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正式发行

[color=navy][b][font=SimSun][size=13]拙著《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已于日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上市，书中主要内容大致如下：[/size][/font][size=13][/size][/b][/color]
[color=navy][b][font=SimSun][size=13][font=Times New Roman]1. [/font][/size][/font][font=SimSun][size=13]青铜爵、斝的源头──陶鬹起源与发展的初步探讨。（第二章）[/size][/font][size=13][/size][/b][/color]
[color=navy][b][font=SimSun][size=13][font=Times New Roman]2. [/font][/size][/font][font=SimSun][size=13]从陶鬹到青铜爵、斝的演变历程。（第三章）[/size][/font][size=13][/size][/b][/color]
[color=navy][b][font=SimSun][size=13][font=Times New Roman]3. [/font][/size][/font][font=SimSun][size=13]陶鬹及青铜爵、斝的精神因素。（第二、三章）[/size][/font][size=13][/size][/b][/color]
[color=navy][b][font=SimSun][size=13][font=Times New Roman]4. [/font][/size][/font][font=SimSun][size=13]青铜爵、斝“双柱”的意义。（第三章）[/size][/font][size=13][/size][/b][/color]
[color=navy][b][font=SimSun][size=13][font=Times New Roman]5. [/font][/size][/font][font=SimSun][size=13]确认青铜爵、封顶盉及觚与夏代的紧密联系，进而探讨夏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路径及时间。（第四章）[/size][/font][size=13][/size][/b][/color]
[color=navy][b][font=SimSun][size=13][font=Times New Roman]6. [/font][/size][/font][font=SimSun][size=13]确认青铜斝在商代的特殊地位，进而探讨商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时间点。（第五章）[/size][/font][/b][/color][size=13][/size]

前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陈剩勇教授的序文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在中国历史上，夏朝是正统王朝谱系中的第一个王朝，以夏代领衔的“三代”（夏、商、周），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备受推崇，号称为“太平治世”的典范。然而，最近一百年来，随着西学的输入和“新史学”的兴起，特别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辩派历史家对上古史的否定和辨伪，夏朝成了问题朝代，夏代的历史如坠入十里迷雾之中，大禹有无其人、夏朝是否存在，一度都打上了问号。虽然，最近五十多年来各地田野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的进展，消解了夏朝是否存在的疑问，但对夏文化探寻和夏代历史的重建工作，却一直没有重大突破。夏代文明的一系列问题，如夏朝和夏文化在考古学上的确认、会稽等夏代都邑的地望所在、夏人的发祥地等，至今仍然是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世纪悬案。[/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夏文化和夏代历史的重建，不仅事关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的破解，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文明的世界定位。因此，从官方到民间，都对这一历史之谜的破解十分关注。十多年前，官方拨出巨款，组织起一大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启动了规模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借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科专家的联合攻关，对夏商周三代史的一系列悬案进行重新研究并作盖棺论定。这种动用行政力量耗资巨大的工程攻关方式，从一开始就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因此，断代工程课题组推出的系列论着，虽然对夏商周三代史研究有较大的推进和深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夏文化和夏代历史而言，断代工程课题组作出的许多结论，其实既不能算盖棺，也难以成为定论，由此而引发的争议，恐怕比工程启动以前还要来得多。[/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夏文化和夏代历史的一系列问题难有定谳，夏史重建工作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夏朝距今时间久远、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而田野考古又没有发掘出如商周二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那样的夏代文字记载。另一方面则是学者们对夏代历史的认识存在偏颇，研究方法论有所缺失。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其一，晚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运用地下遗物与史书记载互相参证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夏代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习惯于对考古发现的古代都邑遗址与文献记载作静态的比勘和附会。实际上，夏朝时，黄河、长江两河流域“天下万国”，国中有国，犬牙交错；而夏人还更多地保留着文明早期居无定所的习性，政治中心都邑处于经常迁徙变动的状态，从禹都会稽、阳城、晋阳，少康邑纶，帝相居帝丘，帝宁居原，胤甲居西河，帝桀居斟[/size][/font][font=SimSun][size=3]鄩[/size][/font][font=SimSun][size=11pt]，夏代[/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500[/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年间的都城一直没有固定化。上古史书所记夏代的都城，仅以史家没有争议的那些来说，从最西边晋南的阳城，到东部山东河南一带的斟鄩，相距已达二千多里。学者们在考定夏代遗址的过程中，如果简单从事，就很容易犯下刻舟求剑式的错误。[/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其二，许多学者们在解读先秦文献的过程中，习惯于以今律古，自以为是地认为夏人当如此、不当如此。例如夏朝兴起之初的都邑会稽，其地望所在，古史辩以来的许多历史学者都主观地认定会稽必在山东、在河南，而不可能在东南一带的江浙境内。理由是古代的生产力欠发达，交通工具落后，大禹不可能跑那么远到东南。于是，古史辩以来的现代史家，一边推崇科学的方法论，标榜兰克式的历史研究，另一面又任凭主观想象，无视司马迁以前的记载，考证出会稽在山东河南的种种新论来。且不说这种以今律古式的推论，显然低估了祖先的能力。与现代人相比，我们的祖先固然没有舟楫车马之利，但他们身体中保留下来的动物本能，足以供他们在地球上到处游走四海为家，其活动范围实在超乎我们的想象力。更重要的一点是，迄今流传的西汉以前的历史书，从《尚书》、《左传》、《国语》到《史记》，全都明确地指出会稽在江南，而没有片言只语隐含有所谓会稽在中原之说。[/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回到左丘明时代，回到司马迁时代──以《左传》、《国语》和《史记》及其它先秦文献记载的夏代史实为基本依据，这应当是夏文化探源和三代史重建工作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面对近百年来夏文化研究中的重重迷雾，当今的研究者不应对历史有先入之见，而应当怀抱一片澄明之心，这就要求对晚近学者议论纷纷的新观点、新说法进行一番必要的疏理和清源工作，把心中既有的成见统统格式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数据的综合考察和审慎的考订，比勘观照、互相参证，得出的结论才会更接近历史，或许还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否则，就很容易陷入古史辩派以来的历史家设下的泥沼和陷阱，以科学的名义对历史作出诗人式的想象和考证。[/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我本人曾经长期致力于夏代文明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20[/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世纪[/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80[/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年代初，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学业期间，我就对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辩派历史家心向往之，从拜读顾先生等先贤编着的《古史辩》七大卷开始，一步步走进了中国史研究领域。我对大禹和夏代文明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则萌生于更早时候一次出差到绍兴时“假公济私”的旅游。那时还是“文革”后期，这个文化名城的旅游业还没有开发，乌篷船还是当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好幸运，雇了一叶乌篷船，从水路到达会稽山下，游览了还是一片荒凉的禹陵、禹穴和禹庙。有了这段经历，在研读《古史辩》的过程中，我对大禹和夏朝的历史发生了无限的兴趣。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专职的历史研究工作，当时院里下达的研究课题，就是区域文化和地方史的研究。在这期间，我有幸与历史学家董楚平先生同事，一道倾心于大禹与会稽关系之谜底的破解工作。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我对夏文化起源和夏代早期历史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集中在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东南文化》[/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1990[/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年第[/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1[/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期），以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1994[/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年初版、[/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2003[/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年再版）一书中。[/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我对夏文化之谜的探索，大抵基于以下的路径，即以上古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夏文化的主要内涵和特征为标准尺度，结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比较历史学、语言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圈的文化内涵的全方位考察、分析和比较研究中，探寻和揭示夏文化的起源地和夏族原居地之谜的真相。上古文献所载的夏文化的主要内涵，即夏人独创、始创和特有的夏朝的礼制、夏人的信仰和习俗，如作为夏朝立国重器的鼎，象征军权和国威的钺，三代礼器上铸刻的以饕餮纹为核心的信仰和神话系统，“夏后氏堲周”的葬俗，“自禹兴而修”的社祀社祭礼典，以及“夏后氏之璜”、玄圭、玉琮等夏朝的重要礼器，从各地史前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看，几乎无一例外都渊源于先夏时代的东南地区，而不是中原流域。结合先秦文献所记鲧禹降生于长江流域、活动于东南一带的涂山、会稽等史实所传递的夏族原居地的信息，以及东南地区流传的大禹、防风氏的传说、故迹等民俗学证据，可以推出如下结论：夏文化萌生于史前时代的东南文化圈，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而不是传统史家所说的黄河流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崛起于东南地区，夏朝立国初期的王畿之地仍然在长江下游地区。[/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这是对“夏为中原之人”的学界主流观点提出的直接挑战。在上世纪[/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90[/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年代前期，这些近乎异端的观点，一度也曾引起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十多年前发表的那些立论大胆的论着，由于考古数据的限制，特别是缺乏直接的夏代文字的左证；加上自身水平所限而存在的论证过程的粗疏和缺失，总的来说还是“一家之说”，要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获得大多数人赞同的看法，显然还有待更多地下数据证明和学理层面进一步论证。[/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本人对拙著所持的基本观点至今没有变化。这一方面是基于自己对拙著以夏文化特征为标尺、通过对史前文化的多学科综合考察去揭示夏文化发祥地的研究方法的自信，另一方面则是上世纪[/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90[/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年代以来各地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加强了自己的立论基础。然而，由于自己研究兴趣的转移──从古史考辩回到了现实，从[/size][/font][size=11pt][font=Times New Roman]2000[/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年初供职于浙江大学开始，我就把历史研究暂时搁置到一边，而集中精力于授徒讲学、研究和探讨当代中国的政治。在这期间，我当然不可能，也不会完全忘却夏代文明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这块曾经游历多年的“领地”，盼望有更多的关于夏代的田野考古的发掘和发现，更期盼有其它学者继续我的研究工作。[/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正是在这样的期盼中，今年暑期，盛夏酷暑时节，吕琪昌先生从台湾来到杭州，与我切磋夏史研究的心得，带来了两大本书稿，就是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一书的稿子。从当日的交谈和日后的信件往来中，我知道了，琪昌怀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喜好，进入古陶瓷史的研究领域，然后又扩大及于青铜工艺史，并随着研究的深入，转入史前及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探讨。多年来，他潜心于历史与考古的探索旅程，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上穷碧落下黄泉”，孜孜不倦地追求历史的真相。这部书稿是他多年努力和探索的结晶，作为最早读到书稿的大陆读者之一，我不禁为全书的立论，特别是该书的考证和推理过程的细密和富于逻辑而击节赞叹。[/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琪昌对夏文化起源和夏商周三代历史之谜的破译，从三代青铜礼器的源流的疏理考证切入。根据多年研究古陶瓷史的经验，琪昌认识到许多青铜礼器的祖型都源自陶器，而三代青铜礼器的爵、斝，其源头就是“陶鬹”。陶鬹是中国新石器中晚期极具特征而引人注目的一种陶器，广泛分布于当时的黄河、长江中下游，甚至远及四川、广东、甘肃、辽宁等地。而青铜爵、斝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特征，是其拥有的口沿的两根“柱”，无论爵、斝的器形如何变化，“双柱”都始终屹立。通过对“双柱”流变轨迹的探讨，作者发现青铜礼器爵和斝之原型的陶鬹，实起源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爵和斝是夏、商时期除鼎之外最早也是最重要青铜礼器，具有社会制度、组织和规范等具体意义。制度文化植基于精神文化，爵、斝代表着某种特定的制度，反映了古人的深层理念。基于此一认识，琪昌追本溯源，从考察青铜礼器的器物演变的轨迹，并透过爵和斝等器物的深层文化意涵，一步步揭开了隐藏在爵、斝背后的无数秘密：青铜爵、斝“双柱”的意义与鸟图腾信仰有关，夏文化崛起东南，先商文化在海岱东夷。[/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琪昌的考证、推理和立论，都以坚实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他善于以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注重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综合，考察和探究夏文化起源和三代文明的历史谜底。并且能够娴熟地运用考古学的器物学和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对史前陶器到青铜礼器器形的流变的考证、疏理和比勘，并参照夏商文化的特点，从青铜礼器爵、斝造形及装饰的变化，推断这一变化背后的制度、组织的变迁，以及朝代的鼎革：从爵、封顶盉及觚等青铜礼器与夏代的紧密联系，揭示夏文化与东南史前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联系，进而探讨夏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路线和时间；从青铜斝在商代的特殊地位的确认，进一步探讨商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时间点。全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见解颇多创新，与大陆学者的同类研究相比，尤其是与我十多年前的论着比起来，琪昌又获得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见解，他对夏文化起源问题的研究和论证，器物类型学的分析更规范，对史实的考证更加扎实，整个论证和推理过程的内在逻辑都很缜密，真正做到了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是一部很有份量的学术专着。[/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SimSun][size=11pt]琪昌从事古史研究，秉持了传统史家的严谨治学固有风范。就夏商史研究而言，琪昌应当算是个“圈外人”，他是由研究远古陶瓷而进入夏文化研究的。也许，正是这种“圈外人”的背景，使他的研究和立论很少受到圈子的束缚，立论更加客观，得出的结论也更令人信服。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加快夏文化起源地之谜的破解进程，进而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和夏商周三代史的重建。是为序。[/size][/font][size=11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超研澤粗明][size=14pt][font=Simsun]陈[/font][/size][/font][font=超研澤粗明][size=14pt][font=Simsun]剩[/font][/size][/font][font=Simsun][font=超研澤粗明][size=14pt]勇[/size][/font][font=超研澤粗明][size=14pt][/size][/font][/font][/color]
[color=#000000][size=11pt]2006[/size][size=11pt][font=Simsun]年[/font][/size][size=11pt]12[/size][size=11pt][font=Simsun]月[/font][/size][size=11pt]24[/size][size=11pt][font=Simsun]日[/font][/size][font=Simsun][size=11pt]于浙江大学[/size][size=11pt][/size][/font][/color]
[font=Times New Roman][size=3][color=#000000] [/color][/size][/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