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几个人

[size=5]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都是老友了，而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就反对王安石，因此闹翻了
苏轼虽然反对，但与王安石的友谊依然没有丝毫破裂，大家帮个忙，说说为什么:doubt::doubt::doubt:
:D[/size]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老友？记错了吧？我记得有一本书上说，王安石最喜欢“拆字”，还写了本书，司马光见了说只有无聊人才会干这无聊事。至于晚年有没有交往我就不知道，至少我记得他们一直是不和。
至于苏轼，晚年是跟王安石挺F的，还相互写诗赞对方

这几个人在人格上都是高尚的

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之争不可调和，但并没有因此公报私仇。
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也病重，朝廷在商量给王安石的赠典时，司马光的建议起了很大作用：“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王安石就是倔，别的也没啥（每次看到这里都要笑，司马牛又何尝不倔？:titter:）
又苏轼乌台诗落难时，王安石也在金陵赋闲，虽政见不合，也上书相救。

北宋的政治环境可以说是历代最宽松的。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曾说——“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其实细想话糙理不糙，变法不流血确实很难进行（变法本身利弊另当别论），但是王安石赶忙说：“儿误矣。”王安石这样刚愎的人，对政见不合者也只是撵出权力中心而已。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张建昭 于 2009-5-26 18:54 编辑 [/i]][/color]

[quote]原帖由 [i]张建昭[/i] 于 2009-5-26 18:52 发表
北宋的政治环境可以说是历代最宽松的[/quote]
神宗后已经呈现末世景象了，并不是不判死刑就代表宽松，元祐党人碑这种东西实在看不出任何宽松

[quote]原帖由 [i]阿巽[/i] 于 2009-5-26 19:17 发表

神宗后已经呈现末世景象了，并不是不判死刑就代表宽松，元祐党人碑这种东西实在看不出任何宽松 [/quote]

:lol:是啊是啊，搞党人碑的都不是好人。

回复 #5 阿巽 的帖子

跟历朝历代，尤其是大王朝对比一下才有结论，看看汉（武帝时丞相无善终、东汉党锢、外戚宦官互相杀）、唐（牛李党争、武元衡被刺杀、宦官挟持皇帝、兵变又见兵变）、明（这就不用说了）的文人政治环境，基本不用比了，连北宋的延续——南宋都没法跟北宋比，而北宋最宽松的时候仁宗时代更是造极。当然政治环境宽松与否与政治清明与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张建昭 于 2009-5-26 19:49 编辑 [/i]][/color]

这几人都是坦荡君子，固不能因公废私。

后来党争的一群人倒基本上都是混账。

这不是说明他们人格高尚，胸怀宽阔，相当的民主了，不因爱好不同了不接受志向不同的朋友，但是他们的理想是一样的，那就是以天下为忧，为人民着想

:call::handshake:

这倒是，苏轼不怎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很厉害，尤其体现在他们生活上面，王安石执行亲戚最好的那餐居然是烧饼，亲戚吃不下去他还抢过来自己吃，不浪费。司马光就直接建个破园子过生活，什么人都不来往。比较下晏殊、韩琦夜夜昇歌，真是~~当然，并不否认他们~只是在个人情操和修养，我觉得王安石和司马光很牛X:qP+达到了非人类的境界了，嘿

我觉得这是公私分明的表现。
不能因为政见不和就大打出手，至少这点明朝的文官集团就应该向他们学习

[quote]原帖由 [i]张建昭[/i] 于 2009-5-26 18:52 发表
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之争不可调和，但并没有因此公报私仇。
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也病重，朝廷在商量给王安石的赠典时，司马光的建议起了很大作用：“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王安石就是倔 ... [/quote]


能不流血还是不流的好，这么死斗，亡国的还少呀

史书上对新党多有诬陷，新党的最大罪过就是打击旧党，至于旧党打击新党则被看成是理所当然。

[quote]原帖由 [i]胖果果[/i] 于 2009-6-7 20:54 发表
我觉得这是公私分明的表现。
不能因为政见不和就大打出手，至少这点明朝的文官集团就应该向他们学习 [/quote]
人格高尚固然是一方面，但制度约束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封建专制时代，北宋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游戏规则：这就是老赵给子孙定下的“不杀士大夫”这一基本国策。

用通俗的话讲，政治斗争之所以残酷，就是因为获胜的一方如果不趁热打铁把另一方整死，他就有机会咸鱼翻身；而重新翻身的这方为了避免重蹈对手的覆辙，必然会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就像当年成功复仇的勾践不会容许夫差的投降一样。

但是在北宋，在士大夫阶层废除死刑的游戏规则消除了这种看似不可避免的困境：获胜的一方不会担心自己有性命之虞，而如果将对手迫害得太惨，他一旦翻身可能会将这些“待遇”十倍奉还——毕竟，唯有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才能杜绝这种可能性，但这又是规则所不允许的。北宋政治环境的宽松，根源就在于此“不杀”制度所形成的约束力。

所以，人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恶也好，关键还是要有好的制度。

[quote]原帖由 [i]张建昭[/i] 于 2009-5-26 18:52 发表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曾说——“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其实细想话糙理不糙，变法不流血确实很难进行（变法本身利弊另当别论），但是王安石赶忙说：“儿误矣。”王安石这样刚愎的人，对政见不合者也只是撵出权力中心而已 ... [/quote]
如果是商鞅，他会毫不犹豫的这样做，这是他变法所以成功的原因，也是他后来惨死的原因。
王安石不是商鞅，北宋也不是嬴秦，所以政治生命结束了的王荆公，仍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安度晚年。

文人相轻，利差历代都是如此，也是可以理解的。

君子之交,坦荡荡.比起如今有些靠刨他人老底出名,为名利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的名文人们,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就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北宋那几十年，范仲淹、张载、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程颐、程颢……哪个不是宗师级别的人物:lol:

难道北宋就没杀过士大夫，貌似武将也很少被杀，除了后来的岳飞。。

似乎王安石和司马光曾经同时在权知开封府包拯那里做过官，算起来是同事。不知他们相处得如何？

都是文学家，所以关系好。不过苏轼给人害得很惨

一个是色子  一个是石子

[quote]原帖由 [i]五袋石果[/i] 于 2009-11-10 19:14 发表
似乎王安石和司马光曾经同时在权知开封府包拯那里做过官，算起来是同事。不知他们相处得如何？ [/quote]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政见不同，没有处理好的话，两人关系就大受影响！

君子坦荡荡 ，宋，大师辈出，但是文人终归无用，胡虏横行
小人长鸡鸡，明，汉奸辈出，即使是东林党魁

听说王安石曾说过“沈括小人也”，不知是真是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有时总觉得，历代中国士大夫们有个共同思路：做的事越多多错得越多，不做事就不会错...无为而治？...也不是指责，毕竟当时的观念就这样。王安石看到“三冗”，司马光就看不到么...只是司马光继续着不作为，而王安石决心变革。他们的分歧只是他们对待问题时的处理方法不一样而已...好象还有说过他们两家还是邻居的说...:hz1026:

[quote]原帖由 [i]星义[/i] 于 2010-1-7 22:01 发表
听说王安石曾说过“沈括小人也”，不知是真是假。 [/quote]
沈括虽然科学上成就卓著，但是在政治上着实是个小人，捕风捉影搞文字狱的高手，乌台诗案就是他告发的

王安石是南方士子代表，司马光是北方士子代表，属于晋派（？），此外北方士子还有洛派和蜀派，洛派代表是程颐，蜀派代表苏轼。
他们是治国理想之争，南方激进，主张改革，北方保守，主张稳定。
以上是从国史大纲里看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影响力大不大。

小细节大伙都知道啊.

回复 #29 影子之伤 的帖子

任何事有利就有弊，温公不是看不到，不是不想改革，只是他认为王安石的做法弊大于利而已。想彻底解决这问题，必须对朝政有一番大变革，宋的环境不同，外有异族觊觎，太大的变动是福是祸本就很难说得清。况且冗兵这个问题，不收复燕云灵夏，根本无从谈起。

回复 #31 伟君子 的帖子

司马光那时旧党内部派别还不算明显，哲宗时高后垂帘，三派才开始互相拆台，刘挚等是朔派，势力最大，二苏的蜀派，程老二号称洛派。他们这个感觉算不上什么治国理念之争，三派其实都无大分别，纯粹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意念之争吧。这点上程老二就没他哥大度，有点对不起他圣人的称号啊。
旧派当时很多人都没卷入，比如范纯仁，当时的首相好像是吕大防吧，也是据称无派，感觉二府的执政们资望压不住阵，老成望重的凋谢太快，后来的毛头小伙又太火爆了。

[color=Silver][[i] 本帖最后由 温柔的一刀 于 2010-1-13 03:56 编辑 [/i]][/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