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1 12:07
zhangjf
现代视野中的悖论
秦汉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统一帝国的第一个阶段，在疆域、制度、文化等方面对后世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后世的人们对秦汉帝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绝对都不会否认这个第一帝国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有些人推崇秦汉是因为秦汉武功强盛，威加四夷，有人是因为秦汉在许多方面开创了此后两千年间中国所沿袭的制度。在近代中国遭遇到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人们对秦汉的认识与此前大不相同。源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和学说传入中国之后，人们透过这些理论观念，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观察秦汉帝国，便会发现秦汉帝国充满了悖论，很值得人们玩味。
从宏观上来说，按照从苏联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观点的来源是马克思对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察。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自己的看法适用于东亚的中国。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出于现实的需要，为论证中国同样也适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以便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创造理论前提，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史家们把这套观点套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因此有了各种各样的“封建论”，比较有影响的有战国封建论、西周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粗看起来，每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西周封建论着重在西周宗法封建制度和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在上层政治架构上的相似性，魏晋封建论着重在魏晋时期与罗马类似的蛮族征服过程以及庄园经济的相似性，而最终被写入教科书的是郭沫若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论。由于这些观点的不同，对秦汉的看法便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战国封建论和西周封建论者认为秦汉是封建社会，魏晋封建论者则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战国封建论影响最大，由于有教科书的传播作用，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封建社会，甚至这种说法还成了中国古代比西方发达的一个论据，因为按这种说法，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要比欧洲早了近1000年。
当人们用西方各种概念来从细节上审视包括秦汉在内的中国历史时，似乎我们又可以从中发现许多新东西。出于自身需要或观念而对秦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进行不同解读的有最初接触到西方学说的晚清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从早期儒家开始便言必称三代的传统在近代随着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反而又重新焕发出活力。许多人似乎从西方的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那里看到了三代的影子，认为欧美民主政治“得三代之遗意”。由此而来，“百代都行”的变三代之法的秦制，或者说那种法家的政治制度，便成为了许多人批驳的对象。如谭嗣同所说的“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到了革命党崛起后的时代，秦制更是成为专制制度的代表而成为集中批判的对象。与此相反，康有为却居然从秦制中看出了“平等”，甚至有“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这样看似奇怪的论调。而在共和国时期，围绕所谓的“儒法斗争”而产生的对秦汉的评价也同样带有不少正面的色彩。在当下人们的视野中，我们似乎又从秦汉帝国时期看到了所谓的“法制化”、“市场化”、“个人主义”、“分权制度”这样看似现代的概念，但与之相伴的却分别是自由的缺乏、商人地位的低下、专制主义以及至高的皇权。秦汉时代似乎在某些方面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有了一些共同之处，但显而易见，这些共同的概念都是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概念，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居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代，显然这里是有一种时代的断裂和错位。这些细节上的探讨使得秦汉乃至以后的整个中国历史显得更加复杂，对前面提到的对秦汉帝国历史地位的宏观定位更是一种解构。因为这些“现代”概念本身便超出了前面提到的那种五阶段式的宏观理论的解释范围。
于是，人们眼中的秦汉帝国变成为一种悖论的集合体。人们尝试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去解释它，但是人们在细节上却一再发现许多时代的错位和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因此在不同的人看来，秦汉时代可以显得无限发达和先进，也可能显得无比愚昧和落后。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中国的历史？究竟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是与西方完全不同，还是与西方历史发展的逻辑相一致？我们在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也即所谓的现代化或是西方化时，对自己的历史是批判还是继承？前面提到的五阶段论实际上是把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看作与西方完全相同，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再具体探讨一些细节问题，主要的目标是要找出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正面证据，而一些难以被纳入这一框架的历史事实则被刻意忽视或曲解。视秦汉社会为封建社会的看法难以找出一种与封建社会相符合的上层架构和下层经济基础，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和中世纪的西欧之间，我们难以找到共同之处，反倒是秦汉之前的西周在社会形态上与西欧中世纪有很大的相似性。所谓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在秦汉的编户齐民制度下更难以找到依据。因此很难说秦汉是封建社会。如果从秦汉有奴隶买卖而将其视为奴隶社会，从西周的宗法分封制而视其为封建社会的话，在中国的历史上便出现了社会形态发展的颠倒。前面提到的那些相当“现代化”的概念在秦汉时代的存在，更使得中国的历史特征与西方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像五段论那样的试图完全同一化中西历史的尝试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中西历史又是完全不同的吗？的确，如黄仁宇所说，中国在基督诞生前两百年便完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构建，在人类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发展方向，的确与西方差异很大，也因此形成了中国的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和西方就完全不同。如今，时常有人以种种因素来解释中西历史的不同之处，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这样的外在条件，到所谓文化因素、理性精神、制度因素等等，总之目的就是寻找一些所谓的决定因素，来证明中国与西方在一开始就有本质的不同，由此而发展出不同的历史。不过，这些都不能作为中西文化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的证据。因为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都难以成为所谓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都有由结果回溯原因的嫌疑。比如就理性精神来说，现在常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后来停滞不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但我以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是典型的以果推因。首先，所谓的科学理性本身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当我们用这样一种概念来审查过去的事物时，恐怕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非理性的，至少都是不完全符合近现代的理性的概念的。即便是古希腊的许多科学家如毕达哥拉斯，都很大程度上受神秘主义或是原始宗教的影响，在这些方面，他们与中国古时的学者又有何本质区别呢？仅仅是由于后世西方的成就才使得人们先入为主地认定他们必然比世界其他文明的学者有某种高明之处而已。如果我们把理性像欧洲的情况那样，视为一种和宗教神学相对的观念的话，那中国可以说在近代以前最符合理性，因为中国从周秦以来，宗教神学就没有什么市场。如果我们把理性定义为“合理”或“自然”的话，那么中国自秦汉以来的这套“儒表法里”的制度，在近现代宪政民主出现以前，反倒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在16-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把中国的一些情况介绍到欧洲之后，17-18世纪的许多学者包括伏尔泰这样的人物，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非宗教色彩和科举制度等大加赞赏，认为中国是一个符合理性主义精神的国家。换句话说，在前技术年代，中国能够设计出一套制度，在面积接近欧洲的土地上实现政权的统一和稳定，这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性的体现。当然，秦汉开创的这套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不得不承认它在当时的那个社会中加以实施的合理性。中西发展的道路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能找出一个所谓的终极原因，由它能把中西之间的所有差异都解释清楚。在由结果回溯原因这种论证方式上，任何一种决定论都具有类似的问题。历史的复杂绝对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因素能够解释清楚的，甚至在很多时候，偶然性也会左右历史的进程。例如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节点有许多都是战争，甚至是一场战斗或战役，而在一场战斗中，常常有偶然因素导致了最终的胜负结果的例子，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的确有很大差异，我们不可能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对待，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完全不能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
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在我看来，其动力既不是什么自然环境，也不是什么文化精神，或是什么制度设计，而是历史上的人根据当时现实的需要作出的种种合理性的选择。我们从秦汉帝国的建立过程中，看到的就是这种合理性的需要。战国时代的战争环境催生了法家主导的秦制的产生，并且最好地满足了当时的战争环境的需要。法家所主张的那种“伪个人主义”、“伪三权分立”、“伪市场经济”对于维持秦制来说的确有其极大的合理性。统一之后的秦汉帝国，所采取的“焚书坑儒”、“书同文、车同轨”、“编户齐民”、“独尊儒术”等策略和方法对于已经建立的秦汉帝国来说，又都是充满着合理性的选择。我们从现在的思想观念来看这些政策和主张，当然会觉得有些制度的设计颇具现代色彩，却同样会发现其内涵与现代的观念差别甚大。现代宪政制度的很多制度设计，我们在秦汉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只是其立意便不可相提并论了。从秦汉的制度来看，制度设计并不是什么可以使中国与西方产生根本性差异的原因，因为很多制度在东方和西方都能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当下中国正处在现代化逐渐进行的阶段，实际的需求才是决定现代化如何进行的关键，至于西方的制度、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有没有必要继承的问题，我想现实会很自然地给出最后答案，我们要做的，只是在了解当前的现实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尽量做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选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