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倭五王是在公元413至502年间同中国南朝通使的五位倭国国王，他们依次名为赞、珍（弥）、济、兴、武，而这个时代被通称为“倭五王时代”。由于日本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五位倭王主要是从中国的正史中归结出来的。

1、《晋书·安帝纪第十》载“（义熙）九年……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义熙起居注》载“倭国献貂皮人参，诏赐细笙麝香。”《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及《南史·倭国列传第六十九》言此王名赞。此事在413年。

2、《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南史·宋本纪上第一》载“（永初）二年……二月己丑……倭国遣使朝贡。”此事在421年。

3、《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此事在425年。

4、《宋书·文帝纪第五》载“（元嘉）七年春正月……是月，倭国王遣使献方物。”此事在430年。

5、《宋书·文帝纪第五》载“（元嘉）十五年……夏四月……己巳，以倭国王珍为安东将军。……是岁，武都王、河南国、高丽国、倭国、扶南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言赞之弟名弥，继赞而立，当即为珍。此事在438年。

6、《宋书·文帝纪第五》载“（元嘉）二十年……是岁，河西国、高丽国、百济国、倭国并遣使献方物。”《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元嘉）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载“弥死，立子济。”此事在443年。

7、《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元嘉）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宋书·文帝纪第五》载“（元嘉）二十八年……秋七月甲辰，安东将军倭王倭济进号安东大将军。”此事在451年。

8、《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宋书·孝武帝纪第六》载“（大明）四年……十二月……倭国遣使献方物。”《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载“济死，立子兴。”此事在460年。

9、《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籓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孝武帝纪第六》载“（大明）六年……三月……壬寅，以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此事在462年。

10、《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此时间不详。

11、《宋书·顺帝纪第十》载“升明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倭国遣使献方物。”此事在477年。

12、《宋书·倭国列传第五十七》载“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宋书顺帝纪第十》载“（升明）二年……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此事在478年。

13、《南齐书·倭国列传第三十九》载“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载“齐建元中，除武持节、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此事在479年。

14、《梁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八》载“高祖即位，进武号征东将军。”《梁书·武帝本纪中第二》载“天监元年夏四月……戊辰，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台页>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此事在5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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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个记录都是齐和梁建国时对各属国进行加封的行为，不能确定此时是否有倭王遣使前来，也同样无法判断此时的倭王是否仍然是倭王武。而第四条没有说明倭王的名字，第十条没有确切的时间。看到了以上的记录之后，我们很自然就会考虑，这五位倭国王是否就是日本的天皇，如果是的话又是哪五位天皇呢？从常规来考虑，我们只需要到日本的史料典籍中去寻找相应时间的天皇事迹就可以了。而记录当时事件的日本史籍就是著名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而里面正记载了从神武天皇以来直至推古女皇（628年终）和持统女皇（697年终）的神话﹑传说﹑歌谣与历史。然后，依据《记》、《纪》我们却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这还是要从这两本日本现存的保存完整而成书最早的史书开始说起。

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记录了倭国的存在，现在普遍认为这就是日本的前身。而日本民族虽然出现得较早，但他们长期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作为古代东方的唯一大国，中国的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后汉书·东夷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此事发生在公元57年，当时倭奴国的使者可能已经用汉字表达语义。而这个倭奴国可能就是后来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提到的狗奴国或者是后来邪马台所属的奴国，无论怎样，该国都在日本的九州一带。《后汉书·东夷传》又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此事发生在公元107年。而这里的“倭国王”经多方考证，当为“倭面土王”之误，而“倭面土”音近于后来的“邪马台”，写作假名便是“やまと”，其本意当为“山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详细记述了当时倭国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风土人情以及与曹魏的外交。后来唐初姚思廉所修《梁书》中说“汉灵帝光和中，倭国乱”，光和年间就是178至183年，而此前又有“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如果姚思廉所言非虚，则107年“献生口”的也就是邪马台的国王。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提到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先后于239年、243年、247年遣使访问曹魏，248年新立的女王台与也向魏派遣使者。《晋书·武帝纪第三》载“（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献方物。”此事在266年。仅有明确记载的使节来访就有6次之多，而《晋书·倭人传第六十七》提到这些都是在司马懿于公元238年平定了割据辽东的公孙渊父子之后开始的，载明的第一次邪马台的使节就在这之后一年。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早在公孙氏割据辽东的四十多年中，就已经对邪马台行宗主国之事，只是因为战祸使割据政权的记录没有留下而已。鉴于倭国如此频繁的通使中国，日本没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汉字传入日本也就不迟于公元1至3世纪了。

据《日本书纪》所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估计在4世纪中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日本，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的王仁。应神天皇16年（估计为公元405年），五经博士王仁从百济到日本，献郑玄注的《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王仁到日之后，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拜他为师，学习中国典籍。继王仁之后，百济的五经博士纷纷到日。如继体天皇7年（513年）段杨尔到日；继体天皇10年（516年）高安茂到代替段杨尔。钦明天皇15年（554年）王柳贵到代替高安茂。随王柳贵到日的还有易博士施镕王道良、历博士固镕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按陀、采药师施镕潘量丰等人，并献医、卜历、算等书。另外，古坟时代还有大批所谓“归化人”来日。他们都是朝鲜籍汉人，精通汉文；受到日本朝廷的欢迎，任史官或博士，并赐予姓氏。如履中天皇时（5世纪前叶）百济系汉人阿知使主任藏官（出纳），雄略天皇时（5世纪下半叶）的藏官是弓月君的子孙秦氏，藏部的记录是阿知使主的子孙东汉直和王仁的子孙西文首。这些汉人的后裔均因擅长文笔而为朝廷所用。另外，精通汉文的韩汉人身狭青和接限博德也受到雄略天皇的重用。这样，汉字汉文在日本上层阶级之间逐步推广。从前引第十二条的《宋书》所载的倭王武表文来看，当时日本的汉文水平已相当高。此外，从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击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以及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神社收藏的众物画像镜上的铭文也可知当时人的汉文水平。（W案：以上引自吴廷璆《日本史》，年代略作改动。）

虽然，日本人很早便开始熟悉汉字，但是其史书出现则较晚。6世纪中出现了两部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史书，其主要记载先前成于3、4世纪的神话传说及此后的历史情况。一部名为《帝纪》，别称“帝皇日继”，即天皇的系谱，其简明记载了历代天皇的名字、父母、皇子皇女、后纪、在位年数、宫城以及山陵所在地等等。另一部是《旧辞》，别称“本辞”或“先代旧辞”，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传说，汇集了众神神话以及天皇和英雄事迹、男女相思求爱故事、地名起源、歌谣由来等传说。但是后来由于大氏族也各自抄录并加入自身传说，所以宫廷和诸家都有此书，因此此后约一百年间产生混乱现象，各家所藏差别甚大乃至不辨真伪。天武天皇（673年至686年在位）下诏曰:“诸家之所赍《帝纪》及本辞，既违正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失，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故惟撰录《帝纪》，讨窍《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于是，天武天皇决定亲自整理这两部史书，命舍人稗田阿礼加以辅助，但是整理工作还没有完成，天皇便离开了人世。此后的持统女皇（686年至697年在位）、文武天皇（697年至707年在位）均未继续这项事业。

到元明女皇（707年至715年在位）时重新开始修订，命当时的文学家太安万侣润色稗田阿礼的口述的文本。终于在和铜5年（712年）被称为第一部史书的《古事记》问世了。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为神代卷，第二卷为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卷，第三卷为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卷。书中掺杂很多歌谣，可见它又是一部文学书。到了元正女皇（715年至724年）时的养老4年（公元720年）由舍人亲王为总裁，编成《日本书纪》30卷和帝王谱系1卷（今已失）。它是一部模仿中国的正史体裁，用汉文书写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高于《古事记》。

这两部书所属时间有很多重合，而且太安万侣都参加了编修的工作，自然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其区别也是明显的：两书除了在形式上有分别外，内容上的差异也很显著。在形式上，《古事记》明显地比《书纪》朴素，内容也较朴素，看似未经整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又不完全。在贯彻以天皇为中心和力说皇统尊严方面，《古事记》一以贯之，更为完整。以神代故事如国家诞生、天孙降临等与《书纪》的各种说法相比，表明《古事记》说法处于更加发达的阶段。在把诸氏的祖先编入皇室的系谱方面，《古事记》也远比《书纪》详细。曾有人因这些原因疑惑《古事记》产生于平安时代，但是随着1979年太安万侣的墓被发现，这个疑惑应当不复存在。

日本人在修订《记》、《纪》的时候有着很多必须遵守的原则，我这里要说的便是如下几条：

首先，编修时保持天皇自古一系，出自神统。天皇是神的后代，而且世系从未断绝，自古以来的天皇都是同一个家族。出于这种目的，比如改朝换代的天皇就被说成是某某前代天皇的旁系后代，从而抹杀天皇家族发生更替的事实。比如第25代武烈天皇（498年至506年在位）昏庸残暴，是个典型的暴君，他死时年仅18岁，而天皇家由于长期的王室斗争，竟无合适的继承人。此时继体天皇（507年至531年在位）出现，声称是应神天皇的5代孙，而其见的世系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然后开创了继体系的天皇朝廷，经过斗争终于在525年才真正进入畿内。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改朝换代的活动，武烈天皇便是前朝末代暴君，而继体天皇是开国圣主。无独有偶，不少学者对于应神天皇（估计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位）的地位也产生了怀疑。比如鹫崎弘朋便认为应神天皇乃是神功皇后（估计4世纪下半叶在位）的女婿，胎中征讨朝鲜半岛暗示他是在当天皇前担任的统帅，而其事迹与神功皇后有相似的地方，似乎为一人事迹分作二人。而以宇佐八幡宫为首的全国四万六百余座八幡神社中纪念的正是武神的形象，即应神天皇，由此认为宇佐八幡宫乃是应神天皇的皇家神庙。同时，为了和神代连接，在崇神天皇（约3世纪末到4世纪初）之前还有以神武天皇为开端的九代天皇，其中神武天皇的事迹和崇神天皇相似，故不少学者认为当系一人，而其他八代天皇则被称为“欠史八代”即事迹极少。由此，有人将《日本书纪》中从崇神天皇开始的32代天皇分为至少三段，即崇神到仲哀5代约70年、神功应神到武烈11代约140年、继体到持统16代约190年。

其次，编修的时候以已经比较晚近了，于是可以参考大量的中国和朝鲜的史籍。比如中国的正史此时已经有了《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晋书》、《隋书》、《南史》、《北史》15部之多，而朝鲜也当有一定的可考文献存在。太安万侣和舍人亲王等必定能够看到这些史料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以此辅助对原有的日本历史传说的整理。然而，在考订的时候难免发生错误。比如，太安万侣认为神功皇后就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卑弥呼，于是将神功的年岁拉至三国时期，因此提前了百余年。而这就带来了后面的问题，多出来的一百余年就必须分摊到此后的天皇身上。越近世的天皇事迹知道得越多，在位时间和享年不便改动过多，而紧接着神功皇后的应神和仁德则都被拉长了。应神天皇在位41年，享年111岁；仁德天皇在位87年，享年143岁。而从日本推古女皇直至昭和天皇，其平均寿命不过47岁，何以早代的天皇都如此长寿呢？不但神功以下的天皇有年岁拉长的现象，仲哀以上的也有同样情况发生，以至于崇神天皇被排到了公元前97年，而神武天皇更是被排到了公元前660年。就这样，《日本书纪》将大和国家的建立提前了将近1000年。

再次，在学会了汉字、唐律、儒家的同时，日本的大国意识也不断萌发，在编修史书的时候也学会了“春秋笔法”。太安万侣、舍人亲王等虽然认为神功皇后就是向曹魏遣使朝贡的卑弥呼，但是在全书中未作任何明确说明，只是将中国史籍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按年份分立于书中。对于神的后代日本天皇向他国称臣受封，这是不可容忍的，即便是史实也不当自己确认，这就是对这些编撰者来说最头疼的事。然而，这种并列附书的方式已经默认了这种事实，所以在他们自己看来也不能算是伪史。这对于后来的倭五王也是一样的，编撰者同样感到伤脑筋，所以干脆提也不提，不过在时间上这还是基本符合的。在书中没有提到倭五王的另一原因在于对于这些王（天皇）之间的亲属关系和中国史籍有所分歧，一方面可能是《宋书》等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维护天皇万世一系而作了违心的篡改。这个问题后面我还将展开，在此暂告段落。对于春秋笔法的使用，表现在对于朝鲜三国的交往上，三国的使者都被称为来“朝”，日本俨然是一个宗主国的地位。同样，这两部史书中还略去了对朝鲜战斗中的不少失败事件，而以记载胜利为主。

鉴于以上的几点，虽然《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是研究早期日本历史的极有价值的史料，但是其弊病也是明显的。因此，我们不能仅凭借《记》、《纪》的内容来判定倭五王的问题。而现在的不少日本学者也宁可相信早出中国的史籍而不用这两部书。不过，我们在以考察中国史籍为主的时候也不能排除误记误信的问题。

二、“大和说”和“九州说”：

大多数学者近世的学者，无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认为倭五王就是五位日本天皇，即“大和朝廷说”。

因为倭王武的活动时间与日本雄略天皇时间相吻合，而且事迹上也符合。同时雄略天皇名为“大泊濑幼武”，中国史籍中的“武”极可能就来源于此。由此，倭王武就是雄略天皇的说法被“大和朝廷说”的支持者广泛接受。

同样，按照倭王兴是武的兄弟的说法，发现雄略与之前安康天皇正是兄弟。而据《日本书纪》载安康天皇是篡位上台的，这也与《宋书》中“世子”的说法相符，表明名不正而待扶正。再次，安康天皇名为“穴穗”，“穴”与“兴”形相近，也可能被误记为“兴”。所以，倭王兴是安康天皇的说法也被广泛接受。但有人提出兴是安康天皇未即位而被杀的兄弟前朝太子木梨轻王子。虽然木梨轻王子是太子，符合“世子”的称号，但他没有真正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很快就被杀害，根本不可能两次遣使中国。所以，木梨轻王子是倭王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再由倭王济是兴和武的父亲来看，也当是安康和雄略的父亲允恭天皇。允恭名为“雄朝津间稚子宿祢”，其中的“津”不但和“济”音近形也近，所以允恭天皇就是倭王济也被普遍接受了。

这样来看，五位倭王已经对上了三位，似乎问题可以一步步迎刃而解了。然而，顺利的核对到此结束，接下来发生的问题是致命性的。《宋书》中没有说明倭王珍（弥）和济的关系，而《梁书》认为是父子；《宋书》和《梁书》又都认为倭王赞和倭王珍（弥）是兄弟关系。然而《日本书纪》在对应时期的这些天皇里却找不到符合的人选，允恭天皇与此前的履中和反正两为天皇都是仁德天皇的儿子，而仁德天皇的父亲便是赫赫有名的应神天皇。以上所述关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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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无论是《宋书》还是《梁书》的记载都不能和《日本书纪》相吻合。关于这个问题“大和说”的支持者们一下子分为数派，有的认为赞是应神天皇、珍是仁德天皇，有的认为赞是履中天皇、珍是反正天皇，也有的提出存在6个天皇的记载。

认为赞是应神天皇的依据是《梁书》中提到的弥（珍）和济的父子关系，他们由此认为弥就是允恭天皇的父亲仁德天皇，则进一步认为赞是仁德天皇的父亲应神天皇。他们指出，《宋书》和《梁书》中对于赞和珍（弥）是兄弟关系的说法是误记，当为父子关系，然而他们无法说明其发生错误的理由。从正常的思路来考虑，将前后两位兄弟关系的王误认为是父子关系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不然。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提出这与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有关。据《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死后太子菟道稚郎不愿即位，要让位于仁德天皇，而仁德天皇不肯接受，以至于皇位空缺达三年，直到菟道稚郎自杀后才即位。《宋书》所说的珍乃赞之弟是仁德天皇述说太子菟道稚郎死后弟继兄位的情况。而我们都会想象，《纪》很可能是美化了仁德天皇争夺王位的事迹，这可能是一场宫廷政变，而《纪》中也写了大中彦和大山守两个王子也死于这场宫变。即便仁德天皇不是夺位者，对于这样一件不光彩的事件也不大可能写入给他国的国书之中，况且菟道稚郎没有登基为天皇的记录。所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支持赞是履中天皇的理由很简单，关键在于对《宋书》和《梁书》所记载的差别的认识。《宋书》和《梁书》记载根本上的区别在于《梁书》说第一条中的倭王就是赞，而济是弥（珍）的儿子，《宋书》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交代。该派意见的支持者采用完全信任《宋书》而不采纳《梁书》所述的做法。《宋书》的纪传部分完成于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诸志完成于隆昌元年（494年）之后，纪传部分在短时间内完成是因为编修是采用了大量早先编撰的史料文献，则所采史料离倭五王时代很近。而编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是位对史实非常忠实的学者，全书没有神话方面的内容，记录引用了大量官方文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对于这样可信的编者和史料，实在不应当横加怀疑，由此也不当怀疑《宋书》所说赞和珍的兄弟关系。而《梁书》乃是唐初姚思廉所编，离开倭五王时代较沈约远，而所获史料未必能超过《宋书》，则与《宋书》所述有分别的两条不能排除是姚思廉猜测推断结果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再采用《梁书》的说法，《南史》大量参考《梁书》也不考虑。而在这个时期的日本天皇中满足两对兄弟关系的只有履中和反正、安康和雄略，由此履中天皇就是倭王赞，而反正天皇就是倭王珍（弥），而反正天皇名为“瑞齿别”，“珍”可能就来源于“瑞”字。然而，这种意见也存在不足，即从记载倭王赞的第一次出现421年到倭王珍的记载438年，前后相差17年；而《日本书纪》中两位天皇在位时间的总和为12年，比《宋书》所述反而短了。我们前面提到过，《日本书纪》编撰时为了将神功皇后提前到三国时期，故而出现将各天皇在位时间拉长的现象，即便时间没有拉长的天皇也不当出现缩短的情况，这是无法想象的。鉴于这个问题的存在，第二种意见也不能令人满意。

认为存在6为天皇向中国派遣使者的意见，也和第二种意见一样，要建立在对《宋书》的采用和对《梁书》的放弃上。但是所不同的是，该派意见更加注意第四条记录。该记录中没有说明是哪位天皇，当然也就存在既不是赞又不是珍的可能。他们由此指出珍和赞的兄弟关系是珍和这位不知名号倭王的兄弟关系的误解，而这位不知名号的倭王就是履中天皇，而珍是履中的兄弟反正，赞就是他们的父亲仁德。于是倭五王变成了“倭六王”。然而这种观点还是存在不足，因为依据后面记录的惯例，如果倭王发生了更替在下次遣使的时候必定会向宋廷说明，这牵涉到封号的继承问题。而如果430年那次遣使的不再是倭王赞，那么为什么没有说明王位已经发生了更替？而在438年遣使的时候却又说明了更替？依照《宋书》的记述，很容易认为430年的还是赞，因为后面所说的珍是赞的兄弟，沈约在编修这部分内容时不可能没想到这点，他难道是估计留下这个陷阱的吗？也就是这个假设，既要使得这位倭王在430年遣使，又要使他不报名号，且不说明王位更替，这点也缺乏说服力。

正是由于“大和朝廷说”的支持者们莫衷一是，所以“九州说”应运而生。该说认为，在公元5世纪甚至到了7世纪初，日本还存在着畿内和九州两个国家并立的情况，而倭五王就是九州国家的国王，而不是天皇。因为否认了倭五王和天皇存在对应关系，所以后面也就不用再分析谁是谁了。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受到邪马台国“九州说”的启发（这个我们到后面再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天皇的颜面。包括倭五王乃至后来《隋书·倭国列传第四十六》中记载的倭王都不是天皇，那么天皇也就不存在向他国称臣的问题了，于是天皇的威严得以延续。鹫崎弘朋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据史料记载倭（日本）从366年与百济同盟至663年在白村江败于唐新罗联军和668年的高句丽灭亡的303年间，倭（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与朝鲜相关的年份达81条之多。平均4年就有一次，而且在这300多年间基本连续，此外还有倭国万余大军陆续开赴朝鲜的记录。这都是要建立在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统一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的，而处于活跃期的倭五王自然只能是大和朝廷的天皇。

第二，可能是倭王赞对应天皇的仁德和他父亲应神都是世界上最大古墓的建造者和拥有者，能够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表明当时的大和国家体制已经比较完备，而且也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这是考古表明了的。相反，如果这时存在西面的九州和东面的大和两分对峙的话，九州国家又怎么可能在存在仁德、应神时拥有如此强大政治军事力量的大和在背后的情况下，贸然向朝鲜输送大军呢？九州国家又何以放弃国内的统一而优先经略相隔200公里海路的朝鲜半岛呢？这种情况是必须在政治军事层面上全局考虑的。

第三，之所以中国史书中有关倭五王的记载和日本史书中有矛盾冲突，那是因为日本史书的编修者故意所为。这点我在谈《纪》的编修特点时已经讲了。他们是有意使得两者不甚吻合，而使天皇不必就是向中国称臣之倭王，从而保障天皇和日本的颜面。

第四，“九州说”最大的根据在于《隋书》中600年、607年、608年日中交涉的记录。其最大论点在于这里记录的倭国王是男帝而不是女帝。据《隋书》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这就表明所记的王是男王。然而，当时的日本国王是推古女皇，这个矛盾就是“九州说”支持者最大的根基，他们主张和隋朝交涉的是九州王朝的男王。然而这个说法显然不正确。《隋书》所载“阿每·多利思北孤”（アマ·タリシヒコ）就是天足彦（アマタリシヒコ ），为了避天皇的讳经常会称为足彦（タラシヒコ），即这里解释为一般天皇的通说更为妥当。而607年和608年《日本书纪》上记载的日中交涉事宜和《隋书》完全一致。只是《隋书》上607年称“其王多利思北孤”和608年称“倭王”是一般称号的问题罢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600年条的“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然而此时乃是圣德太子摄政，国政全权委托于他，他是事实上的国王（倭王），《十七条宪法》以及给隋炀帝写着“日出处天子”云云的国书都是由圣德太子颁发。此时的圣德太子是在国内和国外都活跃着的事实上的国王，而《隋书》就是反映了这种情况，这样的推定是妥当的。《日本书纪》的编修者也同样看到了《隋书》，并从中借用了347字。而《隋书》600年条的记录也使得编修者们感到头疼，为了避免《隋书》所载事实上的倭王（圣德太子——男王）与《日本书纪》的形式上的倭王（推古天皇——女帝）并存而产生混乱，600年遣隋使在《日本书纪》上就没有记载。由此，600年条是《日本书纪》编修者出于消除困惑的目的有意删去的，而说这《日本书纪》上所没有的纪录是九州王朝使节的说法是错误的。

此外，所列的第十二条记录中倭王武所写的追述先王征伐功绩的表文也表明这绝不是九州王朝。毛人国便是所谓虾夷人，在大和东，九州王朝不可能越过大和而攻击他们；九州已经在日本最西面，也不再可能征服所谓的西夷。这样的表文只能是出自大和朝廷之手，则倭王武是天皇也就毫无疑问了。

三、倭王们的真面目：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否定了诸多观点，仍然没有得到倭五王到底是哪几位天皇的答案。这令人有些灰心，莫非我们确实无法从史料中寻得真相了吗？我尝试作了一些探索，似乎可以解决得更好些。

让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赞和珍的关系上来。《日本书纪》虽然有着很多的错误，尤其在天皇在位的年代上有意拉长，将本非一系的天皇粘合在一道，但是其中所记载的事迹从应神天皇以下应当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这样一来，如果不改变不改变《宋书》所说各王关系也就无法和《日本书纪》匹配。和“大和说”第三种观点类似，我也认为济并非珍之子，珍也并非赞之弟，前一个原因就是排除《梁书》的结果，而与后一个判断相应的看法却不同。我不认为在430年遣使是一位既非倭王赞又非倭王珍的倭王，而认为这还是原来的倭王赞，沈约如此安排是因为他觉得这种推测很自然，无需明言。那么从421年到430年出现的就都是同一个倭王了，而到了438年出现的就是倭王珍，其间相差了8年。依照《纪》，履中天皇和反正天皇在位的时间都不长，皆记作6年；而《纪》当只会将天皇在位时间拉长，所以这两位天皇的实际在位时间不会超过6年。我们发现在430年至438年之间恰好能够放入一位天皇的统治时期，如果那位天皇在此期间在位，则就说明他没有向宋廷遣使，也当然就没有他的名字了。这么看将仁德天皇之子履中放到其中正合适，而到了他去世之后，下一位天皇反正才有遣使来朝，说明兄长去世自己即位。由于宋廷不知道有履中天皇的存在，自然有可能误认为反正天皇所说的兄长便是先前的赞（仁德），于是记下珍是赞的兄弟。由此，这些问题就都获得了解决，得到和“大和说”第三种意见相同的结果：赞——仁德、珍——反正、济——允恭、兴——安康、武——雄略。这里和改意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从421年到478年向宋廷遣使的还是五位天皇，即不必是“倭六王”。

如果《纪》所载履中、反正、安康三位在位时间短暂的天皇的在位年限是正确的话，既没有被拉长，再按照《纪》上对应的登基、驾崩的月份及《宋书》所载的进贡的月份，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年表：

仁德天皇（???——431）赞
履中天皇（431——436）
反正天皇（437——442）珍
允恭天皇（442——459）济
安康天皇（459——462）兴
雄略天皇（462——???）武

一些学者在处理《宋书》没有记载济与珍关系、《日本书纪》说反正与允恭为兄弟、《梁书》说济乃弥之子的矛盾上也是很慎重的。他们提出《宋书》没有记载是因为确实不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或者说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而《日本书纪》则是依照万世一系的原则将允恭置于仁德之子的地位，这是政治因素的考虑；《梁书》所说的关系不知其依据为何。注意到，允恭天皇的本名是“雄朝津间稚子宿祢”，而“宿祢”这个词是代表天皇的臣下豪族身份的姓氏称号之一。大和朝廷导入氏姓制度这一政治身份制度是为了将诸豪族纳入以天皇家族为中心的组织之中。“宿祢”这个姓是684年天武天皇制定的“八色姓”中8个阶级姓中的一个，无论如何将一个臣下意思的姓“宿祢”冠在天皇的名字上都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名字上加有“宿祢”这个姓的人成为天皇，表明某时发生了宫廷政变，允恭天皇讨死了反正天皇而登基。事实上，允恭天皇既非反正天皇的弟弟，也不是仁德天皇的儿子，他只是一个豪族。鉴于万世一系的主张，《日本书纪》从来不记述王朝交替和天皇血缘的变化，所以就将允恭天皇说成是反正天皇的弟弟。也就是说，应神的后代到了反正的时候也就暂告一段落，直到允恭天皇的孙子清宁天皇以后皇位又回到履中天皇的孙子手里。这期间允恭家族经历了4代天皇，统治了日本40多年。

这样，我们就将421年至478年间的10次遣使所对应的天皇都弄清楚了，那么第一条记录也就是413年遣使又是哪位天皇呢？依据《梁书》，这位倭王是赞，也就是仁德天皇，然而为什么《宋书》没有记载这位天皇的名字呢？《梁书》的依据又何在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这位究竟是仁德天皇，还是他的父亲赫赫有名的应神天皇。

《日本书纪》对天皇的年代有很多错误的记载，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相关内容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发现，从神功皇后46年开始一直到应神天皇16年止的这40年间，都附记了百济王室的更替事件，这段的年表和百济王室从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枕流王、辰斯王、阿华王、腆支王的更替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就应当是对应于这些百济王的时间，而不是由《纪》得到的那个被拉长的年表。可以明确得到，神功皇后与应神天皇的交接年代为公元389年和390年，即应神天皇即位于390年，神功皇后死于389年。这同时也表明，神功皇后摄政时期是确实存在的，至少从366年到389年属于这个时期。这也就给应神天皇是否真的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是改朝换代者打上了个问号。如前所述，有人认为应神天皇是神功皇后的女婿，在仲哀天皇驾崩时已经成年并领兵攻打新罗，而后在神功皇后的支持下成为新天皇。当真如此的话，似乎就不当有至少长达23年的神功皇后摄政时期，应当很快进入应神朝纪元，或者神功摄政时期也有大量应神天皇活动的记录。神功时期的存在也使得神功和应神是同一原形的假说破灭，切切实实的表明在4世纪下半叶日本存在着一位强大的女性。由此，应神一系的天皇也就和崇神一系合为一系，从3世纪末到6世纪初统治日本，其间当除去允恭家族的40多年。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应神天皇在405年之后的记录也是正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二十五年，百济直支王薨，即子久尔辛立为王。……三十九年春二月，百济直支王遣其妹新齐都媛以令仕。”首先，如果按年份核算，直支王（腆支王）死于420年左右，当为应神天皇31年（如果存在31年的话），而此记在25年显然有误。更令人困惑的是，已死了14年的百济直支王竟然可以派遣他的妹妹来日本，难道是亡灵之命乎？所以其中必定有差错。纵查仁德、履中、反正诸帝纪，都没有能够明确说明年代的百济王更替时间了，所以继续依靠百济王年表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们发现《应神纪》载“三十七年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这表明应神天皇时遣使往吴（日本对中国南朝的统称），而且道经高句丽，而同高句丽使者一起到达南朝。这正与第一条记录相吻合，而《义熙起居注》载“倭国献貂皮人参”，这都是朝鲜的特产，也就是说此即应当为该次访问。即应神天皇确实曾向东晋遣使，而且在413年。据《日本书纪》，4年后应神天皇去世，当在417年左右。经过三年的争位斗争后，仁德天皇终于登基，此当在420年左右，登基后仁德天皇便发出使者于第二年二月到达。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倭国415年和新罗人战于风岛以后，直到431年才与新罗有下一次交战的记录，而418年新罗在日本的人质王弟未斯欣得以逃还。这都表明在415年至421年间，尤其在418年的时候，倭国发生了动乱，很有可能就是仁德天皇即位前的这场王位争夺战。

因此，在东晋时遣使的那位倭王不是仁德天皇，而是应神天皇，《梁书》的记载依据还是有很大的疑问。这么一来，如果算上应神天皇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是“倭六王”，如果再加上没有遣使的履中天皇，或许说是“倭七王”也不无道理。

《日本书纪》载“（雄略天皇）二十年……百济记云盖卤王乙卯年冬，貊大军来攻大城。七日七夜，王城降陷，遂失尉礼国。王及大后、王子等，皆没敌手。……二十三年夏四月，百济文斤王薨。天皇以昆支王五子中，第二末多王幼年聪明，敕唤内里，亲抚头面，诫敕殷勤，使王其国。仍赐兵器，并遣筑紫国军士五百人，卫送于国，是为东城王。……八月庚午朔丙子，天皇疾弥甚。与百寮辞诀，握手歔欷，崩于大殿。”这段时间也与百济王年表相合，“文斤王”当为三斤王，说明雄略天皇当在公元479年左右去世，这已经和《纪》所的天皇年表一致，即雄略以下各天皇年表当是正确的。

从390年到479年的这90年，是日本古坟时代的重要时期，也是日本和中国频繁交流的时期。此时日本刚刚完成统一不久，接着在中断了与中国交涉157年之后重建联系，并不断谋取中国南朝的加封，希望获得在朝鲜的名义和霸权，这也是日本向海外扩张的重要时期。在我们着重讨论这个时期的日本对外史之前，先看一下在此前一些的情况。

离大和朝廷时间上较近的日本国家就是邪马台女王国，即山门。该国活动于公元2世纪初到3世纪，对其情况了解的主要来源就是著名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于其位置历来有“九州说”和“畿内说”两种，我是支持“九州说”的。如果撇开所记的里程数，仅依照位置关系也就可以想当然的得到邪马台在北九州的结论。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些里程上，这也是“大和说”的主要依据。从带方（在今海州附近）下海，沿着朝鲜半岛的海岸线，忽而向东忽而向南，航行“七千余里”，就可以到达邪马台的对岸“狗邪韩”（即伽倻，今金海郡附近）。然后，再向南航行“千余里”到达对马岛（当为对马南岛），再航行“千余里”到达“一支”（即壹岐岛），又航行“千余里”登岸到达“末卢”（今松浦附近），再向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即怡土），再向东南走“百里”到“奴国”（即傩），向东走“百里”到“不弥”（今宇美附近），向南水行到“投马”（但马？），向南水行或陆行到“邪马台”（即山门）。事实上，通过对伽倻、对马、壹岐三个比较明确的地点的观察，我们发现这里所讲的“里”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绝对不是中国的距离单位，可能是东北国古国采用的，要比中国的“里”小得多，大约是70多米的长度。这点也可以从带方到伽倻的说法看出来，这段路程的实际距离是500多公里，也和“其遣余里”得出“1里”等于70多米的结果。对长度单位“里”确立了正确的概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三国志》所说的地方都在北九州，这点也与邪马台南面尚有狗奴国相符合，狗奴就在九州中南部。前段时间在这里看到明代绘制的地图中，就是因为对于这个“里”的理解错误，造成地图上将日本列岛的线度放大了7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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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神话来分析，可以得出日本的神有三大系统的结论，他们分别是高天原系（天孙民族系）、出云系（国津神系）和筑紫系（南方民族系）。高天原系就是后来成为日本主体的大和国家，最初活动在近畿；出云系是活动在中国的一个国家，曾经在4世纪前期与大和进行过激战，最终被吞并灭亡；筑紫系就是被称为“邪马台”的山门国，活动区域在北九州，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政教合一国家，当出云王朝被灭亡之后山门国在大和的攻势下迅速败亡，前后可能只有几年的时间。早期日本除了这三个国家外，还有控制着九州中南部的熊袭，即狗奴国。4世纪中期，已经控制了半个日本列岛的大和国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征讨熊袭上，景行天皇、日本武尊都曾经与其激战，乃至后来的仲哀天皇还在战斗中死去，熊袭的问题可能一直到神功皇后时期才基本解决。灭亡出云、山门、熊袭三大势力，也就是雄略天皇在给宋廷表张中写的“西服众夷六十六国”。而在近畿的东面起先都是被称为毛人的虾夷部落，他们分布很广直至北海道。在西略的同时，大和国家于4世纪中期用了较短的时间取得了比较荒凉的中部、关中、东北各地方，将虾夷人基本都赶到了北海道。这就是所谓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其中仅有越国比较有力。通过3世纪末开始直到4世纪下半叶的统一战争，大和国家已经基本控制了除北海道之外的整个日本列岛，周围小岛上的小部落也都成为属国。在基本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大和朝廷的海外扩张也随之开始了。

其实早在完成统一战争之前，大和已经向海外张望了。4世纪初，大和还在和出云激战的时候，便和慕韩诸国中的任那取得了联系。等到仲哀天皇时，九州的熊袭仍然不肯臣服，仲哀天皇战死后神功皇后毅然决定先放弃讨灭熊袭而向朝鲜半岛的新罗开战。公元366年，百济与日本结为同盟，日本向半岛的攻势终于开始了。到了369年，大和朝廷在半岛获得大胜，对伽倻各国的羁弥统治由此开端。伽倻各国在百济和新罗的夹缝中难以独立生存，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于是依靠强大的日本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加之日本在该地有大量移民，同时设置了国司进行管理，驻守军队保障利益，伽倻各国渐渐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乃至自治领。甚至有“任那日本府”的说法，即此区域已经完全成为日本的领土和建制。神功皇后对朝鲜的攻略是卓有成效的，而继神功之后的应神天皇则更是野心勃勃，“倭五王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四、七代天皇的争霸历程：

公元389年，日本神功皇后去世。390年，应神天皇即位，此时是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高句丽故国壤王七年，百济辰斯王六年，新罗奈勿王三十五年。早在神功皇后时期，日本就参与到朝鲜的纷争当中，控制了伽倻各国，压迫百济，袭扰新罗。而应神天皇又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对朝鲜的霸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公元391年，也就是应神天皇即位的第二年，日本（当时称为“倭”）大军攻入朝鲜半岛，先用军威逼迫百济屈服，然后向东攻打新罗，新罗也屈服了。这样，朝鲜半岛南部尽在日本操控之下。但是这激怒了刚刚即位的高句丽国王高谈德，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广开土王，也称作好太王。原本朝鲜三国中就属高句丽最为强盛，经常南下侵扰百济、新罗两国，而两国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向高句丽称臣纳贡。但是这次都成了日本的附属，这是应神天皇公然向高句丽在半岛的权威挑战。广开土王即位时只有18岁，年轻气盛，就于下一年开始了对“背叛”自己的百济发动攻势。而此时的百济正处在内乱当中，原来当年百济枕流王在位（公元384年）仅一年便被其弟辰斯王谋夺了王位，由于辰斯王不愿意屈服于日本，便向高句丽靠拢，然而391年日本势力控制了百济，鉴于辰斯王以往对日的态度，天皇决定帮助枕流王之子阿华除掉辰斯王，于是就在392年阿华一部乱杀辰斯王夺取王位，成立了日本治下的傀儡政权。

正当这时，百济方乱，广开土王的4万大军就攻入了百济北部，一举攻陷十余城。阿华王十分畏惧，认为广开土王用兵出神入化，根本不敢出战，于是汉水北部大多被高句丽占领，10月广开土王一并攻陷百济北方重镇关弥城。尽管日本是百济的宗主国，也有伽倻诸国的基地，但是终究没有能直接出兵帮助，直到广开土王自行停止攻势为止。此时，新罗奈勿王也慑于广开土王的威势，向高句丽派遣实圣尼师今王子作为人质，结成同盟。百济方面失去了大片领土也没能很快夺回，直到下一年（393年）的8月才集结了1万大军前去收复失地，也就是攻入高句丽与新边界的南部。由于高句丽都城在北部遥远的国内城（今中国吉林集安），所以兵力调动比较缓慢，百济一度占据局部优势。为了配合百济的攻势，防止新罗趁百济国内空虚，应神天皇派大军包围了新罗都城金城，但不久就撤去包围。但是到了下一年（394年），广开土王帅大军南下，直逼百济主力，双方大战于水谷城，百济惨败。收复失地的计划失败后，阿华王又于公元395年出兵再次攻入高句丽，结果广开土王帅7千大军亲自到巴伊斯伊防守，又大破百济军，歼灭其8千主力。这样数量的军队对于中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百济这样的小国却是巨大的损失，可以调动的兵源几乎消耗殆尽，百济再也无力抵抗高句丽的侵攻了。

公元396年，广开土王见时机成熟，亲率大军讨伐百济。广开土王兵分多路，连战连克，一举攻陷城池无数，百济北部领土几乎尽失。百济阿华王一方面遣使向应神天皇请求援兵，另一方面聚集残余军队出动与高句丽的一支分队作战。广开土王大怒，亲率主力渡过阿利水，又攻破两城直到百济都城之下。围困多时，百济王终于支持不住，出城投降并献上男女“生口”（奴隶）一千人、细布一千匹，还跪在广开土王面前称“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广开土王见阿华王懦弱，容易控制，就没有将其除去，仍留作百济王，撤离百济都城时，将阿华之弟及大臣十人带走，作为人质。在这次大战中，高句丽占领了百济58座城池，村庄达到700左右。战后，广开土王遣使到日本，向天皇示威。同年，任那傀儡政府和新罗也都遣使日本。

但是就在广开土王主力解除百济都城包围的下一年，阿华王便派遣使者到日本，晋见应神天皇，而且以太子直支为人质。这一方面是阿华王为去年向广开土王所发的誓作解释，以免日本怪罪，另一方面是请求日本派兵援助百济，共同对付高句丽。于是两年后即399年，应神天皇遣大军攻打新罗，百济与之盟约共同出兵。新罗不敌，于是奈勿王便派遣使者想高句丽求援，广开土王认为这是扩大在新罗影响打击日本的好机会，便爽快答应，让新罗坚持抵抗，自己开始筹划如何对付倭（日本）百济联军。公元400年，广开土王率领5万步骑兵，前往救援新罗，从男居城直到新罗城。此时，倭军已经控制了整个新罗，但是鉴于高句丽兵多势重以及新罗的继续抵抗，倭军向在半岛上的基地任那方向作战略后撤。广开土王毫不犹豫，五万大军紧追倭军直达加罗城，在猛攻之下加罗归服。安罗城准备军队与高句丽交战，不敌，倭军又被击败，于是进一步退却。倭军退却时，城内百姓大多跟随其后，恐惧高句丽大军的到来，安罗士兵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广开土王继续追击，又击败溃退的倭军、百济大军以及随同的安罗联军，获得全面胜利。当初新罗奈勿王没有出来与广开土王一同参议军事，也没有协同出兵打击倭、百济、任那联军，于是广开土王命令其进献家仆一千人作为贡献。这就是日本与高句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结果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高句丽跨过新罗才攻入任那，于是没有占领该地，而新罗方被日本攻破也无力侵夺任那领土，所以日本没有领土上的损失。应神天皇失败后，开始感到头疼，他已经清楚的明白高句丽才是他称霸朝鲜半岛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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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经过这次大战，都暂时停止了攻势。公元401年，新罗奈勿王去世，原在高句丽为人质的实圣尼师今归国，于402年即位，也就是实圣王。然而实圣王在高句丽时境遇不佳，怀恨当年奈勿王所为，便致力于和倭国的连结，就派了奈勿王的儿子未斯欣去日本作人质，以示报复。新罗与日本的连结使得百济感到恐惧，由此百济阿华王也在年末向日本派遣使者，随同携带了一些缝衣工女以作贡献，这个使节团在公元403年到达日本。就在这一年，百济向新罗发动了战争，作为报复新罗阻断了百济与日本的交通，致使弓月君所带领的120余县向日本归化的人员只能逗留在加罗。于是应神天皇派遣葛城袭津彦取道加罗，设法是的这次移民得以成功。于是，葛城袭津彦到达加罗后向百济派出使节，而现在就剩下新罗方的问题了。公元404年，百济阿华王派阿直岐向日本供奉良马两匹，日本太子菟道稚郎于是向阿直岐学习汉学，这是日本天皇家学习汉学之始。对待新罗，日本就没有那么和气了，对于这个多次勾结高句丽忤逆日本的国家，日本公然起兵攻打。为了配合日本本土大军的行动，葛城袭津彦也越过百济出兵骚扰被高句丽控制的带方，同时百济也一同出兵攻击，倭百济联军的战船在岸边绵延不绝。广开土王亲率大军迎击联军于平壤，大破联军前锋，联军溃退，广开土王继续追击斩杀无数。

公元405年，汉学家王仁从百济到达日本，同时带入《千字文》和《论语》，此后又有大批汉学家来到日本，从此日本汉学大发展。当年，葛城袭津彦为了打通回日本的道路，攻打新罗的明活城，但是无法攻克，在日军撤退时新罗实圣王帅军追击其于独山以南，打败日军，杀获三百余人。鉴于葛城袭津彦长期滞留半岛而无法达成弓月君所领移民赴日的情况，应神天皇派遣大军攻打新罗，从日本本土前往的大军绝不是驻朝日军可比的，实圣王见状恐惧降服，便允许葛城袭津彦及弓月君众人返回日本。同年，百济阿华王去世，应神天皇于是扶植在日作人质的直支返回百济即位，并赐予他任那的部分土地，这就是百济的直支王。

公元406年直支王稳定了在百济的地位之后，于407年开始了和倭军联合的军事行动。上半年，倭百济联军攻打了新罗的西界和南界，抢掠了一部分人口。接着又在下半年集合重兵攻打高句丽，广开土王帅大军5万与联军展开会战，大败之，缴获的战利品有铠甲1万领、军备辎重无数，还有战马。这次联军入侵的人数不明，但是却可以肯定绝对不是一次小的袭扰，这从广开土王发动大军的数量和缴获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随着这次战争的，应神天皇不幸地感到，广开土王犹如自己的克星，只要他存在一天，日本在半岛的霸权就无法真正实现。高句丽取得大胜之后，派使者到日本向天皇示威，在国书中称“高句丽王教日本国也”，这惹恼了皇太子菟道稚郎，他痛斥高句丽使者，并当场撕毁了国书。

公元408年，应神天皇号令各附属岛国及各地方豪族建造战船，汇集于对马岛，并在当地蓄积战略物资，准备下一次对半岛的侵攻。这一举动被新罗方面察觉，引起重视，新罗王企图发动精兵突袭对马，将日本的军备销毁。但是重臣末斯品认为这样做过于冒险，不如加强戒备，守备险要之地，若日军前来则迎击，或许可以找到有利的机会出击，这才是制约对方的战术。于是实圣王采纳了他的建议，没有直接发兵，而是派遣使节佯装到日本活动。使节到了对马，将船舶停泊于日军聚集的战船旁，然后纵火焚烧，大伙一直蔓延到岸上，日军船只及辎重焚毁无数，侵朝的筹划全部泡汤。应神天皇大怒，但因己方理亏在先，而且已经失去了在短期内攻击新罗的基础，便要求新罗向倭提供大量工匠以作弥补。实圣王畏惧日本进一步责难，便答应了天皇的要求。

由于新罗这次成功的挫败了日本侵朝的企图，几乎毁坏了日本可以调动的多数战船、物资，所以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应神天皇没有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半岛呈现缓和的态势。公元409年，日本向百济派遣使者以加强同盟。412年，新罗派遣奈勿王之子卜好到高句丽做人质，保障两国的同盟。就这样，半岛上基本呈现高句丽、新罗同盟和日本、百济、任那联盟对峙的局面。而412年，显赫一时的广开土王高谈德去世，年仅39岁，他的儿子高琏于次年即位，也就是长寿王。高琏当时尚且年幼，可能仅四五岁，高句丽强势暂时中止，不过这位国王与他的称号却是十分吻合，他非常长寿，一直到491年才去世，在位达78年之久，享年80余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东北亚文字资料著名的广开土王碑是在414年建立的，即长寿王二年，这块碑上记述高谈德的丰功伟绩也是我们今天极为重要的史料。

众所周知，413年应神天皇的使节和高句丽的使节一同到达东晋，向中国朝廷进贡称臣。但是这不表明这些国家在此前没有和中国交流的记录。事实上，公元370年中国北方的前秦灭亡了高句丽的宿敌慕容家的前燕之后，便控制了中国北方大部，为了进一步统一北方并与南方的东晋决战，苻坚向高句丽示好。而此时高句丽也为了加紧在半岛的争夺，并鉴于和前燕战争大多惨败，知道中国不好惹，所以也努力加强和前秦的外交，最终承认前秦为宗主国，接受了前秦的加封和佛教传入。所以前秦在解除了东北的后顾之忧后，全力征服中国北方，直到382年完成统一。但是，公元383年苻坚大败于淝水之战中，前秦大帝国迅速崩溃，赫赫有名的慕容垂于384年建立了后燕，很快控制了和高句丽接壤的辽东辽西地区。中原动乱以后，高句丽便于385年侵入辽东，击退了第一次抵抗，但是当年年底又被后燕夺回。此后，后燕在辽东加强了戒备，并派专人留驻招抚流民。此后，慕容家的后燕长期与同族的西燕及拓跋家的北魏争霸中原，一战就是十余年。公元395年，后燕在参合陂大败于北魏，虽然慕容垂在次年挽回败局，但是随着他自己的去世，后燕的繁荣也一去不复返了。同年北魏四十万大军进围中山，公元397年中山沦陷，后燕被截为两段。这段时间正是广开土王第一次与百济大会战的时期。从397年到401年，后燕不但被北魏打击得很狼狈，398年山东的部分脱离为南燕，后燕也陷入了王位争夺的混乱中，国力大衰，原来是高句丽的宿敌而且是极大的威胁的后燕就这样疲于奔命。就在401年，高句丽就侵入了辽东，403年，广开土王还侵入过辽西。404年后燕昭文帝慕容熙亲率大军企图收复辽东，但是当城池即将攻陷的时候慕容熙荒唐的要士兵停止进攻，让自己和皇后先进入，丧失了良机，结果还是没能得逞。405年冬，后燕又企图发兵攻打契丹，结果畏惧契丹大军人多势众，便改变主意偷袭高句丽的木底城，由于过度疲劳，又以失败而告终。高句丽一方面与后燕交战，另一方面也试图与后燕的敌人达成同盟，比如北魏。407年，冯跋谋杀慕容熙，立了一个鲜卑化的高句丽人慕容云为主。409年，后燕再生动乱，慕容云被宠臣离班杀死，冯跋又杀了离班，自立为燕天王，史称北燕。正当北燕取代后燕的同时，东晋刘裕也就是后来的宋高祖帅军北伐南燕，于次年二月结束了这个只存在了十三年的短命国家。就这样，朝鲜和日本各国到中国最常规的经过地区辽西和山东就落入北燕和东晋手中。

当应神天皇和长寿王的使节到达东晋时，就是这种形势。东晋和北魏开始了对峙，也非常希望有外援从背后牵制北魏，首先东晋谋求和北燕的联盟，其次便是这两个东北亚的国家以及百济。于是，东晋封长寿王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对日本却没有什么加封。413年的这件事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大和朝廷第一次向中国南朝，是大和国家第一次将外交拓展到朝鲜半岛以外的中国，天皇意识到和高句丽争霸半岛没有更强大的外界势力支持是不行的。然而，此时的东晋对高句丽的战略地位比较了解，而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还认为这个大和国就是当年那个落后、弱小、松散的邪马台国，明确对其不重视。东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占有本州中西部、九州、四国并控制伽倻诸国、实力足以与高句丽在东北亚抗衡的大国，东晋还没有看到日本对朝鲜三国的作用。这也就是东晋朝廷对高句丽大加封赏，而冷落了日本使者的主要原因。应神天皇试图获得东晋支持的计划没有实现，有些心灰意冷，接下来几年内他没有再向中国派遣使者，而忙于国内的皇位继承人事务中。

这段时间内，百济也加紧了对外的连通。公元415年，直支王将其妹新齐都媛献给应神天皇，当年倭国海军与新罗水军战于风岛，遭遇挫败。416年，直支王的使者来到东晋，他很快获得了“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的称号虽然位在高句丽之下，但是对于没有得到什么封赏的日本来说已是天壤之别。当然，百济获得较高加封的原因是很多的，一方面百济到中国南朝最便捷，双方的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也比较多，另一方面百济一直与南朝结交，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对于传统附属国百济，东晋是十分宽容大度的。同时对高句丽和百济这两个对立的国家进行加封也是很正常的，就像日后会看到的高句丽同时对北魏和宋称臣一样。各国国家有了成熟的外交策略之后都明白，单边外交是不能保障自身利益的，只有三角外交甚至是多边外交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效用。这里顺便提一下，新罗基本上是与高句丽联盟的，他早年对中国的外交投入很少，只是在380年左右派遣使者随同高句丽访问过前秦，与前秦有过短暂的交往，此后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中国朝廷都没有和新罗作进一步往来，这种情况直到隋唐时代才真正改变。

417年二月，应神天皇去世，日本随即陷入皇位争夺战中。同年五月，新罗实圣王被讷祇麻立干谋夺了王位，讷祇麻立干即位，也就是讷祇王。418年，在金堤上的帮助下，新罗在高句丽为质六年的王弟卜好回归；同年，在日本为质十六年的王弟未斯欣也趁日本动乱逃归。这年百济直支王向日本派出使节打探情况。然而日本的动乱直到419年末才终结，应神天皇的儿子仁德天皇获得胜利，于420年正式登基。同年，百济直支王去世，久尔辛王即位。也在这年，东晋王朝被宋取代，宋高祖登基后便发布诏书，加封过去晋的众多附属国，诏曰：“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映，并执义海外，远修贡职。惟新告始，宜荷国休，琏可征东大将军，映可镇东大将军。持节、都督、王、公如故。”这样一来，高句丽长寿王、百济久尔辛王都成了大将军，尤其是一直被日本天皇认为是属国的百济国王也获得镇东大将军的称号，大大恼怒了仁德天皇。当年下半年即派出使者前往宋朝，使者于421年初到达，但是宋朝和东晋一样，仍然没有给予天皇有价值的加封，仅得了“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的话。

公元422年，北魏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派大军进攻南方宋朝，占领了青州、兖州和豫州等部分地区，势力伸展到黄河以南。宋高祖刘裕本以为可以趁北方战乱完成统一，见到北魏如此强大便放弃了这种想法，于是加高句丽长寿王高琏“散骑常侍，增督平州诸军事”。由此可以看出，宋朝已经连本属于中国当时在北燕和高句丽控制之下的平州征讨权也给予了长寿王。424年，长寿王遣长史马娄等向宋朝进献方物，久尔辛王遣长史张威向宋朝提交贡献，新罗讷祇王派遣使者到高句丽表示友好，新罗也向日本派遣了使节。公元425年，长寿王准备全力经营半岛的征服，为解除后顾之忧向强大的北魏派出使者，希图建立友好关系。此时，北魏尚未统一北方而南方宋朝又比较强盛，所以也很愿意连结高句丽，夹击北燕冯氏，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长寿王获得北魏和宋的双重认可后，派遣使者到日本提供了一套铁盾和铁的，这不是进贡的行为，而恰恰相反，这是示威。这套铁盾和铁的极为坚固，高句丽方表示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远在日本之上。仁德天皇恼怒，自即位以来他致力于国力的恢复，加强农业、发展水利、减轻税赋，对外扩张有所停滞，这么一来又激起了与高句丽争雄的念头。同时，宋太祖也给百济下诏：“皇帝问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累叶忠顺，越海效诚，远王纂戎，聿修先业，慕义既彰，厥怀赤款，浮桴骊水，献騕执贽，故嗣位方任，以籓东服，勉勖所莅，无坠前踪。今遣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劳称朕意。”宋对百济的诏书后来对仁德天皇也是一种刺激。很快天皇便派出了第三批对中国的使节即所谓的司马曹达，他们于年末到达宋朝廷，但是宋廷仍然没有给予什么加封。另一方面，天皇选派了武士当着高句丽使节的面将铁的射穿，以显示日本武力的强悍。公元426年，仁德天皇随即派遣使者带领射穿高句丽铁的的勇士到新罗向讷祇王示威，可能做了武术表演，讷祇王畏惧日本的武力，进献了大量的绢等杂物。

427年，长寿王正是迁都到平壤，与百济、新罗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同年，百济久尔辛王去世，毗有王即位。此时仁德天皇显示出好色本性，一扫前几年的仁德之相，为了得到美女不择手段，天皇声誉下降。百济王族成员酒君不屑于天皇的行为，不可接受天皇的招纳。于是，428年日本使节来到百济责问刚即位不久的毗有王，毗有王恐惧，便押解酒君赴日，此后酒君成为仁德天皇身边的宠臣。429年下半年，仁德天皇又向宋朝派遣了使者，这也是这位天皇最后一次向中国派遣使者了。430年初，日本使节到达，但是宋廷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给予什么加封，仁德天皇最后一次努力也失败了，不过宋廷似乎有派遣人员回访的迹象。相比之下，也是在430年百济毗有王遣使宋廷得到了先王久尔辛曾得到的封爵。431年，日军从海上侵入新罗东部，攻打明活城，虽然日军在应用了骑兵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掠获了一些新罗平民，但是却没能攻陷明活便退走了。当年，仁德天皇去世，在位十二年。仁德天皇在位期间对内政有所改善，对外战事较少，另一方面致力于获得宋朝的加封未果，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应神天皇死后动乱对国力造成的创伤。总的来说，仁德是日本早期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天皇。

相对而言，继承仁德天皇皇位的履中天皇刚刚成年，他贪图玩乐，不理政事，虚度光阴。他在位期间无所作为，也没有对外发动战事，也没有派出什么使节，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鉴于宗主国日本既没有军事外交活动，也没有国际地位的情况，百济不得不自己考虑生存问题了。433年，百济向新罗派遣使者，请求讲和并联姻。新罗王考虑到高句丽迁都平壤后对自己的威胁也很大，就答应了。于是434年，毗有王向新罗赠送了良马和白鹰，讷祇王向百济赠送了黄金明珠作为聘礼，两国关系由此缓解。也在这一时期，高句丽的情况也有所变化。北燕冯跋在位时比较贤明，政策合理，消除了不少后燕的弊症。但是冯跋于430年去世后，其弟冯弘杀害跋众子篡夺了王位，从此北燕衰落，屡遭北魏攻击，人口多有被掠。冯弘不得不于435年向宋求援，并试图与高句丽结好。同年，北魏大军攻打龙城，冯弘派遣使者请求长寿王接纳。然而公元435年6月，长寿王再次“遣使入魏朝贡”，并要求赐与北魏“国讳”（历世的帝讳）。魏世祖甚喜其赤诚，便下诏将帝系和名讳抄录与高句丽。与此同时，世祖立即“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赴高句丽，拜长寿王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此封位足以说明当时北魏不仅承认高句丽对辽东的占有，而且将高句丽看做是东北亚各国的霸主。也就是说，此时高句丽和北魏关系极佳，这也是北魏为了消灭北燕而采取的策略。436年四月，北魏又猛攻北燕，并暗示高句丽不得帮助冯弘。然而这时长寿王突然意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派遣将领葛卢、孟光帅数万大军援救冯弘，最好带领龙城百姓渡过辽水逃入高句丽。这样大的转变使得北魏很恼怒，也与宋廷所做的外交战有关。于是魏世祖要发兵攻打高句丽，但其重臣认为应当从长计议，这才罢休。此时北燕已灭，高句丽的外交正介于北魏和宋之间，忽左忽右。

公元436年，可能是由于玩乐过度，履中天皇英年早逝。下一年，其兄弟反正天皇即位。反正天皇和履中天皇相比要有抱负得多，他即位后继续父亲的仁政，使得日本农业大丰收，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他还仿造高句丽和百济所获的加封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试图让宋廷承认其在东北亚除了高句丽以外地区的霸权。其所派出的使者于438年到达，但是宋廷还是对日本不够重视，没有给予反正天皇想要的称号，仅答应封其为“安东将军、倭国王”，这明显低于高、百两国（他们早在420年都已经是大将军了），将日本的势力仅局限于本国。此外，宋廷答应了反正天皇“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的要求。虽然这次没有达成心愿，但比起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多次无功而返有了很大进步。日本获得“将军”称号比高句丽晚了25年，比百济晚了22年。

也是在公元438年，去到高句丽的冯弘不顾高句丽的恩慈，举动极其傲慢，其至暗中内通宋朝以图投奔其地，宋朝就派了使节王白驹、赵次兴前去迎接。这使得长寿王非常生气，他派遣将领孙漱、高仇等将冯弘及其子孙十余人袭杀。于是，王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掩讨孙漱等，将其生禽，并杀死高仇等二人。长寿王见状一方面畏惧宋的兵力，另一方面又认为王白驹等人专杀，派遣使者将其执送回宋廷，宋太祖不希望失去高句丽，于是将王白驹等下狱，请求高句丽原谅。虽然双方没有因为这件事而闹翻，但是却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439年，北魏终于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同年，宋太祖想发兵北伐，下诏让长寿王贡献马匹，长寿王就献上了战马八百匹。此后，高句丽也一直保持着对南北朝的双重友好关系，这也是为了称霸朝鲜半岛而服务的。

公元440年，反正天皇派兵攻打新罗南部，抢掠了不少百姓，下半年又派兵从东海岸攻入新罗。这是日本从431年以来的又一次海外用兵，表明日本的国力又蒸于强盛了。但是此时的日本也酝酿着一场变乱，重臣雄朝津间稚子宿祢的势力壮大。终于，他于441年发动了叛乱，并在442年初将反正天皇杀死，自己于当年即位，也就是允恭天皇。

允恭天皇政变上台，当然要花费不少精力平定国内，同时他也急于活的国际承认。对日本稍加梳理之后，便于443年派遣使者到宋廷请求继承反正天皇所获得的称号。对于宋来说，日本仍然是无足重轻的，也无心干涉日本的国内事务，便顺水推舟将“安东将军、倭国王”又赐予了允恭天皇。虽然位阶上远低于高、百两国，但是他的合法性总算是得到了日本心目中最强大国家“吴”的认可。同时，由于允恭天皇在内乱中可能受了伤，便向新罗索取良医，不久良医到来医治好了允恭。然而，日本给予新罗的回报是在444年的大规模入侵。倭兵围困新罗首都金城达十余日，见不能轻易攻克，便佯装粮尽撤退。讷祇王不听部下的劝告，执意帅数千骑兵追击，果然在独山之东中了倭军的埋伏，遭遇惨败，死伤过半。讷祇王仓惶丢弃战马逃上独山，倭兵于是将其团团围住。但是所幸的是当时大雾，天色昏暗，倭兵不能摸清实情并担心新罗援军夹击，不久便撤退。

此后数年的史料我没有掌握，所知的大事件发生在公元449年。这一年，国际形势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帅军大败柔然，收民畜凡百余万，柔然可汗远遁，北方边塞得以安静。在解除了北方隐患之后，拓跋焘于450年调集六十万大军南下伐宋，然而拓跋焘亲率的十万大军在攻打汝南时被宋军击退，这次南侵计划宣告失败。宋军又分数路北进，其中柳元景一路自卢氏（今属河南）出发，在当地汉族人民积极支持下，连克弘农、陕县和潼关。但由于宋军主力王玄谟部久攻滑台不下，为北魏主力击溃，宋文帝只得令柳元景部亦撤退。同年冬，拓跋焘率兵号称百万，南下直抵瓜步（今安徽六合东南），准备渡江进攻建康。由于江淮人民坚壁清野，魏军抄掠无所获，人马饥乏；加之宋军在沿江数百里内建立起坚固的防线，魏军只得北撤。魏军这次南侵，对江、淮、青、济广大地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野蛮破坏；所至之处，一片焦土，宋朝国力从此大为削弱。（W案：以上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同时，高句丽和新罗的关系也大大恶化。其实427年长寿王迁都和433年新罗百济联姻以来，高、新两国已经貌合神离了。到了450年，高句丽边将在悉直原野田猎，新罗何瑟城主三直率军掩杀，竟将其杀死。长寿王得知后大怒，遣使严厉指责新罗“孤与大王，修好至欢也。今出兵杀我边将，是何义耶！”同时派重兵攻打新罗西境。讷祇王恐惧，态度卑怯，恳请高句丽退兵。此后长寿王虽然撤退了，但是高句丽和新罗的同盟关系也就到此终结了。

451年，允恭天皇又向宋廷派遣了使节，要求得到反正天皇曾请求的“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称号。宋廷由于遭遇到北魏的猛攻，正需要拉拢东北亚诸国，便大大提高了倭王的级阶，加封允恭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这里我们发现不同的地方在于将日本所要求的百济替换为加罗，并且不予大将军衔。任那、加罗、慕韩都属伽倻国家，早就是日本的附属；秦韩本包括新罗之地，但后来龟缩到半岛中部的海岸东部；新罗素来和南朝没有往来，虽不在日本控制之下，但是对南朝也无关大碍。但是百济确实东北亚诸国中最忠实于南朝的国家，是自晋以来中国的传统属国，而且在420年就已经进号为“镇东大将军”，所以必须从认可的日本控制范围内剔除。不过，宋也承认了日本在伽倻、新罗等海外地区的霸主地位，也是对日本的一种安抚，这比起将百济限制于本国可以说是一个较优的加封。日本天皇获得“使持节、都督诸军事”的称号比高句丽晚了38年，比百济晚了35年。

454年，长寿王终于发兵攻打新罗。新罗失去了这个盟友之后，自然要向百济和日本靠拢。455年，高句丽趁百济毗有王去世，盖卤王刚刚即位的时机，猛攻百济，新罗毅然出兵援救百济，挫败了长寿王的攻势。458年，新罗讷祇王去世，慈悲王即位。同年，百济盖卤王又遣使宋廷，上表“臣国累叶，偏受殊恩，文武良辅，世蒙朝爵。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一人，忠勤宜在显进，伏愿垂愍，并听赐除”。宋廷“仍以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为冠军将军，以行征虏将军左贤王余昆、行征虏将军余晕并为征虏将军，以行辅国将军余都、余乂并为辅国将军，以行龙骧将军沐衿、余爵并为龙骧将军，以行宁朔将军余流、麋贵并为宁朔将军，以行建武将军于西、余娄并为建武将军”。这次居然封了百济王冠军将军的称号，也表明宋对百济的依靠和信赖。从459年初日本允恭天皇死后新罗派遣了大规模的使节团前往吊唁来看，当时新罗已经和日本结成同盟。再联系450年高、新两国破裂以及451年日本对新罗霸权得到宋的认可、445年至459年间倭、新两国没有战事，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半岛上已经形成了新罗、百济、日本联盟对抗高句丽的态势。这可以说是日本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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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和新罗的联盟很快结束了。459年，允恭天皇死后便发生了宫廷政变，安康天皇杀死太子木梨轻王子，夺得王位。而在木梨轻王子摄政的几个月内，日本就出人意料的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新罗吊唁使节团还在日本时，倭军的百余艘兵船已经从新罗东海岸登陆，围攻月城。新罗慈悲王率军出击，击退了倭军，而后又追击到海口，倭军淹死很多。459年年底安康天皇登基后，对新罗的侵略有所停滞。他也像父亲那样派出使者想得到宋廷对他篡夺地位的承认，使者于460年底到达。奇怪的是，宋廷没有立刻认可，以至于在史料中仍将其记作“世子”，这也是宋廷对下克上的一种警戒。见到继承权未得认可，安康天皇很是担心，于是迫不及待的又派出使节。这次宋廷终于在462年初给了他比较满意的结果，下诏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籓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虽然承认了安康天皇为倭国王，但是却去掉了在海外的霸权认可，说明宋廷对他还是存有戒心。同年中，日军又侵入新罗活开城，抢走了一千百姓。不幸的是，刚刚获得承认的安康天皇就在这年底又死于宫廷政变。

安康的弟弟雄略天皇夺得皇位，于当年年底登基，以463年称为元年。和前几位天皇不同，雄略不屑于宋廷的加封，而是干脆自封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即又将百济加入其范围。同时派兵又攻打新罗歃良城，不能攻克，撤退时遭到新罗追击，有所损失。同年，宋廷为了拉拢高句丽，下诏称：“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世事忠义，作籓海外，诚系本朝，志剪残险，通译沙表，克宜王猷。宜加褒进，以旌纯节。可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公如故。”长寿王作为外臣被封为车骑大将军，这也是极为少见的。464年，百济王所献的美女淫荡，与他人通奸，被雄略天皇处死。466年，盖卤王决定不再派美女到日本，而改派王弟昆支入侍，此后昆支在日本作人质期间生有五子。467年，天皇因贪恋任那国司田狭的妻子貌美，将其强夺，致使田狭有了异心。原本天皇通过任那所行的一些外事活动均告失败，雄略只得又向半岛增派军队和官员。468年，高句丽和靺鞨联军攻打新罗，新罗不敌，忙向任那日本府请援。日本方面认为这是控制新罗的最佳时机，便出精兵援助，成功击退了联军。日本将领对新罗称：“汝以至弱当至强，官军不救，必为所乘，将成人地，殆于此役！自今以后，岂背天朝也！”这是日本第一次与新罗联合打败高句丽，标志着日本也把新罗当作了自己的属国。但是新罗并没有臣服，于是雄略天皇便要亲征，在众人劝解后派了数员大将领兵攻打新罗。469年，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下新罗大溃，日军很快占领了录地，但是其他方面却缺乏成就。此后，日军将领间不和，发生火拼，又和百济发生冲突，一时之间半岛南部形势异常复杂。同年，百济盖卤王出兵侵扰高句丽南部。从470年至474年又有不少来自于中国南方的人到达日本定居。472年，百济因北魏同意高句丽讨伐百济的要求而与之断交，此前百济曾在辽西占有部分土地，此时也被北魏侵夺殆尽。

475年，高句丽长寿王亲率3万大军南下，直取百济都城汉山，仅数日城陷，百济盖卤王及王后、王子等皆遇害。雄略天皇闻讯急将原属于任那的久麻那利赐予盖卤王之子文洲王，百济即定都于此，改称熊津。此时新罗慈悲王应文洲王要求派出1万大军援救，日本也出兵相助，三国联军势大，长寿王灭亡百济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完全占领了汉江流域。476年，天皇派兵又从海上攻击新罗，被将军德智击退。次年，又侵略新罗南部，无功而返。鉴于长寿王的强大和新罗尚未臣服，雄略天皇意识到不依靠中国南朝而取得霸权是极为困难的，便向宋派出使节，于477年底到达。同年，百济文洲王去世，三斤王即位。公元478年中，雄略天皇的第二批使节到达宋廷，进献了国书，陈述早期几代天皇统一日本征服半岛的事迹，并讲述了自己远大的称霸志向，希望宋廷能够进一步加封。在雄略天皇如此陈情之下，宋廷终于加封其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虽然还是将残弱的百济排除在外，不过终究是加了大将军衔。日本天皇获得“大将军”的称号比高句丽和百济都晚了58年。日本终于获得了和高句丽、百济相当的级阶，不过按“征”、“镇”、“安”的序列来说，仍然是最低的。

公元479年是我们所要讲述的这个时代的最后一年，也是很特殊的一年。就在这年，南朝宋被齐所取代，同时加封了各传统属国的位次，雄略天皇被升为“镇东大将军”，不过这只是礼节上的行为。而且这个加封的消息可能根本就没有传到雄略耳中，因为他也在同年八月去世了，继承他皇位的是其子清宁天皇。也是在479年，百济的三斤也去世了，在日本多年的昆支之第二子受到天皇家支持得以回国继承王位，也就是东城王。当年，新罗慈悲王也去世了，昭智王即位。只有真正长寿的高琏继续活下去并稳居宝座，他直到12年后才离开人世。

其实，从应神天皇到雄略天皇屡次出访中国南朝的记录，也就是日本在东北亚争霸的记录，正是这个时代日本对外历史的缩影。

五、任那的争论：

最后，我不知道如何结束本文为好，就让我们权以一个问题来结束吧。由于《日本书纪》和《古事记》都成于8世纪，《三国史记》成于12世纪，中国史书对朝鲜的记载又过于简略，广开土王碑上文字有残缺且又有“石灰涂抹篡改说”存在，对于任那是否存在，日本是否控制过伽倻诸国都存在激烈的争论。这些问题直接牵涉到日、朝、韩三国的民族感情，各方都相持不下，中国学者又为了考虑到与各国关系不便于轻下结论。关于任那的问题至今无法解决，这使我无所适从，现仅以各方关于其区域的地图一并附上，可与前图参照。

本文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耐心阅读，如有指正更加欣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