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与大历史观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后序中说到：“《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这本书之于大历史，只是一个起步性尝试而已。比如第七章写李贽，便没有涉及到多少技术领域的内容，个人认为本章只是想说明：“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这个问题。当李贽将道德工具化，他的思想便演化出了自相矛盾。   

    黄的书我一共看过三本，另两本是《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与《中国大历史》。两本书黄都试图在“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这思路理论上想想非常好，但在下以为前一本书成功了，而后一本书失败了。 《资》分析比较到位，尤其是黄将西方国家比为一个股份制企业：总统当主管，议会做股东，是至今为止我所见过最精当的概括性比喻。《中》则基本上可以说是乱来，不管是把周礼定义为“间架式结构”还是王安石变法称为“不合时宜的数字化管理”，怎么看都很荒唐。这种前后差异实际上是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巨大代沟造成的，而黄的思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西式的。   

    西方务实，讲究层层逻辑推导，由基础事实推出高级结论。所以在史料充实的情况下，至少真伪是比较容易辨析的，因此结论也就更准确。但中国却是反过来，首先要明确高尚的道德目标，这个目标往往是不现实的（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然后以此为指导方针层层下派决定具体方案。表现在史学上，就是根据作者的历史观以“春秋笔法”描写历史细节。这样写出来的历史细节，是主观性的，而不是客观事实。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朝以前史料相对匮乏的时代，首先必须在考证上下大功夫，搞清楚历史事实，才谈得上展望大历史。否则，在歪曲的基础史料上最精确的推导只能得出最荒谬的结论。黄仁宇虽然察觉到了这种“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危害性，但是他低估了这种思想无所不在的渗透性。   

    黄在后序中举了一个他自己注意到的“小历史”细节：“例如刘挺，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这实际上是诠释中国修史特点的一个绝佳例子。为什么会有三种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三种立场。以明朝的立场来看，刘挺英勇赴死，自然属于马革裹尸的行列；而满清对于这种死硬派显然不可能有好感，不管他是怎么死的，反正都是无谓抵抗我大清的愚蠢行为；朝鲜方对此没有直接关系，则记载当最接近历史原貌。这样我们梳理一下刘挺死亡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刘挺被满军击败包围（或被俘），在绝境中点燃火药自爆身死。读者如果只看明朝或者满洲的记载，感觉差异就会很大：头一个至少是烈士，英勇是肯定的；后一个则至多是烈士（有请降不纳的嫌疑），无能是有的。这些原始误差积累到最后，必然是本质上的理解偏差。举例来说，在评析战局时，前者通常只注意到明朝战略上的失误，后者则往往归咎于军队的腐败无能。   

    外国人每每诟病中国史学家“述而不作”，少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他们不知道，国史家们已经将他们的辣椒末塞在面包里面喂给我们吃了。

个人以为，黄的书，当作另一种思路开开眼界也就罢了，研究正统的历史，我宁可相信那些所谓的专家教授

楼主说黄是西方的思维，不管这是不是真的，至少他的思路确实和中国传统史家完全不同，这就是他的问题，拿一种规则来研究另一种规则的产物，能得出什么结果不言而喻……


另，万历十五年还是很不错的，从另一种思路解读历史，这虽然不是他的首创，但确实影响最大，至于中国大历史，冷笑……和柏杨注的资治通鉴一样，当笑话书看很不错

回复 #2 flyst1983 的帖子

呵呵，我觉得黄的尝试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失败了。国内有国内的苦衷，国外的又不懂行，中国历史不好办呐。

黄某人只是个军人出身，历史又是在美国学的，能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了。他的方法也不算错，但他对于古代的一些政治文化背景似乎不大了解，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解释问题。他研究历史的眼光自然要比古人高很多，这是时代的差距，评价当时的人物政治优劣自然得心应手，可是脱离了当时背景环境下的研究总是会得出一些比较笑话的结论。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他完全没有搞清楚东西方史书的区别，西方大部分史书，本身就只是一种资料。而东方的史书完全不同，这些史书，不能简单的当成史料，它们其实是作者对历史的一种研究，一种态度，即使史记和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也不例外。黄的历史观，用来研究西方历史自然是好的，可是东方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家对历史研究的一种结论，黄想要在结论上研究结论，闹出来一大堆笑话还抱怨中国的史料不精确

回复 #4 flyst1983 的帖子

完全赞同~！今日研习古代史首先还是得考证，那些记载靠谱，哪些扯太远。孔子当年感慨：“知余者以《春秋》乎？罪余者亦以《春秋乎》！”确实很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