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14 16:14
水镜门生
【转】木令耆《记方志彤教授》
三十年前哈佛大学汉语文史系，有一位闻名的怪僻学者，他不但对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深:渊，而又精通西方文史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德，法，意大利文等等。他就是方志彤教授——一位今古稀有的学者。每每想念到他，便瞧见那如狮子似的披散的一头银发。他身材高壮，面色红润，有如酒饮之后。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怪杰；他孤寡冷傲，可是只要他认为孺子可教也，它可能是你的良师好友。那么他会变得慈善忠诚。
方志彤便是我这样的一位恩师，如果三十年前我未曾从师于他，今日我也不会在此以汉文来写作。半年前在北京与老友重逢，那是一位儿时小友。他知道我喜读中文书，而身居他乡，便想送几本书给我带回美国。可又担心一向轻装旅行的我，因此只送给我两本书，其中一本便是杨绛写的《我们仨》，我读后，心更感触甚深，很是痛惜他们仨，便想提笔写篇追忆钱钟书“他们仨”。
奇异的是提起笔来，脑海中只看到那一头银发的方志彤教授。笔随意念，写下的是常常怀念钱钟书的老同学，方志彤教授。我首先是上海陶尔教授的诗词课，而他又导致我去上方志彤的课。这两位教授将我导致回返汉文。
记得快离开中国时，正在南京上初中，一位同班同学警告我不可忘记中文：你爸爸带你离开中国很不对，你应当用中文写作。方志彤先生不但将我回归汉语，也启发我就将遗失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孤洁寡傲。他说他不能忍受庸俗，他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文人。因此他的教授方法也是奇特的。譬如想上他的课，必须得到他的许可，并且他不愿在教室中讲课，是在他自身的办公室讲课，每次只收四，五个学生，围着他的写字台而听课。我便这样的坐在他办公桌旁听了两年课。
听他的课，不但听到汉语，英语，也会听到法语，德语，希腊文，意大利文。听他的课有如游学世界。他不大看得起读书读释文，认为tradutore ē ratore。这句意大利文，意思是翻译者是背逆者，意思是翻译未能达原文本意。这句话我也听钱钟书提到过。他和方志彤在清华大学是同班同学，两人又精通数国文字，因此同样的对翻译有反感，瞧不起读译文的读者。他们两在这方面是同志，也是知心。
因为我在欧洲居住过，也懂少许意大利文，法文等，因此他对我也另眼看待，并且得知我也订阅英国的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便说很高兴有一个知音者在听他的课。上他的课如走海阔天空的文化世界。我从未知道中国历来有多元化的文化智慧。这文化智慧其实是世界文明大同的。
我第一次听他的课是跟他读庄子，内篇第一至第七，《逍遥游》最能代表方先生的文化境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读庄子，真是太神了，恰如魂飞神舞，“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内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道”，“应帝王”——所展示的文化境界正若上方先生的课，如支氏逍遥游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尤其读到颜回与仲尼的对答：“何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型去知，同於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何为大通，为之恍然·读庄子，上方先生的课，为之恍然也。
读庄子时，方先生常常指出书中的相对论，可知庄子哲学其实是分析性的，而此分析性常常升华于诗境。西方哲学常建议古典哲学只有希腊哲学开始分析性的思维，不知老庄思维也是分析性的，而是诗维层次常进入诗意似的玄虚妙语。这种语解既是分析亦是形而上。
第一年跟方先生读的是老庄，同时方先生也介绍一些课外读本，如林语堂写的英文剧本《孔子见南子》，写的是孔子去见某官夫人，意图找份官职。由此可知方先生对孔儒的一些看法类似惠施（庄子的好友）。菲薄孔子。这原是庄子的人生，他可官而拒，不像孔子周游诸国，欲官而无，而流浪终生，惶惶如丧家之犬。
方先生的孤傲也使得他未肯去求份哈佛教授职位，始终是占一超然的学者老师地位，只求一容膝的读书做学范围。他是上海陶尔教授的老师，也是美国和西方许多汉学家的宗师。钱钟书曾经问过我在美国修汉学博士的要求，我说除了念一些必修课时，加上能译评一本汉文著作就差不多了，当然还要备修很长的参考注解等。他笑说幸好秦始皇烧丢许多古书，由此减轻不少博士生的负担，说此话时。站在身旁的杨绛听了不禁笑弯了腰。
第二年听方先生的课是读中国文学批评，如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此时始知文学批评中国自古便有著作，此其实也是分析性的文艺思维。
上方先生的课不仅是学习，而是求知超过求学。由于方先生的人生观，他在清华大学做学生时代便成为钱钟书的知心之交。他们求学的愿望不在乎获得一官二职，而是处于单纯的求知感与对知识的基本兴趣。他常对我谈到他们在清华的学生时代，也珍贵保存一副钱钟书给他的相片。他佩服学人的学识极少，多半笑嘲待之，尤其对欲望做官的学人嗤之以鼻，说他们术而不学。对钱钟书他却是爱戴不已。
方志彤和钱钟书同样是得罪人的高手，他们同样是“庸人不可忍之”。他们明确悟解到自己读书破万卷，仍然有不解之处，怎能忍受那一些轻浮自满的伪学君子。我对方先生有莫名的同情，我微微感到他的隐痛；每当提到钱钟书，他便好似找到知音，也不必费心神去自我解嘲，他与钱钟书有通灵之处。
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派来一高级学者代表团访问美国各高等学院，其中有钱钟书。我有幸能接待这个代表团，并确定安排方先生与老友钱钟书有机会聚叙。他们有一日坐在同一桌上聚餐，此后我也因此有幸得到钱先生的信任；并叮嘱我去伦敦时去看他的女儿钱媛。
一日我在伦敦，傅聪要我去他家用晚餐，并说钱媛也会来参加。傅聪约我同到地铁站去碰钱媛，然后三人步行回傅聪家。傅聪父母与钱钟书夫妇是挚友，因此傅聪与钱媛是世交。我那晚与他们在一起叙谈，感到一阵薄雾似的悲哀，或许他们触动了我对他们的同情，惋惜。在我心底里我深深感觉到他们经过的苦难，和他们对父母的爱慕和关切。
再次见到钱媛时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我与她同在外文系。也许就因为同系便没有多次私自交流，无形中避免一些猜嫌。可是去拜访钱钟书、杨绛到有数次，每次去便渡过得很愉快，尤其看到他们俩孩子似的天真，坦诚，谈笑自若，不时有幽默的谈笑。一九八六年我在北大，因为教课忙累，没能及时去访问他俩。一天哈佛到北大来的访问学者提起想去见钱钟书，我便为他拨了电话给钱先生，可是出我意料之外，钱钟书的反应是：我不想见陌生人，你自个来吧！
当钱钟书的《管锥篇》出版后，我接到方先生那里来的电话；他将开一课《管锥篇》的课，约我去听课，这是我上方先生最后一堂的课。之后我又常回中国，也不及与方先生辞别，我最后一堂课也与钱钟书有关。
当我开始读杨绛的书《我们仨》，我并不知只剩下杨绛一人了。读到杨绛梦似的叙写，我感到生存在虚无缥缈间。我重新看见他们仨，梦似的再遇见他们仨。一个黄昏，夏日的伦敦，钱媛到我居宿的伦敦大学来访，她下了出租车，手提一大皮箱，本以为可以在我处下榻，可惜我居住的宿舍不便留客，我们只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晚上她去使馆招待所留宿。对此，我甚感遗憾，没能尽情招待她。
回忆那晚我们在一起谈到荒谬派的戏剧，她说她收集了一些荒谬派的录像片带回北师大。那时也是我对荒谬派极感兴趣的时候。那晚钱媛也提到父母两是多么的亲切知音。
在杨绛的书里，我才发觉钱媛加上父母形成他们仨；这三位一体的他们仨。他们在感情，知识，精神上形成了他们仨。在痛苦的人生旅途中，他们在精神上是永恒的三位一体。读到钱媛对父母的挂念，关切，苦苦的关切，至死而不放心，我为之痛惜。读到杨绛最后剩下她孤独一人，我更为之痛楚。尤其看到她写第三部的题目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我们仨》的第一部是虚实飘幻的写法：“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钱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是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下山，黄昏薄雾，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回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这一段完全将杨绛的失落心神写出来了。我认识了他们仨，是因为我是方志彤先生的学生，因此我追怀他们仨，我不禁也追忆方先生。
在一个追悼会上，我遇见了方志彤的遗孀。她是历史系的教授。我告诉她，是方先生重新带我回到汉语文化。由于方先生，我幸识《管锥篇》的作者——钱钟书先生和《他们仨》的杨绛，钱媛。身在远远的大西洋彼岸，我遥祝杨绛，但愿人长久。
作者简介：
木令耆本名刘年玲，生长於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原籍湖北1947年离开中国，因为酷爱中国文学，在美国成长时间也不忘学习汉文。曾经求学於柏克莱，哥伦比亚，哈佛，剑桥，1973年在英国剑桥的悠静环境中开始写作。1975年创办秋水杂志，为海外一文艺刊物，并任主编。1975年离开祖国30多年后，第一次返国。1981年，再度回国，教学於北京师范大学。1985-86教学於北京大学。在美国曾任教於波士顿大学，翩得利大学。现为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1983年编选“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出版中篇小说“竹林引幻”。继之出版“海外文艺漫谈”，“边缘人”，“泼墨的生活”，“爱的荒谬”。并曾编译英文版中国女作家小说选“玫瑰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