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真 与 造 假

[size=5][b][font=黑体]求 真 与 造 假[/font][/b][/size]
——看电视片《发现黄帝城》有感

曲辰

看完了电视片《发现黄帝城》，心中感慨万千，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交织在一起。要说这个电视片的最大特点，就是求真与造假之间的斗争，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size=4][font=黑体]一、 求真与造假[/font][/size]

历史研究，考古研究，都是科学研究。他的特点就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一切科学手段，通过辛勤的劳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尔后，总结出对我们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有用的经验与教训。这方面的劳动特点，就是四个字：无私奉献。

造假活动，贩假宣传，都是为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真伪。他的特点就是制造伪货，以假充真，通过巧言哗众式的宣传，将毫不值钱的破烂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它的活动特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沽名夺利，无法无天！

常言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电视片发《现黄帝城》就是求真与造假的混合物，表现的是求真与造假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绝不仅仅存在于实践活动之中，而且在语言表达方面都极为显明，它强烈地贯穿电视片的始终。对《发现黄帝城》中求真与造假的两个营垒中的人们，都用肢体与语言作了宣誓，内行人都读得明明白白！

先从总体上说：五集电视片的第1、2、3、5集，基本上是属于求真的内容。但其中亦夹杂着造假；第4集只有开头一小部分是真实的，其余关于蚩尤之死、葬的问题，全是任昌华既当编剧、又作导演、更是演员、还兼作解说员的一个造假与撒谎闹剧；若从片子中出现的人物上说，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系教授王北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王震中、国防大学的房立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谢飞、孔哲生、李珺、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的朱泓、李惟、段然慧、崔银秋、周慧、万诚，张家口的曲辰，这些人们，都是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科学手段，进行历史、唯物、辨证、求真的研究；而涿鹿县前县委副书记任昌华、前旅游局副局长赵育大，则是在千方百计造假骗人。

涿鹿这两个人在黄帝史事、遗址、遗迹等方面的造假宣传有：

一、不顾历史地名、历史记载、出土文物和出土文字之证，硬将历史上著名的、与黄帝泉相距七华里的阪泉来个合二为一，说“阪泉亦名黄帝泉”；

二、硬将历史上著名的历山说成是黄帝合符的釜山，还制造了一个假“兵符”，任昌华拿在手里表演说：“我就是从这个地方发现的，当时就在这儿放着……它应该叫合符石”。此时的所谓文物上所见阳纹为一个王八，当他用眼瞟了一下右手的石块，随即翻过另一面刻有一个似双叶幼苗的图案时，又说：“这上面刻有明显的花纹……”但是，任先生做了有意的忽略，没有介绍是什么花纹；

三、为了按他的臆想说釜山像一口倒扣的锅而得名，又说这倒扣的锅是因人工修筑的三层坛而形成的。但实际地形根本不是如此，这时画面上出现的，是几年前印一个对外宣传画册上的人工画与背景真山经电脑合成的假照片。其造假手段的拙劣，一眼就可以看出。（在那次造假宣传中，才造出了任昌华手里拿的那块假“文物”，还有将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陶盆、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盘龙陶盘、内蒙古红山文化的玉龙等都印到这个画册上，说是涿鹿的出土文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一个会上广为散发，考古学界对此印象深刻）

四、在《发现黄帝城》的第四集中，除了赵育大领着龙王塘农民，在蚩尤北寨挖掘出北魏古砖等是真实的外，其余的全是胡编故事、造假文物、蒙骗世人！

五、编造假蚩尤墓。中国最早的古籍《归藏》、《山海经》、《周书》等，都有明确的记载蚩尤被杀之地距青丘（后世又称“轩辕之丘”、“涿鹿”、“涿鹿故城”、“黄帝城”）不远，只是一些不读书、不研究的人们，由于无知，便进行无意或有意的编造。三国时候魏国刘劭、王象，宋代的罗泌、沈括，都有无知的附会；今涿鹿县的任昌华、赵育大则是开动脑筋，驰骋想像的一种刻意编造。为什么？原因就是蚩尤的葬地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官厅镇二堡村南、八卦村西北，墓冢共两个，东西向排列，现保存的封土直径45公尺左右，高约7公尺左右。1982年张家口地区进行文物普查中进行了地表查看，并在《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资料集》中有列表登记。因为这不在涿鹿县辖区之内，涿鹿县负责旅游开发的任昌华就不宣传、也不让人们参观、了解，而是进行指鹿为马的编造，先是一直指保岱村北的一个古墓为“蚩尤坟”，我说那个墓从外表形制看，与小矾山村南的一样，极有可能是汉墓。此后，他就将“蚩尤墓”编造到了塔寺村：

⑴ 编造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写了一篇《蚩尤坟考》，印成册子广为宣传。而由于自封为“历史文化学家”的任昌华、赵育大，虽负责黄帝城等遗址开发宣传已长达15年之久，至今还闹不清黄帝、炎帝、蚩尤出生在何处？为什么打仗？从哪里打起？在哪里结束？这涿鹿两战中，哪一战在前？哪一战在后？各自战场明确地理范围如何？其详细战斗过程如何？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两战对中华民族所起的深远历史影响是什么？都是统统的不懂，而是信口胡来。这样，其所编的故事，自然也就违背历史常识、地理常识、自然常识、军事常识、民俗常识、建筑常识，我可以指出它几十个极其明显的露洞！

⑵ 在任先生、赵先生的思维中，好像没有墓碑不足以为证，就将别处的石碑磨掉原先的碑文，然进行做旧处理，再用汽车运到塔寺村立在那里，运的时候从塔寺村上山，汽车差点翻了。——殊不知，不树碑倒好，就这块石碑往那里一立，更在电视上一宣传，恰好等于自己承认了自己在说谎——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⑶ 指自然山包为“坟”,假如稍加试掘，就会露馅：因为那下面不仅毫无夯土可见，而且全为自然岩石层；

⑷ 塔寺之塔，建于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是为埋葬禅寺一位老和尚而建，此处原未有居民，更无所谓为蚩尤的“看墓人”，此处的居民始有于宋代，村名实系依塔、按寺而为称呼。而根本不是先有村庄，后有寺庙。

⑸ 所编造的蚩尤逃跑方向、如何死等，违背历史记载、违背历史遗址之证、违背军事常识：综合《山海经》、《归藏》、《周书》的记载，导致蚩尤兵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轩辕黄帝以自然之力为兵。黄帝言：“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① 当蚩尤“登九淖，伐空桑”②从山东曲阜南打败炎帝，将其一路追杀到有熊国都青丘邑（涿鹿故城）之下，“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③的过程中，黄帝就令“应龙处南极”④（怀涿盆地最南之灵山北麓）灵山河谷的水关，“应龙蓄水”⑤准备以水兵；当黄帝抓住战机，将蚩尤装进灵山河谷的口袋阵，并封锁山谷后。黄帝就利用怀涿盆地常常出现先大雾、后熊耳山戴云帽，云帽升空就天降暴雨的地方性小气候变化规律，大雾天用指南车，黄阳山卧云升空，天降暴雨之际，就让应龙掘坝放水加大山洪流量，水冲建于灵山河谷中的蚩尤城，致使“蚩尤城，城无东面”⑥城郭，蚩尤策马外逃至黄帝封锁山谷的八卦阵前，拽断了马缰绳，落马被杀。这，就是古籍记载黄帝有景云之瑞，“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所，有葩华之象”⑦黄帝合符釜山，建立大一统国家之制后，以云名命官，“故为云师而云名”⑧，“黄帝（将蚩尤）杀之于青丘”⑨，命其地名曰“绝辔之野”⑩等一系列记载的历史依据。任昌华的编谎，都正好与此相反！

[size=4][font=黑体]二、求真难，造假易[/font][/size]

研究和解释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必须用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思想方法求历史之真实，这是一项专业性极强而又非常艰难的工作。《发现黄帝城》的第五集，关于河北阳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据与研究，就强烈地表现到了求真的科学性、严谨性、以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艰难性。首先，在同一遗址上，既有房屋遗址，又有墓葬，二者重叠，呈现地层打破关系。如此，要确认房屋与墓葬的年代的孰先孰后，就全靠考古工作者的丰富经验与细心操作了。因为两者都表现为熟土层，土质、颜色的区别都不大。若地层打破程度又不是很大时，稍有疏忽，几手铲的清理操作，就有可能将历史遗留下来的证据毁掉；而要确定其墓葬属于母权制还是父权制时代，则必须依靠线粒体DNA测定研究了。

我对黄帝史事遗址的研究，兴趣产生于1958年涿鹿县举办的一个展览会，展览的其它内容至今已完全部忘记，但有一张照片、一橱实物，至今记忆犹新：在同一展室，其展室中间有一橱从黄帝泉中挖出来的金元宝、银元宝，和各种铜钱，它们不仅年久远，而县来自全国各地，最近的地方是蔚州，远处的有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因元宝上造有某某州、郡、某某年祭祀的文字。为什么那么遥远的人们要来涿鹿祭祀一处泉水？这明显与黄帝有关；而在展室门口的墙壁上，则是离我老家很近的窑子头村山坡上的半截汉代残塔，我每次进城路过窑子头村，都能看见它……出于好奇，从此我就利用一切途径收集黄帝、尧、舜的史料，想弄个究竟。到了1993年春，我从正在劳改的矿坑之中奉命到温泉屯工作，从此也就花去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勘测、研究与黄帝有关的遗址遗迹了。我对黄帝史事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推翻千年误说，确定黄帝葬地桥山在涿鹿；推翻《水经注》关于“张公泉”的误说，还“阪泉”的本来面目；以及为釜山正名等。

进行野外调查，不仅艰苦，而且有时还有性命危险。桥山相关遗址、遗迹就是我用近百次的对温泉屯以南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头、山沟，一步一步、仔细勘踏得到的。有一次是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我为了稍微避点烤人的热浪，中午时分就走山背阴，因背阴比阳坡凉快，而且一般情况下没有蛇。那是在桥山主峰东面约十五六里的地方。我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看有无文物古迹之类残存迹象。咦？怎么在这远离耕地十多里的深山上，竟长出了一丛黍子？于是，我就加快步子往前走，一是想琢磨一下这黍种的来源，二是想躺倒在黍丛下面趁一会凉。当我走到离黍丛约两公尺时，噌地一下，从黍丛下窜起一条大黑蛇！蛇身挺起有一米多高，蛇头直冲我吐出分叉的长信快速地伸缩着，我一下惊得六神无主，想倒退逃走。但是，我却动弹不了，浑身僵得像被木橛子钉在那里一样！我只剩下眼睁睁地瞅着它如何扑过来咬死我的份了。这条大黑蛇呢？它也没有任何大动作，依然是扬着头，口吐长信，与我对峙着。就这样，大约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大黑蛇的头稍微往一边扭过去，那一丛黍子也开始晃动，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蛇的大部分身子全盘绕在黍丛下面，它在慢慢地一点点松开那绳饼般的缠绕，当黍丛下面的蛇身将要松开后，那高扬的蛇头一低，从容地徐徐离开，我目送着它，直到看不见时，唰的一下，全身上下都冒出了冷汗！我低下头，让头上的汗往下掉，很快，地上就湿了一片。这之后，我一屁股坐在山坡的柴草地上，浑身软得像一潭稀泥……

而造假活动，则是非常容易的：它既不用调查，也不用研究，不需要各种科学知识与科学手段的应用，更用不着各个方面的历史文献辨析，只按着自己的需要，去胡编个故事，制造几件假文物就行了。

[size=4][font=黑体]三  求真难，被推翻也难[/font][/size]

求真难，但得出的研究结论被推翻也难。比如关于黄帝葬地桥山问题，在我之前，人们都认为陕西中部县北三里处是黄帝葬地“桥山”。因为，那里有明代以来的祭祀碑文，有宋代的护林碑文，还有伪造的黄帝墓、汉武挂甲柏、汉武祈仙台帝等等，现在是国家每年祭祀黄帝的地方。

但是，我从《山海经》、《诗经》、《楚辞•天问》、《史记》、《前汉书》、《魏书》、《宋史》、《辽史》、《元史》、《明史》、《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历史文献辨析，甲骨文、金文考释，以及地名学、历史地理沿革、民谷学、文物古迹遗存的发现与出土文物、文字研究等方面所做出的桥山就是《山海经》里所记的“穷山”，商代君主所祭的“先穹”祖庙其地在今河北涿鹿县里虎沟村南之山。坐落于小矾山村东北的黄帝庙遗址，按其遗址出土的石斧、地面散布的龙山黑陶判断，其建庙时间应在夏代之前，与今窑子头历山尧庙、舜庙、瞽叟祠建立年代一致。这此建筑物，在汉、魏、辽等不同年代都有重建，其文物的地层叠压就是明证。并且，我将有意和无意地制造出陕北盘龙山、中部县、甘肃正宁县、子午岭“桥山”的班固、魏收、萧德言、李吉甫、王钦若、杨亿等人相继笔移大山的不同历史原因都说清楚了。当我的学术论文《桥山考辨》在台北的《历史》杂志一经刊发，美国以及东南亚华文刊物都相继转载。当我在网络论坛上贴出后，我在网络上就见到有陕西人也发表文章，认为黄帝葬地在河北涿鹿可信，在陕西不可信。

造历史之假，任凭他是帝王将相，抑或名人显贵，国为其一违背历史常识，二难有古代文物证明，任其事经几百年、上千年，也是经不住历史的考验的，也是会被轻易地推翻的，而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还原历史以真实的结论，就是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做出的，它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科学的文物年代测定的，因而也是难以推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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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造假易，被否定亦易[/font][/size]

造假易，被否定亦易！因为，假的就是假的，它永远都变不成真的而被世人承认。骗人，也就是骗人一时，欺骗不了久远！就在《发现黄帝城》刚播出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郑光先生就打来电话：“曲辰啊，你看中央电视台10频道播的《发现黄帝城》了没有？”我答：“看了。”郑光提高了嗓门质问：“你们这是闹啥呀？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造假？也不嫌丢人？嗯？你看看任昌华手里拿个伪造的、上面清清楚楚刻有龟纹的石块，说那是什么‘合符石’！他是不是认为全国人都是傻瓜？只有他一个人‘聪明’？…… ”

同样的道理，任昌华、赵育大硬说，黄帝泉和阪泉是一个泉，“阪泉亦曰黄帝泉”，那好，请涿鹿县文博馆馆长陈信先生，从保险柜里将上四堡村李仲祥家挖地基挖出的元代郭荣改葬墓中的地劵拿出来，读一读文字记载中的“阪水弥勒寺”寺址方向，再到上七旗村口不远的、至今还叫“弥勒寺”、曾经出土诵经法器、一大缸铜钱的地方对照一下，到上七旗村验证一下阪水弥勒寺的“尊胜陀罗尼经幢”，以及涿鹿县人民政府在上七旗立的“阪泉”石碑，就知任昌华、赵育大在一贯撒谎了。

至于塔寺有什么“蚩尤墓”的一大串谎言，更是破绽百出，经不起一驳：

① 历史记载是应龙蓄水加大天降暴雨时的山洪流量冲毁蚩尤城，使其兵败而逃的，而任昌华、赵育大的胡编，则蚩尤不是避开山洪、向大道突围逃走，反而成了在灵山河谷逆暴发的山洪而上，向无路可逃的灵山高峰行进，这有可能吗？应龙是从灵山方向向北杀奔灵山河谷谷口处的蚩尤城的，按任昌华的编造，蚩尤不是向北突围逃向通往山东方向的大道，却正好朝应龙杀奔而来的强军迎面而跑，去自投罗网！——这难道不是一种荒唐的解释？

② 蚩尤，是奔至防止蚩尤外逃、布于大道上的八卦阵前落马被杀，因其离有熊国都青丘很近，故《归藏》言“黄帝杀之于青丘”。而且，此处有八卦古地名、古道路遗迹、古蚩尤墓为证，而任昌华、赵育大的胡编，则葬蚩尤之地已远离蚩尤城四十里，到了东灵山。这在军事学、地理学、文献学的解释上，都是一种笑话！

③ 至于从山外用汽车拉来石碑、指金代砖塔、顾老农公开说谎，则更是违背最起码的历史常识！石碑的出现不过两千年左右，塔的建造是依佛教传入中国为始，用距今八百四十八年前纪念一个和尚的建筑物，拿来为四千七百年前的蚩尤之死作证，正好成了传播于国内外的风马牛之笑谈！
我们仔细地观看任昌华既当编剧、又做导演、亲自当演员，还兼解说员的闹剧拍摄中，大约其稀奇古怪，也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编辑的怀疑。所以，我们就不断听到陈俊先生以画外音在向画面上手扶石碑的周德瑞追问：“这里埋得是谁？”
“蚩尤。”周德瑞稍有迟疑地回答。
“谁呀？”
“蚩尤！”
“您听谁说这是蚩尤坟？”

造假易，被否定亦易！从东汉起，经北齐、唐、宋、明各代帝王、史官、文人的相继造假，尚且不值经过认真研究而求实的一驳，任昌华毫无历史常识的编谎，又能骗得了谁呢？既然所编谎言骗不了人，我以为还是不编谎为好，编了空落个笑料于世上！

[size=4][font=黑体]五  建设与破坏[/font][/size]

用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以求历史之真实，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建设；而编造谎言，制造假文物，随意解释历史，就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对此，我们举两个例子就可以明白。

Ⅰ涿鹿两战：涿鹿两战性质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战场不同，但却有其历史性的因果关系，对黄帝后来制定治国方略影响极大，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形成影响极大。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这个描述，是依其古战场的地理位置在涿鹿山北、涿鹿城南、涿水河两岸，在这个战场上，黄帝是住在古有熊国都青丘中；蚩尤是驻在其临时修筑“蚩尤城”（《山海经》记之曰“凶黎土丘”）中。黄帝的军队饮用的是黄帝泉水；蚩尤的军队饮用的是蚩尤城中的蚩尤泉水。此时的炎帝屯军于涿鹿山下的阪泉河谷中，与蚩尤城隔一道山梁。其军队饮用的是阪泉之水。

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既有内在的因果性联系，又各有自己的不同性质，无论战争对象、战场范围、战争手段、战争结果、对后世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正因为从北魏以来，很多人们并不知道阪泉的具体坐理位置、阪泉之野的战场范围、以及它与涿鹿之战的因果关系，很多人都以为孔子、司马迁述史有误，将涿鹿一战记述成了两战，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便是如此。他说：“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史记》自‘炎帝欲侵陵诸侯’，至‘三战然后得其’，凡五十六字，殆别采一说，而夺一曰二字；抑或后人记识，与元文相混也。”  这也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个缺失，一个错误：一个缺失，是没有将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因果关系说清；一个错误，就是将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的时间先后搞错了，作了颠倒性的记述。

我们通过应用史事文献辨伪，历史地理记载分析，地名学研究，民谷学调查与研究，出土方物和出土文字记载的实证等综合研究，确定了阪泉的地理位置，阪泉之野的古战场范围，以及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内在联系，就是一项重要的古史复原性重建，这对于黄帝史事研究，对于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建设性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而为着某种眼前的、无知的思维，硬要不顾历史事实、地名事实、历史文献记载的事实，以及至少已有三批出土文物、和郭荣元代改葬墓“地劵”文字记载，大睁双眼说瞎话，将阪泉与黄帝泉合二为一，事实上就将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合二为一了！这样，对涿鹿历史遗址开发利用，减少了景点，解说古战场中因自相矛盾丧失可信度，对于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平空里给后来的专家、学者制造困难，这就事实上是一种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人为破坏！

Ⅱ釜山与历山：黄帝合符在釜山，亦就是现在的矾山镇；舜耕作于历山，此山距釜山60多里，是炎帝焚林垦荒之处，本名龙门山。因炎帝焚山垦荒，初命称曰“烈山”，到了记载炎帝之子柱继父而耕之事，就记为“厉山”，记载舜耕，就书作历山。这个山顶上至今有耕地四百亩，故称“四顷粮”，山西面1958修的一个彻底破坏了涿鹿古景“龙门叠翠”的无用水库，仍依山名，而称“龙门水库”。此山原建有唐尧庙、虞舜庙、瞽叟叟祠。山东南的古潘城原是尧、舜都城。这些，有关古籍记载得非常明确，现在，历史遗迹很多，但它是唐尧、虞舜史事的见证。任昌华硬要将此山说成是黄帝合符的“釜山”，这不仅又减少了一大批涿鹿可供开发利用的古遗址，而且又一次严重地破坏古史系统！这对谁都是没利的！

求真与造假，是对立的。正因为如此，这两者就很难捏合在一起！在电视片中李珺面对观众朗声道：“我搞了这么多年考古，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任务这么明确，几乎是在完成一个政治任务！这使我感到压力很大！”我是远远不如李珺的，我哼哼叽叽说了一气关于上七旗阪泉出土文字记载，结果又给任昌华指黄帝泉为阪泉作证了。看来，这掌握了公共权力说谎话，任凭普通百姓再反对也不顶！除非像人家郑光与李学勤那样的人：此片拍摄前，因为我知道片名不是《三祖文化》，便建议电视台一定要去找郑光、李学勤二位先生，并提供了两位先生的详细住址，电话号码。还嘱咐陈俊什么时候给李学勤先生家里打电话合适。陈俊先生也不止一次拜访了两位先生。但是，两位先生就是没在电视片中露面。十多年来，任昌华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宣传李学勤先生支持他为蚩尤“平反”，对此，我在别的文章中说过，任昌华找李学勤先生，是我领着他先到孟世凯先生家，然后一块去的社科院历史年所会见李学勤，其时还有历史研究员罗琨。所有谈话我都在场，我怎么就没听见为蚩尤平反的话？但是，有些人就相信任昌华的谎言！

注释：
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 ⑨ 《归藏》。
③ ⑩ 《周书•尝麦解》。
④ ⑤ 《山海经》。
⑥  《水经注》引《晋太康地理记》。
⑦  《古今注》等。
⑧  《左传•鲁昭公一七年》。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wacko:有一个周老虎事件．
看起来曲先生是用真名上网啊．电视里也应该是您自己吧．

回先生问话

[quote]原帖由 [i]冒牌的冒牌[/i] 于 2008-3-21 12:06 发表
:wacko:有一个周老虎事件．
看起来曲先生是用真名上网啊．电视里也应该是您自己吧． [/quote]

回先生的问话：老朽木纳，第一个问题，不知“周老虎事件”何所指；第二个问题，我在拙文中说：“我是远远不如李珺的，我哼哼叽叽说了一气关于上七旗阪泉出土文字记载，结果又给任昌华指黄帝泉为阪泉作证了。看来，这掌握了公共权力说谎话，任凭普通百姓再反对也不顶！除非像人家郑光与李学勤那样的人：此片拍摄前，因为我知道片名不是《三祖文化》，便建议电视台一定要去找郑光、李学勤二位先生，并提供了两位先生的详细住址，电话号码。还嘱咐陈俊什么时候给李学勤先生家里打电话合适。陈俊先生也不止一次拜访了两位先生。但是，两位先生就是没在电视片中露面。”

这是已经明确告诉了先生的。

想来周老虎事件，应该是指的前段时间周正龙伪造老虎照片一事，这也是一次典型的为了地方利益而实施的学术造假，老先生可以了解一下。:mellow:

看了先生此文，去找了这部片子来看，老先生滴虚怀若谷，求真务实精神，令人钦佩。不过现时总还是有许多人，会用了文化的外衣，来赚取阿堵物:mellow:

感谢水镜门生先生！

非常感谢先生的鼓励！

现在，金钱介入了学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错误口号的影响下，学术做假、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已泛滥成灾，到了害国、害民、害后代的严重程度，对此，亟待通过立法进行解决！

察炎黄之争   考蚩尤本据(2010-04-11 16:43:50)转载标签： 杂谈  
    在史学界，关于炎黄之争的史实，由于历史久远、势异物迁，简册又语焉不详，且多凭口耳相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扑朔迷离，真伪莫辨。历史学者经过多年深入研究，先从辨明当时的地理位置着手，考证它的处境和范围以及有关的地名演变情况，再与当时的历史活动进行合乎情理的衔合。这样，虽不中，亦不远矣。
    那么，炎黄之争、逐鹿中原时的中原疆界究竟有多大呢？相关史册没有记载，传说也属阙如。通过采用“以今证古、依后度前”的方法来推断。据《史记•殷本纪》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东为江，西为河，北为济，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的情况看，所说之“北为济，”即禹在当时的中原北部治理了今山东省济南市北郊的济水（今之黄河）；“西为河，”即禹在当时中原之西部治理了河洛（黄河、尹、洛等）流域；“南为淮，”即禹在当时中原之南部治理了淮河流域。至于“东为江，”并不是说禹治理今天的长江。否则，就应当说是“南为江”而不应说是“东为江”了。
    《风俗通•山泽》释“江，公也，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凡有多水流入之河，皆可称江。大禹当时所治理的江水，是由沂、泗、睢（古相水）、沭等多水汇集，从山东省曲阜南流，经今宿迁、泗阳入淮，纵贯于当时中原的东部，与济、河、淮共四条河流即“四渎”，构成当时中原的框廓。这就是尧舜时期的中原政区，至夏商之际，汤放逐夏桀，也仅能远至于皖北之巢地。而没有能越过今之长江。
    历代华夏疆域范围，犹如滚雪球似的由小而逐步扩展壮大的。在尧舜之先的炎黄之争年代的中原，充其量也不会大于这个范围。这就可以论定炎黄之争的活动场所，必当不会超出“江、淮、河、济”这个流域范围。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两帝发生过的涿鹿之战，大家更是印象弥深。然而，对当时的战况过程，却因疆域不明而众说纷纭，差异不一。很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以求究竟。
    炎黄二帝皆神农氏族，故有炎帝及黄帝为兄弟之说。《世本•帝系篇》说：“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早期的炎帝，“娶奔水氏女听言夭，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周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而蚩尤亦“炎帝之裔也”（《路史•后纪四》）。据此可知，榆罔、蚩尤及轩辕氏乃同时代人。至炎帝哀，神农氏已呈现出衰落之势，当他禅位于榆罔为炎帝之时，为防世道继续衰落，帝哀特制订《建典》规定：命炎（赤）帝榆罔的职权是惩治心怀异志、不守法度的官员（二卿）；同时又命蚩尤居于其本据少昊之地（这是周人引述蚩尤死后之地名，在今江苏省宿城区郑楼镇西古城为中心的附近地区）监察天下四方。榆罔管理朝廷，蚩尤监察四方。可见两人的权力是不相上下的，而前者亦属后者的监察范围之内，如果炎帝行使职权不妥，则蚩尤有权对之“监察”。
    老炎帝“哀”既立榆罔继承帝位，又为什么在《建典》中，赋予本族的蚩尤以这么大的权力？盖因榆罔是合法的继承人，但又知榆罔并不是理想的人选，为保证炎帝族不致继续衰落下去，故特立《建典》命英明干练、励精图治的蚩尤来监督榆罔，意在使榆罔有所警觉而不敢懈怠和为非作歹。万一不行，就命蚩尤取而代之，以确保炎帝族永盛不衰。这就好像后世三国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后人把生产、科技都有卓越成就，而且“威振天下”的蚩尤说得那么坏，都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顺风倒”观点在作祟。
    不出炎帝所料，榆罔继位后，背判《建典》训诫，行为放纵，“诸侯携贰，胥伐虐弱”（《路史•后纪四•炎帝下》）而大失民望。负有“以监四方”之重任的蚩尤，应民之请和履行《建典》所赋予的责权，遂率领九夷部众，“逐榆罔而自立，（亦袭）号炎帝”（《逸周书•史记解》）。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注谓：世居后为少昊之地的“九黎之君”——就是“蚩尤，古天子”。如此看来，蚩尤应是继榆罔之后的第九代炎帝。
    时至周代，又在蚩尤都城处置犹国（《路史•周世国名记》），盖取九（音求）夷、九黎及蚩尤之谐音。当时的国境，含今泗阳（东至海）、泗洪及宿迁之南半部。九夷或称九黎，“九夷之国”，“实在淮泗之间，北与齐鲁接壤”（《墨子间诂•非攻中》及注）。九夷，因处淮泗一带，故又称淮夷，正当江水下游入淮之处。纵贯当时中原东方的这条江水，因为时隔久远，名称变动频繁，史册已无直接而明确的记载，必须曲折地追索，才能知其梗概。
    《汤诰》已为江水认定为当时中原的东界，而这里的地图上并无江水之名。纵贯中原东界的河流，只有沂泗合流而入淮之水。是不是江水，还须找出依据才能认定。《仪礼•士丧礼》说：“贝三实于笄”，郑玄谓：“贝，水物，古者以为货，江水出焉”。贝货既然处于江水，那就要考证产贝之江水的具体位置。晋•干宝说：贝“产乎东方，……乃于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贝”（《周易集解•震》），即江水、淮水之汇的地方产贝。《尚书•禹贡》进一步说：“淮、夷蠙珠暨鱼”，孔氏《传》谓：“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鱼”。这儿又把江水之名演变为夷水了。这个地方也就被称为淮夷之地，其汇淮之夷水，后又叫做沂水，由山东省淄博南流经宿迁与泗水合，南又有古（汴）、睢（相）水汇入，经宿城东境之犹国都古城，南入今成子湖（古泗水故道）汇淮，构成当时中原的世界，这就是古禹所治理的江水。古之江水后来演变为夷水、沂泗之水的脉络就是如此。
    当时蚩尤既逐走昏帝榆罔，遂移居帝都涿鹿（今徐州）而袭号炎帝。《世本》说：“涿鹿在彭城南”，属今徐州，地处当时中原（天下）之中。榆罔不甘从涿鹿被逐北走，而西去求救于轩辕氏。轩辕居今河南省新郑地方，早“欲陶（化）天下而以为一家”（即想统一华夏，见《管子•地数》），当即欣然起兵，沿大河东进，至今山东东平，与榆罔残部汇合。炎帝蚩尤率众出击，迎战轩辕于涿鹿之野（国都百里以外称野）——今山东省东平一带，当时就被称为涿鹿之野。
    蚩尤部族武器精良，英勇善战。故轩辕之师“九战九不胜”，说明蚩尤还是很得人心的一代帝君。轩辕既难取胜，一方面去泰山求救，得玄女授以战法，另方面凭借广阔的后方，不断增加援军，而蚩尤部族孤军深入，后援不继，众寡悬殊，战局由胜转败，酋帅蚩尤不幸被应龙擒杀，头颅被轩辕埋于营垒之后的东平北寿张县阚乡城中，残躯被抢回葬于蚩尤营垒后之——东平南钜野，因“身体异处，故别葬之”（《皇览•冢墓记》）。由此可见两军在东平对垒之形势——轩辕营垒在北，蚩尤营垒在南。酋帅蚩尤既殁，所部后退至南面涿鹿都城（今徐州）再战，仍不胜，继续南退至江水（今宿迁）之蚩尤本据。
    轩辕既然“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而不是为恢复榆罔的帝位，当然要乘胜追击，直逼蚩尤本据之北大门——今宿迁城北之釜山，轩辕之各路大军会师——“合符釜山”（《史记•五帝本纪》），两军相接，“三战，然后（轩辕）得其（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之）志”（同上书）。蚩尤部族不得不与轩辕订立城下之盟而降服称臣。其订盟处，就在宿迁城北三十里之“条约城”（地名见嘉庆《宿迁县志》）。
    从炎黄之争的进退路线看，蚩尤从江水东部之古城处发兵去涿鹿（徐州）惩治榆罔，榆罔败北，西去河南新郑，求取轩辕救兵，轩辕率兵沿大河东进，至山东之东平和榆罔之残部汇合，蚩尤从都城（徐州）涿鹿出兵，迎战至东平，与轩辕鏖战于“涿鹿之野”。蚩尤战死，头被轩辕埋于东平之北的寿张，尸体被蚩尤部抢回埋于东平之南的钜野，并继续向南退却，黄帝便造“指南车”（而不是指北车，证明蚩尤根据地在山东省以南）由山东向南尾追，再战于都城涿鹿（徐州），蚩尤部不支，又南退至江水本据（今宿迁），直到轩辕大军“合符釜山”而被迫请轩辕军队后撤，订立城下之盟投降。
    炎黄之争的进退路线明若观火，证明涿鹿不在河北省，江水也不是长江；蚩尤之本据就在古江水——今宿城区郑楼镇西部古城，涿鹿也就在今徐州彭城。对这一论证，人们很可能还会怀疑：为什么徐州不称涿鹿，而今涿鹿却在河北省之西北部呢？釜山真的是宿迁城北的釜山而不是河北省那边的釜山吗？难道这条江水（下游）确是炎帝蚩尤的本据吗？这一连串问题都可以用一个问题就能解决，那就看炎黄之争的战场范围所在——北面不过古黄河，南方不至今长江；而今河北省这涿鹿，实因轩辕黄帝立都于炎帝之旧都——徐州之涿鹿之后，即清查户籍，而“去蚩尤之凶，迁其善者于（山东）邹屠之地，迁恶者（实即拥护蚩尤的坚定派）于有北之乡”（晋•王嘉《拾遗记•高辛》）。“有北之乡”，就是今河北省之涿鹿（涿州），黄帝之所以“迁恶者”于此，是因为他认定蚩尤部乃南方之人，不耐寒冷，故迁其于“有北太阴之乡，欲冻杀之”，“以北方太阴之气，寒冻而无土毛，不生草木，寒冻不可居之地，故弃之于彼，欲冻杀之”（《诗•小雅•巷伯》：“投舁有北”疏）。虽然如此，人心仍不归顺，黄帝乃建蚩尤祠、加大蚩尤墓，按时祭奠，并画蚩尤像供奉，选拔蚩尤部的贤者为相等等收拢人心的措施，天下乃服。
    那被贬去北方的坚决拥护蚩尤的人，他们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当然是非常想念故居涿鹿的，更怀念蚩尤之君，便以新居地仍名涿鹿，以寄思乡之情，并建蚩尤祠等实物以纪念酋长。久而久之，中原情况变化快而边远之乡变化慢，加之徐淮大地迭为黄泛淤积，地貌迥异，古迹难存，又战乱频仍，破坏不堪，致中原上古涿鹿之名早变，而北地侨置之地名却未改，此乃合乎情理之事。试观美国有很多移民居邑，多袭用原故乡之名，似能以今证古，是今之涿鹿非古之帝都涿鹿明矣！《汤诰》把江、淮、河、济四大水域，分别说在东、南、西、北四方，也证明那时的国都涿鹿就在这四方之中，《世本》说在徐州彭城，是不容置疑的；后世的虞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史记•五帝本纪》），也在此附近而未得去更北。何况当时的“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地。从古以然”（《左传•昭公四年》引司马侯语）。倘若硬要说炎黄国都涿鹿，真的在此冀北寒冻不毛之地，则黄帝“迁恶者”于更北的“有北”，岂不要到长城以外去吗？那时的中原疆域能有如此之大吗？
    再看司马迁《史记》中所说的“釜山”究竟在何处？据汉•东方朔云：“东海（郡）大明之墟有釜山”（郭子横《洞冥记》引）。当时这里正属汉之东海郡。说明釜山就是宿迁的地方而不是在河北省。
    至于蚩尤之本据在江水汇淮处的今宿城区郑楼镇西部古城地方，也是毋庸置疑的。只须再看看轩辕黄帝灭掉蚩尤之后，自居于炎帝蚩尤之旧都（徐州）涿鹿，以控制新占领的中原地区，更命其长子玄嚣，代黄帝安抚炎帝蚩尤之本据——江水，坐镇于江水西岸的青阳（今江苏省泗洪县城之青阳镇），与蚩尤本据的古城——今江苏省宿城区郑楼镇西侧的古城，隔江水而相对。故后世田千秋说：“蚩尤叛父（实为有道伐无道），黄帝涉江”（诸先生《补史记建元以来诸侯年表》），即轩辕黄帝把他的势力深入到蚩尤的家门口江水地方，是具有战略性的深远意义，也说明炎帝蚩尤的本据就在今淮泗之汇处——古江水之确证。故周代在这里，取蚩尤之谐音，而建立犹国，也不是毫无缘由的泛泛之举。至此足以证明，历史上的第九代炎帝就是蚩尤，本据即在宿城区郑楼镇西的古城（亦称少昊之地）；涿鹿就是在徐州及其以南之地，为炎帝族的都城。
                                                                                   谈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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