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读三国 说英雄》(转)

三国是什么？是桃花树下深深一拜吗？是长阪坡头血染征袍吗？是百里赤壁一夜风火吗？还是明月下的一曲短歌呢？
　　一梦十年扬州的杜牧尚且在千年前拾起沉沙断戟浩叹不已，古今少年又有几个不曾在三国的渺渺烽烟中，在逝去的隐隐歌吟中激动、感慨、迷惘、徘徊……
　　在当今“三国”升温的时代，《读三国 说英雄》加入到品评三国的行列中。作者不仅细细品读了三国故事中的英雄行为、英雄品格、英雄心理和英雄悲剧，而且从人性的视角，阐释了英雄的行为、性格和心理中蕴含的人格魅力和人性特征。有历史，有故事，有悲悯，有叹息，更有令人叹服的“诛心之论”。

作者简介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著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1992）、《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1992）、《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1994）、《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1995）、《明清传奇综录》（1997）、《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1998）、《明清传奇史》（1999）、《中国文学史》（合著，2003）、《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2004）、《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2005）等著作。

前言 目录
  
　　《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之作。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宋代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科，作家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历史故事，组织、敷衍成一篇完整的叙事作品，从而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目录
前 言(1)
前 言(2)




　古今奸雄第一奇人--说曹操
  
　　“奸雄”是什么意思？作为贬义词，它指恶人的魁首，也就是第一号的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引申为富于权诈、窃取高位的野心家。作为合成词，它指既有奸伪权诈，又具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

一、引子：何谓奸雄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1)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2)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3)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4)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1)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2)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3)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4)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5)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1)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2)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3)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4)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5)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6)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7)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




　心口不一的君子--说刘备
  
　　在整部《三国志演义》小说当中，魏、蜀、吴三方的领袖人物，真正能够和曹操相媲美的是刘备。所以，人们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如果要找一个对仗的句子，我想说刘备是“心口不一的君子”。

一、引子：如此君子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1)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2)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3)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4)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1)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2)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3)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4)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5)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6)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7)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8)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9)




　以柔克刚的政治赢家--说司马懿
  
　　常言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不是曹操，不是刘备，不是孙权，也不是诸葛亮，而是司马懿。

　　在《三国志演义》这些先后步入历史聚光灯下的英雄人物当中，司马懿出场亮相最晚，但却成为三国时期逐鹿争鼎的最大赢家。魏、蜀、吴三国，最后被司马氏的晋朝所灭，“三分归一统”，他成为一个最后的胜利者，他的孙子建立了西晋王朝。

一、引子:笑到最后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1)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2)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3)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4)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1)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2)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3)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4)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5)
四、盖棺论定:白脸赢家(1)
四、盖棺论定:白脸赢家(2)




　治家的典型--说诸葛亮
  
　　中国古代士人心中最憧憬的政治理想，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龙从云，虎从风”，中国古代士人由衷地渴望风云际遇，得到明君的重用，使他们在政治上得以大展宏图。

一、引子:士人政治家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四、士人的军事谋略:"独含天灵"(1)
四、士人的军事谋略:"独含天灵"(2)
五、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五、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古今名将第一奇人--说关羽
  
　　千百年来，不管喜欢不喜欢关羽，关羽的形象总是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仅以一位名将著称，而且以神灵著称，成为著名的“关公”、“关老爷”，甚至“关帝”。

一、引子:第一名将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1)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2)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3)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4)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
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1)
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2)
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3)




　正直真诚的猛将兼莽汉--说张飞
  
　　从宋代以来，在民间说唱故事“说三国”中，张飞一直是热门话题之一。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独战吕布”、“张飞摔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捉吕布”等情节，大都妙趣横生，使张飞成为这本书前半部中最有活力的人物。

一、引子:慷慨悲歌之士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
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1)
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2)
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3)
四、性急与嗜酒:任侠使气




　雄姿英发的年少周郎--说周瑜
  
　　与历史人物周瑜比较吻合的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周瑜形象有两个基本的英雄品格：他既是一位具有雄心大志的辅臣，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统帅。正如小说叙事者所称道的：“胸藏纬地经天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

一、引子:双面周瑜
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
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
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
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
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
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
后 记(1)
后 记(2)

前言

　　古今奸雄第一奇人——说曹操

　　一、引子：何谓奸雄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

　　（一）奇特的出身

　　（二）故杀吕伯奢

　　（三）忌杀杨修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

　　（一）少时的权术

　　（二）用人的权术

　　（三）行事的权术

　　（四）权术与性格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

　　（一）讨伐董卓

　　（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独运其谋

　　（四）驾驭天下智力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地”

　　（一）煮酒论英雄

　　（二）庸君与强臣

　　（三）名垂史册

　　心口不一的君子——说刘备

　　一、引子：如此君子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

　　（一）高贵的血统

　　（二）仁义爱民

　　（三）诚信待士

　　（四）平民的气质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

　　（一）勉从虎穴暂栖身

　　（二）权术高手

　　（三）封王称帝

　　（四）百姓偏不以为假

　　四、柔弱性格：亦真亦假

　　（一）从来善哭

　　（二）贪恋女色

　　（三）表象和本质

　　以柔克刚的政治赢家——说司马懿

　　一、引子：笑到最后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

　　（一）难寻破绽

　　（二）“牛皮糖”战术

　　（三）多疑与谨慎

　　（四）并非“恐亮症”

　　（五）孰高孰低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

　　（一）初露头角：司马懿与曹操

　　（二）渐显锋芒：司马懿与曹丕

　　（三）大展宏图：司马懿与曹叡

　　（四）后发制人：司马懿与曹爽

　　四、盖棺论定：白脸赢家

　　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说诸葛亮

　　一、引子：士人政治家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深”

　　（一）择主而事

　　（二）为帝王师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一）知其不可而为之

　　（二）鞠躬尽瘁

　　四、士人的军事谋略：“独含天灵”

　　（一）神机妙算

　　（二）多智而近妖

　　五、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一）纵容关羽

　　（二）驾驭魏延

　　古今名将第一奇人——说关羽

　　一、引子：第一名将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

　　（一）红脸关公

　　（二）勇武绝伦

　　（三）足智多谋

　　（四）儒雅的风范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重”

　　（一）关羽降曹

　　（二）义释曹操

　　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

　　（一）目空一切

　　（二）英雄的悲剧

　　正直真诚的猛将兼莽汉——说张飞

　　一、引子：慷慨悲歌之士

　　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时

　　（一）威猛强悍

　　（二）莽而有智

　　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

　　（一）平民本色

　　（二）正气凛然

　　（三）真诚坦率

　　四、性急与嗜酒：任侠使气

　　雄姿英发的年少周郎——说周瑜

　　一、引子：双面周瑜

　　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谋”

　　（一）得人者昌

　　（二）建立帝基

　　（三）知遇之恩

　　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术”

　　（一）赤壁大战第一主角

　　（二）借刀杀人

　　（三）将计就计

　　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

　　（一）不和谐的性格

　　（二）五杀诸葛

　　（三）三气周瑜

　　（四）既生瑜，何生亮

　　后记

前 言

　《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之作。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宋代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科，作家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历史故事，组织、敷衍成一篇完整的叙事作品，从而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历代人们欣赏历史演义小说，不仅关注其中叙述的宫廷争斗、沙场征战的故事，更为关注其中塑造的叱咤风云、卓尔不群的英雄。

　　“英雄”，古人特指识见、才能、勇武或作为非凡超群的人物。据今所知，“英雄”一词比较可靠的最早用例，始见于东汉初年的文献，比如南朝梁萧统（５０１—５３１）《文选》卷五十二收录东汉班彪（３—５４）的《王命论》，写道：“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时世造英雄，英雄创伟业，这成为古往今来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

　　《三国志演义》所叙写的汉末三国时期，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群雄逐鹿、风舒云卷的动荡时期，流传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所以后代人们酷爱阅读以汉末三国历史为题材的史籍与小说。正如清初毛宗岗（清顺治、康熙年间人）在毛本《三国演义》卷首的《读三国志法》中所说的：“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材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他说的“人材”就是英雄。

　　在汉末三国时期，人们往往以“英雄”自诩或以“英雄”誉人。比如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就曾对刘备（１６１—２２３）坦言：“方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听了此言，大惊失色，筷子失手掉在地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这在《三国志演义》里敷衍成家喻户晓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早在东汉末年，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就曾经写过一部《汉末英雄记》，记载了许多这一时期的英雄如董卓（？—１９２）、吕布（？—１９８）、袁绍（？—２０２）、公孙瓒（？—１９９）、曹操等人的故事。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在后世广为传扬，成为人们喜闻乐道的“口谈”。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曾引用明中期著名文人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的一首《西江月》词，道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他认为，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２１９）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正因为“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他认定诸葛亮、关羽和曹操三人是汉末三国英雄榜中的鼎甲，就像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演绎了汉末三国时期最为精彩的历史故事，这可以代表古往今来人们的普遍看法。

　　在《三国志演义》问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藉讴歌诸葛亮的英雄事迹，寄托自身救国救民的怀抱。如唐代“诗圣”杜甫（７１２—７７０）热情地歌颂道：“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南宋诗人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也深深地感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诸葛亮的形象凝聚了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寄望，成为他们的精神典范。

　　早在宋元时期，就有关汉卿（约１２２０—约１３００）《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杂剧和同名的南曲戏文问世。关剧现存元代刻本，可知这是当时的流行剧目。“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一出《单刀赴会》，直到现在还常常在戏曲舞台上演出，赢得观众的喝彩。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以英雄著称，还以神灵著称，成为著名的“关公”、“关老爷”，甚至“关帝”，“关羽文化”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说诸葛亮、关羽是英雄，多数人都会投赞成票，可曹操也算是英雄吗？其实，虽然当时和后世都称曹操为一代“奸雄”，但在当时人们的语汇中，“奸雄”原本就是“英雄”的别称。比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记载，汝南许劭曾当着曹操的面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范晔（３９８—４４５）《后汉书·许劭传》同样记载许劭的话，却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实际上，当时人们也多以“英雄”称曹操，如《后汉书·李膺传》记载：曹操还未显达的时候，李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世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毛宗岗之所以称曹操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也许就是看中了他“奸雄”与“英雄”兼具的品格，所以谓之“奇人”。

说到曹操，就不能不提到他的第一对手刘备。不仅曹操称许刘备是与自己并世而立的“英雄”，刘备也始终把曹操看作自己实实在在的“天敌”。刘备入川时曾经难得坦率地对庞统（１７９—２１４）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所以刘备的故事和曹操的故事一样流行。《太平广记》卷二二六引唐颜师古（５８１—６４５）《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５６９—６１８）喜欢观看水上杂戏，戏目中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北宋时市井中流传“说三分”的民间说话技艺，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东坡志林》卷一记载，他的朋友王彭对他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书人在讲说曹操、刘备故事的时候，融进了鲜明的爱憎情感，听众包括小孩儿都不免受到感染，或喜或悲。

　　说到诸葛亮，也不能不提到刘备对他的信赖倚重和司马懿（１７９—２５１）与他的殊死对抗。初唐时释道宣（５９６—６６７）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三下《僧像致敬篇》有小注：“似刘氏重孔明等。”这里引用的显然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之类的故事。稍后释大觉为《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作注疏，撰写《四分律行事钞批》一书，在卷二十六中引用了“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民谚，讲的是诸葛亮遗计惊退司马懿军队的故事。刘知几（６６１—７２１）《史通》卷五《采撰》篇中，也提到“诸葛犹存”的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在《三国志演义》那些先后步入历史聚光灯的英雄人物当中，司马懿出场亮相最晚，但却成为汉末三国时期逐鹿争鼎的最大赢家。魏、蜀、吴三国，最后被司马氏的晋朝所灭，“三分归一统”，司马氏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这跟司马懿的卓绝战功和忍辱负重是分不开的。

　　至于说到刘备和关羽，也就不能不提到他们“桃园三结义”的兄弟张飞（？—２２１）。张飞的故事在唐代就广泛流布于民间，李商隐（８１３—８５８）《骄儿诗》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记述的是儿童听说张飞、邓艾故事的观后感。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独战吕布”、“张飞摔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捉吕布”等情节，大都妙趣横生，使张飞成为这本书前半部中最有活力的人物。在元明清三代的“三国戏”中，张飞一直是出镜率最高的人物之一，张飞形象成为戏曲舞台上著名的喜剧英雄。

　　在《三国志演义》中，周瑜临终时深深地感叹：“既生瑜，何生亮！”其实，英年早逝的周瑜（１７５—２１０），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成为许多文人士子追求和歌颂的英雄偶像，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周郎”。比如唐代“诗仙”李白（７０１—７６２）的《赤壁歌送别》写道：“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胡曾（唐咸通间人）《赤壁咏史诗》写道：“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南宋戴复古（１１６７—？）《赤壁》诗写道：“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而一代文豪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更是千古传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苏轼看来，周瑜堪称汉末三国英雄豪杰中的翘楚。

　　检点汉末三国的英雄人物，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正是曹操、刘备、司马懿、诸葛亮、关羽、张飞和周瑜等七位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本书即拟以明代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为文本依据（本书中凡引用此版本，仅注明卷数与节目），细说他们的英雄行为、英雄品格、英雄心理和英雄悲剧，从中体味深沉隽永的人生价值与人性内涵。

　　当然，汉末三国时期英雄辈出，即使是在《三国志演义》中跳动着活跃身影的，除了上述七人以外，还有孙权、吕布、袁绍、赵云、张辽、夏侯惇、黄忠、马超、吕蒙、陆逊、魏延、姜维、邓艾……可谓指不胜屈。我在本书中选说七位英雄，仅仅是尝鼎一脔而已。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也来细读《三国志演义》，畅说英雄，张扬英雄事迹，激发英雄豪情。

一、引子：何谓奸雄

　前人在评价《三国志演义》人物的时候说：“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冥飞《古今小说评林》）他认为刘备是“奸而不雄”，孙权是“雄而不奸”，而曹操则是既奸且雄的奸雄。

　　“奸雄”是什么意思？作为贬义词，它指恶人的魁首，也就是第一号的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引申为富于权诈、窃取高位的野心家。作为合成词，它指既有奸伪权诈，又具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

　　在历史上，还在曹操在世的时候，人们就称他为奸雄。《三国志》引用了当时三位擅长于评价人物的著名的“风鉴家”对曹操的评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这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同样加以引用。

　　当时桥玄和何颙不约而同地认为：曹操实为“命世之才”，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为曹操。“命世”义同“名世”，“命世之才”即声名显赫于当世的人才，这显然含有褒扬的意思。

　　汝南人许劭擅长于“月旦评”，他对曹操的评价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当着曹操的面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

　　看来，一个人是能臣还是奸雄，并不取决于他内在的个人道德品质，而取决于他外在的社会政治处境。同样是曹操，同样具备超人的智慧和人格品性，但他可能成为能臣，也可能成为奸雄，这首先要看他身处什么样的时代环境。身处治世，他就是个能臣；身处乱世，他注定只能是个奸雄。现在他不幸处于汉末社会大动荡的乱世，所以时势造英雄，乱世造就奸雄。

　　既然曹操可以是能臣也可以是奸雄，那么“奸雄”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跟“能臣”一样是个褒义词，至少是个中性词。

　　我们注意到，在历史上和小说中，许劭这句话都是当面对曹操说的。曹操听了以后是什么表情呢？小说里写道，曹操听了许劭的话以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居然“喜而谢之”（毛宗岗本《三国演义》根据史书，改作“闻言大喜”），曹操非常高兴，还感谢许劭。

　　这就让咱们非常奇怪。因为现在你要当面对一个人说“您老先生是个奸雄”，他肯定认为这是对他莫大的人身侮辱，肯定非常生气，非打你两耳刮子不可——“我怎么是奸雄？说我是英雄，这可以，但绝不能说我是奸雄，那是对我的诽谤。”但是曹操听许劭说他是奸雄，却“喜而谢之”，这说明当时人们所说的“奸雄”，并不是贬义词，恐怕更多地是褒义词，至少是中性词。

　　曹操是“雄”，是人中豪杰，但不是个“英雄”，而是个“奸雄”。这么来评价曹操，表现出中国古代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看到他的双重性。《红楼梦》小说里，脂砚斋评语讲到贾宝玉，就认为他“说不得好，说不得不好”。就是你说他好，好像也不对，他有不好的地方；可是你说他不好，好像也不对，他有好的地方。咱们阅读曹操，也有同样的感觉。

　　曹操是个非常可恶的人，痛恨他，咱们可以痛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手刃此老贼”，把他杀了；但是你也会看到他有非常可亲、可敬、可慕的一面，也会非常佩服他，甚至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如果能拜曹操为师，也不枉人生一世。

　　这种复杂的感觉，实际上是小说给咱们提供的。所以咱们阅读小说，阅读曹操，就得同时注意，“奸”和“雄”怎么在他身上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演义》小说在曹操一出场的时候，就给他定下了“奸雄”的基调，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于身处乱世，曹操只能是“奸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么一种写法，在显性的层面上是对曹操形象的“定性”，引导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把曹操作为“奸雄”来读；在隐性的层面上，小说也要展示，在群雄争霸、逐鹿天下的汉末社会里，在他整个一生过程中，曹操怎么自我塑造，去完成奸雄这种独特的个人品质？

　　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说法：一位成功人士，当他成功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他：“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其实问的是他的成长过程。那么曹操这样的奸雄，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

二、奸雄的品格:"心口如一之小人"

（一）奇特的出身

　　咱们先从曹操的出身说起。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古人认为出身是要决定人的命运的。

　　曹操的出身相当卑微，他的父亲曹嵩本来不姓曹，姓夏侯氏，为了巴结权贵，认了中常侍曹腾为义父，所以冒姓曹。这么说起来，夏侯渊、夏侯惇都是曹操的直系亲戚，是他的堂兄弟这一辈的。

　　中常侍又叫中臣侍，是宦官名。宦官在朝廷当中，一方面地位很高，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另一方面地位又很低，是皇家的奴才。所以陈琳代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中，就说曹操是“赘阉遗丑”，即他是太监遗留下来的很丑陋的那么一种人。这是揭家底儿的话，一针见血，刺痛了曹操的自尊心。

　　曹操从来讳言他这种太监义子的出身，他标榜自己是汉高祖刘邦时期著名的宰相曹参的后裔。实际上他本家并不姓曹，但他偏要这么标榜，这真是拉虎皮做大旗，聊以自宽自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曹操很看重自己的出身，他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同时又有强烈的自尊心——我虽然出身不高，我的成分不好，但是我有本事，我要用自己的本事去改变我的社会地位。虽然曹参不是我的祖先，但是我可以借助于社会地位的提高，去接续这个祖先的家谱。

　　这是曹操的一种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曹操具有埋头苦干的精神、发奋进取的精神，也赋予他那种粗野质朴的做人作风。反正出身不高，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跟刘备、孙权的出身完全不一样。刘备虽然“织履贩席”，是织草鞋、卖席子的小贩，社会地位很低，但他的血统特别纯正，跟皇族一脉相承。孙权是诸侯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一直很高。所以刘备和孙权都属于贵族家庭，或者说是没落的贵族家庭。

　　而曹操既没有刘备那样高贵的皇族血统，也没有孙权那样显贵的贵胄祖先，他不过是一介平民，当然是攀附权贵的一介平民。这种特殊的平民出身和曹操独特的做人心态、独特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二）故杀吕伯奢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让人反感的行为，是杀吕伯奢（卷一《曹孟德谋杀董卓》）。这是曹操生平最可憎的恶行之一。有人说是“误杀吕伯奢”，这并不准确，因为他误杀的是吕伯奢的家人，对吕伯奢来说，就是明摆着要杀他。

　　曹操行刺董卓未遂，逃离洛阳，仓皇避难。路上经过中牟县，县令陈宫敬仰曹操的这种敢于冒生命的危险去刺杀董卓的壮烈行为，非常佩服他，认为他是“天下忠义之士”，所以就放了他，自己县令也不当了，弃官跟随曹操逃难。

　　曹操和陈宫逃到成皋这个地方，投奔曹操父亲的朋友吕伯奢。父亲的朋友，古人叫“父执”，就像咱们现在叫“叔叔”，是长辈。

　　吕伯奢也很敬佩曹操刺杀董卓的英雄举动，所以就热情地款待他，吩咐家人杀猪，自己亲自骑着小毛驴到西村沽酒。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待客礼节。

　　这时曹操惊魂未定，忽然听到庄后有磨刀霍霍的声音，心里怀疑，跟陈宫一起潜入草堂后，隔着板壁听到有人说：“缚而杀之。”咱们把他捆起来杀了吧。

　　曹操心想，这不是要杀我吗？要把我捆起来杀了。所以他先下手为强，与陈宫拔剑直入，不问青红皂白，不管男女老幼，一概杀之，一连杀死八人。

　　杀完以后一看，原来厨下捆的是一头猪，欲杀未杀，他才明白人家是要杀猪款待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猪肉。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只有逢年过节才杀猪，平时是不杀猪的。平时要杀猪待客，那肯定是贵客。人家很热情地要款待曹操，把他当成贵客，结果他把人家一家人全给杀了。这个时候真是误杀，情急之下，曹操和陈宫只好连忙逃走。

　　途中，他们遇见兴冲冲买酒归来的吕伯奢。曹操先是把吕伯奢放过去，然后故意对他说后面有人来了，在他一转头的时候，曹操便一刀把他杀了。

　　这个时候就不是误杀，而是故意杀人。所以陈宫责备曹操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你明明知道刚才是误杀了，现在却又故意杀了吕伯奢，这是违背道义的行为。

　　那么，曹操该不该杀吕伯奢？为什么？

　　咱们评价历史事件可以有两个角度：道义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道义的角度是一种道德审判。搁在道德审判台上，从道义的角度看，曹操杀了吕伯奢的家人以后，又故意杀了吕伯奢，对父亲的朋友，对一位热情款待你的朋友，居然下手如此之狠，这是决不可容忍的。

　　但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曹操在当时那种现实处境下，他应该怎么做？他能够怎么做？这就值得考虑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设身处地，在那种特定的处境当中，曹操正仓皇出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这时他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伤害他，因为正悬赏抓他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要了他的生命。这时候，他的保生、求生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杀吕伯奢的家人当然是无意的，是误杀，但是如果这时候不杀吕伯奢，从概率上来说他有５０％的安全系数，同时有５０％的不安全系数，这是肯定的，吕伯奢可能告他，也可能不告他。如果再考虑到感情的因素，吕伯奢回家一看，家里人都被杀了，吕伯奢出卖曹操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些。而曹操杀了吕伯奢，就百分之百地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了。所以曹操做了一种很决绝的行为，但是这种决绝的行为背后，有他的现实考虑。

真正可恨的还不是曹操故杀吕伯奢，而是曹操做了这种大不义的事情，居然连一点羞愧之心都没有，还说出了这么一句千古名言：“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连一向佩服他的陈宫，听了这句话，都觉得他是个“狼心狗行之徒”，弃他而去。

　　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是有史实依据的。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后，“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二字传达出曹操杀人后的复杂心理。而小说删去“凄怆”的表意语，增添了“天下”的修饰语，更成为对曹操的诛心之论。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不能辜负我，但是我可以辜负天下任何一个人。这样就把我和天下人搁在一个对立面。从这一点来说，咱们可以看出曹操性格中某种强悍的地方，他敢于和天下人为敌，这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

　　再进一步，咱们还可以看到，如果别人做了故杀吕伯奢这样的事，陈宫这么一责备，他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他要辩解说：“我这不是故意的。我这不是为了逃生，没有办法嘛，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请你原谅我这一次。”别人总会辩解的，但是曹操却不辩解，他非常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做人的准则。

　　按照古人说的：“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注释引录后晋桓温的话）曹操说了这么两句话，就足以遗臭万年了。所以古往今来，谁也不会把这两句话大书成一副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告诉他人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但是曹操能这么做，他愣是公开地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所以，跟一般的政治野心家相比，曹操的确与众不同。一般的政治野心家往往遮遮掩掩、欲言又止，隐藏自己的真实面貌，而曹操却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内在心理，这也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

　　李贽在评《三国志演义》时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四回总评）这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心的，就是想着我最好把天下人全给亏待了，但天下人谁也不能亏待我，亏待我一点我都睚眦必报；但是我可以亏了别人，亏了别人我可以心安理得。天下人都有这种心，但是谁敢坦白地这么说呢？只有一个人敢这么说，就是曹操。

　　所以小说家评价曹操，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这与刘备“外君子而内小人”是判然有别的。曹操是小人，但是他心口如一。这使咱们想起《论语》里面孔子说的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现在曹操不一样，他是个坦荡荡的小人，他不是常戚戚的君子。他是个“小人”，但又心怀“坦荡荡”，这就构成一个矛盾的组合体，跟“奸雄”那个矛盾的组合体相类似。

　　“坦荡荡”是曹操的一种独特的性格品质，独特的为人方式、处世方式。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个“小人”，他的言论和行为，从道义上来评价，绝对是小人的言论和行为。如果是君子，比如刘备，就不会去这么做，做了更不会这么说。当然刘备也有很多小人行为，这又另当别论。但是曹操这么做了，而且还这么说了，他敢作敢为，敢说敢言，还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是个男子汉，这是值得敬佩的。

　　（三）忌杀杨修

　　曹操这种“心口如一之小人”的奸雄品格，在忌杀杨修这一事件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中，曹操跟杨修构成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因为曹操一贯求贤若渴，他重视有才华、有智慧的人，而且在他身边也聚集了一帮很有才华、很有智慧的人，他善于重用他们。杨修是很聪明的，也很有才华，他的聪明才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比曹操逊色，也就是说杨修的智商决不会比曹操低。但是，为什么曹操就不能够始终如一地重用他呢？

　　曹操为什么会杀杨修？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操忌才。小说中写了几件事情，突出地体现“奸雄端的忌聪明”，就是说曹操很忌讳像杨修这样太聪明的人。小说写了几个故事（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

　　第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建一所花园，竣工后去视察，咱们现在建筑物落成后，领导也都得去验收、剪彩。曹操看了以后，一言不发，只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背着手就走了。工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盖一座花园好好的，你怎么就写了一个“活”字，啥也没说？这个时候，聪明的杨修猜出来了，他说：“丞相嫌门修得太阔了。‘门’内一个‘活’字，不就是‘阔’字吗？”于是工人马上将门改窄了，又请曹操来验收。曹操见了，心里高兴，一问知道是杨修解的字，“虽面喜，心甚恶之”，口头上大加称赞，心里却很嫉恨。

　　又有一次，塞北进贡一盒酥糖给曹操，曹操看了，在盒子上竖着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放在案头。曹操去睡觉，杨修就让大伙儿一人一口吃了。曹操睡醒以后，想吃酥糖，一看没了，就问怎么回事儿？杨修说：“丞相有命，盒子上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怎敢违背丞相的命令呢？”曹操“虽大喜，而心恶之”，心里更加讨厌杨修。

　　还有一件事，也很难容忍。曹操吩咐左右说：“吾梦中好杀人，睡着时汝等勿近前。”“梦中杀人”，的确是个很特别的性格。前面说到，曹操有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如果真的成为一种心病的话，有了神经质，就会表现为疑心很重，连在睡觉的时候也总是防着别人侵袭他。跟现在讲有武功的人一样，他用武功把自己罩住，你轻易不能碰他。曹操也是这样，他在睡觉时把自己罩住，你轻易碰他，他就把你给杀了。所以他让侍从轻易不要碰他。

真正可恨的还不是曹操故杀吕伯奢，而是曹操做了这种大不义的事情，居然连一点羞愧之心都没有，还说出了这么一句千古名言：“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连一向佩服他的陈宫，听了这句话，都觉得他是个“狼心狗行之徒”，弃他而去。

　　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是有史实依据的。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后，“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二字传达出曹操杀人后的复杂心理。而小说删去“凄怆”的表意语，增添了“天下”的修饰语，更成为对曹操的诛心之论。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不能辜负我，但是我可以辜负天下任何一个人。这样就把我和天下人搁在一个对立面。从这一点来说，咱们可以看出曹操性格中某种强悍的地方，他敢于和天下人为敌，这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

　　再进一步，咱们还可以看到，如果别人做了故杀吕伯奢这样的事，陈宫这么一责备，他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他要辩解说：“我这不是故意的。我这不是为了逃生，没有办法嘛，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请你原谅我这一次。”别人总会辩解的，但是曹操却不辩解，他非常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做人的准则。

　　按照古人说的：“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嘉靖本《三国志演义》注释引录后晋桓温的话）曹操说了这么两句话，就足以遗臭万年了。所以古往今来，谁也不会把这两句话大书成一副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告诉他人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但是曹操能这么做，他愣是公开地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所以，跟一般的政治野心家相比，曹操的确与众不同。一般的政治野心家往往遮遮掩掩、欲言又止，隐藏自己的真实面貌，而曹操却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内在心理，这也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

　　李贽在评《三国志演义》时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四回总评）这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心的，就是想着我最好把天下人全给亏待了，但天下人谁也不能亏待我，亏待我一点我都睚眦必报；但是我可以亏了别人，亏了别人我可以心安理得。天下人都有这种心，但是谁敢坦白地这么说呢？只有一个人敢这么说，就是曹操。

　　所以小说家评价曹操，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这与刘备“外君子而内小人”是判然有别的。曹操是小人，但是他心口如一。这使咱们想起《论语》里面孔子说的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现在曹操不一样，他是个坦荡荡的小人，他不是常戚戚的君子。他是个“小人”，但又心怀“坦荡荡”，这就构成一个矛盾的组合体，跟“奸雄”那个矛盾的组合体相类似。

　　“坦荡荡”是曹操的一种独特的性格品质，独特的为人方式、处世方式。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个“小人”，他的言论和行为，从道义上来评价，绝对是小人的言论和行为。如果是君子，比如刘备，就不会去这么做，做了更不会这么说。当然刘备也有很多小人行为，这又另当别论。但是曹操这么做了，而且还这么说了，他敢作敢为，敢说敢言，还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是个男子汉，这是值得敬佩的。

　　（三）忌杀杨修

　　曹操这种“心口如一之小人”的奸雄品格，在忌杀杨修这一事件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中，曹操跟杨修构成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因为曹操一贯求贤若渴，他重视有才华、有智慧的人，而且在他身边也聚集了一帮很有才华、很有智慧的人，他善于重用他们。杨修是很聪明的，也很有才华，他的聪明才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比曹操逊色，也就是说杨修的智商决不会比曹操低。但是，为什么曹操就不能够始终如一地重用他呢？

　　曹操为什么会杀杨修？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操忌才。小说中写了几件事情，突出地体现“奸雄端的忌聪明”，就是说曹操很忌讳像杨修这样太聪明的人。小说写了几个故事（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

　　第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建一所花园，竣工后去视察，咱们现在建筑物落成后，领导也都得去验收、剪彩。曹操看了以后，一言不发，只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背着手就走了。工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盖一座花园好好的，你怎么就写了一个“活”字，啥也没说？这个时候，聪明的杨修猜出来了，他说：“丞相嫌门修得太阔了。‘门’内一个‘活’字，不就是‘阔’字吗？”于是工人马上将门改窄了，又请曹操来验收。曹操见了，心里高兴，一问知道是杨修解的字，“虽面喜，心甚恶之”，口头上大加称赞，心里却很嫉恨。

　　又有一次，塞北进贡一盒酥糖给曹操，曹操看了，在盒子上竖着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放在案头。曹操去睡觉，杨修就让大伙儿一人一口吃了。曹操睡醒以后，想吃酥糖，一看没了，就问怎么回事儿？杨修说：“丞相有命，盒子上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怎敢违背丞相的命令呢？”曹操“虽大喜，而心恶之”，心里更加讨厌杨修。

　　还有一件事，也很难容忍。曹操吩咐左右说：“吾梦中好杀人，睡着时汝等勿近前。”“梦中杀人”，的确是个很特别的性格。前面说到，曹操有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如果真的成为一种心病的话，有了神经质，就会表现为疑心很重，连在睡觉的时候也总是防着别人侵袭他。跟现在讲有武功的人一样，他用武功把自己罩住，你轻易不能碰他。曹操也是这样，他在睡觉时把自己罩住，你轻易碰他，他就把你给杀了。所以他让侍从轻易不要碰他。

那天曹操睡午觉，被子掉在地上。一名侍卫好心，怕他着凉，赶忙拿被子给他盖上。没想到曹操突然跳起来，拔剑把这个侍卫杀了。杀完以后，他自己继续呼呼大睡。

　　睡醒了一看，怎么一个侍卫躺倒在地，血淋淋的？曹操吃惊地问：“何人杀吾近侍？”大家告诉他，是他在梦里杀的。曹操痛哭流涕，命厚葬这名侍卫。临葬的时候，杨修前去祭奠这名侍卫，感叹说：“君乃囊中之锥也！”谁让你明知故犯呢？死了也是白死。

　　曹操“闻而恶之”，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杨修是在揭他的短。实际上曹操不是做梦杀人，他是疑忌心太重而杀人，杨修揭的就是曹操这种性格上的短。咱们知道，人要有病的话，特别怕你去说他。人脸上要长个痘子，你老说他脸上长个痘子，他当然很不舒服。你看见就行了，干吗非说出来不可呢？人要是有病，尤其有这种精神性疾病，最忌讳别人说他的病。就跟喝酒醉了一样，最不高兴你说他醉了。所以曹操更加痛恨杨修。

　　终于有一天，曹操抓住了杨修的把柄。当时曹操进攻西蜀，跟诸葛亮的军队对峙很长时间，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打吧，打不过人家；不打吧，退兵很丢脸面，“怕蜀吴耻笑”。曹操心里很苦恼，“犹豫不定”，又不能跟人商量。

　　正好那天晚上，做饭的厨师给曹操端来了一碗鸡汤，碗中有鸡肋，鸡骨头汤，挺好喝的。可曹操看了，“有感于怀”。这时恰巧夏侯惇走进中军帐，询问曹操当晚的号令，曹操随口就说：“鸡肋，鸡肋。”于是军中就以“鸡肋”为口令。

　　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李，准备归程。夏侯惇听说后，非常吃惊，连忙请他来问道：“公何收拾行装？”杨修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拴束，庶免临行慌乱。”于是夏侯惇也命令他的部下收拾行装，其他将领也都纷纷准备。

　　当天夜里，曹操心乱如麻，睡不着觉，绕寨私行。他见军士们都在收拾行装，连忙召见夏侯惇，得知这是杨修的主意，曹操非常恼怒，说：“竖儒，敢乱吾兵耶！”于是就把杨修斩首示众。

　　曹操为什么杀杨修？古人认为，这是因为杨修太聪明了，曹操平生为人，最嫉恨的就是太聪明的人，而且生怕别人比自己的智商还高。杨修比自己的智商还高，所以非杀不可。其实不然。

　　我觉得，杨修这个人智商确实很高，绝对不亚于曹操，但是他情商不行。之所以情商不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明白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没有处理好上下级关系。

　　咱们知道，作为下级，他的智商可能高于上级，但是在上级面前是绝对不能表现出高于上级所有的智慧、聪明。即使是你出的主意，你是首创，你也应该把它当成是领导出的主意，而且做得天衣无缝。何况是把领导心里想的事，还没有说的话，你就提前抖露出来，那是绝对犯忌的。

　　杨修没有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所以必死无疑。这是杨修的性格毛病造成的。一个人有才，但不能太泄露才，“露才扬己”，这是很忌讳的。尤其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时候，更应该好好摆正自己的位置。杨修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所以罪有应得。

　　当然，曹操杀杨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杨修辅助曹植。

　　杨修的官职是行军主簿，是曹操手下的官员。他在曹操的两个继承人——曹丕和曹植中，选择了曹植。他为什么选择曹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能也是揣度曹操的意思。

　　曹操选定继承人的时候，原来想选曹植，因为曹植从各方面来看应该说比曹丕更有可选性，他更聪明，更优秀。不过，他的智商虽然高于曹丕，但是他的情商却不如曹丕。曹操一开始还是从智商去考虑的，认为曹植的聪明才华、为人处世，对文人名士的团结、凝结力、聚合力等等各方面，都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曹操一开始心目中选定的继承人是曹植。杨修也许正是看透了曹操的心思，才决定辅助曹植。

　　我们知道，曹丕年岁长于曹植。按照古人立嫡立长的传统，曹操的继承人理应是曹丕，而不是曹植。所以谋臣们劝阻曹操，不能紊乱“家法”，家法一乱，造成“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是很危险的。袁绍就因为改立幼子，而遭致内讧，这是前车之鉴。按正常顺序，老大就是老大，老二就是老二，这没有什么异议，是天生的。但是你要按贤愚去分伯仲，就很难分清谁贤一点，谁愚一点，这没有一个简单的尺度可以区分，有太多的随意性。

　　但是曹操本来就是非同寻常的人，他不按一般的规矩去做，他要凭借自己的头脑，做出自己的选择。为了考验这两个儿子的为人处世，曹操出了一个很损的招：一边公开下令，让曹丕和曹植各出邺城城门；一边又暗中下令，不许守城的人放曹丕和曹植出城。

　　这时候曹丕先行一步。有的时候做事情千万不能抢先一步，你不妨滞后一步，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再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这样更保险一些。曹植的智商高，他不急着抢头功，他想先看看曹丕是怎么做的。而曹丕性子急，先要出城去。守城的极力阻挡，曹丕没辙，只好打道回府。

曹植听说后，赶紧请教杨修。杨修说：“世子今奉王命，如有阻当者斩之。”于是曹植到了城门边上，守门人照样拦着不许他出城，他挥刀把守门人杀了，就出城去了。

　　曹操得知情况，非常高兴，认为还是曹植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曹操自身是个奸雄，他衡量人的时候，不是看你的道德怎么样，人品怎么样，他是看你的奸诈怎么样，权术怎么样。看你能不能使奸，能不能使诈，能不能用权，会不会用权，所以他对曹植的做法非常赞赏。

　　不过他一打听，这又是杨修出的主意。咱们刚才说了，杨修是曹操的直属部下，曹操的部下必须忠于曹操，不能够拆曹操的墙脚。你不忠于我，你就是背叛我；你今天可以背叛我，你明天照样可以背叛我的儿子——曹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的，这是奸雄的推理方式，跟常人不一样。他不相信杨修现在忠于曹植，就会一辈子忠于曹植。因为他觉得，我用你杨修做行军主簿，你可以“出则参赞军机，总知内外事”，位置很重要了，可你还居然在背后捅我一刀子，背后使小聪明，这不行，所以非杀不可。

　　更何况，杨修还常常在幕后献策，帮助曹植对抗曹丕，赢取曹操的宠爱，而且屡屡奏效。曹操听说后，大怒道：“匹夫！安敢交媾吾儿，以侮孤耶！”你居然敢玩弄我于股掌之上！这时杀杨修之心就更为强烈了，只是因担心将士议论，多次隐忍不发。后来有了“鸡肋”事件，杨修刚好撞到枪口上，当然必死无疑。

　　由此可见，曹操“忌杀杨修”，在“忌才”的表象之内，隐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政治考虑：既有对曹植网罗人才、结党营私的警惕，也有为曹丕顺利接班、扫除障碍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对杨修不忠于己，胳膊肘往外拐的惩罚。这不也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表现吗？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曹操的确是深谋远虑的。他不轻易地去杀一个人，他杀一个人，必定有他的特殊的理由。这个理由，可能不符合道义准则，但是肯定符合现实准则，而且也符合奸雄的人生准则。作为一代奸雄，曹操信奉的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准则，你不能负我，即使你是我的亲信，你是我的重臣，你也不能负我，这条准则是铁打不动的。

三、奸雄的权术:机警而有权术

（一）少时的权术

　　作为“心口如一之小人”，作为一个驰骋于政治疆场上的风云人物，曹操以权术著称。

　　中国古代论人有“三品”：上品是德才兼备；中品是有德无才，或者说多德少才，完全无才是不可能的，德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下品就是有才无德，或者说多才少德。

　　上品这种德才兼备的人物，像诸葛亮，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诸葛亮也有不德的地方，那另当别论。

　　中品像刘备，就是德多于才，德高于才。他的才不怎么样，本身没有什么大本事，虽然“三英战吕布”能打得热热闹闹的，但主要还是靠关羽和张飞，他只不过是个陪衬，要真打的话，他只能是抱头鼠窜的时候多，但是他的德高于才，属于中品。

　　而曹操属于下品，就是才高于德。曹操所具有的才智远远高于他的品德道义，换句话说，他的才智往往不能够用品德道义等来衡量，但是你不能不肯定他的才智是非常高超的，像小说中所说的：“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

　　古人论人的“三品”，与君子、小人之别有关。你要成为君子，主要就得重德；你要是小人，可能更重才。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所以他更重才，而且他赤裸裸地表现他的才华，赤裸裸地展示他的权术，一点都不遮掩。这一特点在他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古人说“知微见著”，今人也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小时候做的一件小事，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作为；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品性。

　　曹操小时候就是个纨绔子弟，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说是：“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游荡无度。”（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毛本第一回作“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

　　这几句断语，“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游荡无度”，说的是一般纨绔子弟的习性，尚不足为奇；而“少机警，有权数”两句，则点明了曹操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独特的政治品性，即擅长于权谋术数，就是现在说的手腕高明。

　　小说里写了他一个故事，就是小时候装中风。因为曹操游荡无度，他叔叔看不过去，觉得这孩子不严加管教不行，于是向曹操的父亲曹嵩告状，说曹操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曹嵩听了便责骂曹操。

　　曹操非常生气，心生一计。一天在路上碰上了他的叔叔，曹操“啪”地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假装中风。他的叔叔见他在那儿抽搐，惊慌地跑去告诉曹嵩。

　　一会儿曹操回家，曹嵩见他一点事也没有，惊问道：“汝中风已瘥乎？”怎么中风这么快就好了？曹操笑嘻嘻地说：“我没事啊，好人一个。”曹嵩说：“你叔叔说你中风了。”曹操说：“自来无此疾病，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这是叔叔不喜欢我，所以捏造事实。

　　曹嵩相信了他的话，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操的坏话，曹嵩就都不听了。因此曹操便得以为所欲为，“恣意放荡，不务行业”。

　　这么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曹操从小就有一种过人的权术。他做这件使诈的事情，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条，要有知人善察的犀利眼光。既要看透父亲的智商不怎么样，而且偏听偏信，所以能够骗他；也要看透叔叔的本事也不高，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可以离间他们。

　　第二条，要有审时度势的高超智力，知道何时该做什么，可以做到什么份上，要非常明白，恰到好处。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否则会砸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父亲的管教就会更加严厉。所以一定要做到恰到好处，让他父亲能够接受，这就要有一种高超的智力。

　　第三条，还要有一种敢作敢为的非凡能力。有人也想做坏事，但是他不敢做，他知道这事要是做了，没准能成，但是也没准不成，所以会犹豫不决。曹操做事毫不犹豫，想做就做，做就做好。当然也是因为他能够想到怎么做才能做好。

　　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高超的权术。所以善于使权术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权，而且还要有术；这种术又不是一般的小技巧，而是一种很高超的政治权术。

　　幼时的曹操竟然能将叔父和父亲两位大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确非同常人。所以曹操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但不是一个普通的天才，他是一个歪才，用《红楼梦》里贾雨村的评价，是“正邪两赋之人”。他可以成为“能臣”，这没问题，只要好好引导，碰上了很好的君王，他的确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才；但是赶上乱世，恶性发展，他就是个奸雄。“正邪两赋”，同时集于一身，这种人更容易成就一些事情，更容易建功立业，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二）用人的权术

　　曹操玩弄权术，奸邪诡诈，灵活机变，这是他性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玩弄权术本来就是一切统治者不可缺少的政治手段。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曹操两方面的权术：一个方面是用人的权术，一个方面是做事的权术。

　　关于曹操用人的权术，先举两个事例。
第一个事例是用蔡瑁和张允（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

　　曹操兴兵南下，攻克江陵，灭了刘表。刘表的两个手下将官——蔡瑁和张允，卖主求荣，投降了曹操。曹操立刻加封蔡瑁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助顺侯、水军副都督。“镇南”的意思是镇住南方孙权集团，“助顺”的意思是我是“顺”的，你是帮助我的。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自称为“顺”。

　　曹操手下的谋臣荀攸对曹操说：“蔡瑁、张允乃谄佞之徒，何故加封如此显官，更教都督水军乎？”蔡瑁、张允能轻易地出卖自己的主人，人品如此卑劣，是靠不住的，怎么能够重用呢？

　　曹操笑着说：“吾岂不知人乎？”曹操知人善察的眼光是非常敏锐的，一般是不会看错人的。当然，因为他非常自信，偶尔也有看错人的时候，比如对庞统，对张松。他也有用人用错的，比如赤壁之战时用蒋干就用得不合适。当然用蒋干也有曹操的讲究，他得刺探军情，非蒋干不行，因为蒋干跟周瑜关系太密切，是同学，派别人去谁都不可靠，蒋干还比较可靠。虽然送来的消息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个人还是能用的。

　　曹操这时说：“吾岂不知人乎？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今权且用之。成事之后，便当杀戮。”蔡瑁和张允有他们的特殊才华、特殊能力，现在不能不用，等成事之后，再杀他们不迟。

　　这就是曹操用人的权术——不管什么人，该用就用，但是得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用他所长，同时也防他所诈。曹操用人竟然如此狡诈，连荀攸听说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禁“愕然”。

　　曹操居然敢于把这种心机明确地表述出来，可见他是“心口如一”的，他相信荀攸听后肯定不会告诉蔡瑁和张允，因为荀攸是他的心腹，本身就不相信蔡、张两个人，所以肯定不会去揭他的短，不会去泄他的密。

　　第二个事例是智激庞德（卷十五《庞德抬榇战关公》）。

　　庞德是个降将，原来在马超手下。曹操用了很多降将，一般都信任有加，这叫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曹操的一个特点。之所以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也在于他的权术高超。因为你们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的心机，我都能掌握，我能控制你们，所以我不怀疑，可以放心地用你们。

　　这时曹操准备派兵到樊城救援，抗击关羽。庞德毛遂自荐，愿为先锋，曹操于是加庞德为征西都先锋。

　　曹操的大将于禁对这一决定有所顾虑，在背后跟曹操说，庞德是马超的降将，马超已经投降了刘备，你怎么能指望庞德忠心耿耿地抗击关羽呢？

　　于是曹操把庞德召来，当面质问他说：“孤得卿数载，所用并无猜疑。今日用卿，闻得马超见在西川，汝兄庞柔亦在西川，俱佐刘备。孤纵不疑，奈众口所言，因此不用。”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我虽然一点也不怀疑你，对你绝对没有任何猜疑之心，但是有人这么怀疑你，因为马超现在西蜀，你要做先锋，拿什么来担保你能够对我忠心耿耿呢？

　　庞德一听，当面免冠顿首，血流满面，表达了对曹操的忠心不二。回家以后，他还特地做了一口棺材，表示欲与关羽决一死战。

　　这么一“智激”以后，庞德与关羽的对战就非常激烈，非常好看。关羽很少打败仗，但这一仗真打败了，真打不过庞德。因为庞德被激，已经是愿意以死相拼的了。俗话说：“不怕横的，只怕不要命的。”庞德破釜沉舟，就是死在沙场上也要打败关羽，这是很可怕的。在战场上，他使了一个“拖刀计”，一箭把关羽的左臂给射伤了，掉下马来。幸亏关平前来相救，加上于禁怕庞德得了头功，马上鸣金收兵，关羽总算保住一条性命。

　　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曹操用人用得非常到位，他知道自己怎么用人，应该掌控到什么度，这是用人的权术。

（三）行事的权术

　　曹操玩弄权术，不仅在用人方面，也在行事方面。关于曹操行事的权术，我们举三个事例。

　　第一个事例是“借头稳军心”（卷四《曹操会兵击袁术》）。

　　袁术占据淮南称帝，曹操带３０万大军进攻袁术。两军长时间对峙，军粮跟不上，一时无法解决。为了救燃眉之急，曹操下了一道密旨，命令管粮官王垕，让他每一天克扣一点军粮，今天大家吃一斤米，明天剩下九两，后天就剩下八两了，每天都少一点，这样可以节省军粮。

　　军士们肚子越来越饿，饿得受不了，怨声载道。这时曹操知道军粮快要运到了，于是出尔反尔，下令把王垕的脑袋割下来，向全军宣布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的罪状。

　　在杀王垕之前，曹操对他说：“欲借汝头以示众耳。”王垕觉得自己无罪，曹操说：“吾亦知汝无罪，若汝不死，三十万人心皆变矣。”我虽然不该杀你，但是又不得不杀，我要借你这颗头来稳定军心。

　　克扣军粮，原本是曹操自己出的计策，王垕却做了替死鬼。从道义上说，这一行为的确非常卑鄙丑恶，毛宗岗这里批道：“纯用霸术。”（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评语）

　　但是曹操用这个“霸术”是为了达到一种特殊的目的——为了稳定３０万大军的军心，他不能不这么做。３０万大军的军心一旦涣散，这场战争就必败无疑。所以嘉靖本引用史官的话评道：“虽然妄杀一人，却瞒三十万人，免致失散，此曹公能哉，而用诈谋也。”
第二个事例是“割发权代首”（卷四《曹操会兵击袁术》）。

　　毛宗岗曾经批评说：“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回评）“割发权代首”这件事也是很奇特的，鲜明地表现了一代奸雄的权术。

　　建安三年夏四月，曹军出兵讨伐张绣。行军途中，正赶上一路上麦子都熟了，农民因战乱逃亡，不敢收割麦子。为了取得民心，曹操下了一道命令，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此去，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作践者，并皆斩首。”

　　不料，曹操的战马突然被一只鸟给惊了，窜到麦田里头，践踏了麦子。曹操马上下令部队停下来，要处置这件事情。他叫来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踏麦田之罪，说：“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伏众乎？”于是拔剑做出要自杀的样子来。

　　众将官都来求情，郭嘉还举出“法不加于尊”的“《春秋》之义”，说：“丞相总统大将，岂可自残害也？”

　　这时曹操才说：“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暂记过。”于是用剑割下自己的一缕头发，扔在地上，说：“割发权代首耳！”

　　这件事使得“万军悚然”，沿途行军的时候，对百姓的麦田都秋毫无犯。

　　小说肯定了曹操的这一举动，引用史官的评论说：“此乃曹操能用心术耳。”毛宗岗本在这里也评道：“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七回）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曹操的确是很会用权术，很会用诈术的，他用得恰到好处，用得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是很不容易的。

　　耍权术有两种境界：一种境界是耍权术耍得大家心里很不舒服，很不愿意接受，虽然也知道应该这么做，但是心理上不能接受，感情上不能接受。还有一种境界，是耍权术耍得大家很高兴，知道应该这么做，做完以后大家还口服心服，说非这么做不可。曹操的权术就是耍到了第二种境界，耍到大家都能够接受，觉得这么做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就应该这么做。

　　耍权术耍到人家不觉得你是在耍权术，这是耍权术的最高境界。曹操能达到这个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的坦率。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我这是在耍权术，但是我不能不这么做，我只能这么做。所以大家能够接受，接受他的权术，也接受他的坦率。

　　这和刘备是不一样的。刘备也耍权术，但总是耍得不坦率，耍得做假。所以老百姓能看出来，老百姓说：“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当阳之战，赵云在万军之中，出生入死，把阿斗揣在怀里救出来，送给刘备。刘备接过阿斗，顺手往地下一摔，说：“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卷九《张益德据水断桥》）刘备好歹也一米六七的个儿，把阿斗往地下这么一个摔，不说摔死了，好歹也摔残了，胳膊腿儿都摔断了。可是他拿捏得恰到好处，就这么一扔，不伤也不残，只是为了做出样子来，让大家接受。但是接受是接受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出这是“刁买人心”。

　　老百姓评价曹操的“割发权代首”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是诈术，是权术，而不说他“刁买人心”，这样反而能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来理解他，这是很有意思的。

　　第三个事例是“许攸问粮”（卷六《曹操乌巢烧粮草》）。

　　官渡之战时，曹操和袁绍两军对峙。许攸是曹操少年时候的好朋友，正在袁绍帐下做谋士，可是他向袁绍献的种种计谋，袁绍都不接纳。袁绍这个人是极不善于用才的，虽然他身边的谋臣高明的也有很多，像沮授，像许攸，都很了不起，但是他都不加以重用，“不纳直言”。

　　这时曹操大军的粮草一时接续不上，于是他给荀彧写了一封信，让他赶快把军粮运过来，要不再过两天就断粮了。这封信被许攸截了，交给袁绍。袁绍说：“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谋也。”把许攸叱退了。

　　当天深夜，许攸离开袁绍营中，投奔曹操。曹操听说少年好友来了，十分高兴。他正在洗脚，连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就出来迎接他，“抚掌大笑”。

　　曹操光脚迎接尊贵的客人，这是从汉高祖刘邦那儿学来的。当英布前来投靠刘邦的时候，刘邦也是正好在洗脚。赶前赶后，什么时候来不好，就在洗脚的时候来。古人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来投靠他，他这一口饭正吃着，含在嘴里头，尚未咽下，立刻把它吐出来，赶快去迎接贵宾，这最能表现求贤若渴了。

　　曹操携着许攸的手，一起走进中军帐，曹操“乃先拜于地”，行足了礼节。接着就问许攸，有何计策可破袁绍。

　　许攸问道：“丞相军粮还有几何？”曹操说：“可一年支用。”许攸心知底细，笑着说：“非也。”

　　曹操又马上减了百分之五十，说：“有半年耳。”许攸一听，生气地说：“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耶？”他想，我诚心诚意来投靠你，你却这么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趋步出帐”。

　　曹操赶紧挽留他，说：“子远勿嗔，尚容实诉：运至军粮，可支三月。”又减了一半儿。
许攸不禁笑道：“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曹操也笑着说：“兵不厌诈，尚容布露。”于是附耳低言说：“寨中止有此月之粮。”

　　许攸应声说：“休得诳语，汝粮尽绝！”并且拿出曹操发给荀彧的求援信，这下曹操才说了实话。

　　于是许攸给他献了一个计，就是“乌巢烧粮草”。这是很高的一招，我没粮食了，我先让你也没粮食，烧了你的粮草，就断了你的供给，而且我还得了粮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经过许攸指点，曹操劫烧了袁绍在乌巢的粮草，最后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

　　“许攸问粮”这段描写极为生动，写出了曹操外示信任而内怀疑虑，外示热情而内怀奸诈，就像商人在市场上谈生意一样，“无商不奸”，讨价还价。曹操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多疑多忌，他要考验许攸。当曹操知道许攸已经截获了他的求粮信，还能够来投靠他，他就相信许攸了，采用了许攸献的“乌巢烧粮草”之计。

　　谋臣对曹操说：“袁绍屯粮之所，安得无准备？丞相未可轻信，恐中许攸之计耳。”但是曹操胸有成竹地说：许攸绝对不会骗我，“若彼有诈，安肯留我军中乎？”他识人极明，心里有数。

　　所以我前面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曹操过人的高超之处。因为他看到许攸已经截获了他的信，明明可以借此来进攻他，却没有这么做，所以许攸投靠他是真心真意的。而且他还把许攸留在曹营里，不让他一走了事，还让荀攸、贾诩看着许攸。许攸是拿自己的生命来当人质的，人最惜命的，哪有一个人不怕死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相信许攸的。

　　而且，曹操心里也明白，这一计果然是好计。他原来没敢用这一计策，是因为他不是袁绍那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去烧粮草才能成功。许攸告诉他，可以“选精兵诈为袁军”，打着袁军蒋奇的旗号去乌巢劫粮，肯定能马到成功。许攸替曹操想得非常到位，他怎么能不相信许攸呢？

　　所以，从“许攸问粮”可以看出曹操行事时不同常人的机警和诡谲。

（四）权术与性格

　　曹操的权术不仅仅用在对人对事上，表现在他的性格方面也是真真假假，让人揣摩不透。

　　毛宗岗有一个诛心之论，说曹操“宜哭反笑，宜笑反哭，奸雄哭笑，与人不同。”（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评语）真是一针见血。

　　如果你交往的是个奸雄，是个像曹操这样非常有心计的政治家，或者说是野心家、阴谋家，这时候你得非常明白，他笑的时候也许是在哭，他哭的时候也许是在笑；他对你好的时候可能脚底下在使绊子；他脚底下使绊子的时候没准真对你好。所以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能顺着去认识，常常得反着去判断。

　　曹操性格非常爽直，与刘备的“喜怒不形色”形成鲜明对照，曹操是喜怒皆形于色。但这种形于色的喜怒背后，也许正隐藏着某种难与人言的心机。

　　比如赤壁之战，曹操率军狼狈逃窜，在途中有三次大笑，每一次笑都笑得非常恐怖（卷十《曹操败走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

　　第一次在乌林之西，曹操正狼狈逃窜呢，却“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说：“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要这里埋下一军，如之奈何？”话音未落，赵子龙一彪军杀出，曹军被打得丢盔弃甲而逃。

　　第二次在葫芦口，曹操“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说：“若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又是“说犹未了”，张飞大军杀出，曹军又被杀得人仰马翻。

　　第三次到华容道，曹操又“在马上加鞭大笑”，说：“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读者读到这儿已经毛骨悚然了，预感到这一笑准出事儿。果然关云长横刀立马，出现在曹操面前。

　　看来，曹操的笑的确很不吉利，只要他一笑，危险就接踵而至。

　　再看他的哭。关羽放他走，他仓皇逃生，已经没有危险，本来该笑的时候，曹操反而哭了。他忽然“仰天大恸”，一再说：“孤哭郭奉孝耳！”“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说罢又“捶胸大哭”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哭得呼天抢地，而众将皆“默然”。

　　郭奉孝就是郭嘉，他是曹操手下的谋臣，生前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屡建奇功。

　　正如毛宗岗所说的：“哭死的与活的看，奸甚。”（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评语）的确，曹操这是哭给他手下那些人看的。那些手下人要不是真的了解曹操的话，肯定弃他而走了——我们都不如郭嘉，还留着干什么？不过那些手下人都知道曹操说的是真话，是心里话，这是激励他们应该像郭嘉那样，不仅对我忠心耿耿，而且要献出你们的智慧来辅佐我。

　　看来这个时候曹操是真该哭的，一哭就哭出名堂来了，哭出手下人对他进一步的忠心耿耿，当然也哭出他直率的性格来。曹操是一个“心口如一之小人”，该哭时就真哭，哭得大家口服心服。用哭的方式来鞭策他的手下，来激励他的手下，这是曹操非常独特的一种方法。

　　当然，正因为独特，所以也让人琢磨不透，不明白他到底想些什么，不明白他哭的时候是不是在笑，笑的时候是不是在哭，不明白他的哭和笑是真是假。
这就是权术的妙用。权术使到极高明的时候，会觉得他所有的假的东西也许都是真的，因为他实在太真实了，太坦率了，让大家觉得他真实、坦率。所以他的这种哭，也能让众军将潸然泪下，沉痛反思。

　　其实，奸雄大笑的时候，心里也许正在痛哭；奸雄痛哭的时候，没准心里正在暗笑。曹操这位“心口如一之小人”，原来也有心口不如一的时候！

　　更进一步地说，也许奸雄使权术使惯了，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哪是真哪是假。

四、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

　　前面咱们讲了很多有关曹操作为千古第一奸雄里“奸”的部分，下面侧重讲讲他“雄”的部分。

　　作为奸雄，曹操有着独特的奸雄的胆识。毛宗岗说：“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唐太宗题其墓曰：‘一将之智有余’，良然，良然。”（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回评）

　　“一将之智有余”，可以作为曹操雄才大略的定评。

　　（一）讨伐董卓

　　先看第一个事例“自荐行刺董卓”（卷一《废汉君董卓弄权》《曹孟德谋杀董卓》）。

　　在汉代末年，董卓是个紊乱朝政的奸臣。作为董卓的对立面，曹操和十八路诸侯在当时应该属于正义的一面。怎样对待董卓这个人物，很能考验各路诸侯不同的战略。

　　董卓入洛阳后，执掌朝权，汉朝政权旦夕难保。司徒王允假称过生日，设宴后堂，跟众大臣一起商讨对策。

　　酒至半酣，王允忽然“掩面大哭”，讲到董卓掌握大权，欺负皇上，自己一筹莫展，“吾等舍死，无益于国”。说到这儿，“众公卿尽皆掩面而哭”。

　　这时只有骁骑校尉曹操一人抚掌大笑，站起来说：“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你们整天没完没了地哭，能把董卓给哭死吗？

　　王允听了，厉声责备他：“汝祖宗食禄汉朝四百余年，不思报本，反欲纵贼耶？汝去告变，吾等死亦汉家鬼也！”

　　曹操回答说：“非笑别事，笑众大臣无一计杀董卓耶。某虽不才，略施小计，可断董卓头，悬于都门外，以谢天下。”

　　原来曹操早就“有意以图之”，多日来“进身以事董卓”，取得了董卓的信任。这时他毛遂自荐，向王允借得家传七宝刀，决意入相府谋刺董卓，“万死无恨”。

　　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为什么他非得向王允借刀？他自己也有刀剑，却非得向王允借这把家传七宝刀。看来曹操的心思的确与众不同。他知道，自己去行刺董卓，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了当然很好，很光荣，但是失败了怎么办？他不得不有所准备，所以必须借这把七宝刀。

　　后来曹操果然没杀成董卓，在千钧一发之际，他马上跪下来把这把七宝刀献给董卓。你想，如果他用的是一把普通的刀剑，这一招就没法使了。这就是曹操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样他才能瞒过董卓，得以脱身。

　　行刺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道掩面大哭而无所作为的众大臣来，曹操无疑显出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高出众人一筹，成为汉末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么做不过是匹夫之勇，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连“一将之智”都够不上。对曹操来说，这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他后来渐渐明白，自己生命的价值远远比干这种冒险的事情高多了。但是仅仅这一次，也可以看出曹操的与众不同。

　　第二个事例是“首倡讨董”（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

　　曹操行刺董卓不成功，逃到老家后，先发矫诏，招募义兵，扯起招兵旗，旗上大书“忠义”二字，招了一大堆的军马，很多人投到他的麾下，有文臣，也有武将。虽然他原来的地位不高，但这时已势力大增，足以成为一方诸侯了。

　　于是曹操“首倡讨董”，第一次登高而呼，会盟十七路诸侯，亲作檄文，讨伐董卓。袁绍、袁术都是名官贵族，但真正起来首倡讨董的居然是曹操。尽管他的地位不高，但挺身而出做这种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曹操身当乱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是他第一次以一方诸侯的姿态，昂首挺胸地步入政治舞台。

　　曹操这么做，已经开始表现出他超过“一将之智”的雄才大略了，他不是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也不是轻易拿自己一支军队去冒险的。他觉得要扳倒董卓，要扫平汉朝的奸邪，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络各路诸侯。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联络各路诸侯的过程中，他可以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他不可以与人言，但咱们却不能不知晓的一个心计，是曹操独特的心计。

　　本来曹操的军队远远不如袁绍，也远远不如袁术，他的军队比别的诸侯势力要小很多。但是在各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他就可以借机发展自身的势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如果不掌握住这个机遇，那他就难以很快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从最后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机遇，使曹操自身的势力大张。

　　而且曹操很注意自己行动的分寸。他虽然发起了这次义举，却不去争着当诸侯领袖。曹操非常清楚，他的智商超过所有的诸侯，但他不能过于冒尖，他得处好自己的位置。这表现出他的情商也很高。

　　所以他真心诚意地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来做盟主。袁绍是“三公”之一，东汉时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是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地位很高。曹操认为应该由他来挑头，自己在后面给他们出谋献策就行了。
当然，出谋献策也需要很高的情商。因为你所有出的谋、献的策，都得作为袁绍他们出的谋、献的策，我只是给你建议，由你们来发号施令。

　　曹操一面出谋划策，尽心尽职地辅佐袁绍，调遣各路诸侯；一面反对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重用刘备三兄弟，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

　　于是诸侯军队势如破竹，董卓连战失利，从洛阳溃退到长安。这时曹操当机决断，向袁绍建议，乘胜追歼残敌，希望“一战而天下定”。这是很有远见的。

　　但是袁绍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们各怀异心，利用这个机会，抢夺钱财，抢夺位置，甚至抢夺皇帝的玉玺，各自谋取私利。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从此夭折。

　　曹操看透了：“竖子不足与谋。”（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他看透了袁绍等诸侯表面上势力很强，但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个人的私欲太重，缺乏政治眼光。

　　他也看透了，袁绍等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来不过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短视之徒。想干大事，但是生怕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军队，各路诸侯都要保全自己的实力，不肯轻易拿自己的主力军去打仗。

　　各路诸侯很明白这个道理，谁要冲锋陷阵，谁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拿自己的实力开玩笑，所以叫作“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指的就是不顾一切地去夺取小利。所以说这些人是“竖子不足与谋”。

　　这更加坚定了曹操的信心，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凭借他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他完全可以自立旗帜。

　　咱们注意到，小说里经常把董卓和曹操并称，那么董卓和曹操究竟可不可以并称呢？或者换句话说，曹操和董卓究竟有什么不同吗？

　　毛宗岗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必要结民心，奸雄必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资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毛本《三国演义》第六回回评）的确，卓、操是不可并称的。他们的区别很大，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贪欲和权势欲的代表，都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权势欲，这没问题。但是董卓极力要满足的是个人的贪欲和权势欲，他要把天下全部归于个人，让所有的天下人来满足他个人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则不同，曹操也要满足贪欲和权势欲，但他是把贪欲和权势欲作为一种政治事业来做，要把整个天下平定，征服群雄，做成一种政治事业，一种名垂千古的事业。他们两人的志向不同，曹操以天下为志向，以平定天下为志向，以名垂后世为志向；而董卓仅仅是要满足他此生此世的个人私欲。

　　正是因为有第一点的不同，所以有第二点，就是董卓和曹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截然不同。

　　董卓有一句名言：“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他拿“天下”做旗号，残酷地欺压“小民”，他没想到“天下”就是由“小民”组成的，没有“小民”，哪有这个“天下”呢？所以董卓从来视百姓如草芥。有一次他带军出征，走到阳城地方，当时正是二月，百姓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命军士把百姓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人头，居然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卷一《废汉君董卓弄权》）。

　　但是曹操却完全不一样。与董卓针锋相对，曹操也有一句名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曾不止一次地这么说。作为国家的根本是什么？是老百姓。老百姓生活稳定了，民心安定了，那么国家就安定；老百姓生活不稳定，民心不安定，国家就不安定。曹操非常明白这一点。虽然后人说曹操是法家人物，但这句名言表达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

　　比如，曹操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一些长者对他说：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太平了。于是曹操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而“操亦心中暗喜”。

　　曹操本来可以乘胜追击，攻克冀州，一举击败袁绍，但是因秋禾待熟，曹操恐怕枉废民业，便力主秋后进兵。众谋士皆劝曹操：“若恤其民，必误大事”，而曹操却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其民，纵得空城，有何用哉？”（卷七《曹操仓亭破袁绍》）

　　所以，如果说董卓是拿天下做幌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曹操就不一样，他的确是心系天下、以民为本的。这跟他整体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有关。

　　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这是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董卓之所以致败，曹操之所以取胜，这是根本的原因。

（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时候，曹操选择了一种非常英明的政治策略，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应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汉末所有野心勃勃的官僚都明白的道理。在曹操之前，连外戚、宦官也都知道，只要打着皇帝的旗号，就可以无所不为.

汉献帝刘协九岁即位以后，立即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抢夺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权力，谁要是掌握了他，谁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下臣”。

　　先是董卓带重兵到洛阳，焚烧宫室，强行把献帝裹胁到长安，自为太师，号曰“尚父”，大封亲信，诛伐异己。三年后，司徒王允假手吕布，消灭了董卓，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上，一时大权在握。但很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又杀进长安，诛灭王允，抢走献帝。不久，杨奉、董承、韩暹等人控制了长安，献帝被控制在他们手上。

　　当献帝迁都洛阳后，即下诏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曹操与众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今车驾旋转，东京荒芜，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拔扶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虽有进节之臣，其何能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虑，亦无及矣。”（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四回作：“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文辞虽然有异，语意大致相同）

　　于是曹操不失时机地派专使进京上表，声称要辅佐王室，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当献帝与百官被李傕、郭汜领兵追逼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这是曹操派夏侯惇为先锋，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曹操又差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数万，倍道前来协助。曹操则亲率大队兵马，于次日到来。献帝不禁称赞道：“曹将军乃寡人社稷之臣也！”（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

　　“洛阳保驾”的故事，显示出曹操具有超越其他诸侯的雄才大略。

　　虽然当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利用天子的名义，或发兵征伐其他诸侯，或以封官赐爵的方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这不仅可以自立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会产生显著的权势效用。

　　我们看到，曹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同意荀彧的看法，认为只有“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取得一个“顺”的地势，即“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

　　人们常说，三国“三分天下”，曹操一方得“天时”，孙权一方得“地利”，刘备一方得“人和”。各有所得，所以能够三足鼎立。

　　值得注意的是，得地利，不一定得天时；得人和，也不一定得天时；但得天时，实际上就有可能得人和。因为得天时是“顺”，事情一顺就好办了，事情一逆就不好办了。顺水而下，非常顺当；逆水而上，相当困难。

　　刘备表面上是“顺”的，说我的血统是姓刘的，汉朝就是刘氏皇族的天下。但是姓刘的皇族宗亲太多了，你是姓刘，但只是无数姓刘的皇族宗亲中的一个，为什么就该你这一个姓刘的来得天下，不该其他姓刘的来得天下呢？刘表、刘璋的血统比刘备还纯粹，地位比刘备还高贵，为什么不该刘表、刘璋得天下，就该你刘备得天下呢？这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刘备不管这些，他始终打着我是皇亲国戚的旗号，我是“刘皇叔”——皇帝的叔叔，比皇帝辈分还大。他老是打这个旗号，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不顺的。他“逆”，“逆”了以后只能打旗号，做广告。咱们知道，凡是做广告的商品，有时可信度反而降低了；而不做广告的，反而可信。商品一做广告，人们就会怀疑你不“顺”，或者是销售不好，或者是假货，要不然你为什么花那么些钱做广告？这是消费者的一种接受心理。

　　但是曹操不需要做广告，因为他就是汉朝的丞相，征伐天下，名正言顺。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天子的旗号，至于天子同不同意，只有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只有我跟天子关系最密切，天子在我的掌控之下，天子的年龄太小了，他得听我的。所以我说的就是天子说的，那么天子说的当然也就是我说的；我做的事情都是天子要做的，天子要做的正是我在做着的。

　　而且，曹操打的还不只是天子的旗号，还是统一天下的旗号。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大家都各据一方，这个时候倡导统一，就是“顺”的；其他人都割据，就是“逆”的。曹操要统一天下，以辅佐天子来统一天下，从名义上讲很“顺”。刘备想建一个自己当天子的王朝，那就不“顺”了，尽管他也姓刘；孙权想建一个自己当天子的王朝，就更不“顺”了。因为他们都不是汉朝天子，他们想要越过汉献帝，而不是辅佐汉献帝，所以都不“顺”，怎么做都不顺。而曹操怎么做都“顺”，因为他是汉朝丞相。所以曹操这一招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策略。

　　曹操为了使自己的这个“顺”，能够“顺”得更符合他的权术，更能满足他的需求，更能实现他的志向，他又接受了董昭的建议，“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把国都迁移到许昌。

　　他对汉献帝说，洛阳宫殿残破，粮食不足，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危险。而许昌“地近鲁阳，城廓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矣，可幸銮舆”。这话说得很好听，但实际上他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把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小说写道：“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出入常带铁甲军马数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卷四《吕布夜月夺徐州》）可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央政权，以便号令天下，这是曹操政治上最厉害的一着棋，给他的称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三）独运其谋

　　许多掌握大权的人并不一定真正有本事。像董卓曾经大权在握，王允也曾经大权在握，杨奉他们也曾经大权在握，但是他们都没什么真本事。

　　而曹操是有真本事的人，“一将之智有余”，说的就是他的“智”超过一个将领之“智”，是一个领袖之“智”。这种领袖之“智”，在曹操自身的实力构成上很容易显露出来。

　　在孙权一方，他能用周瑜、用鲁肃，后来能用吕蒙、用陆逊，用人不拘一格，这是他的本事。但是他自己有多少本事？他的才智勇武如何？我们看不出来。

　　孙权的哥哥孙策临终授印，就对他说：“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意思是，要争夺天下，你不如我；但是要守江山，你比我强。可见作为个人的才能，才智勇武，孙权不如孙策；但是作为一个核心人物，领袖人物，孙权有这个本事，他能把大家拢住，能够用人，还能够让大家信服并拥戴他。

　　因为孙权“雄而不奸”，有着比较纯粹、比较正面的英雄品质。在小说里，孙权身上的弱点要少点，至少让人可恶、可恨的东西要少，比刘备、比曹操都要少。在三位领袖人物当中，如果要选一位口碑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得分最高的恐怕是孙权。

　　连曹操也深深地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曹操的感慨，也是后代很多人的感慨。有这样的继承人真好，能够拢住所有的人。因为曹操自己也觉得他的儿子曹丕虽然颇有才能，但至少在人望上还是不行。曹操是在“人望”这一点上看重孙权，并不是在真本事上看重他。

　　同样，在刘备一方，刘备离了关羽，离了张飞，他几乎无所作为；离了诸葛亮，他更是一事无成。在蜀汉集团中，他只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一位政治领袖，这是刘备的特点。

　　作为一种精神的凝聚力，作为一位政治的领袖人物，在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刘备的确占据了一个位置。因为他姓刘，有皇族的血统，所以由他来拥戴皇室，他自认为是最“顺”的，最正统的。

　　中国古代毕竟实施的是宗族血缘制度，血缘、血统最能从根本上说服人、感召人。即使是改朝换代，只要还是姓刘，人们心理上比较能够接受；而姓刘的如果一下子变成姓朱的、姓王的，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血统不纯正。

　　所以，如果这个江山被刘备夺走了，大家容易接受，因为好歹还是姓刘的天下；但是被曹操夺走了，大家就不可接受，因为变成姓曹的了。这种“血统论”、“正统论”的观念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宗族血缘观念，这是根深蒂固的，是无法改变的。但是除了血缘纯正以外，刘备自己在文韬武略上有多大本事，也显露不出来。

　　但是在曹操一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曹操手下，出谋划策的文臣，有荀彧、郭嘉、程昱、贾诩、荀攸等；冲锋陷阵的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个个都能独当一面。曹操手下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但大多是侧重某一方面的“单项选手”，缺少文武兼备的“全能选手”，缺少像诸葛亮、周瑜那样的全才。

　　曹操一方真正的文武全才是谁呢？就是曹操本人。曹操是一个“全能冠军”，要智有智，要谋有谋，要武吧，比如刺杀董卓，他也能挺身而出。所以他是一个全能冠军，这是很难得的。

　　在很多时候，曹操都是用计、带兵“一手包”。在平定袁术、袁绍、吕布、张绣、马超等战役中，小说都充分描写了曹操高超过人的政治智谋和傲视群雄的军事才能，这是孙权、刘备自愧不如的。

　　比如“赤壁之战”，三方对垒，实际上是三方用智、两方对垒。

　　在孙权一方，最重要的人物是周瑜，运用自己的智谋，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孙权是靠边站的，然而他是起决定作用的，最后一票等着他投，最后的主意要他拿。

　　在刘备一方，最重要的人物是诸葛亮。刘备也是靠边站，他连投最后一票都没有权利，他完全听诸葛亮的，几乎是个傀儡。诸葛亮的智力超过周瑜，但他不得不借助于周瑜的智谋和武力，这叫“借力打力”。“借力打力”是最省劲儿的，所有诸葛亮的智谋都是“借力打力”，投机取巧。

　　另外一方呢，则是曹操本人，他完全是自己拿主意，自己出谋划策，自己指挥军队。

　　所以在赤壁之战中，曹、孙、刘三方用智、两方对垒，其实是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人在斗智斗勇。他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高下难分。

　　比如该战中，火攻是最核心、最要害的一招。没有火攻，就没有孙、刘联军的胜利。所以当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他急火攻心，吐血了。人谋不如天算。人再有办法，怎能在寒冬腊月之时，去呼唤东南风呢？没有东南风，若想火攻，不是自己烧自己吗？即使几十万大军一起吹气，也不能把火吹到北岸去。

　　冬天的西北风非常强劲，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空阔地带，西北风呼呼地一吹，江上放火，不仅烧不到曹操的军队，反而烧了东吴自己的军队。不管谁，即使有再大的本事，都不能让火逆风而燃，去烧了曹操的战船。
这时候，如果没有诸葛亮出神入化的本事，周瑜精心策划的赤壁之战是很难获得全胜的。所以整个赤壁之战中，最不可靠、最不可信、最玄乎的，就是“借东风”这一招。

　　我们知道，东风是借不来的，却可以掐算出来。在寒冬腊月的天气里，是否可能有两三天刮起东风呢？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很小，也许一百年甚至一千年才能出现一次。但这一次恰恰被诸葛亮算着了，曹操没算着。

　　曹操并不是没想到东吴会用火攻。当庞统给他献连环计时，他非常高兴，手下的谋臣程昱提醒说：连环计是陷害你的计策。所有的船都被系在一起，果然能如履平地。但是东吴要用火攻，一艘船都跑不掉，这是很危险的。

　　曹操心里明白，却很自信。他对程昱等人说：“夫为大将者，先明天时，次察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何尝有东风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乘风力以发之；彼如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虑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何敢不提备耶？”（卷十《曹操三江调水军》）

　　农历十月小阳春，就是阳历十一月初。十一月初，一般会出现一周左右的“小阳春”气候，会吹来东南风或西南风。如果此时双方对决，一定要提防东南风。但是赤壁之战时，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前后，恰好是阳历十二月底到第二年的一月初这么一段时间，离“小阳春”已经很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东南风，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曹操的本事是非凡的，上知天时，下察地理，不是一般的将领能够超越的，也不是一般的谋臣能够超越的，程昱就没想到冬天不可能有东南风或者西南风。

　　遗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年偏偏在寒冬腊月刮了三天东南风。曹操还是被诸葛亮拔了头筹，诸葛亮的能力又高过曹操，但这已不是人的能力，而是带点神的能力了。

（四）驾驭天下智力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毛本《三国演义》卷首）

　　曹操的确很重视智力。曹操曾经和袁绍两个人有一段聊天的话，很有意思（卷七《曹操引兵取壶关》）。曹操与袁绍起兵抗董卓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如果这次打败了怎么办？曹操反问道：“足下意欲若何？”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表现出曹操与袁绍在决策方面的根本性差异：袁绍崇尚武力，而曹操相信智力。而且曹操相信的不仅是个人的智力，更是“天下之智力”。

　　曹操是个说实话的人，他明白说，我一方面求贤若渴，用人不疑；另一方面，还要“以道御之”。这个“道”不是一般的“道”，而是道术之“道”，也就是前面讲过的那种最高的权术。曹操要用最高的权术来驾驭天下的智力，这是他的高超之处。

　　郭嘉曾论袁绍的“四败”与曹操的“四胜”，即在度、谋、武、德四个方面，曹操都胜于袁绍（卷四《夏侯惇拔矢啖睛》）。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八回，又把“四败四胜”演义为“十败十胜”，加上道、义、治、仁、明、文六个方面的比较，两人的优势和劣势被展露得更为全面。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郭嘉的智慧，而是人民的智慧，是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后得出的智慧。

　　咱们还可以拿刘备和曹操再来做一个比较。

　　汉末时期，天下动荡，群雄逐鹿，人才之争是第一要务。在人才的争夺战中，刘备是觉悟得最晚的一个。

　　刘备从顽童时起就开始做皇帝梦，可是当曹操、孙权已经成大气候的时候，刘备依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奔波于各路诸侯之间，无立锥之地。他确实是英雄，但怎么也找不到英雄的感觉，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拉起队伍来。

　　这是为什么？司马徽曾经一语道破其中缘由：“盖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卷七《刘玄德遇司马徽》）

　　的确，因人才观念的滞后，刘备为此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所以他像“困龙”一样长期干涸而不得入水。

　　正是司马徽的警示，让刘备幡然醒悟，于是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一旦有了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刘备就不是原来的刘备了。

　　可见，“得人才者得天下”。但是仅仅得人才还是不够的，还得像曹操这样，能够吸引人才，能够不择手段地挖人才，始终以唯才是举、知人善任著称于世，这样才能保证人才供应源源不断。

　　李贽评论说：“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十四回总评）曹操广纳人才，这样才能成就王霸之业。

　　在曹操的手下，容纳了很多降将。比如陈琳替袁绍写檄文，痛骂曹操，曹操仍然接纳他。他觉得陈琳再怎么骂他，好歹文章写得很好，连他这么强悍的人，都被骂得出了一身冷汗。那么他用了陈琳以后，陈琳也可以继续写檄文来骂别人，把别人骂死，那不也是挺好的吗？

　　曹操很能容纳人，很能用人，很善于驾驭人才。在小说中，有两个故事最为广泛传颂。
第一个故事是“三哭典韦”。

　　典韦是一名武将。在曹操与张绣大战的时候，典韦为了掩护曹操，死拒寨门，最后中箭中枪而死。这一战是曹操少有的大败，在痛失典韦的同时，他也失去了自己的长子和侄儿。

　　战后，曹操亲自为典韦祭奠，痛哭着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无痛泪，独号泣典韦也！”（卷四《曹操兴兵击张绣》）实际上他心里也为自己的儿子和侄儿流泪，但是真正给大家看的是哭典韦。

　　回到许都，曹操又立祀祭奠典韦，在祭坛上，他第二次痛哭流涕。后来他封典韦的儿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自己的府第里。

　　第三次是事隔一年，曹操带着大军，经过典韦死难之地，曹操想起典韦，忽然在马上放声大哭，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

　　曹操的哭，可能是真哭，也可能是假哭，我们并不清楚。即使他的哭是假的，他对典韦的感情恐怕还是真的，因为毕竟典韦救了他一命。

　　曹操这一次又一次的痛哭，恐怕也出于一种动机，出自一种权术，是要哭给其他人看的。就像毛宗岗所说：“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

　　你瞧，典韦为他而死，曹操能够时时放在心上，一年之后还不曾忘怀，他如此重情重义，其他的谋臣武将怎能不为他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呢？

　　第二个故事是“礼遇关羽”。

　　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屯土山约三事”写到“古城聚义”（卷五《张辽义说关云长》至卷六《刘玄德古城聚义》），细致地描写了曹操对关羽的非凡礼遇。

　　这段描写同时写了两个人的道德风尚：一个是关羽的义，还有一个就是曹操的义。

　　关羽是曹操很早就看中的一个人才，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曹操就看中关羽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不同凡响，是可用之才。所以才有“屯土山约三事”的故事。

　　在屯土山，关羽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被围困住。如果不投降，关羽可以杀出重围或者战死沙场，但是刘备的两个妻子也会因此而死。关羽觉得不忍心，所以就接受了张辽投降曹操的建议。

　　关羽提出了投降的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

　　曹操接受了这么苛刻的条件，因为他要由此来感化关羽。刘备虽然和关羽有结拜之义，但曹操也可以想方设法感化关羽，让他跟自己义气相投。

　　所以，曹操就请汉献帝封关羽为寿亭侯，给他盖了一所很大的宅第，豪华装饰，送了一批丫环、厨师伺候他，成天“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让关羽享受富贵荣华。

　　但是关羽的心没有被曹操所打动，这是写关羽的义。因为兄弟结拜就得讲求信义，如果关羽能够被曹操打动的话，那就不是“义薄云天”的关羽了。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刘备死了，就另当别论。我觉得要是刘备真死了，关羽肯定会投降曹操，而且会对曹操死心塌地，因为遇上像曹操这么一个能赏识他的“明主”也不容易。

　　所以关羽后来还是帮曹操去斩颜良、文丑，也是觉得若不立功，会对不起丞相。虽然他明明知道，立这个功要得罪自己的兄长刘备，但他也不得不立。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报答曹操的恩情。实际上关羽还是觉得自己欠了曹操的人情，所以才有后来华容道捉放曹的故事。这是后话了。

　　曹操礼遇关羽的高潮，是为关羽送行。当曹操得知关羽不辞而去的消息时，先是“大惊”：“云长出矣！”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明智、通达、干脆利落地处理了这一事件。

　　他首先赞赏关羽之行，对关羽离去，曹操的部下皆愤愤不平，有的主张追而杀之，曹操却力排众议，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千金不可易其志，真仗义疏财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

　　其次，曹操仍然极力笼络关羽之心，亲自为他送行。关羽表示：“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会，别当酬之。”

　　最后曹操还成全关羽之志，赠别之后，又三番五次地委派专使，通令沿途关卡不得刁难关羽一行。所以关羽一路杀过去，杀了不少曹操的将领，但是曹操还是放了他，不予追究。

　　曹操的这种肚量，这种胸怀，的确与众不同。这种损己利人的事，一般的人可做不到，只有曹操这样非凡的奸雄才能做到。

　　曹操为什么对关羽如此周到呢？其实质在于“取信于天下”。当日屯土山关羽相约三事，曹操已答应“吾愿从此三事”，所以这时曹操说：“吾昔日曾许之，今日故舍之。若追而杀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也。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嘉靖本引后人之诗评论曹操的行为说：“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卷六《云长擂鼓斩蔡阳》，毛本删去此诗）

　　曹操礼遇关羽，义释关羽，并非蚀本买卖，从网罗天下英雄的效用来说，这么做有着很强的广告作用。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燕昭王即位，用很高的薪水来招纳贤才。这时有一位叫郭隗的人，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

　　古代有一位大王，命令手下人带着一千两金子去买千里马。手下人寻访了三个月，终于找到了千里马，但这匹千里马已经死了。这个人还是花了五百两金子，把千里马的骨架子买回来了。

　　大王见了，非常生气，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你现在花了五百两金子，只买来一个死马的骨架子，干什么呀？”

　　手下人告诉大王说：“大王，您连死马的骨架子都能花五百两金子买来，何况活马呢？天下人一定认为大王您能买马，千里马必定会送到的。”

　　果然不到一年，就有三匹千里马牵到这儿来卖。

　　昭王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所以先把郭隗树为贤才，给他高职、高薪。郭隗本身能力不怎么样，都能得到这样的高职高薪，天下的人才跟他一比较，觉得自己怎么也比郭隗强呀，所以就纷纷来投靠燕昭王。

　　成语“千金买骨”，就源于这个故事。

　　曹操礼遇关羽，用的就是“千金买骨”的策略，也是一种铺垫。因为曹操很明白，除非刘备死了，要不然他是留不下关羽的。曹操知人善察，他应该会有这种眼光。现在刘备还在，关羽不能不走，所以他宽宏大度地放走关羽，这个姿态必须做，而且必须做到位，要让关羽死心塌地地对他有感恩之情。他这么做，不仅仅是针对关羽一个人，他是要告诉天下贤才：像关羽这样的人，我对他这么好，都能让他来去自由，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曹操虽然一直礼贤下士，网罗群才，但是有时候却不免恶名在外，影响了他的形象。因为他为了笼络人才，有时做了些不道德的事。比如伪造徐庶母亲的信，把徐庶骗到许昌，最后逼得徐庶的母亲自尽，徐庶被迫留在曹营。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确实很不人道。

　　曹操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给天下人树立一个求贤若渴的君王形象。他写的《短歌行》就表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卷十《曹孟德横槊赋诗》）

　　所以曹操礼遇关羽，成为了一种美谈，展现出曹操的政治胸襟和王者气质。有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他就可以接纳更多的人才。而且，有了这种轰动效应，一旦他接纳了这些人才以后，他就可以很好地驾驭这些人才，让人才为他所用。

　　这时曹操已经威镇中原，位极人臣，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不再拘泥于一人一将之得失，而在于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以吸引一大批真正理解并忠于自己事业的将士。

　　曹操义释关羽，这一情节是以史实为依据的。《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裴松之注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正因为曹操“智足以揽人才”，所以唐太宗评价他“一将之智有余”。这是一种领袖的风范。作为奸雄，曹操也不是一般的奸雄，而是具有一种领袖风范的奸雄。

　　此外，曹操举才“不念旧恶”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正如张绣谋士贾诩所说的：“曹公王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

　　例如，破袁绍后，发现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谋士荀攸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皆将书焚之，遂不再问”（卷六《曹操乌巢烧粮草》）。

　　曹操的这种做法是从汉光武帝那里学来的。毛宗岗在小说中评道：“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毛本《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回评）

五、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地"

（一）煮酒论英雄

　　在衡量一个人的时候，不仅要看他想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够做到什么。很多历史上或文学中的人物，如果仅仅从他想要做什么来衡量，而不是从他实际做什么来衡量，那就有可能产生“误读”。

　　因为历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历代撰写的史书和文学批评著作，总是给我们灌输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在认识历史上或文学中的人物的时候，不是根据他自身的所作所为去探究他的内心世界，而往往是想当然地去发掘他的行为动机。人物的行为动机究竟是什么？真正能够印证的，应该是他的行为。如果不是以他的行为去印证他的动机，只会曲解他的动机，甚至会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

　　我觉得历代对历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就有这个偏差，历代阅读《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形象也有这个偏差。

　　人们先入为主地认定曹操是奸雄，认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要夺取汉朝天下，是要取代汉献帝来做皇帝，这样的人就是“奸臣”。所以奸雄等于奸臣。

　　中国古代在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奸臣的时候，标准并不在于他是否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真正的奸臣，应该是觊觎王室、谋权夺位、图谋不轨的人。

　　但我们现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图谋不轨时，首先考虑的是他行为的动机，而不是他的实际行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判断曹操是不是奸臣，应该看他做了些什么，而不能仅仅看他想做什么，更不能仅仅看他可能做什么。

　　曹操自己是以英雄自居的，而且他早就看出刘备是英雄，是“人中之龙”。

　　在小说中，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则自始至终以诚相待，恩礼相加，并允许其来去自由。

　　当刘备在诸侯角逐中尚无立足之地，被吕布打败暂投曹操时，曹操就预见刘备为当今天下之英雄。刘备第一次投曹操时，曹操的谋士力主剪除刘备，以绝后患，当即被曹操断然拒绝。他说：“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所见同也。”所以曹操待刘备“以上宾之礼”，表荐他为豫州牧（卷四《曹操兴兵击张绣》）。

　　不久，刘备再次被吕布所困，失城池，散二弟，陷老小，不胜狼狈，又来投奔曹操。曹操一如既往，热诚接待。平定吕布后，又引他觐见献帝，认皇叔，拜左将军，封宜亭侯。

　　这时，一班谋臣无不为曹操担忧，提醒他说，如今皇帝认刘备为皇叔，这等局面恐“无益于主公”。曹操则大度地回答：“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外向耶？”依旧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卷四《曹孟德许田射鹿》）。

　　毛本《三国演义》将曹操的这段话删改为：“彼既认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旨在揭示曹操“千古奸雄”的内心隐秘，这就是以动机论人物，实在不可取。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学圃行韬晦之计，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青梅煮酒论英雄”，固然是曹操试探刘备的计谋，但也表现出他对英雄人物的评价和见解。他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隐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吐冲天地之志，方可为英雄也。”

　　曹操一一否定了那些貌似强大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璋、刘表、张绣、张鲁、韩遂等，分析了他们的弱点和特点，认为他们都称不上是英雄；而唯独对当时身处逆境，尚未能施展作为的刘备，视为当今之英雄。他对刘备说：“方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那么，为什么曹操仅仅把刘备作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英雄？为什么放眼天下的诸侯，曹操只认准了当时毫无实力、在后园种菜、韬光养晦的刘备？为什么特别看重刘备？这的确值得深思。

　　要知道只有英雄才能真正地识英雄，这叫“惺惺惜惺惺，英雄识英雄”。

　　曹操自视为英雄，在他看来，英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曹操曰：“胸怀大志，腹隐良谋。”

　　首先，英雄必须以天下为志。曹操自己就是以天下为志的，他也看出刘备这个人抱有高远的志向——他不会长久屈就于小小的县令，或者屈就于小小的太守，之所以会那么做，都不出于本意，刘备本人抱有更大的志向，那就是要夺取天下。

　　此外就是“腹隐良谋”，这是曹操出自奸雄的本性对英雄的独特诠释。曹操知道刘备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是一个看不透的人。他尽力想试探刘备，猜透刘备，他觉得别人都能够看透，就是刘备看不透。所以他觉得越看不透的人，越是个谜，对他来说也越有吸引力，所以他会把刘备视为英雄。

　　当然，曹操说刘备是英雄，也的确有试探的意思。试探时，谁会一笑置之？实际上刘备吓得筷子都掉在了地上，这是瞒不过曹操的。越表现出惊慌失措的举动，越能使曹操坚定地相信刘备这个人真的是“腹隐良谋”，是个英雄。

（二）庸君与强臣

　　从英雄的具体表现来看，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的志向不是靠着直接称王称帝去夺取天下得以实现的，而是靠着拥戴汉王朝来实现“包藏宇宙”、“吐冲天地”的志向。
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在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这个历史过程中，一方是曹操，一方是孙权，还有一方就是刘备。在曹操、孙权、刘备这三位领袖人物当中，谁最后当上皇帝了？谁没当上皇帝呢？答案很简单，刘备和孙权都当上了皇帝，而曹操却自始至终未当皇帝，他是在曹丕称帝后被追认为魏武帝的。

　　还有一个问题：曹操自始至终未当皇帝，但是历代人们一直斥责曹操是奸臣，却没有人把刘备和孙权称为奸臣，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三国争霸，最后由以曹魏为代表的这一方统一了天下，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曹丕统一天下，首先称帝，他是曹操的儿子，儿子称了帝，跟爹有关系，爹得负责。

　　曹操平生未称帝，却在生前死后一直被人们称为奸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角度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角度，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庸君和强臣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在论历史人物曹操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见《曹操论集》）

　　皇位不稳，这是一种感觉。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这个感觉，有这种感觉的只是庸君。如果是一个明君，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是一个明君的话，会觉得反正我是皇帝，你有再大的本事也大不过我，我的地位比你高，本事就比你强。但是如果是一个庸君的话，他随时会有这个感觉，犹如芒刺在背。

　　对于腐朽的东汉王朝和无能的献帝，曹操最终都没有取而代之，这并非出于道德的信守和纲常的维护。他的确有僭越之心，起初因为畏惧而有所收敛。曹操诛杀吕布以后，谋士程昱劝他说：“今吕布已灭，天下震动，可行王霸之机乎？”曹操回答说：“不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轻举。”（卷四《曹孟德许田射鹿》）

　　所以小说里写“许田射鹿”，这是曹操的一次觊觎皇位的试探性举动。

　　曹操特意请献帝田猎，与献帝并马而行，只差一马头。汉献帝射鹿射不着，曹操用天子的金鈚箭，一箭就射中了一只大鹿。这就如前面所说，曹操是全能冠军，打猎也在行。

　　群臣将校误以为鹿是献帝射中的，都踊跃而来，向献帝高呼“万岁”。这时“曹操纵马而来，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当之”，当仁不让。关羽看了非常生气，想刺杀曹操，被刘备拦住了。

　　这次试探性举动，一方面表现出曹操那种强悍的精神，那种得理不饶人的态度，当然还有做事光明正大的性格特征。曹操赤裸裸地表现出：我就是比你强，我就是比你能。你汉献帝有这个天下，有目前这种尊贵，是因为有我曹操；没有我曹操的话，你只是被人家抢来抢去的一粒棋子，一个玩意儿。有了我曹操，才有你的地位；没有我曹操，就没有你的地位。曹操就要显示出这种姿态来。

　　另一方面，这种“欺君罔上”，“专权弄国，擅作威福”的行为，的确超越了君臣的名分，充分体现出曹操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所以群臣对他敢怒而不敢言。

　　这件事对汉献帝来说确实是莫大的屈辱，他只能把这种屈辱深深地藏在心底，跟别人不能哭诉，只好回家跟老婆伏皇后哭诉。他说，曹操“奸计多端，专权弄国，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见之，有若芒刺。今在围场上，自迎呼噪，早晚图谋，必夺天下。欲至临期，吾夫妇未知死于何处也！”

　　这时候皇后的父亲伏完建议，让献帝写一份密诏，让皇后缝在玉带里头，赐给国舅董承一件锦袍，加上这条玉带，让他把密诏带出去，好召集天下义士来讨伐曹操。

　　董承果然来了，接受了这个锦袍玉带。但是皇帝当面不能明说，怕被底下太监传出去。曹操很狡猾，董承穿着锦袍玉带一出宫，就见到曹操。曹操让他把袍子脱下来，他要试着穿穿，看这个锦袍穿起来好看不好看。然后东照照、西照照，看里头到底是否藏有东西。幸亏没看出名堂来。

　　董承感觉到这锦袍玉带里有东西，但回家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火苗掉下来，把玉袋烧着了，才看到里面藏有密诏。密诏让董承组织一帮人马来讨伐曹操，于是董承陆陆续续地召集了一帮人。但是董承实在也没有什么好主意，事情一拖长，最后败露了。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曹操杀戮七百多人，并捕杀董承的女儿董贵妃。

　　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化，曹操又借故杀死伏皇后，并诛杀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

　　这是曹操直接威胁皇室的最扎眼的两次举动，是他所有的罪行里罪大恶极的两条罪状，后代的历史学家和小说读者对此都切齿痛恨。

　　所以明代文人徐渭写《四声猿》杂剧，让祢衡痛骂曹操，必须把这两件事写进去，让祢衡一并痛骂。既然能威胁到皇帝的妻子、皇帝的妃子，那么肯定也就威胁到皇帝，这就是作为臣子最大的不忠。

　　献帝的“衣带诏”写道：“近者权臣操贼，出自阁门，滥叨辅佐之阶，实有欺罔之罪。连结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皆非朕意。”（卷四《董承密受衣带诏》）

　　献帝说，曹操的所作所为都不是我的意思，他是自作主张，把我架空了。从他的话里可见，献帝为了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所以要国舅董承等人“殄灭奸党，复安社稷，除暴于未萌”。
如果撇开君臣的关系不论，撇开忠不忠这种道德准则不论，曹操与献帝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无硝烟的战争。汉献帝觉得我应该有权，但是我被架空了，没有权了；曹操也觉得我应该有权，我不能放权。后来曹操在杀伏皇后时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卷十四《曹操杖杀伏皇后》）

　　既然如此，应该讨论的就不是谁忠谁奸的问题，而是汉献帝应不应该有权。

　　从汉献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九岁当皇帝，没有本事，没有功勋，仅仅因为享有继承权就当上了皇帝，他应该有权吗？

　　如果客观地看，我们可以说汉献帝不应该有权。真正的权应该掌握在那些懂得用权，也可以用好权的人手上，而不是掌握在那些天生就赋予权力的人手上。

　　应该确认的是谁能用好权，谁就应该有权，而不是谁天生就有权力。所以，谁应该有权，这是可以选择的，应该由贤者来掌权。“天下者，非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是汉末人的共识。汉献帝何德何能，为什么天下就应该是他的天下？

　　可见，曹操与献帝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君臣之间因权利分布不均而引起的争权夺利。

　　在这场君臣争权夺利的战争中，臣属于弱势，他只能靠强权、靠拳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能够靠道德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在道德方面他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叫他死他必须得死，皇帝叫他放权他当然必须放权，皇帝让他回家归隐山林他也必须归隐。

　　但是曹操不这么做，他已经掌握了权力，他还必须巩固住这个权力。李贽说得很明白，他说：“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续焚书·强臣论》）

　　能够帮助国君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臣，他的地位终究还是臣，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谋自强”。如果不“谋自强”，而甘心于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有被人杀掉的危险。西汉初年的韩信吃的就是这个亏，所以他强臣没做到头，被刘邦除掉了。

　　李贽又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而必先之以庸君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续焚书·强臣论》）

　　曹操之所以是强臣，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因为汉献帝是庸君。当时人们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治世、乱世，皇帝有直接的责任。因为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应该负责，所谓“罪不在天下，罪在朕躬”。天下大乱，应该罪在皇帝。皇帝是第一责任人、第一法人，就应该负全责。皇帝自己不负责，让别人负责，让别人为他巩固天下，他反而觉得别人的势力强，非把他剿灭不可，这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公平的。

　　反过来看，“英君多能臣”。如果是英君的话，他能够驾驭这些臣子来建立一个安定团结的社稷国家。正因为汉献帝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辅佐的是像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当然便是汉初萧何、张良、曹参那样的辅国能臣。

　　虽然曹操和汉献帝之间是一种权力之争，但是它并没有导致曹操篡夺皇位，反而使曹操让献帝将自己的女儿曹贵人册立为正宫皇后，把自己和皇家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有史以来，任何见识超前、才智过人的宰相，都难以得到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尚且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

　　曹操一生，“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他的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

　　但是，曹操的权势尽管不断扩大，但一不危及百姓衣食，二不阻碍社会进步，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

　　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才能恰如其分。从曹操的实际行为来看，他并没有篡权夺位，还够不上“篡国奸臣”的份儿。

（三）名垂史册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曹操在当时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他要有他自己的政治权衡，也要有他自己的历史权衡。他之所以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心为了扶持社稷，安抚百姓，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曹操的性格有其可爱的一面，就是他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有文才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文人士大夫气质的政治家。

　　中国古代能写好诗、好文章的文人不少，能当好皇帝的人也不少，但是既能写好诗、好文章，又能当一个好皇帝的人并不多。汉武帝、魏武帝、唐太宗，就那么几个，扳着手指头就可以数下来。曹操是个很有文才的领袖，比汉武帝、唐太宗还有文才，在他身上显露出浓重的文人气质。

　　作为文人，曹操心里非常明白，人终究是要死亡的，不可能永远活下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死后的评价比生前的评价更重要，也更长久。“赢得生前身后名”，“身后名”比生前的名声更重要。所以曹操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两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从现实利益来考虑，曹操作为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使自己“征讨有名，赏罚有制”，便于夺取更大的权力，充分满足自身的权势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无实权，而自己虽为丞相却操纵着天子的实权，这比起空有其名而又受到各方声讨的袁术“实惠”多了。

　　另外，当丞相既然已经实现了某种抱负，是不是就可以放权，回家种田去呢？既然权势已经很高了，也建立了很大功勋，那么为了表白自己没有任何二心，把权全部交出来，自己回家隐居去，行不行？

　　曹操说这可不行。他说得非常明白，我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卷十二《曹操大宴铜雀台》）。我不能为了赢得这种道德的名声，就放弃自己的权力，让千秋后代的人都歌颂我，说我曹操多么伟大，在权势如此之高时放权，这很了不起，是急流勇退，像春秋时期越国的范蠡、西汉初年的张良等人一样。曹操不愿意这么做，他认为这么做是“慕虚名而处实祸”。

　　因为曹操非常清楚，“诚恐已离兵为人所害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放权，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他的子孙就不保了。曹操是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为了历史的评价，我可以不夺取皇位，但是我不能轻易放权，这是为子孙计，也是为我自身在世的利益计。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现实利益考虑。

　　曹操第三个方面的现实利益考虑，是为国家计，不能轻易放权。曹操作为奸雄，和董卓不同，他不仅仅有满足个人私欲和权势欲的一面，也有为国家考虑的一面。

　　曹操觉得，如果没有我在朝廷中做宰相，“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卷十二《曹操大宴铜雀台》）。这是事实，曹操死后，刘备称帝，孙权称帝，曹丕也称帝。曹操死了，汉末社会缺少了一种象征，一种国家统一的象征，所以会出现很多人称王称帝的现象，国家变得四分五裂了。

　　正因为如此，曹操不能轻易放权，一放权就意味着国家四分五裂。靠着汉献帝那点本事，是绝对统一不了国家的，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象征的意义上都统一不了国家。所以曹操大权在握，“舍我其谁”？

　　除了这三个方面现实利益的考虑，曹操还有着理想主义的考虑。这种理想主义的考虑是，如果一旦篡了权，称了帝，千秋后代都会骂我；如果不称帝，不篡位，千秋后代想骂我都骂得不到位，你没法骂到位，因为实际上我没有称帝，没有篡位。

　　中国古代有个十恶不赦的罪名，叫作“谋反”。所谓“谋反”之罪，就是在还没造反之时，先把他灭掉；等他造反了，那就不叫“谋反”，而是真反了。汉献帝给曹操定的最大的罪名，在他的“衣带诏”里写得很明白，就是“图谋不轨”，也就是“谋反”。

　　但是曹操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他认为我并没有谋反，我从来都不想篡位称帝。我只不过是想做周公，辅佐汉朝天下。顶多也不过是想做周文王，为周武王讨伐夏纣、统一天下奠定基础。这是曹操给自己的历史定位。因为曹操非常明白，他不能轻易放弃现实中的利益，也不能轻易放弃在历史上的定位。

　　从历史利益考虑，曹操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想要断绝古往今来的议论，使自己千秋万代不受骂名。许攸等人游说袁绍兴兵攻曹操时，宣称是“讨汉贼以扶王室”。袁绍让陈琳草檄，声讨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虽然如此，但曹操毕竟掌握了皇帝，他可以“以天子之诏”令天下诸侯，而其他诸侯则做不到。相比之下，曹操不是更为名正言顺吗？

　　所以当曹操兵下江南时，蒯越劝刘表的次子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丞相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这可以看出当时天下的舆论导向。

　　建安二十年，曹操女曹贵人被立为正宫皇后，汉朝政权完全掌握在曹操股掌之间了。曹操征西后，文武众官再次议立曹操为魏王。尚书崔琰独持异议，骂曹操是“篡汉奸贼”，被曹操杖杀。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终于被册立为魏王。即使如此，他仍然未取献帝而代之。

　　等到魏、吴合兵，大败关羽以后，孙权非常害怕蜀国报仇，于是上书曹操说：“孙权久知天命以归王上，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

　　曹操看了以后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卷十六《曹操杀神医华陀》）这句话有双关含义。五行学上，汉是所谓“火德”，“居炉火之上”，就是取代汉朝，自立皇帝。曹操名义上拥戴汉王朝，实际上大权独揽，这是名利双收的事。一旦自己直接做皇帝，就可能引起多方面的反对。所以他心里明白，孙权表面上的奉承话却包藏着险恶的用心，这是要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烧烤。

　　所以他说：“吾自事汉三十余年，虽有功德，位至于王，于身足矣，何敢更望于外乎？”“苟天命在孤，孤即周文王矣。”这既是对自身政治角色的现实定位，也是对自身道义角色的历史定位。

　　小说中引诗评道：“奸雄曹操立功勋，久欲临朝废汉君。只恐万年人唾骂，故言吾愿学周文。”（卷十六《曹操杀神医华陀》）
其实，“学周文”并不是曹操的“故言”，而是他的真心话，更是他的真实行为。曹操在世时决不做篡逆之事，这在表面上显然是“忠君”的举动，是符合传统的政治道德的。因此，连深恶曹操的毛宗岗也不得不称道：“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毛本《三国演义》卷首《读三国志法》）

　　从历史上看，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各地诸侯纷纷而起，各霸一方，“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

　　刘备打下汉中后，立即称王；两年之后，又自立为帝。称王称帝，其速度之快，真有点史无前例。元末人陶宗仪说：“盖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论秦蜀》条）

　　而孙权继承父兄基业，不是也想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能者为王，胜者为王，这是三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无须责难。

　　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更不是不能当皇帝。从他的实力、权力来看，他可以轻而易举杀掉汉献帝，得到天下，很多人都劝他这么做，他也曾经萌生过这种念头，但到头他也没这么做，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有当皇帝。

　　咱们看到，曹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献帝，如果要灭掉汉献帝，他怎么会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他呢？这不等于让自己的女儿守寡吗？这种蚀本的买卖他不会做。要做的话，他会干脆把献帝杀了，把他的女儿嫁给别人。但是他愿意把女儿嫁给献帝，也真的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这么做是对的，这里就涉及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这种个人选择，实际上表现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应该说，任何人都有非常强烈的欲望，一个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强烈欲望，他的精神力量、意志力量是强大的。曹操能够克制自身的欲望，坚守自身的身份，这种个人意志力的确是惊人的，是令人赞叹的。

　　再进一步看，当一个人有着强烈的欲望，又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他还能控制住自己，还能够遏制自己的欲望，还能够很准确地给自己一个现实的定位、历史的定位，这种人的意志力更强大。

　　曹操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权力，轻而易举地把汉献帝杀了，但他没有这么做，一辈子也不会这么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能够恰到好处地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且是控制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欲望，从而准确地确定自己现实的政治角色和历史的道义角色，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强大的意志力，这种强悍的性格，难道不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吗？

　　曹操能够认准自己一生中的道路，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毫不迟疑，毫不犹豫，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什么地方能够越过去就越过去，什么地方不能越过去就不越雷池一步，很好地掌控自己的生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掌控历史对自己的评价，这的确是千古独一无二的奸雄！

　　咱们知道，尽管在历史上，曹操曾长时间地被定性为奸臣，甚至成为“大白脸”在戏曲舞台上一直扮演奸臣形象，但是作为历史人物，最终还得恢复他的真实面目。因为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得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他为汉末以后整个大的历史趋势，为晋朝的统一，立下了卓著的功勋。因为统一是历史的趋势，只有统一才能够为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安定生活。这种统一的历史趋势，是由曹操奠定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定位，谁也改变不了。

　　阅读曹操，我们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曹操既可敬又可恶。

　　曹操的强悍性格，值得我们钦佩，在他的身上，有许多优点，包括这种性格的强烈感染力，都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曹操又很可恶，令人痛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杀此老贼”，这也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一种普遍的情绪。

　　还有一点，我认为曹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位驰骋于政治疆场的风云人物，他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存，也是为政治而死，为政治而不朽。曹操的整个人格是一种政治性的人格。作为普通人，咱们可以景仰他，敬佩他，也可以厌恶他，痛恨他，但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心底里喜欢他，亲近他。

　　读者有可能把曹操视作一种榜样，或者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恶人，但是绝对不会把他看作一位密友。因为一旦交上这么一位朋友，何时被他出卖了，你都不会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要耍权术，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不是简单地要“解民于水火之中”的抱负，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权势欲，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曹操带给我们的阅读感受。作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我们可以多角度地认识曹操，评价曹操。这种认识和评价不仅可以增加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机会，而且可以成为认识自己、认识生命的一面镜子，我觉得这是阅读曹操更有意义的地方。

一、引子：如此君子

　在整部《三国志演义》小说当中，魏、蜀、吴三方的领袖人物，真正能够和曹操相媲美的是刘备。所以，人们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如果要找一个对仗的句子，我想说刘备是“心口不一的君子”。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道德本性来看，刘备“德胜于才”，是古人称道的“君子”，老百姓说的“好人”；而曹操“才胜于德”，是古人贬斥的“小人”，老百姓说的“坏人”。另一方面从个人性格来看，刘备的突出特点就是“心口不一”，他说的和想的不一样，做的又和说的、想的不一样，我们看他就像雾里看花，很难看透他的心思；曹操不同，曹操是“心口如一”的，即他说的和想的往往是一样的，他做的和他说的、想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他，连他的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曹操不怕暴露自己，刘备生怕暴露自己，所以这两个人物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刘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始终把曹操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看待，这成为了他自觉的行为准则。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这段话见于《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七《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刘备觉得，只要每个方面都和曹操对着干，这样大事就可成了。所以曹操不是刘备假想中的敌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天敌”。刘备只有时时处处与曹操相对，才能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也才能显出他的真正价值。他要取得天下，要建立功勋，他就一定要跟曹操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心口不一的君子”究竟有哪些特点？他是如何做到与曹操不一样的？下面咱们就好好地探究他一番。

[[i] 本帖最后由 西门辽 于 2007-8-26 13:41 编辑 [/i]]

二、君子风范:"远得人心,近得民望"

（一）高贵的血统

　　历来人们都说刘备是“君子”，是“明君”，是文人士大夫，甚至是老百姓所向往、所爱戴的好皇帝。

　　在《三国志演义》中，刘备形象确实具有君子风范，他的性格基调是“宽仁厚道”，或者“仁慈宽厚”，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人物的基调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的“宽仁厚道”，跟他的雄心大志是相辅相成的。要没有雄心大志，人们也不会称颂他的“宽仁厚道”。大家想想，一个胸无大志、庸庸碌碌的人，成天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他待人诚恳，心肠忒好，人们也不过夸他老实巴交，谁会称他“宽仁厚道”呢？

　　刘备从小就胸怀大志，甚至想入非非，要当皇帝。小时候，他家屋子的东南角有一棵桑树，高五丈多，长得非常茂盛，整个桑树撑开来像一个大车盖子似的。刘备跟小伙伴们一块儿在树下玩，他说：“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他的叔叔听到这话，非常着急，立刻责备他说：“汝勿妄言，灭吾门也！”随便讲这种话，是要灭族的。

　　可见刘备从小就有当皇帝的志向，这是很少见的。小说把刘备的这种志向做了肯定的描写，而且还把这种肯定的描写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刘备长相的描写。刘备的长相与众不同，“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据中国古代的相法，这是十足的帝王相。这当然是夸张性的描写。双手过膝，比例不当，有点像猿猴。而耳朵特别大，显然是有福之人，咱们看到寺庙里佛祖的塑像就是双耳垂肩的。刘备的大耳朵是他的面容上一个标志性的器官，所以落下绰号叫“大耳儿”，或者贬义的“大耳贼”。小说这么描写，就是要强调刘备天生就是帝王种子。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的众多英雄豪杰中，公开宣称想当皇帝的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是像董卓，像袁术、袁绍之类的“反面人物”。包括曹操、孙权在内，都一直没有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想当皇帝，顶多是心里想想，或跟自己的心腹说说而已。只有刘备与众不同，他是小说中唯一公开宣称想当皇帝的“正面人物”，作者也好、历代的读者也好，都众口一词地认可他这种想当皇帝的野心。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古人之所以会把选票投给刘备，这显然跟刘备高贵的血统有关系。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介绍说，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邦的这支血统，从西汉初一直绵延到东汉末，将近四百年，在刘备的身上，还能流淌着多少皇帝后裔的血液呢？尽管如此，刘备毕竟姓刘，而且是纯正的皇族宗室之刘，地地道道，如假包换。他的血统是纯正的，中国古人讲究这种血统的纯正。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宗法观念。不管一个人为人的品质怎样，不管他的性格怎样，一旦生在帝王家，就有这种高贵的血统。更何况刘备还随时随地亮出“汉室宗亲”的招牌，唯恐别人不知道，甚至还跟汉献帝论辈分，被称为“刘皇叔”。他是自觉地推销自身的皇家身份的。

　　为什么刘备一生颠沛流离，还有很大的号召力，还有很多人对他表示好感，愿意追随他？这和他尊贵的身份是分不开的。既然是汉室宗亲，是皇叔，所以他做皇帝就有着比曹操、孙权更为正当的理由。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正统观念。在小说中，很多人劝刘备当帝王，或者劝他篡位，都是拿他的尊贵身份来说事儿的，说你是皇叔，你是正经的、地道的皇家宗室，你得天下是正当的，名正言顺的，帝王非你莫属。所以这种高贵的血统是刘备最有政治号召力的地方，无论是董卓、袁绍、袁术，还是曹操、孙权，都跟他没法比。

　　其实这种正统观念在三国时期并不吃香，当时盛行的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要得天下，不是看你姓什么，而是看你有没有仁德，这是第一位的。

　　但是三国时期的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了变化。到三国故事逐渐成熟、蔚为大观的时代，即北宋以后，尤其是南宋皇室偏安东南一隅，人们对统一有一种期待，到了元朝，又成为蒙古族统治中国的特殊时代，这时，正统观念经过一班文人士大夫的鼓吹，早已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的心灵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种观念融进小说中，反映了人们对帝王血统的传承有一种热切的希望，有一种政治上的热切期盼，这样就形成了小说当中对刘备的帝王血统的夸张和强调。

（二）仁义爱民

　　当然，老百姓认可刘备，并不仅仅因为他姓刘，是纯正的皇室血统，这还不够，还不足以使他享誉天下，不足以吸引那么多的人来拥戴他。在小说中，同样具有纯正的皇室血统的，还有刘表、刘璋等人，但是老百姓都不看好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刘邦取得天下后将近四百年，刘家的后裔成千上万，并不一定就轮到刘备当皇帝吧。那么，大家为什么就看好刘备呢？

　　在小说中，刘备之所以能够成为蜀方之主，能够最终赢得当时的民众和后代的民众的爱戴，单凭血统纯正是不够的，还得靠他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品质，可以是“仁”，可以是“德”，也可以是“义”，总之是一种正面的道德品质，而且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大家都能认可的一种道德品质。
前面曾经提到，当时人们认为，天下虽然是天下人之天下，但是真正居于上位的是什么呢？“惟有德者居之”。孟子早就说过：“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说，讲仁讲德，是刘备在老百姓心目中确立明君形象的杀手锏，也是一个好皇帝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在小说中，刘备的做派有时像山大王，但他和一般山大王最大的不同，是他极力强调这种正面的道德品质，而且强调得理直气壮。之所以理直气壮，跟他的血统有关。别人强调自己的道德品质，比如曹操，强调自己忠心耿耿，可是天下原本是姓刘的天下，不管怎么强调，都会有篡权的嫌疑。刘备却坦坦荡荡。在他看来，强调这种正面的道德品质，就是强调皇家的道德品质，他把两者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用一种很巧妙的办法把两者混淆在一起。

　　这样一来，大家在认可刘备高贵血统的同时，也认可了他宽仁尚义的品质；大家认可了刘备宽仁尚义的品质，就会认可他的高贵的血统，因为我们看不到汉献帝宽仁尚义，但是看到了刘备如何做到宽仁尚义，所以都会默认他是心目中理想的皇帝。

　　实际上，刘备在一生的实践中，都非常注意强化自己宽仁尚义的品质。这种仁德与血统的合二而一，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广告效应，成了老百姓的口碑。所以徐庶之母在教训徐庶时说：“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谁不仰之？况乃汉室之胄。”（卷八《刘玄德三顾茅庐》）张松力劝刘备夺取西川的时候也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况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即帝位，亦不分外。”（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诸葛亮劝刘备不要辞让，早登帝位，也说：“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于天下，况是大汉宗派，宜即正位。”（卷十六《汉中王成都称帝》）

　　可见，仁德与血统，二者不可缺一。刘表、刘璋虽然拥有宗室的血统，但仁德不足，难以获得认同。而刘备既是汉室宗亲，又有宽仁大德，当然是最理想的君主候选人。天下很多仁人义士之所以都拥戴刘备，支持刘备，并始终不渝地跟随刘备，与他的这一特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最终能看好他，与他的这种声誉和口碑也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曹操占有天时，孙权占有地利，刘备如何在天、地、人三者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显得特别重要。既然刘备无法占有天时和地利，那他必须拥有人和。事实上，刘备确实在人和上表现突出，即他的道德品质高尚，口碑好，所以诸葛亮能够看好刘备。在普遍意义上，在大家能够公认的那层意义上，看好的就是他这种仁德。

　　按照儒家的说法，所谓“仁义”之心，即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还可以因小见大，比如学一些“君子远庖厨”之类的德行，做一些“为长者折枝”之类的好事。读一读孟子的名篇“齐桓晋文之事”，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了。小说也是从这个角度描写刘备宽仁尚义的。

　　比如卷七《玄德新野遇徐庶》一节，写徐庶化名为单福，投靠刘备，希望能够一展宏图。因为刘备有“仁义之主”的声誉在外，但不知真假，徐庶要考验考验他。

　　刘备有一匹马，叫的卢马。徐庶看到这匹马，说：“此马虽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意为这匹马会妨碍主人，谁骑它，谁就要受到伤害。刘备对徐庶说起被蔡瑁追击、跃马跳檀溪的事情，徐庶说：“此乃救主，非妨主也。”于是假装劝他将这匹的卢马送给一个他讨厌的人，“待妨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无事”。

　　刘备听了此话，非常生气，就叫侍从“点汤”。这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客人来时先不上茶，先聊会儿天，一旦谈崩了，主人就叫“点汤”，让底下的仆人上茶，也就是逐客的意思。客人一看主人让“点汤”，就知道话不投机，赶紧走人。

　　徐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刘备解释说：“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义，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徐庶大笑说：“吾闻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试之耳。”“耳闻不如目见”，徐庶感到刘备果然名不虚传，所以死心塌地帮助刘备。

　　的卢马妨主，这是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性。刘备是“君子”，他宁可让的卢马“妨死”自己，也不能让的卢马“妨死”别人。如果换了像曹操这样的“小人”，肯定不愿冒被“妨死”的危险的。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仁义之主”，刘备的道德行为是真实的，虽然有时带着点儿作秀的成分，但至少在内心中是很真实的。

　　刘备总是很明确、很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一种“仁义之主”的形象。他非常明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汉末群雄逐鹿的局势下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他别具心裁的政治谋略。

　　因为在这个天下大乱的年代里，通行的是“霸道”。在大家都行“霸道”的时候，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施行一种“仁道”、“王道”，那么他就有特色了，就显眼了。但是施行“仁道”、“王道”，应该说是一招险招，风险比较大。比如曹操，他实力很强，由他来实施“仁道”、“王道”，是可以的，因为他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军事资本。如果是其他人，在实力不强的情况下，还要实行“仁道”，实行“王道”，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胆略。这是一种政治风险的投资，而刘备却明确地选择了这种风险投资

从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咱们看到了刘备的这种政治谋略是成功的。虽然开始时他焦头烂额，到处逃窜，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但最后他还是能够占据西川，在汉末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刘备能够选择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政治谋略，而且贯彻到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到底，的确有着过人的胆略。

　　好几次在危难之际，刘备当着众人的面表态：“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人”，或者说“吾宁死，而不做不仁不义之事”。他多次这样表态，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至少也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即在内心中一再强调，我一定要做这种人，别的想法、做法我得尽量克制，而“仁义”是我一定要这么做的。

　　宽仁尚义，是刘备非常明确的一种行为准则，也是传统公认的一种道德选择。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刘备的“仁德及人”，“爱民如子”。他所到之处，总是广施“仁政”，“与民秋毫无犯”，致力于使百姓丰衣足食。这是他一贯的行为，不管是穷是达，都是如此，所以他能够“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在当时口碑极好，老百姓无不拥戴他。

　　当他在小沛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的时候，“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卷四《吕布败走下邳城》）。

　　在新野，人民歌颂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卷七《玄德新野遇徐庶》）

　　当曹操大军南下，攻陷新野，逼近樊城时，有十数万百姓情愿离乡背井，随同刘备逃难，两岸哭声不绝。刘备“大恸”道：“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竟“欲投江而死”，幸亏“左右扯住”。他的做法虽然有点夸张做作，却很得民心，以至于“闻者莫不恸哭”。

　　这时曹操追兵在后，情势万分危急，诸葛亮劝刘备“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却哭着说：“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这话很快地传到百姓耳中，“百姓闻得，莫不伤感”（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

　　这是刘备立信立德于天下的第一桩轰轰烈烈的大举动。到“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诸葛亮还拿它说事儿：“当阳大败，豫州见有十数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义也。”嘉靖本还引后代史官习凿齿的评论，说：“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坟，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

（三）诚信待士

　　刘备不仅以“大仁大义”取信天下百姓，赢得了社会上一致称道的口碑，还以“大仁大义”吸引天下英雄，得到了很多有志之士的拥戴。

　　刘备爱民，也爱才，他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讲的还是“仁义”二字。

　　比如徐庶收到母亲的信，被迫离开刘备，前往许昌。这时，孙乾劝刘备不要放徐庶归曹，以防徐庶为曹操所重用。

　　刘备不同意，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

　　当然，刘备的这种竭诚相待，也得到了徐庶的丰厚回报，他临走前举荐了诸葛亮，彻底改变了刘备的命运。

　　又如对赵云，刘备第一次见到赵云时，就“甚相爱敬，便有不舍之心”（卷二《孙坚跨江战刘表》），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到赵云前来投靠以后，刘备更是以诚相待，非常信任。

　　江陵大战时，赵云几次孤身冲进曹操大军之中，单骑救主的时候，张飞、糜芳都以为赵云投奔曹操去了，只有刘备信心十足地说：“子龙与吾相从患难之时，他心如铁石，岂以富贵能摇动乎？”（卷九《长阪坡赵云救主》）果然赵云经过一场血战，救出了阿斗，为刘家保留了后代。

　　在刘备和赵云之间，构成了一种很和谐、很默契的道德纽带，这跟他与关羽、张飞的兄弟义气不完全一样，是一种朋友式的道德纽带。这种道德纽带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仁义”二字。赵云之所以看好刘备，就是因为他看重刘备“仁义”的道德品质。

　　赵云曾经明确地对刘备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卷二《赵子龙磐河大战》）他认为，目前天下大乱，汉献帝已经不足于支撑汉朝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应该肩负起恢复汉朝天下的大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他要支持刘备，拥戴刘备，鼓励刘备。这是赵云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唯一很难挑出毛病的就是赵云。赵云对刘备忠心耿耿，一直到最后，他已是７０多岁的老将了，还是对蜀汉王朝忠心耿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志向，和刘备一样的志向——恢复汉朝的天下。刘备跟赵云这样的仁义之士之间，有一种道德上的交流，一种精神上的交流。

　　正因为刘备对下属“大仁大义”，所以像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和刘备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如鱼水。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导后主刘禅要学习他的父亲刘备，“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清心寡欲，薄己爱民”（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四）平民的气质

　　作为一个帝王，刘备还有很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和关羽、张飞之间有着义薄云天的兄弟之情，这种兄弟之情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使蜀国大伤元气，这到底值不值得？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仁”与“义”有时是一个复合名词，兼指“仁”和“义”；有时是偏义词，偏于“仁”，或偏于“义”；但有时也有区别，就是“仁”归“仁”，“义”归“义”。一般情况下，讲“仁”属于帝王品质，讲“义”则属于兄弟之情，而兄弟之情的产生完全基于个人的平民气质。在中国古代，讲“义”，实际上是强调一种平民之间的朋友之情、兄弟之情，像《水浒传》小说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所以，如果说“仁”更多地指刘备的圣君风范，那么“义”更多地指他的平民气质。刘备不只具有帝王的远大志向和道德品质，而且具有一种平民的气质，他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帝王。

　　刘备本身就是“贩履织席之辈”，是个平民百姓。他虽然血统很高贵，但已沦落，是没落的贵族，靠卖草鞋、织席子过日子，是个小商小贩。正是这一点，使刘备富有一种很特殊的平民气质。这种平民气质，孙权没有，曹操没有，在其他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表、刘璋身上，都看不到这种平民气质，恰恰在刘备身上出现了这种平民气质。

　　正是这种平民气质，才使刘备为了兄弟之义，不惜牺牲天下，不惜牺牲皇帝的地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皇帝本来很金贵，不能轻易冒险，但刘备宁愿去冒险。因为他与关羽、张飞，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就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二弟皆死，他岂能独生？

　　当刘备听说关羽被杀的消息时，他哭倒于地：“孤与关、张二弟在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他伤心到了极点，竟至“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不进水食，但痛哭而已，泪湿衣襟，班班成血”（卷十六《曹操杀神医华陀》）。不仅泪流满面，湿透衣服，而且泪里带血，两只眼睛都哭得流血了。毛宗岗在这里评道：“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毛本《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评语）是啊，刘备与关羽、张飞，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比亲兄弟还亲。

　　这时的刘备，可以说完全失去了理智。为了亲兄弟的死亡，为了报仇雪恨，他愿意赴汤蹈火，他不顾“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大政方针，贸然率师复仇。赵云劝刘备时说：“天下者，重也；冤仇者，轻也。乞陛下详之。”（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可是刘备偏偏不会做这种因公废私的事儿。

　　刘备一生谨慎小心，但这一次却因为兄弟情义而显得鲁莽、冲动甚至愚蠢。正是所谓“天下为轻，义为重”（朱国桢《涌幢小品》）。这一行为导致了“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结局，造成了蜀汉处于危急的困境。

　　毫无疑问，刘备的这一行为显然有损于帝王的形象。他把“义”摆在“天下”之上，为了兄弟情义放弃了政治家的责任，服从一种更为高尚的、不为通常的功名利禄所支配的人的责任。也许，这时他的那种“贩履织席为业”的身份浮上了意识的水面。正是与关、张二人“同死”的愿望，使刘备超越了政治家的身份而具有了平民气质。

　　正如有的学者评论刘备时所说：“政治上的失败却给他带来了做人的成功。”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不肯定刘备，不喜欢刘备，却不能不肯定刘备为了兄弟所做的牺牲，一种心甘情愿的牺牲。

　　刘备舍弃一切为两个兄弟报仇，这种做法无疑得到了老百姓的好感。普通读者所喜闻乐道的，正是刘备身上的平民气质。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刘备能够和他身边的人一直保持普通的兄弟关系，建立深厚的兄弟情义，这使刘备很快与一般读者拉近了距离，这也是数百年来老百姓一直喜欢刘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政治家，刘备的这种行为可能是失败的。他一生都在忍，到这会儿居然忍不住了，可见出他的霸气不足；但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兄弟，他是最可靠的，可以托付终生。这是两种不同的评价。

　　可以说，君子风范与平民气质的统一，构成刘备形象艺术生命力的主要源泉。如果他只有君子的风范而没有平民的气质，老百姓并不会真正喜欢他。老百姓真正喜欢他，看好他，认为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就是因为他可以自己摆在比较低的位置上，跟大家平起平坐，是可亲可敬的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三、枭雄品格:"天下英雄谁敌手"

（一）勉从虎穴暂栖身

　　以民心向背来衡量领袖人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传统。刘备形象所体现的这种“仁义”观念，寄托着小说家仁政爱民的理想。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小说中，曹操惺惺相惜，把刘备和自己并称为“英雄”，认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为此，人们常常称刘备是“当世之枭雄”。

　　在字典上，“枭雄”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这有贬抑的意思；其二是指智勇杰出的人物，具有褒奖的意味。

　　是不是智勇杰出的人都会有野心，都会强横？一个人，智勇双全，与众不同，从正面来看，是好的，他很优秀、杰出；但从反面来看，因为能干，他就不免会强横，而且富有野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有很多人，包括曹操、刘表、刘璋手下的一些谋士，都称刘备是“枭雄”，不可小看，这使刘备在“仁义之主”之外还拥有了“枭雄”的口碑。

　　作为“枭雄”，刘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位“君子”，却常常“心口不一”，想一套，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比如，刘备从小就想当皇帝，但只有在“小孩儿家口没遮拦”的时候，他才脱口说出心里的想法，长大成人以后，他就努力要把这种念头深深地藏在心底，轻易不让人知。

　　刘备虽然以“贩履织席为业”，却“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圆他的皇帝梦。直到２８岁，他的生命才有了第一次巨大转机，这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但这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还不是夺取天下。

　　但是刘备一直是有野心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到处宣传自己是汉室宗亲，有皇家血统。他第一次见到关羽和张飞的时候，就这么直率地推销自己，后来也一直这么做。

　　刘备想要掩盖自己的野心，实际上并没有掩盖得很严密，不时地还流露出这种野心，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枭雄”，因为他是有志于天下的人物，而不是庸庸碌碌之辈。

　　当时汉末动乱的时候，许多人都有志于天下，刘备也有志于天下。但是刘备有志于天下，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长处，那就是他的高贵血统。刘备之所以能够被曹操看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这一特点。

　　曹操可以瞧不上其他人，但却不得不对刘备刮目相看。像袁术、袁绍，虽然他们是三公九卿的后代，是贵族出身，但是没有皇家的血统，缺乏一个取代天下的正当理由。再如刘表、刘璋也有皇家的血统，但刘表庸庸碌碌，不具备刘备的政治韬略；刘璋性格柔弱，也不足挂齿。只有刘备，既有皇家的血统，天生就有取代天下的正当理由，又有野心，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仁义之主”，这既令曹操心中佩服，也令他惴惴不安。

　　在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前，小说写他寄人篱下，一败再败，常常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处于这种处境时，刘备首先展现的不是出人头地的野心，而是明哲保身、免遭谋害的本领。为了“保身”、“免祸”，他非常善于忍耐，表现出过人的机智。

　　尤其是与曹操的交往，让人不得不佩服刘备的智慧。正如毛宗岗所说的：“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处处保护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提防曹操，而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两雄相遇，两智相对，使读书者惊心悦目。”（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回评）

　　在投靠曹操时，为了提防曹操的谋害，刘备“就下处后园种菜，自己浇灌”。一位出身高贵、胸怀大志的汉室宗亲，居然不耻于亲自种菜，这需要多大的忍耐！

　　关羽想不通刘备为什么会这么做，认为这不是英雄的行为，批评他：“兄不留心于弓马以取天下，而学小人之事？”刘备回答：“非汝所知也。”

　　是啊，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的“韬晦之计”，确实是耿直的关羽百思不得其解的。但这点雕虫小技却骗不了曹操，曹操笑着对他说：“玄德学圃不易。”其实不是说学种菜不容易，而是说你要蒙骗我曹操不容易。

　　但是，刘备把这件不容易的事情做成了。曹操一生从未让异己者逃脱掌心，有的受到奴役，有的遭到囚禁，有的甚至被虐杀。只有刘备一个人，得以逃脱曹操的虎口，免于灾难，最终蛟龙入海，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可见刘备的机智的确高人一筹。

　　“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非常令人耐读，在闲情逸致中隐含着刀光剑影，在对饮倾谈中充满着机智斗赛，在悠闲文情中包孕着险诈机心。曹操畅论何为英雄后，用手先指着刘备，后指自己，说道：“方今天下，惟使君与操耳！”刘备听说后，大为震惊，吓得勺子、筷子都掉到了地下。小说一开始介绍刘备时，就称他“喜怒不形于色”，但这一次，他真是“惊恐失态”了。

　　当然，被人道破深藏不露的心机，尤其是被曹操这位目光犀利的人看穿心事，吓得勺子、筷子都掉到地下，这是常人都会有的举动。但是，刘备立刻以闻雷来掩饰自己，并自称：“自幼惧雷声，恨无地而可避。”他故意恶心自己，巧妙地逃过一劫，这就表现出他随机应变的过人机智。

刘备不仅从曹操那里安全地逃脱，而且在袁绍那儿也能虎穴脱身。在袁绍那儿危险更大。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但关羽刺颜良，斩文丑，结拜兄弟杀了袁绍手下的大将，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都被刘备耍滑头，蒙骗了过去。所以刘备很善于伪装自己，很善于蒙骗他人，这就是他的“极枭雄处”（卷六《云长延津诛文丑》）。

　　他在袁绍面前说的几句说辞，相当能言巧辩：“今曹操素惧刘备，备虽一时溃散，必有复仇之日。今知刘备在明公处，恐其协力攻曹，故特使关某诛杀二将。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乃借明公之手而杀刘备，断绝仇人，以除后患。愿明公思之。”袁绍一想，刘备说得很对，我怎么能中曹操“借刀杀人”之计呢？

　　接着，刘备自告奋勇，写信给关羽，让他前来辅助袁绍，“共诛曹操”。袁绍一听高兴了，说：“吾若得云长，似颜良、文丑复生也。”（卷六《刘玄德古城聚义》）袁绍是个傻瓜，没有韬略，他没想到招来关羽的前提是必须先把刘备留住才行。他不但没有把刘备软禁起来做人质，让关羽投靠过来，反而派刘备前往荆州，结联刘表，结果刘备趁机逃走。

　　可见，刘备是看准了袁绍的性格的。他这一招能骗过袁绍，但一定骗不过曹操。袁绍是不可一世的贵族，刚愎自用，从不多疑，而曹操是多疑的。刘备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袁绍的性格弱点，使自己得以逃脱。这是刘备“枭雄”品格的一种表现。

（二）权术高手

　　作为一代“枭雄”，或者曹操所称的“英雄”，在政治行为上，刘备常常表现出一种伪善的品格，即善玩权术。善于玩弄权术，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性。

　　比如刘备与吕布之间的关系。刘备为了自己的生存，对吕布出尔反尔，不讲信义，其反复无常，堪与吕布相比。

　　在徐州的时候，刘备与吕布称兄道弟，多次“仁义”地阻止关羽和张飞杀吕布。甚至吕布称他为“贤弟”，他也笑嘻嘻地答应，并留吕布在小沛暂住。

　　这时曹操采纳荀彧的“二虎竞餐”之计，假诏授刘备为徐州太守，并送密书，要刘备谋杀吕布。刘备认为：“他人志极事穷而来投我，我若杀之，大不义也。”（卷三《吕布夜月夺徐州》）所以阻止张飞杀吕布，还将密书交给吕布。没想到吕布真是“不义之人”，乘刘备发兵讨伐袁术之际，攻取了徐州，还掳走了刘备的妻子。

　　不久吕布把刘妻还给刘备，让他屯兵小沛。关、张心中不忿，刘备又表现出过人的忍耐，对关、张说：“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卷三《孙策大战太史慈》）

　　刘备很善于忍让，当袁术兴兵攻打小沛时，吕布出兵救他，对他说：“吾今特来解你之危，你异日得志，不可相忘。”（卷四《吕奉先辕门射戟》）于是用辕门射戟的方法，和平地解除了两家的争斗。

　　后来吕布与袁术定为儿女亲家，再攻小沛，刘备弃城而逃，投奔曹操，受封为豫州太守。曹操下书与刘备合谋杀吕布，刘备回复曹操说：“望相公大兴王师到来，备用为前驱。吕布乃狼虎之徒，轻则猖獗矣！备严兵整甲，专待钧命。”没想到吕布兵发小沛，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曹操生擒吕布，在白门楼，吕布对刘备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虏，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听了以后，点点头。

　　曹操叫人把吕布押过来，吕布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以服，天下不足忧矣。明公为步将，令布为骑将，则天下不足虑矣。”

　　曹操听了这话，有点心动，回过头来问刘备：“吕布欲如何？”

　　刘备回答说：“明公不见事丁建阳、董卓乎？”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义父，都被吕布杀了。刘备的潜台词是：你要是收留了吕布，将来吕布不也会害你吗？

　　曹操点头称许。吕布盯着刘备骂道：“是儿最无信者！”骂归骂，曹操到底还是命人杀了吕布（卷四《白门曹操斩吕布》）。

　　刘备为什么劝曹操杀吕布呢？从表面来看，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政治家的眼光，从大局来考虑，吕布非杀不可，不然会贻虎为患。但如果仔细研读上下文，不难发现，其中还隐含着私人恩怨。

　　小说写道，吕布有两次攻打刘备，两次都俘虏了刘备的妻子，第一次还给了刘备，与刘备和好如初，第二次吕布让糜竺将刘备家小送往徐州安置。在杀吕布的时候，刘备的妻子还在吕布手里，他怎不恨吕布？所以说刘备心里有私仇，但在表面上却表现得冠冕堂皇。

　　刘备“让三城”的政治事件，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权术。能把政治权术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非刘备莫属。

　　第一是“三让徐州”，这在历史上并无其事。从正史来看，陶谦病重，把糜竺和陈登找来，说我已经不行了，曹操对徐州虎视眈眈，将来只有刘备可以依靠，说完就死了，并没有“三让”之类的举动。陶谦死了以后，陈登、糜竺找到刘备，希望他出来主持大事。刘备起初不答应，老百姓苦苦哀求，刘备才答应下来。

　　所以说，“三让徐州”，这是小说作者为了写刘备的得人心而添加的。尽管刘备兵寡将乏，没有地盘，但有人看中他的人品，看中他的出身，非得把整个徐州让给他不可。

曹操对徐州一直虎视眈眈，因为徐州是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所以出兵围攻徐州。孔融出兵要救徐州，但自己的兵力太小，就请刘备前来解围。

　　到了徐州，陶谦一见刘备，“仪表非俗，语言如钟”，二话不说，就急命糜竺取徐州牌印来，硬要让给刘备。

　　所以刘备在名声宣传上颇为成功，有相当轰动的广告效应，他让大家都知道了自己是位“仁义之主”，是个好人。陶谦着急要把徐州牌印交给刘备，刘备却说：“今特为大义，暂来相助，何出此言。”坚决不肯接受。——这是“一让”（卷三《吕温侯濮阳大战》）。

　　于是刘备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请曹操退兵。正好袁绍起兵讨伐曹操，曹操就卖给刘备一个面子，退了兵。陶谦更有理由把徐州交给刘备了，他宴请刘备，要刘备接受徐州太守的位置。

　　刘备推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援徐州，以义之故。今却据守，人不知者以为大不义也。”谁劝也不听。孔融说：“今日之事，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还是坚执不肯。

　　这时陶谦抱着刘备痛哭道：“君若舍我而去，吾死不瞑目！”关、张合劝刘备接受徐州牌印，刘备居然“掣剑自刎”，幸亏赵云夺了佩剑。陶谦没办法，就留刘备驻扎在小沛，帮助他保守徐州，刘备答应了。——这是“二让”（卷三《吕温侯濮阳大战》）。

　　最后是“三让”。陶谦病倒在床上，弥留之际，恳请刘备受取牌印：“我的儿子靠不住，百姓信赖你这样的仁义之主。你接管徐州，我死则瞑目矣。”刘备仍然不答应，“陶谦以手指心而死”。

　　于是众官拥戴刘备领徐州事，刘备还装模作样地一辞再辞。这时“徐州百姓哭拜于地”，说：“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死于贼人奸党之手矣！”这时刘备才领了徐州牧（卷三《陶恭祖三让徐州》）。

　　毛宗岗评价说：“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而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回评）也就是说，刘备虽然想要徐州，却故意做出不想要的样子，这样最终才能坐稳徐州太守的位置。这是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徐州虽然是个战略要地，但是地处平原，攻不可救，退不可守，又挨着曹操的老巢许昌，做了徐州太守后，等于倚在曹操的卧榻之下，所以刘备不想以它作为根据地。这个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是“权摄荆州”。

　　如果说“三让徐州”是陶谦真心实意，难以固辞，那么，“权摄荆州”，性质就大不相同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刘备的权术和心机。因为对刘备来说，徐州是可有可无的，而荆州则势在必得，否则就无法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政治蓝图。对此，刘备心里非常着急，却一直不形于色，这可真了不起。

　　刘备从汝南败走荆州，往投刘表。刘表手下的人认为刘备“心术不正”，不能接纳。但刘表觉得刘备是同宗兄弟，不可不留，于是把他留在了荆州（卷七《刘玄德败走荆州》）。

　　后来刘表派刘备驻扎新野。一次在宴席上，刘备不由自主地吐出真言。刘备面对曹操、袁绍这样的英雄的时候，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很小心谨慎。但是面对像刘表这样的庸庸碌碌的人物，他心理的防线就松懈了，警惕性不高了。他乘着酒兴说：“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

　　刘表听了，“忽然变色”，心想：我有这个荆州，怎么就变成碌碌之人了？刘备突然明白说错话了，害怕刘表要杀他，马上逃回新野（卷七《刘玄德襄阳赴会》）。

　　黄祖失守江夏，刘备偕同诸葛亮去荆州见刘表。刘表一边要刘备来帮忙理事，一边对他许愿：“吾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刘表并不是真的要把荆州托付给刘备，他是在考验刘备到底有没有这种野心。

　　这时候刘备还不敢暴露自己的野心，所以极力推辞。诸葛亮私下问他：“刘景升付荆州与主公，何以却之？”刘备说：“备感景升之恩，未尝忘报，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感叹道：“真仁慈之主也！”（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

　　当曹操大兵南下时，诸葛亮献计，让刘备乘刘表病在危笃，“借此郡以图安身，兵精粮足，可以抗拒曹操也”。刘备却说：“公之言甚善，奈何备感景升之恩，安忍图之！”诸葛亮坚持道：“今若不取，后悔何及！”刘备坚决地说：“吾宁死不忍作无义之人。”蝼蚁尚且惜命，人岂如此容易要死要活？刘备不过是夸大其辞罢了（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

　　不久刘表病重“托孤”，说：“吾死之后，贤弟可摄荆州。”刘备拜倒在床下说：“备当尽竭忠诚，扶助贤侄，安敢以摄荆州之重任乎？”仍然力辞不受。他后来对诸葛亮说：“景升待我甚厚，今若举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表面看来刘备好像真的是“大仁大义”，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人言”——别人说三道四，会毁了他多年苦心经营的“仁义之主”的名誉。

　　刘备对荆州一直是看好的。荆州的地势和徐州大不一样，它有险可守，作为战略要地，比徐州更为重要。因为刘备下一步就是要取西川，荆州当然是必经之路，是一个很好的前沿阵地。所以，刘备对荆州可说是朝思暮想，必欲得之而后快。

所以在赤壁之战之后，刘备立刻提出要得荆州，“权且容身”。诸葛亮嘲笑他说：“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想耶？”他只能搭讪着：“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卷十一《周瑜南郡战曹仁》）

　　可见刘备并不是不想要荆州，而是很想要荆州，因为他“孤穷一身，四海无置足之地”，新野那小地方，怎么容得下他？但是因为刘表曾经收容他，刘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忍忘恩”，以便树立自己的“仁德”的形象。能够将自己的欲望藏在心底，该忍的时候一定要忍，即使是很想要的地方，时机不到也不能轻易出手，这正是刘备的“枭雄”品格。
庞统性格比较直爽，想啥说啥，不会讨好刘备，所以酸溜溜地讽刺说：“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你不是一直讲仁义吗？现在讨伐别人，侵犯别人的领地，你还觉得很快乐，很高兴，算什么“仁者之兵”呢？

　　刘备因为多喝了两杯酒，忍不住破口大骂庞统：“吾闻昔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武王是纣王的臣子，所以武王伐纣也是“伐人之国”，他前歌后舞，高高兴兴地讨伐纣王，难道也不算“仁者之兵”吗？

　　可见刘备这时已顾不得什么装饰了，打着“仁者”的幌子，想干的是夺取益州的勾当。但酒醒后，他立刻明白自己说错话了，马上向庞统道歉：“昨因酒醉，有触于公，幸勿挂怀。”（卷十三《玄德斩杨怀高沛》）

　　都说酒后吐真言，刘备对益州处心积虑，早有所谋，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机会终于等到了，所以他毫不留情，兵临城下，逼着刘璋投降。

　　面对刘备大军，刘璋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降，要么战。战的结果，就是百姓受害；而降呢，不过是自己受苦。刘璋想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肉血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璋才是真讲仁义的，他宁可失去自己的权势，也不愿意看到百姓受到伤害。这既表现了他孱弱的性格，也表现了他的“恻隐之心”。真讲仁义的人，不在宣传，而在行动。

　　刘备明明是在逼着刘璋交出权势，“自领益州牧”，这时却继续作秀。在刘璋投降时，他握着刘璋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卷十三《刘玄德平定益州》）。

　　在“势”和“仁义”的选择上，刘备没有选择“仁义”而选择了“势”。作为一个枭雄，刘备在他的道德品质上赢得了一定的口碑，已经足以装饰他“仁义之主”的形象以后，就可以更重视他的现实利益。一旦丧失这个现实利益，就等于丧失称霸天下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称霸时却讲“仁义”就不合时宜了。

　　所以“仁义”只是个幌子，“势”即形势才是真的，“仁义”敌不过形势。形势所逼，就是时机所逼。逼到什么程度？逼到非夺权势不可，这时就不可手软了。所以为了权势可以牺牲仁义。刘备“自领益州”完全是一场军事政变，不管怎么说用“仁义”都无法解释。所以宋代文人苏轼评价这一行为“失天下义士之望”（《诸葛亮论》）。

　　“三让徐州”、“权摄荆州”、“自领益州”，这三次政治行动反复渲染了刘备的政治野心与伪善品格。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刘备是很懂得这套政治权术的。

（三）封王称帝

　　小说后来描写刘备的封王和称帝，那就更为滑稽，近于演戏了。

　　卷十五《刘备进位汉中王》，诸葛亮劝刘备“暂为汉中王”，说是“机不可失”，不可使部下失望。张飞也说：“若不如此，半世英雄成一梦矣！”小说写道：“玄德再三推辞不过，又恐军心有变，只得依允。”

　　卷十六《汉中王成都称帝》更是一场闹剧。诸葛亮等人劝刘备称帝，刘备坚决拒绝，一再说：“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孝之人耶？”“孤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孤作万载之骂名！”看来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但是，当诸葛亮装病卧床，力劝刘备登基的时候，刘备的口气突然缓和了，一开始推托说“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也”，但马上就说“待军师病可，行之未迟”。当十六位大臣闻言拜伏于地时，刘备还假惺惺地说：“陷孤受万代骂名，皆卿等也！”

　　直到登基大典时，刘备“受了玉玺，捧于坛上”，还要“四面让之”，说：“备无才德，请于有才德者受之。”真是把戏演足了。

　　在历史上，刘备称帝是迫不及待的，费诗因反对刘备称帝，还被刘备贬了官（《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小说中刘备的这些做法，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极为相似。在《水浒传》中，宋江早就看好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却一再退让，不管是谁，只要是被他逮着的有头有脸的将官，他都要将他们“扶上交椅，倒头便拜”，假模假样地要让出第一把交椅。这种把戏一演再演，正如李逵所说的“让弟兄们都寒心了”。

　　（四）百姓偏不以为假

　　《三国志演义》小说这么描写，是想把刘备“仁义之主”的形象塑造得更高大一点，更鲜明一点，更可爱一点，没想到却起了反作用。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欲彰显刘备“宽仁厚道”的品质，没想到像在作伪似的。

　　刘备是“似伪”而不是“真伪”，这是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刘备不是真的在作伪，他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做起来却像是假的。读者在读小说的时候，明明知道刘备有作伪之嫌，却又感觉不出他作伪；或者说明明知道他在作假，却认为他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毛宗岗在评论刘备“携民渡江”的举动时说：“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刘备携民渡江的时候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说着便要跳江自杀。有人说这种做法和曹操收买民心的做法是一样，都是假的。


　毛宗岗接着说：“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毛本《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评语）毛宗岗认为，曹操作假，百姓知道它是假的；而刘备作假，百姓明明知道，却都把它当作是真的。

　　相比较而言，刘备的作假水平的确比曹操高明得多。曹操作假的时候，尽管大家知道是假的，但都不得不接受。刘备不一样，当他作假的时候，大家明明知道是假的，还愿意接受他，甚至认为他绝对不假。这大概就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和“心口不一的君子”之间的区别。在这点上，作为“枭雄”，曹操显然比不上刘备高明。权术高超的枭雄，是真正善于作假的人。居心叵测的政治家、野心家在作假的时候，能够让你明明知道他在作假，却偏不以为假，反以为真。

　　更有意思的是，刘备作假，不仅别人可以不以为假，甚至连他自己都可以不以为假。他作假已经做到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他的作假是权术与真心的天衣无缝的结合。

　　刘备多次声称：“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这既是为自己做广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后连刘备自己都信以为真，以为自己果然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之人，于是连作假都成了真心的流露。

　　作假能做到不仅别人信以为真，连自己也信以为真，这可以说是作假的最高境界。

　　但是，老百姓的眼光毕竟是雪亮的，当时人也许“偏不以为假”，后世人却能看透刘备的伪善。隔了一段时间，有了时空间隔以后，“距离产生美”，这时候百姓就不再“偏不以为假”了。

　　后世的百姓没有跟刘备直接接触，没有直接受到他言行的感染，所以心明眼亮，可以辨析出刘备行为的真假。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歇后语：“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这是老百姓阅读《三国志演义》以后的一种深刻的感受，融入了老百姓的政治智慧。

　　在长阪坡，赵子龙出生入死，在枪林箭雨中救出了刘备的宝贝儿子阿斗，刘备居然接过孩子，“掷之于地”，骂道：“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

　　刘备摔阿斗，是摔给众人看的，效果果然极好，感动得赵子龙“泣拜谢之”，说：“云虽肝胆涂地，不能报也！”（卷九《长阪坡赵云救主》《张益德据水断桥》）

　　这一摔，要是摔太轻了，容易让人看出是作假；要是摔重点儿，阿斗不死则伤。而刘备却摔得不轻不重，拿捏得恰到好处，可见他用心良苦。他就是要借摔阿斗这一举动，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大仁大义”，以便“远得士心，近得民望”。

　　刘备在作假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做到恰到好处？从摔阿斗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有一个技巧，就是在作假的时候，在玩弄权术的时候，他把这一套变成自己真情的流露、真情的交流，不但自己动真情，还要感动百姓的真情，两情互相感动、互相激荡，这时候都不把作假当作是假的，百姓就能自然地接受了。

　　玩弄权术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共同的品质，曹操是这样，孙权是这样，诸葛亮、周瑜又何尝不是这样？所以刘备擅长玩弄权术，笼络人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刘备擅长于借助人的情感因素来玩权术，可以看出他玩权术已经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再举一个例子。刘备和关羽在盱眙，张飞在徐州把守，谁知张飞喝醉了酒，打了曹豹。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他一怒之下献了城，吕布攻了进去，得了徐州。刘备的妻子被俘虏了。

　　张飞一人逃出来，找到了刘备和关羽，说明了情况。众人大惊失色。刘备叹一口气说：“得何足喜，失何足忧。”但是关羽却不依不饶，问嫂嫂哪里去了？张飞只好承认，嫂嫂被俘虏了。

　　刘备听了，默默无言。关羽大怒：“你当初要守城时，说甚来？兄长吩咐你甚来？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你死犹恨迟，尚自有何面目来见兄长！”张飞听了，也觉得对不起大哥，拔出宝剑，就要自杀。

　　刘备拦腰抱住张飞，说：“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日生，誓愿同日死。今日虽无了城池老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吕布掳吾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略救援。”

　　说着，刘备“大哭”，关、张也“俱感泣”。毛宗岗评道：“是至情，亦是妙用。”（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四回评语）“妙用”一语，点出了刘备“深心人”的性格特质。

　　所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是没有道理的道理，反映了古人不尊重女性的观念，无疑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刘备并不是不心疼他的妻子，但此时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兄弟感情。在妻子和兄弟的两者必去其一的权衡中，他选取了兄弟，选取了近在眼前的兄弟，这不正好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大道理吗？

四、柔弱性格：亦真亦假

　　（一）从来善哭

　　我们还要看到，在《三国志演义》中，刘备既“宽仁厚道”又“心口不一”，这种二重性格的产生，并不是一种无意识、下意识或者非意识的心理，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由意志控制的行为，即明显地抑制性格的一个方面，而着力表现、发展性格的另一个方面。

在前文曾引用过一段刘备入川时对庞统说的话：“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

　　在刘备的性格中，并不是没有急、暴、谲的因素，但是为了成大事，他总是以坚强的、积极的意志去抑制急、暴、谲的一面，而凸显自身宽、仁、忠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有时刘备的性格会因为两方面的不相平衡而显得伪善。

　　其实，被人们称为“仁慈长者”的刘备，性格中的确也有残忍的一面。比如，糜芳、傅士仁前来投降，刘备命人将他们剥去衣服，跪在关羽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卷十七《刘先主猇亭大战》）。这种赤裸裸的血腥性，是历史上的刘备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小说中虽然大大冲淡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要不然，人们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刘备是“枭雄”了。

　　刘备给读者的一般印象，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喜怒不形于色”的。但与司马懿不同，他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内心的情感，尽管有时让人真假难辨。

　　刘备真情的流露，表现最多的是他的善哭，他动辄伤感忧闷，痛哭流涕。刘备的好哭与曹操的好笑形成一个绝妙的对比。

　　有人做过统计，《三国志演义》中写到曹操、诸葛亮的哭各为１３次。这个统计数字很有意思，曹操跟诸葛亮哭的次数居然差不多。我们说过，曹操的哭有假哭，诸葛亮也有假哭。比如他去哭周瑜就是假哭，当然在他的内心里也可能是真哭，因为周瑜是他强有力的对手，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个对手，这么早就死了，以后将是多么孤独啊！

　　而小说写到刘备的哭是多少次呢？有人做了统计，是３３次，比曹操和诸葛亮的总数还多，可见刘备的泪腺的确比较发达。所以毛宗岗说：“先主从来善哭。”（毛本《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夹批）又说：“先主基业，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评语）民间谚语也说：“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小说写刘备的哭，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假里有真，有时候真里有假。

　　比如，因为缺个好军师，刘备一直在打败仗。有了徐庶以后，他打了许多胜仗，他很高兴。可这时，徐庶不得不离开，因为曹操把他母亲接走了。如果刘备不让徐庶走，就意味着他们母子分离，这是不仁不义的事情，宁死他也不会做的。所以他送徐庶走，一路上一哭再哭，依依不舍，这是真情，因为这等于是断了他自己的胳膊，眼前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才了。所以，他看到徐庶匆匆而去，又“放声大哭”，“凝泪而望”。

　　刘备这么一路哭过来，哭得徐庶“心绪如麻”，但毕竟打动了徐庶的真情。所以徐庶走了以后，又骑着马回来，向刘备极力推荐“卧龙”诸葛亮，说他“乃天下第一人耳”，“若此人肯相辅佐，何虑天下不定乎？”（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

　　徐庶告辞之前，有没有想到推荐诸葛亮，咱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他是被刘备的哭打动后隆重推荐诸葛亮的，而且他还特地跑到卧龙岗，先把这件事跟诸葛亮挑明了。

　　刘备这一哭，哭出了个诸葛亮，产生了极好的效应。你说他的哭是真情的流露，还是虚假的做作呢？实在说不清楚。

　　又如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请了半天，诸葛亮愣是不出山。这时刘备握住诸葛亮的手哭着说：“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说完，“泪沾衣衿袍袖，掩面而哭”（卷八《定三分亮出茅庐》）。

　　他不说自己需要诸葛亮辅助，而说是汉朝天下、黎民百姓需要诸葛亮“匡扶”，这一下果然感动了诸葛亮。毛宗岗说：“请诸葛亮，则哭而请之，不哭则亮安得有出山之心？”（毛本《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回评）可见这也是一次很有效用的哭，哭得诸葛亮心动，哭得诸葛亮为之出山，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分辨。

　　所以刘备的哭，有时候是真情的流露，有时候是虚假里露真情，有时候是真情里掺虚假，具有多种变数。若进一步来看，刘备善哭，是其“仁君”心性的流露，是其“义士”性情的表现，是其“英雄”之志的表露，更是其“枭雄”之术的展示。总之，刘备的哭有相当丰厚的性格内涵。

（二）贪恋女色

　　好哭的人和爱笑的人，在性格的基本素质上是不一样的。爱笑的人往往比较坚强，尤其面对失败都敢于笑的人，这是性格比较强悍的人。而好哭的人性格比较柔弱，尤其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哭的人，更是性格比较懦弱的人。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刘备的好哭，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他性格中女性化的特点。我在这里不是贬低女性，只是指出相比较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到了“伤心处”，男儿也哭，未到“伤心处”，还可以忍住不哭。一个小女子如果动不动就哭，大家觉得这很正常，而一个大男人如果禁不住就哭，大家会觉得他不像男子汉。所以说好哭是女性化的性格特征。刘备性格中多多少少包含着一点女性般的柔弱，这与曹操有时表现出的男性柔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女性柔弱的极端表现，就是贪恋女色。在小说中，刘备的身边几乎不能没有女人相伴。刘备的这一性格特点，与司马懿、孙权很不相同，却和曹操有点类似。只不过曹操的贪恋女色属于主动进攻型，我想要就得要，你不答应我也要；而刘备的贪恋女色恰恰相反，是被动接受型的，他希望别人主动送上门来，我不接受，你硬要逼我接受，我也没办法。虽然刘备心里需要女人，却从不公开表现出来，更不公开采取行动，一句话，还是“心口不一”。

　　小说中写刘备先后有四个妻子：甘夫人、糜夫人、孙夫人、吴夫人。当然这四个妻子不是同时娶的，与皇帝的三宫六院是两回事。

　　甘夫人是刘备居住在小沛的时候娶的，后来随刘备到了荆州，在荆州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阿斗——刘禅。当曹兵追到长阪坡时，刘备万般无奈，抛弃了甘夫人和阿斗。亏得赵云救了阿斗，甘夫人则死于军中。

　　卷十一《周瑜定计取荆州》写道：“刘备自没了甘夫人，昼夜烦恼。”“烦恼”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其实刘备在失去甘夫人之前，就耐不住寂寞了。吕布袭取下邳后，甘夫人被俘虏，糜竺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刘备，刘备高高兴兴地娶她为妻，她就是糜夫人。

　　相比较而言，甘夫人的地位只是妾，糜夫人才是正妻，这是《三国志》里写的。在历史上，长阪坡陷于乱军中的只有甘夫人，没有糜夫人，小说写到糜夫人，写她抱着孩子交给赵云以后，跳井自杀，死得轰轰烈烈，可歌可泣，这是小说的创造。所以京剧《长阪坡》里的女主角是糜夫人，而不是甘夫人。其实在历史上，糜夫人在长阪坡事件之前就死了，阿斗跟糜夫人也没有血缘关系。

　　甘、糜两位夫人都死了的时候，刘备快50岁了，后来他先后娶孙夫人和吴夫人，同样都不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而是别人献的策。

　　第一次是周瑜设下“美人计”，想把刘备诓过江来，让他老死东吴，用他来换取荆州。这个计谋中的“美人”就是刘备的第三位夫人——孙夫人。可能因为她只是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才会成为孙权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儿。

　　结果这个计谋被诸葛亮识破，刘备设法取得桥国老和吴国太的同情和帮助，弄假成真，和孙夫人正式结婚。婚后，二人又双双逃回荆州。这个故事流传广泛，京剧《龙凤呈祥》就是以此为题材。

　　在娶孙夫人时，孙夫人在新房里插满刀枪剑戟，“付婢皆佩剑悬刀立于两旁”。刘备吓得“失色”，但他还是以“甜言蜜语”哄得孙夫人心里欢喜。

　　后来，刘备贪恋“温柔乡”，“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卷十一《锦囊计赵云救主》）。好歹混到５０多岁了，娶了一个好老婆，生活也过得挺好，再回去受苦受难干什么？这时候刘备没有了英雄斗志，没有了远大理想。戎马生涯２０多年，最后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追求。毛本《三国演义》中有两句诗很有意思：“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第五十五回）没想到孙夫人这么厉害，能把刘备三分天下的雄心大志都改变了。

　　连老实的赵子龙都知道刘备“贪恋美色”（卷十一《锦囊计赵云救主》），幸亏诸葛亮看透了他的这个毛病，谋算在胸，才使得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个故事表现出刘备贪恋女色已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他的这种性格还遗传到儿子阿斗身上。

　　刘备这种“贪恋美色”的性格，使我们想起春秋时的晋国太子重耳。据《左传》记载，重耳出亡，本来是要发愤图强的。没想到他逃难到齐国以后，跟齐姜结婚，一味迷恋女色，不思归国报仇，只愿老死他乡。后来他的舅舅与齐姜设谋，先把重耳灌醉了，再把他装到车上运走。运到郊外，重耳醒来一看，我怎么跑到郊外来了？我的夫人在哪里？他拿起戈矛，绕着车好几圈，追着要杀他的舅舅。幸亏手下人制止了他，他才幡然大悟。

　　相比较而言，刘备毕竟年长几岁，比重耳明白事理，还不至于要杀赵子龙。更何况孙夫人还能陪着他一起回蜀，这不两全其美吗？

　　后来，孙权假称吴国太病重，把孙夫人骗回江东去，把她扣下了，刘备又成了孤家寡人。于是在小说中，刘备娶了第四个夫人，这就是吴夫人（卷十六《汉中王痛哭关公》）。吴夫人是原来蜀国大将吴懿的妹妹，嫁给刘瑁，刘瑁死了，守寡在家。

　　在刘备进位汉中王以后，诸葛亮很体贴刘备，对刘备说：“孙夫人南归，必难再来。人伦之道，不可废也，必纳王妃以正其内。”诸葛亮给刘备介绍对象，介绍谁都行，偏偏介绍了一位同宗兄弟的遗孀，说吴夫人“美而且贤”，可以纳为王妃，甚为奇怪。

　　刘备一开始不同意，说：“刘瑁与吾同宗，于理不可。”真要纳王妃的话，就纳其他人，别找这么一个兄弟之妻，不合人伦之道。

　　这时法正说了一番大道理，说是古代已有先例，刘备听了觉得有理，就高高兴兴地娶了吴夫人。可见刘备不是不想娶吴夫人，而是想用正当的理由来娶，在没有正当理由时得让人帮他找出正当理由来——瞧他做人有多累！

　　到了民间，这故事有了新的变异。吴夫人一开始并不愿意嫁给刘备，还当面责备刘备：“玷人清德非人义，不是贤明有道君。”（《三国志玉玺传》卷十八）你不是讲仁义吗，怎么能做这种不齿于人的事情呢？这话说得刘备满脸通红。这时吴懿劝说妹妹：“如今世界反反复，山河多少未安宁，男儿尚且难存志，女人名节值何能？”最后，吴夫人回心转意，同意嫁给刘备，她安慰自己：“莫恨妾身今失节，姻缘分定不由人。”（《三国志玉玺传》卷十九）同是嫁娶之事，吴懿的视角不同于吴夫人，男女看待问题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刘备四次娶妻子。如上所述，他有一句名言，说是“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旧了，换一件就是了；手足如果废了，断了手，瘸了腿，那可不行。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特别不能容忍这种说法，怎么能不把妻子当人看呢？但是刘备不只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了。对他来说，妻子死了一个再换一个，还不是“司空见惯浑常事”！

（三）表象和本质

　　在阅读《三国志演义》时，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刘备确实是君子，在阅读整部小说的过程中，虽然感觉到刘备有令人钦佩之处，但在钦佩之余，会慢慢地生出一种厌恶感。对曹操则完全相反。你在欣赏曹操的时候，首先会很厌恶他，他一出场就会很厌恶他，但是在厌恶之余，慢慢地会生出一种钦佩感来。对曹操，你会既厌恶他的奸诈残忍，又佩服他的强悍刚毅；对刘备，你会既欣赏他的仁义宽厚，又厌恶他的伪善柔弱。

　　刘备的确是君子，这没有问题，但是在仔细审视这位“君子”的时候，会发现这位“君子”具有某种小人的性格，与他“君子”的称号总是不太吻合。曹操是小人，这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阅读这位“小人”的时候，会觉得这位“小人”的所作所为，怎么也有一些君子的大度呢？

　　于是你明白了，人的性格其实是很复杂的。刘备和曹操都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都以玩弄权术见长，我们既不能用“好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也不能用“坏人”的标准去谴责他们。你说他是个好人，但这好人里头有坏人的某些因素；你说他是个坏人，但这坏人里头也有好人的某些因素。

　　所以，阅读小说，可以培养咱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能力，能够透过“君子”的表象和本质去看“小人”的表象和本质，同时也能够透过“小人”的表象和本质去看“君子”的表象和本质。

　　过去有句老话，叫“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我觉得这句话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小人”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本质，“君子”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本质。我们应该透过“君子”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某些本质的东西，去透视其中“小人”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本质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小人”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某些本质的东西，去透视其中“君子”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本质的东西。这样你对人就能看得更透，对人的理解就不会是简单的黑或者白，“非此即彼”，你会明白很多人是属于黑白之间的。这是咱们阅读刘备以后可以获得的一种深刻的感受

一、引子:笑到最后

　读了《三国志演义》小说之后，大家对司马懿这个人物，往往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或者对司马懿的印象很浅，想不清楚司马懿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只知道他是诸葛亮的对手，是诸葛亮手下的常败将军，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就说不清楚了；或者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诸葛亮六出祁山时，他总跟诸葛亮对着干，总是给诸葛亮制造麻烦，因为大家太喜欢诸葛亮了，所以会讨厌司马懿。

　　学术界也是“世态炎凉”，评论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论文很多，甚至评论关羽、张飞、赵云、周瑜的都相当多，可是评论司马懿的论文，包括历史论文和文学论文，却只有寥寥几篇，好像谈来谈去，都谈不出多少名堂来。

　　是不是司马懿就没什么可说了呢？当然不是。司马懿乍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他的性格相当复杂。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看看司马懿是怎样笑到最后，怎样笑得最好的。

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

（一）难寻破绽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司马懿是作为诸葛亮的第一对手出现的。正是因为有了司马懿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最终使诸葛亮的北伐大业惨遭失败。最后诸葛亮“秋风五丈原”，实际上是死于跟司马懿的对抗当中的。

　　对这么一个对手，这么一个非常顽强的对手，别人恨他还来不及，但诸葛亮不这样看待他，诸葛亮很欣赏司马懿，对他另眼相看。在司马懿还没有真正出场，没有大显身手的时候，诸葛亮就对他的人品、对他的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司马懿“乃世之英雄”（卷十九《孔明秋夜祭泸水》）。曹操评价刘备是英雄，是慧眼识英雄；诸葛亮评价司马懿是英雄，也是慧眼识英雄。在司马懿还没有建立赫赫军功的时候，诸葛亮就称他是“世之英雄”，这种眼光是很独特的。

　　而且，诸葛亮对司马懿还怀有一种恐惧感，一种内在的恐惧感。他坦白地说：“平生所患者，独司马懿一人而已。”（卷十九《司马懿智擒孟达》）

　　诸葛亮以“千古第一贤相”的美誉流芳百世，他一生不怕曹操，不怕孙权，当然更不怕周瑜、夏侯惇之流，这些人全不放在他的眼里，平生所害怕的唯独是司马懿。他看得很准，将司马懿视作他的真正对手。所以他觉得在战场上最好不要碰上司马懿这样的对手。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这么看重司马懿？

　　因为司马懿这个人在性格上是没有巨大缺陷的，他不像曹操，不像周瑜，这些人都有非常厉害的性格优势，同时也有非常明显的性格隐患。像曹操，非常聪明，智慧出众，但有时候会因为性格多疑而出现非常重大的疏忽。像周瑜，则气量过于狭小。这些性格缺陷，便于被人把握，在真正的战争中，容易受到致命的攻击。像司马懿这个人，他有点像下围棋的那个李昌镐，他每一步棋都让人找不出任何的破绽。虽然他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也没有太大的缺点，所以谁碰上这种人都会觉得非常难以对付。

　　（二）“牛皮糖”战术

　　诸葛亮“六出祁山”，表面上看似乎算无遗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最后他也没有消灭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

　　我们看到，诸葛亮一直打胜仗，很热闹，但最终司马懿还是保存着实力，还是没有被打败。诸葛亮好像胜了，但从来没有大胜，没有彻底地胜；司马懿好像败了，他却也没有被彻底打败，因为他始终是有实力的。

　　在魏蜀两国长期对峙中，正是司马懿，愣是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诸葛亮恢复中原的雄心大志，从而成为诸葛亮战略上和战术上的真正对手。

　　作为对手，最让诸葛亮头疼的就是司马懿的那股劲儿，一种软磨硬抗的劲儿。司马懿采取的战略决策是：战略上防守，战役中固守。他相信自己最后会赢，所以从不担心在战争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地输。司马懿不停地在和诸葛亮“磨”，你来硬的我就来软的，你进攻我就守，你撤退我就追，反正我粘着你。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牛皮糖”战术：打不赢也打不垮，你急我不急，粘你没商量。所以，“六出祁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在这个僵持阶段里，由于诸葛亮神机妙算，司马懿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司马懿总是不会败到一败涂地，总是能够保存自己的实力，继续跟诸葛亮抗争，打持久战。

　　比如，诸葛亮三出祁山与司马懿交战时，司马懿坚持守寨不出，持续了半个月，一直不跟诸葛亮交兵。司马懿熬得住，诸葛亮可熬不住，因为他粮草不足，他恨不得速战速决。于是诸葛亮使了一个计谋，佯装拔寨退兵，以此引诱魏军。

　　第一次蜀军退出三十里下寨，张郃等将领提出追赶上去。司马懿认为诸葛亮退兵，绝对是诱兵之计，切不可上当。他说：“孔明必有大谋也，不可轻动。”十天以后，诸葛亮见魏兵按兵不动，又退出三十里下寨。这时候司马懿仍然不主张追击，他亲自到前线察看诸葛亮退军势头，断定说：“此乃孔明之计也。”结果又过了十天，诸葛亮第三次退了三十里下寨。这时魏军将领们沉不住气了，他们认为诸葛亮是使诈谋，用“缓兵之计，渐退入汉中”，因怕被别人耻笑，急于交战。所以张郃坚持要率兵追击，司马懿出了一招，说你率兵打头阵去进攻，我带部队在后头支援你，万一打败了，我还能帮你顶着。

　　于是张郃等率兵追击诸葛亮，结果正中诸葛亮的圈套，魏兵大败。退兵后，司马懿下了死命令，说：“今后切不许妄动！再有不遵，决正军法！”（卷二十《孔明智败司马懿》《仲达兴兵寇汉中》）他坚持自己这套软磨硬抗的战术，毫不动摇。

　　（三）多疑与谨慎

　　当然，这种战术跟司马懿的性格大有关系。司马懿的性格虽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至少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他的多疑，特别地多疑，在这点上他很像曹操。正因为他多疑猜忌，所以办事非常谨慎。尤其是碰上诸葛亮这样的对手的时候，他更是极其小心谨慎，极其多疑多虑。

　　其实，多疑并不一定就是缺点，有时它可以成为一个优点，前提条件是多疑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了解自己的长处，也了解自己的短处，同时我也看到对方的长处和对方的短处。这样以我之长攻人之短，这是可以的；而守住我之短，防备敌之长，这种多疑也是应该的。因为我应该更充分地估计你的长处，以便做好更充分的防备。

但是从司马懿的具体表现来看，他的多疑有时并没有真正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有时小心谨慎到了过分的地步，这样就不免贻误战机。

　　最典型的就是“空城计”一战。“空城计”这一战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诸葛亮神机妙算，他的“空城计”是一个很高的绝招。有人认为是司马懿的失误，因为司马懿多疑，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以致贻误了战机，使蜀军得以安全脱险（卷十九《孔明智退司马懿》）。不管怎样评价，“空城计”的结果是保证了蜀军的安全脱险。蜀军在大败的情况下，以“空城计”的计策安全脱险，这是很不容易的。

　　京剧《空城计》把司马懿大大地调侃了一番。剧中，诸葛亮从容不迫地摇着鹅毛扇，坐在城头唱道：“我正在城头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当时司马懿已经兵临城下，诸葛亮却如此地闲雅自在，足见他是何等地聪明、自信！

　　司马懿到了城外，手握重兵，心里彷徨，生怕城里有埋伏，胆战心惊，估算半天到底还是不主张攻城。最后得知原来只是一座空城的真相以后，他自我解嘲地说：“司马呀司马，你的胆子也太小了；诸葛呀诸葛，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他觉得诸葛亮从来没有这么大胆，怎么这次这么大胆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一事件。古人说：“料事者先料人。”要预料一件事情，首先要预料一个人，要充分吃透一个人。“能料愚者，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必不能料愚。”聪明人只有跟聪明人一起，才能够知己知彼。聪明人若遇上一个愚蠢人，就无法猜透他。你可以明白地去琢磨一个聪明人的所作所为，却无法估计一个愚蠢的人，他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诸葛亮是个聪明人，他的对手司马懿也是个聪明人，所以诸葛亮才能神机妙算，算定司马懿不敢贸然破城。如果诸葛亮赶上的是张飞或者曹仁、曹真之流，他们没准就不管有没有埋伏，先冲进城去再说，反正输就输了，输了也先打个痛快，那就真把诸葛亮给活捉了，这个“空城计”就玩不成了。

　　所以，“空城计”的故事，不仅表现出诸葛亮的智高和胆大，也不仅表现出司马懿的多疑与谨慎，同时也表现出司马懿的过人智慧。

　　更重要的是，“空城计”故事还表现出司马懿的战略决策，他决不轻举妄动，不轻易涉险，一门心思为了保存实力以便跟诸葛亮软磨硬抗到底。我输一场、输两场，让你笑一次、笑两次，都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要跟你磨的。既然要跟你磨，我就不怕输，输了一场两场无所谓，只要最后我能大胜，来日方长呢！这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四）并非“恐亮症”

　　有人认为司马懿得了“恐亮症”，一听到诸葛亮的名字就头疼，一遇到诸葛亮就吓得胆战心惊，怎么也不敢跟诸葛亮打。实质上并不这样。试猜想，一个得了“恐亮症”的人，能在“六出祁山”长时间的对抗当中，一股劲儿地跟诸葛亮打，坚持抗争到底吗？显然，司马懿内心中并不是害怕诸葛亮，而是非常看重诸葛亮。他只不过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绝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不和诸葛亮硬碰硬地对着干罢了。

　　还是三出祁山时，司马懿算计诸葛亮必然袭取武都、阴平两城，便派郭淮、孙礼偷袭蜀兵之后。但是诸葛亮早就料到司马懿必有此举，便亲自率兵马从后面包抄郭淮、孙礼，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司马懿输得服服帖帖，赞叹说：“孔明智在吾先”，诸葛亮的智谋从来是算在我的前头的，所以“吾智不如孔明也”，这点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一战以后，司马懿又算计诸葛亮必然亲自去武都、阴平两城安抚百姓，不在营中，便派张郃、戴陵引一万精兵，去夺取蜀寨。没想到诸葛亮并未离寨，早就设下包围圈，等待魏兵来偷袭，结果将魏兵杀得丢盔弃甲。司马懿不得不惊叹道：“孔明真乃神人也！”（卷二十《孔明智败司马懿》）

　　遇到像司马懿这样的敌人，有着开阔的胸怀和坦然的心态，能够在失败的时候还由衷地佩服对手，令诸葛亮不得不另眼相看，费尽心机。

　　战场上也好，商场上也好，生活中也好，可以设想，我们最怕碰到的应该是司马懿这样的对手。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如你，明明知道斗不过你，但是他始终要和你抗争到底，而且始终也不怕失败。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一次又一次地被打趴下了，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继续跟你打。就跟拳击赛一样，被打趴下了，还要硬挺着站起来，继续跟你打。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身体上不趴下，能继续站起来打，而且在精神上也不趴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不到最后，决不服输。

　　这让人想起《西游记》小说里的猪八戒这个人物。猪八戒也老是打败仗，但他失败了以后，总是自我解嘲，说“我不能倒了我的旗枪”，就是说我再失败，我的精神不能倒，我的斗志不能垮。猪八戒一看到唐僧被妖怪捆着，无奈地流泪痛哭，他就说：“师傅，你不能这么软弱，师兄还在外边呢，他能来救咱们的。咱们再怎么输，也不能倒了咱们的旗枪。”

　　司马懿就是这个特点，再怎么失败，他也绝对不倒了自己的旗枪，不垮了自己的斗志。司马懿毫无畏惧地面对诸葛亮这个神话般的人物，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勇者精神，诸葛亮的对手的确非他莫属。

当然，司马懿屡战屡败，这只是小说家言。在历史记载中，司马懿跟诸葛亮还是有一拼的，至少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蜀、魏两军在渭南一带进行“拉锯战”的时候，互有输赢，诸葛亮也有过多次被打得溃不成军的经历。只是小说家为了神化诸葛亮，把司马懿写得几乎不堪一击，只能乖乖地当“缩头乌龟”。

　　最重要的是，司马懿总能够在败中求胜，这是很高的招数。

　　当诸葛亮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六出祁山，好像一直在打胜仗，把司马懿打得焦头烂额。这时大伙都不看好司马懿，甚至连他身边的将领都不看好，传到朝廷里也有好多人不支持他。当然皇帝这个时候还是支持他的，因为他认定司马懿这个战术是可行的。因为诸葛亮几次出祁山，最后都是无功而返，这个事实已经说明司马懿这套持久战、拉锯战的战术还是行得通的。

　　在战场上，司马懿一旦认准了死理，就一点儿也不动摇，坚持既定的战略方针，打不垮诸葛亮，愣是要把他拖垮了事，决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把自己看作“缩头乌龟”。

　　六出祁山时，诸葛亮在上方谷取得胜利，差点儿把司马懿父子烧死。这时候应该是天意，下了一场大雨，司马懿父子安然退出。

　　司马懿逃此大劫以后，心里明白，诸葛亮的这支军队实在太了不起了，自己一时头脑发热，冒险追击诸葛亮，才有此大难。于是他躲进营寨，坚守不出。

　　诸葛亮一来粮草不足，求胜心切，二来也想乘胜追击，趁热打铁，所以他多次让人在魏寨前头骂阵叫战，激怒魏军。但是司马懿却认为，大败之后，交战不利于己，因此坚决不出战。我斗不过你，难道还磨不过你吗？

　　这时诸葛亮使了一招，派遣一位使者，送了一套妇女守丧时穿的衣服给司马懿，还写信激怒他，说他就像寡妇一样，“甘分窟守土巢而畏刀避箭”。

　　司马懿一看到孝服，脸色就变了，但他马上沉住气。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确是性格多变，他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心中大怒，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装着一脸笑，说：“视我为妇人耶？吾且受之。”妇人就妇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热情地款待使者，当着使者的面，一字不问蜀军的虚实，只是打听诸葛亮每天睡几个小时，吃几碗饭，平时忙不忙。使者如实相告，回答说：“丞相夙兴夜寐”，一大早就起来了，晚上很晚才睡觉。“罚二十已上者皆亲览焉”，打２０板子以上的人，他都要亲自过问，就是事无巨细，全部都要亲自过问。“所啖之食，不过数升”，每天就吃几升粮食。我考证过，东汉末年这数升米饭，大概就是五六两。一天只吃五六两米饭，又没有多少肉可吃，这个饭量的确是很小的。司马懿听了这段话以后，感叹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吃得这么少，工作又那么繁重，这能坚持多久呀！使者回到五丈原，把这话如实说给诸葛亮听，诸葛亮不由得叹息道：“彼深知我也！”司马懿真的很了解我啊（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

　　我们知道，心理学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叫作“心理暗示法”，就是古人讲的“攻心为上”。按我个人的理解，司马懿在这儿也采取了这种“心理暗示法”。这种说法也许有点深文周纳，有点揣测，但事实上这种方法最终还是发挥了作用。司马懿让使者把他的话转告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实际上他是在暗示孔明，你吃得这么少，却这么操劳忙碌，你还能活多久呢？

　　这种“攻心为上”的心理战术果然很奏效，小说写道，诸葛亮自从听了司马懿的话以后，“自觉神思不宁”。诸葛亮果然上当了。

　　司马懿很有耐心地在等待着，他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诸葛亮这么操劳，吃不饱，睡不安，肯定没有几天活头了。

　　果然，诸葛亮像油灯似地耗尽了最后一滴油，不久就发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懿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真是“不战而胜”。

　　诸葛亮死的时候是５４岁，而司马懿比他大两岁，５６岁。一个比你年龄大的人，敢跟你熬，想的是“咱们就来熬吧，反正我年龄比你大，咱们熬熬看，看谁熬的时间长”。结果司马懿果然就比诸葛亮熬的时间长。从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确是笑到了最后，所以能笑得最好。

　　当然诸葛亮临死还使了一个奇招，就是所谓“死诸葛惊生仲达”。

　　司马懿深通天文，当天晚上他算天象，认定这次诸葛亮肯定死了，于是第二天蜀兵败退时，他就派兵追击。他早就被诸葛亮吓坏了，从来不敢追击蜀军，这次好不容易壮着胆去追击。没想到诸葛亮早就让人把他自己塑成一个木雕的形象，当司马懿大军追上的时候，把这尊雕像放在车上推出来，吓得司马懿立刻退兵。

　　司马懿这次虽然又被诸葛亮的遗计给蒙骗了，没有穷追蜀军，但他还是大度地笑着，自我解嘲说：“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诸葛亮活着我能算过他，死了我算不过他。实际上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司马懿从来也没有算过他。这下反正诸葛亮死了，他可以吹吹牛了。作为一个胜利者，司马懿说起这话来当然脸不红心不跳，坦然自若。“死诸葛”地下有知，说不定会被气得活转过来。

不过无论如何，司马懿是笑着说这句话的，他的确是笑到了最后。

　　（五）孰高孰低

　　有人认为司马懿比诸葛亮还高出一筹，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我们在评价司马懿和诸葛亮的时候，不应该只去评价他们个人，还要联系到他们背后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力量。

　　从表面上看，司马懿背后站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魏国，而诸葛亮背后站着的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蜀国，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的政治对比，事实上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两个人博弈的过程当中，诸葛亮事实上越来越紧张，司马懿却越来越松弛。因为诸葛亮根本就输不起，司马懿他能够输，他经得起输。所以诸葛亮到最后，他越不能输，就越会有一些战略上或者战术上的失误；而司马懿能够输，他反而能够扎紧脚跟，慢慢地做起一番事业来。

　　虽然历史是不以胜败论英雄的，但是即使我们不论胜败，也不能不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司马懿的确要高出诸葛亮一筹，他能笑到最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从深层次来看，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北伐恢复中原；而且也只使用了一个手段，就是诉诸武力。这是非常明确，一往无前的。

　　后主刘禅对诸葛亮，虽然有几分畏惧，却不得不言听计从，唯命是听。所以诸葛亮在西蜀的地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话是算数的，他能够甩开膀子“六出祁山”，全力以赴地对付司马懿。

　　但是司马懿不一样。身在魏国的司马懿，比起身在蜀国的诸葛亮来，处境无疑险峻得多，他同时需要对付公开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他正面对抗的是以诸葛亮为军事统帅的蜀国军队，背后对抗的则是魏国上上下下君臣们对他的不信任。在“六出祁山”的过程中，他的处境一直非常微妙。

　　如果对事件背后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我们就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司马懿为什么一直采用“蘑菇战术”。因为司马懿知道，从长远来看，他并不宜和诸葛亮决一死战，只能在等待中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他又不能不跟诸葛亮交战，因为要让魏国的朝野上下看到他的显著战果。

　　司马懿更知道，功高不仅会引起同僚的警惧，甚至会产生“震主”的效果。他一旦战果太辉煌了，同僚嫉妒，还是小事，君主猜疑，更加可怕。所以在蜀魏相争的战场上，他必须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让人觉得他无足轻重，无所作为，那也有可能被黜还朝，剥夺权力，解除兵甲，一败涂地。

　　所以，在蜀魏相争的战场上，司马懿得时时把握住一种分寸感，赢不能大赢，可以小赢，输也不能大输，只能小输，保存实力；攻打不宜太猛，太猛了会伤亡太重，退守也不宜示弱，示弱了就失去精神。所以，他做人要比诸葛亮难多了。

　　尽管处境如此困难，司马懿还是能够笑到最后，取得最后的胜利，你能不佩服他吗？他在军事战场上，实际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政治智慧，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

　司马懿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这一点与诸葛亮不同，诸葛亮没有野心，司马懿是有野心的，但是他的这种野心又不能够很张扬地表露出来。

　　司马懿“深明天文，熟谙韬略，善晓兵机，常有一匡天下之心”（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却一直深藏不露，隐忍不发。他在曹魏，历事四代君主，三为顾命大臣，最终权高震主，这是历经几十年的岁月慢慢熬出来的。

　　所以，在《三国志演义》的人物形象当中，我认为，最能韬光晦影，最能忍辱负重，或者说，最能像北京人爱骂的“装孙子”的人物，大概要数司马懿了。

　　（一）初露头角：司马懿与曹操

　　司马懿刚出山的时候，就是刚刚投身于曹操军队的时候，那年是２９岁。

　　小说里头没写，根据史书记载，司马懿一直未出仕，跟诸葛亮一样，隐居山中。在乱世之中，他也身怀韬略，胸怀大志，但是他隐居不出。他的父亲司马防、哥哥司马朗都在曹操军队里头做事，跟曹操的关系很密切，深受曹操的重视，只有他一直隐居。

　　曹操爱才若渴，知道司马懿的才华，容不得他隐居，就派人征召他出来做官。他假称中风，不愿出山。曹操招纳贤才，有时候是不择手段的，这次就派遣刺客夜里前往刺探，把刀架在司马懿的脖子上，他愣是呼呼大睡，像没事人似的。

　　有人说司马懿身怀绝技，所以敢在刺客来的时候都呼呼大睡，满不在乎。因为他身怀绝技，你要真用刀砍我的话，根本砍不了我。当然这话有点捕风捉影，不必多提。

　　后来曹操还是不放过司马懿，又一次逼他出山，说：“这次你要再不愿意做官的话，就把你逮起来。”司马懿被逼无奈，才结束了隐士生活，出任曹操丞相府的文学侍从。

　　这年司马懿２９岁，他出山比诸葛亮还晚。从这里也看出，司马懿做人的确是相当谨慎的。

　　《三国志演义》小说没有叙述司马懿出山前的经历，而是直接从他做曹操的军中主簿写起。这时他还是一个３０岁出头的小伙儿，并未受到曹操的重视，但是已显露出非同常人的智慧和谋略。

　　当时曹操一举平定了盘踞汉中的张鲁，取得东川，打算班师回许昌。这时司马懿进言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曾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临之，势必瓦解矣。”他认为刘备是以非法的手段、不道德的手段占据西川的，这个时候应该趁热打铁，打到西川去，直捣刘备的老巢，并一举灭了刘备。他强调说：“圣人云‘不可违时’，亦不可失时也。”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一提议得到了曹操谋士刘晔的肯定和支持，但曹操却不予采纳。他引用汉光武帝刘秀的话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也。”（卷十四《曹操汉中破张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怎么能行？

　　从事后的发展可以看出，司马懿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绝妙的计策，是可行的。而且司马懿的考虑是非常周到的，他认为要是不继续进攻西川的话，东川也保不住，汉中也保不住。到后来刘备夺回了汉中与东川，曹操才深深后悔没有听司马懿之言，以致有此大失（卷十五《赵子龙汉水大战》）。

　　第二次，司马懿又提了一个高明的建议。这是在刘备自立汉中王的消息传到许昌的时候，曹操大怒，传令起倾国之兵，赴西川与刘备决一雌雄。

　　这时司马懿挺身而出，建议不必远征，并分析道：“今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今已分离取回江左，彼此有切齿之恨。王上可差一舌辩之士，赍书去见孙权，陈说刘备过恶，令权兴兵先取荆州，一与关某相持，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王上举兵去取汉川，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卷十五《刘备进位汉中王》）

　　司马懿看透了刘备和孙权从来是有矛盾的，这体现出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诸葛亮采取了一个战略方针，就是联吴抗曹魏。对魏国来说，如果采取相应的方针，应该是联吴抗蜀，这才是最合适的战略方针。这时司马懿就提出了这个战略方针，而且实际上在魏国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里，这个战略方针是贯穿到底的。

　　所以司马懿建议曹操，为了荆州的事，刘备和孙权一直有矛盾，因此可以派一个妥当的人送封信给孙权，陈说刘备的罪恶，让孙权派兵取荆州，这样就可以坐山观虎斗，而且同时出兵夹攻刘备，准能取得胜利。

　　这一联吴击蜀的谋略果然奏效，结果是东吴袭荆州，关羽遭杀害，蜀汉与东吴的对抗局势剑拔弩张，曹魏反而坐享其利。在这样一种军事谋略、政治谋略里，体现出司马懿的高超智慧。

　　但是在曹操时期，尽管司马懿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但曹操却不太买他的账，反而对他的雄豪之志心存疑忌。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曹操、曹丕死了以后，太尉华歆上曹叡的奏书，有一段回忆：“先时太祖武皇帝（曹操）常与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之兵权，久必为国家之大祸也。’”（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

　　小说中的这一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

人回过头来，面正着往后看，但是身体不动，这就是所谓“狼顾”。狼是不是这么看的，咱们不得而知，但是人往前走，回过头来，身子却还正着不动，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这个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往后拨过去，这是“狼顾”。

　　正史里还写了曹操做的那个“三马食槽”的梦，不是在临终时候的梦，是早就有过的一个梦。所以曹操在世的时候就对司马懿极不放心，还把自己的疑虑对曹丕说了：“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司马懿不是久居人下的，他迟早会擅权干政。

　　但是曹丕却极力保举司马懿，可以看出司马懿在曹丕身上是下了很大的工夫的。司马懿到底是怎样下工夫的？正史里没有记载，小说里更看不到。但正史写他是曹丕的心腹，曹丕多次保举他，而且还把曹操的怀疑告诉了司马懿。

　　司马懿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正史记载：他“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他天天在那儿养马，割草喂马，天天干粗活，曹操反而放心了。

　　曹操这个人各方面都蛮可爱，虽然他多心多疑，但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很容易被专做粗活、勤劳苦干的假象所蒙蔽。一旦他人真在干苦活，干粗活，就是自己贬低自己去干那种谁也不干的粗活的时候，曹操就以为这是真心的。前边有刘备种菜，后边有司马懿养马，都能把曹操给蒙住。

　　在这样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司马懿的政治行为不得不相当谨慎。他不能太张扬，以免曹操疑忌他，但他也不能不有所表现，以便引起曹操的重视。所以他对曹操的几次进言，虽然切中要害，但都像是漫不经心说出来的，生怕刺激曹操敏感的神经。

　　不过曹操还是惜才、爱才的，所以他临终的时候，还是命司马懿和曹洪、陈群、贾诩四人为顾命大臣，对司马懿加以重用。这么做，从一方面看，可以说曹操没有完全看破司马懿，被司马懿给蒙骗了。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曹操还是看透了司马懿，知道他一生也不会对曹氏整个家族政权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威胁，所以还是可用之才。

　　虽然在顾命大臣中，司马懿排位最后，但这毕竟给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要不是他谨慎小心，善于伪装，能蒙骗过曹操的火眼金睛吗？

　　司马懿的确很善于伪装自己，这跟他的性格有关，跟他为人处世的方略有关，就是深藏不露，隐忍不发，不到必要的时候决不轻易张扬自己。小说中描写司马懿的两次进言：第一次进言，曹操没有接纳，他无所谓，也不发任何牢骚；第二次进言，曹操接纳了，他也不兴高采烈，到处去邀功。他很注意分寸，一点不张扬，总是能很准确地把握好自己的位置。

　　（二）渐显锋芒：司马懿与曹丕

　　在曹丕当皇帝的七年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曹丕把司马懿看成自己的心腹之人，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懿可以放开手脚做一些事情了。司马懿虽然未能建立杰出的战功，但由于他善于揣摩曹丕的心机，揣摩得很透，所以深得曹丕好感。

　　比如，华歆、王朗等大臣威逼汉献帝下诏禅位，让曹丕当皇帝。诏书和玉玺都送上门来了，曹丕欣然想要受诏，文武大臣也都弹冠相庆。这时候只有司马懿想要让曹丕的篡位做得天衣无缝，马上谏道：“王上不可轻也。虽然诏玺已至，可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人之谤也。”他觉得轻易接诏书和玉玺，这会引起天下人的议论。好歹你得先上表力辞，把表面文章做足了。

　　所以曹丕就上了一封推辞奏表，汉献帝心里很高兴，那些大臣们仍然逼他再下一封诏书。曹丕接着又上表推辞，献帝当然又下了一封诏书。中国古代很讲究这个“三”，“无三不成理”。三下诏书，给足了面子，曹丕这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了。

　　由于司马懿把握曹丕的心理把握得很透，力图要把曹丕装饰成一个大家能够爱戴的皇帝，他很重视这一点，当然深得曹丕的欢心（卷十六《废献帝曹丕篡汉》）。

　　又如，刘备白帝城托孤后，后主刘禅继位，这时曹丕“新官上任三把火”，决定起兵伐蜀，众谋士都加以劝阻，说是局势刚刚安定下来，别轻易去打仗。而身为兵部尚书的司马懿却大笑着说：“不乘此时进兵，更待何时？”于是献“五路下西川”的高招（卷十七《白帝城先主托孤》《曹丕五路下西川》）。

　　“五路下西川”，实际上魏国只派出一路大兵，其他四路都是借用别人的力量。小说里写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在那儿装病躺在床上，指指点点的，就把五路大兵都给平了。但在历史上，“五路下西川”这个计策是非常高明的，给蜀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因为司马懿能够充分揣摩曹丕的心计，得到曹丕的高度信任，所以即使他献给曹丕的计谋是馊主意，曹丕也不当回事儿，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比如吴、蜀两国联和，有图谋中原之心。曹丕决定出兵伐东吴，众谋臣都加以劝阻，联吴抗蜀是魏国的基本战略，司马懿非常清楚，哪能轻易去伐吴呢？但是这次是曹丕想伐吴，司马懿看透了他好大喜功的心理，所以力主曹丕御驾亲征。

　　曹丕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投合他的心意，于是他深加嘉许，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守许昌。司马懿第一次大权在握，“凡国政大事，并皆听懿决断”（卷十八《泛龙舟魏主伐吴》）。

可是司马懿的这一建议，并不是对敌我形势深思熟虑的结果，纯粹是为了巴结迎合曹丕的，结果这一战魏兵大败亏输。不过即使打了败仗，曹丕也没有归罪于司马懿。

　　因为原来就是“太子党”的骨干，曹丕登基后，又受到重用，司马懿在曹丕时期升迁很快，一直当到抚军大将军。曹丕临终时，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四人受命为顾命大臣，他已经位居第三，又提了一级。

　　（三）大展宏图：司马懿与曹叡

　　魏明帝曹叡时代的１３年，是司马懿真正大展宏图的时期。

　　身为老臣，又是顾命大臣，一开始司马懿并没有受到曹叡的重视，曹叡对他并不十分信任。曹真、曹休、夏侯楙这些近亲，陈群、华歆、王朗这些重臣，权势地位都很高，与司马懿不相上下，并且都对他深怀戒心，虎视眈眈。

　　司马懿在这个时候又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智慧。他知道大伙儿都盯着他，所以自己主动提出来，不在朝廷里做官，愿为骠骑大将军，自愿乞守西凉等处，到陕西、甘肃一带去练兵，暂离朝廷，远离是非之地。

　　但就是这样，司马懿还是中了诸葛亮的离间计。这时诸葛亮开始准备出祁山北伐，唯一担心的是司马懿“乃世之英雄，今总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于是他用马谡的离间计，到处散布谣言，说司马懿要造反。

　　诸葛亮这一招的确很高明，他看透了司马懿在魏国朝廷当中并没有真正受到重视，所以让人到处张贴告示，说司马懿要起兵来肃清朝政。魏明帝不得不怀疑司马懿，于是亲自率领大军，到司马懿军营视察，实际上是要考验他。

　　虽然司马懿当面向明帝表示了自己的耿耿忠心，他还是受到魏国大臣华歆、王朗等人的谗毁，被削去官职，贬回老家（卷十九《孔明秋夜祭泸水》《孔明初上出师表》）。

　　可以看出来，即使司马懿已经第二次作为顾命大臣了，但是他在魏朝的地位还是相当地不稳固，要退就退，要贬就贬，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掉脑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司马懿很有好处。诸葛亮初出祁山，接连取胜，魏国大都督曹真的大军受困。曹叡没有办法，一面驾幸长安，一面不得不下诏让司马懿官复原职，加为平西都督，到长安聚会。

　　这时，早先降魏的蜀将孟达，被诸葛亮收买，在新城准备叛魏，径取洛阳，并约诸葛亮直取许昌。司马懿截获孟达和诸葛亮之间的信件，当机立断，首先率兵包围新城，出其不意，措手不及地消灭了孟达，然后才去许昌见曹叡。

　　曹叡高兴地说：“卿之学识至于孙、吴矣！”他夸奖司马懿有孙膑、吴起一样的军事谋略，并赐给他金钺斧一对，说：“后遇机密重事，不必奏闻，便益行事。”（卷十九《司马懿智擒孟达》）

　　司马懿的这一招别人谁也没想到，诸葛亮想到了，诸葛亮估计司马懿准会采取这一招，果然他就采取这一招了。这既写出了诸葛亮的聪明智慧，也写出了司马懿的与众不同，的确是诸葛亮很强的一个对手。

　　面对诸葛亮“六出祁山”，连年北伐，曹叡选择司马懿代替曹真为大都督，总摄陇西诸路军马，这下司马懿才算是真正地大权在握了。

　　在与诸葛亮的长期较量中，司马懿取得了赫赫军功，显示出非凡才智，为魏国争了不少面子，最后把诸葛亮给逼死了。同时，司马懿的野心也逐渐地膨胀起来。

　　诸葛亮死后，蜀、吴两国皆不兴兵，魏国暂时平安无事。这时曹叡骄奢淫逸，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搞得百姓怨声载道。朝廷大臣纷纷上书进谏，但是曹叡不管不顾，将他们贬的贬、杀的杀。

　　身为太尉的司马懿对此不加劝阻。当其他大臣上司马懿府中来，要他出面说话谏诤皇帝的时候，司马懿别有用心地劝他们说：“魏室已尽矣！切莫谏也！”（卷二十一《魏折长安承露盘》）他感觉到，魏朝皇室气数已竭，坚持不了多久了。

　　司马懿采取了一种乐观其败的方式，他要看着曹叡和魏国政治一天天衰败下去，败到最后，这个江山不就是我的了吗？但是我现在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司马懿这个时候不需要再去帮助曹叡了，因为他的地位，他的声望，他的名誉，他的资历，各个方面都足够自立了，他不需要再去尽心竭力辅佐皇帝，只要守住自己的位置就足够了。

　　正因为司马懿深藏不露，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政治策略，所以曹叡始终也没有察觉他的野心，反而一直非常信任他。

　　曹叡临终的时候，仿效刘备托孤孔明，把８岁的幼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他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朕幼子曹芳，年方八岁，不堪理掌社稷。幸太尉及完兄元勋旧臣，效伊尹、周公，协力相辅，则宗庙生灵之幸甚也！”还特地嘱咐曹芳：“仲达与朕一般，尔日后重敬之。”（卷二十二《司马懿谋杀曹爽》）

　　曹芳登基时，在曹爽、刘放、孙资等几位顾命大臣之中，司马懿已排到了首位。这年司马懿已经６１岁了，在３２年漫长的岁月里，他在魏朝的地位稳步上升。

　　（四）后发制人：司马懿与曹爽

　　曹芳时期，跟司马懿同时掌握朝政的，主要是大都督曹真的长子曹爽。算起来曹爽是司马懿的后辈，因为司马懿跟曹真是同僚。所以一开始，曹爽“尊懿如父”，把他视为长辈，凡事都尊重他，“一应大事必先启知”（卷二十二《司马懿谋杀曹爽》）。

但是几年以后，曹爽受到门客何晏等人不断的蛊惑，说：你是世族大家，司马懿算什么？你是曹家的人，司马懿又是什么人？你不能轻易放权给他。

　　曹爽为了争夺权力，就奏请曹芳，加司马懿为太傅，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兵权由曹爽来掌握。于是在有兵权的曹爽和没有兵权的司马懿之间，就构成了一场明争暗斗。

　　这个时候司马懿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不是跟曹爽抗争到底，而是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在战场上也好，在官场上也好，司马懿屡屡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而且屡屡奏效。

　　现在既然曹爽已经大权在握了，曹爽一家在朝中势头太盛，暂时无法与之抗衡，司马懿干脆就装疯卖傻，诈称中风——中风本来就是老人爱得的病，不理政事。而且，他还让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退职闲住，父子三人在家一住就是一年多。

　　像司马懿这样的高级官僚，要他一年多不问朝事，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司马懿偏偏做到了。他善于等待。司马懿的政治对策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对付曹爽这一等智商极低的货色，只要静观其变，等他们恶贯满盈，自取灭亡就足够了，不需要太费劲去对付他们。

　　司马懿吃准了，像曹爽这班纨绔子弟的当权者，貌似强大，实质上却不堪一击。他不怕他们陷害，也不在乎他们陷害，而且也知道他们不敢强加陷害。因为他从本质上看透了这班纨绔子弟的当权者，除了吃喝嫖赌以外，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是纸老虎。所以，他有恃无恐，放心装作中风，等待时机的到来。

　　曹爽一旦大权在握，就为所欲为，忘乎所以了，不把司马懿放在眼里。当然他也很谨慎，专门派他的心腹李胜，去探视司马懿的病，看司马懿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

　　据正史记载，司马懿身体非常健康，一辈子没有吃药打针，不像曹操经常犯头疼，诸葛亮不时爱吐血。但是司马懿装起中风来却蛮像那么回事儿。大家知道，曹操从小就爱装中风，看来这是英雄所装略同。

　　当李胜来到司马懿家的时候，司马懿去冠散发，躺在病榻上，捂着被子，奄奄一息，说话装聋打岔。李胜说要去“荆州”，他故意听成是“并州”，一通胡说。侍婢喂他喝汤，他装成颤颤巍巍的样子，一口汤也喝不下去，稀里哗啦地洒得满身全是汤水，湿漉漉的。

　　最后，司马懿还做出老泪纵横的样子，哭哭啼啼地握着李胜的手，将两个儿子拜托给李胜照顾。李胜给蒙得一愣一愣的，以为他真的病得很可怜。这么一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居然老病到这个地步，李胜不禁伤心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陪司马懿痛哭不已。

　　李胜回来跟曹爽一汇报，曹爽果然相信司马懿是病入膏肓了。这样他对司马懿就毫无顾忌了，认为他“形色已离，乃泉下之人，不足虑哉”。

　　于是后来就有了高平陵事变。曹爽带着自己的御林军，带着自己的心腹，陪着皇帝曹芳，到高平陵去祭祀明帝坟墓，顺便热热闹闹地去打猎。其实主要是因为他在城里头憋得太久了，想去郊外打猎。为什么老在城里头待着？因为他一直怕司马懿还有势力，不得不防。现在看司马懿果然没有势力了，他就放心大胆地想去玩儿了。他的谋臣劝他，不要大伙儿都离开都城，以防兵变，这话他只当耳旁风。

　　能够使曹操、诸葛亮警惧而未敢小视的司马懿，对付这小字辈的曹爽，还不是举手之劳？司马懿听说曹爽出城，当即率领司马师、司马昭及手下将士一千多人，先是占据了武器库和城门，接着去永宁宫奏请对曹爽不满的郭太后，下诏诛杀曹爽，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回大权了。

　　这时曹爽正在郊外飞鹰走犬，玩得高兴呢。听说城内有变，司马懿上表皇帝，罢免自己的兵权，曹爽吓得手足无措，只会哭泣，“自黄昏只流泪到晓，兄弟三人决疑不定”。直到最后，曹爽还抱着一线希望，“愿不作官，只作富家翁足矣”，于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曹爽根本没有想到，司马懿绝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物，哪会有好果子让他吃？结果是赶尽杀绝，将曹爽灭其三族（卷二十二《司马懿谋杀曹爽》《司马懿父子秉政》）。曹爽兄弟死到临头，悔之晚矣！

　　这么一场事变，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在这场事变中，双方力量的对比悬殊还是很大的。因为在曹爽一方，皇帝和御林军都在他手上，而且朝中还有很多的军队；而司马懿这一方，只有自己的一千多子弟兵，没有兵权。

　　那么，为什么司马懿轻而易举地就击败了曹爽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知己知彼。司马懿看透了曹爽没有多大本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没有政治头脑。

　　当司马懿在高平陵兵围曹爽的时候，曹爽的谋臣桓范就对曹爽建议：“将军何不请天子幸许都，调外兵以讨司马懿耶？”现在皇帝在你手上，你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皇帝直接下诏书，调兵遣将灭掉司马懿就是了。这是上策，桓范还献了一招中策：军队在你手上，御林军在你手上，你还有兵权，有“大司马之印”，你下命令调动军队来讨伐司马懿，也是可以奏效的。

　　但是曹爽毫无政治头脑，他看司马懿替郭太后写的诏书中，只是说自己的兵权太大，权高震主，应该削去兵权，仅此而已。司马懿的这个措辞非常巧妙，骗过了无知的曹爽。曹爽以为司马懿不会拿他怎么样，反正不就是把兵权交给他就完了吗？最后即使再不成，我不当官了，回老家去，做一个富家翁足矣。人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人家会饶了你，让你回家过着富裕的日子，真是太天真了！

正是在长期的观察中，在退职以后一整年的观察中，司马懿对曹爽的能耐已经了如指掌了，所以才能轻而易举地灭掉曹爽。

　　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任何人碰上这样有耐性地等待你犯错误的对手，算是倒透了霉了。

　　有一句谚语：“天才加时机等于成功。”司马懿有天才，这没问题，他又非常善于抓住时机。司马懿诈病是手段，等待时机是目的。时机一到，在曹爽最容易麻痹的时候，他就乘势而发，一举成功。可见，即使是天才，时机不到，也不会成功。所以天才也要等待时机，而且要耐心等待。

　　司马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司马懿是个很有“能耐”的人，既有能力，能力很强，又有耐力，耐力更是不同寻常。他甚至在小字辈面前，在曹爽这种不堪一击的鼠辈面前，都能等待，也善于等待，做到忍辱负重，装疯卖傻，要我干什么都行，但是最后我要达到我的目的。还是那句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不着急笑，但是我要最后笑，最后笑的肯定是我，这就是司马懿。

四、盖棺论定:白脸赢家

　除掉了曹爽，司马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相当于曹操在汉献帝时的地位，并令司马懿父子三人同领国事。

　　这时司马懿达到了事业的高峰。过了两年，他就老死了。小说中写司马懿之死，写得很简单。临死时他对两个儿子说：“人皆以吾有异志，吾何敢焉？吾死之后，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负我清名。但有违者，乃大不孝之人也！”（卷二十二《战徐塘吴魏交兵》）他嘱咐他的儿子：我死了以后，你们千万不要叛变，不要篡权，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位置。

　　司马师、司马昭没有辜负他的嘱咐，遵守了诺言，到头也没有篡权。虽然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知归知，他到底没篡权。不过，到了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到底还是逼魏元帝曹奂禅位，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晋王朝。

　　说白了，晋王朝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最后三分天下归一统，魏、蜀、吴三国争半天，让晋朝最后得了天下，这还不是全靠司马懿这老爷子的功劳？

　　总起来看，司马懿的确是一个心怀叵测而又善于掩饰的人。《晋书》卷一《宣帝纪》称赞他：“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一直能够游刃有余，在魏国历事四主三朝，虽然几次外放冷落，几次褫夺兵权，但总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咸鱼翻身”，最终身居高位，居于权力的顶峰。应该说，司马懿不愧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后人在评价司马懿的时候，经常拿他和曹操做对比，认为司马懿跟曹操很相似，或者说司马懿跟曹操是一类人。有人甚至认为曹操和司马懿这两个人都太无耻了，男子汉大丈夫，居然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司马懿在魏朝，跟曹操在汉朝，外表上看大抵相同，人臣之地位极矣，权术之运用极矣。但是两个人的性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地说，曹操比较狠，司马懿比较阴。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曹操叱咤风云，敢作敢为，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没有半点畏惧顾虑之心，不怕别人说他好，也不怕别人说他坏，反正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拦不住我，谁也挡不住我。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恣意行事，挥洒自如。曹操有这种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气魄，无论是英雄的气魄也好，奸雄的气魄也好，反正他具有这种气魄，像火一样地能烧你。

　　而司马懿不一样，如果也用一个比喻，他就像水一样，即使淹了你也淹得一点感觉都没有。被火烧，能有感觉，被水淹却没感觉，因为水是阴柔的。看见火，谁也不敢往前扑；看见水，那就没准了，夏天一热，谁都想往水里潜去。所以虽然“水火无情”，但水比火更危险，或者说危险更隐蔽。

　　《老子》一书讲柔弱胜刚强，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司马懿这样的人就像水一样，善于以柔克刚。这里隐含着中国哲学上很深奥的道理。

　　司马懿胸怀大志，但居心叵测，极善于掩饰自己，你根本猜不透他。他总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一忍再忍，一等再等，一点儿也不着急，等得你都没有耐性了，等得你都等不住了，他最后一刀子就能把你给杀了。这就是司马懿。所以，司马懿再怎么被贬，再怎么不受重视，再怎么被击败，他从不担心，从不害怕，从不畏惧。因为他知道自己能等，自己能忍，能等到最后，忍到最后——当然也笑到最后。

　　可以说，曹操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膨胀的人格，司马懿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内敛的人格。如果说曹操是那种很热情、很张扬的人，那么司马懿就是那种很冷静、很沉稳的人。曹操因为自我膨胀，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都格外地突出，所以我们能感受到他是真实的、完整的人，我们能够理解他，能够看透他。而司马懿因为自我内敛，从内到外都似乎很一致，对我们来说，他就更像一种影子，一种概念，虽然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难以被看透，也难以被理解。

　　曹操和司马懿两个人都在政治疆场上驰骋，但两个人驰骋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用不断进取的方式来驰骋于政治疆场的，一个是用不断退隐的方式来驰骋于政治疆场的。但是最后成为三国历史上最大赢家的，恰恰就是司马懿。因为他善于等待，善于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去摘胜利果实，对诸葛亮是这样，对魏朝政权更是这样，想得的反而都得到了。

　　即使不从别的来看，就从寿命来看，司马懿也是个赢家。我做过统计，曹操活了６６岁，刘备活了６３岁，孙权７２岁，诸葛亮很短５４岁，而司马懿是７３岁，寿命比孙权还长。孙权也是一个很能忍的人，很温和的人。人的性格跟人的寿命，真可能有某种隐约的联系。

　　所以，在三国这场政治游戏中，最成功的玩家，还得数司马懿。在政治游戏中，他这种“笑到最后”的“等待策略”，的确不同凡响。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司马懿是一位最了不起的靠耐性、权谋、机智、残忍去夺得胜利的最大的赢家

赢家虽然是赢家，司马懿在历史上终究落下了奸臣的话柄。司马懿在心态上的确是很好的，但是保持这种很好的心态，他的目的是要实现很不好的政治图谋，所以很难让人喜欢他，因为他太阴。到后代的戏台上，司马懿最终也没有逃脱一个大白脸奸臣的形象，历史对他的评价，百姓对他的评价，最终还是把他定在耻辱簿上了。

　　甚至后人编写晋朝史书，也说得很明白：“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晋书》卷一《宣帝纪·赞》）虽然司马懿当年一直隐瞒自己的过失，掩盖自己的野心，但是仍然无法逃脱历史的严厉评判。就好像自己捂着耳朵去偷钟，以为别人都听不见，自己蒙着眼睛去抢劫银行，以为别人都没看见，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司马懿一生的狼子野心，是蒙不过老百姓的，也是蒙不过历史老人的。

一、引子:士人政治家

　毛宗岗在批评《三国演义》时，极力称赞“三绝”：诸葛亮、关羽和曹操，其中，诸葛亮被认为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毛本《三国演义》卷首《读三国志法》）。

　　我觉得，《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理想。小说在塑造诸葛亮形象的时候，融入了非常浓厚的中国古代士人气息——包括士人的政治理想、政治情操和生活态度。

　　诸葛亮之所以被历代文人士大夫称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仅是一位功勋盖世的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更是一位涂染着浓重的士人色彩的政治家。那么，作为一个士人政治家的典型，《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诸葛亮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深"

（一）择主而事

　　中国古代士人心中最憧憬的政治理想，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龙从云，虎从风”，中国古代士人由衷地渴望风云际遇，得到明君的重用，使他们在政治上得以大展宏图。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还没有出场，他弟弟先唱了一首楚歌，代他表明心迹：“凤翱翔于万里兮，无梧不栖；吾困守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躬耕于陇亩兮，以待天时；聊寄傲于琴书兮，吟咏乎诗。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开创镃基。救生灵于涂炭兮，到处平夷；立功名于金石兮，拂袖而归。”（卷八《玄德风雪访孔明》）

　　楚歌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非主不依”——不是我看得上的明主贤君，我就不愿为他效劳。如果遇到明主贤君，我就可以“展经纶于天下”，“救生灵于涂炭”，“立功名于金石”。这正是中国古代士人政治家的抱负。

　　诸葛亮是很有才华的人，他常常“自比管仲、乐毅”，徐庶甚至认为“管仲、乐毅不及此人也”（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所以诸葛亮有着非常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

　　在汉末群雄争霸的时代里，诸葛亮虽然隐居南阳，躬耕垄亩，自己称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诸葛亮传》），实际上他胸怀大志，抱经天纬地之才，而且声名远扬。

　　当时，在诸葛亮隐居的南阳周边，北边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东边是踞长江而窥天下的孙权，离南阳不远的荆州一带则有汉宗室刘表，西南边的西川有刘璋。这些诸侯都有相当的势力，雄霸一方。

　　我们不禁要问：在汉末群雄逐鹿、风云际会的历史条件下，有众多的英雄豪杰崛地而起，诸葛亮为什么不选择曹操，不选择孙权，也不选择刘表、刘璋，偏偏选择了刘备？

　　我们还可以问：当时真正有一统天下的势力和能力的，恐怕得数曹操。从诸葛亮本身来说，他有一统天下的志向，他应该选择能够一统天下的诸侯，但是他没有选择曹操，反而选择刘备，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诸葛亮有两条明确的择主标准：第一，他所选择的人主必须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如果是庸才，诸葛亮肯定不会选择，所以他肯定不会选择刘表，不会选择刘璋。

　　第二条也很重要，诸葛亮在择主时，特别想到这个人主必须能够尽他之才，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能够把他作为委以重任的股肱，这样的人主才是诸葛亮选择的对象。

　　尤其是这后一条，在根本上决定了诸葛亮的政治选择。

　　《三国志》里记载，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孙权，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诸葛亮认为孙权的确是一位盖世英雄，这没问题，但是看他的度量，虽然能器重我诸葛亮，但是不能尽用我的才能，所以不选择孙权。

　　的确，与孙策相比较，孙权只是守成之主，而不是创业之主，他怎么能让诸葛亮真正实现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呢？

　　可见，诸葛亮认为，他所选择的人主不仅仅要看重他，不仅仅要礼贤下士，要求贤若渴，更重要的是，既然出山了，一定要让他干出最轰轰烈烈的事业，所以仅仅礼贤下士是不够的，还应该能够尽他之才。

　　那么，什么样的人主才能尽诸葛亮之才呢？

　　在曹操一方，人才济济，即使是佼佼英才，厕身其中，也很难显示出他过人的才华，难得脱颖而出。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当诸葛亮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想要到中原求取功名的时候，诸葛亮曾经劝阻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是大实话。你瞧，像司马懿这样的不世人才，在曹操手下混了１９年，不是也没混出个名堂来吗？而人生能有几个１９年？

　　同样，孙权一方的人才也是非常充足的，并不缺人，甚至不缺统帅式的人才，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等。

　　当时，能够称为当世英雄，又在人才资源上真正匮乏的，恰恰是刘备。

　　相对曹操、孙权来说，刘备的人才观念比较滞后，对人才一直不太重视。他一开始到处流窜，寄人篱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边缺乏真正能够为他所用的人才，尤其是属于智力方面的人才。他有关羽、张飞这两个结拜兄弟，但在出谋划策方面都不管用。好容易得到一个徐庶，帮他打上一阵胜仗，但是又被曹操给逼走了。

　　所以，刘备兵不过千，流离失所，无处栖身，除了关羽、张飞两位“哼哈二将”和赵云、糜竺等几位忠心耿耿的战将以外，在人才资源上一直极度匮乏。

　　诸葛亮看得非常清楚，正是刘备，才急需像他这样的人才。刘备在群雄逐鹿时代的“劣势”和“短处”，在诸葛亮择主的慧眼中，反而成了“优势”和“长处”。

　　当然，刘备一方也有先天的优势。这个优势首先是他姓刘，好歹是皇族，他可以打起刘姓的旗号来争霸天下，不管这个旗号有多虚假，但毕竟是一杆旗子。曹操只是姓曹，孙权还是姓孙，而刘备毕竟是姓刘，相比较来看更为正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群雄逐鹿的局势中，刘备以他“大仁大义”的道德品质，赢得了百姓的拥戴，赢得了天下的口碑。

所以，诸葛亮选择刘备，既看重刘备的皇族身份，也看重刘备特有的口碑。诸葛亮虽然隐居隆中，却看得非常明白，真正能够和曹操、孙权构成一种竞争势力的，不是袁术，不是袁绍，更不是刘表、刘璋，而是刘备。

　　当然仅此还不够。诸葛亮之所以在众多诸侯中唯独看中刘备，认定只有刘备才是他一直等待的有道“明主”，不仅仅因为刘备姓刘，血统纯正而得天独厚，也不是因为他与刘备志同道合，有志于“兴复汉室”，更不仅仅因为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三国志·先主传》），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刘备已经陷入穷途末路、饥不择食的境地，极其缺乏人才，非诸葛亮不可，这样才可以真正地“尽”诸葛亮之才。

　　中国古代的士人，从孔子开始，就有一种求得“明主”、实现抱负的政治理想、政治期望。孔子就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论语》）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所以《三国志演义》以洋洋洒洒的篇幅，浓笔重墨地描写了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一方面固然表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君主风范，更重要的是为诸葛亮自抬身价、择主而事做足了文章。

　　与一般的和平年代不同，诸葛亮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动荡年代。他既无法靠老辈子的“门荫”、“世袭”，也无法靠科举考试“鲤鱼跃龙门”，走上仕途。他生活在乱世里。

　　“乱世出英雄”，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非常重视人才的时代。《三国志演义》讲了许多选才、用才以至于争才、抢才的故事，争夺城池甚至都不如争夺人才重要。曹操在攻下荆州后就说：“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蒯越）也！”（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是君择臣，另一方面是臣择君，是一种双向选择。在这种双向选择中，可以显露出一个人政治选择的智慧。

　　诸葛亮在这些人才中是最杰出的，他不是坐等着别人来选他、用他，而是静观形势，“非梧不栖”，主动地选择“明主”，保持着一种在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建立以后士人丧失已久的“择主而事”的权利。士人一旦取得了这种“择主而事”的权利，就是获得了政治生活中的自由。

　　（二）为帝王师

　　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为帝王师”，即做帝王的老师。他在智慧上，在能力上，远远高出帝王，但是他不会去篡夺帝王的权力，而只会自我定位，做好辅弼的工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葛亮选择了刘备，意味着他本身有让刘备能够选择他、认可他的那种非同常人的厚重本钱。这种厚重的本钱，就是他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洞察力。所以就有了“隆中对策”。

　　“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策略。在汉末动荡的年代里，他第一个看到了“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三分天下”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是要统一天下。但是在汉末特定的历史时期，“三分天下”的确是不同凡响的政治策略。

　　对刘备来说，“隆中对策”所勾勒出来的政治前景，特别具有诱惑力。刘备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前景，所以诸葛亮给他描画出的政治蓝图，一下子就把他给震住了，这令他对诸葛亮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刘备“三顾茅庐”，不仅仅请出了一位诸葛亮，而且请出了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明晰的政治目标。在这点上，诸葛亮堪称“帝王师”！

　　对诸葛亮来说，当刘备前来请他的时候，他一次、两次、三次地推辞，不愿出山，最后好像是被迫出山了，这也是为了自尊其位，为成为“帝王师”作铺垫。

　　诸葛亮的选择是明智的。出山以后，刘备对他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君臣投契，如鱼得水，使他得以尽展雄才大略，纵横捭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人生。

　　对于诸葛亮的出山，老百姓的看法和士人并不一样。

　　古代士人认为，诸葛亮能够选择刘备，这是君臣风云际会，如鱼得水。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诗，其中两句道：“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因为有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就如鱼得水，从此以后就可以大展宏图了。这是士人的解释。

　　而老百姓不这么看。元杂剧《火烧新野》描写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之后，刘备恳切地邀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怎么也不愿意，坚持继续隐居。他说：“我的对策已经卖给你了，但是我本人不出山，不能干这个事情。”

　　刘备非常着急。这时赵云闯了进来，报告喜讯，说刘备夫人生了个儿子，就是阿斗。诸葛亮听了很高兴，让人把新生儿抱过来。古代戏剧舞台是虚拟的，不管多远的距离，人物在场上转一圈，就能把阿斗抱过来了。抱来以后，诸葛亮一看阿斗的面相，知道“此子有数十年帝王之相”。在历史上，阿斗当了４１年皇帝，其中十几年是诸葛亮做宰相。按照正常推理，既然阿斗有几十年皇帝之命，那么，只要诸葛亮能够长寿的话，就能有几十年宰相之命。所以诸葛亮就答应出山了。

　　在老百姓看来，一个人假如能做十几年、几十年宰相，一生轰轰烈烈，这就够本了，没白活了。可见老百姓的理解和文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文人觉得有“鱼水相合”的君臣合作就足够了，能做“帝王师”是士人的政治梦想。老百姓觉得这还不够，还要有更现实、更功利的考虑。

为了突出诸葛亮作为“帝王师”的身份，《三国志演义》小说甚至有意贬低刘备的能力与作用，极力抬高诸葛亮，使二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

　　小说中，在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是相当聪明的，不管是保护自己，还是要取得人们的信任，都有智有谋，是个难得的英雄。连曹操对他都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英雄，何况他人。但是自从诸葛亮出山之后，刘备的才能、智力就急剧地下降，下降到甚至不如一个小儿的地步。

　　比如赤壁大战以后，周瑜设计要夺荆州，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假称要发兵帮助刘备取西川，假道过荆州，驻扎下来补给一些粮饷，乘机夺取荆州。

　　谁都知道这个做法是“假途灭虢”之计。但是刘备愣没明白过来。诸葛亮大笑说：“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刘备却一再追问“此是何意”（卷十二《诸葛亮三气周瑜》）。连一向心疼刘备的毛宗岗，读到这里，都忍不住皱着眉头评道：“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评语）

　　刘备几乎丧失了主见，成为诸葛亮任意操纵的提线傀儡。比如，历史记载刘备过江东去娶孙夫人，无论是入吴就婚还是脱笼返回，都是刘备自己拿的主意，诸葛亮反而多方谏阻，但未被采纳。史书对此有清楚记载，见《三国志》的《先主传》及《山阳公载记》。

　　但到了小说里，整个过程由诸葛亮全权包办，他用“锦囊妙计”调度一切，刘备却毫无主张，只能一味地“依计行事”，简直成了诸葛亮的“阿斗”（卷十一《刘玄德娶孙夫人》）。刘备甚至迷恋孙夫人，迷恋江东的繁华生活，不愿意回成都受苦受难。

　　这不难看出，自从有了诸葛亮，刘备的智力下降到何等程度！他居然连自己毕生远大的政治目标、政治责任都可以放弃。而真正鼓励他、帮助他、辅佐他，真正成为蜀汉核心人物的，就是诸葛亮。

　　自由地择主而事，成为“帝王师”，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甚至可以引导君主，左右政治局势，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当然也是他们的梦想。《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的辉煌成就，为中国古代士人圆了一场政治之梦。

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一）知其不可而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诸葛亮不仅主动选择“明主”，而且主动选择了失败。

　　小说写道，徐庶要去许昌之前，专程拜访诸葛亮，告诉他：“庶临行前，将公荐与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见之，当展平生之大才，不负夙昔之所学也。”

　　诸葛亮“闻之，作色而言”，说：“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你这不是把我当作祭祀时用的牛羊吗？说罢，“拂袖而入”（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

　　可见诸葛亮心里非常明白，徐庶把自己推荐给刘备，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成为刘备的殉葬品。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刘备，选择了明知会失败的事业。

　　诸葛亮选择的是失败的事业，小说还通过侧面加以描写。比如，诸葛亮的朋友司马徽在他未出山时，就深深地感叹：“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也是他朋友的博陵崔州平，对刘备说：“将军欲见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卷八《刘玄德三顾茅庐》）司马徽、崔州平能预见到的结果，当然诸葛亮也能预见到。

　　“得其主，不得其时”，这构成了诸葛亮政治选择内在的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他的确找到了一个能够尽他之才的君主，却没有赶上一个好时机。

　　刘备集团的最终失败，这是天意注定的，当然也是历史注定的。除了重新进入时光隧道去改写历史，否则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总是由果溯因的，所以这种历史事实被后人视为“历史宿命”。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诸葛亮无疑是个君子，而且聪明过人，料事如神，他的智商应该还高出一般的君子，不可能“不知命”，包括知天命。

　　在小说中，对诸葛亮是不是“知命”，是不是知天命，是不是能够真正地把握住“天时”，具体描写是有矛盾的。

　　一方面，小说写诸葛亮是知命、知天时的。

　　比如华容道故事。火烧赤壁后，诸葛亮调兵遣将，他算计出，曹操肯定要败走华容道。这时他选择关羽前往华容道堵截曹操。

　　这个选择连刘备都觉得不合适，很荒唐。他说：“吾弟云长，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因为谁都知道，关羽和曹操的关系过于密切，还欠曹操一份人情，你选择谁不行，为什么偏要选择关羽呢？

　　但是诸葛亮解释说：“亮夜观乾象”——“乾象”就是帝王之象，曹操虽然没当皇帝，但还是上应乾象——“曹操未合身亡”，天意注定曹操还不该死。所以“留这恩念，故意等云长做个人情，亦是美事”，反正曹操不会死，就让关云长去做个人情。刘备听后竟然夸他说：“先生神算，世罕及也！”（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

　　这叫什么“神算”？不过是“世所罕及”的傻算罢了。如果诸葛亮不相信天命的话，华容道堵截曹操，可以派张飞去，也可以派赵云去，那么曹操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如果曹操真的命不该死，派张飞、派赵云去堵，他也可能不死；否则，派张飞、派赵云去堵，不就可以杀死曹操了吗？这不就解决一个大问题了吗？但是诸葛亮不这么做，他不去和命运抗争，在命运面前宁愿听之任之。从这一点来看，好像诸葛亮是知命的，而且不愿意跟命运抗争。诸葛亮偏偏要让关羽“做个人情”，这不是有意为之吗？

　　另一方面，小说写诸葛亮虽然知命，却不惜违抗天命。

　　诸葛亮明明知道自己出山跟随刘备，面对的可能是失败。如果要取得统一天下的大业，他不如跟随曹操，或者跟随孙权，取得胜算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偏偏选择了取得胜算最小的刘备。

　　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经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他不可能不预知自己选择了刘备，也就选择了失败。实际上，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扶汉兴刘的结局，对自身的悲剧命运，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否则他就不会对徐庶说出“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这样的话了。

　　既然失败是天命注定的，那么，假使诸葛亮信从天命，他可以放弃这种选择，也可以不去“六出祁山”，反正最终是失败的，还折腾什么呢？但是诸葛亮努力地跟命运抗争，自愿承担起演绎悲剧的重任。

　　所以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诸葛亮主动选择了失败；第二，诸葛亮主动选择了他早已预知是徒劳无功的事业。

　　那么，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事业呢？我认为，他是要通过这种事业，去考验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

　　一个人能够在别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上，甚至自己都不看好的事情上，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需要很大的能耐。用古人的话说，是“把死蛇给弄活了”。这明明是一条死蛇，我却能把它给弄活了，这才是真本事，是最高超的一种本事。谁也不看好，甚至连自己都不看好的一番事业，你却能搞得轰轰烈烈，能在连续十几年的时间里谱写出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赞歌来，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本事。

　　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赤壁大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诸葛亮一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淋漓尽致地施展出“补完天地之手”，展示出过人的才华，建立了盖世的功勋。

诸葛亮看透了天意、天时，但是他还要尽自己的个人努力去做，而且在尽力做的过程中考验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去做，能不能努力做好。正如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三分天下，是“达乎天时”的，所以水到渠成；六出祁山，是逆乎天意的，但也要“尽乎人事”。

　　孔子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论语》）一出祁山前，太史谯周对后主刘禅说：“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并对诸葛亮说：“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也？”诸葛亮回答说：“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这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

　　如果你认准了“成事在天”，而放弃了自己的努力，那么这是消极的，是悲观的。如果你认准了“成事在天”，仍然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继续去“谋事”，那才是积极的，是乐观的。

　　成就一番人生的事业，不在于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结果，而在于实现事业的过程。当你能把整个的人生过程，谱写成一个崭新的篇章，那么你就是真正有能耐的人。

　　（二）鞠躬尽瘁

　　在“尽乎人事”的过程中，诸葛亮不仅要考验自己的能力，也要考验自己的道德，考验自己能不能忠于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王朝，能不能忠心耿耿地辅佐一个根本辅佐不起来的阿斗。

　　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卷十七《白帝城先主托孤》），刘备临终时把诸葛亮叫到面前来，语重心长地说：“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如果阿斗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可辅佐，你自己可以当皇帝。

　　这句话实在说得太重了，诸葛亮听了以后，震惊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马上对刘备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说罢，跪倒在地下，“以头叩地”，磕到两只眼睛都冒出血来，真是诚惶诚恐。

　　当然诸葛亮说到做到，此后一直没日没夜地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件事使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刘备这么说究竟是为什么？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刘备可能早就估计到了，也可能真的没有估计到，像诸葛亮这样的士人，是不会也永远不会去篡位夺权的。他们能够有志于为“帝王师”、登宰相位，却从来不曾想到、更从来不会去做“帝王梦”。“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知己者死”原本就是“士”的本色。

　　我觉得刘备有可能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拿这么重的话来激诸葛亮。他知道诸葛亮的道德人品，逼着他在自己临死的时候，许下“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诸葛亮既然说了这话，那么他就一定会身体力行，一定会实践自己的诺言，而不会有二心。

　　但是刘备实际上没有想到，像诸葛亮这样的政治家，和一般的政治家有极大的不同，即他是一位士人政治家，说白了，他们在骨子里，在本质上，不是政治家，而是士人。士人虽然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补完天地之手”，但是要让他们篡权，要让他们当皇帝，他们连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说去做了。

　　后代很多文人墨客歌颂诸葛亮，就是看中他的这种品格，把他塑造成一个忠臣的形象。其实，如果从现实功利角度来看，诸葛亮忠于刘氏王朝，忠于刘备，甚至忠于刘禅，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更深刻地看，诸葛亮真正看重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看重的是他自己一生的辉煌事业——因为这才是士人立身之本。

　　毛宗岗说：“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终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草庐，已知三分天下。然则伐魏之无成，出师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睹而乃云非所逆睹者，何哉？盖以智而愚者，自尽老臣之责；而仍以愚而愚者，上杜幼主之疑。”（毛本《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评语）为报刘备知遇之恩，不惜“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人们通常对诸葛亮与悲剧命运抗争的心理动机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以此为根据，说“六出祁山”，只是为“尽老臣之责”、“杜幼主之疑”，这种看法太过于肤浅。依我之见，“六出祁山”，这是诸葛亮在挑战自我的极限，“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什么诸葛亮要“六出祁山”？他明明知道“六出祁山”是很难打赢的。魏延曾经给他献过计，说可以出奇兵。别这样稳扎稳打，别总是通过汉中这一带稳扎稳打地打过去，这么打是打不赢的。你在正面把曹魏的大军吸引住，同时出奇兵从西边包抄过去，给我五千兵马，我立刻能够直捣许昌老巢。这样前后夹攻，就可以取得胜利。司马懿也明白这是很好的一招，但是他知道诸葛亮绝对不会这么做。所以“六出祁山”时，诸葛亮一直稳扎稳打，非常辛苦。他也知道这个仗是很难打赢的，但是他坚持一直打下去。

　　“六出祁山”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诸葛亮提出的政治目标是“恢复中原”，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诸葛亮虽然以“相父”身份辅佐阿斗，但他在蜀汉的地位并不是特别稳固的。大家可以看出来，诸葛亮几次出师，几次后方都有人献谗言，在他打得最热闹的时候，还被逼不得不回师，因为朝中有人掣肘。

咱们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为了消解内部的矛盾，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矛盾引向外面，一致对敌，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外面战场上，那么内部的矛盾就可以相对缓和些。这大概也是诸葛亮治蜀的一种特殊的方法，很别致的一种方法。

　　诸葛亮一次又一次地出祁山，虽然展示出他巧妙的计策，但在整个打法上是比较笨拙的，并没有更多招数。在这种情况下，碰上司马懿的软磨硬抗，他更没办法了。他想打胜仗，但是没有更多的招数可打胜仗。

　　对诸葛亮来说，在出祁山的整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粮草问题，粮草跟不上。因为他的战术是进攻型的，粮草要一直跟上，不像防守型的，守在那儿不动，粮草可以源源不断地运来。你是进攻型的，一直往前打，粮草的保证就非常重要。而对粮草的保证，诸葛亮一直拿不出很好的办法。

　　有人说诸葛亮有个很大的失误，就是用李严。李严是个贪贿之人，作为管粮草的后勤部长，最容易贪贿。因为他的贪贿，致使粮草不能及时运到，有好几次使诸葛亮有后顾之忧，无法继续进攻。甚至有一次，李严明明知道自己贻误粮草了，为了瞒住诸葛亮，他向后主献谗言，愣是把诸葛亮的军队从前线召回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不打是不行的，打仗至少可以确立他在蜀国的政治地位，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他知道魏国很难打赢，即使不说肯定打不赢，至少是不易打赢的。很难打赢，但是又不得不打，这是诸葛亮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特殊的人生选择。

　　即使面对宿命般的失败，诸葛亮依然在内心存有一份信念，与命运甚至与历史进行不屈的抗争。虽然面对的是注定的失败，但他仍然以一种履险如夷、视死如归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并不因此而对生命和前途产生畏惧和绝望，充分表现出从孔子以来儒家士人秉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风范。

　　最后一次出祁山，在五丈原，诸葛亮死在战场上。他临死的那一幕非常悲壮，他深深地感叹：“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攸攸苍天，曷我其极！”（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诸葛亮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追求的人生道路，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年他54岁。诸葛一生叱咤风云，罕逢敌手，临终却有如此凄凉悲苦之叹，这不正是对挑战自我却难违天意的悲叹吗？

　　在读《三国志演义》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诸葛亮的一生的确是悲剧的一生；同时也感受到，诸葛亮自己也在品味这种人生悲剧，在咀嚼人生悲剧，在体会当中，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升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我觉得这是诸葛亮作为一位独特的士人政治家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最感人的地方。

　　当然，诸葛亮的一生虽是悲剧，但是辉煌的；他的功业虽然失败，但是不朽的。诸葛亮正是在悲剧的一生、失败的功业中，证明了自身的能力，锤炼了自身的意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发扬了自身的道德。

　　后人歌颂诸葛亮，把他这一生的辉煌事业和他所表现的道德品质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极完美的道德人格，这就是毛宗岗所谓“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而这种“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恰恰不是一种官僚似的政治家，而是一种士人政治家。所以，成为士人政治家的精神典范，是诸葛亮形象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以来，人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在《三国志演义》问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借诸葛亮形象寄托自己救国救民的怀抱。陈寿著《三国志》，称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杜甫热情地歌颂：“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陆游感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无论是杜甫还是陆游，他们都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或者以诸葛亮作为自己的精神典范。很显然，这种精神典范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中国古代的士人，能够像诸葛亮这样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敬仰诸葛亮，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像诸葛亮有所建树，但也感慨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最后归于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寄望。

四、士人的军事谋略:"独含天灵"

（一）神机妙算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不仅是忠贞的典范，而且是智慧的化身，是一位智慧超群的士人政治家。

　　诸葛亮的智慧首先表现为政治智慧，尤其是“三分天下”的政治智慧，但在小说中更突出的是他的军事谋略。这一点与历史并不相符。

　　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是智慧，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在军事方面，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叙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即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出谋划策并不是他的强项；他是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却不具备在战场上随机应变、运用奇谋妙计的本领。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擅长出奇制胜。

　　《三国志演义》小说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表现出经天纬地、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把诸葛亮塑造成了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火烧博望”的胜利，便有很大的虚构成分。

　　在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这一事件发生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主要是刘备的智谋。但是小说却移花接木，把这一事件安排在诸葛亮出山后，还使诸葛亮成为这场战役中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

　　小说先写十万曹军挥师南下，气势汹汹，而刘备只有数千人马，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渲染出一幅泰山压顶的紧张场景。但是诸葛亮临危不乱、从容不迫地调兵遣将。此时，关羽、张飞等人都瞧不起这位乳臭未干的军师，因迫于形势才对他言听计从，但都心存疑虑，就连大胆放权的刘备也“疑惑不定”。

　　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队大获全胜，关羽、张飞这两位心高气傲的大将不得不对诸葛亮心服口服，称赞他：“孔明真英杰也！”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确立。

　　随后的“火烧新野”事件也是纯属虚构的情节。诸葛亮在新野一带，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极为惨重。

　　从此，诸葛亮凭借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在跟刘蜀军队对阵之时，像得了“恐亮症”一样，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

　　中国古代描写战争，不管是早期的《左传》还是晚期的《三国志演义》小说，在写两军对阵的时候，往往是智斗的场面多于武斗的场面，在斗智斗勇当中，以斗智为主。所以整个赤壁大战实质上是敌对双方的智力竞赛。

　　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主要英雄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政治、军事作为，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成了决定赤壁大战胜负的关键人物。整个赤壁大战，能够前前后后把过程和结果算计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的，就是诸葛亮。尽管他在吴国军队中身居客位，他却是“赤壁大战”的幕后策划。

　　不信你看：孙、刘联盟的建立，是由诸葛亮一手促成的；孙权抗曹的决心，是由诸葛亮使之坚定的；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都被诸葛亮一一看穿。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关键性的计策——火攻计，也是由诸葛亮与周瑜共同商定的；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更是凭借诸葛亮的高超智慧巧妙地“借”来的。

　　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体现出诸葛亮独特的智慧。如果没有诸葛亮，周瑜打败曹操不是不可能，但会是相当困难的。小说里的这种描写当然不完全符合史实，却突出表现了诸葛亮在整个赤壁大战之中的超人智力。

　　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中，在孙、刘联盟的内部矛盾中，在与周瑜、曹操两位杰出人物的斗智中，诸葛亮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诸葛亮是又敬重又嫉妒，多次企图除掉他，但诸葛亮都一一地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

　　赤壁之战“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不及诸葛亮，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随后的“三气周瑜”、“刘备取汉中”、“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三国志演义》小说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在与对手的军事较量中，诸葛亮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在战场上，诸葛亮即使处在劣势，也能以少胜多，以劣胜强。即使失街亭打败仗，他仍然临危不乱，出其不意，“空城计”成了他智慧的杰作。

《孙子兵法·兵势篇》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虚实篇》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诸葛亮正是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用兵如神、指挥若定的智谋大师。

　　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谋略，小说还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目空一切，却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临终时，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也总是疑神疑鬼，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

　　（二）多智而近妖

　　《三国志演义》小说有意强调、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比较现实的层面，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层面；另一个是像鲁迅所说的“多智而近妖”的层面。

　　就比较现实的层面来说，诸葛亮一生非常谨慎，但在极其谨慎的过程中，他有时候也出一些奇招，出奇制胜，这个时候就表现出高超的智慧。

　　比如诸葛亮用“空城计”，必须知己知彼，既要知道自己的特点，也要知道对方的特点，更进一步地，得知道对方对自己了解的程度，这是很难的。诸葛亮知道自己的特点，这没有问题；他也知道司马懿的特点，这也没有问题；但他还要算到司马懿能估计到我诸葛亮一生是极其谨慎的，不会采用这种极其冒险的计策，这就需要高超的智慧了。

　　小说写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有时候虽然还是现实的智慧，却已经有点出神入化了。

　　比如“借东风”，你说是天意还是人算？这就有点疑问。你说是天意吧，寒冬腊月，农历十一月底，要刮东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按常识来说，可能几百年上千年有这么一次。而这次恰恰就被诸葛亮算中了。这里描写的主要是天意，只不过被诸葛亮恰恰算中罢了。虽然他在七星坛上祭风，煞有介事，装神弄鬼，但还不算那么“近妖”。

　　小说中还写了诸葛亮更“近妖”的地方。比如“五出祁山”的时候，诸葛亮跟司马懿对阵，魏兵已经快要追上蜀兵了，这时候，“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魏兵怎么追也追不上。司马懿心里害怕了，说：“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亦能呼风唤雨，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卷二十一《诸葛亮五出祁山》）所以收兵败退。这么写就是“近妖”的描写。

　　从总体上看，在《三国志演义》小说的许多具体描写中，与其说诸葛亮用的是妖术，不如说他的用智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诸葛亮的那种人间的智慧，把《三国志演义》看成一种智谋大全，而其中核心的当然是诸葛亮的智慧。

　　在西晋的时候，人们就称赞诸葛亮具有“独含天灵”的智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引西晋太傅李兴祭表）。到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宋代，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说：“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更加突出了诸葛亮智力的“神奇”。

　　所以《三国志演义》中诸葛亮的智谋具有传奇色彩，这是由来已久的。可以说，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现在是和平年代，不打仗了，但“商场犹如战场”，所以《三国志演义》可以成为商家攻略的智谋大全。“水煮三国”、“麻辣三国”之类的炒作，也可以看出作为智谋大全的《三国志演义》在现代延续着新的生命力。

五、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一）纵容关羽

　　作为一位士人政治家，诸葛亮也是很有个性的。比如他极端高傲自大，“自比管仲、乐毅”，常常爆发出自命不凡的笑声。他有时甚至唯我独尊，与关羽、张飞等刘备亲信的兄弟之间，关系一直相当紧张。

　　更重要的是，作为士人政治家，诸葛亮还常常使权诈之术，甚至对刘备也不惜使用诈术。比如袭取益州，逼刘备登基，用的都是诈术。可以说，诸葛亮有时是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当然他想要达到的大多是正当的目的，至少是人们认为的正当目的。

　　尽管如此，“宅心仁厚”的大文豪苏轼还是看不惯诸葛亮的一些做派。在《诸葛亮论》里，苏轼批评诸葛亮唆使刘备智取西川的行为，说：“仁义诈力之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仁义诈力之杂用”，这不符合士人的道德准则，但却是政治家的惯常伎俩。诸葛亮既然是士人政治家，就不能不染上这种政治家的习气。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生动的描写。

　　比如，诸葛亮故意派遣关羽到华容道堵截曹操，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用人失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诸葛亮这么做，是有意考验关羽，让关羽陷入“忠义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这样关羽一辈子都有把柄在他手上，他就便于驾驭关羽了。可见他使的还是诈术，而且是一种不容易被别人看穿的诈术。

　　我们再看看后来蜀国用关羽守荆州的部署。

　　荆州作为战略要冲，是魏、蜀、吴三方的必争之地，蜀国一开始在攻守兵力的配置上，留守荆州的将士远比攻取西川的人马更为精良。

　　但是当庞统战死西川，刘备向荆州求援的时候，诸葛亮却一下子带走了张飞、赵云两员大将，只留下骄傲自大、意气用事的关羽一人独守荆州。这么做，可以说是既投合了刘备的心意，也满足了关羽的虚荣心，但显然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人事安排。

　　诸葛亮在移交荆州印绶时，再三嘱咐关羽，要“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卷十三《张益德义释严颜》）。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这一点诸葛亮是洞若观火的，所以要谆谆嘱咐。

　　但是关羽本来就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他根本不愿意理会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荆州，常常恶意辱骂孙权是“禽兽”，动不动就想要出师灭吴。

　　当关羽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时，诸葛亮却一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结果最后导致荆州失守，关羽殉难。

　　可见，作为主持军国大事的丞相，诸葛亮的确有纵容关羽、乐观其败的重大嫌疑。历史上有人甚至说，诸葛亮是“借刀杀关羽”，比如章太炎《訄书》就说：“诸葛氏假手于吴人，以殒关羽之命。”

　　这话说得是太过分了，因为再怎么说诸葛亮也是希望蜀汉成功，而不至于祈求蜀汉失败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诸葛亮的内心中，未尝没有一点儿对关羽之死幸灾乐祸的心理。

　　所以，当关羽的死讯传到成都的时候，刘备“大叫一声，昏绝于地”，甚至“一日哭绝三五次”，真是“如丧考妣”。而诸葛亮劝他说：“王上少忧。自古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关公平日刚而自矜，今日故遭此祸也。”（卷十六《汉中王痛哭关公》《曹操杀神医华陀》）

　　毛宗岗评道：“以不记军师‘东和孙权’一语，故似有埋怨之意。”（毛本《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评语）这可谓是“诛心之论”。

　　（二）驾驭魏延

　　文武不同道，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事情。但是，诸葛亮经常表现出的那种驾驭武夫的“诈术”，的确让人不免感到寒心。这一点，可以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中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作为例证。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当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带着厚重的见面礼投奔刘备的时候，诸葛亮一见，便“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并对刘备解释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后来虽然刘备刀下留人，但诸葛亮还是对魏延说：“吾今饶汝性命，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有异心，早做早取汝头，晚做晚取汝头。”（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

　　如果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诸葛亮给魏延定的三条罪状，其实都难以成立。在刘琮降曹以后，魏延就决计投奔刘备，只是因为从襄阳追赶刘备，没有赶上，才暂时进入长沙栖身。所以韩玄原本就不是他想要侍奉的主人，诸葛亮说的“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这两条理由就都落空了。只有第三条“魏延脑后有反骨”的理由，真是说不清、道不白，这怎么能成为魏延非死不可的罪名呢？

　　魏延投降蜀汉后，能征善战，败郭淮，诛马遵，射曹操，斩王双，几乎战无不胜，所以深受刘备的信任和重用。在五虎大将相继谢世以后，魏延实际上成为支撑蜀汉大厦的栋梁之材。

　　而且魏延还多谋善断。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２２７年）一出祁山时，他就曾向诸葛亮献策，要求亲率五千精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连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也曾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卷十九《司马懿智取街亭》）可是诸葛亮却不采纳这一计策，还因此而加深了对魏延的偏见。

这件事见于《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魏延传》还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从这儿可以看出，在历史上，诸葛亮与魏延在战略战术上的确一直有矛盾，诸葛亮讲究稳扎稳打，魏延则喜好出奇制胜。

　　所以，在小说里，诸葛亮一直不信任魏延，守街亭这样的重任，众人都以为要交给魏延，而诸葛亮却偏偏交给马谡，导致后来的街亭失守。小说中还写诸葛亮哄魏延说：“前锋破敌者，乃偏裨之将耳。”而让魏延接应，则是“大都督之任也”（卷十九《司马懿智取街亭》）。这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毫无心计的魏延竟然信以为真。

　　最值得注意的是“六出祁山”时的上方谷之役（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

　　在这一战役中，魏延奉命率兵引诱司马懿入谷，诸葛亮派马岱将上方谷谷口垒断，采用火攻，要把魏军烧死在谷中。这时魏延尚未退出，正往后谷中走，只见谷口已经垒断，他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司马懿见火光甚急，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断死于此处矣！”不料，突然狂风大作，天降大雨，他们都得救了。

　　嘉靖本在这里有小字注，写道：“此乃孔明欲将司马懿、魏延皆要烧死，不想天降大雨，二人得生。后孔明死时，遗计与马岱，将延斩之。”

　　事后，诸葛亮因为魏延当面责问他，便把责任都推到马岱身上，当着众将怒斥他，还下令斩马岱。幸亏众将再三哀告，诸葛亮方才罢休，只是削去马岱的官职，贬为散军。

　　有趣的是，这时诸葛亮又私下让樊建告诉马岱，这是丞相的“密计”，让马岱尽管推托截断谷口这一计策是长史杨仪出的主意。马岱次日私见魏延，说明情况。结果魏延非常痛恨杨仪，并请求诸葛亮让马岱做他的部下裨将。

　　诸葛亮明明知道杨仪与魏延从来不和，他不但不去调解，反而让马岱故意嫁祸于杨仪，更加深了两人的矛盾，这实际上加速了诸葛亮去世后蜀军内乱的发生。毛宗岗评本无法解决文本中的这一矛盾，所以干脆将这些情节统统删去。

　　李贽评道：“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第一百三回）在下一回又评道：“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第一百四回）

　　在史传中，魏延与丞相府长史杨仪的矛盾“有如水火”（《三国志·魏延传》），甚至连吴国的孙权都耳闻其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裴注引《襄阳记》《汉晋春秋》）。而诸葛亮则在两人中起平衡作用，他“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

　　但在小说里，诸葛亮却明显地偏袒杨仪，贬抑魏延。所以诸葛亮临终前交代后事，竟把魏延排除在外，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杨仪，而没有交给费祎或姜维，结果是逼迫魏延与马岱投降魏国。这是小说家言，于史无据。而杨仪存有叛变之心，却是《三国志·杨仪传》中有明文记载的。

　　民间说书人神化诸葛亮，说他能算命，能未卜先知，神机妙算。他早就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而且预知他会作乱，所以才“遗计斩魏延”。在小说中，魏延在诸葛亮祈禳北斗时，不慎扑灭了代表诸葛亮生命的主灯，真是罪该万死；他不但头上有反骨，而且曾梦见头上忽生二角，预示头上用刀，必然死于刀下（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死诸葛走生仲达》）。这些近乎荒诞的描写，掩盖了诸葛亮对魏延的不公正态度。

　　总的来看，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在魏延没有任何反迹而且屡立战功的情况下，居然定下计策，要把自己人魏延和敌人司马懿父子一起烧死；阴谋败露后，他又嫁祸于杨仪，激化杨仪与魏延之间的矛盾，种下了内乱的祸根；他还将计就计，让马岱身受苦肉计，取得魏延的信任，日后可以成为魏延投魏的见证人。这样的描写，造成了诸葛亮形象的人格分裂。在后来的版本演变中，这种文本的矛盾逐渐得到统一，特别是到了毛宗岗评本，将所有不利于诸葛亮的文字都删除殆尽了。

　　《三国志演义》描写的诸葛亮对魏延的偏见，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诸葛亮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早识“反骨”的先见之明，硬逼魏延造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诸葛亮的权诈心术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将相不和，文武争夺，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少见，著名的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三国历史记载中，关羽和魏延一样，都是“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的，这一点当然为后世的士大夫深恶痛绝。所以在小说中留下了诸葛亮与关羽、诸葛亮与魏延关系极不融洽的生动描写，但也留下了诸葛亮使用诈术，将关羽和魏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描写。其中孰是孰非，值得我们深思。

　　士大夫与赳赳武夫之间的是非恩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有趣的视角。

一、引子:第一名将

　毛宗岗本《三国演义》评价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毫无疑问，《三国志演义》所写武将如云，但形象最为感人的是关羽。

　　千百年来，不管喜欢不喜欢关羽，关羽的形象总是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仅以一位名将著称，而且以神灵著称，成为著名的“关公”、“关老爷”，甚至“关帝”。

　　直到现在，“关羽热”在海内外一直在升温。近２０年来，出版的有关关羽的专著就有２０多部。学术界还常常召开学术会议，研讨中国文化里面的关羽。可以说，关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当然，讨论中国文化里面的关羽，这个题目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所以我这里将主要以《三国志演义》小说为主，围绕毛宗岗所说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谈谈关羽作为“名将”，究竟“奇”在何处？为什么堪称“第一奇人”？究竟哪些特点使他成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

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

（一）红脸关公

　　首先，关羽形象最奇特的当然是他的容貌。一提到关羽，大家眼前就会出现这么一个形象：身长九尺三寸，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五绺长髯，胯下赤兔马，手持一把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人物形象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面如重枣”，那是一种暗红色的脸，后代戏曲中演“红脸关公”的专门行当，被称为“红净”。据说脸红象征着忠义，民间口传，喝酒脸红的是忠臣，喝酒脸发青、发白的则是奸臣。红脸和白脸，变成忠和奸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其实那是后人的看法，当时的人们可不这么看。因为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还有一个人也是“面如重枣”，那就是魏延，可是他一出场，诸葛亮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脑后长着“反骨”，“久后必反”。可见红脸的人也可能不是忠臣。

　　所以，小说里写关羽“面如重枣”，与其说是忠臣的面相，表现出忠贞的品质，不如说这是威严的武将的面相，突出了刚勇的品质。

　　与“红脸关公”相媲美的，是“黑脸包公”，“黑脸”成为一种严峻的法官的面相，表现的是铁面无私的性格。所以，关羽的红脸，在当时只是性格化的脸谱，还不是道德化的脸谱，跟后世戏台上曹操的“大白脸”还是有些不同的。

　　（二）勇武绝伦

　　毫无疑问，勇武绝伦肯定是名将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比如《史记》记载项羽，就说他“力能扛鼎”，像举重运动员挺举一样，两手可以把鼎举起来。关羽作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他当然有着过人的勇武。历史上的关羽就是一位威猛神勇的武将，他和张飞一样都是“万人之敌”，小说更是不惜笔墨描写关羽的这种勇武绝伦。

　　“温酒斩华雄”是关羽的一次很重要的亮相（卷一《曹操起兵伐董卓》）。

　　小说先作了大量的铺垫。当时在汜水关，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董卓手下第一员骁将华雄，坚守沂水关，先斩了鲍忠，又把孙坚打得落荒而逃。

　　诸侯商议迎战。先是袁术手下骁将俞涉出战，不到三合，被华雄斩首，“众诸侯大惊”。接着太守韩馥手下上将潘凤出战，又被华雄斩了，“诸侯皆失色”。

　　这时袁绍感慨地说，如果他手下的颜良、文丑，“得一人在此，岂放华雄施威哉”！这当然也是一种铺垫，因为咱们知道，后头刺颜良、诛文丑的还是关羽。

　　正当诸侯一筹莫展的时候，关羽挺身而出，说：“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关羽引人注目的外表相貌与他卑微的社会地位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时帐中三位统帅的表现各自不同。

　　袁术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袁术十足地是一位自负的豪强，表现出对平民出身的关羽的极度轻蔑。

　　而袁绍不像其弟如此无礼，语气稍显缓和，说：“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吾等如何见人？”袁绍还是有一定眼光的，他后来成为曹操的劲敌，并非偶然。他愿意让关羽试一试，又死要面子，怕让董卓知道让一个弓手出去打仗，这太丢人了。重面子，这是袁绍的性格。

　　最后还是曹操出面斡旋。他先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广学。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诛亦未迟。”接着又说：“据此人仪表非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由此可见，曹操善于使诈，而且善于用人。他想到，关羽出战，打赢了很好，打输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只是一个弓马手，输了也不丢脸。可以看出来，曹操的见识、胸襟和心机远远高出于袁氏兄弟之上，他最后能够击败袁氏兄弟，也不是偶然的。

　　这时关羽昂然回答说：“如不胜，请斩我头。”这句话说得不免有点牛气，假如他输了，不等袁术、袁绍、曹操斩他的头，华雄就可以斩他了。

　　于是曹操让他喝一杯酒壮壮胆再去，关羽说了一句：“酒且斟下，某去便来！”然后提刀出帐，上马而去。

　　小说写道：“众诸侯听得寨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却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这是关羽“威镇乾坤第一功”，小说写得相当有气势。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两位武将之间一刀一枪的厮杀招数，这是为了加快小说叙事的节奏，让关羽夸下的海口能够迅速兑现，给聚于帐中的诸侯，也给阅读作品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据历史记载，斩华雄的是孙坚，与关羽无关。而在小说里，却写孙坚被华雄打败了，最后才让关羽出场。小说歪曲了历史，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英雄。

　　接下来，小说又用相似的笔法写“虎牢关三战吕布”。这次不是关羽单打独斗，而是刘、关、张三兄弟齐上阵，跟吕布群殴。

　　小说写“吕布英雄，无人可敌”，诸侯八路军马，眼睁睁地看着吕布杀死穆顺，打败武安国，却只能面面相觑，“心丧胆裂”。

　　这时，先是张飞大战吕布，“渐渐枪法散乱”。接着关羽上前助战，“又战到三十合，两员将战不倒吕布”。刘备又驱马向前，“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这下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玄德面上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走”。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如果单论武功，关羽恐怕不是吕布的对手，吕布可以说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武功第一高手。

　　关羽的勇武，还可以从刺颜良、诛文丑里显现出来（卷五《云长策马刺颜良》、卷六《云长延津诛文丑》）。

　　当时袁绍派遣大将颜良作先锋，进攻白马（华州），与曹操对敌。关羽主动请战，但曹操生怕关羽立功后远走高飞，所以没有答应他。

　　这时小说又用了同样的铺垫手法，写颜良先后斩了宋宪、魏续，打败徐晃，“诸将栗然”。于是曹操只好用程昱的计策，调关羽前来出战，“如胜则重用，如败则决疑”，看看关羽值不值得他如此重视。

　　关羽到了白马，先跟曹操上土山，远望颜良，夸口说：“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耳！”他丝毫不把颜良放在眼里，说：“某虽不才，愿去万军中取首级来献丞相。”看来关羽是很善于推销自己的，大话、满话，张口就来，一点儿不打磕巴。

　　于是关羽“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将盔取下放于鞍前，凤目圆睁，蚕眉直竖，来到阵前”。

　　这时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羽到来，正要问他话呢，没想到关羽的赤兔马跑得太快，一下子就跑到颜良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他斩于马下。“中军众将，心胆皆碎，抛旗弃鼓而走”。

　　关羽下马，把颜良的头割下，“拴在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似入无人之境”，回到军中，献首级于曹操面前。

　　颜良好歹也是一员大将，怎么还没交手，就被关羽杀了呢？小说在这儿有个小注：“原来颜良辞袁绍时，刘玄德曾暗嘱曰：‘吾有一弟，乃关云长也，身长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喜穿绿锦战袍，骑黄骠马，使青龙大刀，必在曹操处。如见他，可教急来。’因此颜良见关公来，只道是他来投奔，故不准备迎敌，被关公斩于马下。”

　　可见，斩颜良并不足以体现关羽的勇武，他只是机会凑巧，令颜良措手不及罢了。要不然，不至于战未一合，关羽就斩了颜良。

　　当然这也是因为关羽实在求胜心切，他想胜了以后，就可以为离开曹操去找刘备提供一个借口。所以他恨不得马上立下战功，在战场上根本顾不上跟颜良搭话。

　　后来袁绍又派文丑率十万军前来迎敌。刘备正在袁绍军中，愿同行。文丑说：“刘玄德乃累败之将，于军不利。”他不愿意用刘备，后来刘备好说歹说，才答应分给他三万军，让他作为后部。

　　文丑到了延津，先与张辽、徐晃交合，张辽、徐晃战他不过。这时关羽恰好赶到，“与文丑交马，战二合，文丑心怯，拨回马绕河而走”。

　　看来文丑也被关羽的名声镇住了，如果竭尽全力，也不至于这么不济，只战二合，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当然文丑战不到二合就跑，也有他的讲究。因为在战场上，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好跟关羽说话。所以先跑走，引着关羽追他，追到没人的地方，好告诉关羽刘备在袁绍那儿，这样两人就可以不打了。

　　文丑没想到，关羽骑的是赤兔马，一下子就赶上他，根本没顾上搭话，脑后一刀，就被斩下马来。

　　关羽刺颜良的事见于史书记载，而斩文丑则是小说的虚构。张辽、徐晃双战文丑，都未能取胜，而关羽不到三个回合便将其斩于马下，两相对比，关羽的神勇愈加突出。

　　关羽在战场上的勇武，在后来和蔡阳、黄忠、庞德等的对阵中，还有精彩的描写，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在小说中，关羽的勇武绝伦不仅表现在战场上，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刮骨疗毒”的故事（卷十五《关云长刮骨疗毒》）。史传记载了这件事，《三国志平话》开始把给关羽疗毒的医生附会成华陀，于是华陀也跟着关羽大大出名了。

　　如果仔细地阅读“刮骨疗毒”的故事，会发觉关羽的勇猛不免带点作秀的成分，因为他太自信，太高傲了，他有必要把自己塑造成神乎其神的勇武形象。

　　关羽领兵攻打樊城，“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绿袍，旁若无人”（卷十五《关云长水淹七军》），结果被曹军射中右臂，箭头拔出来，血流不息。

　　华陀给他疗伤，说伤口有毒，需要动外科手术。因为手头没有麻药，就介绍了一种止痛的办法：立一个柱子，上面钉上一个大圆环，把受伤的胳膊伸到圆环里头，然后用绳子捆上，这样便于止痛。再用被子把眼睛蒙住，还可以减轻一点心理压力，这样做手术时，用尖利之器割开皮肉，鲜血淋淋，就不至于害怕。

　　关羽却不以为然：“如此容易，何用柱环？”又说：“吾岂比世间之俗子耶？任汝医治。”于是他一边饮酒食肉，一边与马良谈笑弈棋，伸臂令华陀动手术。

　　于是华陀拿一个大盆子接血，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用刀刮骨头，“刮之有声”，“血流盈盆”，“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只有关羽一边饮酒食肉，一边谈笑弈棋，满不在乎。

　　手术完了以后，关羽大笑说：“此臂屈伸如故，并无痛矣。”华陀不禁赞叹道：“某为医一生，未曾见此君侯，真乃天神也！”

　　其实，谁都知道，不敷麻药，直接用刀子割肉刮骨，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疼痛感呢？关羽肯定感觉到疼痛，但他要做出英雄的样子，表现出非同凡人的勇武，就忍痛不说罢了。而且他还夸口：我是英雄，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这不是作秀是什么？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关羽勇武绝伦，写他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既然是第一，就要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奇人必有奇事。

　　（三）足智多谋

　　在刘备的五虎将中，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关羽始终居于首位。要论武功，张飞、赵云、马超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而黄忠两次跟关羽打仗，也不分胜负。之所以关羽能荣居首位，除了勇武以外，还有其他因素。

　　跟张飞等人不同，关羽不仅勇武绝伦，还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名将。这里只说两件事，就是小说中称赞的：“单刀赴会真豪杰，水淹七军妙度量。”

　　“单刀赴会”是文斗，“水淹七军”是武斗。文斗和武斗显现出关羽独有的智谋和韬略。当然这种智谋和韬略必须建立在勇武绝伦的基础上。没有这种底气，他想不出这种妙计来。

　　先看“单刀赴会”（卷十四《关云长单刀赴会》）。

　　按《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鲁肃为索取荆州，约关羽相会，并大义凛然地谴责刘备贪而弃义，结果刘备“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可见历史上的单刀赴会说的是鲁肃而不是关羽。

　　宋元时期民间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和元代关汉卿的《单刀会》杂剧，对这一史实做了翻案，突出渲染了关羽的英武风度，从而“单刀赴会”成为关羽一生中极为显耀的事迹。

　　《三国志演义》大体上延续了平话和杂剧的内容。小说首先写关羽的勇武名声震慑了鲁肃，鲁肃在陆口寨外临江亭上设宴，请关羽赴会。鲁肃知道关羽勇猛，必须在酒席之间把他灌醉，然后让五百甲士一拥而上，这样才能逮住关羽，否则无法赢他。

　　关羽明明知道鲁肃索取荆州的用意，却一点不当回事。他的儿子劝他不能轻易去冒险，他回答说：“吾来日独驾小舟，用亲随十余人，单刀赴会，看鲁肃如何近我！”他英武自信、胸有成竹，根本不把鲁肃放在眼里，不把东吴放在眼里。

　　当然他也做了防范措施，让关平选快船十只，藏善水军士五百，在江上等候，看他招起旗帜，便过江来接他。

　　到了临江亭，在酒席上，鲁肃说起还荆州的事来。关羽搪塞道：“此国家之事，筵间不必论之。”

　　鲁肃还是唠叨不停，责怪关羽：“幼读儒书，五常之道，仁、义、礼、智皆全，惟欠信耳。”这时关羽辩白说，当年“赤壁之战”时，刘备戮力破敌，怎么能“无一块土相资”呢？荆州只能算是东吴送给刘备的一份礼物罢了。

　　鲁肃认为荆州是刘备跟东吴“借”的，好借好还，怎么能赖账呢？他越说越生气，竟批评刘备“贪而背义，必为祸阶”。这时关羽耍赖说：“此皆吾兄左将军之事，非某所宜预也。”这是哥哥刘备让我这么做的，和我没有关系，哥哥让我守着荆州，总是有道理的。

　　话说到这里，再说也无济于事了，所以关羽让周仓召来关平的小船，他一手拉着鲁肃，一手提着大刀，走到江边。

　　虽然吕蒙、甘宁早就埋下伏兵，但见关羽亲握鲁肃，不免投鼠忌器。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关羽上了船，与鲁肃拱手作别。

　　关羽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挫败了鲁肃的“鸿门宴”，谈笑挥洒之间，保住了荆州。这是“文斗”，表现出关羽外交谈判的智慧。

　　关羽一生战功累累，最显赫的一次就是“水淹七军”（卷十五《关云长水淹七军》）。“水淹七军”是“武斗”，表现出关羽的军事谋略。这事载于《三国志·关羽传》，小说将它作了夸张性的渲染。

　　曹操结联东吴，欲取荆州。关羽受命都督荆、襄九郡事，起兵攻襄阳。他设计让廖化诈败，诱敌深入，远离襄阳，而自己则出奇兵，袭取襄阳，断了曹仁的去路，大败曹军。曹仁被迫退守樊城，被关羽围住。

　　曹操听到消息后，加于禁为征南将军，庞德作先锋，领兵去解樊城之危。对比双方的军事力量，这时关羽军队的人数不如曹军，加上庞德年轻气盛，轻易不服输。常言道：“不怕横的，就怕不要命的。”庞德立下军令状，抬着棺材来打仗。所以一开始关羽打不过他，还差点丧了命。

　　于禁嫉妒庞德，把军队调到樊城之北十里，依山下寨。背山而守，这在战术上讲是对的，但是曹军驻扎的这个山口是山谷之间的一个山口，一旦长江水决口淹下来，这里就成了水洼子。于禁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关羽想到了，他对这一带的地势比于禁熟悉得多。这时正好是八月秋天，连日骤雨，关羽派人堰住各处水口，等水发时，夜间率军乘高就船，放水淹樊城、罾口的曹军。于是活捉于禁，生擒庞德，收降曹军不下万余，其余七万多人都淹死于水。

　　这一仗打得非常残酷，打得曹操心惊胆颤，甚至想要迁都。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诸葛亮用兵，特别擅长火攻，火烧博望、赤壁之战、上方谷之战，都是火攻。而关羽在这儿用的是水攻，其计谋的高超足以与诸葛亮相媲美。

　　（四）儒雅的风范

　　除了智勇双全，“儒雅”是关羽不同于其他武将的一个突出特点。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歌颂关羽时说：“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这种儒雅的风范在古今名将中极为匮乏。

历史上的关羽喜欢阅读《春秋左氏传》，据说能朗朗上口，裴松之《三国志注》对此有所记载，其他史传里也写到了。在《三国志平话》里，不仅写关羽喜欢读《左传》，还写他每当读到乱臣贼子传时，常常拍案而起，表现出由衷的道德情怀。我们看到的关羽塑像或画像，多为一手捋长须，一手捧《春秋》，完全一副儒将做派。

　　《春秋左氏传》是汉代末年、三国时期流行甚广的一部经书，也是一部史书，《春秋左氏传》在当时是一门显学，人们将《春秋》之学广泛地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

　　好读史书，尤其是好读《春秋左氏传》，这是关羽儒雅风范的根源，当然也使关羽养成了儒雅的品德。比如“降曹”这件事，毛宗岗评道：“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注脚耳。曹操借一‘汉’字，笼络天下；云长即提一‘汉’字，压倒曹操。……汉是汉，曹是曹，将两下划然分开，较然明白，是云长十分学问、十分见识，非熟读《春秋》，不能到此。”（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评语）

　　咱们知道，“春秋无义战”，但《春秋》却明确张扬“义”的观念，讲究褒贬。所以后人说：“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自从孔子修订《春秋》以后，乱臣贼子一读《春秋》就害怕，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谁违背了伦理道德，历史就会把他钉在耻辱柱上。关羽读《春秋左氏传》，就不仅研习书中的兵法战术，提高自身的军事谋略，而且汲取其中的伦理教义。

　　看来读书和不读书就是不一样。我总觉得，关羽“降汉不降曹”的标榜跟读书有关系，他之所以会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和他善于读书也大有关系。要是张飞，他是不读书的，不管伦理道德，宁死也不会降曹，更不会放走曹操。

　　读书人往往把道德准则看得很重，把当世人和后世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看得更重，他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掂量掂量，琢磨是否符合伦理道德。

　　古人是很看重武将读书的。比如东吴的吕蒙，后来成了关羽的“克星”。据史书记载（《三国志·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吕蒙出身卑微，十几岁就东征西战，是一员勇将。但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后来投奔了孙权，孙权劝他多读一点书，他回答说：“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说：“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光武帝刘秀和曹操比谁都忙，却照样读书不误，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以后，就利用打仗间隙努力读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有一次，鲁肃到吕蒙军中，吕蒙给他讲当前形势，分析他怎么能够对付关羽，讲得头头是道。鲁肃很吃惊，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回答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吴下阿蒙”、“刮目相看”，后来都成为典故成语。

　　总起来看，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正因为有智谋和儒雅相济，关羽的勇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有人称其为“神勇”，这与小说中的张飞、马超、黄忠、典韦、夏侯惇等人不可同日而语。关羽的神勇，绝不是一般的匹夫之勇，而能给人一种磅礴不可阻挡的气势，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威。一提到关云长，不仅让人热血沸腾，而且让人崇敬景仰。

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重"

（一）关羽降曹

　　智勇双全是关羽外在的品质，而“义重如山”则是关羽内在的品质，后来关羽成了民间崇拜的神明，统治者封他为“义勇武安王”。“义”和“勇”二者不可缺一，而且“义”要在“勇”之前，而不是在“勇”之后。历代人们能够称颂关羽，能够对他像神明一样崇拜，和他这种“义”的品质密切相关。

　　从历史上看，关羽对待刘备“义重如山”，他一生追随刘备，从来没有变心，所以《三国志·关羽传》说他有“国士之风”。

　　既然是“国士之风”，关羽对刘备的“义”，就不是一般的兄弟之义，也不是一般的江湖朋友之义，而是一种兄弟之义、朋友之义外加君臣之义的综合的“义”。在毛本《三国演义》中写道，张辽曾问关羽：“吾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何如？”关羽回答说：“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岂可共论乎？”（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这确实指出了关羽尚义的特点。

　　问题在于，关羽尚义，不仅对刘备“义重如山”，对曹操也讲义气，这点引起了后人的很多争议。

　　关羽与曹操的“友谊”，应该说早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但那还只是“惺惺相惜”的一种默契，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知己”。关羽跟曹操能够成为“知己”，那得从他“降曹”说起（卷五《张辽义说关云长》）。

　　曹操分兵五路，前来攻取徐州。张飞打了败仗，逃往硭砀山。刘备兵败小沛，也投奔冀州袁绍去了。甘、糜二夫人陷于下邳，只有关羽被围困在城外土山上。

　　这时曹操派张辽前来说降，关羽愤然大怒，说：“吾今虽处绝境，视死如归！”这时他是准备“仗忠义而死”的。

　　张辽劝他说，你要死了，就犯下三条罪，“岂不为万世耻笑”？首先，你和刘备桃园结义，誓同生死，现在刘备逃走了，如果你死了，刘备怎么能独活呢？“误主丧身”，这是第一罪。其次，刘备把两位夫人托付给你，以为万全之计，你总不能像张飞那样不管不顾吧？如果你死了，两位夫人怎么办？辜负刘备“倚托之重，实为不义”，这是第二罪。第三，你们兄弟三人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共同发誓要辅助汉帝，如果你死了，谁来完成这一大业？你自己“成匹夫之勇，上负祖宗，下辱其主，安为义”？这是第三罪。

　　张辽所说的这三条，既不是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来说话，也不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来说话，而是站在关羽的立场上来说话，句句都替关羽考虑，所以特别中听。关羽没法反驳，只能投降。

　　但是作为投降的前提，关羽讲了三个条件：第一条，“降汉不降曹”；第二条，保全两位嫂嫂的性命，厚待她们；第三条，“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这三条都是很重要的道德准则：“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严男女之别，第三明兄弟之义。”（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评语）所以关羽斩钉截铁地说：“三者缺一，断然不肯降。”

　　前两个条件曹操一口就答应了，他想，你说什么“降汉不降曹”，我是汉宰相，降汉不就是降我吗？降曹、降汉这是一回事儿，不就是一张招牌吗？至于保全两位嫂嫂，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他不太容易接受第三条，他说：“此事却难从之。吾养关公何用？”但是张辽劝他：“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不住也？”曹操觉得张辽说得对，于是答应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关羽投降了曹操。

　　虽然关羽说“降汉不降曹”，实际上是降曹了，却不说自己投降曹操，这件事引起后人很多争论。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关羽投降曹操这件事？从道义上讲，这是不是失节的行为？

　　我们注意到，古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有时也讲究权变，不仅看他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小说中张辽的“其罪有三”和关羽的“约以三事”，都是向读者说明关羽为什么降曹，这样就给关羽的降曹行为找到了理由和动机。后来关羽在曹营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则是写他的“怎么做”。

　　中国古人认为，一个人的身和心是可以分开的，可以分而论之。有一句成语，叫作“身在曹营心在汉”。用小说中关羽自己的话，就是：“吾身在此，心在兄处。”（卷五《云长策马刺颜良》）身和心既然可以分开，论人的时候，就可以不论其“身”，但论其“心”。这正是古人通达的地方，也是一种中国式的做人智慧。

　　比如，曹操赠给关羽异锦战袍，关羽接受了，把它穿在里面，外面还用旧袍罩上。曹操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么穿。他解释道：“旧袍乃刘皇叔所赐，常穿上如见兄颜，岂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之旧赐乎？”曹操不得不感叹：“真义士也。”（卷五《张辽义说关云长》）

　　曹操又赠他吕布所骑的赤兔马，关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说：“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虽有千里，可一日而见面也。”曹操听了非常惊讶，不免有点后悔。（卷五《云长策马刺颜良》）

　　关羽虽然受到曹操无微不至的关照，却一心一意都放在刘备身上，这不能不令曹操哭笑不得，无可奈何。

后来，得知刘备在袁绍军中，关羽毅然辞曹，护送二位嫂子，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追随刘备而去。连曹操也不得不慨叹：“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卷五《关云长千里独行》）

　　正因为如此，后世史官称关羽：“两尽其忠，世称义勇。”毛宗岗评关羽，也赞颂他：“堂堂正正，凛凛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评语）

　　身心两者的分离，这是中国古人在看待一件事情、一个人物的时候非常透辟的一种观点。关羽投降曹操没有？从事实来说，他的确是投降曹操了，这点是不可否认的。那么，他是不是失节呢？如果从事实来说，他的身体降了曹操，显然是失节了；但是从动机来说，他心没有降曹操，所以可以说他没有失节。

　　古人往往讲究“盖棺论定”，这不仅是说拿一个人最后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个人，而且也是指要在一个人的行为过程中去判定他的道德品质。在降曹以后，关羽始终全心挂念着刘皇叔。他知道曹操待他非常好，“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他感念曹操的恩德，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更感念的是跟刘备的那种朋友、兄弟加主臣的情义，他不会因为曹操的这种新恩，忘了刘备的那种旧义，这是绝对不会的。

　　这就是关羽，这就是关羽做事光明磊落的地方，我该做的我做了，但我该怎么表达我还怎么表达。我知道自己做了这件事情，我能把握事情的分寸，我要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在中国古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仅仅从道德观念去评价，有时很难判断他行为的是与非。

　　比如北宋灭亡的时候，宋室南迁，女真在北方建立了金王朝。南宋经常派使节到金朝去，有些派去的使节被金朝留下来，义不降金，甚至死在北方；有的则投降了金朝。

　　投降金朝的使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投降以后全心全意地为金朝做事，还有一种是投降金朝以后，身降心不降，表面上为金朝做事，但做的都是对南宋有益的事。

　　比如宇文虚中在金朝已经做到国师，相当于宰相了，但是他想方设法要在宋金两国言和的情况下，把被捕的宋徽宗、宋钦宗送回南方。后来，他还设谋在金朝内部发生政变，颠覆金王朝，以实现恢复中原的志向，最后计谋败露，被问罪斩首。

　　宇文虚中虽然最后是为宋王朝尽忠的，但他毕竟投降了，而且在金朝官运亨通，为金朝做了不少事。那么，在论定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还提不提他变节投降？又如何评价他投降金朝的行为呢？

　　像关羽降曹，就给我们提供一个例证，即中国古人评价人物的时候，可以采取身心分离的两重观点。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到他做什么，更要看重他怎么做，还要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用这样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做到入木三分、全面公平。

　　（二）义释曹操

　　至于关羽为报昔日之恩，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小说称其为“义重如山”，这件事值得我们深思。

　　华容道义释曹操，这是于史无征的。《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赤壁败亡后过华容道（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与关羽毫无关涉。到《三国志平话》，讲到关羽在华容道拦截曹操，但也只说在关羽面前突然生起了大雾，什么也看不见，曹操冲将过去，逃之夭夭，而不是被关羽放走的。

　　可在小说里，写诸葛亮有意派遣关羽去守华容道，最后关羽放走了曹操（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

　　赤壁大战时，诸葛亮从东吴那里脱身回来，立刻调兵遣将，唯独冷落了关羽。关羽实在憋不住了，主动请战。诸葛亮卖关子说：“某本欲烦足下把一个最紧要的隘口，争奈有些违碍，不敢教去。”为什么不敢？他解释说，曹操败逃，必走华容道，而曹操过去“待足下甚厚”，你“誓以报之”，如果让你守华容道，“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

　　这话激怒了关羽，他生性争强好胜，当即写下军令状，如果放了曹操，“愿依军法”。同时，关羽赌气，也让诸葛亮写了一纸军令状，如果曹操不从华容道走，诸葛亮也依军法从事。

　　这军令状意味着什么？那是拿自己的脑袋作赌注。这就反衬出后来关羽要放走曹操，其心里负担是很重的，他将面临着道德和生命的激烈冲突。这是第一个铺垫。

　　诸葛亮的这一做法，连刘备都觉得不合适，说：“吾弟云长，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他深知关羽的性格人品，肯定会放了曹操。

　　这时诸葛亮回答说：“亮夜观乾象，曹操未合身亡。留这恩念，故意等云长做个人情，亦是美事。”刘备竟然称赞说：“先生神算，世罕及也！”

　　这是第二个铺垫，给关羽义释曹操埋下伏笔，反正曹操“未合身亡”，这件事不过是考验关羽品德的一个关口罢了。

　　作了这两个铺垫以后，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关羽义释曹操的过程（卷十《关云长义释曹操》）。

　　当曹操见到关羽的时候，一开始手足无措，说：“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还是军师程昱清醒，提醒他：“某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况丞相旧日有恩在彼处，何不亲自告之，必脱此难矣。”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关羽吃软不吃硬，只要伏低作小来恳求他，没准就能说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