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镰仓幕府中后期的政治形态是以北条氏嫡流——“得宗”(1)家为中心的专制体制。在元寇以后，作为幕府中心执政机构的评定众和引付众等要职皆由北条氏一族担当，诸国守护多半被北条一族垄断，而得宗的家督是否是执权，已经和其是否担任幕府实权地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种现象的萌芽，在五代执权北条时赖（1227——1263）当政时业已形成。本文试对时赖政权为何要屏弃自义时，泰时来成熟的执权政治，走向得宗专制道路的原因做一粗浅的分析。

1242（仁治3）年6月，为镰仓武家政权打下坚实基础的一代名政治家北条泰时因为过度操劳国事，身染赤痢而逝。

泰时在他18年的执政期中坚持御家人合议和公武合体两大主要方针，制定武家成宪《贞永式目》，着手武藏野的新田开发和治水计划，推行编制大田文(2)的工作，以利稳定税率，制止庄官地头对农民的过分剥削，以“抚民”“仁政”作为幕府执政的主眼，对于武家还是公家，武士和百姓都以公平的态度行政。在他的稳健政策下，幕府执权政治的根基得以巩固，基本结束了日本自保元平治之乱以来“枭恶”“得逞”，“天下叛逆之辈”“不绝”的混乱局面。

泰时毕生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鞠躬尽瘁，在他执政的期间，始终有一大棘手的问题使他烦恼不已——即御家人贫困问题。

众所周知，镰仓武家奉行的继承制度是分割相续制度，祖孙父子一再分家的结果，使得每人分得的土地越来越小。而他们又担负着京都镰仓等要地的警卫任务，而这来来去去要不小的开销。使得很多这样的中小御家人为此而陷入贫困。在谣曲《钵木》中登场的佐野常世夫妇的困苦生活，又何尝不是这类御家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日本自古时参加铸造“皇朝十二钱”外。久不铸钱，而古钱到后期质量变差，益小益轻，材质上铅的比例也加大，不堪使用。终于出现了“无论天上天下，皆为病恼，此病号为钱之病”的局面。平清盛当政时，不顾朝廷贵族的干扰，积极推行对宋贸易，换回大量中国铜钱，使得其成为了日本的流通钱货。北条泰时在1226（嘉禄2）年颁布了规范铜钱使用的准布制，更加促进了货币的流通。以至庄官地头向庄园本所交纳年贡，都把米替换为铜钱再行交纳了。而如延历寺的山僧，日吉社的神人等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阶层便借积累的钱物以放贷，这种人都是所谓“借上”的起源。高利贷的出现，更使贫困的御家人、名主百姓的土地大量流失。这些山僧还有御家人献出部分年贡征收权作为报酬来包办御家人的诉讼的（此称为“山僧寄沙汰”），这实质上是一种土地典卖。也是御家人土地流失之一途。

1230（宽喜2）年的夏天异常寒冷，6月，美浓地方大雪飞扬，7月诸国降霜，直接导致了入秋庄稼的大歉收。第二年2月京都爆发瘟疫，3月发生饥荒，饿殍遍野，在京内甚至发生饥民冲击寺院和公卿邸的事件。农村处处弃家放浪，卖儿卖女，社会陷入了极大的不安。

泰时知道，北条氏虽然见为执权、权势最大。但是不过是有力御家人的代表而已，如果广大御家人的心离开了北条氏，那么北条氏只有走向灭亡一途。他努力摸索着抑制御家人所领的流出和维持御家人合议的方法。他再三发出俭约令，抑制赌博风气的流行，不许御家人把幕府的下赐地（御恩领）和幕府任命的地头职作为典质。但是这并不能治本。

泰时推行的公武合体政策，这时也有了破绽。1232（贞永元）年，在承久之乱后被幕府拥立的后堀河天皇决定退位，而由其子两岁的秀仁亲王继承皇位，即四条天皇，但是新天皇在1242（仁治3）年在摔成脑震荡后不久就死去了。于是出现了皇位继承问题。作为将军九条赖经的生父而执朝廷牛耳的太阁九条道家推自己姐姐九条立子所生，顺德院的皇子忠成亲王为世子。但是北条泰时对在承久之乱中积极支持父亲后鸟羽院倒幕的顺德院耿耿于怀。所以推土御门院的皇子邦仁亲王继承皇位（土御门院虽然被流放，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倒幕计划，只是甘愿和父亲和弟弟一起受难而已）。泰时以安达义景为东使传达了泰时的决定，朝廷不得不从。这使得九条道家面目尽失，朝幕关系落下阴影。虽然从泰时本意而言，违逆朝意是下策，但为了北条氏的利益他不得不这么做。结果是给北条——九条协力体制划上了一道深重的伤痕。直接为后来的嘉元骚动中九条氏的立场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镰仓幕府在其中后期面临的诸问题，几乎是和北条执权政治的建立相始终的。御家人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幕府体制本身所存在问题所导致的必然。公武问题，是多元政治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所肯定要导致的问题。对于幕府统治者而言，他们或多或少地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本质。但是出于他们立场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拿出彻底的方案来解决它。他们只能采取一些协调、或者是强硬的手段去缓和问题。但是毕竟处于他们本身的立场局限性，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能一时缓和矛盾，但是久而久之这些做法不是失去作用，就是更加激化了矛盾。时赖的时代，就是矛盾开始浮现的阶段。时赖的政治，也多少体现了这个问题。

北条泰时是个没有子嗣之福的人，他的长子北条时氏，娶安达盛长之子安达景盛之女为妻，生下了经时、时赖、时定诸子。时氏本人自1224（元仁3）年起则一直在京都担任六波罗北方探题。1230年4月时氏回到镰仓，但两个月以后的6月18日就病死了。时氏的弟弟北条时实早在3年前的同日因为争执被人杀死，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时氏死后，他的妻子剃发出家，隐居在娘家镰仓甘绳的安达邸，称松下禅尼。独自在家抚养孩子长大。泰时死后，时氏的长子北条经时继承得宗家督，成为执权。但是四年后便死去了。时年19岁的北条时赖便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时赖于1227（安贞元）年5月生于京都的六波罗探题府，幼名戒寿，称北条五郎。三岁时父亲病死，之后便在母亲和祖父泰时的抚养下成长，他那被称为“性禀廉直，以理为先，堪为唐尧虞舜再生”的爷爷自不必说，从《徒然草》中介绍的逸话可知，其母亲也堪称是“同圣人之心相通”的女性。可见他从小便受到了例如节俭、仁政、抚民等极富儒家气息的教育。也可以想象他的政治思想必然是和他祖父相通的。他少时便以聪明知名，1241（仁治2）年时赖14岁时，有力御家人三浦一族和小山、结城一族发生争执。执权北条经时决定派遣自己的家人帮助三浦泰村，而时赖静观其变。认为身负执权重任，在御家人发生纠纷时，应该进行公平的处理，泰时从经时的行动看出，经时的处理完全是轻举妄动，于是泰时告戒经时谨慎处事，时赖的态度则受到泰时的称赞。此后时赖在幕府勤奋工作，受到泰时的嘉奖。对泰时来说，时赖确实是能够信赖的孙子。但是，时赖的政治路线，真是全部体现了祖父的意志吗？

时赖刚刚继任执权之时，两次重大的危机——嘉元骚动与宝治合战就接踵而来。

嘉元骚动的主谋，是泰时弟名越朝时之子光时，其幕后策动者，是前将军——被称为“大殿”的九条大纳言入道赖经卿。他因为和执权经时的关系恶化，不得不在27岁那年辞掉将军职，把将军传给年仅六岁的儿子九条赖嗣。执权北条经时自1245（宽元三）年5月末顷，健康有损，患黄疽病，病情起伏不定。《平户记》6月12日之条记载镰仓派遣使者到京都传达“权武所劳大事”之事，经时的病情似乎相当严重。翌年1246（宽元四）年3月23日，经时终于将执权职让予弟时赖，—月余后的闰四月一日死去。九条赖经便暗中支持对执权职位有野心的名越光时，意图制造动乱，一举推翻新生的时赖政权。名越光时和其同党后藤基纲，千叶秀胤，三善康持，藤原为佐，三浦光村等人加紧了行动的步伐。一时间近国御家人身着甲胄带弓矢涌向镰仓，市民们忙着搬动财货避难。时赖洞悉了一切，果断依靠北条政村，金泽实时等族人，安达义景，三浦泰村等有力御家人。封锁镰仓要道，和政变派对峙。名越光时阴谋既显，日趋孤立。不得不迫于形势于5月25日出家谢罪。次日，时赖召集北条政村，金泽实时，安达义景，三浦泰村等人在自家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处理政变派的事宜。6月7日，后藤，千叶，三善等人被革去评定众的职务。10日时赖继续召集一族亲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将名越光时革职，没收领地流放伊豆。千叶秀胤被驱逐到上总。11日，事件的黑幕前将军赖经，在北条时定，岛津忠时，后藤基纲，三浦光村的护送下被送回京都。

宝治合战，是一山不容二虎之争，赖朝死后，当初在源平合战中活跃的关东武家大族，多半都没落了，只有三浦一族当时还很是繁荣。可以说是幕府内次于北条氏的绝大势力，也是北条氏顾忌的对象。三浦一族早就是幕府的不稳定因素了，早先承久会战时，三浦义村之弟三浦胤义便投入朝廷方，而当主三浦义村则为京军之内应，只是见京都实不利而未举而已。北条泰时之所以可以挫败伊贺局立政村的阴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泰时得到了义村的支持。可见三浦氏完全有能力靠实力左右幕政。这次嘉元骚动时，三浦泰村之弟三浦光村就同名越光时一党有联络，不过是未被时赖抓住把柄而漏网而已。作为前将军的侧近，光村受命护送九条赖经归洛，传言他又流着泪对赖经说他一定会“务必使大殿再入镰仓”；供奉从的人们全都返回镰仓之后，光村在一段时间内停泊赖经邸。这当然引起了时赖等人的警惕。1246（宽元四）年9月，时赖召泰村商议召北条重时归东辅佐幕政之事，泰村惧重时之归影响自己势力，坚决反对。此事更使时赖和泰村隔阂加深。

1247（宝治元）年4月，安达义景之父景盛从出家地赶回镰仓甘绳的安达馆。之后他连日往返于时赖宅。商议对付三浦一门的办法。景盛坚决主张讨伐三浦氏。他斥责其子义景和当时只是个17岁少年的孙子安达泰盛道：“三浦一党当时号称武门之秀，行事傍若无人。现在世已及于浇季，我们的子孙是没法与他们对抗了，这是很令人忧虑的事。但是义景也好，泰盛也好，性格缓怠，居然不把武备当一回事，真是奇怪！”他请鹤冈八幡宫的导师隆辩为导师，修爱染明王法调伏三浦一门。并且大造舆论，据说当年5月18日傍晚，“有一发光之物，自西贯东，其光不灭。时秋田城介义景之宅现白旗一杆，人皆观之”；20日鹤冈八幡宫门前突现一高札，上写：“若狭前司泰村，太于独断，违反严命，近日将遭诛伐.......应好生谨慎”；并且据《吾妻镜》，大乱起前，由比之滨海水变赤，市中黄蝶群飞；这些估计都是安达氏造成讨灭三浦一门的合法化所动的手脚，明眼人都看的出，大乱即将爆发。

而时赖却并不想和三浦氏过早翻脸，他特意收泰村次子驹石丸为养子，于5月6日举行了过继式。13日，时赖之妹，前将军赖经夫人病死，时赖为忌讳之事，特地住到三浦家。在大乱开始前，还遣御内人平盛纲前去讲和。但是，安达一门首先挑起了战火。义景，泰盛父子在景盛“如果此时执权时赖与三浦泰村言和的话，相当有助于三浦氏权势的膨胀，甚至有可能一度登峰造极，那样就更加会对本家不屑一顾。与其在这里做无味的权势竞争，不如趁早讨伐他们，让我们彻底地听任天命，同三浦氏一决雌雄吧！”一番话的激励下，从甘绳的安达馆出发，召集幕府御所内的御家人，直扑三浦泰村邸。

时赖早在事态紧张化的5月底就逃回了自宅，他一听三浦安达起衅。立即命令金泽实时警备幕府，令弟北条时定进讨三浦氏。幕府军众，三浦势寡，经过六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三浦泰村一门，姻亲毛利西阿入道季光（大江广元子），常陆豪族关政泰等二百余人齐于源赖朝的墓所法华堂自尽。不久，千叶秀胤也在上总被一族东氏等讨灭。

在嘉元，宝治两次动乱前后，时赖加紧了对九条道家父子的清算。本来嘉元骚动的时候，就传出赖经的不轨图谋是和父亲道家的合谋，赖经归京之后，京都政情大为紧张。据说当时“世间物骚，众口追日嗷嗷，今朝东山殿御所边有怖畏之由有其说，仍寻申之处无另事，皆以天狗之所为欤”。并且有传言道家要向幕府进行报复。时赖便命六波罗北条重时，通过叶室定嗣向后嵯峨院上奏时赖之意：“大纳言入道上洛遁世之仪也、将军赖嗣、家人等守之、如日来、谋略之辈少少行罪科了、关东静谧也、天下事、公家殊被行徳政之条所仰也、叙位除目以下、此奥在里、万事可被行正道、或不任叡虑事等有之欤、自今以后不可然、可被抽赏器量之者、又关东申次之仁追可计申之由也”。红字意思很明显，时赖影射道家专权，使除目授官无法做到公正，末了一句更挑明了幕府决定要更换关东申次的意思。1246年10月13日。幕府派遣东使安东光成上京，奏以应以太政大臣西园寺实氏代道家为关东申次一职。自后，九条家势衰，西园寺一族成为镰仓中后期公武关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时赖已经不能容忍站在名越光时、三浦一族背后的黑后台九条父子。据说三浦光村临死前说过：“赖经之代，九条道家惑三浦氏，欲起事，以兄泰村故，不能讨时赖，遂不从。今日之败，悔之莫及矣。”1251（建长3）年12月，镰仓渐渐传出种种流言，人心惶惶，武士等竞相集于执权之府邸，严加戒备。26日，了行法师，矢作左卫门尉，长久连等人相继被逮捕。结果审出他们确实有意谋反，黑幕里又有九条赖经等人的影子。时赖便把年仅9岁的将军赖嗣废掉了。道家也受到了后嵯峨院的敕勘谴责。老迈的道家哪能经的起这等打击。不久便暴卒了。传说道家是被幕府暗害的。

嘉元骚动，宝治合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北条得宗家通过对这两次叛乱的平定，确立了得宗家于北条一门中的优势地位。消灭了敢于同北条一族分庭抗礼的外样御家人势力。这样，时赖才能建立由北条氏一门亲信构成的御用内阁。推行独断政策。

在战争结束后第二个月，时赖便将1230年出任六波罗探题的叔祖北条重时召回镰仓，任命为执权副职连署。重时是富有公武交涉经验，出任探题来18年无大过失的老练而稳健的政治家。将这样的宿老置于座右，使时赖之政权如有千钧巨石押阵。又何况重时之女在宝治合战后成为时赖之正室（时赖本同毛利季光女有婚约，宝治役季光从三浦死，此事遂罢），两方有翁婿之亲呢！六波罗探题职，由重时子，赤桥北条氏祖长时担任。他们构成了时赖政权的核心。

在时赖——重时政权领导下的幕府议事机构评定众，建长元（1249）年时由14人组成。而作为时赖新政的重要一环独立的裁判机构的引付众亦有数组。根据这些成员的出身，可分以下几类。

1.北条氏一族

2.有力的地方御家人

3.文笔系官吏

北条一门评定众中，地位最高的可谓是泰时的异母弟北条政村，他曾经在母亲伊贺局废除泰时的阴谋中担当主角，后来一直在泰时政权下担任评定众，并且得到了得宗家的信任。其女三人中，一人嫁给了时赖子北条宗政，另外两人一人嫁给了安达义景之子安达显盛，一人嫁给了重时子北条时茂。他不仅是一族长老之一，和时赖执权的中心人物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年45岁，兼任一番引付头人。

另外二人一人是北条义时的弟弟北条时房之子，大佛北条氏祖北条朝直及弟资时。他们也是得宗所信赖的一族重镇。并兼任二，三番引付头人。

最后一人是嘉元骚动中被流放的名越光时的弟弟名越时章，名越一族是北条一门中的不稳因素，但是时章当时还是追从得宗的，时宗期他因为卷入二月骚动被罪，当然是后话。

这样，北条一门不但在评定众中占四席，并且引付众一到三番的头人也被包揽了。

由地方御家人出身的评定众中，有伊贺光宗，宇都宫景纲，安达义景，以及任引付众的大曾祢长泰，武藤景赖等人。伊贺光宗是北条义时后妻伊贺局的兄弟，因为参与伊贺局的废立阴谋曾经被幕府处以流罪，在北条经时当政时得以重返政坛。

宇都宫景纲则出自藤原道兼流的下野豪族宇都宫氏，是非常典型的东国御家人，时并任伊豫，美浓二国守护，一族和北条氏，安达氏都有姻戚关系。

安达一族出自藤原氏鱼名流，自安达盛长以来就和源氏，北条氏保有密切的关系，时赖期他们作为时赖的外戚，在平定三浦泰村之后更是拥有了仅次北条氏的权势。

大曾祢氏是安达庶流，长泰是安达义景的从父弟。武藤氏是出自藤原秀乡流的东国御家人，当主景赖在宝治之役中支持北条——安达甚力。

可见，由一般御家人出身的评定众人数较前已经激减，纯粹的地方御家人只有三名，而嘉元骚动前有八名。并且，这些人都有着北条，安达氏的背景。

文笔系官吏中，除中原师员，清原满定等明经、明法博士之类的下级公家。在嘉元骚动，宝治合战中站错队的大江流毛利氏，三善，海东诸氏都没落了。而同北条，安达有姻戚关系的二阶堂氏一族大为抬头，余下如长井泰秀，太田康连，对马伦长等人都是因为支持时赖而能保住地位。

从乱后剧烈的人事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时赖政权已经失去了泰时政权所具备的特点——广泛的代表性，整个幕阁业已被北条氏御用化，这样的幕阁，怎么可能做到公议？

这种独断并非只是武家世界的独断。笔者前面已经指出，泰时时代的公武关系是武家之牛耳北条泰时和公家之牛耳九条道家的一种互动关系，而九条家又是作为武家方面的精神领袖——镰仓殿的存在。所以九条家对武家是拥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时赖以这两次动乱和九条有染为借口，剥夺了九条家作为镰仓殿存在的权利，解除了九条家参与关东事务的途径——关东申次职。以在承久之乱时就坚定支持幕府的西园寺氏代之。这说明泰时创建的朝幕协调体系已经被破坏，朝幕局面从公武双边变成了武家单边。九条赖嗣被废后，北条时赖立即迎后嵯峨院皇子宗尊亲王为将军，虽然这表面上看是尊王之举，但是没有实务的皇族将军只能被幕府控制。这就是承久前后后鸟羽院之所以反对皇族将军的理由。之后幕府推行新政，朝廷也新设了院评定制的新政。可见此后，朝廷的行政也追随幕府了。后来时宗时代出现两统争位问题后，幕府的专断作风，更使朝廷分裂加剧，而不满情绪也由此酿成了。


时赖加强政治专制的另外一个途径是，破坏幕府的原有运行程序，以及通过“抚民政策”取得御家人的支持。一个方法就是如上所述，在议决重大事项时以一族和亲信的秘密会议代替评定众的公议，这使泰时苦心经营的合议政治完全被破坏。1256（康元元）年，镰仓市内流行“赤班疮”。时赖不能幸免，身体平复之后，他把执权位置让给赤桥长时后隐居出家。住在最明寺别庄，法名道崇，故世称最明寺入道殿。当时，得宗的继承者正寿（北条时宗）仅是6岁孩子。长时只是代管一下执权位置。因为时赖并没有放弃实际权力。这标志着执权已经不是幕府真正的实权者，而得宗已经成为幕府真正的主人了。这种作法时赖是始作俑者，而由其孙北条贞时，玄孙北条高时将之发扬光大。

可见，时赖时代得宗权力的突出已经非常明显，虽然这些做法当时并没有成为恒例，但是对泰时留下的传统，已经破坏殆尽。当时日莲上人便在文中称北条一族为“国王”，“国主”。可见其社会影响。得宗被官（家臣）御内人的抬头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了，虽然仅仅是参与秘密会议，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嗅出以后时宗——贞时——高氏三代时内管领平姓长崎一族的专横跋扈之迹象。总之得宗专权的种子，大概在和田，承久合战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但是到了时赖期，随着社会和政治情势的成熟，已经开始发芽抽薹。

“抚民政策”，表现在时赖对中小御家人和百姓名主的保护上，对于御家人，时赖轻减他们的“奉公”负担。如废除关东远国御家人的京都的夜间警备任务“篝屋”役，而由六波罗驻军和近国武士负责。新定各地警备任务的新编制安排表，将各“大番役”的执行日期从半年缩减到三个月，允许在和朝廷庄园本所面的民事官司中败诉的御家人向六波罗提出再诉要求，以六波罗出面向朝廷抗议和交涉。其中值得特书的做法是引付制度的建立。

本来，诉讼事务管在问注所和诸评定众手里，但是各地杂七杂八如雪片一般的各类争端飞来时，繁重的业务使得这些机构的办事效率大大下降，一件案子往往一拖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都难以结案，不仅一般的御家人吃不消，那些几有几亩薄田的弱小御家人更是从精神上和经济上都无法承担。诉讼制度急需改革。时赖便在1149（建长元）年设置新的裁判机构引付众来提高裁判的效率。

引付机构的执行人员是引付众，他们各分数组，每组由一名“引付头人”负责，下辖引付众数人，审理案件时指定一人主理案件，主审官根据原告的诉状，同被告间三问三答的形式了解案情。再根据诉状，被告原告的答辩状依法作出判决。如果案情仍然无法厘清，则召双方人员进行两次询问，再让他们对质，主审官在倾听两方意见以后进行评议作出判决。这种做法立即被广大武家百姓视为德政。切实提高了幕府裁判机构的效率，减少了错判和误判。

时赖还在保护御家人和百姓的权益上有所政绩。以若狭为例，源赖朝开幕时，当地有御家人30多人，但是承久之乱以后，新补的关东地头押领土地，夺取诸职。到1245（宽元三）年止，当地御家人仅余十六七人。余皆没落。时赖在接受当地住人的诉讼后，制止了地头的横暴，安堵御家人的所领。1247（宝治元）年11月，时赖命令各国守护地头，若按私自的“内检”榨取年贡，使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应该严格按照国司，领家的目录征取年贡。这样就制止了地头恣意剥削百姓。时赖更在1255（建长3）年对诸国郡庄乡的地头代发布了13条法令，制止地头爪牙押领夺占百姓土地，违者可以“追出”。时赖的政策，对当时小农阶层的自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发展了生产。

13世纪的日本，随着关东，九州地方的荒野开拓，近畿地方农业的集约化，生产力大为发展。在时赖死后的第二年——1264（文永元）年，幕府命令备前，备后两国守护长井泰重免收农民在收割后的稻田上种植小麦应交的年贡。可见二毛作这一先进生产方式发展到已经引起了幕府统治者的足够注意了。农业的发展必然推动手工业的发展，加上前面提及的货币经济关系的浸透，商业也开始飞速的发展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下人，所从”等依附农向自耕农的独立。并且使平安时代流动性的农业发生了定着化的趋势，在平安末年，担负各地村落开发经营的多半是被称为“根本住人”的上层农民。过半的贫下中农还未能拥有足够的生产劳动工具和田地，他们只能四处流动找活干，和所在地的庄官领主，富农发生租佃关系，他们被称作“散田作人”。但是到了镰仓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流民已经一一定住于各村，在经营力，土地保有，身分上和“根本住人”已经没有大差距。例如山门领近江国葛川庄，在镰仓后期已经有不少原“浪人”定住在此并且拥有住宅，同当地的土着百姓融合，并团结在有力农民的周围为维护水田旱田山林开发的权益和庄园领主进行斗争。这种情况多见于畿内近国地带，远国则较缓。小农的独立，农业的定着化是和二毛作等先进技术的普及是分不开的。并且，当地的开发领主和原住农民的辛勤劳动成果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这种现象直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庄园领主方面拥有强烈的剥削能力的话，地方还是无法蓄积财富的。但是庄园公领领主固执于古来的多元领有方式，在地势力对庄公领主的剥削向来抱较强的抵抗态度。而幕府派遣的地头出于扩大势力的需要，利用自己的检察权和武力积极作为地方支配的工具进行活用，滞纳年贡，利用地头请，下地中分的方式蚕食庄园土地，破除多重剥削，使一圆领（3）大大增多。而幕府的御家人保护政策多少促进了这一形式的发展。于是在乡武士领主阵营日益壮大。官物，年贡，杂役的未进分越来越多的被在地势力掌握。这不仅促进了庄园公领制的解体没落，并且使在地势力蓄积了大量财富。这样便出现了促进交换的契机。定期市场出现在平安末年，在镰仓中后期大量增多，如三浦和田氏作为地头的摄关家领越后国奥山庄，在13世纪后半至少出现了2处定期市。备后国地篦庄，在14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至少三所定期市场。市场的繁荣促进了交通的繁荣，津、渡、关、宿的人们也随之而富。一般是一月开市三次的三斋市为多，但一月开市六次的的六斋市也出现了。商业的发展使这个行业也出现了定着化，手工业者开始定住于市场，来往于近国远国之间的行商也出现了自己的据点，地域经济圈开始形成。当然，以上举出的一些例子是镰仓后期和南北朝动乱期的情况，但是这些新形势无疑是萌芽于时赖期前后的。而时赖，却对新经济形势采取了抑制的政策，因为他认为过分任由此发展，会导致御家人的贫困。

1253（建长5）年，1254（建长6）年，时赖连续发布对炭、柴、糠等生活必须品和肥料的价格统制令，禁止商人恣意变动。1252（建长4）年，禁止全国造酒，茌镰仓捣毁酒瓮三万七千余口。一再发布俭约令，禁止武家进行奢侈消费（即“过差”）。这对商工业者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另外一点，时赖加紧了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恶党”的打击。

恶党最早产生在生产力发达的地区，有两种出身，一种是带有流通性质的集团，如散所（4）、海民，湖民等。这些人不是朝廷杂役，就是拥有朝廷供御人（5）的背景，不少隶属于内膳司，藏人所的御厨子所等部门。他们不仅拥有来往各地的特权，并且在他们的根据地里经营水田旱田，并且拥有不少的免税免役田，使他们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逐渐在其栋梁周围形成了新型武士团，活跃在元弘建武之乱中的楠木正成，名和长年就是这种出身。另一种就是从有力百姓名主上升的武士及一些庄官地侍，赤松一族就属于这种出身。他们都要求打破庄园的束缚，建立广泛的流通经济圈。所以他们和旧势力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幕府惊恐的称为恶党。时赖期，山城，大和都出现了此类活动。时赖在1248年镇压了山城的恶党活动，对本所直接支配的领地派遣地头。并且严令敢于放忽恶党活动的地头御家人必将得到严厉惩处。经济的发展，使的博奕的风气也大为增长，时赖在1251年指出这些“游手浮食之辈”充斥于陆奥，常陆，下总诸处，下令予以禁止。

这就是时赖政权的特性，其执政始终有着“抚民”和专制的矛盾。他和同期的幕府要员金泽实时等人都是“政道”的疯狂追求者，所以他政治的主眼和祖父泰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以保护御家人和名主利益为基础的。他的政治确实在这个方面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他的抚民政策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终于影响到庄园公领制的根本，而需要指出的是，经过对有力御家人的清洗，北条氏一族自政敌获得了大量的庄园土地，并且需要注意另一点。入间田宣夫氏在《武者之世》（集英社版日本历史7）一书中指出，以前地方豪族为获取中央保护，将庄园向院，大寺社，摄关贵族等权门寄进。但到了镰仓期北条氏得势成为新权门后，一些地方武士以及在诉讼中失败的武士索性将土地向北条氏寄进以获取保护，所以北条氏也逐渐成长为朝廷势力之后日本第二大的庄园领主。很显然，这样北条氏根本不会对导致旧体制解体的新因素进行扶植，它只会站在维护庄园利益的角度上进行施政。但是矛盾就在于，北条氏不仅要为自家考虑，还得站在武家领袖的角度上对御家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所以说时赖只能采用一手保护御家人利益，一手打压新经济萌芽的政策进行协调。但是这样，政策的破绽迟早会暴露出来。

1258年（正嘉2）年，幕府准备以次年以将军宗尊亲王上京，以彰显公武同心之趣意，供奉的御家人也开始选定了。并且幕府还特地下令御家人不得以此为借口向百姓摊派差发，显示幕府之“抚民”伟容。结果事与愿违，去岁诸国已经大旱，8月镰仓又发生大地震，房屋焚毁无数，这年8月有发生暴风洪水，以至于“诸国庄园，皆以之而损亡”。幕府只能以逢天灾扰民无益的理由延迟了计划。第二年1259（正元元）年又发生饥荒疾病，京都食死人肉。人们为避荒纷纷遁入山林，各地庄园逃散，死亡无数。在地各阶层矛盾俄然硬化。幕府已经难以调配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了。

1260（正元2）年，后嵯峨院御所揭出一块落书，上面淋漓尽致的批判了幕府执政的不当：“年始发生凶事，国土遭灾难，京里武士横行，政端既出不正，朝议便有偏颇，诸国发生饥荒，天子忽出二言.....内里烧亡，河原白骨遍地，园城寺设立戒坛，山家诉讼有道理.....武家过差不能禁，圣运不振如此......”

这块落书，对时赖的“政道”是强烈的讽刺，尤其是其中的园城寺戒坛事件，更是使幕府朝廷大失威信的事件。

园城寺僧隆辩自1234（文历元）年来东之后，被任鹤冈八幡宫别当，号称“有验无双”，更在宝治合战中更是因为调伏三浦一门有功而深得幕府要人信赖。隆辩便积极运动幕府，欲达成在园城市设立戒坛的愿望。朝廷害怕刺激山门，不敢擅决，却又秘密派遣使者到幕府，欲以幕府的命令达成此事。终于在1260（文应元）年，园城寺成功设立了三摩耶戒坛。

不消说，山门僧众马上炸了窝，关掉讲堂，抬起神舆大举进京来了，并且和六波罗的幕府军发生了冲突。最后公武方面只能让步，命令园城寺缴回戒坛敕许的官符。这使朝廷和幕府都大丢颜面，说明了幕府的协调政策发生着破绽。

如果说落书是暗中的批判，明里的批判也出现了。

就在寺门戒坛事件的同年，自创教以来历尽困苦和迫害的日莲，通过得宗被官宿谷光则，向幕府提交了著名的《立正安国论》。

日莲上人提交这篇进谏文的目的。无非是把正元以来“天变地夭”的原因归结在幕府崇信禅宗，净土宗以及密教等他视为寇仇的“邪宗”上，要幕府放弃对以上“邪宗”的信仰，改信他的“法华正法”，才是救国之道。但是他的文章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客观事实：“饥谨疠疫，遍满天下，广进地上，牛马毙巷，骸骨充路。招死之辈，既超大半，不悲之者，敢无一人.......”，“乞客满目，死人满眼，卧尸为观，并尸作桥......”。日莲上人敢然指出这些灾疫是幕府的失政造成的，对幕府的做法进行了直接批评（虽然没有说到点上）。这种做法是极为大胆直接的，不知时赖看到这篇激烈的谏文后作何感想？我们知道的是，虽然幕府没有对日莲进行直接迫害，但是上人没多久就因为其他事情遭了流罪。

面临社会矛盾的激化，批判者的出现，时赖选择了加强统制的方法来稳固日益动摇的社会。

1261（弘长元）年2月3日，幕府发布关东新制61条。正式的推行则在时赖过世的那一年，即1263（弘长3）年。几乎同时，朝廷也进行了改革，此即所谓“弘长新制”。

弘长新制的正式版共41条，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尊重佛寺神社

2.禁止御家人过分压榨百姓，压制商人，山僧的高利贷活动，禁止神社人员在祭礼中“风流过差”。

3.将六斋日定为杀生禁断之日，除神社祭礼以外不许狩猎。

4.要求僧人严守戒律，对酒肉和尚严加惩处，以打击当时兴起的净土真宗等民众佛教。

5.认赌博为万恶之源加以禁止，禁止人口买卖，加强对恶党活动的镇压。

弘长的新制，体现了时赖政权的矛盾所在——“抚民”和“政道”居然需要用被看作“恶”的专制手段来进行，这是时赖对时流最后的抵抗。但是，矛盾并没有被解决，中小御家人继续贫困，而社会经济的新因素还在不断发展。

时赖累了，在这年宗尊亲王上洛计划又因为天灾而延期——也可以说是永久的拖延以后，失望的他病倒了，这次他无法逃过死神的手掌，当年11月22日，最明寺入道时赖走完了他37年的人生历程。虽然在后世他终得能和他的祖父可以相提并论，但是不用置疑，他祖父留下的执权合议政治传统，也在他一代结束了。

最后，笔者对北条时赖一生的政治活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时赖执政的年代，是镰仓政治史转折期的开始。经过三代执权泰时的治世，日本结束了长期的动乱，北条氏采取的一系列对生产有利的政策也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但是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局势——经济的发展和随之带来的旧体制的解体。时赖为维护庄园制，加强了其专制统治，进行统治机构的重组。加强中央集权，是中世后期中央政权所采取的一贯态度；无论是日后的正式的北条得宗专制政权也好，建武新政也好，足利义满的政治也好，其根本目的在于集中权力压制反体制的力量。这也就是得宗专制出现的根本历史原因。但是经济新形势的发展，在地势力的日益壮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这一形势继续下去，其结果必然是庄园公领制的崩溃。时赖加强专制手段，为得宗专制的一些做法创造了先例，这是因为时赖统治时期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开始出现。而抗元战争前后，新旧体制的冲撞，幕府内部的矛盾，朝幕之间的矛盾因为外压的契机激化，所以在时宗，贞时期得宗专制体制才得以继续发展乃至完全形成。总之，时赖的死，标志着中世的“古典时代”业已结束，而新的激荡期的脚步已经开始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