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red]费米、冯诺曼[/color]

　　刚开始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后来我当了小组长，因此见过一些伟大人物。一生之中最令我振奋的经验之一，就是碰到这些光芒四射的物理学家。
　　当然，其中包括了费米（Enrico Fermi）。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南下；那时我在研究一个题目，也得到了一些结果。可是牵涉到的计算十分复杂困难。通常我是这方面的高手：我总是能预测答案会是什么，又或者解释为什么会得到某些答案。可是这个题目太复杂了，我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得到那样的答案。
　　我们举行了会议，告诉费米我的困难，然后开始描述我得到的结果。他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答案之前，让我先想想。它应该是如此这般（他对了），然后因为这样跟这样，答案便变成这样这样，最明显的解释是……”
　　他做的就是我最在行的事，但他比我高明十倍。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课！
　　还有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冯诺曼。我们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通常在附近的峡谷中，同行的还有贝特及巴查，那是很愉快的经验。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color=red]不怕大人物[/color]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会过面。那时候，由于受到德国纳粹的威胁，他化名为贝克，跟他一起的是儿子吉姆·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 他们从丹麦跑来，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伟大。
　　他第一次来时，我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想一睹伟大波耳的风采，因此很多人都来了，我们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面的某个角落。他开过会后又走了，而我从头到尾都只能在众多脑袋瓜的缝隙间看到一点点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来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费曼吗？”
　　“我就是。”
　　“我是吉姆·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没错了。８点钟可不可以？”
　　于是，就在早上８点，大家都还没起床之际，我跑去跟他们会面。我们跑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令原子弹威力更大，我们想到这些这些。”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没有效……哗啦哗啦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跟这呢？”
　　我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样，但这里头包含了这个笨主意呢。”
　　我们反复检讨很多想法，反复争论。伟大的波耳不断点他的烟斗——它却不断熄灭。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咕哝咕哝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讲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后说，一边又在点烟斗，“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请进来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来，一起讨论。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在这方面我总是笨笨的。我总是忘记在跟谁说话，而一味担心物理上的问题。如果对方的想法差劲，我就告诉他那很差劲。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说很好。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那样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color=red]炸弹婴儿出世[/color]

　　我们的计算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试爆了。那时候阿琳刚去世不久，我请了个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婴儿便要出生……”
　　我立刻坐飞机回去，抵达营区时，巴士正要离开，于是我直接跟大家到离试爆地点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们有一具无线电，而理论上他们会告诉我们，原子弹将在什么时候爆炸。可是无线电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就在试爆前数分钟，对讲机又好了，他们说对我们这些离得较远的人来说，大约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们每人发了一副墨镜，以供观测试爆之用。墨镜？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镜能看到什么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会伤害眼睛的，唯一能伤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线。我坐在卡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觉得这样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顾安全；因为紫外线是穿不过玻璃的。
　　时间到了，远处出现的强大闪光亮得我立刻躲下来，在卡车的地板上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不对，这只是眼睛内出现的视觉暂留现象。”再度抬起头来，看到一道白光转变成黄光，又再变成橘光，在冲击波的压缩及膨胀作用下，云状物形成又散去。
　　最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橘色球，它的中心是那么的亮，以致成了橘色，边缘却有点黑的，慢慢上升翻腾。突然我明白，这是一大团的烟，充满了闪光，火焰的热力则不断往外冒出。
　　前后大约过了一分钟。
　　这个从极亮变成黑暗的过程，我全都看见了。我大概是唯一真正看着那鬼东西——后来称为三一角试爆——的人。其他人都戴上墨镜，而在距离６英里处的人根本什么都没看，因为他们都依指示趴在地上。我大概是唯一用肉眼直接看着那次试爆的人。
　　大约一分半钟以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打雷般的隆隆声。那声巨响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讲半句话，大家只默默地观看，可是这些声音使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特别是我，因为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厚实，证明它已完全成功。
　　站在我身旁的人问：“那是什么？”我说：“那就是原子弹了。”
　　这个人名叫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他的目的是要写文章报导整件事情。按照原定的安排，我要带他四周参观，可是许多东西对他来说都太技术性了。后来史迈斯来访，我便改当他的向导。我们曾经跑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瘦瘦长长的支架，上面陈列了一个镀银的小球。把手放在上面，你会感觉到一阵暖意，事实上它具有放射性，是个钚球。我们站在房门口聊天，谈论这个小球的意义。这是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新元素，之前在地球上从没出现过，顶多在地球刚形成时出现过一下子——而眼前就有完全分离出来、具备辐射等特性的钚。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它可说是个无价之宝。
　　我们一边谈话时，下意识会做一些动作。当时他无意间轻踢门垫（防止门猛然撞上墙壁的衬垫），我就说：“是呀！这个门垫跟这扇门实在很配。”门垫是个直径10英寸的黄色金属半球——事实上，这是纯金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了解中子打到不同物质上后，有多少会被反射回来。我们测试过许多材料，像白金、锌、黄铜，也测试过黄金。实验结束后留下了好些碎金块，也不知是谁出的聪明主意，把碎金合成一个大金球，做为钚球陈列室的门垫！

[color=red]只是白费工夫？[/color]

　　试爆成功以后，罗沙拉摩斯充满了兴奋的气氛，到处都有聚会，大家跑来跑去。我还坐在吉普车后座，一边打鼓。但只有威尔逊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我说：“你干吗这么忧郁？”
　　他说：“我们造出来的怪物太可怕了。”
　　我说：“但这都是你开的头，你还把我们拖下水呢。”
　　你看，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开始时，我们都有极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参与这工作，然后拼命努力完成使命。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刺激，你会停止思考，明白吗？很单纯地不去想其他事情。在那一刻，只有威尔逊在思考整件事情的冲击。
　　以后不久，我又回到文明世界，在康奈尔大学教书。刚开始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但当时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坐在纽约一家餐馆里，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就开始想：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炸毁的半径有多大……从餐馆到34街又有多远？那么多的建筑，全都化为灰烬——不停地想。在路上走着时，看到有人在盖桥、筑路，我又想：他们都是神经病，什么都不懂，干嘛还要盖新的东西？一切都是白费工夫而已。
　　而白费工夫的日子又继续了差不多40年了，对不对？事实上我的想法错了，盖桥并不是白费工夫的事，我很高兴这些人有此远见，继续往前迈进。

[color=red]开锁英雄惜英雄（1）[/color]

　　最初教会我怎样开锁的，是一个名叫拉瓦提尼（LeoLavatelli）的家伙。我发现， 一般的弹簧锁——例如由耶鲁（Yale）父子始创的耶鲁锁——很容易可以打得开。你只要把小螺丝起子插进锁眼里，把锁转开便行。当然，一开始它不会转，因为锁内有几根小针，你要把它们顶到恰当的高度（钥匙就有此作用），锁才会被打开。而由于这些锁大多造得不够完美，因此把锁拴紧的重大责任，往往会落在其中一根锁针上。现在，如果你再将一根铁丝——像回形针之类——从锁眼挤进去（你要把螺丝起子用力往旁边挤，好让锁眼能空出来），前后挪动，早晚你会将最吃力的那根锁针顶到恰当高度；这时，锁就可稍为转动一点点，使得第一根针卡在边缘，停在上面；这时候，剩下大部分的力转由第二根锁针承担，于是你重复刚刚的方法，过不了几分钟，所有锁针都被顶起来了。
　　经常发生的是，螺丝起子一不小心滑动，你便听到踢——踢——踢的声音，锁针全掉回去了。原来每根锁针之上都装有一个小弹簧，当你把钥匙拉出来时，锁针全被推下来，回到原位；把螺丝起子抽出来的话，也会听到它们掉下来的声音——有些时候，还可以把起子抽出来，看看是否有进展，也许你的铁丝推错了方向呢。整个过程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Sisyphus）：当你以为已把石头推到了山顶之后，它却又滚回山下去，一切又得重来。这方法很简单，多练习便熟能生巧，你很快便懂得如何拿捏力道大小，能刚刚好把锁针顶起来而不让它掉回去。好笑的是，很多人不晓得，当他们被锁在门外或门内时，其实要撬开它并不会很困难。

[color=red]开锁，轻而易举[/color]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研制原子弹时，一开始由于事事急就章，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未准备好，计划的所有机密文件——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资料——全都随便放在档案柜内，部分柜子根本没有锁上，有的话也只不过用普通挂锁来锁，它们可能只有三根锁针——要打开这种锁实在是轻而易举。
　　为了加强安全，全工厂的机械工人替每个档案柜做了一根长棒，穿过每个抽屉的把手，用挂锁锁上。
　　其他人跟我说：“看看这些新装的玩意儿，你还能把它们打开吗？”
　　我看看档案柜的背后，发现抽屉的底部不是封死的，那里有一条长长的缝，缝内有根铁棒，上面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我从后面伸手进去，推开隔板，从长缝中把文件一张一张地抽出来。“看！”我说，“我连锁也不必开。”
　　罗沙拉摩斯是一个讲求合作精神的地方，而我们觉得有责任指出所有应该改进之处。我不停地抱怨安全措施不够，其他人却觉得加了钢棒和挂锁已经够安全，但其实这些都是毫无作用的。为了示范那些锁多没用，每当我要跟某些人借文件而他们刚巧不在时，我便跑进他们的办公室，打开档案柜把东西拿出。用完之后，我就将文件还他，说：
    “谢谢你借我这份报告。”
　　“你从哪儿拿来的？”
　　“从你档案柜拿的。”
　　“但我把它锁起来呀！”
　　“我知道你把它锁起来，但那些锁都不管用。”
　　终于，他们买了些装了数字组合锁的档案柜，都是由一家叫摩士勒金库公司（Mosler Safe Company）制造的，每个柜子有３个抽屉。把最上面抽屉拉开的同时，你会松开原先扣牢下面两层抽屉的搭扣，让它们进入“无锁状态”。要打开最顶层，则要依照密码将数字盘左转、右转，左转，再右转到10，就可把里面的锁栓弄开。关闭时要先把中下两个抽屉往上推，然后关最顶的一层，把数字锁从10随意转到其他号码，这样就把锁栓关上了。

[color=red]永远相信有答案[/color]

　　当然，这些新档案柜立刻成为我的新挑战。我最喜欢玩益智游戏了：如果有人发明了一些东西把别人挡在外头，那么就应该有办法破解它，闯进去！
　　首先，我必须了解数字锁的运作原理，因此我把自己办公室里档案柜上的锁拆开，发觉里面有３个圆盘安装在同一根轴上，一个挨着一个，在每个圆盘的不同位置上刻有槽口。开锁原理是，想办法把３个槽口排成一线，形成一道凹槽。最后当你把转盘转到10时，摩擦力会把锁栓带到槽口里。
　　应该怎样转动圆盘呢？原来，在数字盘的背后有一根突出来的钉子，而在第一个圆盘上也有一根锁钉伸出，两根钉子离轴中心半径相同。因此只要转动数字盘，最多转一圈就会带着第一个圆盘一起转了。
　　同样的，在第一个圆盘的背后以及在第二个圆盘的前面，也各有一根锁钉，离轴中心的半径也是相同。因此当第一个圆盘已被带着转动之后，再转第二圈时，你也一起转了第二个圆盘。
　　再继续转下去，在第二号圆盘背后的钉子将会遇上第三号圆盘上的钉子，三个圆盘都在同时转动了。现在你把数字盘转到第一个密码上，然后将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一圈，从另一面带动二号圆盘，转到第二个密码上。
　　最后你再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将第一号圆盘转到正确位置上。现在三个圆盘的槽口成一直线，把数字盘转到10，锁就打开了。
　　但我试了又试，还是没想出该如何下手。我买了两本教人开锁的书，但它们说的都一样。书一开头都是些开锁大王的惊人故事，例如有名妇人被反锁在冻肉冰库内，快被冻死了，但开锁匠却以倒挂金钩的姿态，在两分钟内便把锁打开。又或者海底有箱皮裘或金币，开锁大王潜到海底去把箱子打开，取出宝物。
　　书的第二部分告诉你，怎样打开保险柜，却都是些愚昧不堪的建议，像“你可试试某些日期的组合，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用日期当数字锁的密码”或者是“猜一猜保险柜主人的心理，想一想他可能会用的组合。”还有“秘书小姐经常害怕她会忘记数字组合，因此可能把组合写在下列地方：办公桌的抽屉边上、混杂在人名地址表上……”等等。
　　书中提到如何打开一般的保险库，倒有几分道理，很容易明白。普通保险柜另外装有把手，当你握着把手往下扳，同时转动数字盘时，把手的力量会将锁栓压向糟口上（这时它们还未排成直线），而其中一个圆盘往往承受着最多的力量。当这个圆盘的槽口碰上锁栓，会发出“卡沥”的轻声，用听诊器可以听得到，又或者可以感觉到摩擦力突然减弱，你便知道“找到一个号码了”！
　　尽管你还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个数字，但只要你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看看要转多少圈才再听到那“卡沥”声，便可猜出端倪，如果一圈还不到，那么必定是第一个圆盘；如果少于两圈，那就表示数字是属于第二个圆盘的。不过，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有把手的普通保险柜，因此我又没辙了。
　　我试了很多其他手法，像能不能在不动顶层抽屉的情况下，把中下两层抽屉扣紧的搭扣松开；我又试过把柜子上面的螺丝旋开，将铁丝衣架弄直伸进去东探西探。另外，我又试过把数字盘转得飞快，再转到10，希望突然加上去的摩擦力会使某个圆盘停到正确位置上。但什么也没用，我觉得很沮丧。
　　于是，我再有系统地深入研究。比方说，有很多档案柜的组合都是69－32－21。那么最多可有多大差异而仍然能把锁打开？号码是69时，68行不行？67呢，在我们的情形，前两者真的都可以，66便不行了，因此，可容许的误差是左右各两个刻度，换句话说，每 5个数字中只须试一个便可以了，你可以试0、5、10、15等。于是盘上100 点数字中就有20个这样的数字，就是说一共有8000种可能性——这已经是一大进步，因为如果你一个一个数字去试，你有100万种可能的组合。
　　问题是，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试完8000个组合？假定我已找出前两个数字，例如它们是69－32，但我不知道确实组合，我以为它们是70－30，那么我可以继续尝试从20个可能性中找出第3个数字。 而假如我只知道第一个数字，那么试完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后，我可以将第2个圆盘的位置稍为改变，再试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
　　我拼命用我的保险柜练习，直到可以一边飞快地找数字，同时又不会忘掉我在找的那个号码，而把第一个号码搞砸。跟练习变魔术的人一样，我熟练得可以在半小时内试遍400个可能的号码。那样一来，我最多只需要8个小时就可以打开一个保险柜——平均４小时便能打开一个！

[color=red]开锁开出名气[/color]

　　在罗沙拉摩斯有一个叫史塔尼的人，对锁也很有兴趣；我们不时地在一起讨论锁，但没谈出什么东西。当我想通了这个平均４小时内打开保险柜的手法后，我想表演给史塔尼看。我跑进计算机组某个办公室，跟那位同事说：“我想让史塔尼看点东西。可不可以借用你的保险柜？”
　　计算机组其他人都来凑热闹了，说：“嘿，大家注意了，费曼要教史塔尼怎样开保险柜，哈——哈！”事实上，我并没有要真的把保险柜打开；我只打算告诉他，怎样很快地找后面两个号码，同时又不会使步调错乱，必须重新设定第一个号码。
　　我开始表演了。“让我们假定第1个号码是40，第2个号码我们试15。我们往前、往后，转到10号；往前往后各加5个刻度，10……一直试。 现在我们试过所有可能的第3个号码了。再下来继续找第2个号码，让我们改试20；往前、往后、10；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10；再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卡沥！”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头两个号码居然恰好被我碰对！
　　由于我背对着他们，因此没有人看到我的表情。史塔尼也极为讶异，但我们很快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很得意地把顶层抽屉拉出来，说：“就这样便打开了！”
　　史塔尼说：“我看懂了，这的确是个好方法。”然后我们赶快离开。所有人都呆住了，其实我全靠运气，但这一下子，我却真的开锁开出名气来了。
　　前前后后我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那等能耐（当然，我同时也在忙原子弹的事），但我觉得我已把保险柜打败了。我的意思是说，万一出了情况——有人失踪或死亡，没有人晓得他们档案柜的密码，但又急需取得里面的东西的话——我有把握能够打开它。看过书中描述那些开锁专家的“伟大事迹”后，我觉得自己的成就还真不赖呢。
　　罗沙拉摩斯没什么娱乐可言，大家都要自己想办法。所以拨弄档案柜上的摩士勒锁，就成为我的一项娱乐。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当锁被打开，抽屉拉出来，而且数字盘还停留在10的号码上时（一般人打开档案柜拿东西时的状况正是如此），锁栓还是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锁栓还留在3个圆盘的凹槽里呀！妙极了！
　　现在，如果我将数字盘从10的位置稍微转离开，锁栓就跳上来了：但如果我立即转回10的位置，锁栓又掉回凹槽中了，因为我还没有作太大的改变。好了，假如我继续转离10，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早晚会碰到某个号码，是我转回去10时锁栓再也不会掉回去的，因为凹槽的形状已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刚刚那个号码——锁栓还会掉回去的那个——就是密码的第3个数字！
　　我立刻意识到，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找第 2个数字：一旦知道了第3个数字，我可以把数字盘往另一边转， 同样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一点点地改变第2个圆盘的状态，直到锁栓再也掉不回去，最后的号码就是第2个数字。
　　如果我很有耐性，那么3个数字都可以找出来了，但是实际上，用这个方法来找第1个号码，反而比档案柜锁上、但已知后两个密码时，单试20个号码的方法麻烦得多。
　　我练习又练习、直到我连数字盘都不用看，就可以得出最后两个号码（档案柜还开着时）；然后，当我在某些人的办公室里讨论物理问题时，我就挨在他打开的档案柜上，就像有些人一边谈话，一边无意识地玩弄钥匙一样，我也伸手拨弄柜上的数字盘。偶尔我把手指放在栓上，那样不用看即能知道它有没有上来。用这方法，我找出了很多柜子的后两个号码。等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后，便立刻把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又把这张纸藏在柜子的锁里。每次我都要先把锁拆开，才能把这张纸拿出来——我觉得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color=red]故布疑阵[/color]

　　不多久我的声名更响了，因为慢慢地会有人跑来找我说：“嘿！费曼！克利斯蒂出城去了，但我们需要他档案柜里的一份文件，你能不能打开它？”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柜子的后 2个号码，我会说：“对不起，现在我没空，手头上正好有事在忙。”否则我会说：“可以呀，但我要拿些工具。”其实我什么工具也不需要，但我跑回办公室内，打开我的柜子，把小抄拿出来看：克利斯蒂—35、60。然后随便拿一根螺丝起子，走到克利斯蒂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开档案柜的！
　　几分钟后，我就把柜子打开了，因为我只需要找第一个号码，顶多试20次便找到。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看杂志，消磨15、20分钟。我不能让其他人觉得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否则他们会想到，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最后我打开门说：“开了。”
　　大家以为每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试的，这是因为上一次示范给史塔尼看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印象，我让大家继续那样想。没有人想过，我平常就把他们保险柜后两个密码摸清楚。不过也许因为我经常那样做，他们才没起疑；这有点像赌棍经常有事没事拿着扑克牌一样。
　　我经常要出差到橡树岭，看看他们生产铀的工厂，有没有安全问题，由于是战争期间，一切总是匆匆忙忙的。有一个周末我又要到他们那里。星期天那天，包括一名将军、某家公司的副总裁、另外两个大人物，还有我——坐在某个家伙的办公室内，讨论一份报告。报告放在保险柜内，但这家伙突然想到，他根本不知道保险柜的密码，只有秘书才晓得。他打电话到她家，却发现她外出野餐旅行去了。
　　他一边忙着找他秘书时，我问：“你不介意我看看你的保险柜吧？”
　　“哈哈——不会介意啦！”我便走到他保险柜那里随便弄弄。
　　他们继续讨论也许可以开车去找那位秘书；我们的主人则愈来愈尴尬了，因为大家都卡在那里，而他却像个笨瓜般不知道怎样打开保险柜。大家都对他很不满意，气氛愈来愈紧张，忽然之间“卡沥！”——锁打开了。
　　在１０分钟内，我就打开了装满机密的保险柜了。他们全都瞠目结舌，很显然保险柜并不怎么保险！这个打击太恐怖了。这些“可阅读、不可带走”的高度机密全锁在这个美妙的柜子里，而这家伙只花１０分钟就把它打开了！
　　当然，我之所以有办法把锁打开，事实上是因为我一看到锁，就有把后两个号码摸出来的习惯。之前一个月，我曾经来过橡树岭，在同一办公室内待过；那次保险柜刚好打开，我则由于习惯成自然，毫无意识地就把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找出来了。事后我没有把它们记下来，不过我隐隐约约还有印象，于是我首先试40－15，再试15－40，但都不对。然后我试10－45，便把柜子打开了。

[color=red]人人避而远之[/color]

　　差不多的情形还发生过一次。我写了一份报告，需要橡树岭的一位上校核准。一个周末，我跑到橡树岭见他。我的报告放在他的保险柜内。其它人用的档案柜，都跟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用的是同一种类；可是他是上校，因此他的档案柜高级多了——它有两层带有大把手的门，把手牵动４只厚３／４英寸的不锈钢锁栓。上校拉开那两扇铜门，把报告拿出来看。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真正好的保险柜，于是我说：“你读报告的时候，我能不能看看你的保险柜？”
　　“看吧，”他说，信心满满的，觉得我绝对没法奈它何。我看了其中一扇门的背后，发现数字盘连接到一个小锁上，而这个锁赫然跟我在罗沙拉摩斯档案柜的锁一模一样！同一家公司，同样的小锁栓，不同的是当锁栓掉下去之后，保险柜上的把手可以将一些棍子横移，再透过一堆杠杆的作用，你便能将那些３／４英寸的不锈钢锁栓拉出来。完全出于“专业完美主义”，也为了确定它们是同一种锁，我用同一种手法，取下了密码的后两个数字。
　　这时候他还在看报告。等他读完后他说：“可以了，报告写得很好。”把报告放在保险柜里，握着巨大的把手，把那巨大的黄铜门关上。当它关上时，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心理作用，因为它用的还是同一种见鬼的锁。
　　我忍不住刺他一下（我总喜欢跟那些穿着漂亮制服的军人开玩笑），说：“看你关保险柜的模样，你好像觉得东西放在里面都很安全。”
　　“当然。”
　　“你觉得很安全的唯一原因，是一般老百姓称它为‘保险柜’（我特别用“老百姓”这个字眼，让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他被老百姓骗了一样）。”
　　他火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保险吗？”
　　“好的锁匠在３０分钟内，便可以把它打开。”
　　“你能在３０分钟内能把它打开吗？”
　　“我刚刚说‘好的锁匠’。如果是我要45分钟。”
　　“那么嘛！”他说，“我太太在家等我吃晚饭，但我要留下来看你表演，现在你给我坐下来，我要看着你弄这鬼东西45分钟还打它不开！”他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把腿跷在办公桌上，看起书来。
　　我充满信心，拿了张椅子到保险柜前面坐下，然后装模作样地随便乱转数字盘。
　　大约 5分钟后——如果你坐在那里干等的话，这已很久了——他开始没耐性了：“怎么了，有什么进展吗？”还有：“像这种柜子，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啦。”
　　我估算再过一两分钟就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认真地试。两分钟后，“卡沥！”门打开了。上校嘴巴张开，眼珠突出。
　　“上校，”我很严肃地说：“让我告诉你这些锁的毛病：如果任由保险柜的门或档案柜最顶层的抽屉打开，人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密码。为了证明其中的危险，当你在看报告时，我就把它找出来了。你应该下令大家在工作时，要把他们的档案柜锁上。这些保险柜敞开时都十分好对付的。”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那真有趣！”从此以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了。
　　下一次到橡树岭时，所有知道我是谁的人见到我，都说：“别从这里过！不要走过来！”原来，上校发了一张问卷，上面问：“上次费曼先生来访时，他有没有来过、靠近过或经过你的办公室？”有人说有，其他说没有。说有的人收到另一则通知：“请更改保险柜密码。”
　　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就是危险的根源。他们为了我便要把密码全部更改，而更改密码、背诵新密码都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因此他们都很气我，不想我再靠近他们，害怕等一下又得更改密码。当然，他们在工作时，档案柜的抽屉一如既往，还是开着！

[color=red]开锁英雄惜英雄（2）[/color]

[color=red]妙贼费曼[/color]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的所有工作成果及记录，都藏在那里的图书馆内。那是一个很坚固的混凝土房子，门很大、很漂亮，上面装了可以转动的金属锁——就像银行里的金库般。我曾经试过仔细地研究它。我认识那位管理图书馆的小姐，求她让我玩玩那道锁。我简直被它迷住了：那是我看过最大的一把锁！但我发现，我的方法也不管用了，就算门开着，我也没法
找出密码的后两个数字。事实上，当我转动数字盘时，我就使锁进入“锁着状态”，锁栓凸了出来，连门也没法关上，直到管理员小姐跑来把锁打开。于是，对那把锁的研究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没有足够时间找出它的原理——那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

　　战后，我到康奈尔大学教书。那一年暑假，我又回到罗沙拉摩斯。因为我有一项研究工作，做到一半时发现必须参考以前写过的一份报告，却记不清其中内容，而这份文件还藏在罗沙拉摩斯的图书馆里。我跑去调阅文件，但图书馆门口有个带枪的士兵在巡逻。那天是星期六，而图书馆在星期六都是不开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好朋友狄霍夫曼，他在解密部门工作。战后军方考虑解除部分文件的机密禁制令，因此他不停地要往返于图书馆及办公室之间，审阅这份文件、审阅那份文件、核对这、核对那，简直要疯掉了！最后他把每份文件——所有关于原子弹的秘密，全都影印了一份——放在自己办公室内，一共有九个档案柜之多。

　　我跑到他的办公室，灯还亮着，看来有人在那里——也许是他的秘书——刚巧走开了，我只好等一下。我一边等，一边又伸手去转档案柜上的数字盘。我不知道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因为这些档案柜都是在战后才送来的，那时我已离开。我开始想那些教人开锁的书，我想：“我从来都没有把书上说的那些花招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试用一下，但现在不妨试试看
能不能用它们的方法，把狄霍夫曼的档案柜打开。”

　　第一招：秘书因为害怕忘记密码，因此会把数字组合写在什么地方。我开始照书中提到的地方去找。办公室抽屉都锁起来了，但那锁普通得很，拉瓦提尼早就教过我了——砰！锁开了。我沿着抽屉边看，什么也没有。

　　接着我翻看秘书的文件。我找到一张每个秘书都有的纸，上面写着整齐的希腊字母——以便看我们写的数字方程式时，做辨认之用——及标上它们的发音。而在表的顶端，好像不经意的，写着π＝３．１４１５９。那刚好是６个数字，秘书小姐为什么需要知道π的数值？太明显了，再没有其他理由！

　　我跑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里试３１－４１－５９，没打开。我再试５９－４１－３１，还是没打开。再来９５－１４－１３，将前后数字调过来、反过去——全不成功！

　　我把抽屉关上，正要走出办公室，突然想起书上说：接下来，试试心理推理。我跟自己说：“狄霍夫曼铁定是那种用数字当密码的人。”

　　跑回到那个档案柜，我试２７－１８－２８，“卡沥！”它真的开了！（除了π之外，第二重要的常数就是自然对数的底了，即ｅ＝２．７１８２８……）那里一共有９个柜子，我只打开了一个，但我要的文件却在另一个柜子内——文件均依作者姓名顺序排列。我在第２个柜子上试２７－１８－２８，“卡沥”又打开了！密码一模一样。我想：“这可好玩了！我已打开了原子弹的机密了。但如果我以后要跟别人说这段故事，最好确定所有密码都一样！”部分档案柜放在隔壁房间，于是我随便挑了一个试２７－１８－２８，又打开了。到目前我开了３个柜子，密码全都一样。

　　我心想：“现在我可以写一本更精彩的开锁书了，因为一开头我会提到我怎样打开了这些保险柜，里面放的东西比任何开锁专家开过的更重要、更宝贵——当然，除了人命之外。但跟宝藏或毛皮相比，我打开的保险柜内放的东西重要多了：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包括生产钚的流程、提炼程序、需要多少材料、原子弹的原理、中子如何产生、原子弹的设计—— 罗沙拉摩斯的所有知识都在这里了！”

　　我跑回到第２个档案柜那里，把我要的文件取出。然后我拿起一枝油亮的红蜡笔，随手找了张黄色的纸，在上面写道：“借去了编号ＬＡ４３１２的文件——撬锁专家费曼留。”我把字条放在柜内文件上，把它关上。

　　我又在第一个柜子内留了另一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随后把它关上。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我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把抽屉关上，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报告。

[color=red]只是恶作剧[/color]

　　傍晚我在餐厅吃晚饭，碰到狄霍夫曼。他说他正要回办公室，我觉得那会很好玩，便跟他一起去。

　　他开始工作，没多久便跑到隔壁去打开那里的档案柜，却出乎我预料之外——他刚巧跑去打开我放第三张字条的柜子。他拉开抽屉，映入眼帘的是那张颜色鲜黄、写满了红字的字条。书上经常说人害怕时，会“面无血色”，但之前我从未见过那种脸色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那一点都不假。他的脸转成灰暗的黄绿色——看来真的很可怕。他拿起那张纸，手不
停地发抖。“看……看这个！”他说，全身都抖起来了。

　　当然，字条上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所有的密……我这些档案柜的密码都是一……一样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可不是个好方法。”

　　“我……我现在知道了！”他说，整个人崩溃下来了。

　　面无血色的另外一种效应，大概是脑袋也不灵光了。他说：“他还签了名！他还说了他是谁呢！”

　　“什么？”

　　“是的，”他说，“这跟想闯入欧米伽大楼（Omega Building）的是同一个人！”

　　在战争期间、甚至战后，不停地有种种谣言：“有人想闯入欧米伽大楼！”事情是这样的，原子弹方面有一个实验，是要把足够分量的铀放在一起，以引起连锁反应。他们会让一小块铀掉下来，“穿过”另一小块铀。穿过时会引起反应，他们就把中子数量记录下来。由于穿过速度很快，因此效应不会积累下来，不会发生爆炸；但是他们要求要有足够多的反应，以知道实验进行得对不对，跟预测吻不吻合等。这是个很危险的实验呢！

　　当然，他们不是在罗沙拉摩斯的中心地带做这个实验，而是在数英里外，翻过好几个台地后的山谷中，那里完全被隔绝。这座欧米伽大楼四周围了铁丝网，有守卫及瞭望塔。夜阑人静时，野兔会从草丛中跑出来，撞到铁丝网，发出声音，守卫便开枪。守卫要怎么说呢？说那只是一只兔子吗？不。“有人想闯进欧米伽大楼，但我把他吓跑了！”

　　这是为什么狄霍夫曼会面无血色和发抖；但他没注意到逻辑上的不通：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说不定就是站在他身旁的这个“同一人”。

　　他问我该怎么办。

　　“唔，看看有没有丢掉文件吧。”

　　“看来没问题，”他说，“我看不出少了些什么。”

　　我想引他到我拿过文件的档案柜。“唔，如果所有密码都一样，那么他也许从其他抽屉里偷了东西。”

　　“对！”他说，立刻跑回他的办公室，打开第一个档案柜，找到我留下来的第二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

　　到了这节骨眼上，究竟是“同一人”或者是“聪明鬼”已无关紧要了。对他来说，这一定就是那个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因此要说服他打开我留了第一张字条的档案柜，还真的很困难；我也记不得是如何说动他的。他开始打开档案柜时，我也开始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因为我有点害怕当他发现是谁捣的蛋，会扭断我的脖子！

　　果不其然，他尾随着我，一直跑过来。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伸手抱着我——因为他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原来这件可怕的原子弹机密失窃案，只不过是我的恶作剧而已。
(以上两节由云胡不归录入)

[color=red]遇到对手[/color]

　　同一个夏天，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把以前政府采购的部分东西收回，当作剩余物资出售，其中一个是某位上尉用过的保险柜。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保险柜的事情。上尉是战争期间才来的，来了以后，他觉得我们的档案柜对他要放的机密来说，都不够安全，因此他要另买一个与众不同的保险柜。
　　上尉的办公室跟我们的办公室同一幢，但他在二楼。房子是木头造的，看来很不坚固的样子，而他订购的却是一个很笨重的钢柜；搬运工人还得先垫好一排排的木板，使用特别的千斤顶，以把它推上台阶。由于罗沙拉摩斯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娱乐，因此我们全都跑来，看着工人吃力地把这个大保险柜搬到二楼他的办公室内。大家又开玩笑说，不知他要放些什么机密进去。更有人说，倒不如把我们的东西放到他的保险柜里，他的机密放到我们的档案柜里。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柜子的事。
　　现在他们想把它转卖，首先却必须把里面的东西清理掉，但只有两个人知道密码是什么：上尉自己，而他却在比基尼（Bikini），以及阿尔法瑞兹——但他却已忘记密码是什么了。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求我把它打开。我跑到上尉的旧办公室问他秘书：“为什么你不打电话给上尉问他密码？”
　　“我不想打扰他。”她说。
　　“哦，你宁愿打扰我8个多小时！ 除非你先设法跟他联系，否则我不干。”
　　“好啦，好啦！”她说，拿起电话。我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看看保险柜。它就乖乖地待在那里，全钢的保险柜，门却赫然是敞开的。
　　我跑回去找秘书小姐：“它是开着的。”
　　“太好了！”她说，把电话放下来。
　　“不，”我说，“它原本就是开着的。”
　　“哦，我猜资产管理部的人最后还是把它打开了。”
　　我跑到资产管理部说：“我去看过保险柜，它已经开了。”
　　“噢，是的，”他说，“抱歉我忘记告诉你。我后来叫我们的锁匠去把它钻开。但动手钻之前他说先试试看，便把它打开了。”
　　原来如此！这里透露了三项信息：首先，罗沙拉摩斯现在聘请了一位正式锁匠了；第二，这个人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那是我不懂的手法；第三项，他能够打开以前没碰过的保险柜，而且在几分钟内便成功。这是真正具备职业水准的锁匠，这样的人物我必定要去会一会！
　　我发现，他们在战后才把他聘来（这时候军方较以前不担心保安问题）处理类似的事件。其实单是开保险柜的工作量还太少了，因此他还负责修理我们以前常用的玛灿特计算机，而刚巧战时我也经常在修理那些东西，于是我想到一个跟他碰面的方法。

[color=red]伺机而动[/color]

　　我一向跟别人交往时，都不会拐弯抹角或耍手段，我会直接走上去自我介绍。可是这次不一样，跟这个锁匠见面，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重要；我也知道，除非我先展示实力，他是不会告诉我他的开锁秘诀的。
　　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所在——跟我一样在理论物理组的建筑内，不过他在地下室——我也知道他通常在晚上工作，这时候机器都不会有人用。因此一开始我晚上到办公室时，都故意从他的门前走过，就那样而已，只从他门前走过去。
　　过了几个晚上，我也只“嗨”地打声招呼。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认出来经过门口的是同一个人，便开始说“嗨”或“你好”。
　　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磨磨蹭蹭，我注意到他在修理玛灿特计算机，但我还是没说什么，时机还未成熟呢。
　　慢慢地我们多谈一些了：“嗨！你工作真勤快卖力呀！”“是，蛮忙的。”之类。
　　终于出现了重大突破：他邀我分享他的汤。现在事情进行得很不错了，每个晚上我们一起喝汤，我也开始提到加数机，他也告诉我碰到的困难。原来他一直在设法将一组带弹簧的轮子装回轴上，但他没有合用的工具，他已经试了一星期了，我告诉他，我在战时曾经修过那些仪器，“这样吧，你把它们放在那里，明天早上我帮你看看。”
　　“好吧。”他说，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
　　第二天我跑去看那部机器，也试着把轮子装回去，但它们不停地弹出来。我想：“如果他已经这样试了一星期，我用同样方法也装不回去，那么这方法一定不对！”我停下来仔细地看，发现在每个轮子上都有个小洞——就那么一个小洞，突然我想通了：我把第一个轮子的弹簧上好装好，把一条细铁丝穿过小洞，然后我装上第二个轮子的弹簧，让细铁丝穿过小洞，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弄一好像穿项链一般——我第一次试验，就把所有轮子都装上去排得整整齐齐的，接着把细铁丝拉出来，问题便解决了。
　　当晚我把小洞指给他看以及怎样把轮子装上，随后开始闲聊机器的事，我们成为好朋友了。在他办公室内，有许多小格架，里面放着拆开了的锁或保险柜的零件，它们美极了！但我还是绝口不提锁或保险柜的事。

[color=red]谜题揭晓[/color]

　　我感觉时机快成熟了，于是放出一个小饵：谈保险柜。我把我唯一知道的小知识告诉他——就是当那些锁被打开时，你可以找出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嘿！”我一边看他架子上的东西一边说，“你在修理摩士勒保险柜呀。”
　　“是。”
　　“你知不知道这些锁并不保险。它们开着时，你可以找到后两个密码组合。”
　　“你会那一招？”他说，终于显露出兴趣。
　　“会呀。”
　　“试给我看，”他说，我示范给他看。“你叫什么名字？”从头到尾，我们都没问过对方姓名。
　　“费曼。”我说。
　　“天啊！你就是费曼！”他激动地说。“伟大的开锁专家！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一直都想跟你会面呢！我希望能跟你学学怎样撬开保险柜。”
　　“这话怎么说？你早已经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了。”
　　“我不会。”
　　“听着，我听说过你把上尉的保险柜打开，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跟你会面，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不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
　　“没错。”
　　“那么至少你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
　　“那个我也不会。”
　　“什么？”我叫起来了，“资产保管部的人说你拿了工具，要去把上尉的保险柜钻开。”
　　“如果你身为开锁匠，”他说，“有人跑来找你去把保险柜钻开，你会怎么做？”
　　“我嘛，”我说，“我会假装很忙地整理好工具，跑到保险柜那里，随便在柜子上用力钻下去，好保住饭碗。”
　　“那正是我的作法。”
　　“但你确实把它打开了！你一定知道怎样撬锁！，，
　　“噢，是打开了，我知道那些锁出厂时，密码都设定在25－0－25或50－25－50，因此我想： 也许那家伙根本懒得改动密码呢，而第二组密码就真的成功了。”我还是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原来他跟我一样，都是用那些“神奇”的方法把锁撬开。但更滑稽的是，那个大人物上尉买了这么超级安全的保险柜，一干人等又费那么大的劲才把它抬进他的办公室里，而他居然懒得动手重新设定密码！
　　我走进我们那座大楼里的各个办公室，试拨那两组密码。而我发现，平均每 5个保险柜中，用这方法就可以打开其中一个！

[color=red]山姆大叔不要你[/color]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
　　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１站检查视力，第２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
　　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３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
　　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
　　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
　　“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
　　“奇异公司。”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
　　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

[color=red]鸡同鸭讲[/color]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
　　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
　　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１２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３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３去除１２，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４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
　　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
　　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
　　　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
　　“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你会自言自语吗？”
　　“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
　　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
　　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
　　“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
　　“我认为都一样。”
　　“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
　　“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病。”我老实回答。
　　“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
　　“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

[color=red]把戏也失效[/color]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
　　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
　　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么？”
　　“医学。”
　　“这算是医学吗？”
　　“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２５分钟！别人才５分钟呢。”
　　“是呀。”
　　“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
　　“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
　　“对的。”
　　“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
　　“只有几幢。”
　　３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
　　“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啊。’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color=red]生命价值六十四[/color]

　　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你都跟她说些什么？”
　　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
　　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
　　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
　　“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
　　“没错。”
　　“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
　　“好，我就那样叫它。”
　　“你相信心电感应吗？”
　　“不信。你呢？”
　　“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
　　“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
　　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
　　“64。”
　　“为什么你说64？”
　　“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
　　“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
　　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３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

[color=red]评语：有心理缺憾[/color]

　　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Ｎ’。其他的我都拿‘Ｎ’，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Ｎ’是正常（normal），“Ｄ”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
　　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
　　觉得别人在谈论他。
　　觉得有人盯着他。
　　出现听觉催眠幻。
　　跟自己对话。
　　跟去世妻子对话。
　　姨母在精神疗养院。
　　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
　　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
　　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
　　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Ｄ”，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
　　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
　　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着脑袋。
　　他说：“不会吧！”
　　“会呀！”
　　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
　　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

[color=red]我实在疯了！[/color]

　　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
　　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却得了个“Ｄ”——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
　　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

　　[color=blue]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
　　　　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
　　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
　　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
　　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
　　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
　　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
　　　　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
　　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

　　　　　　　　　　　　理查德·费曼谨上[/color]

　　结果：“缓役，健康因素。”

[color=blue][size=3]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size][/color]

[color=red]眼中无“物” 心中有“理”[/color]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场。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
　　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
　　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
　　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
　　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
　　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
　　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
　　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 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课内容。
　　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４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color=red]四处搜寻旅社[/color]

　　到了绮色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候年轻、没钱，又喜欢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现在当教授啦，必须要有点尊严才行。”于是把行李放下来提在手上，说：“好呀。”
　　“去哪里？”
　　“旅馆。”
　　“哪一家旅馆？”
　　“随便哪家旅馆。”
　　“你有预定房间吗？”
　　“没有。”
　　“现在房间不好找呢。”
　　“我们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馆门口等我。”
　　我试了“绮色佳旅馆”，没空房间。我们跑到“出外人旅馆”，还是没有。我跟司机说：“这样在城里开来开去是不行的，那样得花太多钱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馆，便四处乱逛找房间。
　　我碰到另一个乱逛找房间的人。原来周围的旅馆真的都没希望了。没多久我们逛到某个山坡上，慢慢发现已经走到大学校园附近了。
　　我们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户敞开、里面有些双层床。这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进去询问能不能睡在那里，他说：“来吧，就在这里睡吧！”
　　我觉得那样不太好，跟偷窃好像没两样。如果他们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会惹上麻烦的。于是我们离开那房子，继续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灯下有一大堆落叶。当时已是深秋，叶子大概是从草坪上扫到这里来的。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叶堆上睡呀！”我试了试，感觉软软的。我厌倦了那样逛来逛去，在落叶上睡觉简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会因此惹上麻烦。早在罗沙拉摩斯时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么的——说康奈尔不知道请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教授，还说我一定会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庄重点，最后很不情愿地放弃在那堆树叶上睡觉的念头。

[color=red]在沙发上过夜[/color]

　　我们又再游荡了一会，看到一座很大、看起来很重要的建筑物。走到里面，发现走廊上放了两张沙发。与我同行的人说：“我要在这里睡！”随即倒在沙发上。
　　我实在不想惹麻烦，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一个清洁工，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他说：“当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赶忙打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跑进物理系办公室问：“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缺课了吗？”
　　里面的人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８天后才开始上课。”
　　我震惊极了！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叫我一个星期前就跑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早一点来熟悉环境，找地方安定下来等开学。”
　　我从罗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却完全搞不清楚情况！
　　吉布斯（Gibbs） 教授叫我到学生中心去解决住的问题。那地方很大，很多学生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走到一张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说：“我刚到这里，我要找个房子。”
　　那家伙说：“朋友，绮色佳的房子难找得很呢。事实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个教授还不得不在这里的沙发上睡！”我周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地方！我转过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这样再来一遍。”

[color=red]展开新生活[/color]

　　在康奈尔的前几年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滑稽。到学校之后没几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通常到了学期末我们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请者非常、非常优秀的话，我们会收他。然后他递给我一份申请书，要我评估。
　　他回来时问：“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收他。能找到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运气。”
　　“是的，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么关系？”我大叫起来。
　　“没有啦，先生！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我只是想试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
　　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
　　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
　　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我得到处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
　　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么？”
　　“理论物理。”
　　“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
　　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
　　“你是个新生吗？”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要说。”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
　　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

[color=red]觉得自己油尽灯枯[/color]

　　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究。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

[color=red]荒谬的邀约[/color]

　　这段期间，有不少大学或工业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当时的高。但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会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他们给我这么多好机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哪里能接受这些聘约呢？他们会期望我有所建树，但我什么鬼也建树不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最后，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信，他们邀请我到那里。爱因斯坦、冯诺曼……那些卓越的人物！他们写信给我，邀我到那里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呢。不知怎么的，他们知道我对高等研究院的感受：像太注重理论啦、缺乏真正的活动及挑战等等。他们在信内写道：“我们充分了解你在实验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的兴趣，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份教职，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
　　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边想边笑。
　　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
　　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
　　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是那么优秀，并不是我的失败；很明显，这是个错误。而就在我想到他们可能看错了的那一刻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身处的大学。我就是我，如果他们预期我有那么优秀，而因此付我薪水，那么他们该自认倒楣了。
　　就在那一天，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刚巧听到我跟人讨论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对我了解甚深，总之，当时在康奈尔实验室当主管的威尔逊把我找去，很严肃地跟我说：“费曼，你教书教得很好；你很不错，我们觉得很满意。当我们聘请一位教授时，我们会负起所有风险，如果不够好，也没话好说了。但你不应该担心你在做些什么以及没在做些什么。”当时他说的更加精彩，总之这番话把我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了。
　　接着我又有一个想法：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
　　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color=red]享受物理[/color]

　　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色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
　　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
　　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运动等等。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
　　“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
　　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
　　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餐碟上！

[color=red]有什么问题吗？[/color]

　　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我每个礼拜都要到水牛城一趟，在当地的航天实验室讲课。康奈尔跟这家实验室互有协议，学校方面派人到他们那里，晚上开物理课。这件事原本已有人负责，但由于学生传出不满的声音，物理系便跑来找我。那时我只是个年轻教授，资历很浅，不懂得如何拒绝，便同意了。
　　他们安排我搭乘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客机。公司名字是罗宾逊航空公司（后来改名莫霍克航空公司（MohawkAirlines））。记得我第一次飞去水牛城时，飞机师就是罗宾逊先生本人。他先敲掉凝结在机翼上的冰块，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总而言之，我一点也不喜欢每星期四晚上到水牛城。除了基本花费之外，学校还付我35美元的酬劳。我是在经济大萧条年代中长大的，所以早就计划好要把钱存起来，在当时来说，那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是我突然省悟：那35美元的功能，是要使得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而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它花掉。因此我决定，每次飞到水牛城授课时，都要花掉那35美元，享受一下，看看会不会使行程更为值得。

[color=red]游水牛城[/color]

　　我是个涉世未深的人，要花钱也不知从何花起，于是我请出租车司机带我见识一下水牛城的娱乐场所，我是在机场搭上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车，还记得他名字叫马酷素，驾驶第169号出租车。 他很会帮忙，每个星期四晚上当我飞到水牛城机场时，我都特别要求坐他的车。
　　那天，在正式讲第一课之前，我问马酷素：“哪里可以找到很热闹、很有趣的酒吧？”我以为酒吧都是热闹有趣的地方。
　　“阿拉比小馆，”他说：“这是个很有生气的地方，会碰到很多人。等你下课后我带你去吧。”
　　下课后马酷素来接我，在前往阿拉比的途中，我说：“到了那儿我总要叫杯饮料。他们有什么好的威士忌？”
　　“你就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教我。
　　阿拉比小馆是个蛮高雅的地方，人很多很热闹。那里的女士都穿着毛皮大衣，每个人都很友善，电话响个不停。
　　我走到吧台，点了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保很友善，很快便找了位漂亮女士坐在我旁边，介绍我们认识。我买了杯酒请她，我很喜欢这地方，当下决定下星期再来。
　　于是每星期四晚上，我到了水牛城后， 都坐169号出租车去讲课，然后到阿拉比小馆，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这了几个星期后，只要我一踏进阿拉比，就有一杯黑白威士忌及一杯水在那里等着我。“你的酒，先生。”这成为酒保跟我打招呼的方式。
　　通常我会把酒拿起来，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镜头一样，一口气喝掉，好让其他人知道我是个真正的硬汉。闲坐20秒之后，我再把水喝下去。习惯以后，慢慢的我连水也不必喝了。
　　那位酒保总是不会让我身旁的椅子空着，每次都介绍我认识一些漂亮女人。可是到了酒吧打烊时，她们都自行离去。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到了那时，我已醉得很厉害了。
　　有一次，到了阿拉比要打烊时，那晚的女伴提议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她在那里认识很多人。那地方在一幢建筑物的二楼，从外面看，简直看不出二楼是一家酒吧。水牛城规定所有酒吧必须在两点钟打烊，之后所有人便都被吸引到这里的二楼，一切继续下去——当然，这是非法的。
　　我常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留在酒吧里看热闹，却又不致于喝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个常来的家伙跑到吧台点了杯牛奶。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患了胃溃疡了——可怜的家伙。我因此想到一个好主意。
　　下一次到阿拉比小馆时，酒保问：“跟往常一样吗，先生？”
　　“不，给我一杯可乐，只要可乐就好了，”我说，脸上装出一副很失意的样子。
　　其他人围过来安慰我：“是呀，三星期前我也不能喝酒。”“这真苦呀，费曼，真的很苦。”另一个说。
　　他们都对我崇敬有加。我不能喝酒，但仍然有胆走进酒吧里，面对所有的诱惑，只点了杯可乐来喝。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要来看我的朋友。我那样足足装了有一个月之久，真是够卑鄙！

[color=red]惹上麻烦[/color]

　　有一次我进洗手间，有个醉鬼正在小便。他用一种卑劣的声音跟我说：“我很讨厌你这张脸，我想把你的脸按到你的头里去。”
　　我吓得脸变绿了。但我用同样卑劣的声音回答说：“滚开，别挡我的路，不然我就尿在你身上了！”
　　他又说了些话，情况愈来愈接近打架边缘。但我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不太知道要怎么打，更害怕会受伤。我只想到一件事，于是赶忙站到离墙壁远一点的地方，否则如果我被打了，背部又会撞上墙壁，那等于二度被打。
　　突然我感到眼睛有种奇怪的声音，并不怎么痛，我还来不及想，却已回敬了那家伙一拳。我实在觉得很有趣，原来自己不用想就有反应，身体里的机件全都知道该怎样做了。
　　“好啦，我们一比一平手了，”我说：“你还想打吗？”
　　他往后退，继而离开。如果他跟我一样笨，也许我们真会把对方打死的！
　　我跑去清洗一下，双手不停发抖，牙龈里流着血——我的牙龈向来很脆弱，眼睛也痛得要命。镇定下来后，我大摇大摆的跑回去跟酒保说：“黑白，外加水。”心想这会使我平静下来。

[color=red]留下黑眼圈[/color]

　　我没注意到，刚刚在厕所里挨了我一拳的家伙，正在酒吧的另一头跟三个人谈话。一会儿，那三个又高大又粗壮的家伙跑过来围着我，居高临下、威胁地说：“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跟我们的朋友打架？”
　　我实在够笨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受人恐吓呢，我只知道是非黑白。我也火起来了，跟他们针锋相对：“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的朋友，是谁开始找麻烦的？”
　　那些大汉没想到他们吓不倒我，全都楞在当场，随后还转身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家伙跑回来对我说：“你说对了，柯里经常跟人家打架，然后叫我们出面替他摆平。”
　　“当然我对！”我说。那家伙坐到我旁边，柯里跟他两个朋友也跑过来坐在我对面，隔两个座位。柯里叽叽咕咕的说我的眼睛很难看，我回敬他说，他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继续嘴硬，因为我以为酒吧里的男子汉都那样讲话的。情况愈来愈紧张了，酒吧内的人都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酒保喊：“这里不能打架，朋友！冷静点！”
　　柯里从牙缝中挤出嘶嘶声，说：“没关系，等他出去再整他。”
　　突然，酒吧出现了个天才。这人跑过来跟我说：“嘿，丹尼！你什么时候进城里来的？最近好吗？”
　　然后他对柯里说：“喂，保罗！我来介绍我的好朋友丹尼。我想你们会很合得来。干嘛不握握手？”
　　我们握了一下手。柯里说：“呃，幸会。”
　　大天才靠过来轻声说：“赶快溜！”
　　“但他们说会……”
　　“走啦！”他说。
　　我一手拿起大衣，赶忙溜走。一路上我紧靠建筑物的墙壁，以防他们追出来找我。不过半个人影也没有，我就安全回到旅馆了。刚巧这晚是我教的最后一课，往后数年，我也没再回阿拉比小馆了。
　　（大约10年后，我回去过那里一次，但看到的阿拉比已面目全非。它不再优雅闪亮了，而是脏乱破落，坐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酒保早已换人，我跟他谈从前的日子。“噢，是的！”他说：“那时候来这里的，都是赌赛马的和他们的女朋友。”我才明白为什么当年那些人都那么友善体面，更明白了为什么电话总是响个不停。）
　　第二天起床以后，在镜子中一看，才发现被打过的眼睛已变黑变肿！那天回到绮色佳，我拿一些文件去院长室，有个哲学系的教授看到我的黑眼眶，大叫起来：“噢！费曼先生！你这不可能是撞到门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我说，“我在水牛城一家酒吧的男厕所内跟人打架。”
　　“哈哈哈！”
　　最麻烦的，是我还得照常上课。我走进教室，头低下来看我的笔记。准备好开始讲课后，我抬起头来，直直的看着他们，然后说我讲课前的一句开场白——但这次口气较以前凶悍：“有什么问题吗？”

[color=red]还我一块钱！[/color]

　　在康奈尔教书时，隔没多久我就回法洛克卫老家一趟。有一回当我在家时，电话响起来：是加州打来的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代表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从加州这等神奇的地方打来的。
　　电话另一头的家伙说：“你是康奈尔大学的费曼教授吗？”
　　“没错。”
　　“这是×××飞机公司的×××。”那是加州一家很大的飞机公司，可惜我忘了它的名字。那人继续说：“我们计划设立一个研究核动力飞机的实验室。我们每年的预算有多少多少百万美元……”天文数字！
　　我说：“等一下，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我谈这些事情。”
　　“让我说，”他说：“先让我把事情说清楚，请让我用我的方式处理这件事。”于是他继续讲下去，说实验室将来会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博士级的研究人员……。
　　“对不起，先生，”我说：“但我想你找错人了。”
　　“你不是理查德·费曼吗？”
　　“对，没错，但你在……”
　　“请你让我先把话说完，然后我们再讨论。”
　　“好啦！”我坐下来，半闭着眼，听他说了一大堆所有关于这个计划的细节；但我还是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事情。
　　终于他解释完之后说：“我把计划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当实验室的所长？”
　　“你真的找对人吗？”我说：“我是教理论物理的教授。我不是火箭工程师，也不是飞机工程师。”
　　“我们很确定没找错人。”
　　“你们从哪里找到我的名字的？为什么会找我？”
　　“你是核动力火箭推进飞机的专利权拥有人，先生。”
　　“噢，”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我的名字会被登记为这项专利的拥有人。我告诉那个人：“对不起，我只想继续在康奈尔当教授。”

[color=red]专利卖了一块钱[/color]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战时在罗沙拉摩斯有个官方的专利办公室、负责人施密斯（Smith）上尉是个大好人。有次他下了个通告给大家，大意是“专利办公室拟就各位正在研究的每一构想，以美国政府之名义申请专利。任何你估计大家都知道或不知道的，关于核能或其应用之构想，均请到专利办公室，告诉我们为荷。”
　　吃中饭时我碰到施密斯，我们一起回到技术区。在路上我告诉他：“你发出通告要我们告诉你每个构想，好像有点神经病。”
　　我们继续交换意见，不知不觉已走到他的办公室了。我说，“关于核能的构想太多、太明显了，我跟你一整天也讲不完呢。”
　　“像什么呀？”
　　“没什么大不了！”我说：“例如：核反应堆……水底……水从这里进去……蒸气从那边出去……这就是潜水艇。或者：核反应堆……空气从前面涌进……核反应把它加热……从后面出去……穿过空气——这就成了飞机。或者：核反应堆……氢气通过去……隆！这是火箭。又或者：核反应堆……不用一般的铀，而用加了氧化铍的铀，高温时效率提高……这是发电厂。随便就有几百万种构想啦！”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办公室。
　　一切平静如常。
　　大约３个月后，施密斯打电话给我说：“费曼，潜水艇已有人认领了，但其他３项都是你的。”因此当加州那家飞机公司的人策划设计实验室时，他们要知道谁是火箭什么、推动什么的专家，他们便用这个简便的方法：“看看谁在这方面登记有专利！”
　　总之，施密斯要我签了一些文件，答应把那３项构想转交政府。这是些法律程序，但当你要将专利交给政府时，法律规定其中必须要有某些“交易”，否则文件便不生效。因此我签的那份文件上写着：“我，理查德·费曼，愿以一块钱的代价，出让此项专利给政府……”
　　我签了这份文件。
　　“我的一块钱呢？”
　　“那只是形式，”他说：“我们没有编列这项预算。”
　　“你搞了老半天，要我为了一块钱来签这份东西，”我说：“一块钱还我！”
　　“这太无聊了吧！”施密斯抗议说。
　　“不，这才不是无聊呢，”我说，“这是一份合法的文件。你要我签，我可是个正直的人呢，我是认真的！”
　　“好啦，好啦！”他气急败坏的说：“我自己掏腰包给你一块钱好了！”
　　“好呀。”
　　我拿了一块钱，想到个好主意。我跑到杂货店，买了一块钱的饼干糖果（那时候一块钱可买很多东西），跑回理论组请大家吃，我说：“我发大财啦，各位！请你们吃片饼干！我的专利卖了一块钱！专利卖了一块钱！”
　　每个有登记专利的人——很多人都签过文件——立刻跑到施密斯上尉那里：他们要拿那一块钱！
　　开始时他还从自己腰包掏钱出来付，但很快就发觉自己快要破产！他急疯了，拼命想办法找些经费回来付这些钱。我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把这件事摆平的！

[color=red]你就这样问她们？[/color]

　　我在罗沙拉摩斯造原子弹时认识了一个女孩，到康奈尔教书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每当她提到某个男生时，我就会想，学期结束时我最好赶快去看看她，力挽狂澜。但等我真的赶到那里时，一切都太晚了，结果我就待在阿布奎基的一家汽车旅馆里，面对漫漫长夏，无所事事。
　　汽车旅馆在66号公路上，名叫“卡沙豪华汽车旅馆”。公路穿过市中心，而旅馆过去不远有家小小的夜总会，经常有些娱乐节目。由于我没事可做，也因为我很喜欢在酒吧看热闹、交朋友，因此我经常到这家夜总会。
　　第一次去那里时，我碰到一个家伙，大家开始聊起来。突然，我们注意旁边坐了一整桌的漂亮年轻女孩——我想她们是环球航空公司（TWA） 的空中小姐——正在举行生日聚会。那家伙说：“来吧，让我们鼓起勇气去请她们跳舞吧。”
　　我们便请其中的两人跳舞，之后她们邀我们去跟其他女孩一起坐。喝了几杯之后，服务生跑来问：“大家还要点些什么吗？”
　　我想假装喝醉，因此虽然清醒得很，我却转向刚跟我跳过舞的女孩子，用一种喝醉的声音问：“你要点些什么？”
　　“我可以点什么？”她问。
　　“你想要什么都行——什么都行！”
　　“好呀！我们点香槟吧！”她很高兴的说。
　　我大声地说，好让酒吧内每个人都听得见：“OK！给大家都来一杯香槟！”
　　这时我听到我的朋友跟女孩说“趁他喝醉时敲他竹杠很差劲”，我便开始想，也许我犯了个大错误了。
　　还好，服务生跑到我身旁弯下腰、压低音量说：“先生，一瓶16元呢。”
　　我当下决定不能给每个人一杯香槟了，因此我更大声的说：“好了，没关系啦！”
　　可是让我很惊讶的是，不一会儿服务生全副武装地跑回来——手臂上搭着一条毛巾，托盘上放满了杯子、一桶冰以及一瓶香槟。他以为我说“价钱没关系”，但其实我的意思是“不要香槟没关系！”
　　服务生替大家倒香槟，我付了16元；而我的朋友很气那个女孩子，因为他认定她在敲诈我。但我觉得，一切就此打住算了——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晚上只不过是一连串新经验的开始。

[color=red]酒吧的冤大头[/color]

　　我常去那家夜总会，那里的表演节目会逐日更换。演出者都是些跑码头的——他们的路线包括了像阿玛瑞努（Amarillo）以及德州许多天晓得什么的地点。夜总会本身也有一位长驻歌星，名字叫塔玛拉。每次有新的团体来表演，塔玛拉都介绍我跟团里的一些女孩子认识。女孩会跑来跟我一起坐，我买酒请她们喝，一起聊天。当然我想的不只是聊天而已，但每次到最后都没有发生什么。因此，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塔玛拉要费那么大的劲，介绍我认识这些好女孩；而尽管开始时一切很美满，最后我只不过在买饮料、整晚谈话。塔玛拉没替我那朋友介绍，但他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是冤大头。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不同表演以及不同的女孩，来了一个新乐队。接照惯例，塔玛拉又介绍我认识其中的一个女孩，我们又按照惯例买酒请她喝、聊天，她对我很好。中间她上台表演，表演完毕她回到我的桌子——我觉得很不错。其他人都在左顾右盼，心里想：“他到底有什么能耐，使这女孩老跑去找他？”
　　但晚上快结束时，她又说一些我已听过很多次的话：“我很想请你到我那里坐坐，但今晚我们有聚会，也许明天晚上……”我很清楚这“也许明天晚上”的意思：没机会。
　　隔天，我注意到这个女孩——她叫葛瑞亚——跟节目主持人话蛮多的，不论在上节目或上化装室的时间都如此。有一次，当她在化妆室里而主持人刚好走过我的桌子时，我随口乱猜地说：“你太太是好女人。”他说：“是呀，谢谢你。”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以为她已告诉我了。等葛瑞亚回来时，她也以为他已经告诉我。于是他们一起跟我聊了一会儿，并且邀我在酒吧打烊后，到他们那儿坐坐。
　　凌晨两点，我跟他们一起到他们住宿的旅馆去。当然，他们没什么聚会。我们谈了许久，看他们的相簿，里面有葛瑞亚跟她丈夫在爱阿华州刚认识时拍的照片。那时她是个吃玉米长大、相当胖的女人；然后在后来拍的照片中她愈来愈瘦，现在她看来真漂亮呢！他教会她各种技艺，但自己却不识字。这真是有趣，因为他的工作是当主持人，在夜总会举办业余歌艺比赛时，必须读出节目及表演者的名字；而我一直都没发觉他怎样“读”那些东西！（第二天晚上我明白他们搞什么了）当葛瑞亚带领表演者上台或下台时，她瞄一下他手里握着的纸条，在他身边轻声告诉他：下一个表演者的名字以及节目名称是什么。
　　他们是很有趣友善的一对，我们谈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提到我们刚认识的情形，问他们为什么塔玛拉总是介绍新来的女孩给我认识。
　　葛瑞亚回答：“塔玛拉把我介绍给你认识之前说：‘让我介绍你认识这里的大阔客！’”
　　我才明白我点那16元一瓶的香槟，以及那么夸张和令人误会的“没关系啦！”居然是项很不错的投资。看来我早已声名在外，成了一个穿得并不怎么体面，但永远愿意花大把钞票在女孩身上的人。

[color=red]学到交友秘招[/color]

　　后来我告诉他们我的感想：“我算是个蛮聪明的人，但大概局限于物理学方面。酒吧里有很多聪明人——从事石油业的、采矿业的、大生意人等等——不停地请那些女孩子喝酒，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到了那时候，我明白其他人也没占到什么好处。）“怎么可能，”我说，“一个聪明人跑到酒吧里之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笨蛋？”
　　那主持人说：“我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来给你上课，以后你在这类酒吧内便可以无往不利了。但为了证实我并不是在胡诌，因此，首先葛瑞亚会想办法让一个男人买一杯香槟鸡尾酒给你。”
　　我说：“好，”但其实我在想：“他们怎么可能做得到？”
　　他继续说：“你要完全照我的话去做。明天你坐离开葛瑞亚远一点，等她打暗号给你时，你只要走过去便行了。”
　　“是，”葛瑞亚说，“这很容易。”
　　第二天晚上，我坐在酒吧里——一个可以看到葛瑞亚的角落。隔没多久，果然就有人坐到她身边。再过了一会儿，那个人看来很愉快的样子，葛瑞亚对我眨了眨眼睛。我站起来，不经意地走近他们。经过他们身边时，葛瑞亚转过身来，用一种很友善、很响亮的声音说：“嗨！狄克！你什么时候回到城里来的？你去哪里啦？”
　　那家伙也转过头来看看这“狄克”是个什么人；我在他眼中看到一些我非常明白的事情，因为我经常陷入他现在的处境中。
　　第一眼：“噢噢，出现竞争对手了。等我请她喝完酒之后，他就会把她抢走了！接下来会怎么样？”
　　第二眼：“不，这只不过是个普通朋友。他们好像认识很久了。”这些我全看出来了，全写在他脸上，我完全明白他的心情。
　　葛瑞亚跟他说：“吉姆，这是我的老朋友狄克·费曼。”
　　又看了一眼：“我想到该怎么办了；我要对这个人好一点，那样她就会喜欢我多一点。”
　　吉姆转向我说，“嗨，狄克。要不要喝杯酒？”
　　“好呀！”我说。
　　“你要喝什么？”
　　“跟她的一样。”
　　“酒保，麻烦你再来一杯香槟鸡尾酒。”
　　确实容易极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晚上酒吧打烊之后，我又到“师傅”和葛瑞亚的住处。他们笑得前仰后翻，为事情顺利而高兴。“好了，”我说，“我绝对相信两位不是胡说八道。那么，我们的课呢？”
　　“行，”他说，“基本原则是：那个男的想表现他的绅士风度。他不想给人不礼貌、粗鲁或吝啬的感觉。只要女的充分明白他的动机，她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
　　“因此，”他继续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要充绅士！不要太尊重她们。而且，守则第一条是，不要买东西给她们——连一包烟也不要买——一直到你已问过她要不要跟你睡，而你已确定她会，不是在骗你。”
　　“呃……你的意思是……你不……呃……你就这样问她们？”
　　“好吧，”他说，“我知道这是你的第一课，要这样直截了当可能相当困难。那么你可以买一样东西给她——只能是一样小东西——然后你再问她。但另一方面，这只会使事情进行得更为不顺利而已。”

[color=red]神奇的一课[/color]

　　往往，只要有人告诉我一个方向，我就会很快把握住其中诀窍。翌日，我拼命做完全不同的心理建设。我采取的心态是：酒吧那些女孩全都是一文不值的，她们只不过想骗你买酒请她喝而已，她们不会给你任何回报；我不要对这些一文不值的女人表示绅士风度……等等，反复练习，直到变成直觉反应一样。
　　那天晚上，我准备试试这方法。我跟平常一样踏进酒吧，我的朋友看到我，立刻说：“嘿，狄克！等一下让你看看我今晚找到的女孩！她现在换衣服去了，立刻就回来。”
　　“是呀，是呀，”我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坐到另一张桌子去，等着看表演。表演正要开始时，我朋友的女孩回来了，我跟自己说：“不管她有多漂亮，她也不过是在哄他请她喝酒而已，她什么也不会给他的！”
　　第一场表演结束，我那朋友说：“嘿，狄克，我想你来跟安妮见个面。安，这是我的好朋友，狄克·费曼。”
　　我说：“嗨”，继续看表演。过了一会儿安妮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坐？”
　　我想：“典型的贱女人！他在请她喝酒，而她却邀其他人一起来坐。”我说：“我在这里看得很清楚。”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在附近基地服役的军官、穿着很漂亮的制服。转眼间，我们便发现安妮跟这个军官一块坐在酒吧的另一角落！
　　稍晚，我坐在那里，安妮跟军官跳舞。当军官背向我而她面向我时，她很友善、很开心地对我笑。我又想：“真不要脸！她又对军官施展同一伎俩！”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先不要看她，但等到军官也看到我时，我才对她笑，好让那军官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她的诡计一下就会不灵了。
　　几分钟后，她再没有跟军官在一起了。她跟酒保拿回她的大衣以及皮包，很大声的说：“我要出去走走，有谁要陪我出去？”
　　我跟自己说：“也许你可以拼命说不、拼命拒绝，但你不能永远都这样，否则你会永远没有进展。到了某个时候，你必须将就将就。”于是我很冷静的说：“我陪你去。”
　　我们走到外面，大概走了一条街，看到一家小餐厅，她说：“我们要不要买些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到我家里一起吃？”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于是我们进去小餐厅。她点了三杯咖啡和三份三明治，我付钱。
　　离开餐厅时我想：“不对劲，买太多三明治了！”
　　回旅馆途中她说：“呃，我要告诉你，我没空跟你一起吃这些三明治，因为有个上尉要过来……”
　　我想：“看，我大大失败了。师傅交代过应该怎么做，但我搞砸了。我买了一块一毛钱的三明治，却只落得一场空！”我要设法扳回一城，就算是为了师傅的面子吧。
　　我突然停下来对她说：“你……比妓女还不如！”
　　“你什么意思？”
　　“你哄我买了这些三明治，我有什么好处？什么也没有！”
　　“你这吝啬鬼！”她说：“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我把三明治的钱还给你好了！”
　　我觉得她在唬我，于是说：“那么钱还给我。”
　　她吓了一跳，伸手进皮包里，拿出仅有的一点点钱给我，我拿起自己的一份咖啡和三明治，拔腿便走。
　　吃完东西后，我回到酒吧向师傅报告，告诉他很抱歉铩羽而归，但我已尽力尝试收复失地。
　　他很冷静地说：“没关系，狄克，没关系。你终究还是没给她买什么，她今晚会跟你睡的。”
　　“什么？”
　　“没错，”他很有信心的说：“她今天晚上会跟你睡，我很确定。”
　　“但她连人都不在这儿呢！她现在在家里跟那军……”
　　“那没关系。”
　　凌晨两点，酒吧打烊了，安妮还是没有出现。我问师傅和师母，我能不能到他们那里，他们说可以。
　　而就在我们走出酒吧时，安妮出现了，她从66号公路上一路跑过来，勾着我的手臂，说：“来吧，去我那里吧。”师傅猜对了，这真是神奇的一课！
　　秋季回到康奈尔之后，有一次我在舞会上跟一个研究生的妹妹跳舞。她从弗吉尼亚州来访，她人很好，我突然想到个鬼主意，说：“我们去酒吧喝杯酒。”
　　一路上，我拼命鼓起勇气，想试试看师傅教的方法在“一般”女孩身上是否也行得通。毕竟，酒吧里的女郎都在哄你请她喝酒而已，对她们不尊敬，心里不会太难过、不安——但眼前这个很好、一般的南方女孩呢？
　　我们走进酒吧，还没坐下来，我说：“在我请你喝杯酒之前，我想知道一件事：今晚你愿意跟我睡吗？”“愿意。”
　　因此这手法在一般女孩身上也用得着！但无论有多灵验，以后我再也没那样做了——我不喜欢那样尔虞我诈。但整个经验最有趣的，是发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的运作方式，跟我从小被教导的一套，居然会有这样大的差异！

[color=red]运气，其实不简单[/color]

　　在普林斯顿时，有一天我坐在休息室里，听到一些数学家在谈论e的级数。把e展开时，你会得到1＋x＋(x2/2!)＋(x3/3!)十……。式中每一项，来自将前一项乘以x，再除以下一个数字。例如，要得到(x4/4!)的下一项，你可把它乘以x和除以5。这是很简单的。
　　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研究级数。我用这个级数方程式计算出e值， 亲眼看到每一个新出现的项，如何很快地变得很小。
　　当时我喃喃自语，用这方程式来计算e的任何次方（或称“幂次”）是多么容易的事。
　　“咦，是吗？”他们说：“那么，e的3.3次方等于多少？”有个小鬼说——我想那是塔奇说的。
　　我说，“那很容易。答案是27．11。”
　　塔奇明白我不大可能单靠心算得到这答案的：“嘿！你是怎么算的？”
　　另一个家伙说：“你们都晓得费曼，他只不过在唬人罢了，这答案一定不对。”
　　他们跑去找e 值表，趁此空档我又多算了几个小数位：“27．1126，”我说。
　　他们在表中找到结果了：“他居然答对了！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把级数一项一项计算，然后再加起来。”
　　“没有人能算得那样快的。你一定是刚巧知道那个答案。e的3次方又等于多少？”
　　“嘿，”我说：“这是辛苦工呢！一天只能算一题！”
　　“哈！证明他是骗人的！”他们乐不可支。
　　“好吧，”我说，“答案是20．085。”
　　他们连忙查表，我同时又多加了几个小数位。他们全部紧张起来了，因为我又答对了一题！
　　于是，眼前这些数学界的精英分子，全都想不通我是如何计算出e的某次方！ 有人说：“他不可能真的代入数字，一项一项地加起来的——这太困难了。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你不可能随便就算出像e的1．4次方之类的数值。”
　　我说：“这确是很困难，但好吧，看在你的份上，答案是4．05。”
　　当他们在查e值表时，我又多给他们几个小数位，说：“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题啦！”便走出去了。

[color=red]遇到个中高手[/color]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我碰巧知道三个数字的值——以e为底的10的对数Loge10（用以将数字从10为底换到以e为底），这等于2．3026；又从辐射研究（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等），我知道以e为底的2的对数（Loge2）等于0．69315。因此，我也知道e的0．7次方差不多等于2。当然，我也知道e的一次方的值，那就是2.71828。
　　他们要考我的第一个数字是e的3.3次方，那等于e的2．3次方——即等于10——乘以e，即27．18。而当他们忙着找出我所用方法的同时，我在修正我的答案，计算出额外的0．0026，因为我原来的计算是用了较高的值，即2.3026。
　　我明白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因为刚刚不过全凭运气而已。但这时他又说e的3次方，那就是e的2．3次方乘以e的0．7次方，我知道那等于20再多一点点。而当他们在忙着担心我到底是怎样计算时，我又替那0．693作修正。
　　做了这两题后，我确实觉得没法再多算一题了，因为第2题也全靠运气才算出来的，但他们再提出来的数是e的1．4次方，即e的0．7次方自乘一次，那就是4再多一点点而已！
　　他们一直搞不懂我是怎样算出来的。
　　到了罗沙拉摩斯，我发现贝特才是这类计算的个中高手。例如，有一次我们正把数字代入方程式里，需要计算48的平方。正当我伸手要摇玛灿特计算机时，他说：“那是2300。”我开始操作计算机，他说：“如果你必须要很精确，答案是2304。”
　　计算机也是2304，“哗！真厉害！”我说。
　　“你不知道怎样计算接近50的数字的平方吗？”他说：“你先算50的平方，即2500，再减去你要计算的数及50之间的数差（在这例子中是2）乘以一百，于是得到2300。如果你要更精确，取数差的平方再加上去，那就是2304了。”
　　几分钟之后，我们要取2．5的立方根。那时候，用计算机算任何数字的立方根之前，我们先要从一个表里找出第一个近似值。我打开抽屉去拿表——这次时间较多——他说：“大约1．35。”
　　我在计算机上试算，错不了！“你是怎样把它算出来的？”我问：“你是否有什么取立方根的秘诀？”
　　“噢，”他说：“2．5的对数是……。对数的三分之一是1.3的对数，即……，以及1．4的对数，即多少多少之间，我就用内插法把它求出来。”
　　于是我发现：第一，他能背对数表；第二，如果我像他那样用内插法的话，所花的时间绝对要比伸手拿表和按计算机的时间长得多。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此以后，我也试着这样做。我背熟了几个数字的对数值，也开始注意很多事情。比方有人说，“28的平方是多少？”那么注意2的平方根是1．4，而28是1．4的20倍，因此28的平方一定接近400的两倍，即800上下。
　　如果有人要知道1．73除1是多少，你可以立刻告诉他答案是0．577，因为1．73差不多等于3的平方根，故此1/1.73就差不多等于3的平方根再除以3，而如果要计算1/1.75呢，它刚好是4/7，你知道1/7那有名的循环小数，于是得到0．571428……
　　跟贝特一起应用各种诀窍做快速心算，真是好玩极了。通常我想到的，他都想到，我很少能算得比他快。而如果我算出一题的话，他就开怀大笑起来。无论什么题目，他总是能算出来，误差差不多都在1%以内。对他而言，这简直是轻而易举——任何数字总是接近一些他早已熟悉的数字。

[color=red]口出狂言[/color]

　　有一天我心情特别好，那时刚巧是午饭时间，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心血来潮地宣布：“任何人如果能在10秒钟内把他的题目说完，我就能在60秒之内说出答案，误差不超过10％！”
　　大家便开始把他们认为很困难的问题丢给我，例如计算1/（1+x4）的积分等。但是事实上，在他们给我的x 范围内，答案的变化并不太大。他们提出最困难的一题，是找出（1＋x）20中x10的二项式系数，我刚好在时间快到时答出。
　　他们全都在问我问题，我得意极了，这时奥伦刚巧从餐厅外的走廊经过。其实，来罗沙拉摩斯之前，我们早在普林斯顿共事过，他总是比我聪明。例如，有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在玩一把测量用的钢卷尺——当你按上面的一个钮时，它会自动卷回来的那种；但卷尺的尾巴也往往会往上反弹，打到我的手。“哇！”我叫起来，“我真呆，这东西每次都打着我，我却还在玩这东西。”
　　他说：“你的握法不对，”把卷尺拿过去，尺拉出来，按钮，卷回来，他不痛。
　　“哇！你怎么弄的？”我大叫。
　　“自己想想吧！”
　　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按这卷尺，手背都被打得皮破血流了。终于我受不了。“奥伦！我投降了！你究竟用什么鬼方法来握，都不会痛？”
　　“谁说不痛？我也痛啊！”
　　我觉得自己真的有够笨，竟让他骗我拿着尺打自己打了两个札拜！
　　而现在奥伦刚巧经过餐厅，这些人都兴奋极了，“嘿，奥伦！”他们喊：“费曼真行啊！我们10秒钟内说得完的题目他就能在1分钟内给出答案，误差10%。你也来出个题目吧！”
　　他差不多脚步也没停下来，说：“10的一百次方的正切函数值。”
　　我被难倒了：我得用π去除一个有一百位的数字。我没办法了！

[color=red]接受挑战[/color]

　　有一次我夸口：“其他人必须用围道积分法来计算的积分，我保证能用不同方法找出答案。”
　　于是奥伦便提出一个精彩绝伦、该死的积分给我。他从一个他知道答案的复变函数开始，把实部拿掉，只留下虚部，结果成为一道非用围道积分法不可的题目！他总是让我泄气得很，是个很聪明的人。
　　刚到巴西时，有一次我在某家餐厅里吃午餐。我不知道那时是几点钟了，但那里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老是在奇怪的时间跑去餐厅。我吃的是我很喜爱的牛排配饭，４个服务生在旁边闲站。
　　一个日本人走进来。以前我就见过他在附近流浪，以卖算盘为生。他跟服务生谈话，并提出挑战：他的加法可以比任何人都快。
　　服务生怕丢面子，因此他们说：“是吗？你为什么不去跟那边那位先生挑战？”
　　日本人向我走过来，我抗议：“我不大会讲葡萄牙语！”
　　服务生全在笑：“葡萄牙文的数字很容易！”
　　他们替我找来纸笔。
　　那人请一个服务生出一些数字让我们加。他赢太多了，因为当我还在把数目字写下来时，他已经边听边加。
　　我提议服务生写下两列相同的数字，同时交给我们。这并没有太大分别，他还是比我快很多。
　　他有点得意忘形，想更进一步证实他的能力。“Multiplicao！”他说，他要比乘法。
　　有人写了个题目，他又赢了，但赢不多，因为我的乘法是相当好的。
　　然后他犯了个错误：他建议我们继续比除法。他没意识到，题目愈难，我赢的机会就愈大。
　　我们同时做了一题很长的除法题。这次我们平手。
　　这使得那日本人很懊恼，因为看来他曾经受过很好的算盘训练，但现在他居然差一点就败给餐厅里的一个顾客。
　　“Raios cubicos！”他说，声音充满复仇气息。 立方根！他想用算术方法求立方根值！在基础算术题目中，大概再找不出比这更难的题目了。而在他的算盘世界中，立方根也一定是他的拿手项目。
　　他在纸上写了个数字——随便写的——我还记得那数字是1729.03。他立刻展开计算，口中念念有词，动作不断！他已开始计算立方根了。
　　而我则只坐在那儿。
　　一个服务生说：“你在干嘛？”
　　我指指头，“我在想！”我说，在纸上写下12。过了一会我已得出12．002。
　　日本人把额上的汗擦掉，“12！”他说。“哦，不！”我说。“再多一些数字！再多一些数字！”我充分理解，用一般算术方法求立方根时，找后面的数字比前面的要难多了，这是苦工呢。
　　他重新埋头苦干，口中“啊咕噜么么”的不停，其间我又多写了两个数字。最后他抬起头来说：“12．0！”
　　那些服务生兴奋极了，他们跟日本人说：“瞧，他光想想就行了，你却要用算盘！而且他多算出些数字！”
　　他溃不成军，垂头丧气地走了，服务生则大肆庆祝。
　　这个顾客是如何打赢算盘的？题目是1729．03。我刚巧知道一立方英尺有1728立方英寸，因此答案必定是12多一点点。多出来的1．03呢，大约是二千分之一， 而我在微积分课里学过，就小分数而言，立方根超出的部分是数字超出部分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只需要算1/1728是多少，再乘以4（即除3再乘12）。这是为什么我一下就能算出那么多小数位。

[color=red]有头脑才有运气[/color]

　　几星期后，那个日本人跑到我下榻的旅馆会客厅里。他认得我，跑过来说：“告诉我，你怎么能那么快就把立方根算出来？”
　　我告诉他这是个求近似值的方法，跟误差有关，“比方你说28。那么，27的立方根是3……”
　　他拿起算盘：哒哒哒哒——“噢！是的。”他说。　　我发现：他根本不懂得怎样处理数字。有了算盘，你不必记诵一大堆的算术组合；你只需要知道怎样把小珠子推上拨下。你根本不必知道9加7等于16，而只需要记住加9时，要推一颗十位数的珠子上去， 拨一颗个位数的下来便好了。也许我们算得较慢，但我们才真正懂得数字的奥妙。
　　此外，他根本无法理解求近似值方法所包含的道理，他不明白在很多情况下，任何方法都求不出完整的立方根，但可以求近似值。因此我永远无法教会他我求立方根的方法，甚至让他明白那天我有多幸运，因为他刚好挑了个像1729．03这样的数字！

[color=red]美国佬在巴西（1）[/color]

　　有一次我载了一个要搭便车的人。路上他告诉我南美洲是多么的有趣，我应该去看看。我说语言是一大障碍，但他说去学就成了，这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于是我想，这主意不错，以后我要去南美洲一趟。
　　当时康奈尔开设外语班，采用战时发展出来的一种教学模式，每班约只收10个学生，由外国人来教学，而且上课时只准用外语。虽然我已经在康奈尔教书，但由于我看起来很年轻，因此我决定以研究生的身份去上课。而且我还不晓得将来会跑到南美洲的哪个国家，于是我决定学西班牙语，因为大部分南美国家都是说西班牙语的。
　　注册那天，我们全站在教室门口，等着进去，突然有个很漂亮的金发女孩走过。大概每个人都会有我当时的感觉：“哗！”她真的美极了。我跟自己说：“也许她也要学西班牙语——那就好极了！”但不，她跑进去葡萄牙语那一班。我衡量了一会儿，不管了，我也跑去学葡萄牙语吧！
　　我跟了她几步，但突然觉得“不，那并不是决定要学哪种语言的好理由。”因此还是跑回去，很不情愿、极为遗憾地登记了西班牙语课。
　　不久之后，我到纽约参加物理学会的会议，坐在我旁边的是巴西物理学家泰阿隆（Jaime Tiomno）。他问我：“下个暑假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去南美洲看看。”
　　“噢！为什么不来巴西？我可以替你在物理研究中心找个研究工作。”
　　于是我现在必须把学到的西班牙语再转为葡语了！
　　我找了一个在康奈尔念书的葡萄牙学生，每星期给我上课两次，好让我把我学到的改变过来。
　　在前往巴西的飞机上，起先我坐在一个哥伦比亚人旁边，而他只会说西班牙语，我不敢跟他说话，害怕一不小心又把两种语言搞混了，不过，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两人就在用葡语交谈。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说“真正”的葡语，我的葡语老师总是说得慢而清楚。眼前这两个人呢，说话却像连珠炮般，我甚至想从他们话中认附我学过的一些单字，像“我”、“那些”等都没法认出。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听明白！
　　最后，当飞机在千里达加油时，我走到这两位仁兄面前，用很慢很慢的葡萄牙语——或者是我觉得是葡萄牙文的葡萄牙语——跟他们说：“对不起……你们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Pues nāo，porque nāo？”——“当然听得懂，为什么听不懂？”他们回答。
　　我努力解释，我学葡语已经几个月了，但从来没有听过真正的葡语对话；而刚刚在飞机上听他们谈话，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噢，”他们笑起来了，说：“我们说的不全是葡语啦！”原来他们说的葡语就像犹太人自行发展出的德语——称为“意第绪”（Yiddish）———样， 因此你可以想象有个人很认真地学了德语，然后坐在两个犹太人身边，却一直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听起来明明是德语，却一点也听不懂。他一定以为自己的德语没学好。
　　回到飞机上，他们告诉我另一个真正说葡萄牙语的人，于是我跑去跟他坐。他原来在马里兰州学神经外科的，因此跟他谈话不困难——但我必须跟他谈“神经循环、神经中枢”等复杂万分的东西。其实很多长英文单字要翻成葡文并不困难，因为分别只在它们的结尾： 英文的“tio”就是葡文的“-cao”，“ly”就是“mente”等等。 但当他往窗外看，喃喃的说了些很简单的话时，我却呆住了：我根本不知道“天是蓝的”葡语应该怎么说。

[color=red]会说“因此之故”[/color]

　　我在勒希非（Recife）下机，巴西政府负责把我从勒希非送到里约（Rio）。 在机场迎接我的是里约物理研究中心所长勒替斯（Cesar Lattes）的岳父母以及另一位男士。当两个男生去帮我取回行李时，勒替斯大太用葡语跟我说：“你会说葡语吗？那真好！你怎么会学起葡语来的？”
　　我慢吞吞地吃力回答：“开始时我在学西班牙语……后来发现要到巴西……”接下来我原本想说“因此，我就学葡萄牙语，”但我想不起来“因此”葡语怎么说。但我很会拼一些很“伟大”的字，因此我接着说：“因此之故（consequentemente，从英文consequently改变而来），我就学葡语啦！”
　　当他们把行李提回来后，她说，“噢，他会说葡语！而且他还会用‘因此之故’这样的字眼！”
　　这时扩音器传来广播，说到里约的飞机班次取消了，要到下星期二才有另一班客机，但我最迟却要在星期一抵达。
　　我很生气，“说不定他们有货运班机，我坐货运飞机好了。”我说。
　　“教授！”他们说：“其实勒希菲也挺不错的。我们会带你到处走走。你放轻松点吧——你在巴西呢！”
　　那天晚上，我在市内闲逛，看到有一群人围站在路中央一个长方形大洞旁边，在洞里头是一辆汽车。这看来神奇极了：车子刚好嵌在洞里，它的车顶跟路面连成一气。很显然挖洞是为了修理下水道或什么的，但工人连一个告示牌也懒得放，那个人就连人带车地开进洞中！于是我注意到这个分别：在美国，当我们挖一个洞时，会在周围放改道的告示牌、一大堆灯闪来闪去以保护大家。而在巴西，他们把洞挖了，到了下班时间，他们就那样离开。
　　但勒希非还是个很不错的城市，我也一直等到星期二才飞去里约。
　　我在里约跟勒替斯会面。巴西的国家电视台来拍摄我们会面的情形。他们开始拍摄，但没有声音，摄影师说，“假装你们在谈话。讲话吧！随便说便行。”
　　于是勒替斯问我：“你找到‘睡觉字典’了没有？”
　　那天晚上，全巴西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他们的物理研究中心所长迎接这位美国教授；但他们全不知道，这两人之间的对话内容，居然是有没有找到女孩子过夜！
　　到了研究中心之后，我们讨论我的授课时间——早上，还是下午？
　　勒替斯说：“学生希望在下午上课。”
　　“那就在下午上课吧。”
　　“但是下午是去海滩的最好时候，你还是早上上课吧，那样你下午可以去海滩享受享受。”
　　“但你说学生比较喜欢在下午上课。”
　　“不要管他们。你喜欢怎么安排，便怎样安排！下午去海滩玩好了。”

[color=red]用葡语演讲[/color]

　　我就这样学会了另一种跟美国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首先，他们不像我那样匆匆忙忙的；第二，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要管他们！于是我在早上讲课，享受午后的海滩。早知道会这样子，我一开始就学葡萄牙语而不学西班牙语了。
　　起初我打算用英语授课，让学生用葡语发问；但我发现，当学生用葡语跟我说一些东西时，我不大听得懂，尽管我懂得的葡文也不算少。我不大分得出他们说的是“增加或不增加”、“减少”或“不减少”或者是“减少得很慢”。但当他们很辛苦地用英语说话时，就算他们发音不准、文法又错乱，我还是可以分辨他们要说些什么。因此我明白到，如果我要教他们东西，比较好的方法是我说葡语，虽然我说不好，但这样他们还是比较听得懂。
　　第一次到巴西时，我一共待了６星期。期间巴西科学院请我去演讲。报告我在量子电动力学的最新研究。我觉得我需要用葡语来演讲，研究中心有两个学生答应助我一臂之力。我首先用我那绝对破烂不堪的葡萄牙文写下演讲稿。我要自己写，因为如果由他们代笔的话，稿子里一定会有太多我看不懂或念不准的字。等我写好之后，他们替我改正所有的文法错误以及错字，使得讲稿看来不错，但还是在我的程度之内，让我读起来不会很困难，也大略知
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陪我练习，直到我的发音正确无讹。
　　到了巴西科学院的会场，首先由一位化学家报告——用英语报告。难道他是为了客气，还是另有原因？他的英语发音很差，我无法听懂他在说些什么；不过也许其他人全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都听得懂——我不晓得。然后下一个讲者站起来报告，他也用英语演讲！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没想到巴西科学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我没准备用英语做演讲。请原谅我，但我将会用葡萄牙语来报告。”
　　接着我就读了我的报告，大家都很满意的样子。
　　下一个做报告的人站起来说：“就像我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我也用葡萄牙语来演讲。”据我所知，我居然一举改变了巴西科学院做演讲的语言传统。
　　几年后，我碰到一个巴西人，他还引用了我当时演讲之前所说的话。看来他们对我那几句话印象还真的蛮深刻的！
　　但无论怎样，葡文对我来说总是很困难的，我不断下苦功，读报纸、用葡语授课。我称我的葡语为“费曼葡语”，我有自知之明，我说的话不能跟真的葡语相比；虽然我明白自己说些什么，但我可听不懂街上的巴西人在说些什么。

[color=red]感觉寂寞[/color]

　　我很喜欢这趟巴西之旅，一年之后我又再度往访，逗留10个月。这次我在里约大学任教，薪水由他们付；可是他们最后连一毛钱都没有付，研究中心只好一直掏钱付给我。
　　我住的地方，就在可巴卡班那（Copacabana）的海滨上的美丽华（Miramar）饭店。有一段时间， 我住在13楼的一个房间，从那里可以看到海，也可以看到沙滩上的女
孩。
　　这家旅馆刚巧是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lines）的驾驶员以及空中小姐休息下榻的地方， 他们全都住在4楼。 而每到深夜，就会有人偷偷地从电梯溜进溜出。
　　有一次我出外旅行，数星期后回来，旅馆经理告诉我由于房间不够，而我的房间又空着，因此他把我的房间租出去了。他们已把我的行李全搬到另一个房间。
　　新房间就在厨房旁边，许多人都在这里住不久。也许那个经理已料定：我是唯一看到住在这个房间有好处的人，因此愿意忍受各种味道而不会抱怨。我不会抱怨：这房间就在 4楼，离空中小姐不远，这省了很多麻烦。奇怪的是，这些空服人员都有点厌倦自己的生活，晚上经常跑到酒吧里喝酒。我很喜欢他们，而为了表示我也是个合群随和的人，我也会跟她们一起去喝几杯，一星期总有好几次。
　　有一天，大约是下午3点半吧， 我在沙滩对面的人行道上走着，路经一家酒吧，突然有一种很强烈很强烈想喝酒的感觉。正要走进酒吧之际，突然想：“等一下！现在是下午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什么社交上的理由要喝酒。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非喝酒不可的强烈感觉？”我很害怕。
　　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喝酒了。也许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达危险的地步，因为我很容易就把酒戒掉；可是那种莫名的强烈感觉让我吃惊万分。要知道，我一向从思考过程中获得许多的乐趣，以致很不愿意破坏这部生命中最好玩的机器——换句话说，自己的身体。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对幻觉现象充满了好奇，我还是不愿意尝试迷幻药。
　　快到年终时，有一次我约了其中一位很可爱的空中小姐到博物馆。经过埃及馆时，我意识到自己在跟她说些像“石棺上的翅膀代表什么什么，瓶子里藏的是内脏，在那角落又应该有个什么……”这样的话。我跟自己说：“你这些全都是跟玛丽露学的”——我发现她不在身边时、会觉得寂寞。
　　我是在康奈尔认识玛丽露的，后来我跑去帕沙迪纳（Pasadena），她也刚好搬到邻近的威斯伍德（Westwood）。有一度我很喜欢她，但我们经常争吵；最后双方都觉得这
样下去没什么希望，便分手了。但过了一年这种与空中小姐往来、却没有建立起什么感情的生活之后，我觉得很不耐烦。因此当我告诉这个女孩有关埃及的事情时，我就想，其实玛丽露还是蛮可爱的，我们以前不应该吵得那么厉害。
　　我写了封信向她求婚。任何够聪明的人大概都会告诉我，那是多么危险的作法：当你身处千里之外，单凭书信往来；而你感到寂寞，想起一切的美好时光，却忘记了所有争吵的原因！因此最后一切还是不成功，争吵立刻重演，我们的婚姻只维持了短暂的两年。

[color=red]加入桑巴乐团[/color]

　　在巴西的美国领事馆有个职员，知道我很喜欢桑巴音乐。我想我告诉过他，当我第一次到巴西时，曾经在街上听过有乐队在演奏，也很想多学点巴西音乐。他告诉我有队叫“乡土”的小型乐队，每星期都在他家练习，我可以过去听他们演奏。
　　乐队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他家的清洁工，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供练习。他们的音乐属于颇为安静的一型，其中一人玩的是当地称为“潘得鲁”（pandeiro）的小铃鼓，另一人拿的是小吉他。我一直听到有打鼓的声音，但他们没有人在打鼓啊！终于我发现声音来自小铃鼓：那人一边摇鼓，一边扭动手腕，用一种很复杂的方式，以拇指敲打铃鼓的牛皮面。那很是有趣，我后来也学会了——算是学会了——怎样玩潘得鲁。
　　这时巴西的嘉年华会快到了，习惯上他们都把新的音乐创作在会期中“秀”出来。他们并不常推出新曲或新唱片，但在嘉年华会期间，新创作纷纷出笼——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原来我们的清洁工是当地某个桑巴乐团的作曲家，这个乐团名为“可巴卡班那的骗子”——那听起来很合我的风格，而他还邀我加入。乐团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城中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通常在一个建筑工地后方的空地会合，一起练习新曲，准备在嘉年华会上表演。
　　我选择的乐器叫做“弗利吉得拉”（frigideira），那是个金属的玩具炒菜锅，直径约6英寸， 用一根小金属棒来敲打。它是一种伴奏用的乐器，声音清脆急促，伴着桑巴乐曲的主乐器以及主节奏，有一种辅助作用。我试着玩这乐器，效果很不错。我们就那样练习，乐声震天价响。大家正兴高采烈之际，突然担任首席打击乐手的一个大块头黑人大喝一声：“停！停下来，停下来——等一下！”大家都停下来了。“弗利吉得拉的部分有点不对劲！”他咆哮：“又是这美国佬！”
　　这令我觉得很不自在。于是我不停地练习，一边在沙滩上散步，我会随手捡起两根棍子，练习扭动手腕的动作，不停地练习、练习、再练习。我花了很多工夫练习，但我还是会觉得矮人一截，觉得自己水准不够，老是给其他人添麻烦。
　　嘉年华会会期愈来愈接近了。有天晚上，乐团团长跟另一个人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团长走过来，开始点名：“你！”他指着一名喇叭手。“你！”这次是一名歌手。“你！”——他指向我。我心想，我们一定全被淘汰出局了。他说：“走到前面去。”
　　我们走到工地的前面——一共五六个人吧——那里有一辆旧凯迪拉克敞篷车，“上车！”团长说。
　　车子根本不够坐，我们有些人要坐到椅背上。我问旁边的人，“他要干嘛——把我们踢出局？”
　　“我不知道。”
　　车子沿着路一直往上开，直到一处临海的悬崖边缘上停下来。团长说：“下车！”然后我们就被带到悬崖旁边！
　　而后，他说：“现在排成单行，你带头，然后你，然后你！开始奏乐：开步，走！”
　　如果不是那里有一条很陡的小径的话，我们这一开步走可能就“走”到悬崖下面了！我们这一小乐团——喇叭手、歌手、吉他手、玩潘得鲁的以及敲弗利吉得拉的我——一直走到森林中的一个露天聚会！原来我们并不是要被踢走，而是团长要我们来为这个私人聚会演奏桑巴音乐！表演完了，他还收一些钱作为乐团的置装费之用。

[color=red]他挑上了我[/color]

　　在这之后我觉得好多了，因为当他要挑弗利吉得拉手时，他挑了我！
　　另外还发生了一件让我信心大增的事。有一次，从黎布朗（Leblon）的一个桑巴乐团跑来一个家伙，想加入我们的团。
　　我们老大说：“你从哪里来？”
　　“黎布朗。”
　　“你玩什么乐器？”
　　“弗利吉得拉。”
　　“好，让我听听你敲的怎么样。”
　　于是这家伙拿起他的弗利吉得拉和金属棒，然后……“吧啦啦哗——都——都；漆——卡——漆。”天哪！真好听！
　　但老大跟他说：“你去那边站在美国佬旁边，学学怎么玩弗利吉得拉！”
　　我有一套理论。我觉得这很像一个说法语的人来到美国，一开始时他们会犯各种错误，你也无法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他们不断练习，直到英语说得不错，你突然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有一种很讨人喜欢的调调——他们的外国口音很悦耳，你也很喜欢听。也许我玩的弗利吉得拉，大概也有某种“外国腔调”，因为事实上，我没法比得上这些从小就玩这乐器的人。我的大概是种笨腔调，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弗利吉得拉手了。

[color=red]作了国民外交？[/color]

　　就在嘉年华会之前的某天，团长说：“好，我们到街上去练习。”
　　我们从工地走到街上，那时路上的交通拥挤不堪。可巴卡班那街上永远都那样乱七八糟。信不信由你，街上还有电缆，电车往一头走，其他车子朝另一头开。加上此时正是当地高峰时段，情况更是惊人，而我们呢，却要沿着大西洋大街的正中央走下去！
　　我心想：“耶稣基督！老大没预先申请牌照、没有照会警方，什么也没有做，他只心血来潮地决定要上路！”
　　我们就那样走到街上，而路上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有些围观者找来一条绳子，在我们周围围成一个大正方形，以免我们的队伍被冲散，很多人从窗户探出头来，大家都很想听听新的桑巴乐曲。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刻！
　　我们一开始游行演奏时，我看到一个警察在街上远远的另一端。他看了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开始指挥车辆改道！一切都是随意而为的，没有人预作安排，但全都水到渠成。那些人替我们拿着绳子把我们围住，警察疏散交通。路人是那么拥挤，交通是那么拥塞，但我们一路前往，畅通无阻！我们走到街尾，拐弯，在可巴卡班那周围乱走！
　　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小广场，就在老大妈妈住的房子前面。我们站在那里演奏，而他的母亲、姨母等等，全都走下楼来，身上围着围裙，显示他们都在厨房里忙着，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之情——他们激动得差点要哭了，这真是温馨的一幕。所有的人都从窗户内伸出头来看，真有意思！想起以前来巴西时看到这些桑巴乐团时，早已深爱这些音乐，简直是迷疯了——而现在，自己居然是其中一分子了！
　　顺便一提，那天我们在市中心游行演奏时，我注意到人行道上人堆内，有两个美国大使馆的年轻女馆员。隔了一星期，我收到大使馆的一封信，说：“你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好像我的目的是为了改进美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

[color=red]深藏不露装穷人[/color]

　　参加预演时，我不想穿平日上课时穿的衣服。因为乐团的人都很穷，穿的都很破旧。我穿上一件旧内衣、旧长裤等，以免看来太突兀。但打扮成这副模样之后，我又不便穿过楼下的大厅，从这么豪华的旅馆走到外面的大西洋大街上。我只好每次都坐电梯到最底下一层，从地下室走到街上。
　　就在嘉年华会举行前不久，各乐团间有一场比赛。来自可巴卡班那、 伊潘利马（Ipanema）及黎布朗等海滩的三四个乐团将会参赛，我们是其中之一。这次我们要穿上
表演服装在大西洋大街上游行表演。由于我不是巴西人，要我全副武装地穿上嘉年华会服装去表演，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我们要扮的是希腊人，因此我觉得好多了：我扮希腊人不会比他们差！
　　比赛当天，我在旅馆内进餐。旅馆的服务生领班早已注意到每有桑巴音乐时，我总是会随音乐在桌上敲；这时他走过来对我说：“费曼先生，今晚有个你一定会很喜欢的节目！这是很巴西风味的，就在旅馆门外，有各个桑巴乐团的游行表演！那音乐之美妙——你一定要听听！”
　　我说：“唉，我今晚很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空。”
　　“噢！你一定会很喜欢今晚的表演！千万别错过啊！这是纯巴西风味的！”
　　他一再坚持，而我也一再告诉他我大概没空看这表演，他觉得很失望。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旧衣服，从地下室走到街上。我们在工地穿上表演服装，然后开始走到大西洋大街上。在上百个装扮成希腊人的巴西乐团中，我混杂在队伍的后方，拼命地敲弗利吉得拉。
　　街道两旁都挤满了人群，大家都从窗户探出头来；我们也快要走到我下榻的美丽华旅馆了。旅馆内，有人站在桌子和椅子上，同样是人山人海。我们奏得淋漓尽致，浑然忘我，同时乐团慢慢绕过旅馆大门了。突然我看到有个服务生跳到半空中，手伸出往前指，而在这么吵翻天的声响中，我还能听到他的尖叫：“那是教授！”于是那领班发现为什么没法留我在旅馆里看比赛了——我要参加表演比赛呢！
　　第二天，我碰到一个在海滩上认识的女士，她住的公寓正好可俯瞰大西洋大街。而前天晚上，她请了一群朋友到她家欣赏桑巴乐团的游行。她告诉我当我们经过时，她的一个朋友说：“听听那个敲弗利吉得拉的人——他奏的很好！”我成功了！能够在这些没人预期我会成功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实在是一大快事！
　　到了嘉年华会真要举行时，很多团员却没有出现。我们专门为这盛会做了很多表演服装，现在却缺人！也许他们觉得，真正对上大城市的桑巴乐团时，我们便没机会赢。我不大清楚这些，我只知道，我们日复一日地下苦功、练习和操练都是为了嘉年华会，但等到那一天来临，很多团员却不来了。我们比赛的情形也很糟糕，我们的人还在街上游行表演途中，有些团员居然走着走着便脱队了！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些事情，也许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刺激和乐趣只在赢取海滩乐团的比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只有那样的水准。
　　顺带一提，我们的乐团确实赢了那项比赛。

[color=red]美国佬在巴西（2）·透过火腿族联系[/color]

　　在巴西的10个月里，我开始对轻原子核的能阶问题产生兴趣。我就在旅馆的房间内推演出整套理论，但我想跟实验数据作个比较。那时候，这些全是最新研究，加州理工学院凯洛格实验室（Kellogg Laboratory）的专家正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定时——时间全安排好了——透过业余无线电网跟他们联系。我找到一个巴西的“火腿族”，差不多每星期都到他家去。他会跟帕沙迪纳的另一个火腿族联络上，而由于整个事情是有点非法的，因此他替我取了个暗号，说：“现在我把你交给WKWX，他就坐在我身旁，准备跟你说话。”
　　然后我说：“我是WKWX。能不能告诉我上星期问过你的数据？也就是说，硼核的什么什么能阶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取得实验数据之后，我就修正理论中的某些常数，检查看看我的方向是否正确。
　　后来那个火腿族度假去了，但他介绍了另一个火腿族给我认识。这是个盲人，但他有自己的电台。他们两个都很好，透过业余无线电网来跟加州理工学院联系这个方法也很管用，很有效率。
　　在物理方面，我完成的工作还真不少，而且一切都很合理。后来，其他人推演并证实我的理论。但我自己却觉得，理论中有太多参数需要调整——为了符合实验数据而需要太多的“按现象调整常数”了，使我不太确定这些理论是否有用。我希望获得的是对原子核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但始终不大相信那是很有意义的理论，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研究了。

[color=red]学生个个“讲光抄”[/color]

　　后来我到工学院里看他们上课。上课的形式大概是这样的：“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学生全部坐在那里，把每个字记下来。而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接下来他们又默写下一句话，一直这样下去。我是唯一知道那位教授在说些什么的人，他的意思是指具备相同“惯性矩”的物体，而这并不好懂。
　　我实在搞不懂他们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这位教授在谈惯性矩，却不会讨论一下，如果一件重物挂在门边，而你要把门推开有多困难；但如果你把这件重物挂在接近门轴之处，推门便轻松得多——完全没有类似的讨论！
　　下课后，我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你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们要好好地读，”他说：“然后考试。”
　　“怎么考法？”
　　“很容易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其中一道考题。”他看着笔记本说：“‘在什么情形之下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案是，‘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因此你瞧，他们有办法考过试，“学”会了所有的东西，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会。
　　我又跑去参观工学院招生入学考试。入学考试采取的是口试形式，我获准列席旁听。有一个学生表现实在出色：他有问必答！主考官问他逆磁性是什么，他回答得完美无暇。接下来他们问：“当光以某个角度穿过一块有厚度的物体，折射率为Ｎ时，这光会怎么样？”
　　“它会从另一边出来，跟入射光平行——出现位移。”
　　“位移有多大？”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计算出来。”立刻把它算出来了。他表现得很棒，但到了这时候，我对什么都开始怀疑了。
　　口试完毕，我走到这个优秀的年轻人那里，自我介绍说我来自美国，现在想问他一些问题，而这不会影响到他的考试成绩。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举一个逆磁物质的例子吗？”
　　“举不出来。”
　　我再问：“如果这本书是用玻璃做的，我透过它看桌子上的东西。那么当我把书倾斜的话，我看到的影像会怎么样？”
　　“它会被反射，便射角度是书本转动角度的两倍。”
　　我说：“你确定你没有把我的问题跟平面镜搞混了？”
　　“没有搞混。”
　　刚刚在考试时，他才告诉过我们说，光会出现位移，跟入射光平行；因此事实上，影像会移到旁边，但不会转个角度。他甚至还计算出影像会平移多远呢！但他没意识到一块玻璃就是具有折射率的物质，他的计算更可以直接应用在我的问题上。

[color=red]不能问问题[/color]

　　我在工学院还教过一门数学物理课，有一次我想说明如何应用“试误法”来解题目。这是一般学生很少学习的技巧，因此我首先举一些简单的算术例子，示范怎样用这方法。然而令我震惊的是，在大约80个学生之中， 只有8个人交出第一次的指定作业。因此我在教室里特别强调，他们必须动手尝试，而不只是坐在那里看我计算。
　　下课之后，学生派了一个小代表团来见我，并且说我不了解他们的学习背景，事实上他们不用做那些习题也可以学习，他们早已学过算术，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程度之下。
　　于是我继续讲课，而无论后来教得多深或多复杂，他们什么作业也不做！我当然晓得原因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会做！
　　我无法推动他们做到的另一件事，是问问题。终于，一个学生告诉我其中的原因：“如果我在课堂上问你问题，之后大家都会跑来说：‘你为什么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学东西。但你却打断他，问他问题。”
　　这是一种打压别人的坏风气。事实上大家全都不懂，但他们表现出一副很懂的样子，以把别人比下去。他们全在假装明白课程内容，如果有学生偶然承认有些事情不够清楚，问问题，其他人便立刻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表现出一切都很清楚明白，并告诉他：“你在浪费其他人的时间。”
　　我跟他们说，大家一起做功课、讨论问题都是多么有用的方法；但他们也不要那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开口问别人是很丢脸的事——真是可怜可悲！他们努力学习了不少，人也很聪明，但他们让自己陷入这种可笑的心理状态。这真是种奇怪的、完全没有意义的“教育”！

[color=red]一点成效都没有[/color]

　　学年终了时，学生请我做一次演讲，谈谈我在巴西的教学经验。他们说，听众将不只是学生，很多教授、政府官员都会跑来听讲，于是我先要求他们答应我畅所欲言。他们说：“没问题，这是个自由国家。”
　　到了那天，我带着大学一年级用的物理教科书走上讲台。他们都认为这本书十分之好，因为书里用了各种不同字体——重要的东西都用粗黑的字，这些是要牢牢记住的；较为不重要的用浅一点、细一点的字等等。
　　立刻就有人说：“你不是要批评这本书吧？写这本书的人也在场呢，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本很好的教科书。”
　　“你们答应过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演讲厅里全坐满了。首先我把科学定义为“对大自然现象的理解”，然后我问：“教学生科学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如果不注重科学，这个国家就还不够文明……。”他们全坐在那里点头赞同，我很清楚这正是他们的想法。
　　然后我话锋一转：“当然，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定非要追上另一个国家不可？我们应该是为了一个好理由、充分的理由才教授科学，而不是只因为其他国家也研究科学。”我谈到科学的应用、科学对于改进人类生活的贡献——我着实挖苦了他们一顿。
　　然后我说：“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要向各位证明，巴西根本没有在教科学！”
　　他们明显地激动起来了，全都在想：“什么？没有在教科学？这话太疯狂了！我们开了一大堆科学课呢！”
　　我告诉他们，刚到巴西时，令我最震惊的是，看到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这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全都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结果整个巴西却没有几个物理学家，这真是令人惊讶极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小孩那样的用功，结果却一点成效也没有！
　　我举例说，这好比一个深爱希腊文的希腊学者，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小孩都不大爱念希腊文。但当他跑到别的国家，却发现那里的人都在研究希腊文，甚至小学生也在读，他高兴极了，但在一个主修希腊文学生的学位考试上，他问学生：“苏格拉底谈到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时，提出过什么主张？”——学生答不出来。然后学者又问：“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中跟柏拉图说过些什么？”学生立刻眉飞色舞，以极优美的希腊文，一字不漏的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背出来。
　　可是，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里所说的，正是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呢！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的是，那个国家的学生学习希腊文的方式，是首先学会字母的发音，然后是字的读法，再后来是一句及一段地学下去。他们可以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倒背如流，却完全不知道那些希腊字是有其意义的。对学生来说，一切都只不过是些很人工化的声音罢了。从来没有人把这些声音翻译成学生看得懂的东西。
　　我说：“当我看到你们教小孩‘科学’的方式时，我的感觉就跟那希腊学者一模一样。”（很够震撼是不是？）

[color=red]费曼挑战教科书[/color]

　　我把他们的大一物理教科书举起来，“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除了一个地方。那里谈的是球体从斜面上滚下来，书中说球体一秒钟移动多远，二秒、三秒钟又如何等等。但这些数字其实有‘误差’，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图，你会以为自己看的是实验结果，因为那些数字确实是比理论值大一点或少一点。课本甚至还讨论怎样修正实验误差——这倒是很好。问题在于，如果你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加速度常数，没错，你可以得出正确答案。可是假如你真的动手做这个实验的话，由于球体本身的惯性作用，除了滚动之外它还会转动，因此你会得到计算答案的5／7，因为有部分的能量消耗在转动上了。所以，书中唯一的实验‘结果’，也一定是来自一个假实验。从头到尾就没有人弄一个球让它滚下来，而他们永远也不会写出那些数据来！”
　　“我还发现其他事情，”我继续说：“随便把书翻开，手指到哪一行便读那一行，我都可以更进一步说明我意指为何——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地背诵而已，整本书都是如此。事实上，甚至我现在就敢在各位面前，当场随便翻到书中任何一页，读给大家听，证明我的说法。”
　　我念道：“摩擦发光（Triboluminescence）： 当晶体被撞击时所发的光……”
　　我说：“在这样的句子里，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一点都没提到大自然——没有提到撞击什么晶体时会发光，为什么会发光。各位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做个实验？我想，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
　　“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里拿把钳子打在一块糖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么就会有人回家试着这样做，那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最后我说，实在看不出在这种一再重复下去的体制中，谁能受到任何教育。大家都努力考试，然后教下一代如何考试，大家什么都不懂。“不过，”我说：“我一定是搞错了。在我教的班里有两个学生表现很好，另外有一位我认识的物理学家也是在巴西受教育的。因此，看来虽然制度很烂，有些人还是有办法成功的。”
　　哈，当我讲完之后，负责科学教育的一位部长站起来说：“费曼先生刚刚说的全是些让我们坐立难安的事情，但看起来他是真心热爱科学，而且他的批评也很具诚意。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他的。来这里之前，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患了癌！”——说完随后坐下。
　　那让其他人也获得了畅所欲言的自由，空气里顿时洋溢着兴奋的气氛、每个人都站起来提出建议。在演讲前学生早就组成一些委员会，把我的讲稿油印出来，他们也推动其他委员会做其他事情。
　　然后，发生了些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就是费曼先生提到的两个学生之一。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巴西的教育，我是在德国受教育的，我今年才刚到巴西。”
　　另外那个优秀的学生也说了些差不多的话。而我提到过的教授呢，居然也站起来说，“我是在巴西接受教育，但那是在战争期间。当时，幸好所有教授都没有留在学校，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自修学来的。严格说来，我也不是在巴西的制度之下受的教育。”
　　我完全没有预期会那样。我知道他们的体制很糟糕，但百分之百的糟糕——那真是惨不忍睹！
　　由于我的巴西之行受到美国政府某个计划的赞助，因此美国外交部要我就巴西经验写篇报告，我就把我的演讲内容写出来。后来透过一些渠道，知道外交部有些人的反应是：“这显示出，送这样天真的人去巴西是多么的危险。这个笨蛋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根本不了解其中的问题。”　　
    刚好相反！我觉得外交部这位仁兄才真够天真：就因为他看到大学里开了一大堆课、也有种种说明，就以为看到了真相！

[color=red]语不惊人誓不休[/color]

　　在巴西时，我很辛苦地学习当地语言，讲授物理时也坚持用葡萄牙语，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不久，巴查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参加由他做东的聚会。在我到达之前，巴查告诉他的客人：“费曼这家伙学了点葡萄牙语便觉得自己很聪明，让我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大太（她是百分之百的白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让她用中国话来跟费曼打招呼好了。”
　　我呆呆地跑到巴查家，他介绍我和一大堆人见面：“费曼先生，这是某某先生。”
　　“很高兴能跟你会面，费曼先生。”
　　“这是史密斯太太。”
　　“费曼先生，您好！”她说，一边打躬作揖。
　　我是那么的意外，但很自然地觉得应该礼尚往来。于是我也很有礼貌地鞠躬，并且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说：“阿清，中——隆！”
　　“噢，我的上帝！”她惊呼起来，花容失色：“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用国语而他却会说广东话！”

[color=red]费曼大闹赌城[/color]

　　有一段时期。每到暑假我就开车试图横渡美国，开到太平洋岸边，可是为了种种原因，我总是会流落到某个地方走不了——通常是号称赌城的拉斯维加斯。
　　我特别记得，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跟现在一样，那时候的拉斯维加斯靠赌客来赚钱，旅馆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吸引人来赌博。因此那里的表演和餐饮收费都很便宜，差不多是免费了。你不用预订房间或位子，你可以就那样走进去，找张空桌子坐下来欣赏表演。对于不爱赌钱的人来说，这实在太美妙了，因为我享受到一切的好处：房租便宜，食物几乎不用钱，表演当然好看；我也很喜欢那里的女孩子。
　　有一天我躺在旅馆的泳池畔，有个家伙走过来跟我聊天。忘了为什么，但他以为我是个打工讨生活的，而他认为，那样做太傻了。“你看我多悠哉游哉，”他说：“我都在游泳池旁闲逛，享受生活。”
　　“你怎么可以不用工作就能过活？”
　　“简单得很，我赌马。”
　　“我不懂赛马，但我想不通你怎么可以靠赌马过活？”我说，满腹狐疑。
　　“当然可以，”他说：“我就是这样过的啦！这样吧，我教你怎样赌。我们一道去，我保证你会赢100美元。”
　　“你怎么保证？”
　　“我赌100美元你会赢，”他说，“因此如果你赢了，你一点损失也没有；如果你输，我就给你100块！”
　　我就想：“对啊！如果我赢了100美元，我就输他100美元，我什么也没损失，就当作是一种练习好了——这证明他的说法行得通。如果他输了呢， 我就赢了100块了。这真美妙呀！”
　　他带我去一个投注站，那里列出了马的名称以及全美各地的赛马场。他介绍我认识一些人，这些人说：“他很了不起！我赢过100美元！”
　　慢慢地我明白到，原来我也要凑出一些钱来下注，便开始有点紧张。“我要赌多少钱？”我问。
　　“噢，三四百美元吧。”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而且，这令我担心起来了：万一我全输了呢？
　　他说，“你听我说，我教你下注，只收你50美元的顾问费，而且赢了才收钱。如果不灵呢，我会给你100块。”
　　我盘算：“哇！那么我稳赢了——不是50就是100块！他怎么能那样做？”随即意识到，如果机率平均的话，你赢100块的机率对输400块的机率是4比1。 因此每试5个人之中，有4次他们会赢得100块， 他则拿到200元顾问费（同时指出他是多厉害）；第5次他要付100元；所以平均说来，他每付100块就拿回来200块！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能那样做了。
　　我们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持续了好几天，他又发明了一些新方式，乍听之下好像很划得来，但当我仔细想一会儿之后，便明白了其中的巧妙。终于，他沮丧地说：“好了，这样吧，你给我50美元顾问费，如果你输了，我还你所有的钱。”
　　这样我要输也难了！于是我说：“好，就此说定吧。”
　　“好极了，”他说：“但可惜这个周末我要去旧金山一趟，你把结果寄给我好了。如果你输了你的400块， 我也会把钱寄给你。”
　　他的第一套计划靠老老实实的数学赚钱。但现在他要出城去了，这一次，他能赚钱的唯一方法是不把钱寄来——当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因此，我始终没接受他的建议；但看他怎么操作这些赌法，倒是娱乐性十足。

[color=red]喜欢表演女郎[/color]

　　在拉斯维加斯的另一乐趣，是认识表演女郎。在两场表演中间休息时，她们都待在酒吧里，我猜这是旅馆方面要求她们这样做，以招徕更多赌客的。我就是那样认识了好几位表演女郎，跟她们谈话，发现她们都是很好的人。那些说“表演女郎？”的人，心中早已存有偏见！但在任何一个团体中，如果你仔细看看，就发现包含了各色人等。例如，那里有一位是东岸某大学院长的女儿，她很有舞蹈的天分，也喜欢跳舞；暑假到了，跳舞工作也不好找，于是她便来赌城，成为舞团的一分子。大部分的表演女郎都很好、很友善，她们都很漂亮，而我很喜欢漂亮的女孩。事实上，表演女郎是我这么喜欢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原因！
　　起先我有点胆怯：她们都那么漂亮、那么有名，我跟她们聊天时，讲话也会有点口吃。开始时很困难，但慢慢就比较好了，最后我信心愈来愈足够，什么人也不怕了。
　　我经常都难以解释地会碰上很多奇遇。这有点像钓鱼，你把线放出去之后，耐心等候，总会有鱼儿上钩。当我告诉别人我碰到过的冒险奇遇之后，他们会说：“噢，来吧——我们去遇遇看！”于是，我们就走到某家酒吧去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但待不了20分钟他们就失去耐性了，事实上，你平均要花上两天时间，才会碰到些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表演女郎聊天，然后，一个女孩就会介绍我认识另一个，不多久，有趣的事情就常常发生了。
　　我记得有个喜欢喝吉普森酒的女孩。她在弗朗明哥旅馆跳舞，后来我跟她蛮熟络的。每次我到赌城，我就先点了杯吉普森放在她的桌上，好让她知道我来了。
　　有一次我跑去坐她旁边，她却说：“今晚我跟另一个男人坐，他是从得州来的大凯子。”（我早已听说过这家伙了，每次他玩掷骰子时，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赌。）他回到我们这一桌时，我那表演女郎朋友便介绍我跟他认识。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昨晚我在这儿输了6万美元呢。”
　　我很了解该怎么反应。我转向他，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说：“那代表了聪明呢？还是笨？”
　　那时我们在餐厅里吃着早餐，他说：“嘿，让我替你签帐，他们不会跟我收钱的，因为我在这里赌得太多了。”
　　“我的钱还够，不致于要别人替我付早餐，谢啦！”每次他在炫耀、企图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挫他锐气。他什么都试过了，他多有钱、在得州拥有多少油田，但没有一样灵光；因为我很了解这一套！结果我们在一起还蛮开心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酒吧间，他向我说：“看到坐在那边的女孩吗？她们是洛杉矶来的妓女。”
　　她们看来很优雅，别有一种格调。
　　他说：“我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随便你挑哪一个，我付钱。”
　　我并没很想认识她们，也知道他故意那样说，目的不过是要炫耀而已，便拒绝他。但我又想：“这很有意思！这个家伙这么拼命要我注意他，甚至愿意替我‘买’这个。要是有那么一天告诉别人这故事……”于是说：“好吧，替我介绍。”
　　我们走过去，他介绍我认识她们，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过来问我们要喝什么，我只要了杯水，身旁的女孩问我：“我可以点香槟吗？”
　　“你要点什么都行，”我说，冷冷的，“因为是你付钱。”
　　“你是怎么了？”她说：“吝啬鬼还是什么的？”
　　“说对了。”
　　“真没有绅士风度！”她忿忿不平。
　　“你立刻看出来啦！”我说。多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我就学会不要当绅士。
　　很快，他们就反过来要请我喝酒了（差点忘了说，那位得州富豪一直没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女孩说：“我们去艾环槽旅馆玩玩吧，也许那边比较热闹。”我们坐上她们的车。车子很漂亮，她们人也很好。路上她们问起我的名字。
　　“狄克·费曼。”
　　“你打哪儿来？狄克，在哪儿高就？”
　　“我从帕沙迪纳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有个女孩说：“噢，有个什么科学家鲍林（LinusPauling）是不是也在那里？”
　　我到过拉斯维加斯很多次了，但从来没有碰过懂科学的人。我跟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聊过，对他们而言，科学家完全不是人。“是呀！”我回答，诧异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叫乔兰或什么的——是个物理学家。”我简直不能置信。我跟一群妓女在一起，而她们知道这许多！
　　“对呀！他叫葛尔曼（Murray Gell-Mann）！你怎么晓得的？”
　　“你的照片在时代周刊上出现过。”没错，有一期他们把美国10个科学家的照片放了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鲍林跟葛尔曼也在那里。
　　“你怎么记得我们的名字？”我问。
　　“是这样的，我们一张张照片地看过去，看看谁最年轻、最英俊！”（葛尔曼比我年轻。）
　　到了艾环槽旅馆，她们继续玩这个其他人经常跟她们玩的游戏：“想不想赌钱？”他们问。我用她们的钱赌了几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她们说：“喂，我们看到了个‘活’的，要离开你了。”回去继续工作。

[color=red]约翰大头的老婆[/color]

　　另一次，我坐在酒吧里，注意到两个女孩跟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在一起。后来他离去，她们就过来找我：比较漂亮和活泼的坐在我旁边，她那比较呆板的朋友潘美拉坐在我对面。
　　一切都很顺利。她很友善，不一会就挨过来，我也伸手搂着她。然后进来两个男人，坐在旁边的桌边。但女服务生还没过来招待，他们就走了。
　　“看到那两个人吗？”我的新朋友说。
　　“看到呀。”
　　“他们是我先生的朋友。”
　　“噢？怎么回事？”
　　“哦，我刚跟约翰某某大头结婚，”——那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们吵了一架。我们来度蜜月，但约翰老在赌钱，完全没注意到我；我就自己出来玩，但他不停派人来查看我在做什么。”
　　她要我带她回他们住的旅馆，我们就坐上我的车。半路上我问她：“约翰怎么办？”
　　她说：“不用担心。只要留心一辆有两根天线的红色大车。看不到这辆车子的话，他就不在附近了。”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我那“吉普森女孩”和她一个朋友到银鞋子看午夜场表演。在其他地方表演的女孩都很喜欢到这里，当她们走进去时，主持人也会大声宣布她们的名字。于是我手挽着这两位可爱的舞蹈女郎进去，主持人说：“现在进来的是来自弗朗明哥的某某小姐及某某小姐！”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到底是谁来了。我觉得威风极了，棒极了！
　　我们坐在吧台旁边，突然一阵骚动——服务生撤桌子，安全人员荷枪走进来。大家让道欢迎这位大名人——约翰大头——来了！
　　他直直走进来，坐在我旁边那一桌，同时他们有两个人要求跟我带来的女孩跳舞。他们去跳舞时，我自己坐在那里，约翰却走过来跟我坐。“好吗？”他说：“来赌城干嘛？”
　　我差不多确定他已发现我跟他太大的事。“随便逛逛……”（我也要充硬汉对不对？）
　　“来这多久啦？”
　　“四五天吧。
　　“我认得你，”他说：“我在佛罗里达见过你吧？”
　　“我不知道……”
　　他又说了好几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他想怎么样。“我知道了，”他说，“一定是艾摩洛哥。”（艾摩洛哥是纽约的一家大夜总会，许多大阔客都去那里玩的，比方说理论物理学家之类，对不对？）
　　“一定是那里了，”我说，心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进入正题。终于他凑过来说：“喂，她们跳完舞回来时，你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原来如此！他根本不认识我！我给他介绍，但我那两位朋友说倦了，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