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癸巳乙巳辛亥丁巳京察始末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共四十八年，做为明代享国最久的皇帝，但明朝国势从其执政以来日渐衰败，其中的原因虽然纷复，但官员结党倾轧可以说是根本原因之一。其时神宗实行静摄而使君臣否隔，朝中阁部科道官员结党攻讦，形成混战，大臣之间的互斗，多是权力之争或意气之争，并无多少原则性的是非可言。他们的争端，也并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往往是凭借琐碎小事，进而结为朋党，党同伐异，小题大作，以至无事生非，自万历二十一年以来借癸巳、乙巳、辛亥、丁巳四次京察，一再掀起轩然大波，朝政日益陷入昏乱之中。


一、京察定制

      京察即京官考察，六年一察，在巳、亥年进行，四品以上官员考察后，或升或黜，由皇帝亲自裁决，五品以下的退休、降职、免职和革职各有不同，为了区别于考察外官的外计，又称为内计。京察始于宪宗年间，成化四年九月己巳根据六科给事中魏元等上疏所请，因星变命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成化八年命京官十年一考察，开始形成考察京官的制度。成化十八年，又命内阁大学士会同考察京官。至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南京吏部尚书林瀚上疏认为地方官员三年一考察，两京及在外武官五年一考选，惟独两京五品以下官员，十年才考察一次，相比之下太受优待，从此改为六年一察，弘治十七年，又下诏十年一察，后因为给事中许天锡的上疏恢复六年一考察，从此六年一察形成定制。至正德四年己巳，吏部尚书刘宇、侍郎张彩等又上疏请求考察，此时距离上次弘治年间的京察仅五年，但终因刘瑾的支持而得以执行，从此己、亥两年考察成为定制。

      京察所考察的不称职官员共分为年老、有疾、罢软无为、贪淫、酷暴、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八类，其中年老有疾强者退休，罢软无为、贪淫酷暴者革职为民，素行不谨者免职，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级外调（《大明会典•京官考察》）。京察大计由吏部都察院主持，采取向部院发出访单匿名考察的方式，完成后由内阁票拟去留，或者发还各部院重审议定是否恰当，然后造册奏请待皇帝裁决后，将察疏下发。京察结束后，言官对留用官员的弹劾，称之为拾遗。因京察而免职的官员，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不得叙用，被拾遗所攻击的官员，无人能够幸免。

      自弘治以来，京官考察向来十分严谨。至嘉靖年间，世宗对议礼起家的诸臣多有庇护，惟独京察则严格执行，因京察被罢斥的教官王玠、光禄监事钱子勋、御史虞守、随州同知丰坊等，虽然曾经在世宗为兴王世子时就百般献媚逢迎，但世宗仍然再没有破例起用，即使因京察降职的官员如赵文华、彭泽、储良才等，虽然因严嵩的庇护而最终复职，但毕竟是特加重斥。弘、正、嘉、隆年间，士大夫以挂察典为终身的污点。至万历年间风气为之大变，先是重新启用穆宗年间高拱因私怨而罢斥的张槚、魏时亮等官员打破了京察的成例，后又因神宗长期实行静摄，对官员的升黜，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或者任情用事，轻易裁处。阁臣包庇被处分官员以阻挠破坏考察，大臣们乘机利用匿名访单徇私毁誉，平时积累的恩怨都在京察中暴露出来，群臣之间势如水火，以辛亥、丁巳两次京察最为激烈，相互对立的官员，则在京察中，结援同党，逐渐形成了东林、三党两大派系，之后相互倾轧争斗，直至明亡。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alance1981 于 2011-5-25 18:24 编辑 [/i]][/color]

二、癸巳京察

      明代内阁辅臣以尚书衔兼殿阁大学士，掌握票拟批答的权利以协理朝政，地位在六部之上。而内阁辅臣一旦再掌管吏部兼领铨选，则与前朝的宰相无异，等于公然触犯太祖皇帝的禁令。但明代阁臣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武宗朝的焦芳因依附刘瑾，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但前后不过五日（正德元年十月乙丑至己巳）；世宗朝的方献夫因议礼能获此殊荣，以武英殿大学士出署吏部，也是因为入阁前曾为吏部尚书，而且前后不过一月（嘉靖十一年七月己巳至嘉靖十一年九月庚戌）；嘉靖四十四年，严讷以吏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因新任吏部尚书郭仆未到任而暂管吏部，前后才至两月(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庚辰至嘉靖四十四年六月己卯)，而且也不过是暂守原职而已。惟独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己未，武英殿大学士吕本以大学士掌吏部，至三月辛未离任，虽然只有短短十天，但一力主持完成了当年的临时京察，协助严嵩清除异己巩固势力。以上诸人虽然都以阁臣掌吏部，但都是偶然出现的特例。

      至穆宗朝隆庆三年十二月庚申，高拱以原任吏部尚书重掌吏部，最初朝野上下都以为高拱此番起复不过止于吏部尚书，到任后又以为不过是协助首辅李春芳入阁办事，待高拱重登首辅后，仍然掌吏部，至隆庆六年六月庚午被罢，前后总计三年，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所仅有的特例。至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时独揽朝政，内外考察一手承担，相权之重前所未有，吏部尚书沦为办事跑腿的书吏，逐渐形成了阁重部轻的局面。张居正死后，继任的申时行以柔道治理天下，虽然重新与六部商议国家大政，但决定权仍归内阁，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则甘受内阁的操控，遇事都请命与内阁后方才实行。

      万历十八年户部尚书宋纁接替退休的杨巍执掌吏部后，决心彻底摆脱内阁对吏部的控制，他在任期间杜绝请托，提倡清廉惩治贪腐，前后处置劣官百余人，采取越过内阁直接向皇帝上疏的方式，为吏部争权，同时在湖广巡抚秦燿因系张居正的门生被追论案和礼部郎中高桂弹劾阁臣王锡爵子王衡和申时行女婿李鸿顺天乡试舞弊案中，屡次与内阁尤其是首辅申时行意见相抵，引起了申时行的不满。因此申时行以“由输粟进，不当任清秩（《明史•宋纁传》）”弹劾因输银助边有功而由序班升任詹事府录事的刘文润，暗讽宋纁以户部尚书接掌吏部的经历，宋纁立刻连上五道奏疏辞职，虽然因神宗挽留而留任，阁部之争已经初现端倪。

      万历十九年宋纁死于任上，刑部尚书陆光祖接掌吏部后决心继承宋纁之志夺回吏部之权。明代旧例百官与阁臣在途中相遇要主动避让，惟独吏部尚书可以不避。至嘉靖年间，因首辅严嵩位高权重，吏部尚书也开始要主动避让。陆光祖上任后意图恢复旧例，但为了避免激化阁部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方式，预先嘱咐轿夫绕道躲开阁臣，使得在他任职期间阁部之间既没有因为礼仪发生冲突，而又重树吏部的权威。朝政方面，陆光祖也如同先前的宋纁，屡次与内阁大学士申时行意见相佐，至当年九月申时行去职后，神宗皇帝以中旨命礼部左侍郎赵志皋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右侍郎张位进位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分别入阁，据说是申时行去职时以密揭力荐二人，陆光祖随即上疏力争内阁辅臣应当由吏部九卿科道会推，密揭推荐的方式易为徇私结党开方便之门，企图进一步加强吏部的权利，最终迫使神宗下诏“后不为例”。

      万历二十年壬辰年是大计外官的年份，给事中李春开、王遵训、何伟、丁应泰，御史刘汝康都曾经做过外官，而且或多或少有些劣评，最终在陆光祖主持下将以上诸人全部罢黜。随后又提拔了许孚远、顾宪成等二十二名颇有名声的官员。壬辰外计为陆光祖赢得了极大的名声，而此时的首辅王家屏因疲于应对争国本，只能对其听之任之，阁部之争中吏部占据了主动。但随后陆光祖因为力主擢升万国钦为建宁推官，饶伸为刑部主事而触怒了神宗（万国钦因万历十八年弹劾申时行谪剑州判官；饶伸因万历十六年弹劾王锡爵子王衡和申时行女婿李鸿在顺天乡试戊子科中举，要求罢免大学士申时行和王锡爵，申时行和王锡爵随即上书辞职并闭门不出，许国因入科场主持会试，内阁中无人主持，太监将需要票拟意见的奏章送到申时行府上，又被申时行以辞职为由全数封还皇帝，神宗得知此事后大惊道：“内阁竟然一个人也没有了？”随后为了慰留申时行而将饶伸下诏狱，随后罢职为民）。神宗认为这二人都属于特贬，不应当擢拔，陆光祖此举有挑起大臣争斗的嫌疑，因而下旨申斥陆光祖，同时将陆光祖的下属文选郎中王教、员外郎叶隆光、主事唐世尧、陈遴玮等全部免职。而在随后的会推阁臣中，吏部尊循旧例将陆光祖列在会推名单榜首，神宗认为此前陆光祖为赵志皋、张位入阁力争会推是为了自己入阁，因此特别下诏申斥，并且有“借口会推狥私幸举”的指责（《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六》），随后陆光祖终因给事中乔胤的弹劾以老病请辞，神宗立刻批准了他的上疏，最终给予他以驰驿的权利体面退休。但吏部在经过宋纁、陆光祖两任尚书的努力下，终于从内阁手中重夺铨政（《明史•孙鑨传》）。

      万历二十年三月南京兵部尚书孙鑨升任吏部尚书，孙鑨为了力保吏部的权利，与内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原本陆光祖掌吏部时，通过预先嘱咐轿夫绕道躲开阁臣的方式恢复了旧例，而孙鑨并不了解其中的奥妙，直接遵循吏部尚书不避阁臣的旧例，引起了次辅张位极大的不满，阁部之间的斗争已经表面化。此时内阁中王家屏已经退休，首辅赵志皋较为软弱，惟独次辅张位精明强干勇于任事，政务多由其处理，因黜陟官员的大权已经被吏部掌握，张位深感掣肘，于是上疏建议把原来由吏部廷推大臣，改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由皇帝裁用，虽经孙鑨极立反对，但仍得神宗诏准，吏部大权逐渐散归九卿，阁部之争内阁逐渐占据上风。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大学士王锡爵归省还朝继为首辅，王锡爵相比于赵志皋、张位更受神宗皇帝信任，他在此时回朝使得内阁的威势更盛，孙鑨等吏部官员深感大受威胁，恰巧这一年是癸巳年，正值京察大计，照例应由吏部尚书主持，为了挽回颓势孙鑨等吏部官员决心利用京察来削弱内阁的势力。当年京察由吏部尚书孙鑨主持，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协理，背后还有吏部考功员外郎顾宪成这样的高参。此次京察中为了避免党争的恶名，首先将孙鑨的外甥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斥黜，借秉公澄汰无所徇私的名义掩藏结党攻讦的事实，而后包括次辅赵志皋之弟在内的许多由阁臣任用的私人也在此次京察中被黜。京察的惯例，是由吏部都察院主持考察，然后经阁臣上奏皇帝。而孙鑨和赵南星知道如果仍按京察旧例，势必会因内阁的阻挠，无法实现打击内阁的目的，因此决定直接将察疏上奏皇帝。内阁方面王锡爵此时回朝正是为了阻挠京察庇护私人，但因孙鑨直接将察疏上奏皇帝，导致无计可施，阁部之争吏部扳回一程。

      三月，京察结束后，内阁并不甘心于此次打击，一直在伺机报复。恰巧此时言官以拾遗弹劾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其中涉及的虞淳熙既是吏部官员，又是孙鑨的同乡，因此孙鑨上疏力保虞淳熙和杨于庭，仅同意将袁黄免职。兵部职方主事袁黄当时正在朝鲜为援朝明军赞划军务，颇有功劳，孙鑨将其作为替死鬼是看准了神宗不愿在平倭战事进入关键时刻自乱阵脚，企图完全推翻拾遗。此时刑科给事中刘道隆为了迎合内阁，上疏弹劾吏部“曲为解说，仅议一袁黄而止，非体（《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八》）”。而内阁获此良机，立刻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而孙鑨再度上疏分辨，以“安贫好学”力保虞淳熙，以平定宁夏叛乱有功，不敢“以功为罪”力保杨于庭，而且言辞甚力，进一步触怒皇帝，于是神宗以孙鑨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赵南星官秩降三级，将虞淳熙罢免。此时内阁又再次上疏，假借为赵南星开脱而给他安上“是已非人，抑扬太过”的劣评，建议将虞淳熙、杨于庭罢职。

      孙鑨在辞职无果后，愤而再次上疏申辩，有“今以留二庶僚为专权，则无往非专矣。以留二京职为结党，则无往非党矣”（《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之类的义愤之词对结党的指责辨白，同时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礼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岩，助教薛敷教也纷纷上疏求情，但求情的对象不是孙鑨反是赵南星，因此不但坐实了结党的罪名的同时更使神宗认定此次争斗的主谋是赵南星，而此时首辅王锡爵以陈泰来的上疏中有涉及自己为由而再次提出辞职，获得神宗皇帝手诏慰留，说：“朕因新春积火上升，两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火愈，召卿面商国事。”（《神宗实录》卷二五八），等于将国事委付内阁，最终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庭、袁黄全数罢职，陈泰来降级，发往边疆，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贾岩、薛敷教以朋谋乱政的罪名降三级调外任。

      七月，吏部尚书孙鑨在连上十道奏疏辞职终获批准，同月礼部左侍郎赵用贤升为吏部左侍郎，赵用贤曾因弹劾张居正夺情而名满天下，同时又因反对三王并封而与首辅王锡爵矛盾很深，成为了吏部党人重点争取的对象，文选司员外郎顾宪成与其倾心结纳，引起了内阁的注意，王锡爵借赵用贤的女儿出生三月时曾许配吴家，其后又退婚改嫁蒋氏一事，指使同乡也是赵用贤绝婚的御史吴之彦弹劾赵用贤“论财逐婿”，这原来只是家庭琐事，却成为朝臣互攻的依据。赵用贤上疏自辩后，王锡爵上疏建议“宜听用贤引疾”，将赵用贤免职。此时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仍不肯罢休，积极上疏要求按律惩处赵用贤，而左都御史李世达则力陈赵用贤无罪，因此前癸巳京察中李世达就参与其中，随后又为赵南星辩白，已经引起内阁不满，随即被杨应宿、郑材所攻击，于当年十月被迫退休。随后行人司行人高攀龙、御史吴弘济、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主事孙继有、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等纷纷上疏弹劾杨应宿谄谀阁臣，而后杨应宿又反击高攀龙等，双方斗争进一步白热化。十一月，高攀龙再度上疏，其中不乏“朝廷之上善类几空”之语，称孙鑨、李世达、赵用贤为大臣，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于孔兼等为小臣，又称如果将上述诸人驱逐将使拒谏之名传之四海垂诸史册，“为圣德累不小”，再次触怒皇帝，最终以朋党的罪名将高攀龙等全部贬官外调。

      此时吏部文选司郎中孟化鲤又因推荐因特贬为民的科臣张栋而被免职，吏部党人元气大伤。内阁企图乘机彻底夺取人事大权，首辅王锡爵更准备以亲信礼部尚书罗万化接任吏部尚书，谁知遭到吏部都给事中朱爵、许弘纲强力反对，而在背后策划主持的则是新任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后在顾宪成的奔走下，最终以原吏部左侍郎老上司陈有年接掌吏部，而在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因王锡爵引疾致仕的阁臣的会推中，顾宪成分别推举原任东阁大学士王家屏、南京礼部尚书沈鲤、原任吏部尚书孙鑨、礼部尚书沈一贯、左都御史孙丕扬、原任吏部右侍郎邓以赞、少詹事冯琦七人，再次将罗万化挤出榜单，再度引起王锡爵的强烈不满。但会推七人中王家屏此前在争国本事件触怒皇帝，孙鑨因癸巳京察被迫辞职，均系神宗所厌恶的人选，这份名单因此也惹恼了皇帝，于是神宗以此前陆光祖曾经谋推自用为例，以此次会推七人中又有吏部尚书与左都御史为理由，指责吏部“显属狥私”，将顾宪成贬官外调。顾宪成作为吏部的核心人物，一旦外调损失无法估量，因此吏部党人立刻采取断尾求生的招数止血，先是吏部尚书陈有年上疏力陈，主动承担会推的过失，随后户科右给事中卢明诹、兵科右给事中逯中立、礼部郎中何乔远又分别上疏援救顾宪成。但这一系列的动作更加使神宗意识到顾宪成的影响之大，于是断然勒令陈有年退休，以左都御史孙丕扬继任，将顾宪成免职为民，将卢明诹、逯中立、何乔远贬官外调，同时以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陈于陛与原任南京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沈一贯二人入阁。至此，以王锡爵为首的阁臣在阁部之争和癸巳京察中均大获全胜。

三、乙巳京察

      万历二十二年七月陈于陛、沈一贯入阁后，赵志皋为首辅，次辅为张位，内阁合共四人。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陈于陛病故，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次辅张位因涉嫌妖书《忧危竑议》而被革职，当年十月，首辅赵志皋家居养病，内阁中沈一贯一人主政，前后历时三年。沈一贯原籍浙江宁波，在任期间浙江籍官员多依附其门下，如右中允陈之龙、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工科给事中钟兆斗、吏部员外郎贺灿然等，此外蜀人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齐人御史康丕扬等也与沈一贯的相互勾结。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赵志皋病故后，内阁仅余沈一贯一人，势必另选阁臣。而万历皇帝对阁臣结党素有戒心，决定从已经家居或退休的官员中选拔，随后起用原礼部尚书沈鲤、朱赓以东阁大学士入阁。次辅沈鲤系河南归德人，为人素来耿直，担任礼部尚书期间，因与首辅申时行意见相佐被迫辞官回乡，至万历三十年七月入朝，时年七十一岁。沈鲤曾任太子东宫讲官，深得神宗皇帝信任，主持礼部期间摒绝私交，遇事秉正不阿，颇有威望。沈一贯对其深为忌讳，特地写密信给凤阳巡抚李三才，以沈鲤受神宗信任，又受士林景仰，此番入阁必夺首辅之位，向李三才咨询意见，同时隐有拉拢之意，不料李三才对其并无好感，回信中只劝沈一贯与其同心为国，因此也引起沈一贯的不满。沈鲤入阁后，也与同年左都御史温纯、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等深自结纳，朋党之争，渐露苗头。

楚王案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楚王朱华奎以楚崇阳王府宗室镇国中尉朱华越欺罔四罪上奏。当年六月，镇国中尉朱华越请楚王宗室二十九人联名奏疏，亲自携带进京，疏中称楚王朱华奎与其弟宣化王朱华璧均非楚恭王之子，朱华奎是楚恭王妃的兄长王如言之子，朱华璧为楚恭王妃族人王如綍的家人王玉儿之子，二子都在出生数月后才抱至宫中，而朱华越的妻子是王如言之女，因此尽晓其中隐秘，朱华越同时还提及曾上疏称楚王为异姓子。但这道奏疏被通政司官员沈子木压下，据说是首辅沈一贯所指使，等楚王的上疏抵京后，沈子木向朱华越请求更改此前奏疏的日期以便遮掩。因事关皇族宗室，神宗皇帝于是将此案下礼部，由礼部右侍郎署部事郭正域主议。至此楚王案发，二沈之间，争斗再起。

      郭正域为湖北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沈一贯曾经是他的教习师，但郭正域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却从不执弟子之礼，反与沈鲤倾心结纳。此后两淮税监鲁保上疏请求下发关防印信，兼督江南、浙江织造，沈一贯准备拟旨下发，但沈鲤坚决不同意，郭正域则全力支持沈鲤。郭正域主持礼部时，摒绝请托，力持公议，一如当年沈鲤主持礼部时的作风，秦王朱谊漶因世子夭折请求封庶长子为世子，封诸子为郡王，为促成此事而向沈一贯行贿，但终因郭正域坚持不让而无可奈何。后郭正域又上疏建议收回嘉靖朝的黄光升、许论、吕本的谥号，而沈一贯、朱赓因与吕本同为浙江人，强力反对此事，并声称只要两人尚在内阁，此事就绝不能实行，而郭正域则针锋相对说：“如果黄光升的谥号应当保留，那海瑞就该杀。如果许论的应当保留，则沈炼就该杀。如果吕本的应该保留，则鄢懋卿、赵文华都应该是名臣，就不应当革职。”沈一贯与郭正域之间的矛盾由来以久，而在楚王案更是再度爆发激烈冲突。

      楚王案初下礼部，郭正域就立刻上疏并提出三个疑点，认为楚王朱华奎弹劾中尉朱华越之事容易查明，而朱华越检举朱华奎为异姓子则极难查明，朱华奎袭楚王爵已二十多年（万历八年袭爵），为何到今日才检举？而且检举的证词又出自女子兼血肉至亲，所说的证词是否可信？而且朱华奎弹劾朱华越之事仅一人上奏，而朱华越检举朱华奎则有宗室二十九人一同上奏，这到底是出于公愤还是企图结党陷害楚王？因为这三点都涉及宗室血脉，因此郭正域建议神宗皇帝应当命湖广巡抚、巡按正式调查此案，而首辅沈一贯则认为此案涉及亲王，关系到皇族的体面，建议私下探访，最终神宗皇帝以此案重大，命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应朝卿共同调查审理此案。

      九月，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应朝卿将审讯结果上奏，朱华越之妻王氏对异姓子的说法言之凿凿，而楚王各宗室则表示不知真伪，而在对与本案有关的七十余人严刑考讯后，仍然是事无佐证，只得请神宗再派官员调查。此时楚王朱华奎与御史康丕扬又分别上疏，要求还楚王清白。因此神宗皇帝决定将此案交由九卿科道于东阙门公议，当时次辅沈鲤、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坚持楚王为假，户部尚书赵世卿、仓场尚书谢杰、祭酒黄汝良则认为楚王非假，而主持公议的是代替郭正域署理礼部的左侍郎李廷机（尽管李廷机派系并不明确，但日后东林党将其划为沈一贯的浙党），于是公卿集议，意见不一。当时参与公议的官员共有三十七人将意见写成议单，而且彼此意见各有不同，最长的有一千三百多字。郭正域本打算将所有议单一并呈上，但李廷机则以议单众多过于繁琐为由，只同意将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抄录上奏。

      而沈一贯立刻心领神会，唆使党羽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弹劾礼部壅阏群议，只将对楚王不利的意见上奏。郭正域在得到沈鲤支持后，上疏自辩，并将沈子本匿疏、沈一贯阻止公勘、楚王借祝寿为名以百金贿赂诸事全数上奏。沈一贯也上疏自辩，称通政司有封还奏疏的权利，封还之事举朝皆知，并不能称之为匿疏；阻止公勘是处于维护亲王体统，且有沈鲤、朱赓两阁臣见证，顺带指控郭正域在朱华越初抵京师后命家人及长随将其领至沈子木家上疏在先，将九卿科道公议中长篇为楚王讼冤之词隐匿不报在后，最后则力请致仕。随后次辅沈鲤会同朱赓上奏，将礼部所保留的三十七份议单及楚王为郭正域祝寿的礼单全数呈上，暗助郭正域。此后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再度以楚王案弹劾郭正域，钱梦皋弹劾郭正域之外，还暗示其背后主谋系沈鲤。杨应文则披露郭正域之父曾为楚王护卫，曾被楚恭王施以杖形，此次公勘正是为父报仇。郭正域也上疏对杨应文的指控进行驳斥，随后都察院右都御史温纯则弹劾御史于永清、给事中姚文蔚，同时也牵涉到沈一贯，次辅沈鲤也因钱梦皋的弹劾而力请致仕，内阁中仅剩朱赓一人。于是朱赓上疏陈情，请神宗皇帝裁决此案，平息纷争。

      十月，礼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机上疏，将九卿科道公议的详情加以说明，又认为楚王案中朱华越之妻的证词不可采信，建议皇帝根据楚王奏疏、巡抚巡按奏疏、宗室奏疏，派出特使与巡抚巡按再次审理此案。表面摆出公正严明的姿态暗中相助沈一贯。因此神宗皇帝以楚王袭爵已二十年，早已无据可循为由，下诏停止楚王勘问，并将诬告的朱华越降为庶人，禁锢凤阳。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在连上四道奏疏辞职后终获批准，至此，楚王案以沈一贯胜出而告终。

妖书案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而前一夜此帖已经在京师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广为散布。《续忧危竑议》全文九百余字，假借郑福成之口，称太子朱常洛被册立是出于不得已，如今东宫的属官不齐备，是为了将来改立。皇帝起用朱赓，是因为赓与更同音，说明早有更立之意。而百官中依附朱赓的文官有兵部尚书王世扬、保定巡抚孙玮、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尚书李汶、御史张餋志，武官有锦衣卫左都督王之桢、神机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陈汝忠、锦衣卫千户王名世（明代唯一武三元，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武举顺天乡试解元，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武举会元）、王承恩、锦衣指挥佥事郑国贤，又有郑贵妃与提督东厂司礼监秉笔太监陈矩幕后主使，而首辅沈一贯则向来依附郑贵妃只为避祸，将来必定会有靖难勤王之事，全书最后署名为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四川道御史乔应甲书，至此妖书案发。

      妖书案发后受其牵连的沈一贯、朱赓、陈矩、王世扬、张餋志、王之桢、李汶之子李桢国、王名世、玉承恩等在京官员就分别上书自辨并自请免职，四川道御史乔应甲、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也分别上疏自辩认为编造妖书之人断无署名之理。神宗皇帝对于妖书虽然气愤，但对此案的处理非常老练，首先下诏抚慰太子和百官稳定朝局，随后对以上诸人的请辞全数不允以稳定人心，然后命令东厂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全力侦破此案，并且以指挥佥事的官职及赏金白银五千两通缉主犯。

      此前首辅沈一贯因楚王案与郭正域之间已经是势同水火，至妖书案起后，有流言称妖书似乎是出于清流之口，目的是为了扳倒沈一贯。而郭正域在辞职后，借口待河冻滞留于潞河之杨村（似乎预料到将有大事发生而等待观望），而朝中官员或亲自拜访或传递书信者络绎不绝，使得郭正域名望大增，更加引起沈一贯的猜忌，因此陕西道御史康丕扬随即上书，请求尽快了结楚王案，不给奸人兴风作浪的机会，将妖书的矛头暗地里指向郭正域，随后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又上奏，称根据之前锦衣卫左都督王之桢的奏辩中有 “此中委曲惟臣卫奸人知之”之语（王之桢也被日后东林党人指为沈一贯的爪牙），锦衣卫都指挥佥事李桢国的奏辩中有“奸贼嗔臣异己”之语，似乎是已经知道妖书案的幕后黑手，而且此前虽有要求直指奸人的姓名的圣旨，锦衣卫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的奏辩中却只字不提，似乎是有所顾忌（《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神宗皇帝认为钱梦皋所奏有理，于是王名世首先指认锦衣卫都指挥使周嘉庆为元凶，随后王之桢、李桢国、玉承恩相继指认周嘉庆，神宗皇帝随即将周嘉庆交由府部九卿科道会同东厂审讯。

      此后御史康丕扬巡城时抓获了游方医生吴江人沈令誉，从其身上搜出了楚王朱华奎弹劾朱华越的奏疏副本，刑部主事于玉立致吏部郎中王士骐（王世贞之子）的书信，书信中称于玉立的再次起复是王士骐和郭正域的努力，随后康丕扬又由沈令誉抓捕到僧人达观。达观即为著名的紫柏尊者，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沈令誉为其弟子，于玉立为紫柏大师的座上客，郭正域、于玉立、王士骐同为沈鲤的门生，朝夕出入沈鲤府邸，郭正域与于玉立又是莫逆之交，沈令誉因于玉立、王士骐而结识了郭正域，此后以郭正域门客的身份得以往来官员之间经营奔走，随后康丕扬将在沈令誉住所搜到的书信全部上呈，神宗皇帝因紫柏大师的书中称“李太后本打算修建寺院积福，而皇帝因为吝啬而不同意，这怎么能叫孝顺呢？（“慈圣太后欲建招提见处，而主上靳不与，安得云孝？”——《万历野获遍•释道》）”而大怒，进而认定郭正域结党之实。随后在京师带罪听勘的前汉中府同知胡化，上书检举妖书出自教官阮明卿之手，阮明卿本为沈一贯的心腹钱梦皋的姻亲，当时京师中又有传言说编造妖书是为了陷害郭正域，胡化作为郭正域的同乡兼同年，此次上书可以确信是郭正域所主使，将妖书案的矛头指向了沈一贯。

      而刑科给事中钱梦皋立刻针锋相对上书，称郭正域罢职离京后曾三次乘小轿夜入沈鲤宅，而妖书偏偏在楚王驳斥郭正域对其贿赂的奏疏抵京后出现，郭正域作为沈鲤的门生，与沈令誉、胡化等勾结为死党，暗中排挤范醇敬使其无法继任礼部侍郎，明里打击现任礼部侍郎周应宾，直斥郭正域为妖书案的主谋。又指控在妖书案发后，举朝上下都以为是大事，而沈鲤偏以为是小事，举朝上下都认为应该尽快缉拿，而沈鲤偏认为应当慢慢调查，将沈鲤归结为郭正域的同党兼庇护者。这道奏疏上呈后，朝野哗然，神宗皇帝随即下令让郭正域留在原籍等待审讯。随后提督京城内外巡捕都督同知陈汝忠又抓获可疑男子毛尚文，事后查明其为郭正域的家人，又从毛尚文口中审讯出郭正域的心腹家人何童、郭庆将不日进京，至此妖书案的矛头又重新指向郭正域，随即首辅沈一贯指使锦衣卫左都督王之桢和御史康丕扬在沈鲤宅搜查整整三日，一无所得后又派兵日夜监视沈鲤宅，命令陈汝忠发兵包围了郭正域的坐船，逮捕其家人奴仆十三人，连同之前捕获的胡化、沈令誉、达观、毛尚文等全部下狱，其间左都御史温纯上书替郭正域申冤，唐文献、陶望龄、李廷机也屡次向沈一贯求情，甚至太子朱常洛也派遣太监向阁臣传话“何为欲杀我好讲官（郭正域曾为太子讲官）？”，尽管沈一贯及其党羽千方百计希望牵出郭正域、沈鲤而对各人严刑拷讯，达观更是被拷打致死，但连续拷讯五日除胡化承认检举阮明卿是处于私仇外一无所得，引来神宗皇帝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更是引众官惶惶不安。

      正当朝中官员人人自危之时，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案发后第十天，东厂抓获了可疑男子皦生彩，随后从其口中审讯出其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案有牵连。随即东厂将皦生光抓获下狱拷问。皦生光本名杨本，原为顺天府生员，生性狡诈阴险，曾因多次敲诈钱财而被充军大同，后来因大赦回京后继续重操旧业，敲诈过郑国泰，甚至李成梁（李如松于万历二十六年战死辽东后，李成梁当时正在京师，皦生光准备了酒饭上门祭奠，痛哭终日不息，李成梁最后出来劝解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儿子与你的交情没有那么深，到这个程度也足够了。”皦生光则说：“我不是为了你儿子而伤心，而是感叹我的命薄。你儿子曾经对我许诺，得天下后封我为侯，如今你儿子死了，我才觉得心疼不已。”李成梁因而大惊，赶快拿出千金以封皦生光之口）。皦生光下狱后，神宗皇帝下令有九卿科道三法司锦衣卫审理此案，并指派提督东厂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监审。会审时沈一贯的党羽钱梦皋、康丕扬等极力想将案件引向郭正域、沈鲤，但皦生光在酷刑下仍然不肯牵连旁人，随后皦生光的妻妾子女也都受到了拷打，但审讯多日仍一无所得。最后沈一贯的同乡御史沈裕建议就以皦生光作为妖书案的主谋了结此案，提督东厂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也极力赞成，尽管沈一贯的心腹刑部尚书萧大亨仍想要把妖书案郭正域身上引，但在郎中王述古的反对下未能实现，最后皦生光抵刑不过自行诬服，陈矩将审理结果上呈，同时礼部侍郎李廷机、户部尚书赵世卿则通过朱赓，最终说服沈一贯。随后神宗皇帝为了尽快平息事端，将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妖书案就此了结，沈一贯再度取得胜利，但二沈之间的矛盾已是趋于白热化，随后在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成为历年积怨的大爆发。

乙巳京察

      楚王案和妖书案中二沈之间的争斗皆以沈一贯的胜利而告终，沈鲤一党在痛定思痛后认为其中关键在于科道言官被沈一贯所掌握，凡有意见不合者即群起攻之，沈一贯坐镇内阁幕后操纵，因此能先发制人，处处主动，所以妖书案后沈鲤一党就在筹划削剪沈一贯在言官中的爪牙。而在妖书案中锦衣卫都指挥使周嘉庆因被王之桢、李桢国、玉承恩、王名世检举而交由府部九卿科道会同东厂勘问，审讯中会同勘问的吏部尚书李戴为周嘉庆的岳父，拷问时实在不忍避入内堂，引起了神宗皇帝的不满，随后又因吏部郎中王士骐为于玉立跑官之事曝光而牵连到李戴，随后李戴两次上疏谢罪时又错用印，最终被神宗皇帝于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勒令致仕，此时吏部尚书与左右侍郎均空缺，成为了二沈争斗的重点。

      万历三十二年正月神宗任命杨时乔为吏部左侍郎，周应宾为吏部右侍郎。杨时乔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与沈鲤、温纯同年，周应宾是浙江宁波人，万历十一年庶吉士，是沈一贯同乡兼门生，因此二沈在吏部中依旧势均力敌。但两日后沈一贯向神宗建议以户部尚书赵世卿暂时署理吏部事获得批准，赵世卿在楚王案中力言楚王为真，与沈一贯意见相同，因此沈一贯认定其为自己人，此次推荐有拉拢之意。

      当年四月，刑科给事中钱梦皋考满九年，吏部拟将其外转湖广参政。明代的六科给事中虽然官不过七品，但权利极大，可以规谏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各部事务都必须经过其同意才能执行，否则即可封还。都给事中考满九年按成例可外转从三品参政，但权势大减，因此有“官升七级，势减万分”的说法（《万历野获编•吏部》）。钱梦皋作为沈一贯的心腹在楚王案妖书案中一马当先，一旦外转浙党损失极大，而沈一贯提拔的赵世卿却没有将此事提前知会内阁即上奏神宗，引起了沈一贯的强烈不满。因此钱梦皋随即上奏，称都给事中外转参政是成例，左右给事中外转只能转左右参政，散给事中外转只能转佥事，这两种外转都是对不称职的左右散给事中的另类降级，而作为刑科散给事中，却外转为从三品参政，如果吏部认为有功当升，自认为没什么功劳，如果认为有功当贬，又不知道罪状是什么，因此请求神宗皇帝下诏吏部询问此项人事安排的原因。随后沈一贯上疏挽留钱梦皋终获神宗皇帝批准。事实上此次人事调动确实不甚合理，沈鲤一党削剪浙党羽翼的初次操作出现了较大的破绽，因此被钱梦皋轻易推翻，但这也是一石二鸟之计，钱梦皋外调被神宗中旨留用代表吏部有过，因而五月赵世卿上疏引罪自责辞职，并建议由左右侍郎署理吏部事，最终以吏部左侍郎杨时乔署理吏部，沈鲤一党在此次外调争斗中是最大受益者。

      万历三十三年正月，乙巳京察正式开始，由吏部左侍郎署尚书事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温纯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曾因弹劾广东巡按监察御史顾龙祯，在与御史于永清、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的笔墨官司中，屡次涉及沈一贯，被沈一贯的爪牙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工科给事中钟兆斗所攻击，楚王案和妖书案中又多次为沈鲤、郭正域辩白，与沈一贯的积怨很深。所以沈鲤一党将此次京察视为削剪浙党羽翼的良机，至月底吏部的察疏奏上，在京五品以下官员中老疾者三十人、贪酷者十人、罢软者六人、不谨者九十人、浮躁者三十九人、才力不及者三十二人，其中科道中给事中浮躁二人，才力不及者二人，御史浮躁者三人，才力不及者三人，不谨一人。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御史于永清等俱在其中，工科给事中钟兆斗按年例外转，沈一贯因而大怒。二月，南京吏部尚书曾同亨会同南京都察院考察察疏奏上，南京五品以下官员老疾者十人、贪酷者二人、不谨者三十四人，罢软者三人、浮躁者十人、才力不及者十四人，南察的官员只有北察的三分之一，沈一贯因此以密揭上奏，最终神宗将察疏留中不发。

      二月，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上疏，重提楚王案，并有 “假王之说，未必全无影响。不一严勘，何以服诸宗之心”之词，意图为郭正域翻案。钱梦皋乘机上疏，指责林秉汉为郭正域的私人，自己被察是当事大臣杨时乔、温纯为郭正域报复。神宗皇帝于是将林秉汉降五级，外调极边，钱梦皋以“尽职建言”中旨留用。三月，吏部上疏请求发下察疏，神宗随即下诏以“科道乏人”为由将浮躁不及者全部留用，等于全盘推翻京察结果。沈鲤一党对此并不甘心，因而立刻展开拾遗（此时察疏未下），力攻沈一贯的党羽兵部尚书萧大亨等，南京吏科也随即以拾遗攻击南京总督仓场尚书王基等，但立刻被神宗下旨驳斥。神宗皇帝已经意识到此次京察完全沦为了朋党斗争的工具，随即下谕责问主持京察的吏部和督察院，称“朕览今大察各官本内，科道两衙门不称职的甚繁，岂皆不肖，内必有狥私之弊。因忿恚以洩之者有之，因结党以去之者有之，欲竖权以挟人者有之，欲立威以制人者有之，不然何乃如此，朕不得无疑（《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八日后杨时乔、温纯上疏辩白，列举万历二十一年和万历二十七年被察科道官员数量，证明此次考察并不多，但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科道官员空缺较多，总体比例看来偏高，因此“圣谕严切，臣等无状”。

      四月，考察留用给事中钱梦皋再度上疏重提楚王案，请求削去郭正域侍郎职并弹劾温纯庇护同党，而按年例应当外转的钟兆斗也上疏弹劾温纯多赃，温纯不得不上疏请求退休。随后大理寺少卿涂宗浚、吏科都给事中侯庆远、巡漕御史孔贞一纷纷上疏弹劾钱梦皋违禁（重提楚案）妄辩，杨时乔也上疏替温纯辩白，神宗将以上各疏全部留中不发。五月，沈鲤、杨时乔因前疏俱被留中而以衰病请求退休，候补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元珍上疏弹劾沈一贯“遍置私人，蒙上箝下”，暗指沈一贯蒙蔽皇帝操纵权柄，弹劾钱梦皋“奸险异常，顽顿无耻”和“身自为党而反以诬异己者”， 钱梦皋则上疏攻击刘元珍为温纯的鹰犬，又称有大臣因温纯辩白的奏疏留中而以辞职相要挟，暗指沈鲤、杨时乔。随后神宗皇帝下诏说明“威福予夺之柄从未有下移”，斥责刘元珍因补官未遂而诽谤，将其降一级调极边。

      六月，吏部员外郎贺灿然上疏，建议应当将被察科道官员罢斥，温纯作为左都御史挑起党争也应当让其退休，疏中又暗里分化杨时乔，攻击温纯，替被察的钱梦皋、钟兆斗开脱（“藉非铨臣夹持，科臣力诤，令得行一意，将无尽废公而行私乎！”，最后又为沈一贯开脱专权之罪（“皇上独断独行，万非辅臣所能窃弄，亦非辅臣所易挽回”）。在楚王案和妖书案中，钱梦皋、钟兆斗等浙党言官表现过于咄咄逼人，已经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而京察被中旨挽留又破了京察的先例，更是引起了公愤，钱梦皋、钟兆斗两人已经势难庇护，因此贺灿然此举表面上是要求罢免温纯、钱梦皋、钟兆斗以求公道，实质上是为沈一贯开脱，同时打击沈鲤的党羽而采取的丢车保帅的手段。但此举被杨时乔识破，立即上疏以“臣与（温）纯事同一体”为由主动承担京察的责任，请求将自己和温纯一起罢斥。随后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嘉训、河南道御史萧如松纷纷上疏请求将温纯、钱梦皋、钟兆斗一起罢免。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也上疏建议拾遗大臣必不可容，被察科道必不可留，外推各衙门诸臣必不可已，与南京京堂之自陈庶僚之察处必不可不奉旨处分，又弹劾首辅沈一贯内交近侍阳施阴设，请求将北察南察的察疏下发。朱吾弼曾在楚王案中力陈郭正域无罪，又与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共同请求重勘楚案，与浙党之间矛盾很深，此次上疏可以看做是沈鲤一党的反击。

      七月，沈一贯因密揭力保被察科道成为了众矢之的，不得以上疏请求罢免，同时建议将南京考察拾遗各疏下发，被察科道调往外地。此举得了神宗的赞许，随即温旨慰留，并且有“钱梦皋另有处分”的批示。眼见沈一贯已经获得了皇帝的庇护，浙党丢车保帅的手段已经奏效，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随即上疏弹劾沈一贯欺罔者十，误国者十，请求罢免沈一贯。而沈一贯则与沈鲤、朱赓共同上疏自请免职，间接要求神宗对此事表态。六日后，神宗皇帝下旨批准温纯退休，钱梦皋、钟兆斗各自去职养病，南察察疏随即下发，南京五品以下被察官员各致仕降黜如例。一日后又批准北察留用官员御史张似渠、蒋以化、杨文各自去职养病，同时下诏申斥百官“聚讼朝堂、揣疑君上、诬诋辅臣”。指责朋党“致君孤立，束手听制臣下”，将贺灿然、刘元珍、庞时雍姑各降三级调极边，夺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一年俸禄，最后告戒诸臣“约束属官尽心职业，不许出位妾言沽名乱政”。至此乙巳京察历时七月终告结束。此后沈一贯因被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嘉训、南京福建道御史孙居相弹劾，连上奏疏八十道自请免职终获批准，于万历三十四年七月与沈鲤同日免职，各赐路费，驰驿归里。二沈之间的长期争斗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alance1981 于 2011-4-24 23:36 编辑 [/i]][/color]

四、辛亥京察

      顾宪成于万历二十二年辞官回乡后，与先后辞官的同乡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薛敷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罢官家居的赵南星、史孟麟、于孔兼、于玉立等也遥相呼应。这些人都是历次斗争中被牵连的官员，而且多曾供职吏部，熟悉朝廷官员情况，又因为他们多已罢官家居多年，熟悉乡里情事，往往能够反映民众的呼声，得以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因而在社会上颇有清名，东林书院也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舆论中心，逐渐形成了在野的议政集团东林党。而乙巳京察终以二沈相继去职两党两败俱伤而告终，朝堂之上几空，使得被压制十余年之久的东林党得以乘势而起，转化为参与政争的朋党，随即与旧有势力发生更为激烈的冲突，加重了晚明朝政的昏乱,明人对此有着高度的概括:“今日之争，始於门户。门户始於东林，东林倡於顾宪成”。

会推之争

      万历三十四年七月沈一贯与沈鲤相继去职后，内阁仅余朱赓一人。朱赓为浙江山阴人，隆庆二年进士，与沈一贯既是同乡又是同年，因此被视为沈一贯的同党。朱赓时年七十二岁，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因而被东林党人御史宋焘、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以“朝政日弛，中外解体”和专权两项罪名攻击，朱赓屡次上书求去并增补阁臣，甚至素服于文华门恳请，但神宗不愿为大臣所挟制，又对朋党争斗疑虑重重，因而迟迟不肯补选，而东林党人则攻朱赓愈急，从此开了攻击阁臣的先例，内阁的威望由此大减。万历三十五年四月，朱赓在上二十余疏屡请增补阁臣后终获神宗皇帝首肯，东林党人随即为了谋求入阁而展开了活动，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上疏论会推，以会推南京吏部尚书为教训建议取消九卿会推的制度（当时南京吏部尚书会推的六人全部为在江南就职的官员，因此有“吏部不过江”的笑谈），又以赵志皋、张位以中旨入阁后因过被免职为教训建议不再以内降中旨入阁，其真实目的是希望将会推大权交还吏部（当时吏部掌权的是户部尚书署吏部赵世卿和吏部左侍郎杨时乔，赵世卿在乙巳京察中与沈一贯发生冲突，被东林党人视为可争取的对象，杨时乔与东林党人政见基本一致），为东林党入阁创造条件。随后户部尚书署吏部赵世卿也上疏力陈九卿会推的弊端，建议将会推之权交还吏部。

      五月丁丑神宗皇帝下诏命吏部仍会同九卿科道会推阁臣，两日后以赵世卿、杨时乔为首的九卿于东阁内议定出于慎行、赵世卿、刘元震、叶向高、杨道宾、李廷机、孙丕扬七人会推名单，随后召六科都给事中和御史入内传示会推名单。会推七人中礼部左侍郎李廷机作为沈一贯的门生，在楚王案妖书案乙巳京察中因倾向沈一贯，被东林党怀疑为沈一贯去职后的浙党新首脑，早前东林党因担心他有可能入阁，给事中王元翰、御史李云鹄屡次弹劾未果，此次会推李廷机果然名列其中，再度引发浙党和东林党的纷争。会推名单传示完毕后，吏科都给事中浙党的陈治则认为李廷机名列其中是公道犹在，刑科署事右给事中东林党的曹于汴则认为李廷机屡被弹劾，不该列名会推，于是引发了诸臣的争论，九卿之首的赵世卿以“廷机任事真，操持洁，其品足重”而力保李廷机，吏部左侍郎杨时乔也表示认同，于是九卿都表示赞同。但曹于汴再度以“其人琐屑，褊无识度”攻击李廷机，御史叶永盛则以“天下岂有全人”针锋相对，曹于汴仍以推举李廷机将引来更多的弹劾为由坚持前议，陈治则则认为如果担心人言，那么列名会推的杨道宾也有“一晋江害两晋江”的流言（李廷机、杨道宾、黄汝良俱为福建晋江人，此时黄汝良以受赃吏金被弹劾，因此牵涉到李廷机、杨道宾），兵科都给事中东林党的宋一韩立刻建议将李廷机、杨道宾从名单上除去，但九卿诸臣对曹、宋二人之议皆默然以对，于是叶永盛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就应当将名单全数上奏由皇帝决定，而不应当随意去掉会推人员，否则会被皇帝视为结党争斗，浙江道御史何尔徤也认为此份会推名单已经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建议将名单奏上。当时科道中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礼科都给事中邵庶、工科署事左给事中孟成已、御史中叶永盛、何尔徤都认为李廷机应当列名，而刑科署事右给事中曹于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御史陈宗契则认为应当去掉李廷机，双方相持不下，最终仍以七人会推名单上奏神宗。

      会推之争后东林党人惟恐李廷机得以入阁，因而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兵科左给事中胡忻，刑科右给事中曹于汴，福建道御史陈宗契，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各自上疏弹劾李廷机，企图影响神宗的决定。李廷机在之前楚王案妖书案乙巳京察中虽偏向沈一贯，但是对沈鲤一党也多有开脱庇护以求息事宁人的举动，而且李廷机为官廉洁，朝野上下颇有声望，因此深得神宗皇帝的信任。而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御史中叶永盛则将当日会推的情形上奏，更加坚定了神宗的决心。十日后，神宗皇帝下旨加于慎行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叶向高和李廷机升礼部尚书各兼东阁大学士，三人同时入阁，随后又下诏招在籍旧辅王锡爵入朝担任首辅。

      此诏一出立时引起了东林党人的恐慌，王锡爵声望既高，深得皇帝信任，权谋机变更胜沈一贯，又与东林党人水火不容，一旦入阁与朱赓、李廷机等联手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甚至远在无锡的顾宪成也写信给叶向高，信中称“近日辅相，以模棱为工，贤否圂淆”，暗讽王锡爵、朱赓、李廷机，随后东林党人纷纷展开行动，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兵科左给事中胡忻上疏弹劾会推，指控现任阁臣朱赓暗中操纵会推，致使“其布置已密，机局已成，能使下逃负清议之名，而上代受冒清议之实”。但神宗不为所动，一概留中。当年闰六月，李廷机在三次请辞皆不允如而入阁视事后，神宗再度下谕朝臣，有“近来科道两衙门喜事辈，狥私结党，专以揣摩猜疑、狂肆妄言、诬害良善、逞臆制人，全无国体，淆乱朝政”之类的申斥，随后将王元翰、胡忻以“呶呶求胜不已，疑君诬人”之罪罚俸半年。

      此后东林党开始转换策略，七月漕运总督李三才上疏请求补大僚选科道用废弃三事，意图将在野的东林党人如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等重新起用与内阁分廷抗礼，同时又重提万历二十一年京察的旧事以影射王锡爵。九月江西参政姜士昌进京奉表入贺，随即上疏论国是，称沈一贯为奸邪，以沈一贯入阁为王锡爵所推荐，王锡爵柄政时期将东林党的一干正人君子罢斥，而沈一贯去而王锡爵又来，等于沈一贯未去，同时又以王安石驱逐诸贤竟以祸宋来影射王锡爵、李廷机。神宗得疏后命将姜士昌下吏部参看，而吏部在得严旨后十日仍无回奏，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反以心疾为由请假（杨时乔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此举有企图拖延至不了了之的嫌疑），随即引来神宗皇帝的申斥。杨时乔不得以上疏为姜士昌开脱求情，希望免于处罚或仅罚俸了事。神宗不为所动，于是下旨将姜士昌降三级调用。十月直隶巡按御史宋焘上疏为姜士昌求情，重提乙巳京察中沈一贯以密揭上奏挽留钱梦皋的旧事，又攻击李廷机因畏惧言官反将礼部主事聂云翰罢斥的旧事。神宗皇帝此时已经意识到新的党争已然形成，于是责问宋焘为何聂云翰被罢之事当时不提今日却重提，指责姜士昌、宋焘结党，将宋焘降一级外调广西佥事，姜士昌降为兴安典史。神宗皇帝的一系列雷霆手段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东林党人暂时沉寂下来，静观事态发展。十一月，于慎行、叶向高分别抵京，但于慎行入朝三日后即病故，王锡爵第三次婉拒入阁，而叶向高以李廷机资俸在前为由请求以资俸为内阁排序终获神宗批准，叶向高的高姿态使得朝政暂时平静下来。

密揭之争

      万历三十六年五月，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东林党人郑振先上疏弹劾首辅朱赓、次辅李廷机十二款大罪，并称沈一贯、朱赓、李廷机为过去、现在、未来三身。朱赓、李廷机因而先后求去，李廷机更是数月闭门不出，因而神宗以“出位沽名，诋诬大臣”将郑振先降三级外调极边。六月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在上疏为其求情不果后，授意吏部降郑振先为贵州普安州判（从七品），神宗又下旨再降两级。七月，在籍旧辅王锡爵再度婉拒入阁之请，以家人王勉携密揭进京，路经淮安时投宿在漕运总督李三才处被李三才窃得密揭，李三才最初本准备篡改以激怒言官，但随后因密揭为王锡爵之孙著名书法家王时敏主笔，只得抄录全文。此份密揭尚未抵达京城时，东林党人和南京的科道言官已经人手一份。而密揭中“皇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弃之，如禽鸟之音不以入耳”之语，引起了科道言官的公愤。

      九月密揭抵京后，东林党人立刻展开了筹划已久的行动，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弹劾王锡爵、朱赓“密揭擅权交通乱政”，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弹劾朱赓“借主威以洩怒”，礼科都给事中胡忻则以南京城上空天鸣请求“清政府以调元气，徵众正以亨阳德，屏邪佞以廓氛祲，肃军政以防不测”，暗示请罢免阁臣，起用被罢斥的东林党人，刑科给事中彭惟成弹劾李廷机“狠毒放肆无人臣礼”，工科给事中李瑾弹劾太常寺少卿倪斯蕙、侯庆远，工科给事中王元翰以灾变请罢免首辅朱赓、兵部尚书萧大亨、左副都御史詹沂，并请下旨申斥户部尚书赵世卿（赵世卿在会推之争中与东林党意见相抵，因此被东林党所嫉恨），刑科给事中张国儒言弹劾奸辅朱赓与奸臣赵世卿“呼吸相应”，工科给事中何士又弹劾锦衣卫左都督王之桢为辅臣爪牙枢臣腹心，企图为于玉立翻案。此次密揭事件中东林党是早有准备，以有心算无心，打了浙党措手不及，因此朱赓、李廷机、萧大亨、詹沂、赵世卿、倪斯蕙、侯庆远只得上疏求去，随后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以平息公愤为由请求发下王锡爵、朱赓、李廷机三人的辞疏，为此次行动收尾。但这一系列的动作全然被神宗皇帝看破，于是将所有奏疏全部留中不发。

      十月，东林党人仍不肯罢休，礼科给事中张凤彩弹劾王锡爵“辣手杀机，蓄极必发”，刑科都给事中萧近高弹劾王锡爵借密揭以行其私，弹劾朱赓身背弹章六十余疏应当免职，李廷机私通建夷应当明正典刑，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弹劾王锡爵、朱赓、李廷机，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弹劾赵世卿误国欺君。面对东林党人的步步进逼，最终首辅朱赓于十一月癸丑病故，次辅李廷机闭门不出，随后迁居到演象所之真武庙，将仆人全部遣散，表明去职的决心。但东林党人因神宗仍未批准李廷机的辞疏，惟恐其得以复出。十二月，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请补阁臣，此时吏部尚书为九月起复的东林党的同情者孙丕扬，请补阁臣是为谋求东林党人入阁并完全斩断李廷机复出的可能。随即礼科给事中张孔教上疏建议收回起复王锡爵入阁的诏书，批准李廷机辞职的奏疏，并会推阁臣。户科给事中顾士琦上疏为郭正域翻案并谋求起复，疏中甚至有“天祚国家奸赓忽殒”之类的幸灾乐祸之词，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上疏请罢免李廷机、王之祯等，云南道御史史学迁上疏重提楚王案妖书案以弹劾沈一贯、朱赓，所上奏疏虽被神宗全部留中，但浙党势力自此陷入低潮。

三党反击

      东林党虽在密揭事件后大获全胜，但新的对手已然出现，分别是以宣城人右中允汤宾尹为首的宣党和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埈为首的昆党。汤宾尹和顾天峻都是翰林院编修，任太子东宫的文臣，却各自收召朋徒，因而引起了东林党的警惕，称“天峻高亢自得，宾尹淫污无行（《国榷》卷八十一）”。当时汤宾尹急于谋求入阁，其门生户科给事中王绍徽因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意气陵厉，世服其敢言”，请其为汤宾尹扬誉，而且许诺汤宾尹一旦入阁，则“汤君且为公死，世间如汤君可恃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但被王元翰断然拒绝（此时内阁中东林党人叶向高一人独相，王绍徽的许诺毫无吸引力），此举引起宣党的强烈不满，因此转而与浙党相结纳。而吏科都给事中浙党的陈治则素来与王元翰有矛盾，在王绍徽的奔走下，指使其门人云南道御史郑继芳于万历三十七年二月上疏弹劾王元翰“贪婪不法，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王元翰愤而上疏自辩并称郑继芳此举是为申时行、王锡爵吐气。随后浙党宣党的刘文炳、王绍徽、刘国缙等连上十余疏攻击王元翰，东林党人史记事、胡忻、史学迁、张国儒、马孟祯、陈于廷、吴亮、金士衡、刘节、刘兰等也纷纷上疏营救，大学士叶向高也建议将所有奏疏下发部院评议曲直，但神宗皇帝仍然将所有奏疏留中不发。王元翰因神宗置此事不理而无法自白，不得不将所有家产置于国门，由来往官员检查评议，然后于四月痛哭离朝。此次事件中浙党宣党借东林党人素来以清明廉洁自许，故专攻以贪婪奸赃等罪名，而神宗为了避免党争将奏疏一概留中，迫使被弹劾的东林党人无法自明下不得不自行求去。此次弹劾是谋定而后动，浙党昆党初次操作即大获全胜，因而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了东林党的巨头李三才。

      李三才系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与赵南星为同年，后任南京礼部郎中时与魏允贞、邹元标深交，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与在无锡讲学的顾宪成亦有深交，至万历三十七年正月加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衔。三月，大学士叶向高再次请放李廷机回乡并增补阁臣，随即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上疏建议增补阁臣不应当专用翰林出身的官员，应当也起用外官，又称此前阁臣都是南方人，建议多增补北方人入阁，其意在李三才（顺天通州人且为漕运总督），随后当时掌管都察院的左都御史自温纯去职后空缺长达三年，而右都御史詹沂则因被东林党人所弹劾而坚决求去，李三才挂左副都御史之职是继任的第一人选，因而大学士叶向高屡次请选补左都御史，其意仍在李三才，但神宗始终不予理会。李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一旦入阁或掌管都察院则东林党的威势更盛，浙党宣党将更加难以招架。

      因此浙党昆党开始筹划扳倒李三才以倾覆东林党，十二月工部屯田司郎中邵辅忠（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的亲戚）上疏弹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万历三十八年正月，浙江道御史徐兆魁弹劾李三才奸贪结党，李三才随即连上四疏自辩，并自请罢免，东林党人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给事中金士衡纷纷上疏为李三才辩白，大学士叶向高也上疏称李三才“在淮上十三年，甚有保障功”，又称“三才已杜门待罪，两淮重地督漕重任关系甚大，若久不得旨妨误实多”，间接替李三才求情。随后浙党宣党火力全开，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弹劾李三才“既能罗百万金钱而饱其腹，又能招一时丑类而助其锋”并攻击东林党人郑振先、金士衡、段然、马从龙结党，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浙江道御史乔应甲，户科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姚宗文、礼科给事中周永春、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工科给事中李瑾，南京河南道御史张邦俊、南京福建道御史王万祚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而东林党方面也不甘示弱，礼科都给事中胡忻、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南直隶提学御史史学迁、云南道御史史记事、广西道御史马孟祯、南京提学御史王基洪又上疏营救，双方弹章攻击，数月不止。

      此时远在无锡的顾宪成为营救李三才而分别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信中称“三才至廉至淡薄，勤学力行，孜孜不倦，为古醇儒”。而李三才的好友巡按直隶御史吴亮营救心切，于是将顾宪成的书信附传于邸报之中，引起舆论哗然，浙党宣党随即上书指责顾宪成以百姓之身始干物议，浙江道御史乔应甲又上两疏，列举李三才十贪五奸，极力攻讦。五月吏部考功司主事王三善上疏，称弹劾李三才者皆以其贪赃而攻之，而力保李三才者却也未称其廉洁，只是说“守虽不覊，才有可用”，惟独近日顾宪成的书信中称李三才“至廉至淡薄”，甚至比之于孔子，如果顾宪成说的是实话，那么攻击李三才的人就是诽谤圣人，必须调查堪问才能服诸臣之心，而且李三才家在通州离北京极近，只需要派一大臣查看其家宅华陋与否，取本州的田籍黄册查看其私产田地多寡与否，那是否贪赃则立见分晓，而且建议如果找不到合适人选，愿自告奋勇承担堪问的职责。李三才抚淮十三年但“性不能持廉”，其家产相当与朝廷一年的收入，因此王三善请求勘问的奏疏，东林党人立时束手无策，随后礼科给事中周永春、吏科给事中梅之焕则上疏要求李三才免职听勘。李三才被逼无奈，连续上疏十五道自请免职，最后于万历三十九年二月被正式罢免，政治生命从此结束。而以浙党为首的反对党在斗争中重新占据了上风，随后也引来东林党人在辛亥京察中的猛烈反击。

辛亥京察

      掌管辛亥京察的吏部尚书孙丕扬曾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后执掌吏部，万历二十三年大计外官时“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惟独担心宦官请托，创立了掣签法以对官员选授迁除（以竹签预写所选机构地区及姓名等，杂置筒中，大选急选，皆由选人自掣，后推广到外省官员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签分发各省，沿用至清朝），随后在与阁臣张位和右都御史沈思孝的争斗中不敌而辞职。万历三十六年九月，被神宗皇帝重新启用为吏部尚书，在屡次请辞不被接受后，于万历三十七年四月入京，时年七十八岁，随后于万历三十八年的大计外吏中“黜陟咸当”而声望大增，因而被东林党人看中，大学士叶向高借口为庆贺孙丕扬考满加一品，特地授意孙丕扬的同乡东林党人礼科都给事中胡忻牵线，以珍藏的玉带相赠来加以笼络

      同年以浙党为首的三党言官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河南道御史刘光复、湖广道御史房壮丽、户科给事中王绍徽、姚宗文、徐绍吉、兵科都给事中朱一桂、礼科给事中周永春等在攻击王元翰、李三才的争斗中大获全胜后，已经准备策划彻底倾覆东林党，因此有人（极有可能为东林党人）伪造了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的书信，送到了浙江道御史刘国缙和户科给事中王绍徽手中，书信中称“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和“秦脉斩断，吾辈可以得志”， 福清指大学士叶向高，富平指吏部尚书孙丕扬，耀州兄弟指保定巡抚右都御史王国和吏部右侍郎王图，孙丕扬、王国、王图俱为陕西人，因此称为秦脉。随后礼科都给事中胡忻将这份书信送至孙丕扬手上，并在书信末尾加上“嘉禾先生近生一子，想丈所欲闻者，并报”，嘉禾先生即沈思孝，曾与孙丕扬在万历二十三年的外计中发生激烈冲突，两人俱无子嗣，所以胡忻故意加上这句话以激怒孙丕扬，孙丕扬果然中计，筹划借来年的京察处置郑继芳、刘国缙、王绍徽。之后孙丕扬偶然将这封书信出示给吏部左侍郎萧云举时，萧云举仔细查看了许久后，提笔写道：“得非诈乎（孙丕扬时年八十，年老且耳背）？”孙丕扬出其不意，惊异莫名，随后才醒悟被人利用。

      而宣党首脑国子监祭酒汤宾尹曾于万历三十八年会试中，越房将门生韩敬被其他考官所淘汰的试卷与各房互换，强迫当时总裁会试的吏部左侍郎萧云举、右侍郎王图将韩敬录取为第一名，会同主考的礼部右侍郎吴道南本准备检举汤宾尹，但被王图所阻而不了了之，汤宾尹担心在此次京察中被察，故授意门生户科给事中王绍徽凭借与吏部右侍郎王图同乡的关系，极力在王图面前称颂汤宾尹，并且谎称吴道南等准备倾覆汤宾尹并牵连王图，期望拉拢王图以庇护汤宾尹，但王图不为所动。当时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金明时因曾弹劾宝坻知县王图之子王淑抃“赃私巨万”，也担心在京察中被察，因此在王绍徽的怂恿下，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上疏弹劾王图，并指责御史史记事、徐缙芳皆为王图心腹。同时汤宾尹、王绍徽乘机散布谣言，称王图与其兄保定巡抚在李三才的去留问题上产生较大分歧，因此王图准备在京察拾遗时罢免王国，而在金明时和王国、王图、史记事的弹劾争斗中又引出郑继芳的伪书，因此浙江道御史刘国缙怀疑伪书出自东林党人徐缙芳、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五人之手，原因是此五人都已被吏部选为御史但仍未获得正式批准，因而伪造书信以激怒孙丕扬，故刘国缙立刻上疏弹劾五人并斥之为“五鬼”，此时又有人（极有可能为三党之人）伪造王淑抃弹劾王国的奏疏并抄写到邸报上，企图混水摸鱼，神宗皇帝照旧对所有奏疏仍旧一概留中不理，使得双方的争斗更加肆无忌惮。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吏部尚书孙丕扬、左侍郎萧云举、右侍郎王图、左副都御史署都察院事许弘纲主持，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兆京、协理御史乔允升协助，以上诸人除孙丕扬、萧云举外清一色东林党人，真正在幕后操纵京察的是右侍郎王图。但东林党人惟恐孙丕扬破坏其借京察打击政敌，因此汤兆京在京察开始前两日（二月二十七日）将金明时弹劾王图之事泄露给孙丕扬，并称金明时此举是要挟以逃避考察，孙丕扬因而大怒，随即于考察前一日（二月二十八日）下令停止吏部对金明时的考察，亲自特疏弹劾金明时要挟逃避考察事，而汤兆京也随即上疏攻击金明时。神宗皇帝因此将金明时下吏部都察院议罪，金明时随后连上两道奏疏辩白，称汤兆京受孙丕扬的怂恿，要置自己于死地，同时在疏中哀叹自己是“四面受敌，垂绝于雷霆万钧之下” 。但金明时因一时心急忘记避神宗皇帝的名讳（金明时应避讳“钧”字），引的神宗皇帝大怒，立即把金明时革职罢官。

      金明时被革职后，浙党宣党昆党立时哗然，认为金明时弹劾孙丕扬、王图、史记事不过是尽言官的职责，但显然孙丕扬、王图认定此举正是郑继芳伪书中所说的“斩断秦脉”和“先去耀州兄弟”，因此孙丕扬、王图以要挟逃察的罪名报复金明时。三月京察开始后，孙丕扬等为了表明此次京察完全出于大公无私，首先将此前因未获神宗批准自行离京的刑部检校王元翰以浮躁浅露再降一级（同时巧借浮躁的评价洗脱王元翰贪污的罪名），随后在察疏中将国子监祭酒汤宾尹评为不谨，翰林院编修升右中允陈之龙评为浮躁，刑部主事徐大化、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嘉言、原御史康丕扬、原户科给事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姚文蔚、原左谕德降行人司司正顾天埈评为素行不谨，浙江道御史刘国缙、工科给事中钟兆斗评为浮躁浅露，又以劣转将户科给事中王绍徽外转山东右佥议，浙江道御史乔应甲外转陕西副使，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岳和声外转广西庆远府知府，最后察疏于三月二日正式上奏神宗皇帝。察疏中汤宾尹、徐大化、张嘉言、刘国缙、王绍徽、乔应甲、岳和声七人皆是浙党宣党昆党的骨干，因此三党认定孙丕扬果然因为轻信郑继芳的伪书而展开报复，随即纷纷上疏弹劾攻击。

      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首先上疏称金明时弹劾王图在去年十二月，孙丕扬弹劾金明时在京察前一日，因此孙丕扬、王图是以要挟逃察的罪名报复金明时，又以王图借孙丕扬报复金明时暗讽孙丕扬被左右的小人蛊惑，对与其不和的官员以考察报复，替汤宾尹等七人开脱，最后则称“天下大势惟有秦人而已更无皇上也”，建议神宗“大奋雷霆速散阴邪之党”。东林党人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兆京、江西道御史乔允升立即以“挠乱察典”的罪名攻击秦聚奎，孙丕扬则将汤宾尹等七人访单送抵内阁，大学士叶向高随即票拟建议“照考察处分”，而且建议“惟亟下考察及年例推升”，期望一举了结京察彻底解决对手，但神宗皇帝仍旧将察疏留中不理。随后都察院署院事左副都御史东林党人许弘纲见神宗皇帝迟迟不肯下发察疏，又风闻三党气势汹汹准备大举反击，畏惧引发东林和三党的死斗，因此上疏借弹劾秦聚奎妄挠察典为名，请求神宗将察疏下发，将三党的攻击矛头暗地里指向孙丕扬。

      孙丕扬不知是计，于四月再度弹劾秦聚奎，将其在绩溪、吴江为官时贪酷剥削的劣迹上奏，同时借质问秦聚奎如何得知汤宾尹等七人名列察疏，暗中指责其结党。秦聚奎在绩溪、吴江为官时确有劣迹，因此神宗皇帝开始表态支持孙丕扬，将秦聚奎褫职闲住，但仍未下发察疏。随后在许弘纲、孙丕扬再度上疏请下发察疏不果后，孙丕扬、许弘纲、萧云举皆闭门不出，间接对神宗施加压力。此时东林党人礼部主事丁元荐入京，担心京察察疏最后不了了之，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许弘纲等表现过于软弱（丁元荐长期追随顾宪成，属于东林党中的激进派），因此上疏攻击宣党、昆党，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四月癸巳，兵科给事中朱一桂上《特反大乱将作疏》（[color=red]*奏疏原文附于全文尾[/color]），称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御史史记事曾经攻击久居家中的沈思孝企图驱逐孙丕扬而谋夺吏部尚书之位，并将之斥为「大乱将作」，但如今看来史记事等一党才是真正要做大乱之人，之前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以阴谋策划入阁的罪名攻击左谕德顾天埈、李腾芳，导致翰林出身的官员二十余人被免职，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拥戴王图入阁，王图以王元翰为心腹策划入阁事，因此王元翰指使段然攻击顾天埈、李腾芳以扫清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张耳杀陈余」，但是没想到王元翰也被人弹劾，因此不得不借孙丕扬以自保。这些人知道孙丕扬容易被恩怨所激，因此以沈思孝为饵引孙丕扬入局，然后利用京察将所有意见不合者一网打尽。孙丕扬年老昏聩，容易被身边之人所摆布，王图隐藏于其身后暗中操作京察，并暗自结纳司礼监的赵纲以侦测皇帝的中旨并作为内应，而其挑拨摆布孙丕杨的手段更是机谋百出，如果这一干人等入阁其危害不下于严嵩赵文华。疏中又称之前金明时弹劾王图本来是言官的职责，反而被诬为要挟逃察，秦聚奎上疏鸣不平反而先被扣上阻挠考察的罪名，金明时和秦聚奎的弹章迟迟不予下发，弹劾这两人的奏疏却随上随发，而且这两人即使有罪也不过是免去官职而已，但最后却全部被革职，这正表明朋党气焰高涨。史记事以陕西人王绍徽弹劾陕西人王图等来为结党辩白，这正说明王绍徽不肯依附秦党，如今浙江人丁元荐攻击浙江籍官员就是依附秦党的表现。丁元荐的奏疏中将旧辅沈一贯列为首脑，但沈有贯早已退休多年（“一贯之灰久冷”），而丁元荐推荐的邹元标、赵南星等都是东林党人，东林党素来就暗中把持朝政，去年顾宪成以私人书信送至阁部为李三才颠倒是非强辩就是证明。疏中最后又称增补官员历来是朝廷的最重要的政务，以往候补官员往往是各有来历，如今每次选拔官员就必定是东林一党（“今日一东林，明日一东林”），于是产生了“长安无林不开榜（长安意指京城）”的民谣，如此可知东林党已经羽翼丰满，这也就难怪丁元荐如此卖命。

      朱一桂此疏有证有据，可以说是正中东林党人的要害，更令东林党人觉得难以应对，因此四日后大学士叶向高赶紧出来灭火，称从考察至今两月，被察官员和负责考察的官员都以素服请罪（察疏未下即代表皇帝不认可结果，即代表负责考察的官员失职），以“甚不雅观”和被察官员滞留京城引起“烦言四起”为由建议神宗立刻发下察疏处理官员。但三党早已将叶向高纳入攻击目标，因此两日后浙江巡按监察御史郑继芳上疏攻击京察并牵连叶向高，称此次京察正是出于“权相之渠魁，奸党之元恶”，汤宾尹等人都是出于私怨或阴谋被察。早前王元翰被弹劾时，孙丕扬、胡忻、史记事也因为同乡的关系加以庇护。此次京察中孙丕扬将王元翰的访单秘密泄露给王元翰的同党，胡忻、史记事面对访单束手无策，因此编造谣言乘考察培植同党徐缙芳等依附王图的官员，并且亲自到我的家里散播谣言。而且科道中有传言说“五鬼倾陷，阴贼造捏妖书”，此后奸人见阴谋败露，恰巧此时金明时弹劾王图，于是编造“秦脉”的谣言挑拨孙丕扬借京察报复，京察中又不论官员生平廉贪，只看是否为他们眼中的奸党，此后因担心无证无据，又把被察官员称为奸人余党，又以浮躁的罪名为王元翰巧妙的脱去贪污的罪名。疏中又称南京京察中参与考察的官员都承认“至公至明极严极当”（负责南察的南京吏部右侍郎史继偕为三党之人，但此次南察确实并未引起较大争议），但北察中为无罪的汤宾尹等人鸣不平的大有人在，这是因为“奸人坏异已之功名小，坏老臣之德业大，坏老臣之德业小，坏祖宗之典章大”，最后指责东林党人“借公行私，以阴坏大典，显树私交”。

      东林党人面对三党气势汹汹的指责难以正面应对，于是暗中将斗争矛头转向吏部左侍郎萧云举，萧云举在此前伪书事件中一语道破其中奥妙，早已被东林党人所嫉恨，因此东林党人御史马孟祯、乔允升上疏弹劾萧云举在京察中徇私庇护，企图嫁祸萧云举，三党不知是计，礼科右给事中周永春上疏驳斥马孟祯、乔允升，而且指责“一大僚贪被察数千金为之留”，暗指左副都御史许弘纲。许弘纲因之前被丁元荐弹劾为被察的刘国缙开脱（刘国缙先被评为不谨，许弘纲因刘国缙检举太监陈永寿淫恶杀人有功，将其改为浮躁）已经引起了东林党人的不满，此时又再次被三党弹劾，因此不得不上疏自辩并自请免职。同时孙丕扬为了证明此次京察大公无私，特意将汤宾尹等七人的访单上呈（京察访单是匿名填写，无法得知其中的评价出自何人之手），并屡请退休，得到神宗皇帝温旨慰留，三党的形势逐渐陷入不利。

      此时三党意识到中了嫁祸之计，因此掌京畿道御史徐兆奎上疏，以“天下大势尽趋东林”之词将矛头直指东林党，称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后，党徒日众横行乡里门庭若市，东林党人所到之处一喜一怒足以决定当地官员的祸福，但凡外出讲学，当地官员必定盛情款待，每次至少花费两百金，讲学时必定谈论时政，只要远近各地有官员行事与其相左的，必定要其修改才能执行。顾宪成与其党徒的书信就“能使南北交攻，邪正角胜”（《国榷》卷八十一），疏中又称此前丁元荐弹劾许弘纲不应当替被察官员开脱，这是因为丁元荐认为东林三才准备处置的官员就不得营救，而巡按直隶御史吴亮将顾宪成替李三才开脱的书信抄于邸报中时，丁元荐既不认为顾宪成以百姓之身干涉国家大政之轻率，也不认为吴亮将书信抄入邸报之荒谬，反而指责弹劾顾宪成的官员并诬以宣党昆党，说明丁元荐“身自党附而反以党诬人”，疏中又称此次京察纷争始于金明时揭发伪书，而汤兆京以金明时要挟逃察挑拨孙丕扬激化了矛盾，而以断秦脉三字激怒孙丕扬之事王图、南师仲、胡忻逃脱不了干系，史记事身背访单二十余封而仍能屹然不动，是因为汤兆京的庇护（汤兆京能够参与京察是史记事力荐），最后攻击东林党人借讲学为名结党营私，将道德与功名利禄捆绑在一起，导致“东林败坏天下，其祸更显”。

      但此时内阁中叶向高一人独相，暗地里支持京察，最终神宗于万历三十九年五月癸卯下发察疏，北察中三党的秦聚奎革职闲住，汤宾尹，张嘉言，徐大化免职，刘国缙降一级外调，王绍徽、乔应甲、岳和声外转地方。南察中东林党的户科给事中段然、刘时俊以浮躁降一级外调。但三党并不罢休，随后户科给事中姚宗文、工科给事中归子顾也纷纷上疏弹劾丁元荐并攻击东林党，南京吏科给事中高节、南京御史王万祚、曾阳易也纷纷上疏攻击孙丕扬、王图，企图推翻京察结果，丁元荐因而去官归乡，孙丕扬、王图、萧云举再度上书求去并出城候旨，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王图在出城候旨八月后获准放归，其兄王国随即也辞官回乡，万历四十年二月，孙丕扬在连上二十余疏后挂冠离朝，萧云举以母危弟故屡次请假返乡终获批准，万历四十年九月，大学士李廷机在引罪避居演象所之真武庙五年，累计上一百二十余疏求去不果后陛辞出都，至此辛亥京察终以东林党胜出而告终。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alance1981 于 2011-5-3 19:13 编辑 [/i]][/color]

四、丁巳京察

      万历四十年二月，孙丕扬、萧云举、王图各自去职后，吏部尚书和侍郎已经全部空缺。此时六部中只有刑部仍有尚书，户、礼、工三部都只有一个侍郎，兵部新点尚书王象乾尚未到任而且无侍郎，因此在大学士叶向高的建议下，神宗皇帝任命刑部尚书赵焕署掌吏部。赵焕为山东掖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万历二十三年以病去职回乡，其后被起复为南京右都御史，南京吏部尚书皆推辞不就，家居十六年后于万历三十九年拜刑部尚书，后兼署理兵部，万历四十年三月署理吏部后，随即上疏请求增补科道言官，明时科道定制六科给事中五十人，十三道御史一百一十人，而此时给事中余十人，仍旧在职履行职责的仅八人，都察院自温纯去职后八年无左都御史，十三道御史在职者仅有四五人，而万历三十八年候补官员考选三年仍未下发到任，由言官负责的监察稽核系统其实已经瘫痪，因此赵焕建议神宗立刻增补科道，将补选官员下发到任。大学士叶向高，都察院署院事左副都御史许弘纲也连番上疏建议增补言官，终于在当年十月，将万历三十八年考选过的官员十七人授六科给事中，五十人授各道御史。增补科道言官为赵焕赢得了极好的官声的同时，新的党争也已经悄然形成。虽然辛亥京察后宣党昆党日趋式微，但以山东人亓诗教、韩浚、周永春为首的齐党，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浙江人刘廷元、姚宗文为首的浙党因时而起，随即与东林党人继续展开争斗。

庚戌科会试舞弊案

      宣党首脑汤宾尹因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中，将弟子韩敬强行选拔为会元（韩敬殿试时被叶向高列为第三，后被神宗钦点为状元），在辛亥京察中以不谨被免职，韩敬也告病回乡，但东林党人仍旧不肯罢休，万历四十年顺天乡试放榜数日后，御史马孟祯、礼科右给事中杜士全就上疏弹劾第二名童学贤的考卷悖谬不通，选拔他的考官邹之麟有文无行，随后礼部左侍郎翁正春磨勘乡试朱卷后，弹劾第二名童学贤、第五名传皇谟两人的考卷“文理悠谬经义不明”，刑科给事中陈伯友上疏弹劾选拔二人的分校顺天乡试进士邹之麟。东林党此举真实用意是为揭发汤宾尹、韩敬舞弊事做舆论准备（一旦邹之麟因舞弊被重处，则弹劾汤宾尹、韩敬时就居于不败之地，而邹之麟作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又不易引起三党的注意）。但三党今非夕比，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早已识破东林党的盘算，随即上疏弹劾翁正春磨勘顺天乡试仅弹劾一考官，对于主考东林党人右庶子署翰林院事郭淐则只字未提，属于明目张胆的徇私。此举通俗的说法叫泼脏水拉人下水，可以说是非常高明，因此东林党人不得不自我辩白，礼部左侍郎翁正春于是借被弹劾为由自请免职，同时指控童学贤的落卷是由邹之麟上呈副主左考谕德朱延禧，由朱延禧涂改考卷后列为第二，将责任推到朱延禧身上（朱延禧既不属于东林也不属于三党）。翁正春嫁祸江东的招数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随后亓诗教果然再度上疏，称将童学贤选为第二和将传皇谟选为第五都是主考郭淐拟定，何况乡试中主考副考原无轩轾，怎么能将责任都推到朱延禧身上，指责翁正春的上疏正是为了庇护同党。

      东林党人见计划被三党识破，只得提前发难。御史孙居相随即上疏揭发科举舞弊，将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汤宾尹、韩敬关节事全盘托出，并指责邹之麟与韩敬为死党，此次乡试韩敬本另有人选，但童学贤被邹之麟误认而误取。随即右庶子署翰林院事郭淐也上疏自承领导责任并自请免职。三党方面没有被东林党转移视线的招数所迷惑，始终以结党包庇的罪名死咬翁正春不放，并请神宗下旨切责礼部官员（一旦下旨切责，东林党就坐实了结党包庇的罪名）。神宗皇帝也看破了双方的盘算，于是将所有弹劾、辞呈一概留中，将顺天乡试舞弊事下吏部礼部会同都察院共议，东林党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就在吏部尚书赵焕、礼部左侍郎翁正春、左副都御史许弘纲主持共议并准备将主考郭淐等的处分上奏时，东林党人户科给事中孙振基上疏弹劾参与共议的官员因畏惧汤宾尹的势力，只论顺天乡试而不提庚戌科会试。随后赵焕、翁正春、许弘纲各自上疏引罪，同时说明只论乡试是奉旨行事，并非其他原因（神宗前旨也只是将乡试案下部院共议）。但孙振基的弹劾并非全无道理，因此神宗皇帝随即将庚戌科会试舞弊事也下部院共议。

      十一月乙巳顺天乡试相关人等的处理结果下发，童学贤的举人被革，傅皇谟停考三科，邹之麟降为散官，于发藻夺俸一年，郭淐、朱延禧各夺俸半年，据说这一处理结果是出自楚党的户科给事中官应震的建议。顺天乡试案原本只是为庚戌科会试舞弊案造势，因此东林和三党对此案的处理均无异议。闰十一月丙戌，礼部会同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等对庚戌科舞弊案的共议完成，汤宾尹确实越房将韩敬的落卷与其他考房交换，其他考官也效法调换考卷，涉嫌其中的进士共有十八人，但韩敬贿赂汤宾尹舞弊一事查无实据，因汤宾尹已于辛亥京察中以素行不谨被免职，此次就不再论罪，韩敬建议以不谨免职，但仍许其以冠带闲住，另外还建议调出号簿对剩余十七人进行调查。这一处理结果是由赵焕、翁正春、刑科都给事中翁宪祥、河南道御史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联名上奏的，但参与共议的浙党御史刘廷元、董元儒、过庭训因与韩敬为同乡，以不谨是官员考察的罪名，科场舞弊涉及触犯律法不应评为不谨为由，拒绝在奏疏上署名，并建议将涉案进士十八人全部交部院共议，企图以法不责众的招数为韩敬开脱。随即浙党的户科给事中商周祚上疏弹劾礼部侍郎吴道南将号簿取走属“嗫嚅含糊”，企图将局面搅乱，东林党人御史马孟祯立刻针锋相对上疏称正是吴道南首先检举此案，因此不当问罪并“波及不宜太甚”，企图将此案的焦点锁定在韩敬身上，随即户科给事中孙振基、巡漕御史孙居相、南京户科给事中张笃敬、御史魏云中等东林党人再度上疏攻击汤宾尹、韩敬私相关节。最终神宗采纳刘廷元等人的建议，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命礼部严核庚戌科中式十八名朱墨卷。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戌科舞弊案在礼部左侍郎东林党人孙慎行会同九卿科道会勘后，虽然承认韩敬考卷“文优”，但仍旧将韩敬以关节议处，其余涉案十七人一概不问，随后东林党人纷纷上疏弹劾韩敬，建议以关节将韩敬论罪。万历四十二年三月，礼部就庚戌会试舞弊案上奏神宗，建议将韩敬下法司勘明，三党立时哗然，随即纷纷上疏替韩敬鸣冤，以至此案迟迟不决。直致三党借熊廷弼案、李三才案、丁巳京察将东林党的势力一扫而空后，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将韩敬贬为行人司司副（降两级）调南京任用，至此庚戌会试舞弊案才以三党的胜利而告终。

熊廷弼之议

      面对庚戌科舞弊案转入僵局，东林党人及时的转换了策略，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巡按御史荆养乔弹劾南直隶提学御史熊廷弼杖杀生员芮永缙，称汤宾尹家居时因强夺生员施天德妻为妾不成，导致施天德妻投缳自尽，生员冯应祥、芮永缙等将此事向官府检举，最终为其建祠，汤宾尹以此为耻。此后芮永缙与其兄芮应元又揭发宣城县生员梅振祚、梅宣祚奸淫事，熊廷弼与汤宾尹素来交好，以冯应祥、芮永缙品行低劣为由杖杀芮永缙，为汤宾尹“杀人媚人”，荆养乔上疏之后随即自行去职回乡。荆养乔此举可以说是高明之至，无论事实如何，汤宾尹“淫污无行”的罪名便再也无法自白。熊廷弼因此愤而上疏，称对芮永缙施以杖刑是因其品行低劣，“杀人媚人”之说实属无稽之谈，随后熊廷弼的同乡楚党的刑科给事中姜性、兵科给事中吴亮嗣上疏揭发先前桐城知县徐从治因编审事与当地乡绅产生矛盾，乡绅以公启上呈荆养乔，荆养乔遂以公启弹劾知县徐从治，当时吏科给事中东林党人李成名就借乡绅以公启借荆养乔弹劾知县为由，上疏建议继任的河南巡按御史桐城人方大镇不当赴任，如今荆养乔本来应当以地方不相能而去任，又借弹劾熊廷弼得以继续留任。

      此时东林和三党的争斗日趋激烈，因此吏科给事中李成名、户科给事中孙振基、兵科给事中麻僖、刑科给事中陈伯友、御史李邦华、马梦祯、魏云中、刘策、崔尔进、李若星、潘之祥、翟凤翀、徐良彦等东林党人纷纷上疏要求勘问熊廷弼，而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刑科给事中姜性、兵科给事中吴亮嗣、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御史黄彦士、南京湖广道御史周达等三党之人则纷纷上疏为熊廷弼辩白，东林党的科道言官又纷纷攻击官应震等结党包庇同乡。因荆养乔、熊廷弼二人俱为御史，于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为求公道，上疏建议将荆养乔革职，将熊廷弼解职勘问。最终神宗采纳了孙玮的建议，将熊廷弼解职勘问。此命初下即引起三党大怒，官应震、吴亮嗣等楚党言官则攻孙玮愈急，最终逼迫孙玮上疏求去。

      随后巡按应天御史徐应登将此案察明上奏，称宣城县生员梅振祚、梅宣祚奸淫事属实，但二人早已被前任巡按御史王国祯抓捕下狱，如今仍以行贿和藏匿的罪名在押，熊廷弼对两生员的批示是“恨不手刃”，而冯应祥、苏海望等生员因对江南的操抚屯仓按江诸院行贿，已经被郡县评为劣生，苏海望、李茂先、冯应祥、芮永缙四人被指认为主使，冯应祥已经出逃，而苏海望、李茂先、芮永缙三人被熊廷弼革去了功名并施以杖刑，其中苏海望所受杖刑最多，李茂先、芮永缙其次，芮永缙在受刑二十日后死去，因此并不能算做熊廷弼“杀人”。汤宾尹与梅振祚、梅宣祚素无关系，与芮永缙也素无过节，因此熊廷弼对芮永缙施杖刑也不能算做“媚人”。熊廷弼素来以“以力挽颓风为已任”，因此期望“一惩百儆”，但是没有预料到有人借芮永缙之死而造谣蜚谤。荆养乔误信了谣言，又因与熊廷弼意见素来相抵，因此贸然上奏。最后建议“事当以明白直截为断，而牵缠暧昧者可勿论。人当以生平本末为断，而意气诖误者可勿论”。

      徐应登此疏一出东林党人便无言以对，于是三党言官火力全开，刑科给事中姜性、兵科给事中吴亮嗣上疏称荆养乔当重处，熊廷弼当挽留，又攻击左都御史孙玮“私其所同而剪其所忌，不尽天下之人驱而入于门户之中不止”，随后礼科给事中亓诗教也连章上疏弹劾孙玮，孙玮于是再度乞休求去，于当年十月终获批准回籍调理。同时吏部尚书赵焕在同乡齐党首脑亓诗教的指使下，在未知会都察院的情况下，将在庚戌科场舞弊案、熊廷弼案中极力攻击汤宾尹、熊廷弼的东林党人户科给事中孙振基、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三人以年例外转，引起了东林党人强烈的愤慨，东林党人认定熊廷弼勘问事之所以迁延反复和三言官被以年例外转，左副都御史许弘纲首尾两端是重要原因，而辛亥京察中也因许弘纲的态度若既若离以至横生事端，因此南京云南道御史吴良辅随即编造罪名攻击许弘纲，南京御史宋槃也上疏弹劾许弘纲后，许弘纲随即上疏求去并出城候旨，以表明去职的决心。同时因年例外转御史魏云中也上疏攻击浙党文选司郎中周应秋，指责其“引进匪人，流毒天下”，署河南道御史汤兆京上疏攻击吏部学差年例二事未知会都察院擅自处置，将矛头直指吏部尚书赵焕，御史李邦华、周启元、孙居相也上疏弹劾赵焕，企图推翻年例留用三言官，随即吏部尚书赵焕上疏求去，齐党礼科都给事中周永春则上疏反驳周启元、户部郎中贺烺。神宗为了慰留赵焕，以年例推转系吏部职掌为由将汤兆京、李邦华夺俸三月，周启元、孙居相夺俸半年，贺烺降一级外调（贺烺并非言官），三言官仍以年例外转，汤兆京随即离职回乡。但赵焕去意坚决，于当年九月拜疏出城候旨，随后又被东林党人吏科给事中李成名以“伐异党同”的罪名攻击，最终于十月获准回乡。

      至此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又全部空缺，于是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礼科给事中亓诗教上疏，将目标直指东林党，称顾宪成主持东林期间“大开奔竞之门，广布招摇之令，横行笼竹□罩之术”，使得“无识者误坠其术中，不肖者愿归其幕下”，最终导致“凡才智自雄之士与拔扈无赖之人及任子赀郎罢官废吏富商大贾之类，如病如狂走集供奉者不知其数”，将东林党比之于蛊惑人心的邪教。又攻击东林党人“依附名流，交纳要津，夤缘权贵，布散党与。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诸曹，机关通于大内，内阁任其指挥，冢宰听其愚弄，总宪繇其提掇”，攻击东林党为了独掌朝廷大权排除异己，使得朝野上下“但知有东林而不知有皇上”，疏中还替王绍徽、朱一桂、熊廷弼等官员鸣不平，并暗讽首辅叶向高庇护东林。随后浙党给事中姚宗文也上疏，称许弘纲去职的根本原因在辛亥京察中不肯受东林党人的摆布，称孙玮去职的原因在于熊廷弼案中举动过于轻率，此后孙玮也自承过于卤莽激生事态导致不可收拾，暗示孙玮去职虽可惜但事出毕竟有因，称赵焕的去职实际上是其主持吏部期间因坚持原则，导致“凡把持引荐者心所厌薄耳所厌闻”。姚宗文此疏将三大臣去职的责任完全推到东林党的头上，同时以此为据力证亓诗教对东林党的指控。

      随后三党言官刘廷元、官应震、吴亮嗣、田一甲等力攻汤兆京、孙居相、周起元、李邦华等，并将其斥之为东林一党，东林党的形势日趋不利，于是东林党人户部郎中李朴在义愤之下，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并为东林党开脱乱政擅权的罪名。但此疏反倒自承了东林党的事实，而且此时内阁中三党官员方从哲已经入阁，叶向高也无法擅自替李朴开脱，只得将李朴下部院议罚。随后姚宗文等又上疏攻击李朴受孙居相等指使以污蔑言官（李朴并不是言官），因此神宗皇帝以李朴出位妄言之罪将其降三级外调。

      新任吏部尚书湖广襄阳人郑继之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上任后，在楚党的指使下，授意心腹文选司郎中王大智，在没有知会都察院的情形下，于当年秋上疏建议将在庚戌科舞弊案、熊廷弼案中极力攻击汤宾尹、熊廷弼的兵科给事中张键外转陕西参议，御史潘之祥外转江西参议，御史宋槃外转陕西佥事，南京户科给事中张笃敬外转江西佥事。随后在考选科道中，又因候补的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五人与东林党关系亲密，特意将五人转至六部为属员，引起东林党人的强烈不满。随后御史孙居相、张五典、周起元等再度以年例外转没有知会都察院为由上疏弹劾，企图留用外转东林言官，并且为张光房等五人鸣不平，吏科都给事中李瑾亦以失职的罪名弹劾王大智，最终使得神宗将外转奏疏留中，王大智随后引疾而去。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署都察院事刑部左侍郎东林党人张问达在迁延近两年后，终于完成熊廷弼案的勘问，承认此案是荆养乔轻信谣言以讹传讹，建议将熊廷弼、荆养乔重新启用（荆养乔上奏后未经批准即擅自去职，无论如何应当责罚，张问达此举仍有包庇之意）。至此熊廷弼案陷入僵局，三党为了打开局面，随即将矛头对准了东林巨头李三才。

李三才案

      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在首辅叶向高屡次上疏建议增选阁臣后，神宗以中旨命吏部左侍郎方从哲、原任礼部左侍郎吴道南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方从哲祖籍浙江德清，万历十一年进士并授庶吉士，沈一贯与其同乡又是其在翰林院的教习，齐党首脑亓诗教是其门生，方从哲入阁后隐然成为三党的总头目。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大学士叶向高在上疏十余道求去后终获神宗批准，方从哲继任为首辅，三党实力大增，在与东林党的争斗中逐渐占据了优势。东林党人为了挽回局面，屡次上疏建议增补阁臣，而东林党巨头李三才虽然免职返乡已三年，故三党仍然担心其重新复出，因此决心以李三才为突破口，进一步打击东林党。

      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河南道御史刘光复首先上疏弹劾李三才擅用皇木八万五千余根盖造房屋数百间，侵占皇木厂地百余亩起建花园，擅用朝廷的士兵充当工人，盗用朝廷之城砖砌院墙。同时又攻击李三才与于玉立隐居幕后操控朝政。李三才随即上疏自辩，并请求派出太监查问此案。刘光复随即上疏，认为擅用皇木之事只需回奏曾用或不曾用即可，李三才却偏偏不肯正面回答（“词锋闪铄神情周章”），显然是心里有鬼，而且明代开国以来从无派遣内臣勘问外官的先例，李三才此举有结交近侍的嫌疑。随即工科给事中刘文炳、刑科给事中姚若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御史刘弘光、潘汝桢、监察御史李徵仪、直隶巡按颜思忠纷纷上疏攻击李三才，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也因官木丢失而言官指摘有据，上疏请求监察科道官员会同工部营缮司前往查勘，但神宗皇帝仍旧将所有奏疏留中。

      十二月，刑科署科事给事中姜性上疏检举李三才家的花园侵占了户部官仓的地基，此案已经不是仅与工部有关，应当立即派遣相关官员勘问此事。随后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丞王士昌也上疏弹劾李三才，而此二人原为李三才所提拔。因此神宗于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命监察御史李徵仪、兵科给事中吴亮嗣前往通州查问此案。

      十日后兵科给事中吴亮嗣将查问所得回奏，称第一批从浙江起运的三万三千余根木料，既没有运到皇木厂也没有支付商人木价，据说是李三才的家仆骗买，但此事已经有十多年了，涉及此案的商人或已经去世或已经离开，因此无据可查。而第二批从浙江起运的五万余根木料停泊在码头后，两万余根被洪水冲走，剩余三万根木料被李三才的家仆李七强行买走。随后与商人一起往李三才处查看时，其家宅一二三重和旁边的高楼已经完工，使用的木料大部分为杉木，而同去的商人则认定最后一楼大部分是以剩余三万根木料所建，并且所有建筑“琳琅精巧骇心夺目”。而宅东又有一块空地，经查明原属皇木厂，而李三才的家仆也承认如今此地已经被租佃。因此吴亮嗣认为证据确凿，建议神宗将此案下法司调查，逮捕李七包四李四等家仆及涉案的商人、工匠以严刑讯究，并依律治罪，随即神宗将此案下法司调查。三月，刑部调查完成，随即上奏神宗建议将李三才家人李四包四李七等依律治罪，李三才则建议另候公议，神宗于是将李三才交由工部议罪。

      与此同时都察院在历经两年调查后，承认荆养乔轻信谣言以讹传讹并熊廷弼无罪。三党立刻指使吏部文选司署郎中事主事胡来朝，在没有知会都察院和吏科给事中的情形下，借熊廷弼无罪将曾攻击汤宾尹、熊廷弼的东林党人兵科都给事中张国儒外调宁前道兵备参政，御史马孟祯外调广东副使，御史徐良彦外调福建参议，企图进一步扫清东林党的羽翼。其中张国儒已经被列名京官会推，按例不应当外调，因此东林党人吏科都给事中李瑾以此上疏弹劾胡来朝，随即胡来朝上疏奏辩，称按擢升惯例除吏科都给事中之外其他科臣才力政绩逊者都可以外转，请神宗将此事下廷议，神宗随即将外调奏疏留中，于四月准许文选司郎中胡来朝回籍调理。

      三党见外调之事又陷入僵局，企图仍以李三才案打开局面。此前户部署部事左侍郎李汝华因李三才侵占户部仓基之事行文查核，至今一月有余而仍未有结论，于是河南道御史刘光复上疏攻击李汝华因畏惧东林党而不敢回奏，李汝华随即上疏引罪求去，神宗皇帝虽然不准其去职，但仍要求其查明回覆。面对三党的步步进逼，在两党斗争中苦苦支撑并已经快要维持不住的东林党，为了彻底反败为胜，随即展开了一次精心筹划的行动。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酉时，有一不知姓名的男子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的寝宫慈庆宫，在经过没有守卫的第一道门后，在第二道门打伤守卫的太监李鉴，直闯入慈庆宫前殿檐下，被太监韩本用等擒获后，交与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初五太子将此事奏闻，神宗于是将此案下法司审理，至此梃击案发。
      
      五月初六，巡视皇城陕西道御史刘廷元完成初审后上奏，称犯人招认为蓟州井儿峪人张差，审问过程中此人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常有“吃斋讨封”等语，从行为上看来像是疯癫之人，但从相貌来看则非常奸猾，因此建议详加审问，神宗随即命三法司审理此案。五月初十，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山东司负责京城司法案件）完成此案再审，称因神宗为郑贵妃在蓟州黄花山修铁瓦殿，太监庞保、刘成准备烧制砖瓦贩卖牟利，于是张差以卖柴草为生，而当地人李自强、李万仓因送灰的缘故结识了庞保、刘成，在借势强买张差的柴草不成后，将柴草烧毁。张差将此事上告后，因牵涉到内官太监，因此当地官员不但不受理此案，反而将张差拘押起来，导致张差气愤难伸而疯癫发作，随即于四月来京城申冤，五月初四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闯入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李鉴后于前檐殿下被擒，因此建议将张差以宫殿射箭放弹投甎石伤人之罪处决。

      当时东林党与三党之间的争斗在万历四十三年呈现一边倒的形势，遍布阁部科道的三党势力，借熊廷弼案、李三才案对东林党穷追猛打，东林党已经是节节败退，狼狈不堪。而此时梃击案一出，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认定此案必定是郑贵妃一党所策划的，国本之争瞬间取代党争成为了朝政的中心，而三党并不甘心斗争的矛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被转移，因此两次审理张差案的刘廷元、胡士相、劳永嘉等浙党官员，一口咬定张差系疯癫之人，期望尽快了结此案平息纷争，将斗争的焦点重新锁定到东林党人身上。但梃击案是东林党人精心筹划的行动（极有可能是那位精通刑名的汪文言所主持策划），如今整个行动已经顺利展开，东林党人自然不会错过如此良机。

      因此就在五月十二日刑部准备将此案审理的结果交由大理寺复核时（主持大理寺的署寺事右寺丞王士昌在李三才案中为三党立下大功，所谓的复核可以确信不会有任何障碍），时任刑部提牢主事的王之寀（王之寀在东林点将录、东林朋党录中俱名列前茅）从袖中拿出一张揭帖，称十一日晚王之寀在刑部大牢放饭时，见张差年壮力强，决不像疯癫之人，于是让左右吏役退下（即没有任何其他刑部人员在场）后单独审问张差，张差招认小名为张五儿，马三舅、李外父将张差交与一不姓名的太监，跟随此人到京城后，在一所不知道街道的大宅内，另一名不知道姓名的太监交给张差一枣木棍，让其闯进宫中，见一个打一个，又许诺打死了人能救的了张差。此份揭贴一出，刑部各司官员相顾骇然，王之寀随即将这份揭帖上呈皇帝，并称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惧之以刑罚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啜之以饮食，始欲默欲语，中多疑似（《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因此建议神宗命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此案。神宗虽然将此疏留中不发，但此中的详情已经泄露，朝野上下更加确信郑贵妃一党有谋害太子的企图，因此郑贵妃一党以及涉案的浙党立时处于了风口浪尖的奸险境地。

      五月十六日，东林党人户部浙江司署郎中事陆大受上疏提出三个疑点，质疑张差既然招认了有太监找他，这个太监是谁？招认曾到京城一座大宅，那么大宅在何处？招认有太监怂恿其闯宫，这个太监又是谁？疏中最后又称此前在福王就藩时，曾上疏提醒防范奸人，而今日果然应验了。陆大受此疏暗地里影射郑贵妃一党为此案的主使者，顺带将涉案的浙党言官以包庇的罪名推到郑贵妃一党，等于将朋党之争的性质转换为国本之争，使东林党得以借拥立太子的名义以打击对手。同日陆大受的同年户部主事张庭，也上疏称“君侧藏奸，上下蒙蔽”，建议下发王之寀的奏疏。

      面对东林党人气势汹汹的质问，三党仓促应对，力图平息事态。初审张差的巡城御史刘廷元上疏，建议将所有提及张差的奏疏下法司提讯，御史过庭训一面以祸生肘腋为由，上疏建议神宗尽快了结此案，另一面发文给蓟州核实。

      而时任刑部署部事左侍郎张问达除了面临外界的巨大压力，同时也要应对内部的意见纷争。曾二审张差的山东司郎中胡士相等官员都不愿在继续审讯下去，于是建议张问达上疏请神宗请示是否再审此案，三党官员估计神宗必定会将此疏留中不发，如此一来梃击案即可不了了之。但东林党人自然不会将此事听之任之，刑部主事傅梅联合杜门不出的刑部员外郎陆梦龙（陆梦龙因典试广东乡试而闭门候旨），力主彻底查明此案。随后张问达以张差两次口供不同为由，命胡士相、劳永嘉、赵会祯、陆梦龙、傅梅、王之寀及邹绍光七人再次审讯张差。

      参与审讯的七名官员中，胡士相、劳永嘉、赵会祯、邹绍光属于三党，三党对于此案的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陆梦龙、傅梅、王之寀属于东林，东林党在此案中则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因此审讯时，胡士相、劳永嘉、赵会祯、邹绍光四人都默不作声，而陆梦龙等则击案大呼连声用刑，而张差此时行为举止再无半点疯癫之态。张差很快招认自己是由庞姓刘姓两太监领到京城，前后在京城养了三年，并给了金银壶各一，当陆梦龙追问其目的时，张差脱口而出“打小爷”三字，小爷是宫中太监对太子朱常洛的称呼，此口供一出，主审的胡士相立刻推案而起，联合其他三名三党官员终止了审讯。

      但此后张差的口供很快被参加审讯的东林党官员外泄，更始引起舆论哗然。五月十九日，大理寺署寺事右寺丞王士昌上疏，称张差风魔癫痫的说法从一开始就不可信，其中的疑点就算没有王之寀的揭贴也足够让人寒心，因此建议将此案详加审问。王士昌此疏将此案的责任完全推给刑部，同时将自身的嫌疑洗清，实质上不过是久经宦海的老官僚的自保手段，但也间接将斗争的焦点转向了刑部。随后礼科给事中姚永济上疏，建议神宗将王之寀的奏疏下发，将此案详加讯问。

      而以陆梦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则死咬张差口供中的庞姓刘姓两太监不放，因此在张问达的安排下，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十三司郎中胡士相、曾曰唯、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澧、朱瑞凤以及会同审理的员外郎陆梦龙、邹绍光、赵会祯、劳永嘉、主事王之寀共十八人再次提审张差，张差供称马三舅名叫马三道，李外父名李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姐夫孔道住蓟州城内，因烧灰送灰而结识于内官，而此前所称不知姓名太监是修铁瓦殿之庞保，所称不知街道大宅是刘成在宫外的住宅，又有「三舅送红票，封我为真人」等语。因庞保、刘成俱为郑贵妃的亲信太监，即此案郑贵妃已经牵涉在内，因此主持笔录的胡士相索性不再记录，郎中马德澧屡次催促，又被员外郎劳永嘉所阻，最后在陆梦龙的坚持下，刑部将张差所招的口供上奏神宗，同时派出官员捉拿马三舅、李外父、孔道三人。

      刑部十三司会审张差意味着三党企图平息事态的努力宣告失败。而梃击案峰回路转的关键是在五月十一日晚王之寀私审张差后发生的，因此当时有传言说王之寀从张差此前的口供中获知了庞保、刘成的姓名，因此张差的“打得东宫吃亦有穿亦有”俱为王之寀所教唆。但无论传言是否属实，整个案件开始转入了东林党的轨道，随即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上疏，指责梃击案有人故意迁延庇护，请求神宗将此案速下三法司会审，礼部署部事右侍郎何宗彦也上疏敦促神宗将刑部审讯的奏疏下发，此后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也请求下发刑部奏疏，神宗皇帝在不得以之下一面下谕兵部加强京城守卫，严格稽查可疑人等，一面下谕内阁，将此案交三法司会同拟罪具奏。此时蓟州知州戚延龄行文将张差致癫始末回奏刑部（基本与胡士相、劳永嘉的审讯结果一致），于是三党坚持以「风颠」二字据为口实。

      正当三党准备以「风颠」二字扭转梃击案的方向时，郑贵妃之弟左军都督府左都督郑国泰于此时上了一道奏疏，使三党的平息事态的计划全面破产，也将郑贵妃一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早在五月十六日东林党人陆大受的上疏中有「身犯奸畹凶锋」之语以影射郑贵妃一党，因此郑国泰上疏自辩，疏中有「倾储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狂悖乱逆非惟心不敢萌，即口亦不敢言，耳亦不忍听矣」之语。郑国泰的上疏不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且将梃击案的焦点引到了郑贵妃一党上。东林党自然不会错过如此的天赐良机，工科给事中何士晋立刻针锋相对上疏弹劾郑国泰，称陆大受的奏疏中只字未提郑国泰，张差的口供也未提到，刑部的审讯也未完成，而郑国泰此时为「倾储」、「主使」和「阴养死士」自辩，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心中有鬼。疏中又建议为了化解对郑国泰的怀疑，请求神宗张差所供庞保、刘成立送法司考讯。何士晋此疏一上，无论三党或是郑贵妃一党就再也回天无力了，眼见东林党就要借梃击案完成对政敌的绝地反击时，在幕后冷眼旁观许久的神宗皇帝终于亲自出场化解危局。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召见内阁六部五府大小九卿并科道官于慈宁宫门外，此时距离神宗上次召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已经二十五年。神宗白衣白袍立于慈宁宫门左檐前石栏中，太子青衣青袍侍于右，三皇孙立左阶下（天启、崇祯俱在其中）。百官到齐后，神宗首先称因风颠人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庭有许多流言，导致神宗不安太子恐惧，暗中警告百官不得离间父子之情。随后又称太子素来仁孝是国家根本，诸皇孙也逐渐长成，而福王已经在京城千里之外就藩，不奉诏书片刻之间也难以赶来，然后将三皇孙领上前让百官熟视，暗示太子地位稳固，表明绝无易储的想法。此后命太子上前与百官解释，而太子朱常洛也称张差为疯癫之人，建议直接处决结案。随后神宗命百官分别上前仔细聆听太子之语，最后神宗下谕将疯癫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决，其余人等不许波及，太子也建议只处决了三人便罢。随后神宗下谕三法司，命以“风癫奸徒闯入东宫持梃伤人”处决张差，将庞保、刘成审明回奏，马三道等人斟酌拟罪回奏，其余人等不许波及。

      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处决，据说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不问（《先拨志始》）”。五月三十日，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法司于文华门前审讯庞保、刘成，此二人对于招揽张差、给予木棍教唆闯宫的罪名一概否认，在审问期间，太子又命人传谕，称张差闯宫“实系风颠，误入宫闱”，而张差招出庞保、刘成，是因为二人素来凌虐于张差，因此张差肆行报复而诬陷二人。六月十二日，刑部以左道之罪判马三道、李守才、孔道流放，判李自强、李万仓应笞，神宗立刻批准了这一处理意见，随即庞保、刘成在内廷中以不堪刑讯而死。

      梃击案后神宗皇帝也逐渐认清了此案的幕后关节，因此六月丙戌，神宗传谕吏部都察院，以近年来科道官员因年例外转之事，官员们一旦觉得不合心意，即可结党傍击挠乱朝政，斥责其“逞臆恣肆，沽名邀誉，附和行私，毒害忠良，搏击善类”，以至使老成者不得安其位。随后又以各省官员出缺达四十九人为由，将留中的东林党官员按年例外转的奏疏下发，将兵科都给事中张国儒外转宁前道兵备参政，兵科给事中张键外转陕西参议，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为浙江佥事，南京户科给事中张笃敬为江西佥事，御史邓渼为山东副使，周茂相为陕西副使，马孟祯为广东副使，王藩臣为湖广副使，潘之祥为江西参议，徐良彦为福建参议，苏惟霖为河南参议，潘珙为湖广参议，董绍舒为四川参议，曾用升为湖广参议，宋槃为陕西佥事。

      至此，梃击案在神宗亲自出场化解下落下帷幕。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alance1981 于 2011-5-19 20:05 编辑 [/i]][/color]

顾宪成这个人很神奇，在朝廷官就不大，免职了还有那么大影响力。不明白为什么。

顾宪成之所以能够翻云覆雨，与他长期在吏部文选司任职有关，文选司专门负责官员选拔，《万历野获编》里面说，文选司的朗中、员外郎、主事，官不过五品，在朝房见选官时，权势如同内阁辅臣，就算是言官也要俯首帖耳，为了与这些人见面，就算等上一天也不敢擅自离去。顾宪成在吏部前后约八年，中间积累起来的人脉是很客观的

而另一方面，顾宪成背后也有很庞大的一股势力，我大致查了一下，顾宪成是万历八年进士，姜士昌、孟化鲤是他的同年，三人同时被分配到户部做主事，而此时他们上司是赵南星、李三才、吕坤，后来赵南星、孟化鲤、顾宪成都分配到吏部，而且陆续接掌文选司。李三才、吕坤、赵南星同为万历二年进士，李三才又与魏允贞、邹元标同在南京做官，交情非同寻常，魏允贞的兄弟魏允中又与于孔兼、顾宪成为同年。魏允贞、邹元标、王国、陈泰来又同为万历五年进士，再加上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顾宪成的同乡以及兄弟顾允成的一干同年，基本囊括了从万历二年到万历十七年各科进士中的精英

特反大乱将作疏

      三十七年十一月内御史史记事言大乱将作，直发群奸逆谋。其中插入沉思孝欲逐孙丕扬谋夺太宰洩谋于金吾等语，乃今繇前徵后始知记事理根于前岁而发祸于今日。先是南科臣叚然等参论顾天竣、李腾芳，谓其希图大拜，芟除词林几二十余人。顾李资浅，所拥戴者实王图也。王图以元翰为主，以顾李为用，迨其计就又虑顾李逼已，令元翰致书南都使参顾李，此张耳所以杀陈余也。不意顾李去而王元翰之参亦至矣，于时有郑继芳等之参，则有史记事等之救。欲翻前局不得不借力于太宰，知太宰之负气易动，惟可以恩怨激心也。故入沉思孝为话柄，以思孝常不惬于太宰，太宰深信之，然后得以牢笼而为所欲为，一试以胡嘉栋之例推以报王淑抃访单之讎也。屡试不差，调弄已熟，思惟京察可张一网。太宰老悖，非地位之近难以密调间，恃一王图于太宰之侧而线索外操，中旨扃秘非奥援之籍难以应手，特持一赵纲于司礼之侧而机关内应。总为京察不知费多许计算，总为王图枚卜不知费多少经营。若使王图相而若辈辅其恶，又不在严嵩赵文华等下。其玩弄太宰于掌股，有以顺而用之，如假沉思孝以激太宰，凡所欲挤必指为思孝之党鉏其所忌。有以逆而用之，如借李三才以压太宰，故反间以处三才之人释其所疑。有以正而用之，如假托名流端士之书相讽，而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有以谲而用之，如贿买门客家仆之力为助，而或为冷语谮语偷单插单是也。金明时之参王图原为假书之故，假书不问而反坐要挟之诛。秦聚奎之论察事亦有直言之律，直言未得而先得阻挠之罪。明时之疏不下而参明时者随奏随发，聚奎之疏不下而参聚奎者欲处便处。一明时也，削籍已耳，偏讳何嫌何以遂干圣怒。一聚奎也，褫职已耳，摘参何例以频激宸严。势焰日张鹰犬争效若丁元荐者，可羞亦可恨也。史记事谓王绍徽以秦攻秦，绍徽特不依乎秦焰耳。今元荐以浙攻浙，其攻浙也乃所以附秦之烈焰。元荐疏意首引沈一贯为发端，终借建言诸臣为结局。一贯之灰久冷，何必再用藉口。而邹赵朱逯宋陈诸人牵附何为，惟是东林一脉。人言颇多不满，或谓其把持有司，其遥执朝政。旧岁顾宪成贻铨阁二书，强为李三才洗清致淆国是。今岁吴正志一书请处者七人，止漏一徐兆魁。彼自愧刘季陵之高风，强与人事而人安得不责备之，此足定东林与参东林之断案矣。近时公车之牍无不将起废为第一议，曾见蒙推者几人，独今日一东林，明日一东林。长安无林不开榜之谣即此可知近日机局矣，又何怪丁元荐争出死力为异日地哉。恳乞敕下九卿诸臣虚心评议

东林祸国啊,想不到顾宪成为了政治斗争也能说胡话.

回复 #9 kyu 的帖子

顾宪成这个人LZ还比较欣赏，但是对东林党的观感则非常差，东林党是明代党派斗争演化到极致的终极产物，是党派政治的恶性肿瘤

续忧危竑议

      或有问于郑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国本已固，无复可忧，无复可虑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
      郑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势，正贾生所谓厝火积薪之时也。
      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无谓储宫有未安乎？
      曰：然。夫东宫有东宫之官，一官不备何以称乎？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请，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
      曰：改立谁其当之？
      曰：福王矣。大率母爱者子贵。郑贵妃之专擅，回天转日何难哉？
      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赓，赓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
      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尽得众心，而必无变乱乎？
      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蚁集膻蝇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岂有相公倡之，而众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门，仁义存，谁肯舍富贵而趋死亡乎？
      或曰：众附姓名可得数否？
      曰：余数之熟矣。文则有王公世扬、孙公玮、李公汶、张公养志，武则有王公之桢、陈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郑公国贤，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此之谓十乱，鲁论所谓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
      曰：然则何以知此数人之所为乎？
      曰：数公皆人杰，无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广孝，岂止富贵终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扬、陈汝忠，则靖难之兵取诸京营而自足矣；有李汶则三边险要有人控之矣；有孙玮于保定则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无由至矣；有王之桢则宿卫禁城，有谁人能斩关而入乎？
      曰：是固然矣。若张养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饮？
      曰：养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则朱公之乡人也，无不愿借相公之余光者，况有以招徕之乎？
      曰：然则事可济乎？
      曰：必济庸人倡义人尚景从，而此数公皆人杰也。且复有郑妃与陈矩朝夕比周于帝前，以为之主，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或曰：蛟门公独无言乎？
      曰：蛟门为人险贼，常用人而不用于人，故有福己自承之祸，则规避而不染，何以见其然也？夫锦衣卫西司房类奏，有名祖宗来，未有不升者。而皇亲王道化本内有名竟不升，岂其才力出诸菜佣下哉！盖沈相公欲右郑而左王，故核实之时令，亲家史起钦抑其功而不录，亦王之桢有以默授之也。
      曰：然则子何以处此？曰：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余止听天耳！安能反天乎？
      或人唯唯而退。
      万历三十一年，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四川道御史乔应甲书。

礼科给事中亓诗教言：数月间副院许弘纲总宪孙玮冢宰赵焕相机径行，叠见于孙丕扬既去之后国几空矣。夫统均之任，所以进退百官；风宪之司，所以纪纲四海。于衙门为要地，于朝廷为重臣，而一旦决裂遂至于此。请为 皇上□流穷源究极祸本。一直言之，盖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之祸，始于东林；东林之名，倡干顾宪成，而其后于王立附焉。然宪成自贤，王立自奸，贤奸各还其人，名实不爽。其辨以此持论，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臣常为之说，曰方东林之祸起也，贤如顾宪成者，主盟使天下望之如登龙焉，及东林之渐炽也。奸如干王立者，结党使天下趋之如赴壑焉。东林之名是东林之实非矣。于是大开奔竞之门，广布招摇之令，横行笼竹□罩之术。无识者误坠其术中，不肖者愿归其幕下；凡才智自雄之士与拔扈无赖之人及任子赀郎罢官废吏富商大贾之类，如病如狂走集供奉者不知其数。而又能依附名流，交纳要津，夤缘权贵，布散党与；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诸曹，机关通于大内，内阁任其指挥，冢宰听其愚弄，总宪繇其提掇，举朝廷之大权一握于东林之手。而三年来京察则处王绍徽矣，年例则处朱一桂矣，行勘则处熊廷弼矣。同己者留，异己者逐，在朝朝在野但知有东林而不知有 皇上，使顾宪成而在宁愿见之哉吁可痛已。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癸酉巳刻，司礼监太监李恩传召辅臣并六部五府大小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诣文华门，少顷又传往宝宁门。辅臣从哲道南先至，文武各官陆续至，中使催促者相属于路。文书官引至 慈宁宫门外，司礼监传行礼比入，上白冠白袍立于门左檐前石栏中，皇太子冠翼善冠青袍侍于右。各官至丹墀中望圣母几筵行一拜三叩头礼，稍移过东向上前复行一拜三叩头礼。司监传跪，将跪，上令近前，臣从哲臣道南径跪于上前阶下，各官依次跪。
      上言：“自圣母升遐，朕心哀痛无已。每遇岁时及祖宗忌日必躬祀几筵，虽有足疾不废。如去冬少雪今岁春夏无雨，朕心时切焦劳。昨忽有风癫奸徒张差闯入慈庆宫，持挺伤人震惊皇太子。朕心恐惧不安。朕思皇太子乃国家根本，素称仁孝，今年已三十四岁，如此长大，朕岂有不爱之理。且诸皇孙振振众多，尤朕所深喜。奈何外廷纷纷疑我有他意，且福王既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彼岂能插翅飞至。”时从哲等未及置对，御史刘光复跪于后班突出「皇上慈爱」等数语。上惊异诘问为谁，中使以御史某对。光复犹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复不闻复申前说，上怒，遂令挐下，犹戒左右勿殴，第押至朝房候旨。从哲等叩头言：“小臣无知妄言，望霁天威，”因奏“皇太子讲学诚当今急务”，上言：“此等大事朕岂不知，近因有圣母之服不便举行，”因自指袍带曰，“你每看我所穿何服。”从哲等复奏：“但求皇上传一的期，人心自安，”且言，“ 皇长孙出讲亦当并举。”上谓：“此事当俟册立之后。”乃引皇太子手言曰：“你每都看见否，如此儿子谓我不加爱护，譬如尔等有子如此长成，能不爱惜乎？”时皇孙三皇孙女一俱在左阶下，因命内侍引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皇孙俱圆帽青服南向拱立，端正岐嶷英姿秀发。上又言：“朕与皇太子天性至亲，祖宗圣母俱所深鉴。小臣恣意妄言离间我父子，真是奸臣。”言之再三，天颜稍厉，从哲等又叩头奏：“诸臣岂敢如此。”。
上又言：“今只将风癫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决了，其余不许波及。恐伤天和，震惊圣母灵位。”皇太子亦跪奏：“只决了三人便罢。”尚有他语下不及闻。上谓各官曰：“你每听皇太子说，尔等离间为无君之臣，将使我为无父之子乎？”乃目从哲等速作谕来。从哲等叩头承旨因奏：“圣谕已明，人心已定，望皇上母以此介怀。”奏至再上若为倾听，时天语谆谆二臣将起复止，叩头者三四次已起立。上犹东向谓从哲等速作谕来，无误批发。刑侍张问达、理丞王士昌以先决三人之旨听之未审，复稍前跪请得旨始起。上乃顾左右令诸臣同出。
      时事出仓卒，群情皇皇，从哲等倾耳玉音方若不能尽忆，而后班口语杂沓视听骇乱以致尚有遗忘。总之此一举也，上自以保爱，东宫之意出于至诚，而讹言烦兴，故亟于剖白，欲使天下信之。有一语而申明至于再三者，一时诸臣瞻天颜于咫尺，聆圣谕之详明，莫不欢忭鼓舞，以为四十年来未有之盛事。而祖孙父子萃于一堂，天语谆谆至移晷刻，即古都俞吁咈之风亦不及此也。

丁巳京察

      三党在梃击案后展开部署准备彻底解决东林党，神宗于万历四十四年正月乙亥应大学士方从哲所请，升李鋕为刑部尚书仍署都察院事，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广西道御史韩浚改授掌河南道御史，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升工科右给事中徐绍吉为吏科左给事中署吏科印。此时吏部尚书郑继之为楚党，署都察院事刑部尚书李鋕、吏科左给事中署吏科印徐绍吉为浙党，河南道御史韩浚为齐党，内阁首辅方从哲为浙党，科道中以齐党亓诗教、周永春，楚党的官应震、吴亮嗣，浙党刘廷元、姚宗文为首，包括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吏科给事中张延登、户科给事中商周祚，直隶巡按御史骆骎曾、过庭训、董元儒、湖广道御史房壮丽、狭西巡按御史牟志夔、江西道御史唐世济、山东道御史金汝谐、湖广巡按御史彭宗孟、广东巡按御史田生金、江西提学御史李徵仪、广东道御史李嵩、浙江道御史周师旦等三党言官掌握言路，三党已全面掌握朝政大权，但在彻底扫清东林党前，还需扫除最后的障碍，即内阁次辅大学士吴道南。

      吴道南，江西崇仁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左中允、左谕德少詹事、礼部右侍郎署部事，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在屡辞不允后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入朝。吴道南的派系并不明确，但此前汤宾尹、韩敬科场关节案最先由其揭发，已经引起三党的不满。而吴道南入朝一日后梃击案即发，此后又屡次以阁臣的身分上疏建议神宗将此案下三法司详察，难免引起三党的猜疑，随后在神宗召见百官于慈宁宫时，御史刘光复因越阶高声进言引得神宗震怒厉声命拿下，事出仓促之下吴道南全身僵卧，大小遍失禁，随后被人扶出，几日后才恢复过来（「崇仁惊怖，宛转僵卧，乃至便液并下。上回宫，数隶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始复」——《万历野获编•召对》），更是使得三党怀疑其心中有鬼，因此三党为保证扫清东林的计划不受干扰，于是借万历四十四年戊辰会试案力攻吴道南。

      万历四十四年戊辰会试以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刘楚先任主考，至二月丁酉发榜时共录取全国各地举人三百五十名，吴江人沈同和为第一名会元。但此榜一出，京城上下纷纷盛传沈同和作为右副都御史沈季文之子，素来依仗家世不务学业，以至目不知书，下笔不能成文。乡试时因重金聘得善写小字的能人，将相关的考试内容写成小册并带入考场作弊得以中举；会试时一同考试的同乡赵鸣阳与沈同和为姻亲，赵鸣阳的才学颇有些名气，因此沈同和出面贿赂考场的官员，在三场考试中将两人的号房相邻，沈同和的考卷全都出自赵鸣阳之手，于是沈同和名列第一，赵鸣阳也名列第六，此传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哗然。

      三月，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刘楚先因戊辰会试引发流言纷纷而上疏引罪并自请罢斥，但疏中只承认“误收杂用旧文”，沈同和在戊辰会试中所属考房的考官吏科右给事中韩光祜也上疏引罪。随即礼科给事中姚永济、户部巡漕御史朱阶以沈同和目不识丁，其考卷出自赵鸣阳之手，请神宗命礼部会同科道进行复试，礼部侍郎何宗彦也以流言日烦为由建议必须复试，神宗于是命礼部会同科道进行复试。十一日后，礼部复试回奏沈同和文理荒悖，神宗于是将沈同和发配边疆，赵鸣阳杖责除名。面对如此良机，三党立刻行动起来，广东道御史李嵩、浙江道御史周师旦随即连章上疏弹劾吴道南，但被吴道南轻易化解。而先前吴道南入阁时，六科给事中照阁规拜见阁臣并上呈名剌，吴道南将其他人的俱收下，惟独将工科给事中刘文炳的名剌掷还，并且警告说：“莫学严嵩！”，刘文炳因此深恨吴道南，于是借戊辰会试力攻吴道南，吴道南上疏自辩请求罢斥顺带弹劾刘文炳，刘文炳又指使巡按河南御史张至发以吴道南主持万历三十四年顺天乡试时，第四名郑汝矿磨勘时也因目不识丁割卷败露而被发配辽东之事再攻吴道南，此疏一上吴道南无可辩驳，因此以“台谏劾阁臣，职也，未有肆口嫚骂者。臣辱国已甚，请立罢黜”为由上疏坚持求去。

      神宗皇帝对于刘文炳指使张至发一事了如指掌，又素来器重吴道南，因此于六月初三直接在吴道南的辩疏上批示将刘文炳以侮辱阁臣外调贵州经历司都事（平调），张至发以远在千里邸报未真遽尔狂躁夺俸半年，李嵩、周师旦以会试搜简不严也夺俸半年。此诏甫下首辅方从哲立刻上疏为刘文炳开脱，以刘文炳为言官求情，同时又建议神宗如果想挽留吴道南，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减轻刘文炳的处罚，否则吴道南即使留下也会不安于位。吴道南闻讯也上疏神宗，以“奉职无状，摈斥自甘，累及言官，罪乃滋甚”为由坚持求去并替刘文炳求情（吴道南的真实意图不明，但笔者倾向于相信他确实是去意已定）。

      随后吏科右给事中韩光祜上疏引太祖因朝臣上万言书而大怒，赖宋濂进言得以无恙，仁宗因听从杨士奇之言而免去了右副都御史戈谦之罪两例，称如今刘文炳如果因阁臣而获罪，不仅神宗无法效法太祖、仁宗，甚至连宋濂、杨士奇这样的贤臣也无法存于当今，替刘文炳求情。河南道御史韩浚等上疏以宋时文彦博再度拜相时曾说“唐介尚未复官，我何可先入中书”为例，称如果今日刘文炳外调，恐怕吴道南也会因为不安而不愿留在内阁。工科给事归子顾也上疏称神宗登极以来，从来没有因言官攻击大臣而处罚言官的，也没有直接在大臣的辩辩疏上批示处罚官员的，如果在吴道南身上开了先例，如何能平息公论为由替刘文炳求情，但神宗不为所动，将所有上疏一概留中，获罪言官仍旧按前旨处置。虽然三党驱逐吴道南的图谋未能实现，但已经使吴道南认识到三党的实力以及必欲除自己而后快的决心，于是吴道南去意坚决遂闭门不出，连上二十八道奏疏求去，其后以继母去世最终于万历四十五年七月获神宗批准回籍守制。

      吴道南闭门不出后，内阁仅剩方从哲一人，三党原以为扫清东林再无顾虑，但未料到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神宗皇帝。万历四十五年正月十一日，首辅方从哲上疏神宗建议丁巳京察于正月二十八日和二月二日分两期举行，但神宗不为所动，正月十五日，方从哲再次上疏以京察日期未定再次奏请前疏，正月二十日，署吏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上疏奏请速发京察日期，正月二十五日，方从哲再请速发京察日期，神宗一概留中置之不理。二月十一日，方从哲以京察逾期建议于本月吏部二十五日大选后选定一日进行，二月十五日，方从哲以京察迫近建议二月二十八日进行，二月二十日，方从哲再度以前疏建议二月二十八日京察未获批示为由，奏请神宗批示下发，神宗仍然不予理会。神宗皇帝对于三党的企图其实早已了然于胸，因此将所有有关京察的奏疏一概留中，企图不了了之。

      三党官员见神宗将京察奏疏一概留中后，不肯就此罢休。三月初八，丁巳京察在未获神宗批示下，由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事李鋕主持，考功郎中赵士谔、吏科署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河南道御史韩浚协理举行，原礼部主事丁元荐、原户部浙江司署郎中事陆大受、刑部郎中马德沣、刑部主事傅梅、原刑部郎中李俸、原户部郎中李朴等东林党人俱名列察疏，随后在大学士方从哲的主持下，神宗见木已成舟，于是将察疏下发，以上六名东林官员被全数免职。

      三月十三日吏科署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河南道御史韩浚以拾遗弹劾兵部尚书管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翁正春、原礼部署部事右侍郎孙慎行、顺天府府尹乔允升、原任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图、原任国子监祭酒朱国祯、刑部河南司主事王之寀等东林党大僚，四月初六神宗将拾遗疏下发，翁正春、孙慎行、朱国祯回籍调理（等于变相免职），王图冠带闲住，乔允升、王之寀免职，惟独东林色彩不太浓厚的孙玮被留用。六月初一，吏部将江西道御史孙居相外调江西参政，吏科给事中姚永济外调湖广参议副使，山东道御史李邦华外调山西参议，兵科给事中熊明遇外调福建佥事，至此朝中东林党的势力一扫而空，三党在丁巳京察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六、后记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全面没落，东林三才中顾宪成已死，赵南星、邹元标去职回乡已二十多年，两大巨头中叶向高早早退休，李三才谈出政坛，至此吸引了所有政治注意力的万历党争在经历了二十五年殊死争斗后落下帷幕。但是就在内部争斗结束的同时，外部的敌人在沉寂中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开始爆发，万历四十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布七大恨对明朝宣战，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占领抚顺，七月占领清河（今辽宁本溪），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明军十二万大军分四路向赫图阿拉进军，史称「萨尔浒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