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我在高中时写过仅24/60分的一篇作文：
老师要求我们在读过《训俭示康》这一古文之后写一篇想像文章，想像在梦里见到司马光之后的情景。

很多同学都写得很高分，班里面所有的同学都说要学习司马光的勤俭简朴的生活作风，而且把司马光老人形容得十分慈祥和蔼。

班里唯独我的文章不对司马光有任何的褒词，我写的是见到他的时候，说关些于北宋经济已经发展，当民丰物博的时候，太节俭没什么用，然后司马光一口咬定我是王安石的人并要把我拿下……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很大程度上是一次触动地主阶级利益的比较一厢情愿的变法，如果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应该就是北宋时期生产力的提高而在社会上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而王安石变法顺应了这个潮流，一心谋求宋朝富国强兵。于是我就觉得司马光在这个时候提倡节俭，很大程度上就是压抑国民的物质需求压制商品经济萌芽，希望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换句话说就是他代表一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顽固势力。高中历史课本上表明了司马光是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上台并把新法废除掉的，因此，我就认为不难推测司马光与王安石必定是政敌。

先不讨论王安石（1021～1086）与司马光（1019～1083）两位名仕的政绩功过，想请教大家的是，他们真的是政敌吗？
可有关史料的记载关于他们的斗争？
另外我想知道当时我的想法是否正确：王安石的变法是否顺应商品经济萌芽的发展？而司马光则是顽固守旧派？

俺未仔细研究王安石的改革，只能算凑热闹：

原先看天龙八部，金老是拥护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当时也就认为王安石不好。

后来看看书，有些不同见解。
***纳税用土特产，或者现钱，各地贡品实行政府计划调拨
首都需要什么物资，就按照最便宜、运输最近的原则定点指定进贡，该地点的官员应在市价便宜的时候收购储存该物资，免得因为市价变动影响对首都的供应；这是节省进贡成本的办法，好事。
弊病是中国古代一向货币投放量不足，现金纳税会造成粮食贱卖伤农；官员商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同时政府进入流通领域，损害商人利益。

***劳役改为交钱，国家雇佣失业者干活
好处是增加国家财政现金收入、提供就业，弊病是其实增加了民众负担，劳役变成固定税。

***创办全国性的官办连锁集市，并贷款给小商人
政府收购滞销产品，等待市场需要再卖出去，还可以赚钱，实际上就是官办批发，这也是政府经商。

***青苗法。国家向农民发放种子或者贷款去购买种子，秋收之后还给国家
这是国家级别的农村信用社，令得农民不必受到豪强大地主高利贷盘剥，本来是好事。
但问题也出现了：由于缺少个人信用体系，刁民丰收不还；贷款放出多少和回收，作为官员成绩考核，这就产生强行摊派，以及克扣和加派，实际上加重了农民负担，这是运用政府权利来执行商业过程的苦果，而且导致国家战备粮仓变成青苗贷款的本金。

总结：
1，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虽然他已经知道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富国强兵”，但目的并非为了推动商品经济发展，而是争夺商业利益，事实上扼杀商业发展，这一点必须承认。
2，经济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王安石想通过帝国专制官吏体系来执行政府经商牟牟利，显然是不合适的，但不失为一种勇敢的社会探索。

从这个角度看，王安石与汉武帝的手法大同小异，不过文明一些。汉武帝鼓励诬告大商人，然后杀头、没收财产进国库，比较野蛮；王安石是想政府做生意赚钱，还不至于明抢。汉武帝看到的是大商人这么有钱，就想办法搞过来；王安石看到大商人这么容易赚钱，就想俺们政府也可以这样干嘛。

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集中（搜刮）社会财富，用于对外战争：匈奴/北辽、西夏。

王安石变法，从古至今争议颇多，不好盖棺定论。

但王荆公和司马温公的政见确实是格格不入，是政敌。

个人感觉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路子也还是基本可行的，错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其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以及用人的盲目性。

应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进步的，但他似乎只会空谈，实际能力及用人颇多不妥之处，司马光老成持重，在做人做事上强于王安石多矣

现在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就是认为北宋灭亡，祸端是王安石变法。

我觉得这个结论很不客观。持续了四十余年的变法与北宋王朝的灭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不能因此让王安石承担变法失败的所有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变法的深化，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发生了某种偏离。“为天下理财”变成了为“为天子理财”“富国”变成了“富官”而强兵成为了一句空谈。

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还是成功的（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得到了缓解），在政治上基本上失败了。朝廷陷于严重的党争，社会精英阶层分裂，并形成了对抗。宋朝政府在推进变法的过程中，将自身利益扩大化，压迫公众利益，与民争利，取利太甚。

北宋王朝最后的二十年，是将变法事业推向顶峰的二十年。原有的价值观受到了颠覆，政府争利，百姓趋利，社会混乱，一盘散沙。其情景就象王船山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拥离散之心以挡大变”以至于金兵南侵，州县莫不溃散！

王安石变法误国误民，这是千百年来的历史共识，只不过近来的历史教科书上为他翻案而已，那也是为当代统治阶级搞改革找先例而已！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苛政，他的青苗法强迫地主农民向朝廷借钱买苗，年终收30%的利息，简直是高利贷！所以当神宗死后，太皇太后一反变法任用司马光而被天下后世称为女中尧舜，可见变法之不得人心。另外，北宋末期诸如蔡京等奸臣都是新党的一员，所以党人碑里尽是旧党之人，蔡京弟媳即王安石之女，可见关系之亲密。

千百年来的历史共识？封建制度也是两千年间的共识～

太皇太后一反变法任用司马光而被天下后世称为女中尧舜？
天下后世称为尧舜？是哪个“天下后世”称的？是当官的拍马屁吧～

蔡京就甭说了，他的错不能推给王安石吧～

我觉得应该把王安石变法和蔡京等人的变法区分对待。

这场持续了四十年的变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也就是蔡京变法逐渐脱离了王安石变法的本意，安石之法本意惠国，蔡京之法其意惠奸。安石变法，富国的目的是为了强兵（当然效果有限）蔡京之法，追求丰、亨、豫、大，目的是为了腐化。我们不能因为变法失败了，给北宋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就去怀疑当初变法者的变法初衷。

我不认为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是奸邪之人，即使蔡京与他有一定的裙带关系，但是蔡京执政与安石无关，另外对蔡京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安石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以前由于某种原因，鲜有提及，但是现在看来，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

有些事情，初衷还不错，一经手作，就偏了。
就好像现在我国教育系统的：素质教育运动。
我看给搞成了消费基础型暗攀比教育。兜里（家长）要有钱，但嘴上千万别说钱。
我看王荆公不是个坏人。问题是，他的确负有领导责任，但是朋友们不必要把对一些心怀鬼胎的经办人、“继承者”的怨气加到他身上。
至于司马光？被广为传颂的砸缸小孩？看看较，他写信辱骂王安石人家却很有涵养地回应；他要把延、熙、湟、鄯要割让给西夏。天，如此一来泾渭、关中，陇阳乃至巴蜀，我看一起送给人家算了。我们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是这个偏好像有点过分。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品味出王江宁的清高与傲气。王安石将自己比作孤梅，一剪寒梅傲立雪中，百花落尽独芳研。
当然了，有才华的人，可以高傲，但是过分了，就变成了孤芳自赏了。
　
王江宁不仅孤芳自赏，而且还有一些偏执，我觉得司马光给他下的评语很贴切“介甫无他，但执拗耳”我觉得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他自己的性格。王江宁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与持不同政见者良好沟通的能力。也可以说王安石不屑于这样去作。王安石对待反对派，更倾向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轻者辱骂，重者上奏天子，将他撵出朝廷。司马光写信婉劝王安石，安石对待司马光三千字的来信，潦草的用了几百字的《答司马谏议书》敷衍。
对老朋友司马光尚如此，对待下级与百姓的一些非议，就可想而知了。

总体来看，王安石是一个实干家，与大多数改革家一样，王江宁不喜欢辩论。不要辩论，不要争论，要去干。王安石对北宋中期极贫积弱的局面，很焦急，对官僚士大夫阶层，享受着朝廷优厚的待遇，而碌碌无为，很愤恨。正想他自己所言的，他要辅佐神宗当大有为之君，自己要成为大有为之臣，这是王安石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大有舍我其谁之慨。但是改革不要争论，不要辩论，成不成？理智告诉我们不成，不争论不辩论就会走弯路，就会付出极高的代价，一味的压制反对意见不是好办法。改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关系国计民生，怎可不争论？怎可不慎重？变法派为所欲为，胡改乱改，那还了得吗，这不是祸国乱政吗？

所以，变法过程中,争论辩论很重要，争论不只是扰乱思想，同时也能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争论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就看改革者怎样趋利避害的去利用了。

王江宁对待反对派打压，只能使政见之争，最终演变为意气之争。安石的门徒蔡京继承变法遗志，更使君子之争，演变为小人之争。知识分子的意气之争最可怕，大有拉帮结伙，群起攻之，不共戴天之势。王安石常苦于变法，无才可用，殊不知许多本来可以团结利用的人才，恰恰让他自己的偏执之气，给得罪了。一般来说，控制诱导不明真相的愚民比较容易，要想完全控制持不同政见的精英，不太容易。这般人，常嘴服心不服，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戈一击，足可让大业付之东流。所以，政治打击与精神压制同等重要，后来，徽宗与蔡京之流就是用这套手段，把反对派暂时制服了。

总体来看，王江宁是一个有理想，而无手段的改革家。

在当时那种社会中，怎么会有争论辩论，一切都是围绕着皇帝，皇帝的意见就是大家的意见

王安石变法之前，怎麽没有争论？

大官僚文彦博是如何劝阻宋神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对派司马光是如何与王安石辩论的？太后是如何给宋神宗施加压力的？王安石搞变法，在当时不是没有争论，而是争论的太厉害了。王安石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与反对派去争论，所以才使用打压手段。

楼上的朋友，你要弄清楚历史之后，再发表自己的见解。

不明之处还请教各位大哥~~

搞改革这种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历史上要想搞大刀阔斧变革的人最后往往通过妥协改变或部分改变了初衷，要不就是失败告终。要改革是因为旧体制出现了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不均衡，也就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在旧体制中得到了好处，这些人（特权阶级）必然会对改革反对，要成功的改革就必须拥有能克制他们的力量（权力，武力，势力），然后是要“渐行”，改革是新东西，推行后新弊病必然产生，先搞个实验田观测一下，以便调整。三是要有人正确执行（至少是大部分），有很多的人改革失败就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王安石的变法在此三节上均失败，纵有良法美意，也是行不通的，更何况变法中的问题多多。

变法失败了问题也就来了。
中国还是成王败寇。

王的变法理论很好，但有些不切实际，而且用人不是很好。

我国目前的素质教育运动，可以作为一个比方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