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无盛世——历史上的国进民退

[font=宋体][size=14px]国进民退，是汉武年间的主流声音。彼一时，文、景两帝于汉帝国初年打造的自由经济环境不复存在，大量的经济资源重新纳入政府管制范围，如山泽、盐铁等曾经由个人承包的产业悉数收归国有，甚至连酒水的经营权都垄断在政府手中 。不单如此，汉帝国中央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以弥补庞大的财政支出，还选择了进一步加税，同时增加了新的税种，典型如交通物流税 、商业税、工业资产税 。这无疑是涸泽而渔地榨取社会的经济活力。[/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权利做保障，本就脆弱的民营经济体在骤然恶化的经济生态环境中更显不堪一击，短短几年内就大批倒闭。一时间，汉帝国的社会失业率高涨，而这些依靠民营经济体生存的社会成员纷纷丧失经济来源。当民众的生存受到挑战，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就受到挑战，这令帝国的长治久安成了镜花水月——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山东琅邪这些经济重灾区皆出现了平民组织的武装暴乱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汉书•食货志》中曾记载，大儒董仲舒与汉武帝论政，谈及秦帝国的经济状况，说秦帝国时期贫富差距极大，穷人穷得连插根锥子的土地都没有，而富人不但富有得土地多得连成片，连山川林地、河流池沼都被他们占有，甚至普通城镇里的富人就能做到贵如君主富比王侯。这些富人们竞相攀比，比谁过的日子更为奢侈。这样的现象存在，是导致平民生活困苦的原因，而诱发这现象产生的根源是允许土地使用权交易流转。[/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在前文的秦篇中，曾分析过秦帝国时期土地政策的实际情况，这与董仲舒的说法是相矛盾的。那么此处出现的矛盾该如何解释呢？个人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董根本不知道秦时期土地政策的土地情况，仅仅是以汉时期的现状做推断；另一种可能是他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明是汉时期的事，非要套个秦时期的帽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的政治中比较通行，叫借古喻今。其目的是将问题含蓄地表达，以便于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说到这，有一个历史细节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这段论政历史的发生时间。就《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载而言，这段历史发生在汉武帝开始对外发动战争之后，其时财政空虚，只能靠课重税维持收支平衡，民生因此而困顿，社会经济状况极为严峻。[/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由这个特殊的历史细节做线索，再回头去看董仲舒声言的秦帝国时期“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则别有一番韵味。两相联系之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董仲舒所言之情况正是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期的社会现实。[/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就此推论可知，董仲舒论政的目的，其实有两点，一是剪除豪强，二是减税。这两者的核心意图是一致的，那就是调节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和经济资源分配，并致力于恢复经济秩序和生产力。然而现实总和理想有着巨大的落差。作为统治者的汉武帝对于董仲舒的建议只听进去了一半，那就是剪除豪强。在其执政年间，曾屡次三番动用行政手段迁徙境内经济富足的人家到茂陵地区。[/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这所谓的“豪强”，却发现他们真实身份只不过是些普通的民间资产持有者。他们在历史中被扣过的大帽子变化无端，无论是过去被叫做“豪强”，还是“为富不仁者”，亦或是后来被称做的“土豪劣绅”或者“资本家”。所有的称谓、名头，无不是将他们推至道德的谷底中央。对此，我们应该有种清醒地认识：给这些民间资产持有者们扣上低道德水平线的帽子，其潜在目的无非是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制造出声势来，以掩盖某些见不得光的政治手段，并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于是我们无数次看到抢占道德制高点的统治者们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对这些具有一定经济储备的社会成员进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和迫害。[/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如果把这些被掠夺的社会成员看做当时的中产，那么此种政治举措就是在消灭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在社会中往往充当着社会矛盾缓冲、调和的润滑剂，他们的缺失定然会使社会矛盾产生硬着陆式的碰撞，从而给社会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民众暴乱的事实，基本可以证明一切。[/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以纯经济角度看，消灭中产阶层同样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因为这只会令经济资源更加集中化而得不到充分的流动。更可怕的是，这种权力越界行为会严重地伤害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信心，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均贫而绝非均富。帝国体制的漏洞，使得真正获得巨额财富者都是围绕着最高权力的投机取巧者，而绝无依靠勤劳致富的例子存在。这是帝国的死穴，所以董仲舒的理论难以落实到实践中去。[/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事实上，史书里含蓄地记载了董仲舒的意见核心未被采纳，越发恶劣的经济状况使得人吃人的现象重现于神州大地上。[/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有关董仲舒政治建议的有效性，其实是存在着诸多疑点的。但我们不能以现代财政学、经济学的眼光来苛求他于两千年前的政治、经济理解水平达到如今的理论高度。除去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外，在历史记载中，不曾看到董的政治理论中对人口问题有所考虑，这不能不说有一点遗憾，因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伴随着经济的复苏，人口数量恢复正增长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是人之本能所至。若不是因有悖人道的政治措施出现，几乎可以认定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进入良性轨道的标志。尤其在人口数量未达到经济资源负载的临界点前，快速增加的人口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经济不会一直随人口增加而呈良性发展。当人口数量接近，甚至超过经济资源负载的临界点时，经济环境会因无法承载如此大的压力而陡生紊乱。[/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根据马尔萨斯 的《人口原理》可知，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进行的。尤其是农耕文明下的社会环境，一旦有三十到五十年的稳定时间，就会导致人口增长速度直线上升。这源于农耕经济环境下繁育后代的低成本。[/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在未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史上任何文明都不存在完整的社会福利理念，更没有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中的平民，也就是被食利阶层，在遭遇变故如伤残或因衰老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由于再没有其他可以获得经济来源的途径，基本等于完全失去了生存保障。普通的经济储备不足以抵御意外风险，且成本偏高。为了抗拒这种生存风险，平民选择了繁育下一代作为个人的专属保险。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养儿防老。[/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当养育子女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时，这等同于一种中长期投资。既是投资，就要对风险进行核算，同时考虑成本与收益比。除去孩子先天残疾外，最大的风险就是死亡。然而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群落里，其成员的生活区域较为固定，环境较为舒适、安全，外来侵害罕有，这无形中就将夭折风险降低了许多。为了规避风险，还可以选择分散投资的策略，比如扩大生养数量。[/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养孩子的成本除去日常开销外再无其它，而这成本与经过十余年就可以逐步转化成生产力，之后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可以作为持续性盈利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相比较起来，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问题的实质在剥茧抽丝后渐渐清晰了，作为个体，大量生育子女实为一种经济效益的考虑，所生养越多，意味着日后可供自身消费的经济供养就越多，生存风险就越小。基于此种理由不难理解人口缘何激增。人口的充裕，反衬出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资源紧缺，这令统治者不再把人口当做稀缺资源看待，于是就出现了“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之治”，如汉武帝当政之时，肉刑、诛戮等有违人道的手段层出不穷。甚至当这些手段都不能阻止人口疯狂增长趋势的时候，当局迫于人口的压力，更为极端的选择就此出炉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当理清了“文景之治”及其前后的经济脉络，我陡然发现，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中比比皆是，而且千百年来一直是如此的一个死循环：每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大幅度减少后，都会有所谓的圣君仁政，而经历过经济复苏之后，则重新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现象，再之后重新天下大乱。而这核心围绕着的无不是特殊利益群体的特权，至于缘何此种现象会周而复始，则是另一个话题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之所以其它多数重建秩序期间的“盛世”不如“文景之治”广受好评，一方面是客观条件成就了一段时期的社会环境稳定，从而促发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给予了唯数据论者充分的根据；另一方面是后世儒生人为的吹捧，尤其在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之下，谣言得以被重复成了真理。而现实中，我们并无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民众在这两个执政者统治的时代有着强烈的愉悦感和幸福感。由于眼下可供参考的史料，都是来自汉政府官方而无半点民间文献佐证。实难排除的一点可能是，史官迫于政治压力，因而在历史记录中粉饰太平，所撰写内容仅供统治者自娱自乐而已。[/size][/font]
[font=宋体][size=14px]所谓的汉之盛世不外如是，论其被追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之原因，恐怕除了意淫的快感外，大概就只剩下些文人们的一厢情愿吧。[/size][/font]

这是LZ原创吗？如果是的话，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1.”当理清了“文景之治”及其前后的经济脉络“
我费了半天劲也没看出来，前文里理清了“文景之治”及其前后的经济脉络。还请明示。

2.“每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大幅度减少后，都会有所谓的圣君仁政，而经历过经济复苏之后，则重新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现象，再之后重新天下大乱。”
统治政策的严苛以否跟当时的人口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有必然的联系吗？人少经济欠发达就一定会“圣君仁政”，反之就一定会“苛政猛于虎”，未必吧。
隋炀帝暴政，明神宗敛财这些很著名，但是诸位有没有听说过汉末、唐末、南宋末、清末的皇帝干过什么特别过分的事吗？

最后按照作者的标准：得证明当时的民众对这个时代有着强烈的愉悦感和幸福感。
那似乎地球上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出现过盛世。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XM8 于 2011-11-27 22:09 编辑 [/i]][/color]

又是转载不注明……不过反正没人管

工业革命之前，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导致社会财富有限，所以历朝以来但凡藏富于民则必定国穷民富，敛财于国则必定国富民穷，以现在的贫富观念来论断古时的盛世与否，岂不是滑稽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alance1981 于 2011-11-27 22:23 编辑 [/i]][/color]

有钱人终归是少数。抱怨是因为不在自己的袋子里。

这种拍脑门臆想的文也转，那例子用的，惨不忍睹啊 不仅乱举例，还要跑题

这文章本身就是它最后一句： 大概就只剩下些文人们的一厢情愿吧

无非就是反对大政府，找点靠谱的有那么难么？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harp 于 2011-11-30 06:07 编辑 [/i]][/color]

怎么样都是百姓苦

总是教育俺们，木有国、哪有家啊，大家要为了大家舍弃小家:hz1017: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实乃是 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