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侯国到帝国

秦国，从成立诸侯国国开始就必须与西戎人作战，由此培养出了秦国人比游牧民族更彪悍的性格，正是这种彪悍让秦国人夺回了被西戎人从周那里夺取的岐、丰之地。此后，秦无论在对西戎，还是对中原诸侯的各场战争中，都是胜多败少。秦在春秋初期就拥有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其本身是政治的一部分，没有成熟的政治是不能称为强国的。

1、家族化管理的崩溃
秦穆公统治时期，秦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军事诸侯向强国的转变，如果说在与晋国合作的恩恩怨怨中秦国开始尝试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军事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西戎则是通过政治取得了军事上所不能取得的胜利。太史公虽然没有为内史廖专门立传，但是在《秦本纪》里郑重记下了他的功绩。当时秦国不但面对着东方正在步入盛年的晋国，更重要的是还面临着来自西戎的威胁，笔者以为这也就是秦穆公对晋即使战胜也没有试图兼并之的重要原因。当时西戎派来的使者由余，对话中揭开了游牧民族屡屡战胜中原王朝的底牌：“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极罢。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游牧民族往往以血缘和原始宗教为纽带，管理成本极其低廉，真正是兴邦灭国都在一人，内部凝聚力和效率远强于以礼乐法度等复杂政治架构统治的中原王朝。虽然随着政权范围的扩大，这种血缘和原始宗教为纽带的简单政治架构将因为不适应政权的规模和利益的分配方式终将被自然淘汰，但是在特殊时期其军事手段对内部矛盾重重的中原王朝绝对是致命的。
对此，秦穆公忧心忡忡，毕竟秦当时已经从一个半夷狄式的军事集团发展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国家内部必然存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执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一个具有由余这样贤者辅佐的西戎必将给秦带来损害。这种时候，纯军事手段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于是内史廖提出了政治解决方案：“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於政”。廖的目的，就是加速西戎的标准化建设进程，使西戎的上层建筑不在适应其实际水平，降低其行政效率，提高其管理成本。“女乐”，不过是引子，实际上是被文人美化为“二虎竞餐”之计的扔骨头战术。骨头的表面还好说，秦国送去的二八女色，是西戎本来所没有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如果为戎王所独享，必然引起各酋长的不满，将来的继承人问题必然对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政治架构带来长远的冲击。骨头的里面才是最致命的，那就是乐，中原王朝的礼乐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森严的等级，等级对于各种权力者来说都有着致命的诱惑，必然导致西戎政治结构的过度细化。由女而至于乐，而至于礼，而至于政治阶层的超前细化，对生产力和规模都达不到一个国家水准的西戎绝对是毁灭性的。如同一个生产规模不大的小企业，一旦套用的大企业的标准化制度。管理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骤然上升，内部凝聚力减弱，生产效率下降，而标准化管理带来的好处又远赶不上自身的损耗，距离破产也就不远了。相对于离间戎王和由余之间的关系，女乐对破坏西戎内部的团结和谐环境的作用要更大，当然，这是有一个周期的。可是社会学规律比自然科学规律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惩罚的滞后性。违背自然科学规律受到报复虽然立竿见影，往往还是可以亡羊补牢的，违背社会学规律，一般不会受到现兑现的惩罚，可是惩罚来临的时候，就会势不可挡，悔之晚矣。
从秦穆公三十四年内史廖献计开始，“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至此，秦国的西患基本上解除，可以专心致志对付东方的中原王朝了。
但是，一直到秦孝公之前，秦国虽然有救楚却吴的武功，但是并没有完成对强国的转变。内史廖所出的计谋，仅仅是分化和削弱西戎，却没有对秦国自身面临的问题进行解决。秦国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疆域的扩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结构。因为旧有的政权结构已经不能够适应对更多人口、更广大疆域的有效管理，在内部利益分配上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否则新增加的利益将必然带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分裂和灭亡也是可以翘足而待的事情，让我们看看秦国后来发生的事情：
秦景公三十六年，景母弟富奔晋。
躁公二年，南郑反。
秦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彊，夺秦河西地。
同一时期历史上中国发展最快的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管理形式提出的变革要求，代表先进管理模式的私门纷纷崛起，攫取政权，秦国最大的威胁晋国正是六卿纷争到三家分晋的重要时期，齐国的田氏也一直在以行阴德于民的方式来篡齐。就秦国内部来说，是很危险的，如果秦国不变革，就必然面临着被吞并，而不是分裂，因为此时秦国并没有形成大的世家。对此，秦孝公的父亲，也就是曾经留学晋国后来被立的秦献公嬴连开始了国家变革的基础工作，元年废止从死（殉葬）制度，城栎阳，在蒲、蓝田等地设县，七年“初行为市”。十年，立户籍相伍。二十一年，大破魏军于石门，斩首6万，是为战国时秦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大胜。
“止从死”，三个字不止是人道上的意义，更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变革意义。秦国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秦穆公，就是因为“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同时让三良为自己殉葬，而被谥号为穆。惜墨如金的中国史家，写了“献公元年，止从死”七个字的时候，或者是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却也记录下了一个国家政权基础扩大化的剧烈变革。殉葬制度的取消，意味着国家成员生存底线的提高，国家之中不再有一个群体被视为若狗马和器具上的物，而是人。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伊尹、傅说和百里奚这样的曾经是奴隶身份的人转化为贵族的先例较之野蛮的西方世界领先了几千年，但是不是对奴隶阶级整体生存的底线的提高，秦献公的做法则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包括被法理上视为国王奴仆的臣们，为后来秦孝公的变法成功，做了很好的准备。

2、变法的政治交易

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作用都是深远的，后世多把这场变革归功或者归罪于这位本来也可以姓姬的卫国没落贵族子弟公孙鞅，却往往忽略了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渠梁。从整个变法的过程和公孙鞅最后的下场来看，整个戏剧的导演和编剧都是秦孝公，公孙鞅则是一个非常好地贯彻了导演意图的主演。同时，这场变革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绝对不是颁布几项法令那么简单。
关于变法的起始日期，《史记》上就有着两种不同的记载。在《秦本纪》中写道：“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秦孝公元年（西元前361年）公孙鞅入秦，孝公三年（元前358年）公孙鞅四说秦孝公成功，即开始了变法。但是在《商君列传》中又记载为“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即孝公六年（元前356年）公孙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后，才正式开始第一次变法。参照《战国策•秦策》的相关记载，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商鞅变法的开始是孝公六年。
《史记》的两者记载本身并不矛盾，毕竟决定变法和开始变法是有区别的，两者之间有一个准备的过程。问题是在这三年间，秦孝公和公孙鞅准备了些什么？除了和甘、杜二人为代表的反变法派的辩论，以及经过对秦国现行制度的调研考察后确立可行方案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构建支持变法的群体。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同时代的孟子关于王族的贵戚之卿说过这样一段议论：“（齐宣）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与国王有着同一血缘的王族大臣，在世袭体制内有着和近似国王的继承权。从以上四种庶长的分工来看，四分之三是王族，也就是说，秦国在王以外存在着完全能够左右政局的王族势力。在此之前被废的两个秦王，怀公和出子，都是失败于王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庶长晁和庶长菌改应该都是嬴姓，而且很可能是赞襄国君的大庶长。
出子被废黜就是因为继位时才两岁，其母与宦官掌权，侵害到了王族的利益。秦孝公任用通过景监推荐的公孙鞅，且第一次变法中很重要的一条“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直接在侵犯王族的根本利益，但是却没有发生政治上的动荡，确实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最先跳出来反对变法的两个人，一个是据称是甘昭公王子带后人的甘龙和说不出出处的杜挚，都明显不是秦王族的人。两个人反对的理由，无关利益分配，更无关先王骨血之类的大道理，完全是老儒常谈，迂夫子气十足。手握重权的王族的大庶长、右庶长和驷车庶长在这样重大的改革措施之前，都不发表任何意见，几乎让人怀疑在孝公六年最终在朝堂上决定开始变法的时候，掌权的秦王族们是不是都是去度假去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这三年中，秦孝公伙同公孙鞅对朝堂上有资格发言的王族做了工作，也就是现代人说的个别酝酿。后来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的时候，就对曾经反对最力的的王族公子成进行了游说，结果公子成听完了赵王的宏论后被折服，转为支持改革，那段宏论也被史官认真地记录了下来，流传至今。胡服骑射都能够如此，秦孝公和公孙鞅让根本利益受到严重侵犯的王族大臣以国家发展前途为重而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要是依靠单纯的思想政治工作，那将是什么样的一篇逻辑严密、类比恰当、辞文并茂、感人至深的千古文章啊？但是史官居然没有记载，可见，出于说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最大的可能性是利益。
这里就引出了任何改革所要必须做的第一步，改革者对利益的前期付出。须知，任何改革都是通过对秩序的调整，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分配。在改革本身产生新的效益之前，利益是固定的。要想让更多的人支持改革，而让更少的人反对改革，就必须让更多的人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让更少的人受到改革本身的冲击，尤其是能够在改革之初就毁灭之的人。否则，改革最终的受益者因还未曾受益而没有坚决支持改革的时候，因改革中的瘦损害者却会不遗余力地反对。
北宋志大才疏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就败在这个定律上。王安石貌似声势浩大的全面变法，可笑就可笑在因为没有重点、没有步骤，百姓未获其利先受其害，士大夫未损其势先招其怨，国家自然也就未享其成而先受其乱。更荒唐的晚清戊戌变法，搞来搞去除了几个帝党和巴望着中国四分五裂的洋鬼子外，就找不到直接获得现实利益的阶级，倒是有很多旧体制的受益者要马上倒霉，不过是长于妇人之手学于腐儒之门的君臣意淫罢了。
改革是需要成本的，尤其是先期成本。因为任何改革都会因制度的调整必然最终使现行体制下一些获益的群体受到损害，而改革的最终受益者的受益和支持都要一个过程。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改革者本身必须预支改革红利，在还没有直接侵犯一定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先让改革的受益者得到利益，形成坚定的支持改革派和利益攸关方。只有拥有大量坚定的支持者，才可能去令反对者屈服。这就是老子思想中“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在政治中的运用，与其说是阴谋，不如说是客观规律。正是因为改革先期成本的存在，所以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改革不但要按照步骤，先予后取，先补不足再损有余。因为是预付款，所以不能够全面出击，应该有所重点，按照“不足者补之”的原则急民声之所急。与人同乐者，人方能同其忧，王安石和戊戌变法之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把改革置于整个国家之外，凌驾于所有集团利益之上，试图坐得抽头、只占好处不思付出，没有寻找任何的利益共同体，结果没有社会阶层坚定支持倒有社会阶层坚定反对，四面树敌，不失败才是怪事。
这里也不能怪史官没有记下秦孝公和公孙鞅的具体行状，因为这些形状成本未必很高，还可能说不出口，可能就是支持大庶长以妾为妻或者给右庶长的爱子一块好的封地之类，买通某些集团的统治者，虽然不等于彻底买通某些集团，但是造成某些集团的反应迟缓是足够了，而改革需要的就是时间。
从《史记》上的记载来看，公孙鞅的变法是做过试点的，因这三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所以军功之赏和衣服等级制度可能只表现为对王族掌权者进行拉拢的由头。现实中是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之类见效快的政策，通过开垦荒地和对善于耕织者的奖励，使贵族和生产者都能够看到改革所带来的现实好处，却找不出有什么不当的现实证据来反对。在试验期，示之以利而不为之以害，是一种政治权术，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很有必要的政治权术。

3、王道与霸道

秦孝公渠梁和公孙鞅都是具有野心的现实主义者。渠梁刚登基马上“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二年就获得“天子致胙” 的政治待遇，已经恢复了秦穆公时代的国际政治地位，他在第三年还对一个宦官推荐来的魏国家臣都连见四次，其野心绝对不是图方伯那样简单。郑、卫是东周时期有名的温柔乡，公孙鞅作为卫国的“诸庶孽公子”，如果目标仅仅是锦衣玉食和娇妻美妾，大可不必跑到魏国给公叔座当家庭教师，也没有必要跑到偏僻的秦国来待上一年多，然后通过一个宦官来三番五次地求见渠梁。
这两位野心家的初次会面并不融洽，因为两个家伙行事都现实得很。
公孙鞅的第一次觐见是按照套路先说“帝道”，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里面全是些听起来很正统事实上很无用的废话，比如说秦国之有渠梁和当年夏之有启、商之有武丁一样重要，显示一下自己的知识和口才，顺便探探对方的口风。这种做法是看似笨拙，实则是游说者最基本的法门，因为说客就是要针对对方的意图进行游说，在没有把握对方的准确意图之前，绝对不能把话说死。至于怎么把握对方的意图，纵横家秘笈《鬼谷子》里有这样一段话：“微逆之，以察其旨”，也就是故意说些可能让对方反对的观点，来考察对方的真实意图。秦孝公渠梁如果仅仅是想博得招贤的美名，装点装点门面，这番将之比喻为上古贤王的高帽自然会欣然领受，公孙鞅就会以此为突破口，慢慢把他的好大喜功引到变法上来。如果渠梁是真的想招贤能来辅助自己干点事，必然对这番说辞是不能接受的，自然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果然，渠梁听得“时时睡”，并斥责景监：“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渠梁当然知道自己对秦国的重要性，要是说他对秦国可有可无倒还要认真听听，所以要大骂“妄人”。在现实中，确实就有很多这样不着边际的妄人，只是在重复前人或者上级所说的话，全无创意或者有建设性的观点，甚至连拼凑都谈不上，还自以为这就是知识。这种人唯一的作用就是满足上级脆弱的虚荣心。对于秦孝公渠梁这样需要建设性意见的统治者来说，只属于耽误自己时间的妄人。
第一回合结束后，公孙鞅探出了渠梁是真想干一番事业的，问题是确定他能否接受疾风暴雨的方式，疾风暴雨式的改革虽然在效率上很高，但是也给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要保证长期利益注定是要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和效率为代价的。于是公孙鞅继续用四平八稳的战术，用王道来游说渠梁。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老子有句话是很好的解释：“胜人者力，自胜者强”。王道偏重于基础，也就是自胜，强调加强国家和君主自身的修为，所谓“有远人不服，修教化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霸道偏重于结果，也就是胜人，强调国家之间的征服和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也就是说王道为基，霸道为用。
霸道的目标是他者，而不是己，单纯强调霸道，是在以他者为主，而不是在以己为主，所以必然会产生短期性的行为，损害自身的长期性建设。胜人者未必真正有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矛盾。在理论上，公孙鞅是知道王道的重要性的，但是在现实中他是个霸道的崇拜者，从以王孙之尊到相公叔座家当家庭教师，到走宦官景的门路拜见秦孝公，都是急功近利的路子。即便知道渐进的作用，也会在现实中不自觉地选择捷径，是一切野心家的本性所在。
秦孝公之所以在五天后就同意见公孙鞅这个被他评价为 “妄人”的家伙，景监的话或者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关键的是他本人从事后的思考中觉察到了公孙鞅对于帝道并非真正的热心，能为秦国所重用才是鞅的本意，为此鞅不惜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在鞅的身上，秦孝公看到了对名利的渴望。他对政治上控制人的理解是，依靠人性的贪婪远比依靠人性的善良要可靠，这个外来户可能成为一个可靠而坚定的执行者。
第二次见面，比较气氛比较融洽，公孙鞅的滔滔不绝并没有让秦孝公厌倦，因为即便是王道，也说明了秦当前应该确立的国策，内劝农、外修战。这正是秦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所以孝公“益愈”，不再骂人了。但是他是不满意的：“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因为公孙鞅只提出了秦国面临的问题，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从长远规划的王道当然不能让秦孝公满意。从会面后公孙鞅透露出的谈话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君主的迫切：“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第二次会面的结果，是两个野心家都对对方有了信心。客户只有对试图交易的商品才挑三拣四，秦孝公的挑刺，是因为觉得公孙鞅有达到他要求的可能，毕竟事实证明鞅对秦国当前中心任务的认识和他是相同的，只是没有说方法。公孙鞅则发现了对方是自己急功近利的同路人。
双方的第三次会面时成功的，公孙鞅明确了秦孝公要他回答的是怎么办的问题，因为要干什么和为什么要这么干，秦孝公早已经成竹在胸，关键是怎样落实。史官们的记录和《商君书》等文献里，都强调了法制建设，但是都忽略了以什么指导思想来加强法制建设。法律是把双刃剑，错误的指导思想产生出来的法律只会比没有法律来得更糟。不光是法律如此，任何制度和政治活动都是如此，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目标不明干劲大。好在变法的主要措施被记录了下来，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商鞅变法的两条指导思想。首先是原则上明确法律的工具主义，法律的确立和废除都是以强大秦国的霸业为出发点，具体地说是以增强秦王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同时提升国家的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为基本原则的，强调以国家利益作为赏罚的最高原则，如“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等。第二是方法上尊崇结果主义，赏罚都从结果来考量，从而使标准简单化、具体化，如“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等。第三是增强群体意识，公孙鞅采取的是见效快，但是恶果严重的连坐法，以增强秦民对群体的认同感，如“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等。此项对于根本没有集体认同感的人群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面对压力，个人成为弱者之后出于本能会寻求群体的庇护；但是面对一群已经很有集体认同感到人来说，这种暴力只会绝了所有人的私心杂念，团结起来对付对他们实施暴力的人，后来陈胜吴广起义如此顺利，秦法的连坐政策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这次会面秦孝公是满意的，不过他除了知道这些霸术的指导思想外，更需要知道具体在秦国实施的计划，这就涉及到来自各方的阻力问题，于是：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 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两个野心家的第四次会面长达好几天，则是讨论具体的步骤了。

三良殉葬啊，又让我想起黄鸟，想起最爱的诗经和古诗十九首。

怎么不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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