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霸天下之仁义大旗( 春秋争霸系列文章之二）

要旨：
　 此篇是春秋争霸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全文共九千言。探讨宋襄公争霸的历史事件，并从儒，道，墨，杂家等学说的观点出发，涉及先秦
思想体系中的四个重大命题“仁义”“尚贤”“爱士”“法先王”与强国之道的关系。

说到那位高举“仁义大旗”的宋襄公，许多朋友也许并不陌生。他治国不得贤才，他治军不得精兵，他尊王没人响应，他攘夷缺乏实力，他外交没有同盟，他作战无法取胜，他越想护旗越被砍旗，连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那面“仁义大旗”都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被敌人夺走了。在后人的心目里，宋襄公沦为了一个尴尬凄凉的，可怜而又可笑的角色，独自徘徊在历史的夜空中，成为世人时而想起时而挖苦的对象。


假如公正的作一个评价的话，宋襄公其实是一位非常有贤德的领导人。他早年深受传统政治文明的熏陶，接受过以“礼乐”为核心的良好的君子式教育。当他做世子的时候，就曾向君父宋恒公请求，将储君之位让与能干的庶兄公子目夷（子鱼），因此得到了“让国”的贤名，深得国人的欢心与拥护。和“兄弟阋墙”反目成仇的郑庄公不同的是，宋襄公即位后，非常倚重他的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宋国太宰总理国政
，出征时为宋国司马统率全军。宋襄公谦和有礼，标榜仁义，兄弟和睦，君臣团结，而又深孚民望，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混沌乱世之中，犹如一股明亮的清泉流淌于干涸山涧的泥土之上，犹如一只美丽的夜莺在漆黑之夜独自鸣唱。“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这首记载在《诗经》中的殷商颂歌，激励着宋襄对先祖王业的光荣与梦想。

五霸之首的齐桓公非常器重宋襄公，视其为“重信守义”之榜样，曾经把齐国世子姜昭继位之事拜托给了宋襄公。

公元前642年的春天，五块陨石带着火焰划过天际坠落到宋境，湖泊之中的六只鹢鸟逆飞过宋都。这些怪异的事情，使宋人议论纷纷。宋襄公寻问来访的周王室内史叔兴，此事到底主何吉凶？内史回答道：今年鲁国将会有大丧，明年齐国将会发生动乱，君公你将可以得到诸侯的拥护。”宋襄公听后非常得意，内史退下告诉别人道：“君公这话问错了，这些都是自然之事，并非吉凶之事，吉凶由人不由天，我不敢违逆君公。”

公元前643年，管仲与桓公果然相继去世了，齐国五公子并立，各占宫殿一隅，相互厮杀，齐国举国五分，路上行人断绝。宋襄公认为这就是上天送给他的那个机会，遂以齐桓遗命为号召，首倡义兵，领导诸侯联军护送公子昭回国。当宋国大军两败齐师，浩浩荡荡进入齐都临淄的时候，宋襄公一生的荣誉与事业达到了一个顶峰。从此，这位可爱可敬的自以为得到“天命”的宋襄公更加踌躇满志飘飘然了。

　在春秋时代，宋国是仅次于齐国的富裕国家，这一次又成为了战胜国，在政治军事上大出了一回风头，维护了国际道德规范。宋国领导人在烈国中爵位最高，是仅次于周天子的公爵。宋襄公觉得自己有资格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他迫不及待的想使宋国完成从经济强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全新一代的国际秩序维护者。


正如同许多政治人物的通病一样，宋襄公也非常钟情于一些虚无缥缈的政治理论，非常痴迷的推出了一些看上去似乎很美的政治旗号，意图引导天下，而又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引导天下。这种从宋襄公身上遗传下来的慢性而又持久的政治顽症，像传染病一般传染着以后的执政者，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变异出各种复杂而又玄妙的症状，以至于患者自己都忘掉了病原体来自于哪个时代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宋襄公不单纯是一个历史人物，宋襄公恰恰是一种历史现象。

在这种“专务虚，不务实”荒谬的政治思维的指导之下，宋襄公便理直气壮的堂堂正正的擎起了所谓的“仁义大旗”，带领着宋国“拔苗助长”的殷商后裔们走向了“辉煌”的复兴之路。同时这种虚脱的“以仁去力”“以仁去智”“以仁去实”的所谓的“仁义”理论，也将成为宋国与楚国争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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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典章文化浩如烟海而又博大精深，在这里，我们的思绪似乎有必要重新回到那个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之中，用先哲的思维求索一下令后世如此崇尚的“仁义”，其本质到底是什麽呢？

两个世纪以后，同为宋国人的庄子在《天道》篇中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孔子前往王京洛邑向老子讨教礼仪的学问，孔子不愧为大宗师，一见老子就翻出了自己带来的十二部大部头经书与老子探讨其中的精妙学问。

老子说：太繁琐了，能不能说说要旨。
孔子说：要旨在于仁义。
老子说：仁义是人的本性吗？
孔子说：是的，君子不仁就不能成就名声，君子不义就不能立身于社会。
老子说：请问，何谓仁义呢？
孔子说：中正并且和乐万物，博爱而且没有偏私。
老子说：先生错了，说博爱无私，其实是想得到更多的人对自己的爱。先生是想让天下的人们在弘扬仁义，博爱无私中丧失掉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吗？ 天地本来是常在的，日月本来是光明的，星辰本来是罗列的，禽兽本来是各有群体的，树木本来是覆盖地面的。只要依照自然状态行事就好了，何必标榜仁义呢？这就像击鼓寻找逃跑的敌人，鼓声越大，敌人跑得越远，所以，仁义是违背人的本性的。

孔子保持了沉默。

孔子认为“仁义”的本质是无私的，是造福社会与群体的；老子认为“仁义”的本质是自私的，是妨碍自然与个体的。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两个伟大的“超级大脑”之间的对话，注定是不欢而散的。“仁义”的本质究竟是什麽？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份答案，但也许注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了。

出生在楚国的老子受到无拘无束的楚文化的滋润，崇尚璀璨星空之上的自然法则；而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身受细腻严谨的中原文化的熏陶，崇尚灿烂星空之下的道德规范。而出生在宋国的庄子，深受南北文化与价值观的熏陶，既能接受楚国的本真文化，也不排斥中原的规则文化，以至于在他的《南华经》中，记录孔子的言论，远远超过了记录老子的言论。北冥有鲲，南冥有鹏，庄生梦蝶，事耶？非耶？心神旷达的庄周尚且如此，更何况宋襄公了。

  宋襄公发现了仁义的价值，擎起了他的“仁义大旗”，并将他的仁义理论，作为一种称霸列国的政治理念输出天下，而令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仁义大旗”举得越高而自己跌得越狠。这就如同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在海边忽然拾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美丽贝壳，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向别人炫耀展示这个漂亮物件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它锋利的边缘，划伤了手指。
　
这也许预示着，宋国星空之下的仁义文化与楚国星空之上的强力准则之间，注定要发生一场激烈的碰撞了。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以“仁义”为名四处活动了，邀请楚国出席在宋国盂地召开的不带兵甲的“衣裳之会”。没想到，在这次各国领导人的
高峰会晤中，楚国国王带来了精锐的士兵，与楚王争持牛耳的宋襄公被活捉了。楚军挟持着襄公围攻宋都商丘，在宋国太宰子鱼的拼力坚守之下，楚军攻打商丘数月未能得手。

“没吃到羊肉，反招惹一身骚”的宋襄公在被楚人释放回国后，心中愤愤难平准备付之于武力了。无论怎麽说，宋襄公还是明白“柿子先捡软
的捏”的道理的。他不敢同强大的楚国军队直接发生军事对抗，而把军事打击的重点选择在了楚国在中原的坚定盟友郑国身上，意图拔掉身后的这颗钉子。

　公元前633年的夏季，宋国联合卫、许、滕三国，正式组建远征军讨伐郑国，郑向楚求援。楚军主力自淮水北上伐宋救郑，宋襄公被迫从郑国撤军取直径回援国内，试图拦截楚军向宋国纵深地带的迅猛推进。

当年十一月，一个寒冷的冬日，宋军在首都商丘以南的泓水之滨与强大的楚国军队遭遇了，史称：泓水之役。《左传》中对这场发生在泓水河畔的遭遇战，曾有过一番生动的描写：

严阵以待的宋国军队，已经在泓水以北展开了，泓水南岸的楚军正准备渡河。宋国行军司马子鱼向宋襄公建议，趁楚军渡河之时，首先发动攻击。高擎“仁义大旗”的宋襄公说“不可以”；楚军渡过泓水之后正在列队，子鱼请求宋军立即冲锋，高擎“仁义大旗”的宋襄公说“不可以
”。楚军摆好了阵势，宋军开始击鼓冲锋了，虽然宋军士兵在国君“仁义大旗”的感召之下拼死作战，但由于力量悬殊，几乎遭到了楚军优势
兵力的毁灭性打击。在激战中，宋襄公的指挥车也遭到了楚国军队攻击，宋襄公身边的卫官死伤殆尽，为襄公驾车的御手身负重伤，襄公本人也挨了楚人一箭，在宋将公孙固与公子目夷的拼死护卫下，才从战场上狼狈不堪的撤退下来。
　　

贤而不明，仁而不威的宋襄公，打了败仗沮丧极了，但还是理直气壮的向人们宣称着他的仁义理论：君子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兵，不靠险阻取胜，不打未成列的敌军。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他，宁可冒着战败的危险，也要用”君子之战”检验“仁义大旗”的威力。宋襄公傻吗？他一点也不傻，那他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因为，这面仁义大旗，是他树立起来的，砍到了这面大旗，就等于砍倒了他的政治根基。他要同敌人邀正正之旗，打堂堂之阵，他不仅需要赢得正面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要在政治旗号上压垮敌人，取得物质力量与精神道义上的双重胜利。他的考虑不能说不到位，但显然高估了他自己的实力了。      

在当时，两国交战之前，必要派遣使节阵前答礼，宣而后战。这种“不鼓不成列”“先礼而后兵”的战争规范，是当时所有的文明国家所恪守
的一种战争法则。对战争规律混沌未知的宋襄公，与其说他是“蠢猪式的仁义”还不如说他是“循规蹈矩”与“恪守成规”罢了。

《吕览》曰：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父兄怨，贤者诽，内乱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明虚实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若雷电飘风暴雨，若崩山破溃，如鸷鸟之击。

这句话是对战争中的“义”“智”“勇”三个层面互相作用与相互关系的一种极为精辟的总结。

“义”“智”“勇”是战争机体中的三个有机链条，以义为本，故宣战必义；以智为凭，故谋战必智；以勇为用，故攻战必勇。其中“智”是连接“义”与“勇”的有力纽带，无智则义勇脱节，无以为凭藉了。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虽高举仁义大旗，以仁义激励勇气，但却又以仁义贬低智慧的价值，恪守成规，循规蹈矩，不知时化，正所谓“以义激勇”而又“以仁贬智”所以他虽然标榜仁义，也不乏堂吉珂得式的勇气，
但终究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落到了个惨败结局。

其实，仁义大旗并没有错，错在宋襄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这面大旗。而后来的晋文公在称霸天下的过程中，一方面继承了齐国尊王攘夷的政治旗号，一方面又重新树立起“仁义大旗”所代表的政治道义，在使用实力与智谋功伐他国的同时，又极力标榜仁义，为自身争霸战争涂脂抹粉，把戏演得惟妙惟肖，难辨真伪，起到了非常好的政治效果。宋襄公的仁义理论，没能真正使宋国称霸天下，却成为了晋国主宰天下的理论柱石。从这层意义上讲，首先创造一种政治理论的人，不见得会真正发挥出这种理论的精神与力量，反而有可能成为他人获取威望的铺路石。

对于这位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后世一直褒贬不一。赞美者称其“重信守义”“虽败犹荣”；反对者说其“迂腐不化”“愚不可及”。其实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衡量的角度不同而已。前一种评价看重的是“道义”后一种评价看重的是“成败”。因此，宋襄公是一
个可敬的人物，宋襄公也是一个可悲的人物。

“弘水之战”失败的背后，恰恰折射出后人对“仁义”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与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思。如果说郑国军队射向周天子的那一箭，
射掉了西周宗法制度的光环，那麽楚国军队射向宋襄公的这一箭，或多或少改变了世人对“仁义”的信仰。也差不多，从这个时候开始，礼制仁义逐渐开始大规模贬值了，而且越到后来似乎贬值得越厉害。

在“泓之战”中，“不擒二毛”“不以险阻”“不鼓不成列”高举仁义大旗冲击强敌的宋襄公，也许还算是一个恪守仁义奉行君子之战的理想
主义者。他的失败从军事角度上看是一种必然，但是从人道与人性角度上看，也许是一种无奈与悲哀，也许战争的本性就是率兽食人。因此，宋襄公是一个可敬的人物，宋襄公也是一个可悲的人物。

按照有些人的看法，宋襄公生前争霸不成，死后被列入春秋五霸，简直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嘲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恰恰是历史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吕览》曰：“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可见，春秋五伯之一的宋襄因为“先事而后兵”直到战国末期，其道义仍为世间所推崇。正如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先秦学者秉笔直书，不单以事功论英雄，往往更看重历史人物精神道义对后世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这种道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一次战役的胜负。其实，若单一事功而论，春秋五伯之中，无可争议的霸主只有“齐桓”“晋文”至于“宋襄”“秦穆”“楚庄”都是生前没有主持重大会盟，死后被后世所追认的。

五霸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有辉煌也有黯淡。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种庄静自强，奋进崛起，仁者无忧，敢于担承的精神风范，这才是霸者之内涵！

也许有不少人认为，宋襄公一生霸业未成，主要是空谈仁义而又缺乏国家实力的结果，这种看法虽不能说不对，但也就只说对了一半。以我来看，宋襄公并非缺乏争霸之实力。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宋国究竟是一个什麽样的国家？

春秋时代，以商丘为中心的宋国为位于中原的中南部，近靠洛邑，北依曹卫，东邻齐鲁，西连郑许蔡，南面与陈国、楚国接壤，宋水陆交通发达，道路纵横,八水过宋，沟通南北，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国家，又处于中原与楚国比邻的战略前沿，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宋国的早期历史要追溯到殷商时代，宋人是殷商移民的直接后裔，因此宋国在当时又被称为商国，宋人被称为商人。在当时各国政治最高职的称谓，多有所不同。齐国称为相国，晋国称为上卿，秦国称为庶长，楚国称为令尹，宋国继承了殷商官职，政治最高职称为太宰，军事最高职称为司马。也许因为宋人是殷商之后的关系，所以同王室之间表面亲近而又貌合神离。
  
正如同古罗马“布匿战争”中那个地中海商业强国迦太基一样，宋国也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国家。
  
宋国工商业鼎盛与齐国一样同属经济发达国家，其富裕程度仅次于齐国。宋国处于黄河与淮河流域之间，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前哨，是当时重要的商贸国家。宋人通过南北贸易中转，积累了相当的国民财富。到春秋晚期宋国定陶跃居为当时最大国际商业城市，出了陶朱公这样一批富甲天下，家财万金的大商人。稍晚时候出生于宋国蒙城的庄子在他的《南华经》中讲述了不少宋国人经商的小故事。在当时，宋国商队通行列国，以至于宋人的“商人”之别称，便成为了交易之代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宋国处于南北交汇之地，文化与学术也必较发达，在春秋后期诞生了墨子与庄子这样伟大的文化贤哲，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宋国军队战斗力与齐晋楚等大国军队相比，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尤其是远程奔袭与野战能力明显不足，总兵力也略显单薄，但与陈蔡曹卫郑等国比起来，仍然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宋国军队虽然不多，但精干坚韧，尤其擅长城市防御作战。宋国首都商丘城高池厚，储备充足，是一座庞大坚固的军事堡垒，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经常能够抵御敌军一年以上的围困，使任何对宋国有领土野心的国家望而却步。宋也因此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一个抵抗住了激烈兼并战争，坚持到战国中期的中等强国，后期又兼并曹滕等国，号为“五千乘之劲宋”。以至于，墨子总结了宋国城市防御经验，完成了墨家光辉的军事理论篇章——墨守。

宋国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君民和睦，储备丰厚，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在春秋初期具备一定的称霸条件，其综合实力不可低估。
尤其是齐国霸业已衰，晋国受困于西方的秦国之时，作为中等强国处于南北战略前沿地带的宋国，面对中原邻国皆弱的有利态势，其国际空间有了拓展之可能，作用也就更加突出了。综合宋国地理地缘条件与硬软综合实力等因素来看，宋国很难长期保持霸权，但在春秋初期称雄于一时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如果，宋襄公能够利用自身良好政治信义与国际威望，对内修明政理，整顿军备，对外韬光养晦，巧妙隐蔽称霸企图，先立功业而缓图霸业，借扶立齐孝公即位的良机，首先构建起稳固的宋齐同盟关系，辅助齐国共同维护中原大局。齐国的战略作用对宋国而言至为重要，与齐国结成相同价值观的政治军事联盟，不仅使宋国在与楚国的对抗中增加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砝码，而且也将得到来自齐国强有力的后援，并可借助齐国地缘优势对曹卫等黄河流域国家构成战略阻断与两面包围，使其不敢在政治上轻易倒向楚国。这之后，宋国再以弘扬仁义来打消周王室对自身崛起的疑虑，竭力取得最高政治权威的信任与倚重。

  若以当时各国外交倾向而论，无外乎四种类型：沦为宋国附庸鄶、藤、邾等袖珍国家；外交政策上完全倒向楚国的郑、陈、蔡等西南国家；被宋鲁等国阻断与楚国不接壤的曹卫等中部国家；与楚国关系相对疏远的齐鲁等东方国家。针对这种形势，宋在战略外交策略上，不要先触及楚国在中原的势力范围，避免过早激怒楚国，也不要拉拢同楚国关系密切的郑陈蔡等西南国家，给楚国出兵干涉的口实，而是联合齐国争取同楚国不接壤的曹卫鲁等近邻国家首先入盟。从而使宋齐鲁曹卫五国势力，首尾相顾率先连成一片，力图以“东北”（宋齐鲁曹卫）争衡“西南”（楚郑陈蔡）。如果如此，宋国能否称霸虽未可知，但面临的总体战略局面，也许要略好一些。

  虽然后世对“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持批评态度，这个批评也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从“弘之战”中一边倒的战场态势上看，宋军与楚军在野战
能力与兵力数量方面相差非常悬殊，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即使宋军能够击其半渡，击其不成列，但是面对强悍的楚军，也不一定就有必胜的把握，即便侥幸取胜，自身也会受到相当的损失。为宋国计，应该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采取“北攻南守”“攻郑调楚”的军事策略，对郑国主动进攻，对楚国积极防御。在军事上宋强郑弱，在地理上郑近楚远，宋国发兵进攻郑国可以朝发夕至，楚国要想伐宋救郑，长途跋涉，难以应急。在军事战略上，宋国用攻郑来调动楚军北上，在军事战役上，宋国应避免同楚军进行野外决战，而是利用自身善于城市防御的特点，利用寒冬的有利气侯条件，扬长避短，保存实力，坚守商丘，使远来楚军露兵郊野，顿兵坚城，再击其惰归。这样既打击了楚国的盟友郑国，又调动消耗疲惫了楚国的实力，可谓弱郑疲楚，一石二鸟。

在我看来，宋襄公一生中说得最聪明的一句话，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临死之前对太子的教导了。宋襄公是这样对宋国太子说的：“楚国是我们的敌人，这个仇一定要报。晋国的公子重耳流亡多年，非常能干，身边又有很多贤才，将来一定能成就大事。你要好好的同他打交道，肯定错不了。”世人都言“人之僵死其言亦善”在我看来，宋襄公却是“人之僵死其言亦明”。先不论这番临终遗言对以后宋晋两国战略同盟关系的确定，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单从这翻话中，我们似乎体味出宋襄对自身失败的原因，已经略有感悟了。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那一箭，真没有白挨！

　宋襄公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不具备实力而是不具备贤才，固执己见，而又墨守成规。齐桓有贤德而求贤才；宋襄有贤德而不求贤才。虽然，宋国有公子目夷与公孙固这样的良将，但缺乏一个像管夷吾这样的经纬之才的统筹谋划。“得士则强，失士则亡”一个国家的实力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的潜力也不是凭空挖掘出来的。　　　　

齐得管仲，九合诸侯；秦得百里，遂霸西戎；楚得孙叔；雄踞天下；吴得孙武，击破荆楚；越得范蠡，灭吴兴国；燕得乐毅，横扫强齐。

要想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卓尔不群的强国，首先要得到一批创新型的不流于俗的人才。这一道理，古今中外，颠扑不破。自古贤明的统治者，求贤不避远，不避仇，不避疏，不避劳，不避穷，不避贱，选才不拘一格，举贤必有奇举，有奇举则得奇才，有奇才则成奇谋，成奇谋则立奇功矣！

墨子悲染丝，杨朱哭歧路，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并不是天生就贤明的，之所以贤明是受到了身边贤才的感染。
这便是墨家所说的“尚贤”杂家所推崇的“当染”与“爱士”之道了。

真正的国士逸才，往往隐于市野，所以自古贤明的统治者，选贤的眼光必然要向下看。
　
孔子说：兴绝世，举逸民。孟子说：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何谓一国之君？顾名思义一国君子之表率，因此国君不可以不求市野之贤。

华夏先王自称“孤家”“寡人”“不谷”是自谦之辞，越居高位越能自贬，希望全天下的人们都能帮助他；华夏后王自称“孤家”“寡人”“不谷”是自矜之辞。越居高位越需自贵，希望全天下的人们都能尊重他。自矜则不躬，不躬则不群；不群则不求贤，不求贤则不明，不明而又自认为明，自认为明则失智，矢智则国政亡矣！


帝尧让位于许由；帝舜粗衣砾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自上古三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多数非常自矜，自矜就不低头弯腰，不低头弯腰就不会独具慧眼求索人民中的贤才，总是和象牙塔里面的肉食者共谋国政。肉食者鄙未有远谋，缺乏来自中下层的实践经验，所言所行多不符合实际，心急如火，急不可待的推行了一些向宋襄公“仁义大旗”这样的似乎很美好的很玄妙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旗号，遨游于理论的虚空，而又不知道如何依靠智力与实力，脚踏实地的巧妙履行。其本意虽说很善良，但最终的结果也就很难预料了！

上古的统治者至贱，为天下万民的仆佣；以后的统治者至贵，为天下万民的主导。因此，三代以前的华夏先王，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己就萌生了；自三代以后的华夏后王，多言仁义，而仁义已难存在了！仁义已经失去了根本，迷失了真谛了，岂非是宋襄一人之悲，也是千古万世之悲了！
                                          
                                                      （全文完）完成与200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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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注解：

（1）墨子的出生地，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为宋国人，第二种说法为鲁国人，还有楚国人之说。但是认为墨子是
      宋国人的居多。
（2）“商人”称谓之起源，究竟是来源于“殷”还来源于西周的宋国，目前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东周宋人善于经商已为学术界认可。
（3）宋人“拔苗助长”成语记载于《孟子 公孙丑》，从另一个反面预示了东周时期的宋国人存在某种急功近利的倾向与传统。
（4）关于《吕氏春秋》中“五伯”的看法，存在争议。一说是春秋五霸。另一说是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王勾践（鸠浅）；或齐桓、
      晋文、楚庄、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鸠浅）。
（5)  傅说：商王武丁的贤臣，从事版筑业出身。胶鬲：商周易代时的贤才，为周文王所赏识，早年从事渔盐业。孙叔敖：楚国贤相，
　　　以平民身份隐居东海之滨，后辅佐楚庄王称雄列国。百里奚：秦国贤相，虞国人，原为市井之民，后辅佐秦穆公，制定了兼并西戎的国
　　　策，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6）“当染”之道，最早来源于墨子悲染丝，后来杂家加以引用阐述，完善了该学说。“当染”是杂家代表思想之一。
  （7）“爱士”之道，记载于《吕氏春秋》，为杂家代表思想之一。
  （8） “法先王”与“法后王”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论最激烈的命题之一。儒、墨、阴阳三家主张效法先王；法家主张效法后王；杂家
       主张效法先王兼法后王；道家庄子一派主张效法先王；名家公孙龙一派，毁三纲，罪五常，先王后王皆不效法。   
  （9）关于“太宰”官职，最早为殷商官号，被周朝所沿用。春秋时期，宋吴鲁晋楚等国，都设太宰之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职权
       各不相同。庄子《南华经》以及《列子》中多次提到宋国太宰（商太宰）可见直到战国时期，宋国太宰的政治职位仍然很高。
  （10）“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取自《诗经 商颂 殷武》是春秋时期宋人歌颂先祖武功的赞歌，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诗经 商颂 殷武》是殷商王家颂歌，与春秋时期的宋国无关。
   (11)“孤”“寡人”“不谷”：“孤”，谓自己不能得众；“寡人”即“寡（少）德之人”；“不谷”，谷物可以养人，为善物，不谷即不
　　　　善。这些都是三代前，华夏先王的自谦之辞。自三代后，其原意名存实亡，成为华夏后王唯我独尊的专用名词。
  （12）陨星坠落宋境一事；参见《左传　鲁僖公十六年》。
　（13）“上古的统治者至贱”先秦许多学派都有这样的观点，不仅道家庄子有这样的观点，甚至于法家的韩非子都有过这样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上古的统治者至贱”的说法虽未可靠，但尧舜禹等华夏先王，简朴的生活作风以及同民众“同甘共苦”“公而忘私”的良好政治
风范和对后世的千古垂范作用，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14）宋襄公虽标榜仁义，但“仁义大旗”一事；《左传》中并无具体记载，而后世流传极广，原为《东周列国志》中的小说家言，并非信
史。本文之所以引用，在于增加文史趣味性，并借题引申，因此必须说明一下。

宋襄公在齐桓公时候政治信义还好，但这时候也轮不到他表现，表现谦让实属正常。
但齐桓公去后，这位的表现就不怎么样了。
以鄫子为祭品、攻曹都是大失人心的事情。
鹿上争盟，又失去了齐国这个盟友。
泓水之战，始于宋伐郑，宋襄公伐郑，同样师出无名。
就这一战来说，楚成王因救郑而伐宋，倒更符合正义的形象。

说实话，个人觉得后世把宋襄公“仁义”的形象抬得高了。

后世对宋襄公“仁义”的印象，大都来源于他“不禽二毛”之语。

其实，所谓“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重列”，只是“礼”，而非“仁”。

宋襄公是一个拘泥于周礼而不知道时代已经变化的家伙而已。

王佐兄好文,这是史区近来少有的有深度,有文采的好文章.
其实宋襄的仁义.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冒牌,从以鄫子为祭品、攻曹,乃至鹿上争盟都可以看出,他很急功近利,一心图谋立威称霸的.
至于鸿水之战中那些举动更象是不知世易时移,拘泥守礼的傻气.
但是宋襄高举这面仁义的大旗也是势非得已.
宋为商余,长期以来为姬周诸国所鄙视,传说中三个遗传基因可为一证,据说宋人第一是小脚指双指甲盖，因为当时为了做标记，每个移民的小脚指上挨了一刀；第二，背着手走路，在路上挨捆习惯了，解了绳子，俩手还在背后作挨捆状；第三，把上厕所叫作“解手”，在路上大小便，没人帮解裤子，只好请当差的帮忙把手解开，时间长了，便把上厕所直接喊成“解手”了.
当然这不一定可信,但是类似这种段子很多,而我们从春秋人对待商人的态度还是可以确信,宋人当时地位不高,形象不太好是肯定的.
但是宋人又不能象楚人一样,喊一句我本蛮夷就爱谁谁去,他还得循规蹈矩装模做样以求尽快融入主流社会.这大概就是宋襄力主仁义的主因吧.
也是春秋人虽然对他一贯耻笑,但是最终从心里还是有那么点同情他的原因.

[quote]原帖由 [i]湘江子龙[/i] 于 2008-3-3 15:56 发表
宋为商余,长期以来为姬周诸国所鄙视,传说中三个遗传基因可为一证,据说宋人第一是小脚指双指甲盖，因为当时为了做标记，每个移民的小脚指上挨了一刀；第二，背着手走路，在路上挨捆习惯了，解了绳子，俩手还在背后作挨捆状；第三，把上厕所叫作“解手”，在路上大小便，没人帮解裤子，只好请当差的帮忙把手解开，时间长了，便把上厕所直接喊成“解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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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还能具体的多说点么。。。我很感兴趣

[quote]原帖由 [i]冒牌[/i] 于 2008-3-3 12:59 发表
宋襄公在齐桓公时候政治信义还好，但这时候也轮不到他表现，表现谦让实属正常。
但齐桓公去后，这位的表现就不怎么样了。
以鄫子为祭品、攻曹都是大失人心的事情。
鹿上争盟，又失去了齐国这个盟友。
泓水之 ... [/quote]

后世确实对宋襄公的“仁义”形象抬得较高，表面是在挖苦宋襄公，其实是在挖苦他所谓迂腐的“仁义”理论。尤其是《东周列国志》几乎把宋襄公描写成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

[[i] 本帖最后由 王佐之才 于 2008-3-3 20:47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三种不同的红色[/i] 于 2008-3-3 13:20 发表
后世对宋襄公“仁义”的印象，大都来源于他“不禽二毛”之语。

其实，所谓“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重列”，只是“礼”，而非“仁”。

宋襄公是一个拘泥于周礼而不知道时代已经变化的家伙而已。 [/quote]

宋襄公本人也许还信奉一点仁义，至于宋国领导集团内的公子目夷，公孙固等人就现实很多了。宋襄的仁义主要是一种政治旗号，至于他在泓之战后所宣称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大概就是一条遮羞布而已，用来掩饰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

[[i] 本帖最后由 王佐之才 于 2008-3-3 20:37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湘江子龙[/i] 于 2008-3-3 15:56 发表
王佐兄好文,这是史区近来少有的有深度,有文采的好文章.
其实宋襄的仁义.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冒牌,从以鄫子为祭品、攻曹,乃至鹿上争盟都可以看出,他很急功近利,一心图谋立威称霸的.
至于鸿水之战中那些举动更象是 ... [/quote]

宋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声却实不太好，向“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等成语，以及《庄子》中的宋人到南方断发纹身之地出售衣帽的笑话，就是挖苦调侃宋国人的。春秋战国时的宋人也许有某种急功近利，呆板迂腐的倾向。

楼主的文章确实是一篇有思想有力度的好文章!!我看过不少关于历史的文章觉得您这篇文章确实是出类拔萃!!!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研读!!!!
"上古的统治者至贱，为天下万民的仆佣；以后的统治者至贵，为天下万民的主导。因此，三代以前的华夏先王，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己就萌生了；自三代以后的华夏后王，多言仁义，而仁义已难存在了！仁义已经失去了根本，迷失了真谛了，岂非是宋襄一人之悲，也是千古万世之悲了！"尤其是阁下这段评价确实很到位!很精辟!!!我们就是要效法华夏先王!!!!!说的太好!以后我一定与阁下多交流!!!:unsure::^%

[quote]原帖由 [i]湘江子龙[/i] 于 2008-3-3 15:56 发表
王佐兄好文,这是史区近来少有的有深度,有文采的好文章.
其实宋襄的仁义.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冒牌,从以鄫子为祭品、攻曹,乃至鹿上争盟都可以看出,他很急功近利,一心图谋立威称霸的.
至于鸿水之战中那些举动更象是 ... [/quote]

对子龙兄此说甚感兴趣，当今广东的潮州人很多人都是小脚趾重甲，这在部分人中认为是纯正潮州人的特征，不知跟你提到的是不是有些关联...

宋襄公政治上喜好幻想，这是要不得的，正如王佐兄最后说的，毕竟三王之后，人们已经不再淳朴了。

三王时代人心向善，不倡仁义而仁义大行于天下，经过夏商周礼乐崩坏，人心不古，人性中恶的一面开始成为主宰，这个时候就开始提倡仁义。

关于老子与孔子的对话，我觉得两人都不愧为伟大思想家，但是完全是两种意义的。孔子是活在现实中的，看到当下礼崩乐坏，必须倡导仁义，有现实主义因素，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而老子的智慧有些太“大”，他根本不是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是与宇宙同在的，他的学说只能放在大的环境下才能生存，所以他根本不关心现实，因为他的视角太高了，所以根本不会把某一段时期的社会问题当一回事的，认为这些东西自有其规律，不如让“天道”自己解决。所以说孔子的学说是社会这个级别的，而老子的则是宇宙级别的。孔子教你的是处世哲学，是人的学问，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教你的自然哲学，是“天”的学问，是最大最普遍的规律。孔子的学说是要依托于人类社会的，而老子的学说即使人类灭绝了，仍然有一段《道德经》在太空中飘荡。:titter:


最后赞一下王佐兄的好文:unsure:

[[i] 本帖最后由 张建昭 于 2008-3-5 13:44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张建昭[/i] 于 2008-3-5 13:35 发表
宋襄公政治上喜好幻想，这是要不得的，正如王佐兄最后说的，毕竟三王之后，人们已经不再淳朴了。

三王时代人心向善，不倡仁义而仁义大行于天下，经过夏商周礼乐崩坏，人心不古，人性中恶的一面开始成为主宰， ... [/quote]

呵呵，建昭兄说的有道理。

关于政权的起源，西方是“社会契约论”而中国是“社会合作论”，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在古希腊雅典民主制中可以找到依据，而中国的“社会合作论”在上古尧舜禹三代先王的禅让制中可以找到注脚。

其实社会契约论也罢，社会合作论也好，其本质上均没有太大的冲突，在政权来源于社会公众之共识以及社会文明这一点上，东西方看法都是一致的。

自秦以后，奉行“家天下”的封建统治者也表面“效法尧舜禹三代先王”的政治风范与政治文明，不过效法的都是一些表面皮毛与符号而已，其真正的精神内核已经名存实亡了。

[[i] 本帖最后由 王佐之才 于 2008-3-7 00:09 编辑 [/i]]

再次拜读王佐兄之大作，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quote]原帖由 [i]ryanxu[/i] 于 2008-3-5 00:32 发表


对子龙兄此说甚感兴趣，当今广东的潮州人很多人都是小脚趾重甲，这在部分人中认为是纯正潮州人的特征，不知跟你提到的是不是有些关联... [/quote]

说起来,子龙说的那些都是穿凿附会的东西.
当初周封微子于宋的时候,态度还是蛮诚恳的样子,赐爵为公,还说一大段感人肺腑的话.所以不太可能有割甲反捆之举.这些据说是后来明人迁流民填川的时候一些传说.才执行得很黄很暴力.
至于春秋时对宋人的鄙视,那是毫无疑问的.各诸侯国的人大都是周商之战后的既得利益者,没理由对败军之将有好脸色看.
何况周王室在装模作样给他个公爵一个封地的同时,在经济军事方面不但预留了很多后手,更重要的是,大肆在思想上宣传自己夺得政权的合理性,各大媒体一水的所谓天弃商人的宣传,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下,全天下的人大概都会只认为宋人不怎么样,一个大家认为已经被老天抛弃的人,要想死鱼翻身,难就一个字啊!
可怜的宋襄,为啥在杀罾攻曹夺盟的时候那么失态,子鱼那时候每每劝他的那"天已弃商"的言语,估计给他刺激很大.他是幻想着能重树形象呢.
至于小脚趾重甲,这种遗传特质,大概不是用刀割脚能够形成的吧?

今日有空过来再读一遍！深受启发！不可效法宋襄啊！我们还是多呼吁华夏先王！！:D王佐兄希望你多出大作！

好文，谢谢分享！！

还记得《庄子》有云“物已死生方圆”，三王以后民不复淳朴，仁义已废，再举则是螳臂当车了，历史的车轮向来不会对任何理想主义者留情面。宋襄公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注定了的，也有后继的政治家在其后也重复了他一样的路，最好的例子无过王莽篡汉。因此一个明智的决策者是绝对不会逆时势而行的，倘若仁义忠信已成祭品，不如狡诈奸邪以应时势。既然世道已经开始烂了，索性就让其烂个够。当一切道德沦丧，民风不淳时，百姓自然会思仁义，求忠贤。所以明智之人应待时势异变，后乘势而上，顺天时，应民情，功成名就，立万世之功，岂不美哉。

[quote]当一切道德沦丧，民风不淳时，百姓自然会思仁义，求忠贤。[/quote]
这个也太有挑战性了!
楼上想象力无敌!

好文，谢谢分享！！

[quote]原帖由 [i]ryanxu[/i] 于 2008-3-5 00:32 发表


对子龙兄此说甚感兴趣，当今广东的潮州人很多人都是小脚趾重甲，这在部分人中认为是纯正潮州人的特征，不知跟你提到的是不是有些关联... [/quote]


我是客家人,但周围很多亲友包括我在内的小脚趾也是重甲的.以前听说似乎纯正的中原汉族血统的人都有这个特征~~留待考证吧.

“解手”之说，疑与“交趾”相类，或为后人附会。
便溺之“解手”，书作“解溲”，以我所知，今日之湖北、江浙等地方言，仍然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