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否谀墓？ [ 作者 王金龙 ]

《泰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载有长沙大学周楚汉教授的《韩愈谀墓文化辨析》。韩愈是否谀墓，历来争议不断。

　　韩愈谀墓传闻源于李商隐的《齐鲁二生·刘叉》。《齐鲁二生》曾载于《旧小说》,其言不足为据。举一例明之。

　　有人说,杨燕奇本宦官(其实不是宦官)的干儿子,人品可知,碑文却把他写成一个武功显赫、德行完备的人物了,是虚伪的赞誉和曲意的粉饰。意思是说,田神功人品不好,推论出杨燕奇的人品不好,再推出他没有显赫武功和完备德行。田神功人品如何避而不论,《旧唐书·田神功传》却称誉他“忠朴干勇,当时所称” 看来推论出发点的事实不确。而杨燕奇事迹史书不载,德行武功无从查考,无法证实。就人品而言,碑文写杨燕奇“出入死地”,“独请”迎接田母;田神功“约为父子”就姓田田神功死又复姓杨,这是暗讽杨燕奇巴结讨好主帅田神功,哪来的德行完备可言。如果进行推理的话,墓志对杨燕奇与田神功的关系叙述甚详,颇有微词,根据墓志铭有褒无贬的体制,韩愈这种寓贬于褒的写法是对墓志铭的一种超越,“恶”尚且不隐,还要顾忌什么而去虚伪赞誉呢?

　　什么是墓志铭的体制呢？

　　首先要明确墓志铭的体制。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说:“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曾巩认为,铭志只书善不书恶,书善要做到“公与是”。这一思想为吴讷定为墓志的体制,他的《文章辨体序说》云:“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在文体意识上尊重其历史性,就能正确评价历史活动,就不会责怪韩愈某志未写某事,是隐讳,是“扬美盖恶”了。还要明确谀墓的内涵,《辞海》对谀墓的解释是,“为人作墓志称誉不实”,指在墓志中用不合实际的评价性判断称颂人,而墓志中不合实际的事实判断不为谀墓。这样就不会把徐偃王庙碑、董晋行状作为谀墓问题来讨论了。韩愈能否实事求是地称颂人呢?据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载,韩愈计有碑志75篇,除记功碑《平淮西碑》和庙碑《处州孔子庙碑》、《黄陵庙碑》、《南海神庙碑》、《衢州徐偃王庙碑》外,有碑志70篇,上文提及有争议的11篇(除去庙碑与行状),59篇不虚美是没有争议的。从韩愈碑志整体情况看,不但不虚美,而且还用褒贬的史笔写墓志,杨燕奇碑文讽他巴结权贵,房启墓碣铭写他“贿南口十五人”被贬,董溪墓志铭讽他坐赃被杀,李道古墓志铭讽他荐妄人柳泌,刘昌裔墓志铭写他“视政不时 ”而致水灾“流杀居人”,卫中立墓志铭独详述其采药铸金的愚蠢之事,李于(韩愈侄孙女婿)墓志铭讽他服金石药,王适墓志铭写他骗婚,柳宗元墓志铭对他参加王叔文变法有贬意(虽然不正确,但按自己的标准褒贬),这些都是对墓志铭的超越,从部分与整体相联系的观点来推理应该不会有谀墓的情况。

　　我们需要正确对待不同的史料。一是不同类型的史料。史料主要有文物和文献两种,以文物史料最实在,但它有片断性和局限性;文献史料可作为精神性过程的佐证,但含有主体主观性的成份。这两种史料都很重要,可以互相佐证。同时,年代较早的史料较年代较晚的史料可靠,用作证据时应有所区别。二是不同数量的史料。在不矛盾的情况下,不同种类的史料越多,对事件证实的可靠性越大;史料较少或单一,则只能在被证实事件的相互联系的基础上证实其可靠性。三是史实不清和相互矛盾的史料。史实不清的史料有待进一步弄清。相互矛盾的史料则要进行比较鉴别分析,去伪存真。而在无法判断其真伪的情况下,连同史实不清的史料都留存下来,以待进一步考证,而不可根据个人主观的好恶轻率地以某方面的史料断定为谀墓,这样不仅导致评价的不公,更重要的是导致“历史”的虚假和谬误。历史考证的活动是长期的历史活动,终究是可以认识和证实的,不可浮躁。

　就墓志铭这一文体来说，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古人虽然也很喜欢揶揄他人，拿糗事八卦，对死者为大这个基本概念应该还是有的。

嘿嘿，韩愈献媚宦官已经不是新闻了

送汴州监军俱文珍
作者：韩愈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
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俱文珍就是权宦，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吧，韩愈比曹操更不堪~~~~~~~

　　《旧唐书》
　　俱文珍，贞元末宦官，后从义父姓，曰刘贞亮。[b]性忠正，刚而蹈义。[/b]顺宗即位，风疾不能视朝政，而宦官李忠言与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复宣之于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朝士柳宗元、刘禹锡、韩日华图议，然后下中书，俾韦执谊施行，故王之权振天下。叔文欲夺宦者兵权，每忠言宣命，内臣无敢言者，唯贞亮建议与之争。知其朋徒炽，虑隳朝政，乃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谋，奏请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贞亮遂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b]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党，政事悉委旧臣，时议嘉贞亮之忠荩[/b]。累迁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卒，宪宗思其翊戴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

　　《新唐书》
　　刘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养宦父，故改焉。[b]性忠强，识义理。[/b]平凉之盟，在浑瑊军中，会虏变，被执且西，俄而得归。出监宣武军，自置亲兵千人。贞元末，宦人领兵附顺者益众。

　　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然未得纵欲，遂夺神策兵以自强，即用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收宦者权。而忠言素懦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乃与之争。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贞亮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至金銮殿草定制诏。[b]太子已立，尽逐叔文党，委政大臣，议者美其忠。[/b]

　　高崇文讨刘辟，复为监军。初，东川节度使李康为辟所破，囚之。崇文至，辟归康求雪，贞亮劾以不拒贼，斩之，故以专悍见訾。迁累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宪宗之立，贞亮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吕如全历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东都狱，至阌乡自杀。又郭旻醉触夜禁，杖杀之。五坊硃超晏、王志忠纵鹰人入民家，搒二百，夺职，由是莫不慑畏。

百度百科
[url]http://baike.baidu.com/view/102109.htm[/url]
王叔文(735～806)，唐越州山阴人(今绍兴人)。著名政治改革家。
　　历任苏州司功，善围棋。唐德宗时，担任太子李诵的侍读，“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王叔文以棋侍太子。尝论政至宫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谏之。”众皆称赞，叔文独无言。既退，独留叔文，问其故。对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获太子喜爱。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顺宗即位后,安史之乱以后，宦官专政， 藩镇割据， 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实行改革。 协助王叔文进行改革的主要有王伾和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八人，他们组成了革新集团。 王叔文的改革是针对当时的弊政而进行的。 在唐德宗时， 设有所谓“宫市”。宦官外出采购宫中用物，开始是低价强买，后来干脆“白望”(看中什么就拿什么)。还有一伙叫“五坊小儿”的宦官，他们以贡奉宫廷为名，在长安城内外张网捕鸟，有时把网张在人家门口或盖在井上，不让人家出入和打水，借此勒索钱财。他们到饭铺吃饭也不给钱，有时还故意留下一筐蛇要店主喂养，直到店主给了钱，才把蛇筐带走。人们吃尽了这些人的苦头，对他们恨之入骨。王叔文罢除了宫市和五坊小儿。此外，政府还两次放归后宫宫女和教坊女妓900 人，诏令全国免除欠税银50多万两，禁止官吏在正税之外的额外进奉。这些改革措施都深受人民的欢迎。 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兵权。王叔文任命素负重望的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目的在于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color=Red]宦官首领俱文珍、刘光琦串通一些官僚和地方节度使，拒绝服从政府命令。不久，俱文珍等利用顺宗患中风不语病，拥立太子李纯为皇帝(宪宗)，顺宗被迫退位。接着，王叔文等人都被贬逐。王叔文也因而失势，被贬为渝州司户，永贞二年（806年）赐死。王伓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王叔文等人前后掌权一百四十六天，史称“永贞革新”。[/color]
说王叔文是垃圾，你满意了吧:titter:

百度百科之类的东西也能看么？还是看看黄永年先生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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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永贞革新”论者会说：上面这些考证统统是白花气力，因为判断一个封建政治集团之代表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利益，主要不是看其成员的家庭成分，而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而在政治表现上，王叔文集团及对立面是分别代表了庶族地主和士族地主的利益。

　　此话似乎也有道理。因此，这里再从范仲淹、王鸣盛以来直至今之“永贞革新”论者公认的王叔文集团两大政治表现，即“内抑宦官”、“外制方镇”这两点来作考察。考察每一点还需要分两层：首先，得从理论上弄清楚是否只有庶族地主才反对宦官或藩镇，而士族地主则不反甚至勾结投靠宦官或藩镇；然后，再用史实来证明是否只有王叔文集团真在反宦官或藩镇，而其对立面则不反甚至勾结投靠宦官或藩镇。

　　先谈藩镇，这里又得首先澄清通行教科书给人们造成的糊涂观念，即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统统是和中央闹独立性，甚至是和中央完全处在对立地位的。事实上，除河北地区的幽州、成德、魏博以及今山东地区的淄青属于安史残馀势力，对中央闹半独立性外，其馀的藩镇都像安史乱前那样是由中央主动设置，而且节度使也由中央任免，很少像河北三镇及淄青那样闹世袭。实际上只是在原先的州、县二级地方行政机构之上再加上一级节度使管区，并且像魏晋南北朝的州刺史或使持节都督某某等州军事那样掌握一定的兵权而已。他们一般都服从中央，拥护中央，向河北三镇看齐要求世袭以至反抗中央的是极少数，魏晋南北朝有兵权的刺史、都督有时也会反中央，这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因此，在当时很少想到从根本上取消这种藩镇制度。有人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公开宣传“封建非圣人意”，是一篇反藩镇的文章。其实文章里从没有把古代的封建和当时的藩镇等同起来，捎带讲到藩镇的只有这么几句：“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这只是把当时境内的战乱归之于节度使拥兵太多，仍旧没有进一步提出取消藩镇的主张。至于说只有庶族地主才反藩镇，士族不反或勾结投靠，那就更缺乏理论根据了。因为节度使并非都是士族地主，相反如最成问题的河北诸节度使几乎都出身庶族地主，甚至原先连地主都不是，也很难找到他们有什么代表士族利益的言行。当然，还曾经有人认为藩镇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大地主所有者即大庄园主，但大庄园主和士族之间又如何能划等号?何况藩镇的社会基础有人认为是充当职业佣兵的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和士族地主的利益就更风马牛不相及了。

　　王叔文集团是不是真正在反藩镇?反藩镇这个制度并没有，已如上所说，即使《封建论》也不能算。对某一具体藩镇的言行表示反对倒确曾有过，就是《顺宗实录》卷四贞元二十一年六月乙亥所说的：

　　贬宣州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县尉。士谔性倾躁，时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党相煽，颇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韦〕执谊不可，则令杖杀之，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由是叔文始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先时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 太尉使某致微诚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辟尚游京师未去，至闻士谔，遂逃归。

　　这是韦皋、刘辟提出扩大地盘的要求，才碰了钉子，如不提，不是相安无事了吗？此外还有什么反藩镇的实迹呢?当然，这件事也可说是反过某个藩镇，但只是王叔文在反，集团中的韦执谊便不那么坚决，并不是整个集团的一致行动。而且王、韦的闹意见如《实录》所说主要在对待羊士谔上，对待刘辟还是次要的，说明王叔文本人也并没有把刘辟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至于韦皋，这个有点野心的节度使本来并没有反对王叔文集团闹“革新”，相反如《实录》所说倒是想和这个集团拉好关系的。无奈王叔文不领情，于是如《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所说：“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与韦执谊有隙，自以大臣可议社稷大计，乃上表请皇太子（宪宗）监国。”从而成为拥立宪宗推翻王叔文集团的首先发难者。这是形势发展所造成的，并不能说明藩镇和王叔文集团之间有天生的矛盾。

　　更有意思的是，韦皋不久病死了，刘辟叛乱，是谁把这场叛乱平定的呢?请看《旧唐书·韦皋传附刘辟传》：

　　永贞元年八月，韦皋卒，辟自为西川节度留后，率成都将校上表请降节钺。朝廷不许，除给事中，便令赴阙，辟不奉诏。时宪宗初即位，以无事息人为务，遂授辟检校工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辟益凶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统三川，……遂举兵围梓州。宪宗难于用兵，宰相杜黄裳奏：“刘辟一狂蹶书生耳，王师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骁果可任，举必成功。”帝数日方从之。于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将神策京西行营兵相续进发，令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东川节度使〕李康犄角相应以讨之，仍许其自新。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师，三月收复东川，乃下诏……削夺〔辟〕在身官爵。……九月崇文收成都府。……辟槛送京师，……戮于子城西南隅。

　　宪宗在“永贞革新”论者心目中是保守派拥戴的新皇帝，是断送王叔文集团革新事业的元凶。杜黄裳是宪宗以皇太子勾当军国政事的同一天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当上宰相的，《旧唐书》卷一四七本传说他“贞元末为太常卿，王叔文之窃权，黄裳终不造其门。尝语其子婿韦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可复开口言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可以一官见买。’即拂衣而出”。足见也是坚决站到宪宗一边的。而神策军以及神策军使高崇文的上司又正是拥立宪宗的宦官，大宦官俱文珍且亲自出任高崇文的监军，但就是平定了藩镇刘辟的叛乱。不仅如此，《旧唐书·杜黄裳传》还说：

　　后与宪宗语及方镇除授，黄裳奏曰：“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陛下宜熟思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 宪宗然其言，由是用兵诛蜀、夏之后，不容藩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盖黄裳启其衷也。

　　这种制裁藩镇的态度岂不比王叔文当年更坚决。宪宗本人在刘辟初叛时态度似尚不够坚决，这是《旧唐书·刘辟传》所说由于刚即位“难于用兵”的缘故，以后还是用兵了。而且在元和元年（806）三月又平定夏州，杀知节度留后杨惠琳；二年平定镇海军，杀节度使李锜；五年擒获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七年魏博田弘正归心中央，由中央任命为节度使；八年平定振武军乱事；十一年平定宥州乱事；十二年平定淮西，杀自领节度的吴元济；十三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送二子入侍为人质；十四年平定淄青，杀节度使李师道；幽州节度使刘总也想“尽更河朔旧风”，在宪宗身后穆宗长庆元年(821)把地盘交还给中央：所有成问题的藩镇包括河北三镇和淄青在内基本上全被解决。按照反藩镇就是革新的逻辑，宪宗岂非是个大大的革新派?但只因为他收拾了王叔文集团，就被扣上顶保守的帽子。

　　现在再谈宦官。说只有庶族地主才反宦官，士族则不反甚至投靠宦官，同样拿不出理论根据。真讲理论，那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即家内奴隶，倒真正出身于庶族，而且是庶族中地位极低下者，多数连地主都够不上。不过既成为皇帝的家内奴隶，其中掌权者就和主子即皇室互相依存，有共同的利益而已。现在有的教科书中说“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大概是看到宦官统率的“神策军军士多是长安富家子即工商家子”，从而以偏概全，其难于成立自毋庸多说。但不管怎样，宦官和士族地主之间总不致存在什么特殊利害关系。事实上也端不出宦官只代表士族不代表庶族的言行。

　　至于王叔文集团，和某些宦官有过斗争倒是事实。《顺宗实录》卷三贞元二十一年五月条说：

　　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检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叔文欲专兵柄，借希朝年老旧将，故用为将帅，使主其名，而寻以其党韩泰为行军司马专其事。甲戌，以度支郎中韩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营兵马节度行军司马，赐紫。

　　同书卷五所附王叔文传在讲了这个措施后还接着说：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白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案神策军包括神策军的京西诸城镇行营都是归属由宦官所任神策中尉管辖的，叫范希朝任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是想从事实上来控制这支部队，分割神策军的部分兵权，在名义上并没有改变神策全军和中尉之间的隶属关系。而边上诸将偏偏“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者，说明王叔文的企图早为他们所洞察，所以及时向中尉报告，并奉中尉之命拒绝这两位新上司。王叔文的斗争手段实在算不上多么高明。

　　更堪注意的，王叔文在图谋抓神策军部分兵权的同时，却和另一个大宦官相互勾结，如《顺宗实录》卷一说：

　　闻德宗大渐，上（顺宗）疾不能言，〔王〕伾即入，以诏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宦者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

　　卷四说：

　　上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时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尝有进见者，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韦〕执谊行之于外。

　　卷五附王叔文传说：

　　叔文既得志，与王伾、李忠言等专断外事。……伾以侍书幸，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来传授，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

　　又《旧唐书·王叔文传》说：

　　时上久寝疾，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

　　这些史料所说顺宗有病当是事实，“疾患不能言”则过甚其辞，当是史官故意把一切罪名推在二王等人身上，从而为顺宗开脱，因为宪宗究竟是顺宗的儿子，儿子可反父亲，但还得为父亲留面子。但顺宗最亲信的大宦官李忠言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则是事实而不可能虚构。勾结一个大宦官，同时想从另一派宦官手里夺兵权，这最多只能说和某些宦官争权闹矛盾，说反宦官就未免太夸大，因为他们并没有反整个宦官制度和全体宦官，相反仍然在维持宦官控制内廷的传统，仍旧是内廷外朝相勾结呼应的老一套而已。

　　不仅如此，《实录》卷四还说：

　　自叔文〔因母丧〕归第，伾日诣中人并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得，请以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

　　《旧唐书·王叔文传》又说：

　　叔文母死前一日，叔文置酒馔于翰林院，宴诸学士及内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中饮，叔文白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来尽心戮力为国家事，不避好恶难易者，欲以报圣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职，百谤斯至，谁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诸君开怀见察。”……俱文珍随语折之，叔文无以对。

　　这些在文辞上自难免有对王叔文等贬低丑化之处，但事实总不至凭空捏造。则王叔文、王伾在大势将去之时，仍有这类乞怜于宦官、甚至包括反对派大宦官俱文珍之流的活动，王伾甚至还想通过这种乞求让王叔文来“总北军”即神策军。这种与虎谋皮的办法也正说明王叔文集团之对待宦官实在说不上有多么坚强的斗争性。

　　为“永贞革新”论者铺张扬厉如火如荼的“内抑宦官”、“外制方镇”，其真相不过如此，其馀所谓新政也就可想而知。当然，我不是说他们没干好事，除争夺神策军指挥权的是非尚待研究外，他们所干的在封建社会里大体都可算是好事。但能不能干这类好事，和是否庶族地主并无什么关系。而且在唐代能干或想干这类好事的还颇有其人。与俱文珍有牵连，并不讲王叔文好话的韩愈，以及京兆尹吴凑和其他谏官御史，在德宗末年都先后论列宫市之弊，韩愈且由此被贬为阳山令。放宫女的事情，除众所周知的唐太宗曾把“怨女三千放出宫”外，打开《册府元龟》可看到“帝王部·仁慈”里还记载了不少。在唐朝高宗、睿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都放出过，其中收拾王叔文集团的宪宗在元和八年就“出宫人二百车，许人得娶以为妻”，这在人数上也未必少于顺宗。至于赋税，在封建社会里本是经常减免的（当然这种减免对老百姓真有多少好处还可考虑），查一下《元龟》的“邦计部·蠲复”，就知道在唐代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下诏减免过，光宪宗一朝就有二十二次之多。如果这都算“革新”，那历史上的革新人物也就未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