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末民变简析

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历史上（指建国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的民变行为，笼统的称之为农民起义，称他们的行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步，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义举；还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称之为被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反抗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合理行动，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自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这种以歌颂为主的历史观在学术界、文艺界完全了主流，连带着扩散到教育界，很多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经过自小学到大学老师传统授业解惑的教授之后，恐怕都会自觉不自觉得在脑海中多少留下点印象。
就笔者个人来说，从小时侯开始就受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影响，脑海中充斥着与“封建反动统治者”进行殊死搏斗的农民英雄形象，对小说所描写的他们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充满钦佩。
不过随着自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辨浪潮，不少专家学者开始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窠臼，从纯学术的角度重新研判历史上的产生这些民变的前因后果以及其领导者的种种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
而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的笔者，在阅读品味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之后，也因一时兴趣，试图依据个人看法，就明末民变的某些问题做一肤浅分析。

一、关于民明末民变的起因
    按一般教科书的看法，通常在教科书中被称作明末农民战争的明末民变运动直接起因是因为长时间而又严酷的自然灾害在加上属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明朝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而导致的天灾人祸-------在描述中国古代的每次农民起义的段落中差不多都是这般描述。
而事实上，从现在专家学者们公开发表的研究著作表明，明末农民战争最早起源于属于今天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一带，这里，属于当时明帝国疆域内最为贫瘠的地区，比较当时气候条件较好，物产比较丰富，民众文化素质较高，农业和工商业都比较发达，承担着明王朝征收漕粮和赋税的重担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明代江南地区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这里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可以说非常恶劣。
史籍记载，明代万历一朝四十八年中，陕西有灾荒记载的达二十五年之多，天启、崇祯年间更是灾荒不断，据当时一位官吏向朝廷的奏报，当时的延安府，曾经一年无雨，草木焦枯，乡民没有粮食，先吃蒿草，进而以树皮为食，树皮吃完，只能以石块充饥，的确是一片饿桴遍地的悲惨世界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不但没有全力赈济灾民，反而变本加厉地催缴田赋，幸存的百姓只有逃亡，最后无路可走，结果就如《流寇长编》中的记载：“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
除了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参加造反武装的还有大批哗变的士兵，导致他们哗变时是长期存在的拖欠军饷问题。
明朝自正德年间开始，因拖欠军饷而导致士兵哗变已成为一种常态，崇祯元年，就在袁崇焕复出准备去蓟辽前线重新督师之前，镇守辽东宁远要塞的明军因拖欠军饷发生哗变，捉拿了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人，在谯楼上拷打，毕自肃血流满面，幸亏兵备道郭广新以身体掩护毕自肃，谋求和解，并想法筹集了二万两银子，又开小票向商民借得五万两银子，补发了部分欠饷，毕自肃始得以脱身，他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之后，上吊自尽（这个毕自肃恰好是当时明朝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胞弟）
截至到天启七年为止，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军镇积欠军饷达二百四十四万多两，常有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发饷的事情，直到崇祯初年不少地方欠饷达三十六个月，因此，当时的明朝户部侍郎南居益在崇祯二年谈到“大盗蜂起”的原因时说：“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
另外，由于崇祯朝裁撤驿站，同样导致陕西境内的大批驿卒无以为生，遂铤而走险，加入造反武装，明末最有名的造反武装首领李自成，就是曾经是一名驿卒。
此外，早就在陕西本地存在一批绿林老响马也加入了造反行列，在明末名噪一时的“闯王”高迎祥就是其中一员。
统计下来，哗变逃亡的军卒、被裁的驿卒、啸聚山林的绿林盗这三种人构成了造反武装的骨干，他们富有经验和胆略；而大量的饥民、难民的加入则不断壮大了造反武装的力量与声势，谁能料到正是这些从山沟里杀出的“乌合之众”最终终结了大明王朝277年的江山呢？
不过，极少数富有远见的人当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原任通政使陕西人马世鸣就曾大声发出呼吁，指出朝廷仅仅以陕西一隅之地来看待民变问题，而不是从全国上下一盘棋的角度来审视潜在的祸乱，是一种短视行为；陕西的问题势必危机全国，如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
通过上面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到，天灾人祸的确是明末民变的重要诱发原因，但是因此将民变的原因全盘推到以崇祯为首的明朝政府身上，也是有欠公允的，因为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在长达十七年的崇祯一朝始终平安无事，甚至在北京被李自成攻下，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弘光还能够从容的在南京登基为帝，就充分说明了明末的国家政策还远没有达到“暴政”的程度，民间传统的“气数已尽”或者教科书中封建统治者作恶多端自取灭亡的说法，不足以解释明朝的最终崩溃的原因。
二、关于明朝廷的剿与抚
以崇祯为首的明朝廷，在对待造反武装的问题，始终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再加上明朝财政破产，无力赈济安抚造反武装以及官吏昏庸无能，致使民变问题长期久拖不决，最终使得明王朝被驿卒出身的李自成所掀翻！
陕西民变发生之初，明朝廷从上倒下并不重视，派了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杨鹤去招抚，但却不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面对严酷的天灾和大量的饥民，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四年，朝廷总共也只向陕西拨发过两次赈济灾款，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十一万两，当然，面对当时已经“十室九空，人食草木”陕西，当然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而且，朝廷鉴于辽东边患，将陕甘边兵大量调走，就使得陕西兵力薄弱，无力弹压遍地的造反武装。
最重要的是，造反武装接受招抚之后，需要安置他们，使他们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也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朝廷根本拿不出这些钱，仅仅发张免死票，就地安插了事，使得他们“淫掠如故，村氓吞声，有司莫敢告，口患成于此。”
因此，虽然杨鹤不失为一个负责有良心的官员，虽然他也曾经成功的招抚了包括李自成、张献忠在内的十余支造反武装，但最后这些造反武装几乎无一例外的重新走上了反叛之路！
杨鹤的失败，当然是一种必然！
接替杨鹤职务的洪承畴，开始变抚为剿，大开杀戒！
相比较于平庸的杨鹤，洪承畴要老成的多！
洪承畴自崇祯四年十月上任之后，经过两年的全力剿杀，到崇祯六年，陕西的局势基本被稳住了。
但是，此时的民变已经不限于陕西一地，已经随着造反武装的流动，开始向临近的山西、河南扩散了！
自崇祯三年开始，造反武装大量进入山西、河南之后，已成“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状态，四面开花，到处出击，使得官军渐成疲于奔命之态！
而且，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因此无法增兵以加强围剿的力度，造反武装由于大量各色人员的不断加入，带来了马匹、武器的急需物资，实力不断增强，此消彼长，使得朝廷越来越难以控制局面了！
在笔者看来，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面对这样难堪的局势，只是一味单纯的依靠官军围剿，假如他们像后来清朝对付天平天国那样，发动地方乡绅地主组织地方武装团练，一方面维持本地治安，必要时协助官军进行围剿，同时通过守卫地方来压缩造反武装的生存空间，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此时的造反武装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和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并无区别，因为他们的作为和土匪强盗别无二致。）
如果他们这样做，也许局面会好很多。
可惜，作为生活在几百年后的今人，笔者的这些思考也只能是一种穿越时空遐想而已，因为历史不能够假设！
书归正传，尽管造反武装难以对付，但官军还不是没有机会，实际上在崇祯一朝长达十七年的清剿“流寇”的作战中，官军曾经出现了多次的机会。
第一次崇祯六年的十一月，官军通过异地调兵，将造反武装压缩在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的狭窄地带，造反武装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紧要关头，造反武装首领张妙手等人，以诈降计诱骗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以及京营总兵王朴等人，获得了喘息之机，随后，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突然自陕西垣曲、河南济源黄河河身最狭窄之处结冰的河面上奔驰过河，摆脱了官军的包围！
这就是明末震惊一时的“淹池渡”。
据史籍明确记载，这次从官军围困中逃脱的大小造反武装首领共计五十余人，部众达十余万，而这，几乎是当时造反武装的全部力量！

官军第二次错失良机是在崇祯七年的八月，在陕西汉中的车箱峡。
当时，李自成率部众陷入了类似后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类似的困境，车箱峡乃一绝地，四面都是悬崖峭壁，人根本无法攀登，此地的山民投下巨石火把，阻止李部通过，再加连日的大雨以及粮草的缺乏，李部似乎已经大难难逃！
可是，当时负责“剿贼”的五省总督陈奇喻，却又轻信了李自成诈降的谎言，特许李自成从车箱峡撤离至安全地带，然后接受招抚，遣散回乡。
结果，李自成走出绝地车箱峡之后，再举反旗，纵横陕甘一带。
官军的第三次失误是熊文灿再次误信张献忠的诈降计而招抚张献忠。
崇祯十年十二月，随着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十面张网”围剿计划的逐步实施，张献忠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于是遂派人与当时担任五省总理的熊文灿接洽，表示愿意接受招安。
熊文灿在接受了张献忠的重金贿赂之后，居然对张献忠的谎言深信不疑，不仅为张献忠请衔开饷，默许他带领武装部众驻扎谷城县一带，公开设卡征税征粮，打造兵器，还阻止了湖广巡按御史林明球等人逮捕张献忠的图谋！
就这样，张献忠在利用了熊文灿，以招抚投降为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之后，于崇祯十二年五月重举反旗，再次纵兵攻城掠地。
起事之前，张献忠还将收受他贿赂的明朝官吏的名字布告天下，狠狠打了熊文灿一个嘴巴。
笔者在阅读这些史料的时候，一直感到纳闷，为何明朝官吏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这种低级错误，按理说，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在官场经风历浪，人生阅历和从政经验无疑是丰富的，本不应该如此愚蠢！
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些世故很深的“老油条”屡屡被张献忠这些闯江湖的“狡贼”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不断上演古代版的“无间道”，最终成了被后世史家们拿来取笑的笑柄！
不过，仅仅指责他们是不够的，评论家们同样关注了崇祯皇帝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的骑墙政策，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崇祯皇帝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态度，这些官僚是不敢大胆放手做此类冒险的招抚的！
比如在招抚张献忠的问题上，崇祯皇帝一开始就对张献忠的投降深信不疑，尽管连他一向信任的杨嗣昌也指出张献忠乃诈降，但崇祯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默许了熊文灿对张献忠的“优待”！
比较一下后世的曾国藩宁肯违背他所虔诚信仰的儒家思想的基本道德准则，不惜背上“曾剃头”的骂名，在对付“长毛”问题上的绝不心慈手软的实用主义原则，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确具有些善良孩童般的幼稚！
分析下来，笔者无法不认可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最后逼死煤山是历史必然的评判！
三、关于李自成和张献忠
与传统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高大全的农民英雄形象不同的是，李、张二人最初仅仅是风起云涌明末民变浪潮中众多弄潮儿中的两个，所不同的是，他们在传统的以成败论英雄准则范畴内，因为最后的称王称霸而幸运的成为被后人竖起的两面旗帜！而许多的造反武装首领或者为官军剿杀，或投降官军，或在与其他造反武装火并中丧命，或者依附于李张二人，因此他们姓名和事迹也就鲜为人知了，他们在李张二人最终倾覆大明王朝的举动中所起的作用也就常常被人所忽视。
在明末，由于《水浒传》这类宣扬“替天行道”的通俗文学在民间的广为传播，也在无形当中影响了明末的这些造反者，凡有手里有些人马的造反武装首领，纷纷仿照《水浒传》梁山好汉闯名声、立招牌的形式，为自己取了各类绰号，根据史家的统计，流传下来的大概有如下这些人：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刑红狼、闯塌天、马鹞子、南营八大王、哄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玉光）、高小溪、扫地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悍、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
这份出自《流寇长编》名单，是崇祯六年夹带在著名的“淹池渡”事件中造反武装首领张妙手等人采取诈降计时向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以及京营总兵王朴等人递交的伪降书中，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也有不少漏掉的）
通过这份名单，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共聚水泊共抗朝廷的壮观场面！
而这其中，拥有部众上万的人，不在少数！
经过洪承畴等人几年的全力剿杀之后，造反武装居然还有这麽多的首领和他们的部众幸存，可见当时造反武装数量之大和团伙之多！
虽然官军也有洪承畴、孙传庭、卢象昇这样的能战文官，有曹文诏、左良玉等悍勇武将，可面对如此庞大的造反武装，面对他们在广阔地域内的不断流动，面对饥民的不断加入造反武装，也就只能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李张二人身处此种生存环境，幸运之极！
虽然后来，明朝廷有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围剿计划实施，使得李自成一度销声匿迹、张献忠诈降熊文灿，但随着满洲军的不断入塞侵袭和明清的松、锦决战，使得崇祯皇帝不断将原本用于打击造反武装的能战之将和精锐部队北调作战，而这些部队最终又在于清军的交战中几乎全部被消灭，使得李、张二人的压力骤减，崇祯皇帝在紧要关头又不合时宜催促明军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作战，最终输掉自己最后一点本钱。
作为胜利者的李张各自建立了自己政权，也采取了某些迎合人心的措施，老百姓也唱出了“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歌颂民谣，但李张二人并非是刘邦、朱元璋那样具备雄才大略的真正枭雄，他们骨子里仍然是不改草莽江湖盗的本性，张献忠在崇祯十五年之前，每攻下一城，往往大肆抢掠烧杀，他打仗也主要是靠金帛、良马、美女。每次开战时，必以此来激励士气，他这方面也身体力行，竟然拥有九个妻妾，他的造反生涯中，曾多次投降朝廷（投降熊文灿只是其中之一），而渡过难关之后，又无一例外的重新叛乱，由此可见他的性格！李自成在北京不过数十日，但却以追缴赃为由大肆抢劫和勒索，第一天就处死了500名宦官，前后将1000多名士大夫勒索拷打致死，其腐化堕落速度之快，连毛泽东都专门拿出来引以为鉴！
他们的表现就像极了一个逮住机会就大捞一把的爆发户，正如《水浒》中的李逵所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所谓政权也不过是《水浒》中所描写的黑帮团伙的翻版而已，并不能自动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机构，也不能被所有的人所拥护接纳，李张二人很快就失去了他们得来不易的民心！
其后，当他们面对强悍的清军入关镇压时，失败命运也就自然很快降临了！
而在清军入关之后，以清军为一方，以李张余部和南明为另一方的战争又持续了20年之久，明帝国旧有的疆域内被严重蹂躏摧残，人口大量损失，民间凋敝到了极点，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个对老百姓更为残酷专制的政权，从这点上讲，教科书上所说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进步这一观点的确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结语
尽管笔者基本同意明朝在崇祯朝的确是“病入膏盲、无可救药”这样一种评判观点，但却对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总是重复犯下落入造反武装诈降圈套的低级错误感到匪夷所思，因为这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一个在政治上相对成熟的执政团队所应犯的错误！
不过，作为明朝统治支柱的文官集团和朱家的皇亲国戚们，的确应该为明王朝的垮台负起应有的责任，这种责任正如崇祯所指出的：“……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
当一个王朝的上层精英们，心中只装着自己而无国家的时候，这个王朝离覆亡也就不远了！
作为作为最终推翻明朝、建立政权的李张二人，在他们举旗造反的那一刻，他们想法也只是本能的求生存而已，但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让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却彻底改变了他们行为和生存方式，使他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竟然发展到了掀翻旧政权！
笔者认为当然不能否认他们个人的素养与努力，但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从他们的表现看，他们也未必拥有比其他造反武装首领更强的能力，更不具备成大事者如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才干，因此他们的成功带有很大偶然性，用这样的评语也许更适合总结他们的成功：明朝的覆亡是自身危机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指李自成、张献忠）只是恰到好处的充当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参考资料：
樊树志：《晚明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版
芮弘：《大清真相（壹）》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3月版
夏维中：《景山的秋风》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李自成失败是因为其没有腐化堕落。如果他同地主同流合污，很可能成为太祖吾皇了。。

是不是印证了那句“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俗语？

感觉很有偏见。

老百姓被逼起来造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信皇帝老子了，造反的人当中有多少过去都是顺民，结果全家饿死大半。贪官污吏还要剐地三尺。

都被逼的当了陈胜吴广了，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还要求他们对朝廷有信心，讲信用。

首先，必须肯定农民起义的正义性。

汝日曷丧，吾及汝偕亡。当世界不给人民活路的时候，人民自然要毁灭这个世界。——这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正义的。

楼主以江南的平静为理由，来为朱明朝廷辩解，这实在是很无厘头的事情。江南为什么平静？那是因为江南富庶，老百姓还活得下去。但是陕北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这时候可曾见过朝廷有什么救济？有什么慈悲？

其次，农民起义必然有其局限性。

也就是说，当农民起来时，他们往往首先会成为暴民，他们唯一的能力的破坏。他们有力量毁灭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力量建立一个新世界。

所以，历史上成功的农民起义，最终都必须和士大夫阶层相结合，士大夫是文明的传承者，只有他们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牢固的社会体系。事实上，李自成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譬如牛金星、李岩等人，就属于士大夫阶层。但李自成的问题，第一在于他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自觉的去依靠士大夫，第二他手下的士大夫，如牛金星等人，并不是那种有天下之志的儒之大者，这两点最终使得他失败。

至于张献忠，则自始至终保持了暴民本色。

李自成和张献忠，在中国那么多的农民起义中，他们不是少数，相反是极其具有代表性的。但同时，在中国达到规模的农民起义中，他们的的确确是少数，很少有人把事情做到如此之大，还如此懵懂。

明朝灭亡的主因是明朝后期已经整体糜烂，自身的问题已经积累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多方因素的综合结果。即使军事上抓住机会，灭了那几支民变队伍，也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李自成失败是因为其没有腐化堕落。如果他同地主同流合污，很可能成为太祖吾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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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也太无耻了吧。
李的军队早已腐化堕落了，也和一部分精英同流合污了。

明朝後期不是搞惹建州女真族（其實努爾哈赤都想做皇帝，看它的檄文寫對明朝的七大恨，所謂的恨有部分是無中生有，冤枉明朝）就不會有邊境戰事，其實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明朝賦稅太多，什麼人頭稅。。就連未出世的嬰兒都要交人頭稅。如此賦稅試問普通貧苦百姓何以受得了呢

看了唐史再看 明史 真是气煞人也！！！
为什么崇祯这个大SB 真是白痴到了 极致！！！
明朝末期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像 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呢！！！
绝对 把什么 努尔哈赤 皇太极 捏的死死的！！！
万恶的皇帝集权制度！！！是中国衰弱的本质！

[quote]原帖由 [i]马岱[/i] 于 2010-7-27 14:41 发表
明朝灭亡的主因是明朝后期已经整体糜烂，自身的问题已经积累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多方因素的综合结果。即使军事上抓住机会，灭了那几支民变队伍，也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quote]
划江而治有机会吗？

[quote]原帖由 [i]bergkamp[/i] 于 2010-9-3 23:27 发表
看了唐史再看 明史 真是气煞人也！！！
为什么崇祯这个大SB 真是白痴到了 极致！！！
明朝末期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像 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呢！！！
绝对 把什么 努尔哈赤 皇太极 捏的死死的！！！
万恶的皇帝集 ... [/quote]
崇祯生不逢时

明末的几个皇帝——自嘉靖开始，都没有受过帝王术的教育，世宗是藩王得大统，穆宗的太子位得来不易，神宗本来有个很好的开端——可惜~~~~~~，光宗短命，熹宗文盲

思宗要是白痴，根本扳不倒魏忠贤——不过话说回来，当时要真是神宗那样殆政的傀儡，官僚集团也许能做得更好——一党独大比党争的效率还是要高一些

[quote]原帖由 [i]KYOKO[/i] 于 2010-9-3 23:58 发表

划江而治有机会吗？ [/quote]

南明那小朝廷，像马士英、史可法，都想的是划江而治，可惜没有成功……

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没有什么远见，没有什么水平，军事布置过于简单是一方面原因。
但是我觉得相对于东晋和南宋，明末的战争过多，农民起义也很多，当时很多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有军事才华的人都已经在历次的战争中损失掉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想想看当时的赵构小儿，不也是经常逃跑的人，但是貌似当时的大将如韩世忠等，还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南明就不一样了，洪承畴没了，孙传庭没了，杨嗣昌没了，贺人龙这样的武夫也死了不少。留下的江北四镇，都算不上什么精锐，左良玉居然关键时候去清君侧，真是一个比一个熊。
总之呀，想起南明，总觉得郁闷……

[quote]但却对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总是重复犯下落入造反武装诈降圈套的低级错误感到匪夷所思，因为这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一个在政治上相对成熟的执政团队所应犯的错误！[/quote]=================================================

[quote]造反武装接受招抚之后，需要安置他们，使他们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也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朝廷根本拿不出这些钱，仅仅发张免死票，就地安插了事，使得他们“淫掠如故，村氓吞声，有司莫敢告，口患成于此。”[/quote]===================================================
这看起来就是个滑稽的对比。因为没钱招安，所以招安是低级错误？？？？？
也许后来的几次招安是错的，但是杨一鹤的那次招安，只能说明朝廷在面对民变时根本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quote]
通过上面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到，天灾人祸的确是明末民变的重要诱发原因，但是因此将民变的原因全盘推到以崇祯为首的明朝政府身上，也是有欠公允的，因为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在长达十七年的崇祯一朝始终平安无事，甚至在北京被李自成攻下，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弘光还能够从容的在南京登基为帝，就充分说明了明末的国家政策还远没有达到“暴政”的程度，[/quote]

这一段就更有点搞笑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把北方捣的稀烂，后来清朝入关，占领了北京和河山、山西等地，他们也没想过如此顺利，对于是否南下尚有疑虑。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就是粮荒、物资供应荒。有明一代，就是通过运河从南方向北方运物资。清军刚占领北京后，发现只占领北京及其周边，那该穷的还是穷，和呆在东北差不多。再加上一些投靠清军的汉人，一直主张南下，所以就南下了，最后居然如此轻松的拿下南京。从此之后，财赋重要就入了清军之手。南方财赋重地，之所以不乱，是因为尚有点活路，明朝包括后来的南明，拥有南方几省，正是一种优势，可惜这种优势丝毫没有显现……

如此因为天灾加上人祸，让明朝无以应对。那么清军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呢？首先人祸一直有，当时的当时的北方一直很乱，清军在北方先打李自成，又打一些零星的判乱，还有后来打姜襄，人祸不断。天灾尚在乎？？？假如天灾不在，那么只能说明清军是奉天入关了，光辉正大，所谓紫气东来了。假如天灾一直在，那么清军能靠着这样天灾人祸的北方去打下天下，那只能说明清军英明神武，非常人所及了。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贾芸 于 2010-9-4 10:48 编辑 [/i]][/color]

要是觉得南明郁闷的话,那北宋岂不是更郁闷,明朝末年国家已经千疮百孔,打不过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北宋末年时局远非如此不堪,只要某位艺术皇帝还有点脑子,北宋也不至于亡国,根本就不会有个南宋出现.

前言部分：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目前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谓的纯学术）来替换已经叫意识形态的部分（所谓的阶级观）
第一部分：即使按你的说法，仍然可以得出明王朝资源调剂失败的结论，导致西北（天灾人祸没人救）和东南（安定团结唱赞歌）差距明显，一个已经失去国家资源调剂能力的政权，说它气数已尽没什么错（不是被推翻，就是被分裂）

另外，这里也可以看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何东南稳定？是否和整个明王朝的主要决策权都在东南士人手里有关呢？
换句话说，就是东南上层，以牺牲其他地区和人群的利益，保证了其出身地的繁荣？如果属实，那么崇祯的“臣皆可杀”，后来清入关，东南士人的投诚也就没什么可疑问的了（因为没受到直接威胁，而漠视东北防务，因为担心受到西北报复，而引清兵入关）。

后面两部分，是枝节问题，前面这部分没解决，后面两个解决了也无济于事。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黑传说 于 2010-9-4 15:20 编辑 [/i]][/color]

[url=http://www.xycq.net/forum/thread-213150-1-2.html]http://www.xycq.net/forum/thread-213150-1-2.html[/url][quote]原帖由 [i]黑传说[/i] 于 2010-9-4 14:47 发表
前言部分：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目前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谓的纯学术）来替换已经叫意识形态的部分（所谓的阶级观）
第一部分：即使按你的说法，仍然可以得出明王朝资源调剂失败的结论，导致西北（天 ... [/quote]

回复 #17 mp586 的帖子

一直觉得明的财政征收方法很有问题，尤其是后来张居正改革，导致西北赤贫。（有空的时候，或许我会详细开一帖讨论，下面这些，都没经过充分论证，就当猜想吧。）
按正常思路，应该是赋来自江南，役来自西北。也就是明朝财政体系应该是户部＋工部组合。
北方因为粮食产量有限，劳动力有富余，而且北边为统治中心，需要的人力较多，应该役多于赋，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富余劳力，而且还能降低对北方地区本来就不多的赋的负担。
而一条鞭后，本来就缺少产量的北方农民，现在不能以役来弥补赋了，工商业也不发达，其空余出来的劳力就业不足，另外，还要考虑白银在北方的贬值问题等因素，导致其更为贫困化。

东南恰好相反，粮食产量丰裕，劳动力和土地相对均衡，务农务工都两相宜，一条鞭法恰好可以解放其生产力。


另外，你提的一个南方以银折粮，可以减少漕运损耗，根本不可行，因为北方缺的是粮，白银如果没有粮食交换，也是空头支票，还是解决不了北方困境。

zt明朝清朝之财政税收小议
1.前言

这篇文章来源于对三个数字的疑问。

第一个数字是1573年—1582年，即明万历初年到万历十年，明帝国太仓库的岁收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0万两白银。中国历史上的那十年，是属于张居正的时代，通过这十年的努力，明帝国积累了大量财富，开销了后期万历三大征的巨额军事费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推迟了明帝国经济崩溃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

第二个数字是1639年到1644年，即明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七年，明帝国的三饷加派达到了岁1600多万两白银。对外需要防御满洲铁骑的入侵，对内需要镇压农民义军的叛乱，帝国采取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不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将良善百姓逼到了流寇一边。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农民义军最终也攻进了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

而第三个数字是1661年到1673年，即清康熙初年到康熙十三年。其时，三藩所在地（云贵、广东、福建）粮饷达到了岁2000万两。给清政府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当时评价为“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可见清康熙初年岁收入至少超过2000万两。

分开来看，这三个数字尚属正常。但联系起来看，这三个数字就大大的有问题了。为什么清康熙年间的税收能够这么多又没有引起农民起义呢？更何况，清康熙年间的生产力是远远不如明万历，甚至明崇祯年间的。

明清交替，不是和平演变，而是数十年的全国大动乱。明末内外交困，国家疲敝不堪。在外，首先是万历三大征耗尽国力，接着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不久明军大败于萨尔浒，进而失去辽东，辽西告急，靠着袁崇焕好不容易守住了宁远城，女真人又五次绕过山海关进犯，骚扰内地。辽饷军费开支巨大，国库长期空虚无力应付。在内，天灾人祸，连绵不绝，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帝国全力以赴进行了十多年的剿寇，还是不能阻止流寇的壮大，最终明帝国也亡于流寇之手。继而清兵入关，大清也没功夫闲着，一方面驱逐大顺，一方面角力南明，又是多年征战，方得来一个貌似稳定的国内政局，可惜生息养民没多久，康熙年间三藩又乱，清帝国不得不出兵平复。

从万历末年到康熙年间，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大明和大清作战、大明和大顺作战、大清与大顺作战、大清和南明作战，战乱狂潮影响到了中国每一个地方。这数十年的动荡不安，导致人口和耕地的大量减少。

从经济眼光来看，失去的耕地和人口就意味着国家收入的骤减，以及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

万历中期，其耕地和人口差不多达到了明帝国历史最高峰，而这个数值，直到清雍正乾隆年间才得以恢复。所以，对于以田赋为主要收入的明清两代来说，国家收入自然当以万历为最多，崇祯次之，而顺治、康熙更次之。

明万历初年岁收入400万两就可为后世所称颂，明崇祯三饷岁2000万两就叫做耗尽国力，以至亡国，可为什么在人口和耕地大量减少后的清康熙年间，岁收入远超2000万两却没有引起任何暴动，民众似乎还在安享太平呢？

本文试图通过史料来解释这些疑问，主要就明清税收结构、收入和开支之不同处展开论述。 -

主要参考书目是梁方仲之《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黄仁宇之《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


2.税收结构
我们首先来看下表。
明清户、口、亩比较略表

年度; 公元（年）; 户数（户）; 口数（口）; 田地（亩）
神宗万历六年; 1578; 10,621,436; 60,692,856; 701,397,628
神宗万历三十年; 1602; 10,030,241; 56,305,050; 1,161,894,800
光宗泰昌元年; 1620;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00
熹宗天启六年; 1626;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00
思宗崇祯年间 ——————------------------------783,752,400
顺治十二年;1655; ——14,033,900; 38,771,991
顺治十八年;1661;　——19,137,652; 526,502,829
康熙十二年;1673; ——19,393,587; 541,562,783
康熙十九年;1680; ——17,094,637; 522,766,687
康熙二十四年;1685; ——20,341,738; 589,162,300
康熙四十年; 1701; ——20,411,163; 598,698,565
康熙五十年1711; ——24,621,324; 693,034,434
康熙六十年; 1721; ——25,616,209; 735,645,059 y
世宗雍正二年1724; ——26,111,953; 890,647,525
摘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明代在万历年间达到了人口和田地的最高峰，明清交替之际人口与耕地锐减，在顺治时期达到了人口和田地的最低值。耕地数量直到雍正年间才恢复万历时候的水准，人口的恢复则更晚到了乾隆年间。于是可以认定，清初时期的总税收至少是不高于明中后期总税收的。

明代的财政收入主要由田赋和力役组成，辅以其他盐科、矿税、工商杂税等等。田赋是以粮食为单位上缴，力役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征收，粮食不是集中运输到中央再向地方进行分配，而是大部分当地处理，小部分在南方和北方内部流动。每年只有四百万石通过漕运从南方运送到北京，以解决北方产粮不足的问题。漕运付出的成本往往数倍于所运送货物的价值，但为了维持帝国首都的正常运转，是不计损失的。

明代的税收不是以白银为结算单位的，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不妨按照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的换算，明帝国田赋正额总值略高于2100万两，役折合成银两约为1000多万两。除了田赋正税和力役之外，还有一些工商业收入、盐的专卖、矿银收入、国际贸易收入等等，这些收入大约有380万两。那么，明帝国中期的年度财政总收入就是大约3500万两白银。

清帝国的财政结构也和明帝国相似，只是将大部分田赋和力役以白银为单位上缴，白银的运输比粮食要方便，损耗也很小，更有利于二次分配，所以表现出比明帝国更多的白银税收，但清帝国总收入未必大大多于明帝国总收入。

明清两代平均负担钱粮数表
年代; 口数; 征粮（石）; 征银（两）; 每口负担粮（升）; 每口负担银（分）
明太祖朝; 58,323,933; 28,734,250; -- 49.27 ;
成祖朝; 53,165,705; 31,824,023; -- 59.86 ;
仁宗朝; 52,083,651; 31,800,243; -- 61.06 ;
宣宗朝; 51,468,284; 30,182,233; --58.64 ;
英宗朝（正统）; 52,730,601; 26,871,152; --50.96;
代宗朝（景泰）; 53,578,081; 25,665,311; --47.90;
英宗朝（天顺）; 54,325,757; 26,363,318 ;--48.53;
宪宗朝; 62,361,424; 26,469,200; --42.44 ;
孝宗朝; 51,152,428; 27,707,885; --54.17;
武宗朝; 60,078,336; 26,794,024; --44.60;
世宗朝; 62,594,775; 22,850,535; --36.51;
穆宗朝; 62,537,419; 24,068,189; --38.49;
神宗朝; 56,305,050; 28,369,247; --50.38;
熹宗朝; 51,655,459; 25,793,645; --45.93;
清顺治十八年; 21,068,609; 6,479,465; 21,576,006; 30.75; 102.41
康熙二十四年; 23,411,448; 4,331,131; 24,449,724; 18.50; 104.43
雍正二年; 25,284,818; 4,731,400; 26,362,541; 18.71; 104.26
乾隆十八年; 102,750,000; 8,406,422; 29,611,201; 8.18; 28.82
乾隆三十一年; 209,839,546; 8,317,735; 29,917,761; 3.96; 14.26
摘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的赋税以白银和粮食为主，虽然白银量大大高于明代，可粮食量远低于明代，从数据上看，清代和明代老百姓的负担并不会相差太多。

明帝国和清帝国财政结构主要差别在于清帝国将部分田赋与力役折算成了白银来缴纳，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宋代的白银积累到相当数量，却在元代因为贸易和掠夺大量流失，明初时期国内的白银量严重不足，甚至到明中期英宗岁收一百万两金花银时，因为这一百万两白银在征收和运输的几个月过程中离开了流通领域，导致社会白银不足而引起市场紊乱。而到明后期，美洲与日本的白银被开采以及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为白银作为国家货币单位提供了必要条件，张居正进行“一条鞭法”的改革也是基于这个现实情况，到了清代各种条件具备，自然水到渠成，政府便以白银为货币单位征收各项税收了。

明清两代遵循相同的财政制度，税收结构也就相似，只是因为白银的大量流入才会改收粮食为白银，造成了帐面上的巨大差异。

3.收入简析
以上我们分析了明清的财政结构，其税收主要来源是一致的，所以其总收入也是差不多的，但清政府往往表现出比明政府更多资金投入赈灾和治水事业中，除了国际贸易导致国内白银数量显著增加的因素外，还有通货膨胀的原因，这些都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对于后人来说，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清代在遵循明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哪些调整和改变。

同样是田赋税收，明代前期和后期又有所不同，其中主要在于军屯的演变。
军屯是和明代兵制有着密切联系的，军屯的失败可以说是明代兵制问题的产物。军屯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让士兵在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与敌人战斗，在国家和平时期能够种田自给自足，还够上缴国库。作为某个历史时期的权益政策，军屯无可厚非，但毕竟非长久之计，军屯极大的削弱了士兵的战斗力，也不能够完全挖掘耕田的生产潜力，明初这些弊端还不明显，但随着国家承平已久，管理松懈，承载军屯的卫所衰败，负责军屯的士兵大量逃亡，军官们反而乐得虚报士兵数量以贪污粮饷，而军屯的田地也渐渐被占据。于是明初能够为国家贡献相当数量收入的军屯到了明末非但不能充盈国库，反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和军屯一样，宗室也是经历了较大的演变过程发展成为帝国的重担。凡开国之初，必定有一些皇亲国戚需要安置，怎么安置这批属于特权阶层的人，是每个开国政府的大问题。在封建时代，儿子们分割国家的不同领地，并在当地实行独立财政、军事和行政的统治，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根据历史的经验，将这些人全部置于政府机关是不合适的，他们缺乏执政能力，又很容易拉帮结派，一旦形成贵族阶层垄断朝政，将是对帝国莫大的伤害。明帝国的做法是赋予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和诸如免税等特权，给予他们足够的经济支持，但不允许他们介入科举，也不允许他们进入朝堂。在明初，皇亲国戚的数量还不多，国家财政养着他们绰绰有余，到了明代中后期，这批人已经发展成为惊人的数以十万计的庞大队伍。这样一批贵族，因为不允许在政治有所作为，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财富，他们仗着自己的特权，肆无忌惮的占据耕地，并且以疯狂的速度繁衍。权贵、豪强、贪官一起消耗了大量国家财富。

相对于明代军屯的衰败与贵族的掠夺，清代在这方面进行了改变，增加了自己的财政收入。 清代废止了明代的军屯和制，耕地始终交到农民手上，从而保证了耕地带来的固定收入。 .

明代采取的都是强干弱支的制度，首都是绝对的政治中心毋庸置疑，军事方面，除了关键的边防外，主要在首都保持一支庞大的精锐部队，以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军队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地方上，行政和军事完全分开，造反或者独立的能力相当薄弱，但这种自废武功的做法避免了地方擅权，却难以应付帝国的内忧外患。随着明代农民起义、倭寇扰边、蒙古、满洲的入侵危害日益严重，明政府不得不从中央派遣人员，以兵部官员兼御史的身份担任巡抚、总督、督师、经略等暂时性的高级军事职位，负责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军务，完成剿匪、抗敌等任务后，人员则调回中央。清代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做法又有所不同，主要是将督抚制度固定了下来，相对来说强化了地方的权力，既回避了军屯的弊端，又使得军制更加符合实际。

和明代宗室一样，数十万旗人与大量降臣也是清政府特殊关照的群体。清政府在这点上做得比较明智，第一是开国时候的承诺始终言而有信，对待降臣给予一定的待遇。第二是除了八个铁帽子王世袭外，其他人员爵位都是逐代渐减，始终把特权群体的人数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总的来说，明代的教训还是给予了清代不少改变的。虽然，总的来看，因为特殊关照，旗人大都迅速堕落为无用之寄生虫，清之灭亡反而是旗人的解脱了。

另外还有关税的收入，清代比明代收入上升了不少，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一定比例。大概是清代对于海外贸易控制比明代更加强一些。尽管如此，关税仍然是明清两代的重要遗漏。这也就是清末为什么关税权被西方人控制后，关税收入反而比以前掌握在清政府官员手中还要多得多的原因了。失去了主权，却得到了更多的受益，在清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意外，在后人看来，这是政府长期以来，对关税及其不重视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明证。至于盐课的收入上升，是随着人口增加必然增加的。

盐课收入
年度; 公元; 银两（万）
顺治二年; 1645; 56
顺治九年; 1652; 212
康熙二十一年; 1682; 276
雍正三年; 1725; 443

关税收入
年度; 公元; 银两（万）
顺治九年; 1652; 100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120
雍正三年; 1725; 135
乾隆十八年; 1753; 433
摘自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明代在军屯和宗室皇庄等方面占据了大量的耕地，很大一部分正常赋税无法上缴国库。这种现象是明代军事制度和贵族政策确立和演变造成的，也是明政府渐渐走向腐败的必然结果。

4.开支简析
清初的财政开支可以分为短期和中期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短期看，对于清政府来说，一旦进入北京城，首先是避免的辽饷的巨大开支。辽饷是万历年间开始征收的，主要用于对付辽东崛起的满洲军事威胁，开支巨大。而明帝国的毁灭，清兵的入关，就意味着辽患的消失。从辽饷来看，清政府每年比明末政府的财政负担减少了将近千万两。

明末辽饷加派
年代; 辽饷（两）; 田赋加派（两）; 杂项加派（两）; 盐课加派（两）; 关税加派(两)
万历47年; 2,000,031; 2,000,031;
万历48年; 5,200,062; 5,200,062
天启元年; 4,456,186; 4,251,513; 116,006; 59,425; 29,242
天启七年; 5,450,120; 3,610,000; 1,100,000 ; 540,000; 200,120
崇祯元年; 3,910,000; 3,000,000; 600,000; 210,000 ;100,000
摘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

当然，我们所要分析的是清初阶段和明末时期的开支比较。其主要区别在于清代皇室开支的缩小，以及对公共事业的投入。

据统计，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而从康熙元年到前述年代的三十五年间，皇室支出总额更是在明朝皇室一年的经费以下。

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大学士」等调查报告，把明清两朝皇室支出列表如下。
明清皇室开支比较
项目; 明朝; 清朝
租税收入充当宫廷经费的数额: 969,400两; 无
光禄寺支出中所包含的宫廷费用: 240,000两; 30,000两
宫廷使用的木材数: 26,860,000斤; 70,000斤
宫廷使用的薪炭数: 12,080,000斤; 1,000,000斤
宫廷使用的舆轿、花毯费用: 28,000两; 无
摘自《清代的财政经济政策》

虽然以上数据只列出了很少内容的比较，但也可以大致看出清廷的开销远远低于明廷的开销，这还不算明后期皇庄有三、四万顷，而清廷不过数千顷。

在皇室开销中，最主要的是清代废除了明代独有的二十四衙门，明代后期十万记的宦官、宫女在清代只有四、五百人，既节约了大量开支，又避免的宦官及其机构的弊政。

清代财政节省下来的开支主要投入赈灾和治水方面，清代中期的荒政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政府投入大，赈灾制度化，一切有条不紊，确实也救活了不少人。

清初赈灾项目和金额
项目; 金额（万两）; 米谷（万石）
康熙四十九年陕甘赈灾: 500余
乾隆七年江苏安徽赈灾: 738; 239
乾隆十二年山东水灾: 170余; 90余
乾隆十八年高邮水灾: 400; 110
乾隆五十年各省赈灾: 1000余

清初治水项目和金额
项目金额（万两）
康熙十六年南河大修: 250
康熙十六年南河萧家渡:120
乾隆七年江南石林口:190
乾隆十八年江宁张家马路:100
乾隆四十四年仪封河工: 560
乾隆四十七年兰阳河工: 945.3
摘自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削减皇室开销，资金流向公共事业，治水和赈灾投入绝非没有回报，赈灾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也保证了劳动力的延续纳税能力，为清帝国稳定税收创造了必要条件。这是清代比明代要强的地方。

5.
清袭明制，仍然维持了以田赋、力役为主，盐课、工商杂税、关税等为辅的税收结构，这也就决定了清代的经济基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从明到清，其间最大的差异是缴税从粮食渐渐演变成白银，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渐渐白银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公共货币，这也是明万历年间有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的货币基础，将部分田赋需要交纳的粮食和力役需要付出的劳动力以白银的形式上缴，但有明一代，一条鞭法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推行，直至清代，才算真正实施了一条鞭法。

相对明代后期日益紧张、甚至长期出现财政赤字的明政府，清政府显然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善。主要表现在大幅缩减了皇室开支，废除明代后期完全无益的屯田制度，并且鼓励生产，稳定赋税。因此清政府比明政府有更多的储备资金，这部分资金一部分用于扩大国家领土的征服战争，一部分流入公共事业建设当中，如水利、修路、赈灾等等，对国家的强大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总的来看，明清两代仍然是严重依赖田赋和人口产生的收入，没有试图开拓其他财源，对商业和外贸决不鼓励，于成本巨大的漕运也一直无法有效解决。而士兵之军费的消耗，始终占到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可谓以“军饷”为中心的财政开支。因为经常性维持巨额费用的开支，明清两代都缺乏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改善交通、提高福利、科研投入、改进国民素质和医疗卫生等事业当中。

当然，这些财政特点并不是明清所独有，而是中国历朝历代共有的，帝国政府收税目的从来不是最大程度的聚敛财富，政府只需要维持国家稳定所需要的基本开支，所以一支庞大数量的、用于对抗入侵的外族敌人、镇压国内的反抗者的军队是必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军事开支从来占到了各朝代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

除了军饷外，政府还预算了皇室开支、官员俸禄、行政费用，以及部分储备资金以应付紧急情况，这就构成了国家开支的全部，也间接决定了国家税收的数量。文官集团似乎从来都觉得以其他名目向国民征收更多的赋税就是暴政了。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中国古代财政政策是保守和消极的，这种财政制度和治国理念与传统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正是因为这些才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但同样，传统思想和制度也使中国文明得以数千年的传承，建立起了数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庞大帝国，其功过得失，或许不是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够给予客观公正评价的。

再回到明清的财政制度上来，从财政结构上看，明清的制度相仿，表面上最大的区别是明税收以粮为主，清税收以银为主，但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白银的大量流入，则银本位的经济政策有了货币基础，改制不会有太多阻力，一切只是水到渠成。

清代财政沿袭明代一贯的稳定性，却也继承了其缺乏活力的特点。虽然财政结构没有太多变化，可从明清财政收支的比较来看，明代后期效率低下的军屯、耗资巨大的皇室开支被清代废除，为清政府节省了大量政府预算。

军屯的浪费、皇室的奢侈、宗室的庞大这些弊端显而易见，清政府做起来也很顺利，就这么几件容易操作又效果显著的事情，为什么改革始终不能出现在明代呢？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就军屯来看，明初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太祖自夸“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屯，却不可避免的随着卫所的衰败与政治的腐败而走向没落，改革势在必行。可是军屯已经被赋予不可动摇之祖制的意义，是太祖理想之国家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方面看，改革几乎是明代不可完成的任务。

皇室与宗室的开支也是同样道理。无论从后世看来怎样不可思议的制度，在当时却总是“存在必然合理”，甚至“合理”到不容置疑，这种现象既有习俗的力量，也有赖以制度而形成利益集团的作用。一个不合理制度能够长期存在，除了许多个人被制度化外，也有既得利益者们有意或无意的捍卫。

当然，拿明帝国的末代王朝和清帝国的开国王朝相比较，不能够公正评价两个朝代的优劣。但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明末和清初是属于同一时间范畴，而清末所面对的是古代国家面向近代国家的转型，是工业化列强国家对中国的掠夺，是受到德国和印度抛弃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严重影响，虽然清帝国延续了财政先破产然后亡国的一贯模式，可总的来看，清末和近代、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清帝国末期与明帝国末期，至少在财政上，是不具备可比性质的。

明代的人口和耕地面积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人口问题最近算是比较清晰了，但是耕地至今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LS引用的人口数据全是错的。

PS：明清两代的人口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兴趣的去看中国人口史吧。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XM8 于 2010-9-5 16:44 编辑 [/i]][/color]

西北赤贫一直遗祸到如今，恐怕也是拜当时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