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林则徐vs李鸿章：私誉与国利，孰大？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一慷慨佳句，简直成为百年来的爱国圣经语录。然而，在那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位著名的爱国外交官，虽未对林文正公予以贬斥，却并未将其摆上通常所在的神龛。民国时期的著名“海归”学者外交家蒋廷黻（1895年-1965年，“黻”音fu，指古代礼服上黑与青相间的花纹，或古代祭服的蔽膝），于1938年出版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奠定中国近代史研究基石。他是这样分析林则徐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第四节《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可以说，蒋廷黻还原了一个被日益神化（我们已经看到在蒋廷黻之后的时代，这类神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颠峰）的林则徐。对历史中的神话化现象,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书中,有精到的分析，他认为：“历史的每一个侧面都有以神话的形式在现实中继续存在的潜在可能......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用于编排和取舍历史资料的理念，均受到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时间等诸多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探求历史真相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即使是最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在向某一被神话化的历史事件提出质疑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回制造出另外一些神话。”（p176）（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蒋廷黻在还原了一个有个人名利考量、忧谗畏讥、韬光养晦的林则徐的同时，也点出了中国士大夫精英阶层最大的问题：将私誉和所谓的“名节”看得高过一切，在利益面前，或许能做到“岂因祸福避趋之”，但在名誉面前，却难以“苟利国家生死以”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的士大夫们，在外儒内法的面子和里子包裹下，在做着出将入相的梦想的同时，其“治国平天下”有一个前提：不可以超越“修身养性”的界限，也就是说，一旦国事需要他做出某种在名誉方面的巨大牺牲的时候，他的爱国、忠君、以天下为己任，便要让位于对自己羽毛的爱惜。（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一类故事，在中国史书中实在是不绝于屡，而在晚清的复杂内政外交背景下，表现得尤为明显。（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蒋廷黻先生的笔下，和林则徐的明知故不说不同，琦善成了那个说出老大帝国没穿衣服的真相、并且在竭力不使裸露的帝国遭受更大的侮辱的小男孩。结果是我们都知道的：从当年开始，琦善就基本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与林则徐/琦善可以形成最显著对应的，是晚于他们、但命运的坎坷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另两位宰辅级大佬：翁同龢与李鸿章。（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最明显的对比就在甲午年间。战事未起时，翁同龢等爱国分贝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并将最了解中日战力的李鸿章的意见置之不理；战败之后，清廷走投无路，据翁同龢自己的日记说，1895年正月十六，君臣谈及战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罔知所措”。而此时，翁尤高唱战歌，连一向在文字上对他礼敬有加的当代作家和清史专家高阳，也说“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为主战而主战。”（《翁同龢传》p22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

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请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再三慷慨陈词赔款可以、不可割地，李鸿章就说：如果这样，谈不成我就马上回来（“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以上引文均见《翁文恭公日记》，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三卷第415、41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即使和议成后，李鸿章被赋闲，翁同龢当国，尤百计为难。

对此，李鸿章自己有深刻的评论，他说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可见，李鸿章并非不重视名节，只是任事知难而上，“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庚子西狩丛谈》，转引自751、752页）。梁启超就为他打抱不平，说“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104页）（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而到了八国联军侵华，那些激烈主张排外的“铁帽子们”一抹脚开溜，李鸿章又被推到前台，再次被赋予了“卖国”的艰巨任务。如果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李鸿章完全像他的老师曾国藩那样推脱，比如装病（他当时已经病得很重，离死不远）、比如装傻（吹捧吹捧当权的“铁帽子们”如何爱国和神勇，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善后），但他选择了带病北上（必须注意到，次年李鸿章就去世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只要李鸿章拒绝或拖延北上，列强必在北京另立傀儡，可以说，李鸿章的不避嫌疑，在中国最有可能被分裂的当口挽救了国家。（《李鸿章：防止分裂第一人》徐绥之）

李鸿章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庚子西狩丛谈》，转引自751、752页）（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其实，梁启超做的李鸿章与张之洞对比，我觉得倒是有点委屈了毕竟办了不少洋务和实物的张之洞，对张之洞的评价用在两代帝师翁同龢可能更贴切：“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p174）（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晚清另一个著名人物曾国藩，在勇于任事与爱护羽毛方面，融会贯通，达到了相当高超的境界。这么一位能臣、忠臣在事业的顶峰嘎然而止，对自己来说，或许是急流勇退、韬光养晦，但对于国家而言，未尝不是损失。从个人爱惜羽毛的角度看，曾国藩的确比他的学生李鸿章做得精细，但对于国家利益而言，李鸿章比乃师更接近“纯臣”的标准。而精英阶级普遍的对自我“名节”的自觉或被迫的维持，总是限制了“人尽其才”的发挥。（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古代并未将名节置于僵化的教条的祭坛，大舜“事亲尽孝，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恐陷亲不义”，这就是礼有从权、名节需有节制的典范。孔子就很推崇此点。《史记》中有关鸿门宴的记叙中，就有“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名言，这是中国每一个高中生都要熟读的课文。但后来的迂阔之人及投机之人，将名节当成一种“虚拟利益”，便有了学姜太公故意用直钩子垂钓的公关手法，真正是在“沽名钓誉”。 至于“终南捷径”，则是将隐居作为一种扬名的手腕，可真是对隐居的绝妙讽刺。（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名节便成了中国士大夫和满朝衮衮诸公们躲避现实、以口号替代行动的最好理由，“宁左勿右”便也成为最安全的选择，私誉以堂皇的理由凌驾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忧谗畏讥”便成为历代束缚实干者的牢笼，偶尔出了些如李鸿章般的实干家，却要将大半精力花在对付这些口水专家身上，自己只好悲叹着“秋风宝剑孤臣泪”，时刻小心“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讥讽。在这样一种完全是逆向淘汰的体制下，谁还敢于真正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评论：此文说的很中肯

中国大多数时候都是干事的挨骂

唱高调的最讨厌了，调门唱的高高地，实际事儿却啥也做不来，国家就误在这些人身上了

干事是要挨骂，既然干事就要接受别人评判的思想准备，既包括褒誉也包括挨骂。
不干事的没法骂，就象一个人光有犯罪动机却未实施，就没法定其罪。

对于一个政治人物，他心里在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干了什么。

就象说中国足球不争气，好像从来没说是因为球迷和新闻媒体的批评“误球”吧。

[quote]原帖由 [i]首席屠宰官[/i] 于 2008-3-22 09:11 发表
评论：此文说的很中肯

中国大多数时候都是干事的挨骂

唱高调的最讨厌了，调门唱的高高地，实际事儿却啥也做不来，国家就误在这些人身上了 [/quote]

我觉得您越来越中庸了。
李老师起到的作用也不大。

太平天国作战时期就曾经有杀降的经历，甚至为外国地痞军队所不齿。这已经不是所谓私欲的问题吧。

斡旋是应该有，但是大棒和火腿都应该有。
国家强硬不起来不在林则徐，怪满清吧~自诩超过明朝百倍，明君屡出。
实际上在做什么，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奴才主子话化，治国粗放化，锁关禁海严肃化。（明朝似乎也有封海，但是实际上没有监管）。

科技落后百年不自知，相当之可笑。当初有洋人帮忙打太平军，就早应该知道科技的差距了。

嘲笑明朝政局的同时，自己边变本加厉，这样的制度，出明君名臣，却也很难。

实际生活中其实缺少的就是打破一团和气的局面的人。
您认为一团和气大家拿钱，金钱名誉双收容易还是博清誉容易？？？

[[i] 本帖最后由 phoenixdaizy 于 2008-3-22 09:29 编辑 [/i]]

等洋鬼子帮忙打太平军恐怕已经晚了
清朝的盲目自大不是一天两天了

清朝灭亡是必然，历史脚步不停，百年之后是非公平必然知道

那個郭嵩燾。。。其實是最慘的。。。在外駐使那麽多年，到頭來被罵成國賊，死連祖墳都進不了。。。

[quote]原帖由 [i]zhoujunallen[/i] 于 2008-3-22 11:53 发表
那個郭嵩燾。。。其實是最慘的。。。在外駐使那麽多年，到頭來被罵成國賊，死連祖墳都進不了。。。 [/quote]
郭嵩焘太超前了

就像现在那个性学家李银河，她的言论放在20多年前，肯定抓起来以流氓罪给枪毙了

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在当时的世界，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但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1830年代，鸦片占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可以获得大额收入。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是没有吸食鸦片的市场。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这个法案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鸦片一直到1914年。英国甚至制造相当多鸦片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1885年美国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异议。英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在1780年代就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 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 但多数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nt)本人就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他终于被免职，临时委任义律担当此职。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中国的历史航向，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林则徐则是中国方面严禁鸦片的代表人物。当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时，启用了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满意，却令英国朝野愤怒。只是中国历来的宣传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英国则忽略了他在割让香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至今连《英国名人大词典》仍未提及正是义律首先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且实施占领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后，义律在提交《穿鼻条约》时，又未经伦敦批准。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1841年8月，义律被免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称义律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就算是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扯平吧。
　　
　　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原本不错。但这次战争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是显示剂，它把中国专制统治的腐败暴露无遗；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体制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忠勇之士忧患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尽管范文澜尊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以他们的能量而言，无力回天。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只有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 Larne）号保护。林则徐没有坚持让这些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当义律命令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便满足了。而英商马地臣、查顿则向英国政府状告义律，因为中国官员有人偷偷告诉他们：只需缴“六七千箱足矣。”
　　
　　销毁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一位美国商人金（C.W.King）、一位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 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途中。林则徐对这个情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他也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直到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按大清律将水手中一人偿命；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冲突，它也是后来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林则徐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顺从天朝。8月15日，林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义律则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登船，驶离海岸；林进一步命令严禁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的信件之一，要求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之二则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拒绝了。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时代周刊》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战争。

　　冲突结束之后，无论正常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在整个过程中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区别仅在规模缩小了许多。销毁鸦片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双方僵持数月却没有积极的解决不能不是林则徐的一个失误，这种僵持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利用，致使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逐渐占上风。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报告朝廷称之为“七战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赞扬声中，道光皇帝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的问题，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腐败僵化的清政府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已经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以上为转帖。也许这才是民族英雄光环下的林则徐，以及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

回到17、18世纪之交，当时印度和中国如布罗代尔所说，“合为一个超级世界”。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印度棉布，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当然，这不过是16世纪都铎王朝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的又一新的应用。罗斯托承认，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商务印书馆，1997，第106页）然而这只是开始，因为只靠当时的英国市场，是无法形成导致“革命”的规模的。看一看英国传统的毛纺织业就知道了。应该说，根本的转折来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印度被强加了不公平的关税。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描述说，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的关税仅为3.5%，而向英国出口棉织品的关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至1844年30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000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他引证英国殖民史学家M·马丁的话说，“英国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引用来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的暴政以及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可恨的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证。”（商务印书馆，1995，上卷，第254页）


比起印度来，当时的中国更强大，市场也更大。尽管已经发生了棉纺织业的“革命”，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棉纺织品的成本仍较中国为高。鸦片战争时许多人预言，一旦英国获得了在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工业品的对华出口将有大幅增长。然而1854年英国对华出口的工业品竟仅为1843年的59%。马克思在其“对华贸易”一文中引述说，1844年一位先生将中国的各种土布的样品寄往英国，并注明了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二卷，第59页）市场是公平的，它只看谁的成本为低，不管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还是“传统家庭”的产品。事实上，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是在鸦片战争的半个世纪以后。然而，任何一项新的生产方式，都要“眼前”的利润来维持。不要说半个世纪，5年的赔本买卖都作不起。如果真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早就垮台了。


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鸦片是重要的角色，而不像马士或费正清所说，是偶然为之。事实是，直到19世纪初，英国没有什么大宗产品可以与中国交易，反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所以只能“出售”大量的白银。《天子南库》的作者张晓宁指出，“一直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的对华贸易中，购买中国货值的90%以上都用白银支付”，在此之后虽然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有大量白银流向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136~139页）。这种情形其实在东西方贸易中延续了上千年。当初大量黄金被中国的丝绸换走时，曾引起罗马人的惊恐。后来有两个事件的巧合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之前不久，明朝政府于1436年（英宗正统元年）解禁了白银。再以后，一直到英国崛起之前，中西贸易的主要形式就是用中国的产品交换西班牙在美洲生产的“货币”。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约有一半美洲白银最终到了中国。由于解禁后的白银逐渐成为中国货币体系中的主要成分，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直接等价为货币供给的增加。这为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拉蒙·梅耶斯）认为明清时期存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货币条件。然而后起之秀英国就没有西班牙那样幸运，它没有在美洲发现那么多金山银矿。它拿什么与中国贸易呢？


即使是“生产货币”的西班牙，也认为白银流入中国的贸易黑洞不可容忍，以致在其殖民地菲律宾颁布了《禁穿华布令》。更何况没有“货币”的英国。如果听凭“自由贸易”，英国大量靠其它贸易挣来的白银就会无情地被中国吸走，其宏观结果就是造成英国国内的通货紧缩；其微观结果就是剥夺了对大机器工业的投资。英国也就不具备“经济发展”的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在这时，鸦片就具有战略意义。撇去道德考虑，鸦片的生产特性是无需复杂的技术；它的消费特性是，一旦成了它的消费者，就会持续成为它的消费者。于是鸦片贸易既一本万利，又有着稳定的且不断扩张的市场。不是随便什么商品就能担此“大任”。然而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无论是在当时（包括英国国内）还是现在，又是被排除在贸易之外的“非法物品”。“战略性的商品”和“非法物品”的冲突，在英国国内表现为国会就要不要打鸦片战争的辩论，在无政府的国际上，就是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两次鸦片战争，使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完全合法化，鸦片作为英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商品”的纪录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战略性地扭转了白银的流向。中国为进口鸦片每年流出3000~4000万两白银，而据马克思说，鸦片收入提供了英国岁入的六分之一（第28页）。鸦片从中国的货币体系中抽血的同时，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


退一步讲，即使不谈鸦片的非法性问题，当时的英国也很难与现代意义的“自由贸易”沾边。它的所谓“自由”，大概第一是要打破在它之前的欧洲强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对贸易的垄断，第二是打破政府对贸易的垄断。只是到了鸦片战争的前夕，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才将销售鸦片的权利“自由化”到散商那里，却仍然保持着强迫印度农民生产鸦片的垄断权。与东印度公司相比，“广东十三行”毕竟是获得特许权的多家私人商号，特许权只涉及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大宗商品，并不垄断其它商品的贸易。尽管这些特许商号共同成立的公行有价格卡特尔之嫌，但其主旨仍是行业自律，以致其“行规”开头就说“中外一家”（ Foreign and Chinese are of one family ）。至于关税率，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据林德特等人的《国际经济学》，英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还高达30%以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54页），比当时中国官方规定的2%（据马士资料）~5%（据张晓宁估计，第125页）的关税率高了许多，显然远不够“自由贸易”的标准。


传统中国作为一个超越国家的文明，一直是开放海外贸易的。据鲁传鼎的《中国贸易史》，汉唐以后，不独长安、洛阳商贾云集，而且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以至扬州，也都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进口关税率时有不同，但多为6.7%（粗货）~10%（精货）（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第1 ~ 30页）。历朝中国政府基本没有重商主义的概念，他们开放贸易也并非信奉“自由贸易”；而是对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外则要“怀柔远人”。但由于清代只开广州一关，且十三行制度仍有垄断性质，加上吏治腐败，经常出现在关税之外加征规费和勒索之事。据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记载，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都曾直接干预过广东海关勒索外商的事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69~70页，第92~98页）。明清以后，政府也不时设有海禁。然而这并非想搞“贸易保护”，而是因海盗所致。明时海盗多为“倭寇”，清初为台湾郑氏集团，后来则与西方有关。事实上，欧洲的商人多出身海盗，后来也是亦商亦盗。当时经常有装备大炮的“商船”开入中国的港湾，致使清朝政府采取“不得不防”的态度。这些海盗不仅不受本国法律的约束，却经常是本国政府的座上宾。英国王室与海盗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例如伊利沙白女王在海盗德雷克那里持有股份，在一次对西班牙商船的成功掠夺中，女王分得了25万英镑。这部分钱为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初始资本（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280页）。海盗德雷克也被加官进爵，官至海军中将。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用大炮护送的鸦片走私，与其说是“自由贸易”，不如说更像海盗行为。


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贸易政策才确实开始走向了“自由贸易”。但这时英国已经用“不自由的”暴力手段搬倒了两个昔日的经济巨人；并且为了这一天，如果从1700年算起，它已经实行了几乎一个半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到了该考虑克服该政策弊端的时候了。尽管中国的实力不是一下子能被打垮，但这条龙的脖子已经被勒住了：被强加的5%的条约关税率。而英国的关税仍然由自己做主。实际上，英国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是漫长的，直到1900年左右，英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才降到约5%；甚至在1860年左右，这个数字仍高达15%。而到了20世纪大萧条时期，这个数字又回升到了20%以上。因而英国式的“自由贸易” 理想还有一层含义，即在贸易对手被强加低关税率的同时，自己保持较高的关税率；如同对待被殖民的印度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样。

节选自盛 洪——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二者可以共存。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和如今美国的所谓民主国家概念一样。盛 洪要求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对地球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才承认其为自由贸易这绝对是不现实的，恐怕到今天也没哪个国家能做到。

李鸿章给当时的满清带来多少国利？微乎其微！发现总有人说他的悲剧是满清无能造成的，却从不他本人的人格思想上分析。

那林则徐呢？不也一样吗？即使英国人希望能跟中国自由贸易，但他们选择的是打，但任何平等贸易都需要用实力说话，而不是靠放弃任何武力准备光靠用谈判说话。

[quote]原帖由 [i]首席屠宰官[/i] 于 2008-3-22 12:18 发表

郭嵩焘太超前了

就像现在那个性学家李银河，她的言论放在20多年前，肯定抓起来以流氓罪给枪毙了 [/quote]

我觉得李银河完全是狗屁胡说，一知半解吧。

可以啊，你可以奉行你的观点，但是你必须私人的进行不侵犯他人咯。~哈哈。

还没听说过公开聚众OOXX不能拒绝的，这就好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烟酒文化，好象是自由，实际上对其他人的不自由。
其他人被迫吸烟，被迫喝酒。

而且不认同你这种观点的人老婆有随时被勾走的危险。所以您这种公开这种观点的，我想并不比传播黄片危害小。很多少年儿童都能看到类似的话题节目。

他们要坐牢，李银河呢？？

[quote]原帖由 [i]关内侯[/i] 于 2008-3-23 06:57 发表
李鸿章给当时的满清带来多少国利？微乎其微！发现总有人说他的悲剧是满清无能造成的，却从不他本人的人格思想上分析。

那林则徐呢？不也一样吗？即使英国人希望能跟中国自由贸易，但他们选择的是打，但任何平 ... [/quote]

赞同。我觉得大家没有高估林则徐，此人也不是没头脑就打的主。还是想了一些对策的。
我觉得谈判还是要实力说话的，即使忍让，但清朝可能衰败得更快。

李银河的观点我觉得是看书和网聊得来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专家太多伪的了。~~~

李银河这么说，实际这么做了么？我并不是反对她，我觉得做研究来说他太肤浅，做访谈节目她又不够时尚。
博出位的人而已。

换偶对夫妻感情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吧。跟吃药丸喝酒的意义差不多，一种娱乐形式而已。如同去嫖。
而且既然法律道德规定的夫妻的义务，我觉得也不太适合这样做。还是未婚的人做这些比较合适。
（但是现在的舆论环境男人一旦上床了就离弃被渲染成很没责任感，这种情况实现可能么？？）
我觉得两个人上床，即使是妓女也至少有个基本的认同吧（妓女至少是没病，没虐待癖好）。

每个人都有底线，底线不同而已。我反对高唱主旋律的专家，但对他这种所谓的反思，我觉得和色戒差不多，拿色情做噱头而已。~

[[i] 本帖最后由 phoenixdaizy 于 2008-3-23 08:56 编辑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