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八一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了隋帝国。然而新生的隋王朝并不稳固，危机四起，最严重的威胁首先来自北方，北朝末年，突厥强大起来，势力远达中亚，他钵可汗时，“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而隋文帝综合各方意见，坚定不移的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对策。首先，停止了对突厥的岁贡，给突厥以沉重的经济打击。其次，强化防御体系，开皇元年（五八一年）四月，开始征发民工修隋长城，东至黄河，南至勃出岭，绵恒七百里。复次，利用当时突厥内部的汗位之争，实施离间策反工作。迅速做好防御准备，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可是，对于隋帝国，威胁远不止如此。南方的陈朝趁隋朝新立，挥军北伐，从陈军的动向可知，其目的主要在于加强都城建康一带的防线，夺取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战略要地，向北收复江淮间的失地。南线告急。

可恶的是西部的吐谷浑也来趁火打劫。起兵攻打弘州，隋文帝觉得弘州地广人稀，难以坚守，便废州退让，然而，吐谷浑得寸进尺，再攻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线也在告急。


局势如此严重，东北还有北齐余党高宝宁集团，他们的后台老板就是与我们中国人并列帝国二十八强豪的高丽（那时还叫高句丽）。隋王朝正处于敌人的四面围攻之中。


东北有高宝宁，漠北有突厥，西面是吐谷浑，南边有陈朝。他们都已出兵，四面进犯，所幸的是他们还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自为战，没有结盟。隋军必须利用宝贵的瞬间，打破包围的态势，战机稍纵即逝。隋文帝却从容不迫，胸有成竹。他冷静的判断形势：陈朝内部矛盾重重，且水军步战，不是隋军的对手；吐谷浑军制落后，缺乏统一指挥，难以形成强大攻势；突厥最强大，双方恶战势不可免，容不得丝毫幻想。集中优势兵力，先弱后强的战略是唯一的出路，而首先被打击的目标是南陈和吐谷浑。


五八三年三月，文帝命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总督南线军务，九月隋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凌厉攻势，水陆并进，大破陈军于寿阳，吴州，又在甑山镇击破了陈将陆纶赶来增援的水师，到年底，反击战取得了预期的战果，江北失地全线收复。隋军在长江北线一线展开，大有乘胜渡江的态势。陈军被打得胆战心惊，退缩江南，陈宣帝本想有所作为，收复淮南，结果是丧师辱国，又羞又愤，急火攻心下竟一病不起，撒手归西了，接着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陈后主出场了，他倒识相，马上献上降书顺表，割地求和。当时，隋军的大部份将领纷纷请命南下。但隋文帝力排众议，下令班师。因为从战略上考虑，突厥大敌当前，不宜将主力深入南方。


差不多在南线对陈军作战的同时，西北方也发起了强劲的反击。八月文帝命元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和元浩等步骑数万反击吐谷浑。元谐受命后，率部从鄯州（今青海省乐都县）发起攻击，吐谷浑也倾巢出动，从曼头（今青海省共和县西南）至树敦（今青海省共和县东南）甲骑滚滚而来，其定城王钟利房率骑兵三千，联合南部的党项兵，渡河东进，迎击隋军。元谐采取包抄战术，直插青海，断敌后路。在丰利山（今青海省青海湖东）隋军与吐谷浑两万铁骑相遇，激战后将其击退，乘胜进逼青海湖，直取其大本营。吐谷浑遣其太子可博汗率劲骑五万反扑，双方再次鏖战，杀声震天，烟尘蔽日。由各部联合的吐谷浑军挡不住统一指挥的隋军的猛烈冲击，败下阵去，一路溃逃，隋军追击三十余里，俘斩万计，打得吐谷浑举国震惊。


经过两场有限度的反击战，隋朝赶在突厥大规模进攻之前。解除了来自东南和西北方向的威胁，阻止了周边民族结成反隋同盟的可能，扭转了四面受敌的不利处境，得以专心对付突厥的大举进攻。

开皇二年（五八二年）春，突厥遭受天灾，民不聊生，沙钵略可汗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五月，他调集五可汗发兵四十万入长城，揭开了根本改变双方乃至东亚世界间关系的大搏斗的序幕。


突厥的这次进攻，声势浩大，来势凶猛。五月十六日，东北的高宝宁集团也配合突厥，向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发起进攻，在整个战线，隋军的防线被多处突破，屯守乙弗泊（今青海省乐都县西）的行军总管冯昱遭到突厥数万骑兵围攻，力战数日，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东部战线，突厥与高宝宁的联军突破隋军防线，进攻幽州，李崇出战，不利。十月，西北长城沿线重要州县一个个的陷落，突厥攻破木峡，石门两关，分兵南下，越过六盘山，挺进谓水，径水之滨，严重威胁长安，十二月十五日，文帝再派内史监虞庆则为元帅，驰往弘化（今甘肃省庆阳县）拒敌。虞庆则命行军总管达溪长儒率骑兵二千出击，才出弘化没多久，就遭遇突厥大军，陷入重围，隋军大惧，达溪长儒神色慨然，激励将士死战求存。他把全军凝结成阵，且战且退，经受了突厥骑兵排山倒海般的冲击，昼夜凡十四战，军兵散而复聚，整整坚持了三天三夜，打得刀卷枪折，没武器可用，士兵便挥拳相博，手皆见骨，达溪长儒身先士卒，五处受伤，前后贯穿两处，可这条硬汉犹如铁塔般挺立不倒，山河为之变色，全军以死相拚，杀敌万余，退回郡城，仅存百人。突厥军兵本来为了掳掠财物而南侵，完全没料到遭到如此猛烈的抵抗。大军失了锐气，他们焚烧了同伴的尸体，解围而去。退出塞外。


突厥被打退了，人们扬眉吐气，热泪奔涌。在这举国欢庆之际，文帝显得格外冷静，他心里明白，突厥并没有被重创，他们马上会卷土重来的。


不出文帝所料，开皇三年（五八三年）开春不久，突厥又蠢蠢欲动，二月，北部发生局部战斗，四月，突厥又大军压境。经过去年的大战，隋军经受住了考验，培育起了战胜突厥的信心，而突厥的内部矛盾表面化，只要再挫其气焰，就会造成其内部分裂，文帝下定决心，决定主动出击，给沙钵略以决定性打击，实现敌我战略攻守之势的转变。


四月，文帝下诏，历数突厥的罪行，宣布大举讨伐突厥。隋军分别由卫王爽，河间王弘，上国柱窦荣定，左仆射高颖和内史监虞庆则任行军元帅，以卫王爽居中节度诸军，分八道出塞，向突厥发起猛烈攻击。

中路军首先与突厥爆发激战，四月十一日，卫王爽率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州道行军途中，与沙钵略所率的突厥大军相遇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无数骑兵在大草原上冲杀驰骋，想像一下：数以万计的中国重装骑兵和土耳其马弓杀个天昏地暗，这是何等的壮观啊！李充率精锐铁骑五千从侧面突击突厥，突厥措手不及，大乱。隋军趁此良机，全军奋力向前，突厥不能抵档，一败涂地。沙钵略身受重伤，丢盔卸甲潜入草地，好不容易捡回性命。这一战，隋军还夺了大量的牛羊马匹，造成突厥乏粮，全军只能磨兽骨充饥，好不凄惨。

西北方向的战果，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河间王弘率军数万出灵州道，与突厥相遇，大破之，斩首数千。

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在高越原与突厥阿波可汗相遇，两军对峙于戈壁滩上，隋军带的水很快喝光了，士兵只好刺马饮血，死者相继，窦荣定眼看拖下去将不战自毙，仰天长叹。不料天上竟下起及时雨来，全军士气大振，大将史万岁出阵与突厥的勇士单挑，转眼就取了对方的首级，突厥大惊，全军大乱，隋军趁势掩杀，突厥大败。这时，隋朝派长孙晏进行离间和策反工作，利用阿波和沙钵略的不和，使阿波向隋请和，在六月，阿波可汗率军北还。在白道吃了大败仗的沙钵略可汗逃回塞北，满心悲愤，又听说阿波可汗暗通隋朝，不禁怒从中来，带领沿途收聚的败兵奔袭阿波的牙帐，杀了阿波可汗的母亲，烧了他的营盘。从此，阿波与沙钵略反目成仇，突厥也分裂为东，西两大对立集团，兵连祸结。


以开皇三年七月为分水岭，隋朝取得了战胜突厥的辉煌胜利，完全扭转了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彻底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格局。从建国至今，才经过两年多，隋朝就打败了头号强敌突厥。这在中国史上也近乎奇迹。这一胜利的取得，首先是隋朝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坚定务实的政策。第二是利用四面敌人不统一的机会，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表现出高超冷静的军事指挥艺术。第三利用敌人的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第四是隋军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而最基本的一条，是上下同心，三军用命，显示出隋王朝的蓬勃朝气。乘着这股气势，文帝胸中正在勾画一幅世界性帝国的蓝图。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多少风风雨雨，还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保有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壮阔山河，但当前的世界形势绝对不容乐观，东有军国主义复辟的虎狼之国，南有天天拿着核导弹在我们头上比划的手下败将，老毛子又是反复无常，未可轻信，自己的小兄弟又被人挑拨，不认大哥，吵着分家。我们不要战争，但谁要敢动我们一寸土地，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翦伯赞先生说：“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的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地水泄不通了。以后历惠帝，吕后下迄文，景之世，这种四面八方而来的蛮族包围，并且一天天的扩大。在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他们具有强大的武装，且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汉武帝北击匈奴的功过是非，在国人看来，这段历史是非常痛快过隐的，其实，课本上纪录的只是中国的辉煌胜利，而对我们遭到的挫折和损失却提及不多，我本着客观，公正的历史观，为大家展现这幅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闲话少说，切入正题。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族为夏后氏后裔，始祖叫淳维，殷时称荤粥，秦时称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匈奴的单于头曼统一了匈奴各部，楚汉战争时，头曼之子冒顿杀父自立，又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掠夺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几十万人口，形成了一个东接朝鲜，北至西伯利亚，西达西域，“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强大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一七四年，冒顿定楼兰（今新疆若姜县）、乌孙等二十六国，匈奴形成了从北方、东北、西北对汉朝的战略包围态势。匈奴从此不断掠夺汉朝的金钱、财物、人口，进一步威胁汉朝。汉高帝七年（公元前二○○年），高帝率大军三十二万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白登山七天七夜才得脱身。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在匈奴强大的骑兵兵团的压力下，汉朝屈辱求和，通过和亲，每年赠送单于大量钱财、生活用品供其享受，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但和亲只是一纸空文，匈奴并不遵守，仍不断入塞骚扰、掠夺，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至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三三年）六月的马邑之谋为武帝即位后汉匈关系的第一阶段。

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六月，武帝采纳王恢诱歼匈奴的计谋，令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国将军，总领诸将，率骑、步兵三十余万，埋伏于马邑（今山西朔县）旁的山谷中。同时，让马邑的豪强聂翁壹诱单于入塞，聂逃亡至匈奴告匈奴单于“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信以为真，率十万骑入雁门武州塞，单于到距马邑百余里的地方进行掳掠时，只见牛羊布于野而不见人，单于奇怪，攻小亭，捕获了雁门的尉史，这个贪生怕死的尉史把汉军的计谋告诉了单于，单于大惊，急引兵出塞退走，汉军追至塞而还，一无所获，一粒棋子毁了一盘棋，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结果，迫于各方的压力，献计的王恢引咎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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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邑之谋后，汉匈处于战争状态，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光武二年（公元前一三三年）六月的马邑之谋至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汉军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打了一系列的胜仗，使匈奴奴隶主贵族遭到沉重打击。列述如下：


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冬，卫青袭破龙城（今内蒙锡林郭勒盟境）之战。

这年武帝令四将军各率万骑出击匈奴。其中，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公孙贺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公孙熬出代郡（今河北尉县）；李广出雁门。在这次战争中，卫青直捣龙城，获首虏七百人。龙城，又名龙廷，是匈奴每年五月大会和各酋长祭祖先、天地、鬼神的地方。公孙贺一路无所得，无所失，无功而回。公孙熬一路，损失骑兵七千。李广一路，遇到匈奴的大军，全军覆灭。李广被俘，在途中只身逃回，这次汉军损失一万七千人，从这点看，汉军是失败。但龙城是匈奴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卫青直捣龙城影响巨大，从战略上看，则是胜仗。


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高厥之战。


元朔五年春，汉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率六将军出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县），共率军十多万人，北击匈奴。而匈奴的右贤王以为汉军路途遥远，十分大意，喝酒而大醉。不料，卫青急行军六、七百里，在半夜里，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仅率数百骑突围北逃，卫青俘虏了右贤王以下的裨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武帝遣使者到长城，拜卫青为大将军，封益六千户。


元朔六年（公元前一二三年）两次出定襄，越阴山之战。


这年春天，卫青又率六将军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共率十余万骑兵再击匈奴，在这次战争中，十八岁的霍去病随卫青出征，为票姚校尉，率轻骑八百人，斩首二千余级，活捉了匈奴的相国，斩单于的大父若侯产，霍去病封冠军侯，而且，汉军又有张骞引导，知水草处，时军无饥渴。汉军大获全胜。


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的河西之战。


元狩二年春，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统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千余里。深入匈奴休屠王领地，斩杀折兰王、卢侯王，活捉八千九百余人，还得到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这年夏天，霍去病和公孙熬领数万骑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过居延海，攻祁连山，活捉匈奴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而李广的东路军负责牵制，总是李广倒霉，又被左贤王四万骑包围，李广以四千骑对四万骑，血战两天，汉军死伤过半，杀敌亦相当，亏得李广力战，沉着指挥，才未全军覆灭。后张骞的援军赶到，匈奴退走，才得保全。


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两次出奇兵，千里奔袭，斩杀匈奴三万八千人，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被完全摧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匈奴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丢掉了大片的优良的牧场。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的漠北之战。

河西之战后，匈奴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令汉武帝十分头痛，元狩四年春，武帝与臣下认为：匈奴单于居于大漠以北，以为汉兵不能到达。于是令霍去病、卫青各统五万骑兵，加上私募的马匹四万余匹，共计十四万匹马。步兵和接运粮饷者数十万人接后。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约好越大漠击匈奴。匈奴得报，把辎重迁徙到北方，在漠北布下精兵，等待决战。卫青统兵出塞千余里，恰逢单于兵列阵而待，于是令武刚车环营，以五千精锐铁骑突击，单于也令万骑出战，战到天黑，大风骤起，沙石击面，两军互不相见，汉军左右翼乘机包抄单于，单于见汉军人多且兵强马壮，遂率精骑数百突围从西北遁走，汉军发轻骑夜追，行两百余里，被单于逃脱，但斩俘一万九千人以上。前将军李广因迷路而未赶上会战，引咎自杀，一代名将，可怜如此收场！后人无不扼腕叹息。再说霍去病一路，出代郡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战，大破之，一直打到贝加尔湖附近，俘虏了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都户八十三人。歼敌七万余，取得了辉煌得胜利。


这次大会战，汉军杀虏匈奴九万多，自己也损失了士卒数万，出征时十四万匹马，回来不满三万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廷，元狩六年，霍去病英年早逝，汉王朝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将领。武帝追缢为景恒候。

从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卫青攻龙城之战开始到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的漠北大决战，十一年间大大小小的各次战争中，汉军斩杀匈奴军约十八万，浑邪王归降汉率四万人，共计二十二万余人。不仅如此，匈奴还损失了二、三百万头牲畜，丢失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汉朝虽然从匈奴夺取了河南、河西，并控制了广大的漠南地区，由弱者转化成了强者，但损失也很巨大，不仅损失了十几万的士卒和二三十万匹战马，在战争过程中动员了上百万人次的兵力和用于运输方面的二、三百万的民工。把文、景时期积累的大量财富消耗一空。国家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所以，在漠北大决战以后，双方都无法再打下去了。汉、匈双方的战争相对平静、缓和下来。在许多书中，就此打住了，汉武帝的赫赫武功被载入史册，但汉、匈的战争就到此为止了吗？


在经过十八年的停战以后，即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至天元元年（公元前一○○年）的休战阶段，汉、匈重开战局。

这次重开战局，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汉朝具有明显的优势，匈奴虽退守漠北，但不向汉朝称臣，势力日渐恢复。这一时期，双方进行的战争有下列几次：


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年）李广利的战败和李陵降匈奴。

天汉二年，武帝派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开始时大获全胜，斩敌万人，然而，在回军的路上，遭到匈奴大军的包围，汉军几天乏食，死伤者多。幸亏假司马赵充国率壮士数百人突围陷阵，杀开一条血路，汉军才避免了全军覆灭，但战死者十之六七。

这年，武帝又令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出发，深入匈奴千里。遂发生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所部，是精锐中的精锐，但李陵过于托大，遭到其他将领的妒忌，武帝又太过自信，在没有后援情况下，李陵北行三十日，行千余里，至浚稽山，被单于的三万骑兵包围，单于见汉军少，统军突击，不料，汉军千弩齐发，几乎是箭不虚发，匈奴军应弦而倒，当场死了几千人，单于大惊，急召左、右贤王八万骑攻李陵，李陵且战且走，又杀敌三千人，单于令其子率骑兵再攻，李陵把军队列在树林中，大战数十次，又杀敌数千人，这时，单于见屡攻不克，对属下说：“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我军向南，是不是有伏兵呢。”欲退兵。恰巧在此时，一个叫管敢的军官逃亡到匈奴，使匈奴得知李陵无后援，五十万支箭皆尽，单于大喜，遂围攻李陵，夜半，陵军大多战死，李陵上马，与壮士十余人突围，匈奴数千骑兵追击围困，李陵感叹：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李陵虽英勇作战，但他深为武帝器重，没有以死报国，大节有亏。大家还应该记得杨老令公头撞李陵碑，以死殉国的一幕吧。


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年）李广利又率兵七万攻匈奴，一日破左贤王二万骑兵，取得一些胜利，但祸起萧墙，汉军内部发生了兵变。李广利匆忙回师，不料被单于五万铁骑从后掩杀，汉军大败，李广利投降，汉军的七万人马全军覆灭。这是武帝与匈奴交战以来，汉军的最大失败。

武帝这一时期想通过军事征讨使匈奴臣服，但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武帝毕竟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在李广利败降的第二年，武帝的“轮台屯田诏”下达，实现了政策的大转轨，此后，终武帝之世，双方再未发生大战。

两个民族终于以长期战争的沉重代价，换来了和平共处。

其实我倒对隋击高丽更感兴趣 哪位有的转来看一下 谢谢

其实我满喜欢隋炀帝的 感觉他和汉武帝很相类

设想如果炀帝打高丽成功了 那和武帝打赢匈奴不是一回事吗

可惜他输了而且得罪了人民只好背上暴君的骂名遗臭了

这个 不好意思还想讲讲
隋炀帝开凿运河、北伐胡虏、加强和台湾的联系等等都是民族英雄做的事啊
要说暴君的话汉武帝的巫蛊之祸也死了几万人呢
关键在于杨广没打赢那仗 否则功绩决不比刘彻差 看来还是成王败寇的观念更能左右后人的判断啊

哎 以前都没注意过
上面的地图。。西藏是女国啊。。那莫非唐僧遇的女儿国就。。。
呵呵

没办法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输了就是狗熊，隋帝国和高丽开战几乎是必然的，这不是杨广所能决定的，杨坚当初就要征讨高丽，但是受到瘟疫影响死了几十万人，只好取消，杨广死后，李世民同样毫不犹豫的出击高丽，李世民死后，李治继续征讨，可见和高丽开战并非某个君王的好大喜功，这是亚洲政治格局发展的必然，隋帝国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帝国，他的武力也许只有秦国才能媲美，隋朝几乎征服了他的马蹄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突厥的可汗向奴才一样，拜倒在隋炀帝面前，而东方的高丽国力蒸蒸日上，东方两强的争霸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和高丽作战只有第一次是战败的，后两次都没有战败，第二次是因为内部原因撤军，撤退时井井有条，才损失了几千个老弱残兵，第三次高丽基本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如果继续进攻高丽基本战败已成定局，但是隋内部混乱，同意了高丽的请和，停战命令到达前线，隋军将士纷纷表示不愿意接受停战，在他们看来高丽已经无法抵抗了，但是由于隋炀帝错误的指令，只好撤军。
严格地说隋炀帝能力，性格独有缺陷，虽然有远大抱负，但缺乏汉武帝那样坚强的意志和决心，第二次远征高丽眼看就要胜利，杨玄感造反，苏威当时就说
杨玄感傻小子成不了大事，应该先灭了高丽，再回军，但杨广不听，果然杨玄感是个傻小子，不听李密的建议，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严格的说对杨广最致命的一击石南迁扬州，如果杨广不南迁，屈突通背后就会有杨广强大的卫戍部队殿后，没有后顾之忧，李渊想造反也没这个胆子，只要隋军不叛乱而等瓦岗这样的垃圾军打败，秦琼，罗士信，杨义臣，王世充，组成的黄金战队，只能寄希望像打败张须陀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了，要么就是让徐世（责力）当统帅也许还能一战，不过那么多老大在这是不可能的，当然罗如果杨广暴政不除，义军就会有源源不断地兵员，也许经过很长的岁月，能够打胜，就像张须陀打赢了无数次，但是义军就像杀不完一样，偶尔一失手就死翘翘了！

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和十几倍于己的骑兵作战，仍然坚持了那么多天，实在是难得的将领，李广在九泉之下有知，也应该欣慰了。只可惜，李陵投降了匈奴，或许他有他的理由吧！

请注意，应该是高句丽，不是高丽，高丽是后来新罗人建立的王朝，这和高句丽是两回事。

嗯，大树将军所言极是。
这里从网上找了一篇关于高丽和高句丽的文章：

高句丽之争的“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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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www.sina.com.cn]http://www.sina.com.cn[/url] 2004年01月22日16:26 大华网-汕头特区晚报

　　“东北工程”引发争论

　　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歪曲历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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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这次韩国学术界“集体抗议”的直接导火索是去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署名“边众”的文章提出：“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

　　这一观点在部分韩国学者和媒体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汉城大学教授李成王圭“不无担心”地认为：“如果古朝鲜、扶余、高句丽和渤海等历史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编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引出韩国史只是没有被中国吸收的支流，是没能参与‘中华文明’的野蛮落后的集体历史而已等各种观点。”而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慎镛厦甚至撰文称之为“‘历史帝国主义’工作。”

　　由于“边众“是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三位学者的联合笔名，而研究中心正是国家立项学术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的领导机构，由此导致问题进一步严重化。

　　对韩国学术界这次“抗议”给予极大关注的韩国“第一大报”《朝鲜日报》发表所指更为深远的社论，矛头直逼“东北工程”：“有分析认为，中国之所以这么做是要重新确认与朝鲜族居住的东北地区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制造介入北韩地区的理由，隐含高度的战略意图。”

　　“我们肯定不会与他们发生争论，我们会按原有的学术部署继续进行研究。”处于“风口浪尖”的“东北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态度肯定，他认为12月9日韩国17个学术团体所发表的声明是非常偏激的。

　　旨在“研究中国东北边疆历史上的疑点问题以及理论上的难点问题”的“东北工程”由中国社科院与东三省联合组织，于2002年正式启动，历时5年，预计一共投入资金1500万元。厉声一再强调，高句丽仅仅是“东北工程”中的一个课题，并非像部分韩国学者所说，“东北工程”完全是针对高句丽问题。“以前我们没有提过这样的观点，现在提出来了，他们的反应非常大。”在评论“边众”一文时，厉声说。

　　目前，中国国内学术界和其它媒体亦未见公开针对韩国有关方面的态度做出评论，但香港与台湾媒体则表示了极大关注。

　　“争夺”高句丽历史缘起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前后，都城位于中国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高句丽本身是游牧民族，能征善战，与历代中原政权及朝鲜半岛南部政权战争不断。强盛时期疆域东至辽东，南至平壤，跨越现今中朝两国。公元427年迁都至平壤大成山。

　　公元668年，唐朝军队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军队南北夹攻，灭亡了高句丽，整个民族或迁入中国西北及江浙，或融入当地。此役即中国历史上的“薛仁贵东征”，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疆域及至平壤。

　　在高句丽一共700年的历史中，近400年其都城建于现今中国境内。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或者至少在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属于中国边疆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历代史书皆把高句丽误作“高丽”，并与高句丽灭亡200年后在朝鲜半岛兴起的“王氏高丽”相混淆。尽管从《明史》开始已经对这种混淆进行了纠正，但是今日韩国部分学者以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为证，论证高丽是对高句丽的继承，并据此得出结论：高句丽属于韩国历史一部分。而中国学者则普遍认为无论是从家族、姓氏还是血缘来看，高句丽都与后来的“高丽”毫无瓜葛。

　　另一个令今天的中国学者被动的是，新中国建国后，由于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高句丽被说成是朝鲜的历史，在郭沫若、范文澜等主流历史学者的书籍中，高句丽也一直被划入世界史的一部分。

　　“那时候完全是政治因素起作用。”厉声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

　　涉及历史问题时，朝韩两国向来态度统一。因此，此次争论虽然严格意义上应是中朝之间的历史，但韩国方面未作壁上观，且甘当主角。

　　不过，历史上最先就高句丽问题向中国发难的并不是韩国，而是1920年前后的日本。当时日本统治朝鲜，图谋中国东北，提出高句丽问题的用心显而易见。

　　而此番高句丽问题“重现江湖”，在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看来完全是不断的误解和猜测所致。“7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以后，民族情绪上升，一些少壮派的学者开始寻找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于是就找到了高句丽。”张说，从那个时候，韩国学术界就有一些观点认为高句丽历史是朝鲜的历史。

　　“问题开始复杂于1999年前后，中国一些并不了解韩国学术界的学者突然发现了韩国学术界的这种观点，他们很吃惊，于是也开始进行研究，这样一来韩国又很紧张，并联系到中国的崛起，以为中国要重写东北亚历史。”张琏瑰说。

　　从去年10月开始，韩国学术界就此陆续成立了一些组织，如“中国篡改中朝边界历史对策委员会”等。

　　“东北工程”纯属社科学术研究

　　韩国部分学者和媒体坚持认为“东北工程”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这是这场争论变得敏感的直接原因。《朝鲜日报》除了一再强调“东北工程”由中国政府出资外，在谈及《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时，也特别强调该报“代表中国共产党学术领域”。

　　对此，国内学者澄清：中国的社会学术基金以及相关机制不健全，社科学术项目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很难开展。“东北工程”学术领导机构是一个由17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其中3人以官员身份参加，即东三省宣传部的副部长，“但是他们仅仅起到一个组织和协调的作用”，厉声说，“我们的一些课题由他们负责通知给各自省里的社科院和大学，因为这种工作无法由单个的学术机构完成。”

　　厉声透露“东北工程”立项的初衷更多的是考虑到当时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面临很多诸如大规模下岗、矿业城市资源枯竭等严重社会问题，“要解决现实问题，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也是非常重要的。”厉声说，这种思路在“东北工程”的全称（“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中亦有体现。而以巨大的课题经费支撑经济并不景气的东北地区的科研力量，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韩国方面有人认为《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一种政治态度，这完全是猜测的。”一位国内科学者称，《光明日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主流报刊，在刊登学术文章时，有侧重选择学术前沿的倾向。

　　学术研究不该上升到“政治层面”

　　“高句丽的历史是一个学术问题、历史问题，但如果它被演绎成古代中朝边界问题，并影射今天的边界问题，那么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在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看来，高句丽的争论在学术领域是正常的，如果扩大到政治领域，则是危险的。

　　在记者向韩国驻华使馆提出就此事采访时，韩国使馆方面的答复是“此事非常敏感，而且鉴于中韩两国良好的关系，政府不便出面。”与韩国使馆的谨慎恰恰相反的是，韩国很多学者纷纷强调韩国政府应该参与其中，并开始试图对政府施加压力。

　　12月12日，韩国25名议员向国会提交了“敦促中国停止歪曲历史的决议案”，认为韩国政府应提出强烈抗议，并与朝鲜共同提出对应方案。该决议案内容基本得到韩国政府官员肯定性回复。

　　12月13日，韩国国务总理高健主持的会议决定，将针对中国研究东北地区的古代史问题成立“高句丽史研究中心”，加强对高句丽史的研究工作。

　　更令人担忧的是，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中国苏州举行的年会上审议朝鲜提出的将高句丽古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如果通过，则表明世界组织将默认高句丽历史上属于朝鲜。而韩国方面的态度是，全力支持朝鲜的申请。

　　“如果这个时候双方都不克制，上升到政治层面，将对中韩两国非常不利。”张琏瑰认为从东北亚大的局势来说，已经有朝核问题，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等不稳定因素，而中韩两国没有重大分歧，在很多问题上可以互相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厉声比较乐观，认为这次争论不会严重化。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定下了不会主动挑起争辩的基调；另一方面，他认为韩国大多数学者还是相当冷静。“我们注意到，韩国几个主流的学术团体并没有参与近期的高句丽问题集会。”

　　《朝鲜日报》的记者也认为，目前韩国对高句丽的研究应持冷静态度。

　　“一窝蜂”研究招“政治化”猜疑

　　学者认为，此次的中韩尴尬事件，与大陆学术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与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学术研究往往存在较为严重的“趋利倾向”。无论是课题经费还是社会关注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在社会上“独占鳌头”，一些MBA老师年薪达几十万，一些著名法律学者担任律师可以获得50万元的律师费。而诸如历史等学科，很多学者则需要自费出版研究成果，出现所谓“研究越多，学者越穷”的现象。这直接导致了研究人才分布的“贫富不均”。

　　本次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国内寻找高句丽问题专家相当吃力。“我们对‘高句丽’的研究远比不上韩国。”国内一位常年从事东北亚问题研究的学者无奈地说，“他们一位学者写过几十本研究中朝边界的书，而我们的情况是以前的老学者已经逐步退出研究，继承者又非常少。人才匮乏，立志坐冷板凳的人太少。”

　　一位参加了“东北工程”的学者向记者透露，在“东北工程”中，研究高句丽时间在五年以上的人极少，但由于国家立项投入了课题经费，这一研究变得相当“热闹”。这种做法不仅会养成一批学术‘追星族’，也会让国外误解我们，误以为有什么政治背景。”

　　此次“高句丽”争议事件印证了这种担忧。（据《凤凰周刊》）

隋军打高丽，怎么败得那么惨呢？

隋朝和高丽作战主要问题是路途遥远补给不利，士兵最后实在没有力气作战了，加上高丽假投降，隋军在撤退途中，路过萨水遭到伏击。来忽尔军是因为入城后过于放松，中了埋伏。
高丽军和隋军正面作战根本就是小儿科的军队，隋军都是南北朝混出来的老兵油子，和突厥人玩战车也不用，步兵就敢和骑兵对杀。土谷浑几乎被玩的种族灭绝。
高丽军和隋军阵战，几万高丽军在王仁恭三千名隋军骑兵攻击下就溃不成军了。
隋军当时的指挥官都是一流的，于仲文，宇文述，杨义臣，王仁恭，薛世雄，根本就是黄金阵容，只可惜段文振在出征前死去，可惜的是隋炀帝干涉过多，
过于仁义，加上补给条件实在困难，丧失了一次绝佳的历史机遇。
后两次一次是因为内乱，隋军撤退，当除了辎重的丢失外，人员几乎没有任何损失，撤退的时候高丽兵根本不敢追。
第三次高丽实际根本无力抵抗了，隋炀帝因为国内问题错误的罢兵，当时来忽而气愤地几乎抗旨，但最后还是听从了，留下了千古遗憾。

都是高手呀，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