愚”——愚智的时期。信德她本身并不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但这个信德却支撑着这四德时期的产生、发展以及消失。因为土为地，有基础之意。那么当社会滑落到礼德时期以后，信德已经随着仁、义、礼三德的相继丢失，也同样地丧失了四分之三，仅仅剩下那么孤独的一分，她就很薄了，所以“乱”也就必然开始了。

2、民之难治多愚智
老子为什么用“愚”给本应当是“智”的社会发展第四阶段定名？同样的原理，老子是用五德含量的多寡来解析各个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本质的。老子所指的是本质而不是表象。这个“愚”是“智”的反义词。当其他四德都丧失得差不多了，仅信德微弱的一分在支持智的时候，这个智已经不是智德了。
老子在论证的时候，从没有离开德，从没有离开阴阳。“一”非常重要，理念上要掌握这个“一”，认识这个“一”。在分析、解析任何事物的时候，你把握“一”，把握“德”，很多问题都会在你微笑间得到解答。根据德的多寡、升降、浮沉，她的成、实、蓄、散来进行判断，就能够八九不离十，比较准确地掌握事物变化的本因。
由于丢失了德的智，没有其他四种德能扶生的智就已经不能称其为“智”。当“智”与其余的四德――仁、义、礼、信，共同存在的时候，她才可以称之为“智”——称之为“智德”。但是当其他的三德都丧尽了，信德也只剩下四分之一时候，这个智已经是孤立性存在，已经体无完肤了。因此“智”完全可以用“愚”来替代，称之为“愚智”。因为心里无明了，没有光亮了，道光德能已经一息仅存了。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老子特意地在此将“智”字不用，而改用“前识”，用“前识”两个字来代替“智”字，而且还用“道之华”来强调这个没有其他德来扶生的，失德的“智”的虚华，的确道貌岸然！确是“嘴尖皮厚腹中空”，而且很容易用这种表象迷惑人心。当这个时代出现的时候，人类看似聪明，但是，由于身国内的道德能量丧失殆尽，心中无明，只是在用大脑在穷思，就会出现一个愚昧的时代。所以老子在这里毫不留情地就指出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就用这个“愚”形象性地来警示人们，告诫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要当心这个时代，可别把自己的性命丢在时代中而没有察觉。这的确是仁心慈悲，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表现。
为了使大家容易掌握这一社会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以将它命名为“愚智”的时代。把“智”先挂上，先不谈它里面的德气怎样，能量如何，先把它组合成一个词便于理解。概而言之，老子所揭示的人类发展有象有形的四个时代，就是“仁、义、礼、愚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  
我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愚智时代。由于我们现在就正处在这样一个愚智的社会发展时代之中，用“德”来考察社会和我们的心身，也就正如老先生们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是“痴人的世界，愚昧的时代”，“痴子难教也，痴儿难养也”。现在要明“德”特难，比仁治时代、义治时代、礼治时代的人明德要难多了，真不愧是一个“愚智”的时代！

3、圣人之明悄然同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思想将人类社会分列成为仁、义、礼、愚四个大的历史时期。非常凑巧，它还能够找到同伴。三千年前，古印度文化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期方法，而且在“理数”上两者不谋而合。我相信三千年前或两千五百年前没办法进行沟通，那时候既没有网络，印度和中国也没有信使，但是这种学说和思想却非常接近。据记载，三千年前的古印度文化就表现出了相同理数的社会发展学说思想。的确，东方的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化国家，在这一点上同样也表现出了一种相似性。这一种现象同样验证了老子的分期方法是正确的。
古印度文化当中，三千多年前就曾经提出了四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他们把它称之为：第一个时代为“黄金时代”，第二个时代为“白银时代”，第三个是“红铜时代”，第四个是“黑铁时代”。如果我们对道家的五行学说了如指掌的话，马上就产生了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用五行学说来解析一下古印度类比性的分列社会发展时期的方法，就不难看出其中的一致性。按照五德、五色的五行学说解析，“黄金时代”就是一个仁治时期；“白银时代”，白属金，属于金德为义治的时代，就是义德时期；“红铜时代”，红属火德为礼，也就是礼德时期；“黑铁时代”，黑属于水德为智，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愚智时期。
第一个时期“黄金时代”看起来略有不同。我认为，仁治时代本来是木，因为在那个刚刚从“德”下滑到“仁”的时候，五德都是比较厚足的，其中的土德最为丰厚，黄色的信德，色泽鲜明、艳亮，由于黄色信德处在五分之五、一丝没散的情况下，黄色与“仁”性的绿色相互辉映，互相掩映，也就不容易确定其中的性质。在其他几个不同的时期，难以看到这么明亮的黄色，在慧观状态下，不易准确地将这种绿确定为第一性的，黄确定为第二性的，所以就选择了一个“黄金时代”作为比喻。中国的五行学说当中，也有“湿土寄旺于四季”的说法。其中春土特别浓，春天雨水多，土也湿，土不旺万物就难以生长。所以它所产生的这个能量，很自然地掩映了这个绿色的木。
先把这一点不同放在一边，不去深究。其它三个时代的惊人接近，难道不令人叹为观止吗！老子如果碰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印度的哲人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抱拳一揖，互相道一声“佩服”。

4、先天后天一鸿沟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在历史上解读的人不算太多。因为真正得“一”的人的确比较稀少，有的得了“一”的又甘愿做自了汉，不愿意去入世来解析老子的学说。老子始终是将这个先天的“炁运论”和后天的这个“物运论”整体地把握着，共同阐述万事万物的德性本质，根据这个德性的本质再来展开。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像老子那样，同时把握“先天炁运论”和“后天物运论”，不能把握或把握不准，那么就难以完成其中理念的相应转换。当然把握住和把握准离不开修身明德，最好是修真明德。
历史发展到了宋代，著名的道学者邵雍曾经写了一本《皇极经世》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为了将老子的社会发展理论世俗化，从而能够让人们普遍了解和认同，就有点“削足适履”了。他将老子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先天的德能“炁运论”模式，运用象类比拟的方法，转换成了后天的“物运论”，并且用《易》学当中的“元、亨、利、贞”四个字结合起来进行论证。因此，就形成了后世学者们容易认同的“邵氏社会发展学说”。甚至有的人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学说起始于邵雍，那真是莫大的笑话！他在书中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分为仁、礼、义、智、信几个阶段，他把“礼”和“义”的位置颠倒了一下，并且将这四个阶段纳入到一年四季中进行论述。当然他也强调了“从天”，他说“君子从天以本天时，不从人而强违天”。
他说：“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时之始元者，德之长”。他用“德之长，德之文，德之方，德之衰”把德性的演化过程论述一番，还没有离开这个“德”。而对仁治时期，说“时则未盛，而德足以长人。故言德而不言时”。有点儿把德和仁扭合在一起进行论证的意思。
他说：“亨者，夏也，礼也。夏者，时之盛。礼者，德之文。盛则必衰，而文不足以救之。故言时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这里结合了易理的理论。
“利者，秋之义也。秋者时之成。义者，德之方。万物方成而获利。义者，不通于利。故言时而不言德也”。
“贞者，冬也，智也。冬者，时之末也。智者，德之衰。正则吉，不正则凶。故言德不言时也。故利贞者，性情也”。
从上面邵雍的分类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与邵雍的社会发展学说，在“礼”与“义”的排序位置上明显不同。粗看邵雍的社会发展学说，人们是很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四个时期，就像一年四季一样。以一年四季变化的时序进行解释，人们对一年四季的感受是身的体悟，容易接受。甚至有的学者就认为老子的排序错了，可能是老子年龄大了，糊涂了，把“礼”和“义”弄反了。他们没有想一想，老子驻世的年代恰恰是夏、商、周那个由盛到衰、礼崩乐坏的时代，礼就在眼前他怎么会把握不住？！他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发生在眼前的社会现实呢？！邵雍为什么又把它扭转过来？到底是谁的排序对？这是令学术界头疼的一个问题。
老子以德来论世事兴衰，把握万物内部变化的本因进行论断，他是从社会五德能量分布和散失的本质而言的。我们解读了《老子•德道经》以后，必须要高度重视老子的哲学思想，他的确是立足在“以人为本”，慧观内视，通过揭示人体身国内在的道光德能的流量变化、阴阳转换，在论证如何复归德道的同时，推演开来兼论社会。因为人是社会之本，以人为社会之本的众生思想，是老子立论的基础。每个人身国内这个“德”的生、住、成、坏，集约起来才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就像政治家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人。老子是非常实际的大学问者，他从深层次进行解析，从能量推动上解析。比如说这个宇宙，当初怎么形成，在混沌的状态下，在道德还没有衍生之前，她是一种“道”，但是她是一种静的“道”。这个“道”一动，整个宇宙发生了爆炸，形成了动能。这个能是德能。道就是靠这个德来演化出了“天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宇宙万物。德当然就含在万物之中。
我们不去把握住德能来认识万物，却被她的表象蒙蔽住了，那不就很傻吗？就像我们收到人家送的礼物，盒子包得挺好看的，你绝对不会傻到不愿意打开盒子，去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吧！我们在哲学上，在认识事物的本质上常常犯下这种错误，当眼睛一看到表象的时候就被迷惑了，腿就软了迈不动，思维就开动不了，心里面的光也绽放不出来，进入不了事物的内部去详细观察。相反，老子却能自由穿透万物，没有任何藏掩和遮蔽，“明白四达”，一览无余。
所以，老子始终立足于“人是社会之本”的这样一个众生思想，论人的身国体内的状态，再推演到社会状态。这也是我们解释《老子•德道经》为什么一定要将常义和修义立体地把握住进行讲解、认识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这样讲的话，我们很多问题讲解不通，没办法讲下去。只有整体把握住、掌握每个人身国内“德”的生、住、成、坏，把这个原动力把握住，才能认识根本。所以，我们研究社会发展本质的时候，还是应当按照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而论，这样才更符合天、地、人中的五德能量散失的先天炁运规律。
如果我们单纯地遵从邵子的“社会发展分季”的说法，那么很可能就会发生一个严重的错误。可能误导学术界和社会民众，机械地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中的可比拟性界定为铁的自然规律，这是相当危险的！按照这种分季的说法，它一定会产生误导学术界和人民，机械地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知为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推演开来，似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将会永远像一年四季的替换一样循环不息，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了。那就惨了，这个冬天过完，又准备迎接下一个冬天了。这种理论上的误导，极易阻断人类社会通过修德明道、正心修身复归于上德而同于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邵子的这个“拟比式”的社会发展思想，违背了社会发展总规律当中的道、德、仁、义、礼、信、愚智七大系统的先天之数，非常遗憾地陷入、跌落“仁义礼智信”后天五行之数的巢臼中。一旦掉入了后天五行，那就循环不息，因果链就转悠下去了。
邵子分析的依据和道德的境界都没有老子高。他的依据只是按照人类不明德道、不修德道，反而逐步加深地离道失德的一般规律。他忘记了人是万物之灵，人类心灵中复归德和道的本觉灵性是不灭、不增不减的，一旦他们觉悟到了本源的归宿之地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尊道贵德，通过诚修实证而打破一般规律和因果链环的束缚，复归于德道之境。
虽然人类一代接一代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摸爬、滚打、挣扎，但是其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智者。这些智者，都在自觉地修德明道，他们是人类的精英，而他们的成就也充分地说明和验证了人类冲出这种一般规律，从而复归德道自然社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一批批通过自身性命验证的成就者，都在向整个人类展示着一条康庄大道。这两者，一种是个人行为，一种是社会群体行为。一旦现实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个体行为能够转换成为社会群体行为，到全社会都来修德明德、修身明德的时候，当复归于“德”和“道”形成了人类的共识的时候，道德修养实践成为整体的社会行为，也就是真正的“德治社会”的出现之际。这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会在这种状态下必然消失。我们人类虽然在“仁、义、礼、愚”这个社会发展的怪圈当中深陷久远还没有挣脱出来，从离现在最近的冰河时期，发展到现在还是没有逃脱，还是把“德”丢了，还是在“仁、义、礼、愚”状态下打转。那的确是惨！虽然人类还没有挣脱出这种一般规律的束缚，但是，最终挣脱这种束缚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这个过程、这种必然性我们一定要把它保留在我们的哲学思想之中，保留在我们的学说之中，不要误导后人。“反也者，道之动也”。到了一个极限，那么就开始复返了。地球是圆的，道的运动轨迹也是圆的。而且先天变化之数是“七”，“七”当中离不了这个“道”和“德”。而不能单纯地在后天这个五行之数中研究，只讨论阴木、阴金，只讨论阴土、阴水，而障碍我们看到更高的、更大范围的力量。道始终“无言胜有言”地在关注着人类的复归“德”和“道”，不论这个时间是以千年为时间单位，还是以万年为时间，甚至以亿年为时间单位计算，道始终以慈悲的胸怀关怀着众生。在道的眼中，人类德道的复兴、德道的回归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邵子的思想可以借鉴而不能够盲从。他的道德境界和水平还没有达到老子的高度，这一点我们应当高度地注意，不要迷失在文史文海之中。

5、分阴分阳析五德
到底是邵子对还是老子对？如果说老子对，对在什么地方？都得要有一个理论解析。否则，单纯这样强调，许多钻牛角尖的哲学家、史学家是难以说服的。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德”从“一”的能量状态朴散为“五”以后，“仁德”属木，居于肝；“义德”属金，居于肺；“礼德”属火，居于心。社会发展的先天炁运，“礼德”的存留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就像我们的体内，离开了“心”，一切都不好办。万相由心而生，万法由心而成。在五德中，“礼德”有一种“君王之位”的作用。这个君王的本事不见得要大，他有德行，他的国家就能够治理得好。“德行”占了第一位，所以礼德的存在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
礼德属于火，居于心。这个火有阴、阳之分。有些史学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讨论这些哲学理念的时候，胡子眉毛一把抓，没有注意到“火”有阳火、阴火之分。这个阳我心、阴我心的分别也就在这个阳火和阴火中。具有木德的人，能够提供能量使“火德”燃烧起来，而且越烧越旺，不至于熄灭。
金德――“义”当中的阳金，它可以泄动火中的阴火，使“火”里面的黑烟能够透发出去。阳金可以制约我们心里面漫天的乌云，把乌烟瘴气泄动、排泄掉。从生理学上解释，肺有宣发之功。宣，就是疏导、散开、抒发出去的功能。而且，阳金对我们肝脏里面的阴木的滋生有杀伐的作用。它能限制、防止不成才的木材——灌木、乔木的疯长，维护着仁德之“正”，是一种正气浩然的仁德正炁，而不是阴、阳掺杂的仁德之气。
所以，“义”和“仁”对于心是否能发出光明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阳木消失，仁德丢失，阴木就蜂起，那么它要供给心里面的能量，生出来的火那就很糟糕。就像用那个煤炭炉子的时代，一旦没有点着火，一屋子的人都要被烟呛跑了。阴木供给阴火，很难发出光明，它生烟而不生妙火，礼德就失明。因为仁德丢了，阳木能量进不来，这时全靠“义德”发挥主导作用。它既主导又扶生。一方面肺里面的“金德”可以砍伐疯长乱生的阴木，对它削枝伐干；另一方面，金德又有泄动“礼德”中的阴火的功能，把烟给它抽掉、排掉，使“礼德”艰难地维持着往前发展，不至于迅速地进入熄灭状态。当灶堂里面既没有烟也没有火焰，热也没了，那就太难了，整个内环境的能量丢失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这种现象在外表看起来，好像是礼德的状态，但内部的德能的炁运，却又是义德在真正当家。义德在捉襟见肘地支撑着心火通明的作用，它在仁德丢失以后担当起了这个任务。没有它的担当，连外表的礼德表现也没办法维持。正是鉴于这一点，社会发展的第二时期应当是“义”，而不是“礼”，这就是所谓的“炁运学说”。
当义德也散失的时候，既无阳金来伐阴木，又无阳金来宣泄阴火，就进入了礼德全部失明的状态。反映到外面，好像是义德在当家，可惜的是阴金在产生作用的时代。是阴金主事而不是义德阳金当家，内在德能的炁运状态是阴火一片。所以盲目的“义”不是真实的义德，只是以阴金为用而已。
这些先天五行、五德炁运的内在机制，如果没有人来点拨你，并且你自己也没有证过内推“五行”，不懂得这个炁运在内部运动以后相互间制约和影响，只惟书而不求证，那你一生也不明白。还是“实践出真知”，如果不实践，不同步掌握，则很难理解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德”、“道”所生的“一”，是万物生长化养的能量，以“德一”来论万物才能透过“有之以为利”的表象，把握住“无之以为用”的本质。所以，道家常常有一种“不足与常人论道”的感叹，的确如此。我们现在研究社会发展学说，我认为还是应当继承发扬道家的基本研究方法。将先天和后天执两用中地整体把握住，用“德”论其理，直指事物变化的根本，把握住根本方向。而“象喻”应该放在第二位，不要误导人们陷在象的比喻之中。
人们对《易经》也很崇拜，她同样是一本解释天下万物万象之变的经典，也是用先天论后天。刚才提到的邵雍，他的“梅花易数”也是空前绝后的预示。他的确可以用先天卦来预示，随时随地“吧嗒”一卦，就在手上出来了，运用预知功能很准。有一次他遇到了吕洞宾就糊涂了。吕洞宾未来之前，他倒是测算到了吕洞宾要见他。但是，吕洞宾来了以后问他：“你是怎么算出来的？”邵雍说：“我就是这么一掐一算就知道是你来了。”吕洞宾笑了笑，点了点头说：“好，你再测一测我将要到哪里去？”邵雍就糊涂了，推过来推过去，就是推不出来。吕洞宾就指点他说：“因为我动了心念，要到你这里来，你才测出来。我现在不动心念，你也就成了个糊涂人了。”一语就点醒了梦中人，他就向吕洞宾讨教，如何去实践这个“明德”的方法。当然这只是个历史传说。
《易经》主要是论后天。作为后天而论，“义”放在第三位也是准确的，特别是论“物”的时候。某些学者就把《易经》搬出来了，把邵雍的理论也搬出来了，还把朱熹的观点也弄出来了，就坚持要遵从邵子的学说而不遵从老子的学说。这种现象是一个时期的必然现象，但是从道家的根文化这个大系统论上复兴道德而言，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是一种直指社会和人类身国的本质的根本性学说，我们只有全面地把握好“天德炁运”的先天规律性，才能用“无”之德而驭“有”之利，使其复归于德，从而完成根本性的改变，而不是做“形象工程”。

6、古来大义多慷慨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中，还有儒学创始者孔子对社会发展所做的一些论述。他曾经在《礼运》中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把社会发展史分成为两个自然阶段：一个是大道行世的时候，天下为公；另一个阶段，就是大道隐了，这个时候天下都为自己、为私家奔忙；把社会发展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这有点儿类似“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的说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但总而言之，孔子在当时的这个内证的深度和广度还没有达到老子的境界，所以他不能提出像《德道经》那么详细的，谁也无法推翻的学说思想。孔子对道、对德都非常遵从，他在“道”和“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仁德思想，并在这个方面是特别有建树。
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当中，都留下了许多非常充满时代特点的、脍炙人口的故事。这些故事在现代许多人的眼中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德能层面断裂、流失以后的必然反应。现在就讨论其中的一些故事，帮助大家加深对“四大阶段”的了解和掌握。
尧舜时代是一个仁治的时期，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心中、体内的仁德、信德都非常丰厚。做君王的都能谦虚自省，自己可以批评自己德行的不足，能做到“推位让国”。一个君王掌握着一个泱泱大国，他内审自己体内的德性不足以驾驭臣民，不足以成为全国子民的典范，不足以带领子民在正确的路上前进。当他发现有人比他更有道德的时候，他能够毫不犹豫地“推位让国”。最著名的记载就是“许由洗耳”的故事。
许由，字武仲，因为在社会上有一些仁德的贤名，尧帝听闻以后，要将管理天下的帝位让给他。许由听到消息，就赶忙退隐到河南中岳的颖水之阳、箕山之下藏起来隐居。尧帝找他不着，又正式颁诏，要命任他担任九洲之长（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之职）。差官背着诏书到处找他。许由听都不想听，他就跑到颖水河边去洗耳朵，他认为这种宣诏脏了他的耳朵。这个故事还有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下文。当许由在洗耳朵的时候，有个叫巢父的人，牵着一头牛在他洗耳朵的下方喝水。他看到许由在那里洗耳朵，就问：“你怎么在这儿洗耳朵？”许由说：“尧帝想把我招去当九州长，我不想听到这个消息，它脏了我的耳朵，特来一洗。”谁知道巢父比他的德性修为更高，就批评他说：“如果真正藏在高岸深谷当中，人道不通，那么谁能够见到你呀！你就是因为太接近了世俗社会，让人家知道了，出名了，求取了一些名誉。你洗耳朵的水会脏了我牛的口。”巢父就把牛一牵，绕过许由，到河的上游去让牛饮水。可见古人对“德行”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而且深度和广度各有不同。巢父的比许由又更深刻一层。尧帝作为一个君王，他能“推位让国”，这个胸襟也是千古少有。这种在仁治时期表现出来的美德，在义德时期、礼德时期、愚治时代会不会产生呢？不会，要产生恐怕也是假的了。
许多年青人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根本就不相信。有人还说：怎么两个人都是傻老头？与夏虫语冰的确挺难。在愚治社会阶段，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里不妨举再举个现代故事。有一位副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跟着总裁在商界打天下。副总年富力强，而正总却已近暮年，所以副总的表现有点“功高震主”。一天，正总在办公室里召见副总说：“你看我的年龄这么大，精力也不足，身体也不行了，你说该不该退下来，给你们这些年富力强的人当当参谋，把把舵，干干台后的工作。”副总就很关心地、老实地说：“老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到了这个年龄是要注意保养，您功成名就，也该享受享受了。你老要是退休了，我就介绍一个玩太极拳的师父给你。如果你老人家天天坚持，肯定会健康长寿。”正总裁听到这，就干咳了几声，挺了挺腰板说：“噢，看来真是老了，人也不中用了。”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三天以后，这位副总收到了一封信，他被辞退了。正总没退，副总反而被辞退了。仁治时期的“许由洗耳”和现代的“年青先退、年老后退”的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用老子的《德道经》的哲学思想分析一下。
夏、商、周时代，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礼德治天下”的时期，礼仪、礼德方面的要求在这几个朝代里逐步丰富和完善，到周朝达到了“礼仪三千”。但实际上内在的还是一个“义”字在起着支撑的作用。例如，在周朝的初期就曾经发生过一个“义薄云天”的故事。这就是叔齐、伯夷“饿死首阳山”的历史故事。当时，伯夷是孤竹君的长子，叔齐是次子，这是兄弟俩。孤竹君想把自己的位子传给叔齐，让他来当继承人。等到父亲去世了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觉得有违父命，所以他就提前逃了。而叔齐也不肯去承袭这个位子，他也走了。这两个人，后来听说西伯侯比较善，能够供养老人，就想到西伯侯那里去养老。恰巧西伯侯刚去世，他的儿子武王正在兴兵伐纣。这两人一听就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缰拉住问：“你的老父亲都还没葬，你就动起干戈来，这是不是孝道呢？”又问：“你本来是一个臣子，现在却去杀君王，这难道是一种仁德吗？”武王的手下想动手杀他们，被姜太公及时地制止了。姜太公说：“此义人也。”意思说这两个人义德非常丰厚，出于义德而慷慨陈词，劝导武王不要兴兵。于是就把他们两人扶着离开了军队。后来，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天下宗周。伯夷和叔齐感觉到吃周朝的饭是非常可耻的事情，觉得周朝虽然建起来了，但是它建得既不符合孝道，又不符合义德，所以就逃到了首阳山，在那里采摘野菜充饥。最后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肯食用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
这个故事发生在礼治时期，别看它表面上是礼，但是内在的还是义。这实际上也验证了老子社会发展学说所揭示的发展规律是正确的，验证了社会演变的内在的源动力是义德而不是礼德。周文王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和仪轨，社会表象是礼治时代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心身中的演变仍然是遵从着义德，是百姓们心身中的义德在支撑着社会外象的礼治。

7、礼崩乐坏莫之应
礼治时代的代表是周文王，姓姬，名昌。据说，他曾经推演八卦并且制定礼仪，而且在他的领地中广行仁政。他寻得了姜太公作为他的丞相辅佐他。当年他去找姜太公的时候，非常谦虚地把姜太公扶到他的行辕上面，推车八百步。当时姜太公说：“你推了我八百步，我保你周朝八百年。”当然这是故事。的确，后来周朝经历了八百年的历史，可谓久矣！周文王制定的礼仪、礼德、礼治管理社会的方式，使社会进入了空前长期的稳定时期。
社会发展下滑到了失德的义治表象时期时，最典型的历史人物，那就要算孔子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开始进入了表面形式的“义治”，本质则为阴火礼治的时代。孔子致力于他的“宗周、复礼、正名”的学说思想和政治抱负。由于这个历史时期，人们心灵失德的状态是“阴于礼而表于义”，心中其实已经失去了光明。心里没有德之亮，阴我就主宰了人们的心身。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复兴“周礼”，已经没有人能够接受了。大家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个个都是豪情壮志，阴义充斥心胸，阴我私心贪欲主事，讲的是王霸之术，要的是富国强兵。“连横”、“合纵”、“武治”学说大行其道。谁也不愿意听他在那里反复地唠叨什么“仁”、“礼”。因而他理想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举贤任能，修信讲睦”的抱负无人问津。因为这时帝王心中已经是阴火之“礼”主事，外以假义浮显，所关心的只是保得王权不丢，所希望的是帝位世袭万代千秋。
以王霸之术得天下的君王，谁也不可能将他所倡导的礼治放在眼里。后来发生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尿溺儒冠”等坑杀斯文和侮辱斯文的现象，都充分地验证了老子社会发展学说的科学性。
孔子的一生由于未把握住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因而“去乎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他在鲁、齐、宋、卫、陈、蔡这六国间游学，想寻找一个可以寄托他治国抱负的人，但是历尽了艰难也难遂其愿，难遂心志。虽然他的学说符合道德，却没有真正地认识离道失德的社会状态。按照《老子•德道经》的社会发展学说进行分析，他有点脱离实际。孔子的经历也同样地验证了老子社会发展学说的正确性。孔子的理想既未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在他死后也没有被他的弟子们所实现。但是，后来的帝王们却又开始重视孔夫子了，把他尊称为“圣人”，提倡儒学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的历代帝王的“崇儒重礼”现象，都再次验证了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外义内礼”的客观真实性。

8、愚智盛行流弊深
在整个愚智时代，依据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已经到了“冬天将尽”的愚智最高峰。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崇“智”的社会时期。愚智时期是一个纯粹后天人心用事和治世的时代。佛家将之称为“末法时期”，又叫“人治”社会时期。由于人们身国中的五德能量物质基本耗竭了，德性难明，心胸难容，漆黑一片，所以成了个人的私欲和集团私利至高无上的社会时期。
老子之所以将这个时期称之为“愚”，是因为在人体内、社会中，由于失仁、失义、失礼，而且“忠信之薄”，道德之树已经到了残枝败叶，“智”难以独立地支撑。“智”字，本意有日日新知，通过每天不断学习积累而丰富知识的意思。智识靠积累形成，但是否能够发挥良好作用，能不能合德，还要看金德义的扶生、土德信的制约，以及火德礼明的既济和引领。没有这几个因素和能量的相互作用，孤智失德就难以成为真正的“智”，更不能称之为“智德”。实际上它似智实愚，失散了仁、义、礼、信的智，很难独立地支撑起人体身国内和整个民族社会的良性发展。我们虽然勉为其难地称之为“智”，但它只是人类的后天意识层面的聪明，是阴智狡黠。
民间有个习惯，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其它四个手指头弯曲着，用来象喻、比喻小人、小气、孬种、愚蠢等等。我们可以用这只手来看一看我们的五德，当仁、义、礼（分别对应于食指、中指、无名指）都丢失了，只剩下这个小手指头的时候，我们这只手还能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称其为“智”。如果说我们大拇指头还有功能，没有瘫痪，大拇指头表示的这个信德还很有力，那么与这个小手指头结合还能够拿一点东西，还有一点功能。如果这个大拇指的“信”也丢失了，只有一个小手指头存在的情况下，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愚智”。
我们的时代由于道德的缺失，阳水的智性行为和现象就会被人们认为是愚，阴水的愚昧行为反而会被看作是一种“智”，人们的是非观念颠倒了。人们价值观的取向是以私和欲来衡量、以金钱和利益的利己性获得作为判断的。例如，修身明德者就被视之为愚，视之为傻，认为有害。有人说：“别人都去拼命捞钱、捞名利，你却在这里修什么身，明什么德，脱离了社会实际。”素食者也被看作不知享口福。那些在工作岗位上不占、不贪、不拿、不吃的都被看作呆愚，或者被嘲讽为“做作”、“故做清高”而加以鄙视。这就是人们完全丢失了德性而产生的逆反性的认识，并且形成了负性的社会共识。
愚治时代属于智的范畴，智又分为阳水和阴水。在阴阳二水之中，由于失德阳水不足，阴水上升占着较强的比例，而又没有金德的“义”扶生阳水，也缺乏强有力的土德的阳土来制约这个阴水，因此阴五行中阴水私心、贪欲、淫乱的表现行为就会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恆足矣”（《老子•德道经》）。这个“欲”是永远也难以满足的，它是产生我们个人之祸、家庭之祸、社会之祸的罪魁祸首。
我们的内德能量环境中，由于阴水克制了心火之阳，办事待人接物就显得愚蠢、粗鲁、莽撞，没有文化教养，反应也迟钝，缺乏机灵性和准确性。因为阴水不能养阳木，而只生阴木，这样就会导致肝气不舒。加上心火受制，心理受到了束缚而多愁善感，常常自怨自艾，怨天恨地，抱怨父母，抱怨别人，或者性情急躁，脾气火暴，肝病就会成为这个时期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心血管疾病也会大量上升。在情志方面就容易产生忧虑和绝望，由于心中无明，也就常常自寻烦恼，甚至寻死轻生。无论自杀率和他杀率，也都比其它的时代高出很多。
社会发展到了愚智阶段后，由于信德的阳土已经薄弱稀少，不能够克制阴水，阴水克制阳火，阴火生出阴土。这个阴土的表现是什么呢？表现贪恋吃喝，追逐口欲。这种吃社会主义、喝社会主义的现象必然屡禁不止。这些人什么都能吃，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藏的他都要想办法弄来吃，充分去满足口欲之贪。因此也就会大量地伤害生灵，加重了个人和社会仁性的损伤，悖逆天理，干扰破坏生态平衡，因而也就必定造成“时疫”性疾病的反复大暴发和大流行。
在西方世界，人们还能够自觉地不乱杀乱吃并非只供给人们食用的生灵，能够提倡素食和爱护动物。但是我们东方人不相信众生平等相处对自己是有益的，无所不吃，无所不杀，这才是某些疾病都以东方为暴发点而传遍世界各地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愚智的时代，人们必然会因为阴水主宰身国而好色乱性，淫乱无耻，以吃喝、贪淫为社会的主要特色和所谓的“亮点”。而且，这个时代中由于阴水败肾，所以泌尿生殖系统的疾病，或者经过泌尿生殖系统而传染的疾病最为高发。像祸乱全球的爱滋病、各种顽固难治的性病、男女不孕症、生殖器官疾病、骨质系统疾病、腰腿痛疾病等等，都会高发于其它的社会阶段。当然其它系统的疾病也会高发于其它时代，这是因为人体内各系统的德能都已经降低到最低点。美国的“伟哥”企业就是沾了这个愚智时代的光才跻身于世富豪之列。如果不是愚智的慎重流弊，它怎么发得了这邪门之财。愚智时代就是一个淫乱的时代，笑贫不笑娼，有报道说某地整个村子、整个乡的姑娘可以成群结队地外出卖淫。各种稀奇古怪的社会现象没有办法阻遏，触目惊心地泛滥却无法制约，这正是诞生和繁育根文化的民族之痛，难以承载的灵魂之痛！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根据社会现象进行的推论，这都是依据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中五行阴水的特征阐述的。“黄老学说”就是把握五行来论万物、证万物、验万物。上面所揭示的都是五德丧失后必然的社会现象，我们仅从理论分析就可以得出中肯的结论。
这一时期由于人们体内的仁德丢失、义德捐弃、礼德败丧、信德式微，因此导致了阴木、阴金、阴火、阴土的旺盛。可以说任何不修身明德、不修真明德、不注意起码德性修养的人，他们身国内的“五阴”就要大行其“黑道”。体内整个性体系统已经黑暗无明，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嘤嘤”地乱飞，迷失方向。按照传统修养学说，那是七魄失制，兴风作浪，三魂不稳，真意不生，妄意滋长于无明之中，人们就容易出现“五乱”：心乱、身乱、家乱、社会乱、国家乱。人们就会生活在一种“父怒、母悲、子恨”的家庭环境之中，而且天象多异常，地灾又高发，下乱上忙，国家就疲于应付，就像在水中按葫芦一样，此起彼落。“乱之首也”（《老子•德道经》）就非常典型而无奈地呈现出来。
再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亲民党主席宋楚瑜5月11日在中国顶尖级的高等学府——世界闻名的“清华大学”发表讲演，清华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某先生在致欢迎词的时候频频卡壳，在赠送礼品时，朗诵清代黄遵宪的诗，他竟然读不下去，在座学生们嘘声不断，闹个尴尬至极。无独有偶，“愚”事成双。在随后的央视节目“宋楚瑜大陆行”中，被特邀的另一位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某教授，再次复读其诗时，又重蹈覆辙，不仅读错了字，竟然还信口雌黄地自造新的书体，将“小篆”说成了“小隶”，而且也不纠正。这两位清华名人的失格表演，一下子就传遍了全世界。那么这个现象折射出来的是智者之相还是愚者之心呢？岂不就是一目了然吗？有的人说“清华的校格、中国的国格、国人的人格，都被丢失了！”这也并非危言耸听！
实质上是一个愚智的时代，但是人们却偏偏要崇尚这个“智”，一副智力发展社会的模样。由于人们都不修身明德，又恰恰遇上大气运转入了愚智的时期，因此自以为聪明绝顶而实质上弄巧成拙的事也就层出不穷。从教育领域而言，我们从上面高等学府发生的斯文扫地的事件中，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方略失策了，德育成空了。智化为填鸭式的教育，考分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谁的智商高，谁就有生存权、就业权、发展权。家长们都被这股潮流带动，想尽办法去提高孩子们的智力。一听说鱼籽能够补脑，市场上卖鱼的商贩就发了大财，家家户户都去买鱼籽熬汤、煲汤、炒菜，给孩子们填鸭式地喂“智能”；一听说“脑黄金”可以促进智力开发，那就一锅疯地让孩子长期补“灵感”。这些家长全然不知道，老子还有一句至理名言：“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德道经》）。司马光也有这么一句话：“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现代社会，父母为儿女做马做牛，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成了子女的奴隶。但是方向又没有把握准，唯“智”为上，水克了火，培养出的孩子，心愚脑聪，心里面一团漆黑，光是一个大脑袋聪明，心灵格外地空虚，长大了以后也就必然容易自暴自弃。震惊全国的“马加爵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难道不是愚吗？城市富生歧视农村穷生，扭曲心灵爆发极端行为，堂堂的有“智”的大学生，竟然沦为一个杀手。心中的无明，光是大脑聪明，割断了心和脑之间的联系，就必然会堕落。还有现在很多女大学生自己登广告，推荐自己当“二奶”。只见金钱，不见人格。钱对于她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拥有。其他自杀他杀等等现象也是屡见不鲜。人们的利己和贪欲已经发展到了寡廉鲜耻的状态；人们的信德能量也丢失至薄土无生机的状态；人们不畏因果，信誉、信用都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各种看似聪明实则愚蠢的丑闻不绝于耳。从上至下“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事此起彼伏。当官的不修身、不明德，弄权于掌股之中，以权谋私谋财，以财谋权求官位，私利至上不知满足，贪污腐败、铤而走险的恶行也就层出不穷。在西方国家，由于有一定限度的法律和舆论监督，所以各种政治丑闻、政客的花边新闻层出不穷，成了热门话题。而且人们也爱看、爱听，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体内阴水的需求、愚智的贪欲。
我们的网络色情问题就表现得很突出。越清理越旺盛，总在不断地生长。阶段性的扫黄打非根本无法遏制丑恶现象的萌生。上面有要求，就象征性地例行检查，这种被动监督、事后处罚的管理模式怎么会有根本成效呢？我们要想自己在简体中文网上搜索一点信息、找点资料很困难。一些广告就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一不小心就点开它，就有不堪入目的东西。正经事的没人扶持，歪门道的没人管理，是愚还是智不是很清楚吗？
由于这种“愚智”盲目地发展，没有正信的制约与规范，它就近乎疯狂地克制了心中微乎其微的一点礼德阳火，助长着心中的阴火，这样就使人更自私、更贪婪、更没有节制。人情也就变得出奇地自私和冷漠，人与人之间的信德丧失殆尽，人与人之间不讲信用、心无诚信、谎话骗人、上欺下瞒、互相猜忌、多疑蛮横、冤假丛生。法律如同虚设，合同成了废纸，如此等等。信德无存的社会现象就会比比皆是，充斥社会各领域，无法真正根除。
在愚智社会发展时期，由于心中礼德光明丧失，心中阴性的意识失去制约，它在以自私和贪欲为动力的基础上，表现出极强的活跃性。它在大脑皮层区的工作也就急速地发展，因此而产生的某些领域的小聪明就会明显强化。这一社会时期的科技，也能够得到飞速地发展。正如老子所说的“人多知，而奇物兹起”（《老子•德道经》），从前想都不能想的事情，都可能在小聪明的触动下稀奇古怪地就变成了现实。人们在私心和欲望的驱策之下，随着社会的潮流而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它就必然会调动每一个人的欲望和贪求，这个超出其能力和承受力的所有的“积极因素”都可能被私欲潮流调动起来。为了个人的利、集团的利，人们的内在的欲望上升到极限的状态。欲望越大，需求也就显得越强有力，所产生的利也就必然越丰厚。这样一来，人们的良心、感情，甚至自己的父母、娇妻、兄弟姐妹，都有可能变成为个人赚取钱财的有利因素和绝好工具。这就使人的欲望发展到不择手段、唯己至上的极限状态。为了赚取金钱、获得名誉、提升官职、满足虚荣心，身边任何可以调动和利用的因素都会被启用，没有任何心灵的束缚。自己身边没有但是又能够调用的因素，也就会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够据为己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满足和快乐，有些人就没有任何伦理道德上的束缚，没有丝毫廉耻的感觉。
这种现象与动物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几无差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禽兽都不如！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只要脑筋活，钱财一大箩！”。这就自然要打破所有道德的约束，突破法律的界限，想方设法钻空隙。这就是“智”克“礼”现象，使人心变得更加无明和自甘堕落。这个“智”实际上就是愚，因为它导致了道德败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几十年人们造出来的原子弹可以毁灭几个地球，而且还在扩散之中。最近发展起来的“克隆”技术，如果不加以制约的话，我看复制人、制造器官这个行业就最赚钱了。因为克隆出来的人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可以任人宰割。到那时，整个道德标准将丢失殆尽。
愚智使整个人类走向自己社会发展的尽头。愚智时期所共同营造的和积累的共业，很可能把我们自己给毁灭掉，被天道所摧毁。如果不加以遏制，社会发展的春天也就会远离我们。历史的教训在时空中已经详尽地记载着，一个人纪又一个人纪相继毁灭于愚智的最后阶段。大量的考古发现同样揭示了这个惨痛的经历。我们现在这个人纪的科技水平其实还远远低于冰河时期前一人纪的水平。由于那个人纪的人们不知道回头，愚昧不醒，不就是被自己的社会共业和自然天道两重力量给无情地摧毁了吗？！愚智时代失德的文明，将会把人类带向无底的深渊。这难道还不值得人类深思吗？我们解读了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人类应当何去何从？我们自己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个命题正等待着人类自己的抉择。

                                       (待续)
（欢迎光临道德知音网站：http://www.daode.biz/index.php）

中国有希望，因为中国有根，中国的根就在黄老之道。老子德道经是大智慧的结晶，相信人类能从中找到出路。

我们又回到洋务运动时代了。呵呵呵呵

[size=3][font=Arial][color=purple]好文章呀！读来让人感慨万分！
老子的"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同类之间的真正的解决。因此，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size][/color][/font]

[color=blue][size=3]东方的巨人老子和古希腊的巨人柏拉图，他们的心灵已经在两千多年前神游和相印，作为东西方各自文化精神的源头，在两千年的发展之后，经由马克思主义和老子道德文化的发扬、承载者之手，正期待着最为伟大而壮观的第二握手。[/size][/color]

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下)
熊春锦

9、培植信土复兴基
难道我们人类自己就没有办法打破这种自我毁灭的因果链，求取一个走向新生的理论和办法吗？其实是有的！这个答案就在《老子•德道经》之中。
老子的学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极其深刻的、大智慧性的揭示。这一点我们越学越觉得明朗，越实践就越觉得光明。老子的学说对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复归德道，是是一种光明的开示。这种开示给我们带来的是清凉剂，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从愚昧转向智慧，从无德转向重视修德。
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论她从前遵循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学说，一旦拓展开自己的心念、理念，能够主动地将老子大自然观的社会发展学说纳入到国政方针中，真实地贯彻和落实，那么整个民族和国家都将会受益无穷。必将从此进入一种良性发展的轨道，真正实现民安国富和长治久安。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和家庭，如果能够从心灵深处去认知她，那么将会一生受用无穷，从此将踏上勤修五德、复归上德合道的人生之旅。
要想弄懂、弄通老子社会发展学说的意义和精神，使其成为身国内修身明德、社会中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就必须首先在身国内勤奋地修身明德，用“上德”之理来解析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展开她博大精深的内涵。要运用“象、数、理、炁”的解析方法，用这个四析法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入其中研究和实践。“体之于身而知道德，体之于民而知治国”，用实践出真知的精神进行研究和贯彻执行。
我们展开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分析了愚智时代的特点和现状，的确使我们怵目惊心。感觉到我们就在一条破船上，在极其危险、即将沉没的船上，要赶紧修补！如何修补？《老子•德道经》中给我们指出了出路。首先要将我们的大拇指头（对应信德）重视起来。
在五德中，信德是基础，因为信德属土。老子说：“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德道经》）。我们对这句经文要深刻解析。“乱”的关键点是在“忠信之薄”。人无信则不立，社会无信则必乱。人类的出路就在这个“忠信”二字之内，所以信德的重建和修复才是治乱的根本之道和社会的救世良方。我们取信于道、取信于民、取信于德、取信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之内，确立深厚的“正信”于世间，时刻不可失信，把握住这个基础性的信德厚土才是扭转乱象的根本途径。
“忠信”两字，在五行五德之中属于中央戊土，属阳土。阳土克制阴水是自然法则。信德是愚智的天敌，阳土能够克制阴水泛滥成灾。阳土又能生阳金义德，这个义德金又能生阳水，阳水制约阴水，那么也就能够愚转智，人也就能够明白一些，知道生命的意义，就不会以假当真、醉生梦死了。如果这个良性的三角的德互生的和制阴的功效一旦启动，那么社会的愚象和人们体内的愚象就会迅速地得到扭转。随着阳水智的上升，阴水的愚就必然下降，阴水克制阳火礼的状态就会获得缓解。一旦心中的阳火礼德开始上升，并且照明了内部，照亮了内环境，那么阳火生阳土，正信就会进一步获得加强，更加稳固。整个社会和人体内的“德一”能量状态就会完全改观。那么社会的发展走向就会趋向良性的逆反归德道的时期之中。
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个信德，它位居五德的中央，寄旺于四。对四方的仁德、义德、礼德、智德，她具有中央统领的作用，具有调控作用、协调作用、平衡等等强大的作用力。她具有强大的承载一切的能力，承载一切的基础、动能，扶生所有的万物，中和所有不良的垢气等等作用。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德道经》），这个信德的能量就是这一股冲气的重要成分，主要的成分就在这个信德之内。信德的能量能够上升了，那么这个“冲气以为和”就能在我们的身国中、在社会上产生作用。
“黄老学说”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求执两用中、守中、修中、持中、用中、大中。要把握住万物载信而生，社会和生命都是一样的道理，要把握住修身之道和治世之道。离开了这个中央信德之土，万物也就失去了生根的基础土壤，再好的太阳也就不可能使它生长。光有一个太阳是不行的，五种德缺一不可。尤其是信德这个后天之本的基础不能够丢失。曾经有一支歌唱“万物生长靠太阳”，你没有土德之信，水德之智，虚长在空中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信德的承载，水德的滋养，再加上太阳的朗照。现在那首歌不唱了，为什么不唱了？因为没有土、没有水的问题都严重地暴露出来了。信德之土成了沙漠，怎么能够生长呢？我们都知道，在沙漠之中只能够长仙人掌以及细穗怪柳这样的稀有品种。这样的东西长出来不能够成材又有什么用呢？在精神信仰、信德的荒芜的沙漠上我们没有出路，精神世界沙漠化的问题人们还没有及时注意到。我们用铜钱做眼镜怎么可能看到我们就生活在沙漠之呢？！人们只要有了钱心里就美着了，但是这是一颗毒丸，它将社会和人们领入了精神的荒漠之中，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我们全面研究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将不难看出，人类和社会返归德治和道治社会，又有“渐法”和“顿法”两条道路可走。什么叫渐法？那也就是逐渐地逆返归德，那就需要再次地经历礼治、义治、仁治，再归于德治，最后才归于道治，这是循序渐进逆返的社会发展方向和方法。什么叫顿法呢？就是如果人类社会真正牢牢把握住《老子•德道经》的德道思想的引领，将它贯彻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和心灵之中，就可以使整个社会跨过智而礼、礼而义、义而仁、仁而德、德而道的漫长的社会逆返复归发展阶段，可以一步就复归于德治的社会状态中，将整个社会归道的发展时期，浓缩于“唯德主义”的发展阶段中。这也就是“得其一，万事毕”。这个“一”就是这个“德”，整体地把握住五德就是“一”。如果能够实现，那就是一个最佳的结果。有人总在向我讨教这个“顿法”怎么弄，总想寻找一个修身明德的捷径。实际上这身国中的顿法和捷径和社会发展中的顿法与捷径高度相通。离开了德，一切都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说《老子•德道经》的学说思想，就是一部“唯德主义”的辩证法思想。

10、天道无亲与善人
虽然我们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愚智时代的末期，但是天道还是慈悲的。我们恰好逢上、遇到一个“土寄四旺于末”的时期，土气散布于每一个社会发展时期的最后时段。在一年的四季中，土气寄于最后的18天时间之内，当然在社会上发展学中就不只是18天的事，可能是多少年的时间段。这一时期也正是易于生旺阳土的最佳时机和最后的希望期。如果我们再次错过这一社会运行的最佳的自我调整期，不能够及时地树立起厚实的信德之土，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春天”可以期盼了。这一机遇千万不可以错过！在愚智社会时期，它是稍纵即逝的最后良机。如果我们把握住了，就会迎来“春光明媚”的时代。如果丢失了这唯一的、最后的、稍纵即逝的机遇，那么我们大家就可能都过不成“年”了。这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难违的自然法则！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近些年来人们都在本能地寻找这个“信”德之土。我们观察社会就不难发现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发表一篇《寻找重树民族信仰的支柱》一文的初衷。虽然它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共识，但是人们并没有上升到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信德的重要性。相反，还站在一己之私的角度猜测是不是有异心。那篇文章后面写得很清楚，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为国家民族提一点自己个人的见解，尽一份心力，希望早日把信土构筑起来，让人们能够摆脱误区，履行一个公民“民族兴亡，我当其责”的天然职责。
学习、解析并且认识老子社会发展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社会的弊病。对于这个沉疴顽疾，更要把脉细致，诊断准确，“以百姓之心为心”，努力使社会的发展进入正确的良性轨道。当然，有没有救那还要看病人肯不肯吃药。这个药挺苦，服不服、用不用那就不是医生的事了。因为医生不是政治家，没有权逼着你吃；医生也不是哲学家，他没有地位说服你吃。一个穷酸的医生，他只能对症开方、制药配给。你要是认为自各咬紧牙关也能够撑得过去的话，那么再高明医生也爱莫能助了。但医生的好药迟早总有人会吃的，老子说：“反也者，道之动也”。物极虽然必反，但是应当引导其按照“道动”的正确方向而变化，因为老子还说：“夫唯道，善始且善成。”（《老子•德道经》）
要想全社会都明白信德的重要意义，首先应当使人们“知信”。这个“知信”，就是知道什么叫“信”。现在我们一提起信来就是“迷信”，实际上说“迷信”的人，他自己是愚，是最大的迷信。我们解开这个信德看一看，那些挥舞“迷信”棒子到处打人的人是不是愚？信、信德、信仰的内涵各不相同。《礼记•经解》说：“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国语•晋语》云：“定身以行事谓之信”。《说文》说：“信，诚也”。由此可见，信，就是真心诚意地认同，并且遵奉不违。信，还具有对能量流动进行标向的作用，具有揭示和提示的作用。例如，信风球所指示的就是风的来向。观察“信”的现象，有助于分析和鉴别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老子对“信”的阐释非常地重视，在短短的五千文之中，论信的地方就达七次之多。信是五行中的重要成份，位居五行的中央。她厚德载物，她的存在和强弱，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余四种五行物质的存在和强弱。信德为道所化生，为德所滋养。道本无为，化生万物，德无尘相，滋养万物。德和道扶生万物的真实性，在社会中是“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德信的客观自然存在性并不会因为人和物的信与不信而消失。德的存在是自然性的，道和德的存在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老子并且强调这一超物理性的物质虽然不可见，但是当人们虚下心来体之于身的时候，在修身明德的时候，处在那种“虚心实腹”状态的时候，就能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就能够感受“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客观存在性。这不是迷信，是真信，里面就有真实的能量物质。信德所表现的言辞朴实无华，没有娇饰造作，“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人们缺失信德的时候，他的语言和表现，依照“夫轻诺必寡信”就可以作出正确判断。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应当本着“善信”的法则交流，才能够形成符合“唯德主义”状态的社会风气和共识。
信又分为“正信”和“邪信”两大类。正信属于阳土戊，邪信属于阴土己。区分信的正邪阴阳属性是一个大技术，也是对我们修养水平的鉴定，是界定判定者是否明明德的一块试金石。这种界定所反应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明德状态的分水岭。《老子•德道经》在界定正信与邪信的标准时非常明确，那就是凡是符合百姓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信，凡是以众生之心为心的信，凡是将私心和欲望调控在符合自然法则范围以内的信，凡是符合德与道大公本质、原则的信就是正信。而与此相反的信那都属于阴土，那些含有浓郁的利己性的盲从之信、贪婪之信等都属于邪信。
信德是自然德道和社会人伦的善土，这个厚土要载德。信德的善土，能够克制阴水的愚智，使人由愚转智，甚至由智转慧。社会治世和个人炼己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快地树立起这种正信，没有正信，一切都没有基础，其发展也就成了“沙漠之上建高楼”——终究坍塌。

11、正信教化天宇清
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作为社会群体精神世界的活动，信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信仰。信仰，在社会大环境中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例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众多的革命者、热血青年因为对马克思谋求全人类解放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产生崇拜，才使他的理想在社会发展中得以变成现实。否则，它只是一个哲学思想，没有众多的人去信仰和实践，就不可能变成为现实。
人类社会的信仰，基本上分为四大类。古代主要是两大类信仰，这就是“自然性的信仰”、“宗教性的信仰”两大类。近代又产生了“哲学性的信仰”和“党派性的信仰”。其余还有一些非稳定性的信仰，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例如对歌星、对影星、对明星运动员的信仰崇拜，就是一种。这是一种“德一”能量菲薄的，容易转换、变化、消失的，较为盲目的信仰。这些哲学方面的界定一定要弄清楚，而且要把哲学理念同政治理念区分开来。哲学思想在人体科学中，在《德道经》当中，对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条目明晰地解释清楚。
道德信仰，是一种自然性的信仰。在汉代以前，道德信仰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共识。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人们自然地崇信道德，信奉道德，遵循道德，尊道贵德，并没有任何宗教的意识，无论古代的道家、儒家、法家其实都是一致的。在宗教诞生之前，人们自觉地去尊道贵德，不必人为地加以制约引导。但是随着离道失德的日趋严重，失信以后乱象频生了，自然诞生宗教加以引领，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因此，可以将人类心灵本识性的信仰称为自然性的信仰。这种信仰出自于天然本性，是一灵独耀的本觉，是每个人心性本能的自然反应，也称之为先天的“真土”或者“真信”，是人人都具备的真土、真信。
这种自然性的信仰，如果没有后天的正确规范和引导，那么就会随着物欲的逐步增强，私心逐步膨胀，就会逐步被滋长的私心和贪欲所遮蔽而淡化，或者被完全地封闭，也有可能被其它强行灌输性的信仰完全利用和替代。
这种真土、真信才是世界上任何信仰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如果每个人身国内没有这一点真土、真信的存在，人类社会也就不会产生各种信仰。我们还必须注意，这种真土、真信虽然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天赋的内在的德能，但是每个人身国内所储备的、携带来的这种真土、真信的厚薄、强弱是不相同的。这种真信，真土的缘起也各有所异，作用的大小和强弱也各不相同。再加上社会外作用力的影响，所以也会构成多样化的社会信仰。从而百态纷呈，形成丰富多样的信仰世界。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这是符合治乱而稳定社会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不确立下来，人类没有信就容易乱。但是我们有些哲学家、史学家却把结论归结到法律上，说人类如果没有法律，人类就会成为野兽。实际上人类如果没有信德那才是野兽。这种信仰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幅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已。所以，这种以信防乱和治乱的效果也就必然会大不相同！为什么有的地区很稳定，而有的地区几十年都稳定不下来，不就是因为信丢失了吗？！只是可怜，有的政治家们由于没有修之于身，常常会因为一个“私”字就难以明了这个真理！
在中华文明人文的发展史上，自然性的信仰逐步地失落、丢失而转向需要宗教形式的规范制约。历史上宗教信仰的出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对自然性信仰失落的“补缺救偏”。这四个字很重要，人类信土非常厚的时候要宗教干什么？不用宗教，人人都知道去遵守信奉，不丢、不弃、不离。正是因为人类丢失了信土，那才需要诞生出信仰来补缺救偏。如前所述，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信德之土在人体内环境和社会大环境是基础。厚土才能载德，厚土才能载物。有了德，有了物，有了性、有了命，你这个身体、你这个生命才能够健康。把这两项都能承载住，社会同样才会安定和稳固。
黄老学说的象喻之法完美无瑕，是自然真理的理性升华。我们必须深入学习、体悟、感格，才能够发现这些真理的意义。感格于物出真知，只有在自己体内实践，并且真正地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够对社会宗教的出现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而不是想当然的、逻辑推理式的片面结论。
由于社会的离道失德，是伴随着人心的私和欲逐步地增长而呈现一种进行性的过程，所以我国的宗教信仰出现得比较晚。张道陵在汉朝后期所创立的这个道教，其实，就是在经历了社会多年的“乱”了以后，“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后的应世而生。这个“乱以信治”，就是黄老之学当中五德五行学说的精髓。因为我们不忠信、不崇信、不相信黄老之学，所以这么多年黄老之学无人问津，她也不会自个冒出来指点人们。“乱以信治”是当时自然产生现状，五德五行学说中的精髓就含有“以信治乱”方法论。

12、盛世皆出德道源
汉朝初期、中期，曾经也是以自然性的信仰道德作为社会的准则，崇尚黄老之学而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辉煌，是直接在道德人文自然信奉的状态下出现的，它跟当时的文景两代太后、皇帝们都极力地提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发展成了“内道外儒”。汉武帝为了使自己的权利能够集中，就必须要推翻由他奶奶所把持的权利格局，寻找一个新的途径替代，所以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片面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这个国策执行以后，由于儒术里面对信德，对仁、义、礼、智，它始终没有跨越太极弦，它局限在太极白里面，所以也就自然而迅速地诞生了张道陵所创立的道教，对其失误的国策进行补偏救弊。这就是应运而生！正是张道陵创教，对信进行了强有力的补救以后，才为唐代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信德厚土。对这一点，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品出其中的三味没有呢？大家都是从政治为用的角度上去解析历史，当然难以发现其中深层次的真理。民族宗教的诞生，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汉代，佛教传入了中国，它强化了人们身国中五德基础之一的信土的培生。这也是必然的增强和补充现象。此后，道、佛两家在我国就逐步地形成了两大信仰支柱，共同构成了中华社会的信德厚土。在这个厚土上，才能够应用儒学作为入世的应用。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厚土，光用儒学试一试，肯定会以失败告终。没有厚土载德，那么仁、义、礼、智、信就无法生根，无法根深蒂固。道、佛、儒在我国历史上共同地形成三大文化支柱，同时构成了治国的文化基础。中华的历史就是以此三家共同形成文化的三大支柱。我们许多的史学家和哲学家由于离开《老子•德道经》而研究人文历史，所以常常会胡子眉毛一把抓；或者避而不谈，未能分清主根文化和辅根文化各自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转过来看一看近代我国的信仰状态。如同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信仰历史时期。信仰马列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了近几十年社会全民的共识。由于我们的社会历史经历了“文革”的严重创伤阵痛以后，在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信仰雪崩”现象，再加上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等外部作用力，因此国内国外许多学者对这种信仰颇有微词，但是我觉得不尽其然。正如黑格尔当年所说过的：凡是存在的总是合理的。这就是说，当一个事物客观存在的时候，就必然有其合理性；当它消失的时候，也就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分析评判任何事物的存在与消失，都必须要整体把握，执两用中地进行全面分析，并且透过表象用老子的“唯德主义观”进行本因上的研究，才能得出中肯的结论，而不会失之偏颇。

13、马老结合正之邦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政党的全面推动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形成强大的信仰力量。这种哲学思想加政党强化的信仰，在近代社会发展史中是一个新的现象。这种信仰，在早期由于恪守马克思的道德人生观，诚如马克思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如果我们选择了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会把我们压倒，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就会属于千百万人。”（《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工作”是马克思的第一句人生的格言。对于这种哲学精神的信仰，用上面的分类方法进行判断，无疑它是正信，是符合众生利益的信仰。所以，人类只有坚持大公精神原则的信念，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而建立的信仰就是正信。那么马克思和无数为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的英烈们，他们所释放的德性能量，不论他们是生还是死，这种能量都会扶生你、帮助你、滋养你，引领你顺利正向发展。因为“德一”的物质能量是不灭的，这有物理学“能量守恒定律”佐证。在革命阶段和建国初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的表现，都不可抵毁地证明了这种正信的强大力量和文明成果。不要抹杀了这一段正信的力量和成果。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可以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境界，不就是这个强大的正信在起着灵魂净化、精神支撑的作用吗！
但是，如果我们将信仰变成了个人崇拜的时候，由于这种信仰掺杂了个人的私和欲，或者集团利益的私和欲，就会使信仰离开“唯德主义”的能量环境。没有“德一”物质能量环境，也就会使这种信仰失去能量的滋养，丢失这个根基，因而最容易出现“信仰雪崩”现象。“信仰雪崩”现象所反应的并不是信仰建立的对与错，这一点非常关键！有的人现在想否定这一点，我觉得不应该把责任归咎在建立的对与错，而关键是信仰本身是否离开和丢失了道和德的本质要求，这才是关键！这才是信土能否长生旺地之乡的根本。一旦失信于德，失信于民，这个善土就会变成沼泽。当阳性的德土逐步蜕化成阴土的时候，信仰丢失也就迟早会发生。由于人为性的信仰与自然性的信仰不同，它需要高质量的显性的协调和不断维护，使它与“德一”的状态不离不弃，才能够长生于旺地之乡。当然这种失信，又包括着主动的失信和被动的失信。但是我们所见到的恰巧是这两种现象的复合体，主动、被动一起来。因此这个“雪崩现象”也就必然形成而不可避免。
世界上各种人为推动的信仰，不管是唯物性的信仰还是唯心性的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其实都天然地需要人类主动地、正确地维护。然而道德自然的信仰则完全不同，她是人类本性的存在。这也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不论什么信仰，都必然地、自然地去崇尚道和德，这才是它的根本原因。离开或者缺失道和德的信仰，最终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地消失。因为人类历史就是依照心灵之德和社会之德的升降浮沉而展开的一幅巨大的画卷，离开了老子的大唯物主义和“唯德主义”的哲学思想，任何学说和领域都是苍白的、暂时的，只是匆匆的历史过客。
老子的“唯德主义”思想是解析人类社会的一把金钥匙。我们的社会在信仰雪崩以后曾经进入了一个正信丢失，但是却没有任何正信及时接续的漫长时期。这个时期竟然长达二十多年。失信于德，失信于社会，失信于人心，是一切“乱”的祸根。可惜没有人发现这个祸根就是在信上面矫正。这才是最大的遗憾！是最大的民族沉痛！我们表面上、口头上还在信仰马列，但是实际上转而信仰“孔方兄”，一切向钱看。提前消费，先奔小康，先来满足自己个人的或者是集团的私心和欲望，满足对金钱财产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自己脚下面土的根基。加上法制根基没有确立，没有注意到大量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已经悄悄地流入了私人的口袋。未能从深层次去注意到，如果没有正信善土的规范制约、又没有法律的制约的时候，人类的私心和欲望是不可扼制的魔鬼。人的正信之阳土和邪信之阴土，本来就是一对阴阳的太极图。这一个太极图非常容易产生阴进阳退现象，更何况我们主动去放弃信德了。
当我们主动地让阴土滋长，并且在没有阳土的前提下还去扶生它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效应呢？那就是关闭了心之窗、身之门，从此只是在干耗我们自己身国内有限的、可怜的一点土德能量。而阴土却在社会潮流中迅速地滋生，在没有正信的荒原上迅速地蔓延开来。这也就完全拒绝了自然德能的扶生和补充。整个人就会像水面上的一片小浮萍一样，随风飘荡，就没有土壤深植其根。由于我们主动地断绝了与马列和先烈们“德一”能量环境的连接，心中和身国内的德能处于一种“死水一潭”的状态。同时又不能够制约阴水愚智的猛涨，在心身中泛滥成灾、发臭腐烂成为必然现象。人们从而失去了正确的生命目标，失去了正确的生存价值观。
这个信德丢失了以后，其它的德就没有倚靠，精神就虚悬在半空中了。精神空虚是因为没有信德之土承载，发生了精神的虚浮、漂移和游离，从而阴水猛涨，私心和贪欲恶性膨胀。我们的社会是公有制的形态，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了社会资本公有制，这个资本形态是公有制的结构。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里面所写的：“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这个私有权和支配权也就迅速地落入到了私心贪欲最先发达起来的少数“公仆者”的手中，他们贪婪地掠夺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成为这一社会时期中最先富起来的“资本异化”的拥有者。公有资本在以人治为主导、法治被灵活应用的社会环境中，在各种高智商的机巧聪明的方式下，迅速被异化成新时期、新特点、新特色的私有制。发展严重以后，人们才把他们称之为腐败致富，其实这种警醒已经迟了。这种“发财致富”比资本主义个人勤奋式的发家致富轻松万倍。
马克思和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成了资本异化者杯中的红葡萄酒，他们的英灵在哭泣呀！由于这种既得的利益既巨大而且又轻松可得，私心和贪欲就会拚尽全力地对抗可能产生的任何改变现状和再次丢失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构成了巨大的改革的压力。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国家领导人那么辛苦也难以改变现状的原因，难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真实的振兴。真有一点点“天不相助，徒唤奈何”的味道。
这就是信仰中正信丢失而产生的惨祸，不品出其中的三昧，就是出动再多的调查组、专案组、特派员，满天飞来飞去，制定再多再细的法律，又岂能奈何呢？！正如老子所言：“法物茲彰，而盜

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续三)
熊春锦

这就是信仰中正信丢失而产生的惨祸，不品出其中的三昧，就是出动再多的调查组、专案组、特派员，满天飞来飞去，制定再多再细的法律，又岂能奈何呢？！正如老子所言：“法物茲彰，而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