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侯山内容堂

纵观幕末时期的三百诸侯，最为显赫的“天下四贤侯”是：萨摩藩岛津齐彬与岛津久光、宇和岛藩伊达宗城、越前福井藩松平庆永、土佐藩山内容堂。山内容堂本名丰信，他以豪饮而闻名，所以又自号“鲸海醉侯”。司马辽太郎以他的一生为主轴，写下了历史小说《醉侯》。

   

与其他历史小说显著不同，司马小说的对话不多，而是擅长以人物的刻画演绎时代。山内容堂是一个集天下名望于一身的名人，他曾在幕末政坛显赫一时，却在维新的前夕草草退场。此人的人生没有传奇色彩可言，以可读性而论，并不适合作为小说的选题。但司马透过平淡的文字，细细道出山内容堂的内心轨迹，从而揭示了他的历史宿命。一些细节固然无史可证，不过在司马的笔下却是那么顺理成章，让人觉得即使不与史实一致，至少也相距不远。



司马选取了山内容堂的少年时代为切入点，由此诠释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个人气质对日后的影响。山内容堂出身于年俸1500石的山内家庶系，出身高贵但无权参政。幕末活跃的贤侯多为庶支入继宗家，如岛津久光是庶子，伊达宗城与松平庆永是养子，养子庶子没有受过特殊培养，因而没有思想束缚，而且由于出身缺乏嫡宗正统性，因此无不具有建功立业以超越先代的进取心。司马对山内容堂也作如是观，他认为山内容堂的行事风格，也是出于类似的“养嗣心理”。



嘉永元年（1848），土佐藩十三代藩主丰熙、十四代丰惇同年之内接连病死。由于藩主生前未安排继嗣，根据幕法，土佐藩面临被幕府废绝的危机。为了避免被废的厄运，土佐藩重臣隐瞒丰惇死讯，将容堂“过继”为丰惇的养子。在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与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的运作下，幕府对土佐藩的动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同意容堂袭位。



容堂与一般因循苟且的藩主截然不同。他才华洋溢，精通诗文剑术，同时生性落拓不羁，个性鲜明显得与众不同。在入主高知城时，他一反坐轿入城的常规仪式，潇洒地策马飞驰入城。容堂酗酒成性，逢人必定邀其豪饮，谈笑间指点江山，颇有名士风骨。



容堂在政坛一直大唱高调，常常有一鸣惊人之举。佩里舰队来航后，手足无措的幕府向诸侯征询对策，容堂明白地提出幕府应拒绝缔约、加紧战备。可是，容堂又并非单纯的“攘夷派”。在“攘夷”与“开国”的风口浪尖，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海外贸易、西洋技术的浓厚兴趣。井伊直弼出任幕府大老后，掀起“安政大狱”，一桥庆喜与松平庆永被勒令谪居。此时，容堂仍不屑收敛对外敌的强硬态度，竟上书建议烧毁大阪的市镇，以辟为迎击登陆侵略军的战场。此论一出立即震惊幕阁，容堂被迫将藩主之位让给养子丰范后隐居思过，政治生命一时陷入低谷。



井伊直弼在樱田门事变中遇刺身亡后，一桥派重新抬头，容堂以土佐藩“老公”的身份复出。容堂的政治立场独树一帜，集“尊王”、“攘夷”、“佐幕”、“开国”之大成于一身，与藩内任何一派的主张都不完全重合，这就意味着土佐藩组织必然面临重组。



容堂是实际左右藩政的最高领袖，承袭了土佐藩历代亲德川的传统，视土佐一国二十四万石为德川家惠赐的大恩大德。况且，容堂是得到幕府法外开恩才得以继位，佐幕色彩自然更为浓厚。土佐藩走佐幕路线，却也不妨碍尊王的立场。根据容堂的理论，京都朝廷神圣脱俗，政治俗务应由德川家代行，两者并不矛盾。



“上士”是藩组织的中层，他们是土佐立藩时，随同藩祖山内一丰由远江进驻土佐的嫡系家臣，占据着土佐藩的高官要职。上士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保守派分为佐幕的小八木五兵卫与尊王攘夷的小南五郎右卫门，而主张改革的吉田东洋是容堂的心腹宠臣，主导着藩政的改革。



乡士是藩组织的底层，他们是战国土佐诸侯长曾我部家的遗臣后代，虽然拥有“称姓佩刀”的武士身份，实际上却是种地的农民，饱受趾高气扬的上士欺凌。土佐的乡士狂热崇拜天皇，与长州藩的勤王派过从甚密。乡士的尊王态度，实质是对“德川-山内”幕藩体制的否定。



上士与乡士矛盾重重、不可调和，积怨二百数十年，彼此的隔阂已经非常之大，甚至已经形成了远江、土佐两个籍贯的族群。对于乡士而言，土佐藩不啻是一个外来政权。文久二年（1862），乡士刺杀参政吉田东洋，企图将藩的主流由“佐幕”转变为“尊攘”。容堂下令逮捕勤王乡士，勤王党首领武市瑞山切腹，一批乡士被处死，勤王党被瓦解。



整肃勤王党之后，容堂所主张的“公武合体”成为土佐藩的最高方针，他试图藉改革政制之名，行保护德川既有权位之实。另一方面，土佐乡士出身的脱藩浪人坂本龙马，奔走推动“无血革命”。容堂主张体制内的改革，龙马的初衷是推翻旧体制，本来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最后却在妥协中达到一致。



坂本龙马参考西方议会政治，主张幕府将政权和平移交朝廷（大政奉还），再设立由诸侯、公卿、藩士参与的议会。龙马将自己的政治构想写入“船中八策”，经过容堂的心腹后藤象二郎修改后，再转呈容堂。根据修改后的方案，德川家虽辞让将军之位，但却是议会的首长，不同的是，以往是德川将军家独断政事，在新政权中则需要走一次“议会-天皇”的过场流程。表面上是“王政复古”，实际上丝毫没有触动德川家的权力。容堂如获至宝，大呼妙策，重新包装之后上呈幕府，不久就获得将军庆喜与朝廷的允准。



经过土佐藩修饰的“大政奉还”，既保住了德川实权，又顾全了朝廷面子，如此一来，容堂不仅可以报答了德川家的恩义，还有望建立首倡改革的殊勋。不过，这时萨摩藩突然出来搅局，情况在短时之内急剧恶化。于是，上演了京都“小御所会议”的闹剧。



会议当日，容堂酩酊大醉，直到会议开始前才打马上路，当他进入御所时，已经迟到多时（容堂确实迟到，但酒醉不知是否司马的杜撰？），最后入座末席。在小御所内，年少的明治天皇静坐在垂帘之后，一同列席的除了亲王公卿，还有尾张、越前、安艺、萨摩等雄藩诸侯。



会议首先宣读圣旨作为开场白，要求德川庆喜辞去官职并奉还领地。容堂闻言极为不满，当场高声发难，直指宣旨为阴谋。身旁的松平庆永不断扯住容堂袖口，但容堂反而越说越激昂，质问大久保一藏（利通）“萨摩藩亦应奉还七十余万石领地，何以唯独要求德川庆喜奉还四百万石领地？”



容堂一席话驳得全场鸦雀无声。然而，陷入亢奋状态的容堂越发口不择言，在天皇面前痛斥萨长两藩“挟持幼少天子图谋不轨”。公卿岩仓具视抓住容堂的失言，喝斥为“大不敬”，气势凌厉地打断了容堂的发言，容堂自知失言，尴尬得无言以对。此后，会议呈一边倒的态势，容堂一直保持沉默，任由萨摩藩与岩仓一唱一和，最后得出责成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



小御所会议虎头蛇尾的抗辩，成了容堂在政治舞台上的绝唱。不久，伏见鸟羽战役爆发，萨摩长州联军与幕府兵戎相见。此时容堂依然不愿背弃德川，命令麾下藩兵不得参战。但是在此决定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藩士乾（坂垣）退助、山地忠七（元治）也顾不得容堂的严命，径直率兵代表土佐藩投向萨长联军。



幕府军在伏见鸟羽一战大败，此后土佐藩兵一直作为官军从征，容堂被彻底架空。他在这个历史激变的时刻显得无所适从，既无力“佐幕”，也不愿“讨幕”，倒是藩士乾退助、山地忠七因站对阵营，维新后都飞黄腾达，跻身军政要人。



维新之后，容堂辞去官职，终日流连于花街柳巷，过着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直至倾家荡产。他曾发下豪言壮语：“自古以来没有破产的诸侯，如今就由我来作先驱者。”容堂放浪形骸的生活于明治五年（1872）终结，他死于脑溢血，终年四十六岁。



司马小说往往没有“盖棺定论”，《醉侯》也不例外，通篇直至结束都没有对山内容堂的褒贬评判。山内容堂享负贤侯盛名，备受世人仰慕，但实际上他既无超群的政治手腕，也终究无法走出历史的拘囿，仅仅沉醉于光环的幻觉之下，不知不觉地成为政治变革的局外人。司马在小说当中的描述，很有可能就是山内容堂一生的真实写照。



2009年12月20日

     西门盈舟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西門盈舟 于 2010-1-2 23:42 编辑 [/i]][/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