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5 11:41
wukongik
海上帝国的幻灭
海上帝国的幻灭
中国自秦汉一统以来，逐渐成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但却并不等于就是一个陆海文明国家。国人自古强调“以农立国”，“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大陆型的自然环境和农耕型的经济生活的紧密结合无疑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长期以来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落后广为今天的人所诟病。然而事实上，几乎所有在历史上严重威胁这一农业帝国的边患都来自北方边疆，漫长的海岸线被看作保卫帝国安全的天然长城，同时也似乎成为向外扩张的最后边界。
但是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尝试的勇气，自唐中叶以来，中国就努力致力于海洋发展，以福建为例，由于受山势的限制，平原极少，无法维持众多的人口，北宋时即已发生人、地失衡的矛盾，其经济的发展只有求诸海外活动。因而造就了闽海一带人民海外贸易与海洋活动的传统。南宋成为国人由大陆迈向海洋的一个新起点，为了以远洋贸易补充税收的不足，政府主动以国家机器承担起发展和保护民间海贸的义务，只要能增加收入，甚至规定不论官民，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爵禄厚赏。国家水师游弋海上为进出商船保驾护航。元代承袭此势，在遍及世界的蒙古帝国的体系中，远洋贸易逐渐形成“全球化”趋势。然而已带有政治色彩浓厚的“朝贡”形式。 到了明初，中国已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术。然而为了防止在元末争霸战争中失败而逃至海外的“逆臣”的骚扰，明太祖在沿海一带颁布海禁令，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如今成为中央政府的专利。普通百姓没有出海做生意的权利，而来“天朝”贸易的外国人必须打着“朝贡”的旗号。郑和下西洋是直到今天还众口传颂的海上事业的辉煌篇章，然而这一场壮举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明朝放弃了南宋以海贸供养海军的政策，中央财政在惊人的海洋开支面前捉襟见肘。不得已狼狈叫停，此后留下的，是日益衰败的帝国海军和裹足不前的民间海上商贸。从宋代起渐成气候的沿海地方豪强自然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一度威震海外的帝国海军现在竟在一群来自民间的海盗面前束手无策，海禁越禁越乱，国家不得以做出让步，在国家垄断之外，有限度的“私营”开始张目。
现在我们掉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远邻，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渴求财富与霸权的人们纷至沓来，葡英法等国在美洲各踞一方。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圈环内，西欧的资本和冒险家接踵而来，西非的黑人被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个建筑在世界分工体制上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网络开始呈现出来。在这个网络成形后，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亚洲大陆形成合围之势。葡萄牙人带着对东方神秘财富的渴求，第一个敲开了印度洋的大门，从马六甲到澳门，成为葡萄牙人的前进基地，西班牙因没法弄到像澳门那样的据点，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不过，风光一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并没有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在海上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商业贸易属于国家。黄金是为了献给国王和“上帝”，在这个时候，国家和私人并未区分开来，大家追求财富而不是以财富增值财富，一切和过去一样，历史用血与剑来书写。
然而，新的参赛选手很快加入进来了，后起的商业天才英国和荷兰带着妒火闯入这里，并不占海上优势的英荷政府为了对抗西班牙人的海上霸权，不惜鼓励自己国内的海盗和民间力量前去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一决高下。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以国库投资入股，与她的子民共同享有海外的红利。在资本主义精神的狂热感召下，财富变成资本，它与暴力极有效率的组织起来，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节节败退。很快被排挤出局。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在印度洋的枢纽地段建立起来，它就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与荷属东印度公司。这个时候，政府反而为私营公司所左右。荷属东印度公司公然宣布：“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
这一切，并没有人觉得不妥，异军突起的新教教导大家为了上帝的荣光而奋斗于现世，继承于罗马的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指出：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尽管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加上代议机构，多元社会，个人主义，在这些巨大支柱的支持下，宗教狂热甚至国家政治利益向资本的流动和增值让路。迥异于以往的时代正在展开。
暂且收回我们的目光而移向自家门口，1633年9月，郑芝龙在金门大败荷兰人，不可一世的“红夷”不得已收起枪炮，在这里他们屈从于一个东方人的海上霸权，转而试图以和平的方式与中国开展海上贸易。
我无意夸耀战胜本身的所谓辉煌意义，对胜利过程穷形尽相的描写，读来也许只能一时增加血气之勇而已。这样的胜利，我们曾经并不缺乏，此战之后，还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又在雅克萨击退沙俄殖民者，那自然又是常为人们夸耀的辉煌，却阻止不了一百七十三年之后，黑龙江外的土地终于落入他人之手。
那么在胜利的背后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探究？去摆脱精神胜利法的梦魇？不希望在从故纸堆中翻出的这一场大捷，只成为一些人自我安慰的资本。“老子当年，比你阔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
“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在和平共处的局面下，郑氏势力雄踞海上，一张前所未有的网络在东方迅速建立起来，这张网络，并非狭义的商业贸易网，在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之间，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信息情报和知识技术流动起来，互通有无。为了更有效率的适应交换的要求，东西方各个集团逐渐在组织及制度上加以改造，以使自己更适合与内外对手竞争的需要，以使自己更快更高效的在海洋上攫取每一份利润。对郑氏来说，为了维护家族的海上垄断霸权，在每一条网络回路中，强大的海洋武装力量正在建立，郑氏家族在内地之外的台湾和日本建立基地。马汉笔下所描述的近代海洋和海权意识开始抬头。
在这个横跨几大洋的交换网络之间，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开始碰撞，震荡并交融，一些原有的结构在撞击中崩毁，新的结构逐渐建构起来，新的网络包融了旧的。边界由棱角分明到日趋模糊。欧洲人遵循的商业规则，资本主义精神和海洋霸权意识与亚洲人的儒家文化，家族荣誉感，组织与纪律交相辉映，在资本流动的洪流中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复制并移植到另一个文化体系中去。这是一场平等的竞争与变革。
与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海上辉煌不同，郑芝龙见证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与以往民间和平进行海贸的繁荣不同，他船坚炮利，充满霸气，敢于摧毁一切竞争者和商业壁垒。与政府垄断和管制下海贸的繁荣不同，他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商人甚至海盗，与普通的商人和海盗又不同，他还是一个“广交朝中大老”，专制闵粤海上的高官显贵，与郑和六下西洋的政治考虑仍然不同，他一心追求的是永无止境的商业利润。
他的前辈，名震一时的海盗王直是一个悲剧，在受抚之后即被朝廷处死。从这一点上说，郑芝龙的运气要好得多，也成功得多。他将自己的事业纳入明王朝的体制之内，他自然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在郑氏受抚后的一系列活动中：争夺海权，移民屯垦，垄断海贸，开展通商，这一切，无一不得到朝廷要员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广为人所诟病的禁海令只不过是一纸具文。一个以前未曾有过的模式正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
郑芝龙也自然成为东南沿海无可谋生而铤而走险的人们的榜样，中国人纷纷移民到马尼拉，马六甲，菲律宾寻求新的冒险天地，像颜思齐那样意图在海外建立新王国的冒险家大有人在。他们一时无法与郑氏的强大霸权相争，却有能力在与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角逐中设法站稳脚跟。通过活跃的海上贸易，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都能轻易得到来自中国内陆在人员，物资上的及时补充。甚至虽然受到大规模的屠杀（在马尼拉曾被西班牙人前后屠杀数万人），但却能很快恢复元气，独霸海上的郑氏家族的威权不可能永久存在，他们相信，通过努力，冒险和机缘巧合，郑氏海上霸权的建立是可以复制的，也许下一个就是自己。在竞争中他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热情，好奇和勇气去开拓新的天地。
现在看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国人的船队正在枪炮的卫护之下，浩浩荡荡的游弋于东南海域，新生力量尚称不上无比强大，但异常的朝气蓬勃，长期生活于农业文明下的淳朴人们，也开始滋生对外进取拓殖的勃勃雄心。然而，我们不应忘记马汉的另一个理论：“海权与陆权乃是天生的盟友，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为敌的，不可偏废，空有海权，无法将力量延伸至人类生活的陆地，自然无法获得立即与绝对的战略胜利；而空有陆权，也无法将其强大的陆上武力投射至海外，达成其夺取或占领的目的。”郑芝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所依托的沿海内陆。这里是郑氏海上贸易的财富之源，这里为郑氏提供兵源和海外垦殖的拓荒者，郑氏家族深深的植根于这里。这所有的辉煌，在1644年之后，逐渐起了微妙的变化。
1646年，清军入福州，郑芝龙降清，这之后，他的儿子——郑成功几乎是白手起家的将郑氏家族的领导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反清复明的旗帜号召下，郑成功先是依托闽浙沿海，后来又退到台湾的基地与清廷展开对抗。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的满州骑兵一时对郑氏家族竟无可奈何，在多次激战与僵持后，为要消灭抗清的郑氏海上势力，清廷严禁沿海居民出海，至清顺治18年(1661年)，更发布了沿海迁界令，将东南沿海居民迁至内地，以断绝沿海地区以物资接济郑氏的抗清力量。
郑氏以海上商业贸易建立霸业，中国大陆广大的资源及市场，是其贸易活动的命脉，不论是与日本人或欧洲人做生意，大陆都是她们最主要的对象。郑氏家族由于具备良好的商情、通路，和垄断的海权地位而能够在市场供需之间获取利益。此一利益，更是明郑抗清的财政基础。禁海令一下，郑氏家族的商业帝国受到沉重打击，仅靠当时尚不发达的日本，南洋与欧洲人的商贸往来，难以支撑巨大的经费开支。海上财源骤减，又难以得到来自大陆的人力，物力的补充，郑氏家族逐渐日薄西山。
不但如此，早已移居至南洋各地的华人开拓者也成为这一禁令的连带受害者，在与当地人和欧洲殖民者的竞争中，他们的损失从此难以得到来自祖国内地民间的大规模输血，因而渐居下风，在日趋残酷的斗争中他们当年雄姿英发的的气魄逐渐被消磨，挤在西方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海外中国人的生存不得已开始采取“寄人篱下”的方式，为了生存，他们服务于前者，却又遭到后者的妒恨，他们控制着南洋的经济，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个悲剧直到今天仍在进行中。
清康熙22年(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降清，这场胜负手尘埃落定。清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然而因为后来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于是在十八世纪后期把海贸限于广州一埠，重新退回唐朝的水平。直到1840年，由于西方列强也忙于欧洲大陆的宗教和争霸战争，其殖民势力仅局限在东南亚一隅，西太平洋几成无人问津的舞台，着实名副其实的太平了一阵子。明末建立起来的这张雄跨亚洲海域的商贸巨网，在切断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后日益萎缩干枯，网上曾流动着华人雄心与热血的每一个节点，也逐渐发生异化，无奈的以一种蹲伏而谦让的生活智慧来试图保护自己。
曾经昙花一现的海上帝国，就此幻灭。在看似重新恢复平静的万里波涛之上，一场惊雷很快就要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