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9 13:01
丹心剑侠
读史札记(三条)
玄武门之变的省思
酿成玄武门之变的根源并非李渊李世民或者李建成，而是制度与人事的冲突，按照法定的继承顺序，李建成的皇储身份不可动摇，但关键是一则隐太子的身份限制了他在军事上的发挥，二则李世民对于唐王朝的建立所起的作用又太明显，制度与现实的尴尬使得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势如水火，而李渊的摇摆则加深了这种冲突。正是李渊一面缺乏废除隐太子扶立秦王的勇气，另一方面又确实需要秦王的才干，并且不断的对其许愿。这样的摇摆只能加深臣僚的分化，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最终不可避免的诉诸武力，从肉体上消灭对方。
父子相传的继承体系本身缺乏足够的弹性，李世民在长期的征战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在这种环境下，即便他本人没有觊觎大位的野心，他也必将被推上争夺储位的前台，而李建成在立国之后，缺少足够表现自己才干的机会，与秦王的功勋差距逐渐拉大，这种差距的结局是他的皇储地位受到实力派的秦王集团威胁，身份与实力的尴尬，制度与人事的冲突，使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成为必然。
曾经和朋友谈起玄武门之变，朋友坚持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进化论的必然结果，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李世民取代李建成是由秦王府强大的实力所决定的。我并不认可这种观点。关于进化的论述必然会导出落后与先进的分野，而在玄武门之变中，隐太子和秦王之间并存在所谓的落后先进之别，李世民取代了李建成和其他的宫廷政变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活的人事对于死的制度的反动，他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出了这种制度所存在的弊端。而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也在以后的历代王朝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二:从国人批判诸葛亮毛泽东说起
有人试图通过日本人对于东条XX的崇拜，韩国人对于大长今的追捧，比对当下国人对于毛泽东等领袖的看法的改变，来证明自己荒谬的结论。即居高临下的抨击中国人道德和人性的丑陋，来或取某种道德的优越感！
20世纪初，经过顾颉刚和古史辩同人们的努力，就已经破除了信古的虚妄，神话的破灭的背后实质是大众获得了对于历史的阐释权，这并非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特征，而是对于事实的尊重.否则无论多么高尚的目的，都无法带给虚妄以道德的先天正义。
我一直相信，任何的正义真实都必须先接受批判才能成为正义，成为真实，而那种先验式的真理倘若不是宗教的梦呓，则可以纳入良知的迷惘。中国人自然可以去怀疑诸葛亮。自然可以去非议毛**泽**东，既然连上帝都已经被尼采宣判了死亡，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诸葛亮毛泽东有不证自明的伟大。诸葛亮和毛泽东又有什么权力来僭越上帝的威严。纯洁的东西只有在不纯洁的东西之中才能显示出来，那种对于领袖的偏执崇拜早就应该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启蒙的意义就在于脱魅，一个经过了启蒙的人有足够的权力和应该得到尊重的自由去怀疑历史文本上所记载的一切，时间并不是历史成为真实的护身符，谁又能够保证我们在教科书所见到的诸葛亮，所知道的毛泽东不是虚构叙事的产品，谁有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必然是他们个人德行的忠实记录。并不能够因为他拥有着时间的优势，就意味着诸葛亮毛**泽**东们获得了批判的豁免权。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膜拜诸葛亮？要感激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启蒙，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他唯一应该忠诚的是真实而非领袖，退一步说，毛泽东可以粪土万户侯，他也该接受被后人粪土的事实。我很庆幸至少我们还没有完全失去了理性，可以不加考察的怀疑权威所赋予我们的一切知识和信仰.
圣人已死,无论是儒家的圣人还是马教的领袖,都没有任何资格去僭越上帝的恩典来俯视苍生,我所尊重的孔子只是那个"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儒生,而不会对着那块大成至圣先师的牌匾诚惶诚恐,没有了理解的信仰是良知的迷幛,没有了批判的相信是对于理性的亵渎.
三:中国马列主义的道统与政统
笔者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姿态最为革命最为激进的马列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其所竭力反对的儒学有着内在的相似性,马列的输入本身是时代救亡的必然,与之同时或者比之更早输入中国的思潮甚多,各类名目繁乱,但是惟独马列最后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或许只能从马列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的相适性去考察.
马列输入中国后近十年左右,以马列思想为知道思想的中共党内便开始了路线之争,原因是国民革命中国民党清共行动导致中共自身面临着生存的威胁,还有便是苏共内部的斯大林与托洛次基之间思想阐述的差异,27年的左右之争直接开启了中共内部对于领导权和思想阐释权的争夺,也就是道统体系的构的主导权.道统的概念是力排佛老的唐朝文人韩愈的发明,后又朱熹加以引申发挥,并且建立起自孔孟以至程朱的道统传授体系,而中共后来对于马列斯毛的排序的确认本身标志着党内统之争的暂时结束,即毛泽东取得了思想阐释的权力,并且在通过思想的整顿,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主导权。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留苏派首领、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向毛交权，毛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但毛泽东此时还未掌握党内意识形态解释权，张闻天和王明仍是党内头号马克思理论家，理论宣传部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毛泽东最高导师的地位，要到中共七大上才正式确立。通过延安整风和七大毛泽东思想的召开，毛泽东最终排挤了王明张闻天等有留苏背景的马列理论家，取得了对于马列主义的阐释权，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的完成，更是毛泽东个人无上权威的开始。毛泽东完成思想整合.与斯大林排斥托洛次基的方法如出一辙.
中国古代虽然并不存在政学殊途，但毕竟政统与道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中共（各国的共产党莫不如此）由于自身和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政统与道统合一的怪胎，毛泽东本人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是思想上的权威，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后来一系列悲剧的根源，以政干学，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消灭异端，莫此为甚，于是20年内的万马齐喑也就不足为奇了。 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是通过汉儒与政权的结合，并且无论是汉朝的察举，还是世家大族对于仕途的垄断，包括唐朝之后大盛的科举，本身都是通过考试的手段完成了思想阐释的集中和推广，中共上台之后也因循这条旧路，不断强化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树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甘阳注意到，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基本区别，实际就在于：后者主要是靠经济成就（福利国家）来取得社会存续所必须的合理性依据，合法性根据和动机支持根据。而前者则主要靠”道德理想主义“教育（政治化的道德，道德化的政治）来取得这些依据的。因此，对”资本主义“来说， 最致命的是”经济危机“，相反，对社会主义来说，最致命的危机则是”信仰危机.甘阳在这里运用了韦伯的观点,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我的朋友汤明先生曾经提醒我，即马克思的五段论中，所谓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本身是通过论证资本主义的消亡反证得来，但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弹性远远大于预期。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的成功使得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末纷纷易帜。即便是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经济体制上也走上了几乎相同的道路,中国,越南莫不如此.甚至他们在经济体制自由化道路上比之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激进.而这种改革意味着政权对于自身合法性基础认知的改变,即从高唱道德理想主义向以经济成就为合理性依据转变,原来的道统至此割裂.
由于道统和政统合一,道统的割裂必然导致政统的转向,，但一方面政府又必须通过继承原有的道统体系来证明自身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现实的变化必然导致体用之间的脱离，即陈旧的意识形态成为空言，已不能指挥实际运行，则新的思想融合乃是必然.
中古以降,儒学衰微,至唐儒韩愈正式提出了道统概念,构建了自尧舜以至周公孔孟的道统谱系,经过二程朱熹加一阐扬发挥,兼摄佛老,完成了新儒学的整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思潮大致有三,曰马列,曰西化,曰传统,49年之后,马列挟政权之威势,一统之势遂定,然势不可久,三十余年后,西化传统复起,则未来之归属究竟如何?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尝言:"窃疑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斯言是也.未来之趋势,必为融合而非独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