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一文的几个疑问 黄圣乐

　　读朱维铮先生2月22日发表于《上海书评》的《顾颉刚铭“九鼎”》（下简称“朱文”），对这桩我以前不甚了解的民国时期的公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收获颇多。朱先生对顾颉刚先生似素无好感（看《上海书评》2月1日发表之《顾颉刚改日记》），在此文中对顾先生自然亦颇多贬抑之辞。但文中有几处似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今写出来向朱先生请教，也请读者指正。

　　朱文说：“既然从1923年起，顾颉刚就坚持说大禹治水、禹作九鼎，均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由此建构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辨伪系统，怎么时过二十年，到1943年，他却自悖其论，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向蒋介石‘献九鼎’呢？”据我所知，顾颉刚先生从未发表过“大禹治水”“为战国后古书 ‘造伪’”的意见。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致钱玄同信中，写过下面这些话：“《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到《閟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古史辨（一）》62页）顾先生在同一年发表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还提出“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的看法。总之，顾先生只疑禹本来并非人王；却并未讲过类似“大禹治水”“为战国后古书 ‘造伪’”的话。至于《史记·封禅书》等所说禹铸九鼎，大概是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语中“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说法演变而来的。顾先生对禹铸九鼎说法出现的时代本并无明确意见。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顾先生只说他在1923年给钱玄同的信中曾据《左传》此文相信九鼎是夏铸的，禹的出现与九鼎上所铸纹饰有关系；因顾先生又怀疑“贡金九牧”之语，所以放弃此说（《古史辨（一）》63、119-120页）。至于先秦无禹铸鼎之说，是顾先生和童书业在1937年合作发表的《鲧禹的传说》（《古史辨（七·下）》194页）中才明确提出来的意见，并非朱文所说的 “1923年”。关于此问题，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指出先秦无禹铸九鼎之说，并非建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要根据；第二，据童教英说，《鲧禹的传说》等文都是“由父亲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然后由顾颉刚修改成定稿”（《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49页，《鲧禹的传说》已被收入近年出版的《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将此意见归在顾先生一人身上，恐亦不妥当。


　　关于顾先生所撰鼎铭（二）中“於维总裁，允文允武”一句，朱文解释说，“首句分明套用《周颂》‘於皇武王’，而‘於皇’据清人《诗》注乃表示赞叹的发语辞。但内有‘皇’字，便可能犯忌，……顾颉刚于是用生造的‘於维’代替了。次句‘允’作信解，也是《诗》《书》常用字，而‘允文允武’则语带双关，既赞总裁兼委员长乃唯一的文武领袖，又可据《尚书·冏命》释作总裁真是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至于《冏命》是‘伪古文’，就顾不得了。” 其实“於维总裁”句即使是套用《周颂》“於皇武王”，“犯忌”之说亦不能成立。众所周知，《武》“於皇武王”之“皇”并非专制君主之“皇”，而是“大”的意思，顾先生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此句其实不但不是套用《周颂·武》，“於惟（‘维’与‘惟’古通用）某某”也并非顾先生生造。这类说法常见于汉代传世古书及碑铭，《汉书·叙传下》 “於惟帝典”（颜师古注：“於，叹词也。”），《郎中郑固碑》“於惟郎中，寔天生德”（《金石萃编》卷十），《敦煌长史武斑碑》“於惟武君，允德允恭 ”（《金石萃编》卷八），《荆州刺史度尚碑》“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该，克忠克贞”（《隶释》卷七），是其比。伪古文《尚书·冏命》“昔在文武，聪明齐圣”中的“文武”自然指文王和武王，但是这跟顾先生所撰鼎铭又如何能够比附呢？从我们上举汉碑“允德允恭”、“允懿允明，文武是该”等话来比照，顾先生所作鼎铭“允文允武”中的“文武”则恐怕只宜作形容词理解，而决不好与“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等意义牵合。朱文以顾先生不顾《冏命》之伪以媚蒋，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关于顾先生所撰鼎铭（一）原文“万邦协和，光华复旦”被马衡改作“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朱文解释说：“首句出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据清代汉学家较通行的诠释，百姓指百官，协意为合，邦指封国。二语大意谓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这是未然语，表示一种期盼。但顾颉刚将‘协和’与‘万邦’二词对调，意思就变了，变成已然语，暗喻蒋介石已使万国实现和谐。”“协和万邦”是动宾结构，“万邦协和”是主谓结构，其差别并不一定在于“未然”和“已然”。从语法上讲，“协和万邦”自然可以根据语境表示“协和了万邦”或者“使万邦协和”的意思。从《尧典》上下文很容易看出，“协和万邦”实非“未然语”，而是对尧统治时盛况的描述。此句孔颖达《正义》说：“百姓蒙化皆有礼仪，昭然而明显矣，又使之合会调和天下之万国。其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可以代表大多数学者的理解。《东观汉记》“盖闻尧亲九族，万国协和，书典之所美也”（《后汉书·下邳惠王衍传》李贤注引和帝诏），正是汉人引《尧典》时把“协和万邦”理解成“万邦协和”的确证。朱文却将此句翻译作“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平白增添了“告诫”、“要”等词，并把“昭明”解释为“放明白些”，都与《尧典》原文意思不符，其症结是否都在于想把 “协和万邦”解释成“未然语”，进而给顾先生贴上“寡亷鲜耻”的标签呢？最后说一句，《尧典》作“协和万邦”而不说“万邦和协”，是和下句“黎民于变时雍 ”趁韵（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邦”字条，“邦”、“雍”是古东部字）；马衡将顾先生所写“万邦协和，光华复旦”改为“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最平实简单的解释恐亦当从押韵的角度考虑（“同”也是东部字）。所谓马衡对顾先生的“谀词”“难以忍受，非改不可”云云，大概也属求之过深的推论。

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

　　顾颉刚承认其作《九鼎铭》，被许多人反对，那反对者中间，必有傅斯年、陈寅恪吧？只是此疑又过了四十年，才由《顾颉刚日记》勉强得解。

　　朱维铮

　　由一则旧闻说起

　　也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闻了。那时我初入复旦历史系，一面学中外上古史，一面参加全系师生批胡适的运动，课内课外都常听到关于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的议论。代胡厚宣先生讲授中国上古史课程的一位讲师，颇好说有关顾颉刚的轶闻，除了讥讽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所谓“大禹是条虫”是武断而外，还说及顾颉刚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差点没能“过关”，被追究的一个问题，便是在抗战中向蒋介石“献九鼎”。

　　这使我很惊讶。既然从1923年起，顾颉刚就坚持说大禹治水、禹作九鼎，均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由此建构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辨伪系统，怎么时过二十年，到1943年，他却自悖其论，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向蒋介石“献九鼎”呢？

　　积疑数年，得缘常见施天侔先生，他在当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力助顾颉刚“过关”。于是初闻“献九鼎”事件之概况。原来，顾颉刚非始作俑者。1943年策动向国民党总裁、军委会委员长，未几又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献九鼎”者，乃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兼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不过，经朱家骅指定，由顾颉刚为新铸“九鼎”写铭文，则是确实的。

　　又过数年，“文革”发生，顾颉刚当然在劫难逃。那时北京各派的小报满天飞。有天见到一份小报，不记得是否“学部联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印行的，上有顾颉刚的“交代”，内自承“罪行”，有一条便是受朱家骅嗾使，为作九鼎铭文，曾遭许多人反对云。

　　在前已闻当年令顾颉刚难堪的，是受傅斯年、陈寅恪先生笑骂。这时见顾颉刚承认其作《九鼎铭》，被许多人反对，那反对者中间，必有傅陈二氏吧？只是此疑又过了四十年，才由《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5月初版），勉强得解。

　　顾颉刚与“献九鼎”

　　所谓献九鼎，怎么回事？顾颉刚于1943年2月28日的日记内，存有同年2月27日“中央社讯”的剪报，题为《铸九鼎呈献总裁》。由此可知事情的概况。

　　它的由头，是同年1月11日英美政府都发表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相关特权，包括归还上海等地的租界。

　　其实，此前两天，即1943年1月9日，南京汪伪政府已与日本驻南京大使签署“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归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同日汪伪政府即向英美“宣战”。美英随即宣布与中国政府签订“新约”，显然要稳定中国抗日的军心民心。但无论如何，美英两国宣称与中国“另定新约，废除百年来之不平等条约”，对国统区民众有振奋作用（见顾氏同年1月11日记）。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说，“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称此举并非给中国“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均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译本，页528-530），对于挽救蒋介石正在下跌的个人声望，也是机会。

　　它的倡议，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下属的“全国大学暨工矿党部”，“为庆祝中美中英新约成立，纷电组织部朱部长，发起铸鼎奉献总裁致敬”。可知事情的策划者，的确是朱家骅。

　　它的策划，据同年1月27日顾颉刚记，“将刘起釪所拟九鼎文重作”。而这以前他的日记，连日出现“到组织部开小组会”，“到组织部访朱先生”等记载（见同月21、22、23、24日记），随又记“写起釪信。起釪来”。可知他奉朱家骅命，作《九鼎铭》，并将起草初稿的任务交给其徒，必在那数日内。

　　它的筹备，据前引中央社讯，两党部联合举行筹备会凡三次，“决定铸造铜鼎九座，以资隆重。九鼎式样，筹备会已聘定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设计，另请顾颉刚、杨定襄撰就鼎铭”；“现在九鼎模型业已依照设计图案，妥善制成，正由民生（机器）厂长周茂柏及工程师多人指导技工铸造”。另据前引1月27日顾氏补记：“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二则合看，表明筹备过程闹腾了至少一个月。奇怪的是中央社讯明谓铭文由顾氏和杨定襄两人起草，而顾氏日记对此完全不提，何故？不清楚。

　　它的设计，前引中央社讯还全文录有马衡所撰《九鼎设计缘起》。马衡是考古文物名家，早在1923年已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于1933年出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抗战初负责将故宫文物精品迁至后方。朱家骅要与同属C.C.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争宠，抢先搞出向蒋介石献九鼎的花招，真要做起来，非要依赖马衡这位权威不可。马衡似乎不给朱家骅器重的顾颉刚面子，自撰长篇《缘起》，劈头便重申《汉书·郊祀志》所述古史可信：“昔禹平水土，开九州，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此即周世所称为九鼎者也。”这岂非否定顾颉刚“疑古”的出发点和推论吗？往下马衡申说重铸九鼎的意义，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国父”首倡革命的遗志，也是全国军民为抗日而艰苦奋斗五年的结果，“恢复我自由平等之地”，当然蒋总裁也有“领导”之劳。这又岂合朱家骅策划献九鼎以赞颂“一个领袖”英明伟大的命意？不仅如此，《缘起》一再指出新铸九鼎的主题，就是“协和万邦，以进大同”八字，似乎无视顾颉刚早已拟定的正文，容后再说。

　　字叔平的浙江鄞县人马衡，是鲁迅生前的挚友，也是顾颉刚、陈源等常常攻讦的“某籍某系”的一人。他的“信古”未必是，他的“古为今用”也可议，但他将所作《缘起》，也铸于第九鼎之上，对于顾颉刚乃至朱家骅，却无疑是难以下咽又不得不咽的一帖苦药。

　　顾颉刚之铭和马衡之改

　　顾颉刚“重作”的《九鼎铭》，文见其1943年1月27日“日记”。联经版横排本，此段起始空三格，转行空一格，照顾潮所定全书凡例，它非“备注”，即“日后补记”，可惜仅由刊本字体无法判别。姑且暂定乃“日期相隔不远”的补记吧。原文不妨再引一次。

　　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於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据前引马衡《九鼎设计缘起》末段描述的铸件形制，九鼎式样均为曲足，花纹一致，不同的是铭文。前八鼎每个正面鼎足的上方边缘，用小篆分铸铭文一句，自右而左，句四字。那么，顾颉刚所作鼎铭（二），凡八句三十二字，就是分铸于前八鼎的足铭。

　　人们对顾颉刚所作鼎铭，媚态毕现，文字又庸俗，感到不解。其实不难解。他像康有为一样，总在抨击刘歆，却又仿效刘歆，追求成为“国师公”。这可说明，他何以常站在朱家骅一边，在日记中骂陈立夫，但又巴结陈立夫。果然，他首次“到黄山谒见蒋总裁”，便由陈立夫引见。这回召对，蒙今上垂询“经学”，他忽然不口吃了，“侃侃而谈”。哪知今上不懂装懂，“只知”山东某神童，“使我心冷”（见1941年7月13日记）。或说“心冷”表明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但仅过年余，他奉命作《九鼎铭》，又那样“心热”，怎么解释？看来，只能说他上回没有捉牢“应帝王”的良机，有经验了，这回不可错失，务必要像山东某神童，给今上深刻印象。但他当然要谨防拍马反被踢，谀辞要使今上一看就懂，又要使倖臣们无从找岔。他作鼎铭，俗媚结合，似乎全未考虑物议，这是不是更合实相的一种解释呢？

　　比如鼎铭（二），首句分明套用《周颂》“於皇武王”，而“於皇”据清人《诗》注乃表示赞叹的发语辞。但内有“皇”字，便可能犯忌，因为当时国内外正在抨击蒋总裁实为专制君主，尤其是正与蒋介石闹别扭的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已称蒋介石是“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倘在九鼎上出现“皇”字，岂非意味着“总裁”承认这指责属实吗？顾颉刚于是用生造的“於维”代替了。次句“允”作信解，也是《诗》《书》常用字，而“允文允武”则语带双关，既赞总裁兼委员长乃唯一的文武领袖，又可据《尚书·冏命》释作总裁真是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至于《冏命》是“伪古文”，就顾不得了。这里不再逐句剖析，免得浪费篇幅。

　　不是还有鼎铭（一）那八个字吗？上节已述，顾颉刚原文为“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但被马衡改作“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据马衡说，这八字将铸于九鼎的每一鼎的背面，自左而右，“以古文书之”。就是说，二语表征九鼎的共同主题。马衡无疑知道，鼎铭全文，已由朱家骅审定。鼎铭（二）那八句，直接谀美蒋介石，马衡不能改。但鼎铭（一）两句，乃全部九鼎主题，马衡坚持改了，颇有先斩后奏之嫌。这就需要对顾、马二文，略作比较。

　　首句出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据清代汉学家较通行的诠释，百姓指百官，协意为合，邦指封国。二语大意谓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这是未然语，表示一种期盼。但顾颉刚将“协和”与“万邦”二词对调，意思就变了，变成已然语，暗喻蒋介石已使万国实现和谐。

　　次句的顾氏原文见《尚书大传》，乃汉初伏胜传下的一则故事。故事说，帝舜受禅十五年，天上祥云会聚，地上贤才齐集，百工合唱起《卿云歌》。领唱的正是帝舜，所作歌词四句，后二句为“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为太阳和月亮的景色如此亮丽，太阳啊，一个早晨接着一个早晨在东方升起。顾颉刚摘出“日月光华”一语，作为《九鼎铭》的一个主题，连同上句“万邦协和”，分明是颂扬蒋介石创下与美英列强缔造新条约的伟业，已使中外各国和谐，好比日月普照世界，真是功盖尧舜。

　　也许顾颉刚急于跻升帝师，在精心炮制对蒋介石这类谀辞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世界大战正在大打，全国人民正为抗战牺牲，甚至忘记了他本人写进日记的国民党日益腐败的传言。难怪被称为纯谨学者的马衡，对这两句只可用寡亷鲜耻来形容的谀辞，难以忍受，非改不可。马衡的改文，首句恢复《尧典》原文，突显对世界未来的期盼；次句索性删除，改用“国父”孙中山常写的题辞，即初见于《礼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并用“以进”二字，表示也属对世界前景的一种期盼。

　　陈寅恪评顾颉刚

　　当年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导演的向党总裁“献九鼎”的闹剧，在九鼎铸成后正式上演的情形，比如说献鼎仪式，谁揭幕？谁出场？谁充主角？总裁有没有亲自登场？如此等等，《顾颉刚日记》没有续记。那很可惜，因为这堪称二十来年后由“工总司”王洪文们闹起的“献忠心”活动的前奏，尽管后者规模更壮观无比。但愿我们的民国史家，勿以善小而不为，查一查至今仍然难见的“大后方”报刊，说一说1943年曾轰动国统区政界学界的这出闹剧的始末，令我辈开开眼界。同时这样做，等于也给顾颉刚洗刷，免得他替蒋介石、朱家骅等背黑锅，永担策动“献九鼎”的恶名。

　　我说顾颉刚背了黑锅，见于《顾颉刚日记》自述的两则回应。如前引顾颉刚自记鼎铭一则一样，这两则材料，余英时先生为《顾颉刚日记》联经版所作的长序，也已引用（《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第三节“顾颉刚与国民党”）。不过我通读这部日记之后，感到也有点拙见可说，故不揣冒昧，再引顾氏原文：

　　此文（引注：即顾氏所作鼎铭原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1943年1月28日的补记。）

　　孟真（傅斯年）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1943年5月13日的补记。）

　　两则补记，非同日所补。字体与原记同，依顾潮“凡例”，当为与原记“日期相隔不远”的补记。前一则说“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哪些“方面”不详，但既云“许多”，可推知当年一切有能力在不同场合作出反应的批评者，对他的《九鼎铭》，几乎没有好话。

　　不过他说那许多批评“使予自惭”，却未必。证明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一首诗，辗转传到他手，他看后立即跳起来。

　　先看陈先生诗。诗题《癸未春日感赋》，题注“时居桂林雁山别墅”。现据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刊载的原文，迻录如下：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需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苦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癸未当1943年，诗作必在该年2月28日“中央社讯”报道《铸九鼎呈献总裁》以后。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早在抗战前，已结识陈寅恪，抗战中两人流亡后方，在成都一度过从颇密。这时陈寅恪任教于广西大学，双目已近失明，但闻顾颉刚作《九鼎铭》后，仍力疾吟成此诗。一如既往，他的诗作，多半甫成便流播学界。此诗也通过傅斯年，很快被顾颉刚见到。

　　陈寅恪诗好用典，非熟悉古典近典，便难明诗中寄托的深意。业师陈守实先生，生平最服膺陈寅恪先生的品格学识，曾告诫我们如不博古通今，就读不懂这位太老师的诗文。是以我向来视解读陈寅恪诗为畏途，不敢置喙。这会重读陈诗，发现多年前初读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录此诗，竟有索查其出典的旁注，不禁欣然，以为至少可省数夜查书功夫。

　　这里不能逐一列举此诗出典，仅说其中三语。“读书渐已师秦吏”，当用《史记》所载秦始皇驭吏的典故，凡为吏即今称官，治思想罪不力就要严惩，得力就可使要学法令的读书人，“以吏为师”。“周妻何肉”典出《南史》，说有周颙、何胤二人同时弃官学佛，有次萧齐太子询问二人精进程度，却得知都不行，因为一个舍不下妻子，一个无妻却好吃肉。把念念不忘“有身”视为超凡脱俗的“大患”，见于《老子》。

　　问题是顾颉刚解读陈诗“九鼎铭辞争颂德”语，说是“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令我瞠目。1981年我初读陈先生此诗，为查此语出典，颇费时日，最后以为当指宋徽宗时事。九鼎成为朝野争相注目的问题，始于汉武帝时汾水旁挖到古鼎，儒生方士因而争言那就是大禹所遗传国重器。时过一千二百年，北宋亡国之君徽宗忽发奇想，命新铸九鼎，中为帝鼎，八鼎依八卦方位布置，表征八方来朝。随着徽钦二帝成为金朝俘虏，九鼎也被金兵掳去，下落不明。想来当初为九鼎新铸，北宋朝野也很热闹过一阵吧。抗战军兴，学者每将日寇侵华，比作金朝攻灭北宋。固然比喻不伦，历史上中国列朝内战，怎可说成外国侵略中国？但那是时代的一种通识，虽贤者不免。陈寅恪先生于上一年（1942）夏天自港入桂，寄吴宓诗，已有“谁挽建炎新世局”语（前揭蒋编《事辑》，页121，上海古籍，1981）。因而当初我以为陈诗此语，也属“能近取譬”，借宋徽宗铸九鼎的古典，讽喻蒋介石嫡系自编自导自演“献九鼎”，没有料及此举可看作是拿宋徽宗比蒋介石。

　　不料这回读《顾颉刚日记》，忽见顾颉刚对陈诗此语有新解。于是赶紧重查陈诗出典，发现除首联次句出现一个“新”字，实在无法找到可与新莽“献符命”古典的联系。沉吟多日，只好作出一个解释，即顾颉刚奉命作《九鼎铭》，已自知可同《汉书·王莽传》详尽描述的“献符命”类比。他本来多疑，在唯恐“总裁”不赏识他鼎铭谀辞的同时，也唯恐学者拆穿鼎铭谄媚“总裁”的丑态，以致神经过敏，见陈诗既有“新”字，又有“争颂德”三字，立即勾起心病，硬说陈寅恪将他的《九鼎铭》，比作王莽代汉时期那些争相伪造的“天帝除书”，真可谓“疑心生暗鬼”。

　　由这回重读陈寅恪评顾颉刚铭“九鼎”诗，令我感到他倡导论史需具“了解的同情”的态度，在他是身体力行的。前引《陈寅恪诗集》，有一首为吴宓抄存的《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据吴宓附注，1940年陈寅恪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蒋介石宴请与会者，“寅恪于座中初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作此诗。因而以后陈寅恪拒绝蒋介石拉拢，如同十余年后他拒绝出任中科院历史二所所长一样，正是坚持生平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明证。但他对同时代的学者没有如此高的要求。寻绎他评顾颉刚此诗，在拆穿其人以辨伪成名而不惜造伪的两副面孔的同时，也原情度心，以为顾颉刚此举出于不得已。

　　你看，他斥顾颉刚“九鼎铭辞争颂德”，接着就说“百年粗粝总伤贫”，用晚清到民初百年来学者日穷的历史，原谅顾颉刚未能超出近代传统。紧接着又举“周妻何肉”，人之大患在“有此身”两个古典，说明顾颉刚不顾亷耻，实有某种不得已的隐衷。

　　谁知顾颉刚对陈寅恪如此温和的批评也不领情。他想不出任何历史先例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从未想到陈寅恪诗可能用的是宋徽宗旧典，反而心虚地以为陈诗抓到了他蹈袭王莽、刘歆故伎的赃证，不由得自画招供。

　　顾颉刚显然畏惧陈寅恪批评的影响，又拒谏饰非，只好拿出蒋介石王朝的潜规则，与之相抗。他强辩说，自己做了中央组织部的“公务员”，当然应该在官言官，意为满清列帝无不向臣工强调的“忠君亲上”，理应为当今“公务员”奉作准则，尽管那时顾颉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不过职居边疆处副主任委员、三青团评议员，司局级干部而已。但他由于迎合圣意，草定《九鼎铭》，已俨然自居国师公，于是傲慢地宣称，“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

　　读《顾颉刚日记》至此，除了惊叹“呜呼哀哉”，还能有别的形容吗？不过由此也长了个见识，原来还在1940年代，连中层的国民党官僚，都已自称“公务员”。

　　农历己丑元宵深夜三度改毕

挑顾老的错，结果硬伤连连，自己的错给一挑再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