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比较

庆历新政（1043-1044）和王安石熙宁变法（1069-1093）是北宋王朝在开国已久之后，统治阶层试图拯救时弊，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虽然最终都归于失败，但是对北宋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两者之间在起因、经过、内容、失败缘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的异同之处，值得人们进行一番研究。
首先在时代背景上，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基本一致。北宋王朝和此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在开国近百年之后，虽然仍可称得上是国泰民安，但是内部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如王安石所说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 。庆历新政前，北宋在对外关系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西夏与北宋交战不休，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  。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 才得以解决。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罢相，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  ，宋仁宗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随后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列举了十件必须“端本澄源”的事务，其中以整顿吏治为核心。随后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所谓的“庆历新政”便开始实施，但是一年之后，便因为反对者的造谣中伤，而无疾而终。北宋也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到二十年之后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北宋总体的内外局势与庆历新政时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承平更久，积弊更深而已。
再从变法的主持者来说，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为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一批名望卓著的官员，背后的支持者是当时已经在位达二十年的宋仁宗。主持庆历新政的这些官员中，范仲淹早已在中央担任过秘阁校理、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等职，后在陕陇地区主持对西夏战事，“号令明白，爱抚士卒” ，颇有威名。元昊请和以后入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富弼如前所述，担任过奉使契丹的重任，庆历三年拜为枢密副使。韩琦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谏等职，后与范仲淹一起参与西夏战事，“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随后召为枢密副使。以上三人可以说都是功勋卓著之士，当时北宋朝中，论声望功绩，可以说无人与这些人相提并论。相比之下，熙宁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虽然在嘉佑三年受命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但到嘉佑八年因母忧辞官守丧，收徒讲学，直到宋神宗即位后的熙宁元年，才重新进入中枢。虽然韩绛、韩维、吕公著“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 并且有人认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泽” ，但是毕竟没有像韩、范、富弼那样卓越的功绩，在朝中也没有特别支持自己主张的盟友，处在宋神宗所谓的“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的状态，而在当时的朝中，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主要大臣皆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无疑是王安石变法相对于庆历新政的一个不利条件。不过，熙宁变法的一个有利条件便是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与庆历新政时已在位20多年的宋仁宗不同，宋神宗年方弱冠，颇具雄心，对王安石也是极为信任，“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二年二月便拜为参知政事，负责主持变法，后来王安石屡遭攻击时也坚持任用，虽然王安石一度罢相，但宋神宗在位期间，新法总体上来说始终坚持了下去，可见宋神宗变法的决心，这便不是变法时已经人到中年的宋仁宗可比的了。
庆历新政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吏治方面，范仲淹所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所说的十事，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其中的五项均为和吏治相关的内容，按照邓广铭先生的看法，“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至再爆发反抗斗争。 ”其着眼点在于整顿官僚队伍，“裁削倖滥，考覆官吏”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变”，由此来实现减少冗官冗费。而在王安石变法中，在吏治上的措施与此不同，王安石由于在朝中较为孤立，通过整顿已有的官僚队伍来进行变法便不太现实，因此王安石采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样的新机构的办法来推行新法，并且改革科举来吸收新的变法人才到官僚队伍中，实际上是在增加官员数量。之所以有两者在吏治措施上有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在通过合理理财增加财政收入，即“开源”，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非庆历新政所着重的“节流”，当然还与王安石变法所面临的官僚集团内部的激烈反对有关。
庆历新政中与财政、军事等有关的内容相对较为简单，其中的一些措施如“府兵”由于众人的反对也并没有付诸实施，其他措施也由于庆历新政一年后便无疾而终而未能广泛施行。而王安石变法的重点恰恰在庆历新政没有来得及予以关注的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尤其是理财方面。其中与农业和军事有关的措施，有的在庆历新政中已经提出，在王安石变法中继续采用，例如范仲淹在“修武备”的措施中提出的如范仲淹提出的“府兵法”，为王安石的保甲法所继承，不过范仲淹还只是主张“以助正兵” ，用府兵来补募兵之弊，王安石则更进一步主张“为宗社长久计，当罢募兵，立保甲” 。有些措施是庆历新政已经提出，但王安石采用不同的办法来实现，例如范仲淹主张的，是“州县选官 ”治理水利，劝课农桑；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则主张用民间分派资金的办法兴修水利，范仲淹主张的减徭役主张“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 ”，而王安石的募役法则是主张以钱代役，两者相比，王安石的措施更偏重于增加国家收入而削弱豪强地主的收入。还有一些措施则是庆历新政没有提出而为王安石所独创的，如市易法、青苗法是、方田均税法则是王安石针对财政问题而专门设立的，保马法则是针对北宋缺乏战马，难以建设强大的骑兵队伍的问题而提出的，将兵法则是为了解决北宋军队“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问题而实施的举措。比较一下两者的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措施在施行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远非庆历新政可比，其内容也远远超出庆历新政的范围。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在指导思想上也有很大差异。范仲淹等人皆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因此他们提出的措施，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前代的改革的范畴，在很多制度上基本上修修补补，或者是像府兵制那样仿照前代的制度，其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儒学本身。而王安石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的指导原则，便是所谓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是把释道两家学说中的义理尽量吸收到儒家学说中来……从政治思想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则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说，他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导思想的 ”，也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才受到官僚集团内部异常强烈的抨击。范仲淹等人，在新政失败后，无非是贬官外地，后来又往往重入中枢，身后也为士人所景仰，而王安石在死后，则几乎成为士人眼中的误国奸臣，其中恐怕与王安石离经叛道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庆历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整顿吏治的做法触动了大批官吏的利益，因此谤议日甚，将范、韩等人诬为朋党，而范仲淹等人不但不加避忌，反而认之不讳，欧阳修甚至在《朋党论》中声称小人以利相结，利尽则交疏，是不会结成朋党的，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这就使得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构成了宋朝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最终只能以范韩众人离开中枢而结束。而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倾力支持，虽然攻击的声音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变法，使得新法施行了二十余年，他的失败更多地是变法的措施与实际不够吻合。“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中国的官僚主义……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 。总之，如果说庆历新政的失败还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则更多地是一种必然性的失败，是在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广大国家里试图使政府财政全面商业化的失败。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虽然在结果上都可以称之为失败，但是失败之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庆历新政的失败，和一次普通的变法失败没有什么两样。而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来的历史发展则影响巨大，开启了北宋后期党争的序幕。徽宗时期蔡京等人假借新法之名大肆搜刮，并打击元祐党人，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腐朽灭亡，以至于后来的许多人都将王安石看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恐怕就是自认为公忠体国的王安石难以预料的了。



参考资料：
《宋史》  【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
《宋史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 中华书局1977年5月第一版
《邓广铭治史丛稿》  邓广铭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邓广铭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  三联书店1997年4月第2版。
《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

其实那时候宋朝快冒出资本主义萌芽了 可惜啊

结果都是一样的

王的变法似乎是叠床架屋：旧的东西不动（可能害怕反对），但增设许多新东西，这样效率不会太高

说一点浅，不对之处请斧正。
我认为王安石实为祸国殃民之大贼。看看他的口号就知道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个什么态度？在王安石面前，什么都不能成为障碍，什么规则都可以打破。只要他想变法，不管怎么样，都得变。这种指导思想下的变法，你还指望他有多少是真正为了体恤百姓人民的？他认为对的，就一定对；他认为错的，就要坚决打倒。
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头脑过于简单了，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财政上开源是不错，但是怎么开源，怎么增加收入？他们没有细则，没有真正有理财能力的人去实施。他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结果呢，是把人民的财产一次性给刮空了。而王安石变法，能够将一系列害民政策推行了二十年，也是因为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性格造就的。他是个坚定而坚强的人，但实在不能算是个好人。

王安石在歷史上評價很低

他搞央企，搞行政壟斷，他的新政核心思想就是與民爭利，說他搞垮了宋朝，一點不為過

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还是大搞政府的控制能力，这一点是明显的统筹发展，很容易拘束国力的提升与进步

[size=4]有人因王安石变法效果上的事与愿违就说他是祸国殃民之人，实在是让人气愤。荆公的改革思路、性格虽有缺陷，然其忧国爱民的拳拳之心令人感佩，其道德人品连政敌都予以肯定。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有成效也是因为吸取了荆公的经验教训——后人的成功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才取得的。有人说“王的变法似乎是叠床架屋：旧的东西不动”，这也是片面的。如王安石用免役法取代差役法，便是革新。荆公在历史上评价很低，确是事实，但那只是粗浅的一面之辞，中国传统常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不是至善就是极恶，梁任公通篇为荆公翻案，也有失偏颇。而现代凡是全盘否定荆公的人都是只讲他新法不尽如意之处，对其闪光点却故意选择性忽视。总之，评骘历史人物切忌固执一端、以偏概全、挂一漏万。[/size]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1-3-24 17:26 编辑 [/i]][/color]

回复 #8 临川介甫 的帖子

我认为正是因为看到了庆历新政试图彻底改革三冗问题的失败，王安石才避重就轻，试图尽量避免与旧体制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采取了强化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改革方式。性格缺陷什么的都是部分原因，他的变法的手段在今天看来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是不能否认的。

回复 #1 zhangjf 的帖子

真的很不错

回复 #1 zhangjf 的帖子

真的很好呀

王安石变法其实在一定时期，改变了宋朝的危机，很多理念也不是不可行，不过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等，及种种因素，使得变法失败。。。其实不能说王安石就是坏人，人家为了希望国家变强而勇于变法，虽说未成功，但也不必要当成罪人来损吧。。。宋朝亡国也是自己弄得，谁能避免？常年积弱，贪官污吏，社会阶级矛盾强化，女真人兴起，蒙古人南下。。。难道全是王安石搞得？唐朝杨怡（好像是这个名）也变法，明朝张居正也变法了，可是该亡的还是亡了，变法在成功也不可能阻止。。。
ps：王朝的灭亡，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并不是某个人就能左右的。。。。。

[quote]原帖由 [i]我本人间惆怅客[/i] 于 2010-11-22 20:40 发表
王安石变法其实在一定时期，改变了宋朝的危机，很多理念也不是不可行，不过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等，及种种因素，使得变法失败。。。其实不能说王安石就是坏人，人家为了希望国家变强而勇于变法，虽说未成功，但也 ... [/quote]
王安石的人品没的说，重点说的是他的变法手段，有宋一朝，最大的问题就是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冗问题，庆历新政就是试图拿这些来开刀，大幅裁减人员，减少支出，本质在于节流。但是王安石变法，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青苗法是国家发放的高利贷，保马法是把国家养军马的负担转移到民间，其用意在开源，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与民争利。加上王安石的个人性格问题，变法措施推行的手段过于强硬粗暴，青苗钱变为摊派，保马法中给养马户的补偿一再缩减，新法沦为盘剥百姓的工具，正面效果几乎一闪而过，加上一个说不清过错到底在谁的党争问题。王安石的恶评多半由此而生。世人对王安石的批评又岂是成败论英雄？他的人格以及个人工作生活的作风，即使司马光、苏轼这样的政敌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的。
主贴中的一段话说得很好：[color=Red]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倾力支持，虽然攻击的声音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变法，使得新法施行了二十余年，他的失败更多地是变法的措施与实际不够吻合。“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中国的官僚主义……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 。总之，如果说庆历新政的失败还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则更多地是一种必然性的失败，是在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广大国家里试图使政府财政全面商业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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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今天的政府，试图财政全面商业化也是不可行的，政府就是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服务机构，过多的与民争利，只会阻碍社会发展。从这个角度，对王安石变法更是要充分认识其缺陷，不能重蹈覆辙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intermlbai 于 2010-11-22 23:13 编辑 [/i]][/color]

1，变法不强烈，如何有威信？？
2，今天看来，理论上，见识上等方面都分析的透透明明，清清白白，可是当时的王安石上哪找资料呀！都是要自己摸索，开天下先，是很不容易做的。
3，就算没有王的变法，按宋朝那种情况的走向，灭亡也是早晚的:hz1004:

回复 #13 intermlbai 的帖子

我讨厌编辑帖子。。。。。:hz1004:

回复 #14 我本人间惆怅客 的帖子

与商鞅变法、庆历新政想比，同样是变法，没有败在政治斗争，而是败在社会现实上，本身就证明了变法措施的失败。这样的变法其实与王莽有类似之处，所不同之处是宋朝当时还没有像西汉末年那样混乱，所以后果相对来说较轻。如果对失败的措施没有总结批评，一味肯定其变法的勇气，何谈进步？
PS：我只是没看到别人回我的帖子的情况下会编辑，一般也就是语句措辞的变化而已，总的意思是不变的，比连续回帖要好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intermlbai 于 2010-11-22 23:25 编辑 [/i]][/color]

回复 #16 intermlbai 的帖子

既然是变法，那么就是要打破常规。。。失败了可以说是实力问题，但是不一定就是人品问题，以及决策问题。。至于在今天看是错误的观点。。。在当时是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根本就不知道，故而这方面也有点“成王败寇”的感觉了。。。。。:hz1026:
ps：其实当时我就在回帖中:hz1026:

回复 #13 intermlbai 的帖子

按今人的标准来看，青苗法是高利贷，但在当时，青苗法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其利息，较富户的高利贷为低。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是实施时走样了。他的经济改革也不是为了与民争利，而是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只是被贪官奸吏钻了空子。政府试图财政全面商业化当然不行，但荆公在鄞县任上，就曾试行过青苗钱，确有效果，黄仁宇也承认“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形有选择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虚枉”。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1-2-28 21:44 编辑 [/i]][/color]

恩，的确如此，而且还抢了高利贷的生意:hz1009:

那些只会说空话大话，标榜自己是君子的家伙们绝对是国家的害虫。可他们掌握了舆论，除非皇帝拥有坚强的决心和超高智慧，否则改革变法没有成功可能性。
古今同理
北宋因为变法失败，才有靖康耻。这是历史无情的惩罚
本人很佩服变法成功的君王。
赢渠梁（秦孝公）
胤祯（雍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