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汉书》随笔

读《后汉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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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纪》云：[color=red]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十一月，光武遂将宾客还舂陵。时伯升已会众起兵。[/color]

由此来看，刘秀刘縯是分别独立起兵，互不知会，因此当刘秀起兵次月回舂陵后，才得知刘縯亦已起兵。

然《刘縯传》记载却与此不同：[color=red]伯升……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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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明明是说，刘秀起兵于宛，乃是刘縯的统一部署，一切都在刘縯的掌握之中。

两者说法到底孰是孰非呢？读《李通传》，豁然而解：“[color=red]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约结，定谋议，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欲劫前队大夫及属正，因以号令大众。乃使光武与轶归舂陵，举兵以相应[/color]。”

对此李贤注曰：“[color=red]前队大夫谓南阳太守甄阜也。属正谓梁丘赐也[/color]。”而阜与赐此后两次与刘氏兄弟交战，直至次年方被斩杀，则显见刘秀与李通之计划未能成功。因此光武与李轶逃归舂陵，方才参与了刘縯的起兵。

如此来说，《光武纪》中所谓刘秀“起于宛”诚为曲笔，即《刘縯传》中“使光武与李通起于宛”亦是虚词。所谓“起于宛”者，不过是刘秀和李通谋划的一次未遂兵变而已。（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实施）

《光武纪》曰“[color=red]十一月，光武遂将宾客还舂陵[/color]”，称“将宾客”而非“将兵”或“率众”，可知此时刘秀回舂陵时，根本没有军队相从，跟随者不过寥寥数宾客而已。因此，也就谈不上“起于宛”之说。

《刘玄传》：“[color=red]是时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color]。”正相印证。

呵呵,如此说来,光武起于宛还真有些类似于后世的希特勒啤酒馆政变,一个先机尝试而已,规模恐怕也就是前两日菲律宾十几个军人,一个准将占领酒店,要求阿罗约下台的6小时政变相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