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土地改革的启示

　　这是我多年前的一篇旧文。促成这篇文章的写作的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一本书是一个叫李国鼎的人写的关于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介绍，他是当时台湾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台湾当局里重要的经济部门官员，策划、推动和完成了台湾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因此他那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台湾改革的背景、过程、影响非常有益。那本书给我的震憾相当大，彻底改变了我关于现代化进程（或工业化进程）的整个看法。
　　　　
　　一篇文章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秦晖所写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与反兼并之争的《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该文语言雄辩，逻辑推理看上去也严丝密缝、滴水不漏，却得出了我不能苟同的结论，因而促使我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存在。

[[i] 本帖最后由 风使 于 2008-6-4 20:30 编辑 [/i]]

　　台湾土地改革的启示——兼论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与反兼并之争”
　　
　　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人为地推动工业化过程中有意地通过剥削或牺牲农业部门的发展来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情况非常不同。而台湾农业的发展又可进一步归功于1949-1957年间成功推行的土地改革。本文拟就这一场土地改革的情况来分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推进农业现代化可从中获取什么有益的经验。

　　一、台湾土地改革过程及其分析
　　
　　应该说，台湾成功实话土地改革的经验并非台湾一地所特有。如大陆在解放前就已经在东北解放区试行了土地改革，虽然以阶级斗争为其意识形态的取向，措施也远为台湾激烈，有强烈的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倾向，但其结果仍然是相当不错的。不仅为解放军赢得了人心，也确保了战时物质资料的供应充足。
　　
　　另外，从日本战后的情况来看，美国占领当局当地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比台湾要激烈，但效果也同样非常好。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消除，战后社会上弥漫着的不稳定情绪烟消云散，尽管在物质生活方面依然艰苦了好几年。尤其是此举使当时日本的左冀势力一蹶不振，原因是他们所能想像到的最激进的措施，都已经被美国占领当局一举完成。因此他们在日本民众中失去了请诉求的对象，自然而然就衰落下去了。
　　
　　从上述将台湾的土地改革情况，与大陆解放前在解放区，和美国占领当局战后在日本的类似措施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土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于当局领导人在土地上没有既得
　　
　　解放区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一支外来的武装力量，虽然成员大多是农民，但与解放区的土地没有联系。美国占领当局当然更加对日本的土地没有兴趣。这确保了土改能以相对公平的方式来进行，至少对于获得土地分配的农民来说是这样。
　　
　　由这些历史事件来看，公正对于改革来说，的确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即使从经济学的理论上分析，公正也至少可以大大减少在寻租方面的浪费，因而完全可以视为效率问题的一部分。当然，领导人在土地上没有既得利益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当局内部不会产生阻挠土地改革进行的力量。

（待续）

　　从台湾土地改革的全过程来看，台湾当局的确是尽了最大可能公正地对待地主。
　　
　　土地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佃农成为土地所有者，并通过三步措施逐渐地实现。首先是1949年就开始施行的减租计划：将地租限制在1949年总收成的37.5%（注1），如果原来租金高于此事的必须降低到这一限额水平上，如果原来租金低于此数的则不准增加（注2）。配合减租计划，还有一些相应的措施，如租期不能随意终止；最短的租期是6年；若佃农没有违反租约，租约到期必须续订，等等。
　　
　　[注1：原来的平均地租高达57%，有些甚至达到70%]
　　
　　[注2：这使人联想起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Barzel，1987）一书中对美国在石油危机暑期实施的油价管制的介绍。油价管制中的规定实际上与此规定相类似。]

　　综观整场土地改革，地主利益最受到直接冲击的恰恰是这一步，尽管从表面看来，地主和佃农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在这一步里并没有发生变化。（注3）。
　　
　　[注3：即土地仍然是归地主所有，佃农仍然只是租用土地的使用权。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地区一体化收取租金的权力受到限制，实际上已经导致地主丧失了从租金限额，到如果没有租金管制本来会形成的市场租金之间的收益差额的所有权。]
　　
　　这一阶段的计划实施顺利得惊人，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这个结果与地租比原来大幅下降的事实相结合，使农民收入增加了81%，其中四分之一用于改善生活，四分之三用作土地上的追加投入。富足的结果使农民对于减租计划非常感激，称其新买的牛为“三七五减租之牛”，连新娶的媳妇也叫作“三七五减租之新娘”。

　　这里有必要对价格管制的问题作一论述。
　　
　　租金管制无疑是价格管制中之一种，而价格管制向来是备受经济学家的抨击的，因为它是政府扭曲市场信息的一种典型表现。而产权经济学更是进一步指出，价格管制不仅仅是扭曲了价格，而且是一种对产权的变相的局部侵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这可是一条远比扭曲价格更遭唾骂的罪名。
　　
　　在实践之中也多次证明，价格管制扭曲资源配置，而且成本巨大，对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像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Barzel，1987）中分析了美国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采取的管制石油价格的措施，事实上这一政策也被证明是失败之举，不但生产者的收益受损，而且价格在管制结束后更猛烈地上涨，消费者受价格剧烈波动之害更深。而巴泽尔的分析更进一步证明，人们通过在各种边际上进行调整，使实施管制的尼克松政府其实未能有效地管制石油价格。虽然巴泽尔没有直接地表明，但已隐含地指出，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政府什么也不能给予”那样，政府同样是什么也不能管制。

　　但台湾当局在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所实施的地租管制显然是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其原因除了一些学者已经进行过的极富理论性的分析外，此处还可以提供一个政策战略上的解释。
　　
　　美国1970年代的石油价格管制，与台湾这场土改中的地租管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美国的价格管制的目的就是价格管制本身，完全正确是为了抑制当时的石油价格飞升所导致的高通货膨胀率；而台湾的情况却略有不同。台湾进行地租管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压制地租本身，而是作为整个土地改革政策中的其中一个步骤，是为了进一步实施后面的两个步骤作铺垫，最终的目的不是在于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所以，管制地租只是土地改革中的一个考虑，而不是目的本身。
　　
　　从下面对土改情况的描述可知，一旦土地改革进入第二步，地租管制就不必再以直接强制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土地交易价格来加以间接调控。

(待续)

希望文章写完后能将《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一文贴上来以作比较
另外建议，最好再看一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2, 17:14:19发表
希望文章写完后能将《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一文贴上来以作比较
另外建议，最好再看一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 [/quote]
张的那篇博士论文我看过，看的还是英文原版哩，是最早的那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那一版。居然给我找到那么“古旧”的版本，牛不？呵呵。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2, 17:14:19发表
希望文章写完后能将《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一文贴上来以作比较
[/quote]
在网上搜了一下，找不到秦教授这篇文章的电子版。我是有纸版，但那文章太长了，不可能打字上来的。

张的论文，我是在写这篇旧文之后才看到的，所以当时不知道他的意见。

现在我的想法，与当时已经很有些不同了。我现在也在写一篇新的东西，续这篇文章的。把这篇文章贴完后，再把现在写的东东贴上来。

　　土地改革的第二步从1951年开始，台湾当局将在战后从日本人那儿没收回来的公共田地出售给农民，平均每户允许购买3公顷左右，可以用十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以稻米或现金支付。所厘订的价格若以十年分期付款算，再加上有关的利息（4%）、税收、水费及其它费用，恰好约为原来佃农在租用土地时所要缴纳的管制下的地租，即37.5%。
　　
　　这一阶段的措施事实上没有对原来的地主构成太大的直接冲击。因为土地是从公共田地那儿转移到佃农手中，而且购买所发生的有关费用在十年内与租金持平，也不会对以租金收入构成其主要收益的地主利益造成即时的冲击。

　　第三步是在1953年开始实施“耕者有其田”计划，方式是台湾当局按照第二步里出售公共田地的价格，从地主手中购买他们所有超过3公顷以上的土地，然后转售予佃农。这本质上是一种“赎买”的方式，而由于地主所获之价格与出租持平，因而也体现了“当局根本没有剥夺地主阶级财产的意图，因为这样会成为政治不稳和不安定的来源”（李国鼎，1988）这一台湾土改的原则，从而为土改计划获取地主的合作，得以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深入分析台湾这一场土地改革，可发现改革中各个步骤的设计非常巧妙。
　　
　　假如土改从一开始就直接实行平均化土地的措施的话，佃农都还很穷，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本用来购买分给他们的土地。当然可以采取免费大赠送的计划调节，但这将会使当局承担极大的财政上的损失（将公共田地免费赠予，或向地主赎买了土地后免费转让给佃农的情况都是一样）。如果当局不想承担这种财政上的损失，就只能通过强行剥夺地主的土地的方法来避免损及财政实力，而实现分田。但这肯定会激起地主极大的不满，在当时国民党刚刚迁入台湾，外有大陆解放军的威胁，这样做等于制造内部不稳，自找麻烦，绝非上策。相反，台湾当局先从管制地租入手，切实地减轻佃农的负担，而又在表面上没有马上触及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改革的启动减少了很多阻力。
　　
　　而对于接下来的两步来说，这一步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首先，它使佃农普遍富裕，为日后两步里佃农能拿出大笔资金购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另外，佃农固然因农产品产量上升而受惠，当局的财政又何尝不是如此？产量上升及佃农收入增加，都必然直接导致有关农业税及所得税的增加，也使当局的财政实力更强，更能承受实施后面两步改革措施时所产生的财政上的压力。
　　
　　其次，这一步所订下的37.5%的地租限额为以后两步里厘订土地交易的价格确立了标准。否则，要凭空提出一个土地交易价格，既能向地主证明其正当性，又能使佃农负担得起，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大多数土地为少数人所占有，没有形成一个活跃而健全的土地交易市场时，市场价格通常会因垄断而偏高，难以参考有关的价格水平来制定一个可行的土地交易价格。但当第一步的租金管制成功推行，有关的租金限额已经深入民心，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土地交易价格，地主难以口非，佃农也乐于负担，可谓两全其美之策。

（待续）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2, 17:14:19发表
希望文章写完后能将《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一文贴上来以作比较，另外建议，最好再看一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 [/quote]
《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url=http://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308]http://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308[/url]

客观的说，作者的观点并不让人信服。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13, 10:11:03发表
客观的说，作者的观点并不让人信服。 [/quote]
谢谢，谢谢。我也有同感。

我觉得秦晖很多文章都这样，为了迎合他自己的历史观来写东西。虽然研究历史是需要有历史观，但历史观错误，就会出现很多不能说服人的情况。这时就需要修正自己的历史观，而不是扭曲历史事实来迎合自己的历史观。

　　第二步将公共田地售予佃农，则是台湾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其它地区未必有如此大量之公共田地可供出售。这一步在土地改革中从第一步过渡到第三步中起着缓冲的作用。第二步在完全不涉及地主的情况下进行，而当第三步需要强制地主向当局出售多于3公顷的土地时，岛内的自耕农数目已经大大多于第一步结束时。而第一、二步的成功实施也使地主意识到土地平均化是大势所趋，因而比较易于接受现实，愿意与当局合作，转让土地。
　　
　　当局在第三步中处于财产转移的中介地位，一手从地主那儿购入土地，另一手就将土地转让给佃农。由于财产转移是要花费成本的，而当局又没有从中获取任何低价购入、高价卖出的差价收入，因此当局在这一步中是净亏损的（即使是从会计成本意义，而非经济成本意义上看，也是如此）。
　　
　　不过，正如李国鼎指出的那样，当局介入其中是因为“如果无需地主和佃农互相直接进行土地买卖，紧张状况就会缓和”（李国鼎，1988），仍然是为了表达公平对待地主的态度，以达到在心理上安抚地主的目的。
　　
　　但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指出，当局介入财产转移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大得使财产的平均化过程中所能够产生的社会净福利的增加全部被抵销得干干净净之余，甚至还有净损失。问题就是在于如何控制其间所发生的交易成本，这一方面涉及行政管理是否有效率，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能否有效阻止寻租所造成的浪费，这实际上才是交易成本中最大头的部分（注5）。而这正是主持改革的领导人在土地上没有既得利益这一点，保证了公正原则得以贯彻在起关键作用。
　　
　　[注5：寻租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塔洛克四边形”反映）远远大于垄断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以“哈伯格三角形”反映）的论述，详情可见塔洛克所著之《寻租的经济学分析》（Tullock，1999）。]

　　第三步的土地改革里也出现了不少制度创新的精彩之作。如向地主购买土地的款项不是直接用现金支付，而是70%用当局的土地商品债券，30%用公营企业的股份来支付（注6）。这实在是妙到巅毫的一着。因为债券是未来才需要偿还的，而股份更是永远无需赎回。只要各种债券的期限能恰当搭配，就可以北朝鲜有关的支出分摊到未来各个财政年度里逐一偿付，甚至可以与佃农的十年分期付款所形成的现金收入流大致相适应，从而抵销相关的地款支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完全不会即时加重当年的财政预算，使当局可以迅速推行有关的购买计划，而不必受财政资金用于吸纳大量土地的承担能力所限。
　　
　　[注6：当时台湾还没有真正实现市场自由化，仍然有不少公营企业。]
　　
　　这是财政方面的好处，还有货币方面的好处。就是地主获得的是远期收入流，相当于强制地主将卖地收入用于储蓄而非即时消费，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地主因现金收入突然膨胀所造成的消费力膨胀，免于由此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事实上，台湾当局能够在整个土地改革过程（从1949年起到1957年止）中贯彻单一的价格标准（即37.5%的地租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物价相对稳定。因为如果物价不稳定，该名义价格在不同的改革阶段实际上反映的收入或成本就不是同一的了。这一来，不是使地主感到利益受损，就是令佃农无力承担有关的支出，将极大地危害到改革的顺利推进。但如果按时按照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来调节价格标准，既费时失事，大大增加了有关价格制定的难度，也不如“三七五”这种贯彻始终的价格那样具有广告效应，深入人心，使政策推行获得心理上的便利。

（待续）

台湾的土地改革所采取的步骤是成功的，不过也依据了自身的特点。

1、国民党政权也差不多是个外来的政权，而且由于大陆已经步入资本世界，外来的官员对土地并没有多少的兴趣，不会导致外来人与本地人争土地的现象。

2、国民党政权带来了丰富的黄金贮备，这点很重要，一是不必在改革时受财政所困，二是为发展工商业提供了资金，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从农业转移了，不必象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什么圈羊运动。

3、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入台遇到本地人激烈的对抗，所以搞土地改革也主要把安稳人心，寻求支持放在第一位，以政权的稳定为目的，所以才能尽量公平公正。

[quote]原帖由[i]马岱[/i]于2004-04-13, 10:53:28发表
台湾的土地改革所采取的步骤是成功的，不过也依据了自身的特点。

1、国民党政权也差不多是个外来的政权，而且由于大陆已经步入资本世界，外来的官员对土地并没有多少的兴趣，不会导致外来人与本地人争土地的现象。

2、国民党政权带来了丰富的黄金贮备，这点很重要，一是不必在改革时受财政所困，二是为发展工商业提供了资金，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从农业转移了，不必象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什么圈羊运动。

3、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入台遇到本地人激烈的对抗，所以搞土地改革也主要把安稳人心，寻求支持放在第一位，以政权的稳定为目的，所以才能尽量公平公正。 [/quote]
第一点，我文中谈到了，我们没有分歧。

第二点，我前面一节已经谈到，台湾当局在推进土地改革时使用了多种金融手段，因此实际上几乎没有动用财政资金，因此与台湾当局比较富，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当然，心理上会有帮助。这一点，在此贴首发时也很人提到了，我贴完全文后还会贴当时跟网上朋友的讨论。

第三点，你在讲政治动机，但我这里只谈经济。而且我也不谈动机，只谈客观效果。

[quote]但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指出，当局介入财产转移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大得使财产的平均化过程中所能够产生的社会净福利的增加全部被抵销得干干净净之余，甚至还有净损失。问题就是在于如何控制其间所发生的交易成本，这一方面涉及行政管理是否有效率，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能否有效阻止寻租所造成的浪费，这实际上才是交易成本中最大头的部分（注5）。而这正是主持改革的领导人在土地上没有既得利益这一点，保证了公正原则得以贯彻在起关键作用。[/quote]
土地的价格是根据土地良莠分级制定的，还是统一一刀切？如果是后者，势必造成对良田的哄抢，必然形成黑市，引发官员的寻租行为;如果是前者，如何判定土地良莠，比如有些土地适合种植水稻，有些适合种植甘蔗，这又如何公平作价？
[quote]因为如果物价不稳定，该名义价格在不同的改革阶段实际上反映的收入或成本就不是同一的了。这一来，不是使地主感到利益受损，就是令佃农无力承担有关的支出，将极大地危害到改革的顺利推进。但如果按时按照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来调节价格标准，既费时失事，大大增加了有关价格制定的难度，也不如“三七五”这种贯彻始终的价格那样具有广告效应，深入人心，使政策推行获得心理上的便利。 [/quote]
以作物当期价格付款或以作物抵价即可避免。解放后推出的“两百一黑”实物储蓄就通过这个方法稳定了物价。
另外，台湾的土地出售是使用权出售还是所有权出售，如果是后者，是否导致了新地主的产生。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3, 21:17:47发表
土地的价格是根据土地良莠分级制定的，还是统一一刀切？如果是后者，势必造成对良田的哄抢，必然形成黑市，引发官员的寻租行为;如果是前者，如何判定土地良莠，比如有些土地适合种植水稻，有些适合种植甘蔗，这又如何公平作价？ [/quote]
对，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谢谢你的提醒，看来对于台湾土地改革的细节，还需要收集更详细的资料。你对此有研究吗？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3, 21:17:47发表
以作物当期价格付款或以作物抵价即可避免。解放后推出的“两百一黑”实物储蓄就通过这个方法稳定了物价。 [/quote]
这个不完全对。

如果物价不稳，以作物当期价格付款虽然不会受各方受损，但会进一步推动通胀，这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中分析的“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

其次，以实物交付，当然是一个好的办法。但实物的流动性比现金差，这就隐含了交易费用比较大的经济含义。

解放后能稳定物价，最重要的是因为停止了国民党的滥发纸币的“恶劣”行径。弗里德曼说得再正确也没有了，一切恶性的通货膨胀，其根源无不在于中央银行缺乏纪律性，滥发纸币。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3, 21:17:47发表
另外，台湾的土地出售是使用权出售还是所有权出售，如果是后者，是否导致了新地主的产生。 [/quote]
应该是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所有“物权”的出售（即产权的三项加上所有权）。

产生新地主是必然的，这一点后面的部分马上就会说到。

　　二、台湾土地改革后的农业发展及其分析
　　
　　土改最终的结果是减少了当局对农业的控制，虽然它是自租金管制而始，结果却是实现了土地市场的自由化。然而，土改也导致了农业经济效率难以提高的问题。
　　
　　就土改的第一阶段来说，虽然经济学上的传统观点认为价格管制会导致一部分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成为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使用通常被认为是效率低下的。不过，第一阶段的实践结果表明，台湾农产品的产量在这一时期上升而非下降了（当然，其实效率是下降了，但总产量上升了）。所以真正导致农业经济效率低下的并不主要在于土改第一阶段所实施的租金管制，而在于整个改革本身造成了土地的平均化分配。
　　
　　在整个土改于1975年大致完成时，佃农家庭从土改前的占农户总数的36.08%下降至14.51%，而平均每个自耕农户（包括原来的地主和从佃农转化过来的自耕农）所拥有的土地为3公顷，比一个足球场还少。这种情况虽然使土地分配非常平均，有利于抑制农村社会里的贫富悬殊，但另一方面却带来了规模太小而导致的不经济。

　　事实上，现代社会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农场的规模必须足够大，以便可以使用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农用机械设备。所以传统农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土地兼并现象，一方面使土地集中到少数比其它农户经营效率更高的人手中，另一方面土地的集中也有利于使用高效率的机械设备。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结果将释放出大量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力，为工业化进程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人口，从而推动工业部门的迅猛发展。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展开的，即它们是建立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与此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是有意识地超越农业部门的发展阶段，通过诸如工农价格剪刀差等手法牺牲农业部门的发展来补贴工业部门，人为制造农业部门的衰落，而工业部门却又因缺乏农业基础而先天不足，嬴弱不堪。
　　
　　所以，大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质，以为可以用拨苗助长的方式来克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结果适得其反，两败俱伤――传统农业固然被逼夭折，所谓现代化工业也成了无本之源。
　　　　
　　台湾是没有盲目追求工业化的少数发展中地区之一。它基于这样的现实，即台湾人口的60％为农民，所以它要实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的话，最切实的就是提高农业部门的收入，而不是牺牲农业部门来发展工业，并驱赶农村人口转往工业部门做产业工人。而当农业部门发展起来后，工业化进程就会自动展开，根本无需当局刻意推动。

(待续)

[quote]对，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谢谢你的提醒，看来对于台湾土地改革的细节，还需要收集更详细的资料。你对此有研究吗？ [/quote]
呵，对台湾的土地改革不清楚，正想通过你的文章了解一下[quote]解放后能稳定物价，最重要的是因为停止了国民党的滥发纸币的“恶劣”行径。弗里德曼说得再正确也没有了，一切恶性的通货膨胀，其根源无不在于中央银行缺乏纪律性，滥发纸币。 [/quote]
当时情况更复杂一些，还有奸商囤积物资、新发行的人民币不受信任[quote]如果物价不稳，以作物当期价格付款虽然不会受各方受损，但会进一步推动通胀，这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中分析的“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

其次，以实物交付，当然是一个好的办法。但实物的流动性比现金差，这就隐含了交易费用比较大的经济含义。[/quote]
有欠考虑

"是否容许土地私有化", 这会不会是土改成败之关键呢?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4, 11:11:07发表
其次，以实物交付，当然是一个好的办法。但实物的流动性比现金差，这就隐含了交易费用比较大的经济含义。[/QUOTE]
有欠考虑 [/quote]
如果通胀的情况很严重，现金的贬值很快，则通胀本身就会构成很大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实物流动性差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因此这时人们会选择以实物作交割。这种极端的情况，在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故意大量发行“金圆券”制造恶性通胀，从而实现其从民间搜刮黄金的意图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在恶性通胀当道时，人们根本不肯再相信纸币，一切交易都倒退回原始社会时期才有的物物交易。

但一般来说，实物交易远远不及现金交易便利，这明显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了。

[quote]原帖由[i]fandongpai[/i]于2004-04-14, 12:12:36发表
"是否容许土地私有化", 这会不会是土改成败之关键呢? [/quote]
对对对，你已经猜到我的答案了。

[quote]引用 (fandongpai @ 2004-04-14, 12:12:36)
"是否容许土地私有化", 这会不会是土改成败之关键呢? 


对对对，你已经猜到我的答案了。 [/quote]
所见略同啊， 。中国现在既然已经承认私有财产合法，承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那么土地所有权也应还给农民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4, 20:15:09发表
所见略同啊， 。中国现在既然已经承认私有财产合法，承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那么土地所有权也应还给农民 [/quote]
握手握手，找到一个志同道合者。

不过，你的说法还是有点不妥。但我写这篇文章时也有这点不妥，现在我正在写一个续篇，会纠正这个不妥，到时再说。

不知道我是否搞错了, 我听说到目前为止, 国内承认的仅仅是公民对房屋的"使用权"而已, 据说过了多少十年之后, 一样要归还给政府.
也就是说, 中国人并不曾"拥有"自己的房产啊. 更不用说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了.

说句很刺激的话, 土地私有化, 是彻底动摇统治根基的......

[quote]原帖由[i]fandongpai[/i]于2004-04-15, 3:41:01发表
不知道我是否搞错了, 我听说到目前为止, 国内承认的仅仅是公民对房屋的"使用权"而已, 据说过了多少十年之后, 一样要归还给政府.
也就是说, 中国人并不曾"拥有"自己的房产啊. 更不用说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了.

说句很刺激的话, 土地私有化, 是彻底动摇统治根基的...... [/quote]
就是这个不妥。前面那位朋友和我在这篇文章中都把“所有权”与“产权”的概念混淆了。我现在正在写的续篇，就是在澄清了这二者的基础之上再进行分析的。

其实，只要完全掌握了三项产权，所有权根本就是不重要的了，到那时候说中国的公有制就要打个引号了……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15, 10:55:26发表
其实，只要完全掌握了三项产权，所有权根本就是不重要的了，到那时候说中国的公有制就要打个引号了…… [/quote]
对对对，就是这样。

（续前文）

　　此处有必要谈一下一个在中国经济史上一直争论颇多的问题，即土地的兼并与反兼并之争。
　　
　　我国古代在农业经济方面最大的问题就莫过于土地分配了，再考虑到古代社会主要以农业经济为其核心经济部门，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事实上，这一问题是否能成功解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权的稳定乃至存亡。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基本上都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它的根源在于土地分配不公。每一个朝代到了它风雨飘摇的后期，都必然会出现土地被大量兼并到少数地主手上，农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沦为佃农的现象。再加上地租畸高，土地产出中的很大比例以地租形式落入地主口袋里，佃农所得仅能糊口，则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年景不好，佃农马上就陷入连糊口之食也挣不到的困境之中，若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就无怪乎从宋代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打出的旗号都是“均田地”，几百年间没有丝毫进步。
　　
　　总而言之，每一个朝代基本上都可以说是亡于土地兼并，而每一个朝代一开始的时候也必然首先推行反土地兼并，重新平均化地分配土地的改革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当局的土地改革就其大方向而言并没有走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循环往复。
　　　　
　　秦晖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极尽详细的分析（秦晖，1999），不过分析出来的观点仍是延续他在其它不同篇章中的主张，即中国古代兼并的主体是官家，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行为而非经济行为，并由此引出过程公平的重要性。
　　
　　秦晖这一观点固然别具一格，与上文所强调的领导人在土地上没有既得利益的重要性可作互为引证。不过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观察土地兼并过程有否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土地兼并将使大量从农业部门淘汰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反之则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劳动力要素上的准备，那么土地兼并不但不会造成社会动荡，反而成为农业部门现代化和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类似的情形其实也曾在美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李庆余、周桂银，1994）。美国在立国之际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开国诸父都是大农场主，立国理念中的民主主义精神准确来说是一种农业民主主义观，杰弗逊总统称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自耕农的联合之上，可说是这一理念的典型表述。
　　
　　事实上，当时相对欧洲贫穷落后得多的美国能吸引大量移民进入，正是其地广人稀的地理特征实际上起到类似台湾土地改革所欲达成的目标，即“耕者有其田”。
　　
　　美国政府在其中亦非完全无所作为，它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免费大赠送的土地政策以配合其地理特征，不过最初的时候并非政府有意制订了这一政策。最初的时候移民早于政府进入西部的未开垦土地，从法律意义上说非法占据了大片的公共土地（Boorstin，1965），如果当时非要来个产权明晰不可，强行驱赶那些定居者，成本既大，亦徒然激起民愤，因此美国政府顺水推舟认可了那些“非法的”定居者。
　　
　　这种先斩后奏的地权获取方式更影响了后来美国政府分配公共土地给私人的政策制定，即政府倾向于仅收取小量费用，实际上是近乎免费将土地分配给最先占据该片土地的私人，这就是《宅地法》等土地法律产生的渊源。
　　　　
　　不过，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而在兼并活动中起轴心作用的实际上是东部的金融资本家。
　　
　　在农业歉收的年份，大量西部的农民由于拥有的土地规模不足够大，或经营品种单一，无法承担作物失收的风险而面临困境。此时东部的银行家就跑到西部，向这些陷入困境的农民提供实际上是高利贷的贷款，条件是以他们的土地作为抵押。西部的农民实际上处于没有选择余地的境况之中，除了接受银行家们苛刻的条件别无他法。如果接下来第二年的收成不是好得足以偿还所欠下的高利贷，那么作为抵押品的土地就会被东部的银行家所没收，原来的自耕农或者沦为佃农，或者索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另谋生计。东部的银行家当然并非只向一个自耕农的土地打主意，实际上早有预谋将邻近的所有土地全部以类似上述的方式搞到手，联成一片，专门成立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和管理，就这样完成了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即“农业资本家”取代小农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
　　
　　这个过程很难说有什么公正可言，虽然政府没有介入其中，是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决非权力行为。但大量人口从事农业，而且基本上每人拥有一小块土地的耕作方式是不符合规模经济的，因此土地兼并在农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就一定会发生，这是效率导向所决定的，手段是否公正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
　　
　　问题的关键倒是在于被土地兼并过程排挤出农业部门的剩余人口能否在其它部门重新就业，获得生存所必须的收入。如果不能，社会一定动荡；如果可以，农业的现代化就能顺利完成，而且吸纳了过剩农业人口的其它部门也获得了起飞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两全其美的结果。

（待续）

[quote]不知道我是否搞错了, 我听说到目前为止, 国内承认的仅仅是公民对房屋的"使用权"而已, 据说过了多少十年之后, 一样要归还给政府.
也就是说, 中国人并不曾"拥有"自己的房产啊. 更不用说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了.[/quote]
不对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不过这个所有权好像是有限的，大概50~70年。
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对土地长期租赁，比如99年期，这在会计上应视同为个人资产，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是否还重要呢？
[quote]引用 (潘泽 @ 2004-04-13, 21:17:47)
土地的价格是根据土地良莠分级制定的，还是统一一刀切？如果是后者，势必造成对良田的哄抢，必然形成黑市，引发官员的寻租行为;如果是前者，如何判定土地良莠，比如有些土地适合种植水稻，有些适合种植甘蔗，这又如何公平作价？ 


对，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谢谢你的提醒，看来对于台湾土地改革的细节，还需要收集更详细的资料。你对此有研究吗？ [/quote]
昨天想了一下，可能是这样定价的。后者显然不太可能。如果根据前者定价，可能以可预期时间内（比如10年）的科技发展，衡量该土地的在这段时间内最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再预期正常情况下每年的作物收成，折成现值作价。不过成本高了点
昨天看了一段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分析，周末有空贴上来

对于中国土地兼并现象的看法，曾经在看了秦晖的长文后自己写了点东西，最终没有写完，只有半篇就放下了。我的看法是推动中国土地兼并发展的主要还是是社会经济本身而非秦晖强调的官员的权力行为。自由竞争和土地私有制的结合的必然结果是土地越来越集中。而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则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农，形成经济上的依附关系，甚而发展到人身上的依附关系，这种情形在魏晋已经出现过。伴随土地集中的是贫富拉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当这种这种矛盾再也无法调和时，社会上出现农民自发的暴乱（也可叫农民起义或者革命）。直接结果是大批土地所有者被农民杀掉，其土地成为无主荒地进行重新分配。于是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分散，社会矛盾得到缓和，社会历史进入下一个循环。

经济的内在力量使土地逐渐集中，集中到社会矛盾无法解决时，只好再用暴力手段来把它分散掉，这构成了中国历代盛衰更替的基本力量，几乎每一群暴乱农民被杀掉的地主的墓室里，都有一个王朝作为殉葬。

只要存在私有制和自由竞争，这种循环就不会终结，土地兼并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将这个问题由农业转移到工业。这也是因为工业已经取代了农业的原有地位。当社会的核心资源由土地转化为资本，土地的兼并和反兼并就自然而然转向资本的垄断与反垄断。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15, 21:29:27发表
只要存在私有制和自由竞争，这种循环就不会终结，土地兼并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将这个问题由农业转移到工业。 [/quote]
你这话跟我说的要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没有任何区别啊。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意思就是把农业转到工业嘛。

不过，不能同意你关于垄断与反垄断的说法。你这样说，要不是中马克思的毒太深，就是误解了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垄断的分析。

（续前文）

　　回顾古代中国的情况，兼并与反兼并之所以形成循环往复的怪圈，原因正在于中国自古以来那种“重农抑商”的思想指导着当局刻意干预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使中国的工商业化、城市化屡屡受到压制，农业部门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土地兼并所淘汰出来的过剩劳动力无法在城市的工商业部门中寻求到自己新的位置，只有啸聚山林，甚至成为揭竿起义的主力。
　　
　　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观念，一般被认为是因为中国人口多，“以农为本”非常重要，否则就养活不了这许多嗷嗷待哺的嘴巴。但事实上，因粮食失收导致严重饥荒的情况，无论中外都曾多次发生，西欧国家多以从外地或外国输入粮食（即贸易）的方式来解决，其成效不见得比中国官府平时有意多种粮食作为储备，到发生灾害时开仓赈济的行政调拨方式更差，其实从经济效率的意义上说甚至是更优。
　　
　　由此可见商业发展不会影响一国民众果腹问题的解决，否则的话，现代社会人口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农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岂不是应该更大才对？其实其它部门的发展只会使农业部门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运作，令农业部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大幅下降，但人均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反而更多。
　　
　　中国古代官府之所以重农抑商，真正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即农业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使管治易于进行；商业却使人口到处流动，在交通、通讯不便的古代给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前面已经指出，台湾土地改革就改革本身来说与古代中国历朝初建时所进行过的平均化土地的措施并无实质性不同。但土地改革后进一步的发展却跳出了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循环怪圈，因为此时当局已经不会受到重农抑商的观念的制约，因土地兼并而失去土地离开农村的人口也很快在工业部门里找到职位，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都顺利地展开。


评论人：nonono11 评论日期：2004-4-6 15:58  

　　由此，也可以反思大陆的农村问题应如何解决。
　　
　　如前所述，解放前在解放区曾经施行了目的也在于平均化土地的土改运动，解放后因左倾思路的影响而被公社化运动所打断。改革开放后，实施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再次平均化地分配到农民手中。大陆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也取得了与台湾同样成功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工业化进程必须是以农业部门的长足发展为基础。
　　
　　但接下来的情况就开始与台湾的经历分道扬镳，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改革再次陷于停滞之中，虽然因为在农业生产中大力推动采用先进技术，使农业产量持续攀升，但这种用增加技术投入来回避制度改革的做法，使农村即使是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也没有令农民的生活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不满情绪在积累，成为现在中国社会中最具爆炸性的难题。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大陆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只完成了台湾土地改革的三步中的第一步。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农民其实仍然是佃农――国家为地主的佃农。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由此而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民的生产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更在于土地兼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土地不能买卖。
　　
　　要注意的是，台湾的经历表明，从土地改革完成到土地兼并再次发生，其间相距仅为2年（从1957年到1959年），对于那些采用十年分期付款来购买土地的农民来说，这时他们甚至还没有完全获得土地所有权。
　　
　　由此推知，假如大陆的农村改革不但是包产到户，而是将所有权分到农民手中，估计最迟在1980年代中期就应该开始出现土地兼并现象，同时也就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开始自动展开。
　　
　　此外，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的划分，也进一步阻止了农业部门人口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工业化进程（在大陆表现为城市工业部门的改革）遂困难重重，农村的改革进程也停滞不前。
　　
　　所以，推行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和打破农村人口与非农村人口之间的行政隔阂，当为彻底完成农村改革的要务，而且后者必须先于前者进行，否则次序颠倒的话，土地被大量兼并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又被户籍制度挡在城市工业部门之外，社会稳定一定不保。
　　
　　至于土地私有化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上引起争论，但既然我们连企业私有化都可以接受，土地也不过是一种生产资料而已，为什么就不可以私有化？
　　
　　虽然用延长土地租约期限的办法可以减轻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但土地所有权不能彻底私有化，土地买卖就永远无法进行，土地兼并也就不会出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最优规模也就难以达到。

（待续）

“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实际力量也使所做的实际农活减少了.在需求方面,事实是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少于统一性,即在人均实际收入增加时,对粮食的需求量并不增加的那样快。在供应方面,由于用在农业上的资本增加,使得每个农业工人有可能耕种的土地亩数越来越多;由于技术知识多了,使得每亩土地提高了生产力。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的升降，完全要看对粮食的人均需求量是比农业的人均生产率增加的快还是慢。如果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是不变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率比人均消费量提高的快。”
“实际上，人们可能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并且可以说，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农业生产率应迅速提高。因为如果生产率不如需求量提高的快，农业就不会腾出为发展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些工业的发展也会被逐渐对他们不利的贸易条件拖后腿（即粮食价格与一切其他商品价格相比不断上涨）。甚至在一个开放的经济里，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没有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使粮食进口额增加，由于这会打乱贸易平衡，除非其他商品的进口额能够削减或者除非出口额能同步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到那时就会变得取决于出口额增长的快慢了。此外，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非常快，农民被迫的或自愿的积蓄就可用在其他经济部门的投资上。经营农业的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所以是经济增长的程度和速度的两个最说明问题的指数，原因就在于此。”
“仅仅把人员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实际收入也是不会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从农业转到其他职业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原因。要使这种转移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要不非农业商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如果不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实现这种转移，结果将是农产品短缺，这会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要不就造成生活费用增加，工资不断提高，使得经营制造业的新企业难于维持。”
-------以上三段引自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谨作为对农业增长的理论依据。

[quote]原帖由[i]nononono[/i]于2004-04-16, 18:42:32发表
你这话跟我说的要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没有任何区别啊。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意思就是把农业转到工业嘛。

不过，不能同意你关于垄断与反垄断的说法。你这样说，要不是中马克思的毒太深，就是误解了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垄断的分析。 [/quote]
恩，关于垄断与反垄断的说法的确不准确，所谓垄断与反垄断也是个效率问题。实际上这里要表达的是资本的集中和以及竞争中失去资本者反集中的趋势。

不过，说我中马克思的毒很深倒是没有问题的，事实我思想上对马克思学说产生过推崇——排斥——再推崇三个阶段，最后的“再推崇”是这一两年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困顿的思考以及进而反思1978年以来私有化改革的结果。

中国之所以在土地兼并和反兼并中间不断转圈子，是和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密不可分的。
当土地被重新分配后，社会经济状况开始恢复，农业生产率提高，经济出现增长。于是乎农业人口出现过剩，如上所述，这时过剩的农业人口应自动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这里问题出现了。
因为当时的工业（制造业）生产水平极低，经济正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下，生产的商品无较大的需求（当时中国不同省份间的贸易应可视同为西欧各国之间的贸易），而且从业人员只占人口的5%~10%，从劳动市场而言，也属于需求严重不足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中国，西欧也出现了破产农民因抗捐抗税、土地兼并而爆发的起义（德国农民的宗教革命）。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欧通过海外探险寻找到了新的市场，这骤然增加的需求刺激了当时西欧国内的制造业发展，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思想则认为只有贸易顺差才能增加国内的财富（这可以说是英国对中国鸦片贸易的思想根源），西欧各国通过各种贸易形式大量出口非农商品，从其殖民地掠夺财富，走上了摆脱土地兼并与反兼并的怪圈，发展了资本主义。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17, 10:33:14发表
恩，关于垄断与反垄断的说法的确不准确，所谓垄断与反垄断也是个效率问题。实际上这里要表达的是资本的集中和以及竞争中失去资本者反集中的趋势。 [/quote]
你的问题是：

其一，这个问题与垄断和反垄断没有太大的关系。农业与工业有很大的不同。农业部门中，在现代条件下，发达国家里小农基本上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能生存的都是大农场，说明了农业中土地兼并是不可抗拒的趋势。但在工业部门中，尽管发达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巨无霸”式的大型跨国公司，其中一些的产值竟可高于一个小国的GDP；但与此同时，仍然存在着更为大量的中小企业，而且非常活跃，甚至可“四两拔千斤”，在竞争中动摇大型企业的优势。这就说明工业中所谓的资本集中并不是必然的。马克思的错误，就在这里。

出现这种工业与农业的不同，显然是因为工业的复杂性远胜于农业。在某些产业、某些流程上，小企业比大企业有灵活、“船小好掉头”、富于创新能力等的优势，这时资本集中的优势可能反而成为官僚主义、固步自封等劣势的来源。

其二，你对“垄断”的概念理解有误。资本集中与“垄断”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垄断”的问题很复杂，就算是教科书上的分析也多有错漏之处。不过，这个问题与本文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论述了。

　　三、结论
　　
　　从台湾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及后来的发展，可以和出以下的结论：
　　
　　1、工业化进程应该是建立在农业部门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而非通过剥削农业部门的积累来实现。因此，工业化是一个自动展开，而非可以刻意启动的自然进程。
　　
　　2、发展农业部门的一个有效，甚至可能是无法回避的途径是实行大致公正的土地所有权平均化的土地改革。
　　
　　3、土地改革要成功、顺利地实施，主持改革的领导人在土地上没有既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4、虽然土地改革以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为最终目标，但农业部门现代化最终是要走向土地兼并，并将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中，从而展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此进程中，土地的自由买卖，及人口能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是土地兼并不会造成社会动荡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台）李国鼎：The Evolution of Policy behind Taiwan‘s Development Succ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July 1988。
　　
　　2、李庆余、周桂银：《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3、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
　　
　　4、Barzel, Yoram: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产权的经济分析》）, The Syndicate of the Cambridg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7。
　　
　　5、Boorstin, J. Daniel: The Americans - The National Experience（《美国人》三部曲之二《建国历程》）, Random House. Inc., New Youk, 1965。
　　
　　6、Tullock, Gordon: 寻租的经济学分析（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

（完）

接下来贴出一些此文首发时与网友的讨论：

　　作者：q42474112　回复日期：2004-4-2　22:35:46
　　台湾搞的改革有几个比较有利的地方1.台湾手中掌握着一大部分可以直接支配的土地,据我记得好像是相当与台湾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这是当年的日本人用血腥的手段从农民手中掠夺来的,等于是为台湾当局准备了一笔银行存款.2.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大搬家的到台湾,在此之前的金圆券及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已经把全国的财富给掠夺一空,李宗仁曾说这等于是把全国的财富倾注于一个省.还有李敖也曾经说过,国民党在台湾立足是多亏了大陆的黄金,但也正是这批黄金使得国民党在大陆失尽人心
　　3.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虽然受日本的残酷掠夺,但是由于没有同时期的大陆那样的战乱,再加上日本人的开发其经济还是比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要发达一些.
　　4.国民党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外来政权,它与本土的地主阶级的牵连是比较少的,所以它可以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政策.
　　5.最后就是美国的援助,这也是不能不注意的.美国的援助无疑在那时起了输血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资金,台湾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如此的顺利.当然,如果是在大陆的话,这点美元资金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台湾的经验在其他地方是很难再现的,中国古代的束缚农民政策确实有政治性的一面,即为了便于控制与管理,(就算现在,我下乡的时候,乡干部们也说,真正的农民好管,做买卖的农民不好管)但是在当时也很难看出其他的出路,欧洲国家有广大的海外市场,可以进口原料,粮食,而且国家众多,可以各自发展优势产业实现互补.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上哪找这样的原料与粮食供应地.农村农业人口向工业与商业的转移必须有这么几个条件
　　1.科技技术的进步使的农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2.大量的市场需求的出现使得工商业的大规模发展成为可能
　　3.大量的市场需求的出现离不开海外的殖民扩张.
　　所以在中国古代,如果没有海外的殖民,就没有广大的商品(注意这个词)市场需求.没有商品需求就不会有强大的工商业,没有强大的工商业就没有办法吸收土地兼并后的大量无业人口,最后还是只能重新来过.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4　9:29:02
　　你提的几点，有对有不对。
　　
　　首先，你强调台湾当局比较富。但从我后面贴的完整文章来看，台湾当局在土地改革中进行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没有太大地动用台湾本身的财政资金。因此，最主要的不是台湾当局比较富，而是以下两点：
　　
　　其一，正如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样，台湾的经济起飞，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者坚持贯彻“专家治国”之道，专门从美国聘请了一批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如上贴提到的李国鼎，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如果你是经济学界的人一定会知道的，是邹至庄[邹也为大陆的经济改革贡献过意见，当时是赵紫阳请他去北京讲学并就如何抑制八十年代中期爆发的通货膨胀提供政策建议]），组成经济政策顾问团，持续不断地向台湾当局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涉及面非常广，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除了这里提到的土地改革外，如金融自由化、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等，都是相当成功的政策，有力地支持了台湾经济一跃而侪身当时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之列。
　　
　　从反面也可以说明这个经济政策顾问团的作用。当时这个顾问团提出的意见，台湾当局基本上都采纳了，但有些没有采纳（我认为主要是基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如上述的土地改革推行后，台湾的农产品产量急升，这带来的了一个负产品，那就是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大跌。所谓“谷贱伤农”，台湾当局为了进一步保护农业部门的利益，采取的保护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措施，即政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当时李国鼎向蒋经国极力陈词，反对这种干预市场价格的做法，但蒋没有接纳。农民当然乐于把农产品卖给出价较高的政府，结果导致台湾当局一下子被动地收购了大量的农产品，多得没地方放置，要堆到学校的运动场上，既给财政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另一次，是台湾当局执意要扶植岛内的汽车工业，李国鼎等又表示反对这种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认为最终不会有好的效果。但蒋也是不听，最后的下场果然一如李国鼎所料，由台湾当局扶持起来的台湾汽车制造企业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却始终没能壮大起来，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最后台湾当局还是被迫放弃了这一政策。

　　正是因为有这些专家学者来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才能有如此精彩的制度创新，可以基本上不动台湾当局的财政资金，就相当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
　　
　　其二，是台湾从一开始推行的经济制度就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因此它可以采用大陆当时的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容许存在的金融工具，并配合相对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来支持有关的制度创新。如前面提到的以土地商品债券和公营企业的股份来向地主支付地价，农民可以选择采用十年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购买土地，等等。从而有效地减低了农民购买土地的负担，和政府推行改革所承受的财政压力。金融工具的一个重要作用，正是“四两拨千斤”，以少量资金作周转，就能实现大量资金才能完成的买卖交易。当时的大陆视之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弃而不用，那是自绝门路，怨得谁来？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4　9:45:12
　　国民党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外来政权,它与本土的地主阶级的牵连是比较少的,所以它可以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政策
　　－－－－－－－－－－－－－－
　　其次，你上述这一点，前半正确，后半错误。国民党作为外来政权，与台湾本地的地主阶级牵连较少，有利于土地改革政策的推行，是对的。但原因不是你所认为的可以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而是因为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上没有既得利益，减少了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寻租成本”。
　　
　　但由我的文章可知，台湾当局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是极其温和的，处处都在照顾当地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尽量争取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而不是激起他们的反对，再以强硬手段予以镇压。
　　
　　一项真正成功的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兼顾各方利益。因为社会的利益，就是各方利益的“共赢”。要牺牲处于弱势的农民阶级，固然是不公平；但牺牲处于强势的土地阶级，也并不等于就是公正。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阶层的利益，改革才能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得以推进，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使之真正地得以贯彻。否则，即使不导致某些阶层的不满情绪爆发，引起社会动荡，至少也会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政策实施到下面的时候“荒腔走调”，实际上完全背离的最开始时的初衷，则改革又怎么能算得上是真正成功？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4　9:52:26
　　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虽然受日本的残酷掠夺,但是由于没有同时期的大陆那样的战乱,再加上日本人的开发其经济还是比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要发达一些.
　　－－－－－－－－－－－
　　这一点，是最正确的原因。但如我文章中所言，当时台湾的人口有60%是农民，这跟大陆今天是差不多的。而大陆现在的工商业化程度比当时的台湾是远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对今天如何解决大陆的农民问题仍然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我这篇文章分析台湾土地改革，当然不是用来对照同时期的大陆的“土改”，而是用来作大陆现在的农村问题的“启示”。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4　10:00:35
　　现在就放开土地的买卖，对谁有利，对那些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的农民来说，现在的土地就等于是他们身上栓的一根保险绳。
　　------------------
　　这对谁都有利。尤其是我的文章中强调要先解决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的划分，然后再放开土地买卖，这对于进城打工的农民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城市居民，参与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如失业、医疗、退休等）。现在很多民工就是因为户籍是农民，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给他们办这些保障。但对于城市居民，企业不办这些就是违法，打工的人理论上可以遁法律途径保护自己，从而有“保险绳”。
　　
　　另外，那本“中国农民问题调查”中谈到的诸多农村干部的劣行。如果是农民可以离开土地，这些劣行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抑止。因为农民可以选择离开这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或到城市去。这就构成了一种竞争的压力，管治不当的农村会留不住人，干部作恶也就没有了对象。
　　
　　不要以为这是异想天开。广东沿海的中小城市之间就是靠这种竞争压力而有效抑止当地官员的胡作非为的。并不是因为广东沿海的官员素质就特别高，人品就特别好。

　　这相当于后世史家研究西欧小国林立比之中国的大一统更有利于民众对政府权力无限扩张、侵犯个人的抑制。古代欧洲更加没有所谓“移民制度”的限制，哪个国家君主残暴，大家就走，跑到君主贤明的国家去，那个残暴的国家就维持不下去了。
　　
　　这相当于市场上的各种商品自由竞争，经营不善的企业自然被淘汰掉一样。自由竞争压力，比什么政府法律的约束，都更强大。


作者：q42474112　回复日期：2004-4-4　10:11:01
　　老大我真成了你的追星族了
　　不过，你的说法我也不能完全赞同
　　首先如果没有我所说的那些有利条件，这些措施能否如此有效
　　当然，再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之后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算是不错了，但是这种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就值得商榷了。
　　
　　　其一，正如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样，台湾的经济起飞，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者坚持贯彻“专家治国”之道，专门从美国聘请了一批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
　　苏联解体以后请的专家也够重量级吧。
　　
　　但由我的文章可知，台湾当局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是极其温和的，处处都在照顾当地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尽量争取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而不是激起他们的反对，再以强硬手段予以镇压。
　　
　　再怎么照顾，也不可能象对待大陆上自己的切身利益那样。
　　
　　
　　还有一点台湾有很大优势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发达而且有利的海外市场（当然这也因为，台湾比较小，好歹吃几口就饱了）
　　蒋介石的才能治理全中国可能略有不足，对付台湾这么个弹丸之地还是手到擒来
　　
　　好歹先说这么几句吧，我也一直琢磨过中国的土地兼并问题，不过还没想好，等我再好好准备准备再说吧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4　10:24:16
　　苏联解体以后请的专家也够重量级吧。
　　----------
　　重量级是重量级，但可惜对苏联的情况一知半解，将经济学理论生搬硬套。
　　
　　要注意，台湾请的都是“华裔经济学家”！都是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像邹至庄，他读大学之前都是在大陆出生、长大、受教育的。（他是广州人，会说粤语不会说普通话。）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4　10:27:05
　　但是这种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就值得商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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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主要不是说台湾具体地操作土地改革的经验，毕竟现在不可能再来一次土地改革，（地主都没有了，土地都是国有的，来改革那不是革政府自己的命吗？）而是说工业化进程应该如何在充分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展开，农业如何进行现代化。这一经验不是台湾独有，如我所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的经验。

作者：xusbox　回复日期：2004-4-3　10:13:12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展开的，
　　是自然而然没错，不过也是自然而燃的，这个过程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摧毁了所有在进行这个过程的国家的政权，而且引发了所在国至少一次以上的革命，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来一次自燃？
　　农业问题是经济中的一个部分，不能单独立出来独自考虑农业问题，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失败的，如同一台汽车只考虑动力而不考虑风阻带来的外型问题，路面带来的悬挂问题，这样的汽车，绝对不是一台可以上路的车。而且农业问题因为牵涉范围广，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样的问题脱离了社会环境而单纯考虑农业，就简直是一个笑话了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4　10:18:15
　　你这样的引用历史，是不正确的。
　　
　　首先，那些国家是第一次经历工业化进程，是完全的“自发”行为，没有政府有意识地制定相关政策来支持、保驾护航，因此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激化，因此导致这样的结果。但现在的政府，已经有了这些前人的经验为借鉴，就能制定相关的政策，为工业化进程提供“缓冲”或“减压”式的政策支持，就能尽量获取它的好处，而避免或减轻它的负面影响（任何一件事都会有负面影响，只是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重要的是把握住正确的方向，以政策来作微调；而不是因为见到这个方向也会有负面影响，就阻止历史的巨轮向这个方向发展。但阻止历史巨轮前进，无疑是螳螂挡车，最终不但失败，而且也导致社会在这阻拦中成了“炮灰”被牺牲掉。
　　
　　其次，那些国家的政权原来是所谓的“封建主义”政权，不认识、不了解工业化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因而人为地去阻挠这种进程。但当然最终是阻挡不了的，于是革命爆发，原来的政权被能认识且支持这一发展的政权所取代。中国的情况其实也是这样，只不过中国是革命之后，新的政权也不认识，结果革命的因素再次积累、爆发，又再推翻这一政权，又来新的。这就是来来去去的改朝换代了。中国要走出这种循环，最终也是要走这个方向，否则仍然是要革命，再革命。
　　
　　因为，土地兼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决定的，就像水要向下流是由重力作用所决定的。人只能利用规律，而不能违反规律。即使一时可以逆天行事，最终还是要受到惩罚。不管规律，狂妄地叫嚣“人定胜天”，是不自量力，是愚不可及，而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

[quote]原帖由[i]nononono[/i]于2004-04-17, 15:25:04发表
你的问题是：

其一，这个问题与垄断和反垄断没有太大的关系。农业与工业有很大的不同。农业部门中，在现代条件下，发达国家里小农基本上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能生存的都是大农场，说明了农业中土地兼并是不可抗拒的趋势。但在工业部门中，尽管发达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巨无霸”式的大型跨国公司，其中一些的产值竟可高于一个小国的GDP；但与此同时，仍然存在着更为大量的中小企业，而且非常活跃，甚至可“四两拔千斤”，在竞争中动摇大型企业的优势。这就说明工业中所谓的资本集中并不是必然的。马克思的错误，就在这里。

出现这种工业与农业的不同，显然是因为工业的复杂性远胜于农业。在某些产业、某些流程上，小企业比大企业有灵活、“船小好掉头”、富于创新能力等的优势，这时资本集中的优势可能反而成为官僚主义、固步自封等劣势的来源。

其二，你对“垄断”的概念理解有误。资本集中与“垄断”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垄断”的问题很复杂，就算是教科书上的分析也多有错漏之处。不过，这个问题与本文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论述了。 [/quote]
说说我的不同看法：

在工业为主导的西方会中小企业的存在可以和以农业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自耕农的广泛存在相对照，产生这种区别在于：一个人获得一笔钱后，如果在中国传统社会，可能会买一块地，于是多了一个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如果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能会开家小公司，于是产生一个小企业主。

至于小企业在竞争中动摇大企业的优势，也并非由集中走向分散，只是用新的集中代替原有集中罢了，微软就是个好例子。而且从总体趋势而言，大企业还是在竞争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吧。实证分析也是如此，除了政府的干预外，只看到由分散到集中到更集中，并没有看见你指出的反趋势。怎么能就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错误的呢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19, 10:51:28发表
实证分析也是如此，除了政府的干预外，只看到由分散到集中到更集中，并没有看见你指出的反趋势。怎么能就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错误的呢 [/quote]
不知道你的所谓“实证分析”从哪来的。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19, 10:51:28发表
微软就是个好例子。 [/quote]
微软的案子跟垄断无关。

所以说你并不真正懂什么是“垄断”。不要把教科书那套东西拿来说事。我说过了“垄断”的问题很复杂，教科书说的都有错漏。

从历史看，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由资本分散走向集中了，没有由集中走向分散，这就是我所谓的“实证”了……

至于把微软和垄断联系起来，责任人应该找美国司法部，跟教科书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19, 21:15:41发表
从历史看，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由资本分散走向集中了，没有由集中走向分散，这就是我所谓的“实证”了…… [/quote]
原来这就是“实证”！

你说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那个完全是不对。农业社会中，虽然有所谓大地主、小农的并存，但二者的区别并不真的是规模上的区别。因为即使是大地主，土地集中，进行的生产也还是小农式的（技术无差别，生产率无差别），根本不存在“规模经济”的问题。

但在工业社会中，之所以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并存，那是因为工业生产中，除了“规模经济”，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所以资本并不必然集中，也有分散的。

你说你只看到集中，没见到分散，那你是没注意到很多曾经兴盛一时的大企业倒台的情况。就以高科技产业为例，你只见到成功地“杀出重围”的微软，你没看到曾经风光一时但现在已经烟消云散的仙童公司、王安公司……。

至于微软的官司，你所不知道的是，曾经有美国多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美国司法部，反对控告它“垄断”。

这里讨论的是经济学中“垄断”的概念，不是法律上的“垄断”。

另，你可能更不知道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反对“反垄断法”的。那种法例，真正是败家有余。经济学中有大量研究反垄断法的学术文章，研究其莫名其妙，不知所谓之处。你去看了再来说吧。不要以为美国做的事情就都是对的。“反垄断法”的实质，是政府要捞权，而不是真的为了经济好。这种出自私心却冠以堂皇之名的法律，多的是。别以为美国政府就不黑！

提些个人看法。资本集中的好处确实就象土地集中一样，利于大规模高效率生产，降低成本，获得更多收益，这是勿容质疑的。基于这一点，人们从理性出发，也势必会追求资本的集中化生产。如曹兄所说，资本的集中是优胜劣汰，更好更新的取代老的旧的，如惠普、IBM、微软的成长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9, 21:33:52发表
提些个人看法。资本集中的好处确实就象土地集中一样，利于大规模高效率生产，降低成本，获得更多收益，这是勿容质疑的。基于这一点，人们从理性出发，也势必会追求资本的集中化生产。如曹兄所说，资本的集中是优胜劣汰，更好更新的取代老的旧的，如惠普、IBM、微软的成长 [/quote]
资本集中是有那个好处，但那个好处不是必然的。我不说了吗？有“规模经济”，也有“规模不经济”。你们只盯住那少数几个大企业看，完全视更大量的中小企业如无物，怎能算是全面看问题？如果资本集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现实的情景应该是全部只有大企业，没有中小企业了。

我们远隔重洋，很自然只听到大企业的消息，而不知道中小企业的事情，因此只感受到大企业的影响大，不觉得中小企业的力量与作用。

[quote]资本集中是有那个好处，但那个好处不是必然的。我不说了吗？有“规模经济”，也有“规模不经济”。你们只盯住那少数几个大企业看，完全视更大量的中小企业如无物，怎能算是全面看问题？如果资本集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现实的情景应该是全部只有大企业，没有中小企业了。[/quote]
兄台，我可并没有说资本集中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啊。中小企业的存在恰好能对大企业在市场上的缺漏做补充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19, 21:54:25发表
兄台，我可并没有说资本集中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啊。中小企业的存在恰好能对大企业在市场上的缺漏做补充 [/quote]
所以我说资本集中并不是唯一现象，更不是必然趋势。马克思那一套理论却是建立在资本只会集中，不会分散的基础之上，因而是有问题的。

传统社会的农业存在规模经济问题的，东汉后期就出现了庄园式的生产，从〈四民月令〉可以看到，这种生产是相当有组织和有序的。

美国学者反对限制垄断的理由是认为限制垄断的成本高于垄断本身。事实上，既没有人否认垄断确实普遍存在，也没有人认为微软不是垄断，意见的分歧只在如何处理垄断上。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19, 22:05:47发表
美国学者反对限制垄断的理由是认为限制垄断的成本高于垄断本身。事实上，既没有人否认垄断确实普遍存在，也没有人认为微软不是垄断，意见的分歧只在如何处理垄断上。 [/quote]
错！

微软根本不是垄断，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反对的理由。我说得很清楚，经济学家是整个儿反对“反垄断法”，不仅仅是微软案本身。

已经说了垄断的问题很复杂，真要说清楚，非大大走题不可。这里的主题不是这个，我不再说了，你自己多看专业论文去吧。（不要看教科书，教科书是错的。以前我看教科书，为里面分析“垄断”的那个“断折的曲线”痛苦了半天也没搞明白。后来看斯蒂格勒（1982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文章，里面说到，经济学中的错误，一旦进入了教科书就极其难以清除其祸害，举的例子就是分析垄断的那条断折的曲线！！！我一看，当时差点没气昏过去。原来那是错的！怪不得我痛苦了半天都没搞明白。经济学教科书真是害人不浅！！！）

继续贴与网友的讨论：

作者：q42474112　回复日期：2004-4-8　15:29:47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原因很复杂，我觉得可能与这几点有关
　　中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近乎于万能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的控制是全面的，彻底的，从思想到肉体，从经济到政治。
　　唐朝的长安城，繁荣是繁荣，但是却也反映了当时的政府对于平民的控制，近乎于无限，先看城市的布局，纯粹的四四方方，显示出当时的规划水平，但是如果没有对于普通民众的无条件控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他们的城市往往都是不规则的形状）。长安城里面分成几百个坊，这一个个的坊的布局就是一个个长安城的缩影，一样的城墙，一样的城门，一样的作息制度，每天晚上击鼓若干下，就城门，坊们关闭，全体市民的社会生活停止，每天早上，击鼓若干下，社会生活才开始。在街道两旁不准开辟店铺，所有的买卖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地区，按照行业所属，穿戴相应的服装，长安城几乎就是一座军事化管理的城市。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墨子通常被认为是比较仁慈和蔼的人，但是他写的墨子一书中，对于守城的建议中，除了杀还是杀，我粗略的估计一下在这篇文章中，杀字至少得有几十上百个，这就是中国最仁慈最和蔼的思想家的想法，你还能指望中国出现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吗。
　　就说说蛮族法兰克人，查理曼大帝的父亲丕平，当年已经是一呼万应呼风唤雨的人物了，一次战役之后，战利品还没有分配，一个传教士恳求他把一个广口瓶还给自己，他就答应了，第二天，所有的战利品均分成若干份，摆在广场上准备分配，这时候他对应该领取这个广口瓶的战士说，把他给我吧，我愿意给你补偿，这个战士说，不，你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说完抡起战斧就把这个广口瓶劈碎了，丕平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这是他的权力。这还是在以落后野蛮著称的蛮族中。这在中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中国与欧洲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经济，而从希腊罗马开始的欧洲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经济，从一开始，欧洲就发源于海边，土地贫瘠，空间狭小，农业发展潜力小,必须从外界输入粮食.发展航海，开展对外贸易，几乎是必然也必须的选择，农业社会的变化少，造成中国人的性格比较保守，农业社会比较不过分的追求精确,造成中国的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积累式的技术,而不是严格的理性的成体系的一种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是一部研究怎样统治人,怎样限制人民以保障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科学,而且商业社会的人们讲究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所谓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从古代刚刚踏入文明的门槛,东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正因为欧洲没有像中国这样无所不能的绝对君王，所以欧洲的商人没有受到中国那样的压榨，当国王欠商人的钱时，不能把商人全家抄斩。国王收税的时候要小心别把上人们惹火了
　　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所以中国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农业中产阶级-自耕农,为什么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一般社会比较稳定,政治比较清明,就是因为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乱,消灭了大土地所有者,自发的完成了一次土地革命,这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自行开辟的无主荒地,彼此财富相差不大,既不是太富可以开始新的土地兼并,也不是太穷活不下去.可以按照正常的经济循环规律延续下去,所以就出现一定时间的繁荣，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在一个比较长的安定时间以后,经济规律的另一面就会开始发挥作用,一部分人开始陷入贫困,另一部分人开始兼并他们的土地.这就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会转向垄断的资本主义一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好多的土地兼并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因素决定,中国的强大的中央政权,强大的官僚机器,强大的政治力量,都使得中国发展得最快的实力就是官僚地主阶级的实力,这种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极度腐朽性和极度破坏性.这是真正的中国进化的癌细胞,任何一个新生的政权都会走过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经济恢复,然后在经济恢复的同时,贫富分化很快就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官僚大地主阶级这个怪兽开始出现,他不但排挤贫苦的农民,就连统治阶级下层的小地主然后是中层的地主都一概的压榨之,直到其破产为止.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在欧洲他们可以上工厂里去做工,但是在中国,由于极度的,凭借政治权力造成的贫富分化,极大多数的财富被集中在官僚地主阶级的手中而不是流向新兴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但要受到缺乏资金的困扰,还要受到极严重的压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实际上不是重农,而是把奴隶牢牢捆绑好不让他逃走的那种重视中国古时就说的谚语就有将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实际上应该还有一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一种经济学上的选择)种地是一种辛苦而比较收益小的行业.如果不是采取一定的措施的话人们很难会自愿的留在这种行业上,所以历代的皇帝采取的措施就是贬低其他行业的社会地位以确保人们不会脱离容易奴役的农业,中国历史上的压抑商人社会地位的法令之多之滥，足以使商人无法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最早在西汉时候，就有法律规定，商人不得坐好的车子，穿好的衣服，住好的房子，遇到兵役，要被优先征发遇到税负，要比别人多交，不光自己不能当官，自己的三代子孙也不能当官。最恶劣的是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用法令手段政治手段使商人破产，西汉开始时的大商人还是不少的，资本也不少，影响也不小，史记里还专门有一个货殖列传，记载了好多当时著名的民营企业家。这在后来是没有的。但是，自从汉武帝大规模打击商人势力以后，商人不但在政治上受到压制，在经济上也大量破产，所谓中家以上皆破，这是真正的一次杀鸡取卵，从此以后，中国的商人再也没有以一枝阶级的力量在历史上发言，中国商人的地位更加的类似于东南亚的华侨，成为所有的社会矛盾的替罪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贱民阶级。
　　再没有新的出路的情况下，无法继续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农民，只好铤而走险，于是就象是磁盘格式化一样，整个社会翻天覆地，一切旧有的利益分配被打乱，新的利益阶级形成。一切又回到原点。
　　中国从一建国的时候，就走上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最古老的首领，象尧舜禹，他们的权力就已经不是同时代的欧洲军事首领所能比拟的，起码，下一代的首领是由上一代的首领来指定的，而且在大禹的时候，大禹就已经可以直接把对他不够尊敬的部落首领诛杀，这种权利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的皇帝也不可能做起来如此的轻松。在后来的尚书中，曾经记载过大禹的儿子讨伐有扈氏的战前总动员，他说得很简单，听话的，赏，不听话的宰，谁要是想反抗，我就把他杀个鸡犬不留，这几段段话不长，但却很生动的显示了当年的中国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已经有了后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雏形了。
　　再看欧洲，希腊斯巴达就不用说了，罗马共和国也不用说了（罗马共和国对于政府官员的监督，对于政府侵犯平民权利的警惕，即使在现在我们也不一定赶得上）
　　所以自然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业，农业的社会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形态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效地遏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发，没有工商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消化无地农民的出路，就只能是一次次的打破原有的国家机器又一次次的重建他，这就更加的只能在原地踏步。
　　
　　现在，我们的共产党正在干什么，正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正在逐步的，坚定的蜕变成为一支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党，只不过，腐败的发展速度惊人，腐败官僚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同步发展，他们正在展开一场赛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在官僚阶级极度腐败造成极度的恶性贫富两极分化这个千古之癌发展成型之前，掌握住国家的政权，创造一个适于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环境，形成一个健康，稳定的中产阶级，就看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二十年是中国5000年来为数不多的脱胎换骨的紧要关头，可能会决定未来的上百年的国势走向，这个时候是最为脆弱与缺乏抵抗力的。所以我才对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添乱的台独分子如此痛恨。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9　15:58:30　
　　Q君：
　　
　　对你的论证过程我看得有点糊涂，我先来提炼一下你的观点，你看有没有搞错，然后我再讨论，以免“鸡同鸭讲”。
　　
　　你的论证似乎是这样的：
　　
　　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我的问题好像不是这样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能顺利地展开工业化进程，这跟是不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论证过程：
　　
　　原因之一：中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近乎于万能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的控制是全面的，彻底的，从思想到肉体，从经济到政治。（我的即时反应：这本身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似乎不能直接作为原因而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原因之二：中国的古代思想很残忍，从中不可能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于是你的隐含论证似乎是，要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抑或是，资本主义的其中一个特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因之三：中国与欧洲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经济，而从希腊罗马开始的欧洲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经济。（这似乎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而非可以直接用作解释其它现象。）
　　
　　根据这一原因，你得出了多个推论：（1）农业社会的变化少，造成中国人的性格比较保守；
　　（2）农业社会比较不过分的追求精确,造成中国的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积累式的技术,而不是严格的理性的成体系的一种科学；
　　（3）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是一部研究怎样统治人,怎样限制人民以保障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科学,而且商业社会的人们讲究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4）中国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农业中产阶级-自耕农。
　　
　　论证期间，你的主题又变成是分析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不同在哪里。区别如下：
　　[1]好多的土地兼并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因素决定；
　　[2]官僚地主阶级导致了土地兼并，而这种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极度腐朽性和极度破坏性；
　　[3]极大多数的财富被集中在官僚地主阶级的手中而不是流向新兴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但要受到缺乏资金的困扰,还要受到极严重的压榨，因此无法吸纳过剩的农民。（对这一点，你又转去分析为什么中国传统有重农抑商政策。你认为“实际上不是重农,而是把奴隶牢牢捆绑好不让他逃走的那种重视”，这与我的观点大致是一样的。）
　　
　　原因之四：中国从一建国的时候，就走上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道路（这里似乎你只是在重复第一、二个原因。）
　　
　　然后，你忽然又来了一句总结：
　　所以自然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业，农业的社会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形态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效地遏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发，没有工商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消化无地农民的出路，就只能是一次次的打破原有的国家机器又一次次的重建他，这就更加的只能在原地踏步。
　　（这里的分析又与前面不同，论证过程变成：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为农业——》大一统王朝（即“万能的中央政权”？）——》工商业不能发达——》治乱循环。到底你的论证思路是前面，还是这里？
　　
　　最后你提GCD的问题，好像跟全文主题关系不大。要扯上关系，好像只与前面的[2]和[3]两点有些关系。然后又扯上台独的问题。
　　
　　
　　总结：你的分析、论证思路极不清晰，我很难验证你的逻辑推理有没有问题。如我以前的贴子中说过的那样，科学分析总的说来也就两步，一步是看“前提条件”举得对不对，一步是看逻辑推理过程有没有问题。我现在没法做第二步，第一步也很难展开。你可否先理清思路，再写一个回贴？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9　16:12:14　
　　简单就我上述整理出来的你的论证分开一条条来谈，但因为我没弄懂你的整体分析，所以不是对你的整体分析的回应。
　　
　　其一：中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近乎于万能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的控制是全面的，彻底的，从思想到肉体，从经济到政治。
　　
　　这个判断，我恐怕不能认同。你认为中国的中央政权的控制很厉害，西方的不厉害。但西方的统治者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不只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国王（代表国家？），还有作为精神统治的教皇。前者的控制可能是不及中国，但后者的控制远胜中国。中国的中央政权，对思想的控制并不真的那么严，它能控制的不过是读书人，平民不读书的，对其精神的控制很有限。但西方却不同，即使是不读书的平民，都受到教皇在精神上的严格控制。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没有综合考虑，是不妥当的。
　　
　　你说古代中国的中央政权是强大而万能的，我不太同意。古代社会因为交通不便，实际上中央政府能比较强有力地管治的是几个大城市，边远地区往往鞭长莫及，所以有“山高皇帝远”之说。而即使不是在边远山区，细分到“微细血管”上的乡村，主要还是靠地方乡绅以类似“地方自治”的方式来进行。
　　
　　顺便说一句，你的很多论证的观点，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些流行的说法，并不新奇。但这些流行而为大众耳熟的说法，其实往往都是不严谨，经不住推敲的。举个你比较熟悉的例子，如唐初史的问题，流行于大众的观点是李世民受李建成、李元吉迫害，于是奋起反抗，夺了皇位。这里面有大量的细节是有问题的，专治有关历史的人才能知道、辨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对这些问题有兴趣，你应该不要那么快地急于下结论，先多研究细节，了解真相后再说。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9　16:27:28　
　　其二，中国的古代思想很残忍，从中不可能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的观点是，中国没有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根源主要在产权制度，不在于思想是否残忍。西方古代也有很残忍的思想，主要在宗教方面（这一点，又是你特别忽略了的，你都只是在看政治架构那一面，没有看宗教架构那一面），如钉十字架，这是中国没有的，但西方非常普遍，这种酷刑的产生，与西方的宗教思想对付异端的残忍性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要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对于异端，是远比西方要宽容的。中国社会残忍的是对付不忠心于皇帝的臣子，这一点西方却是远为宽容的。这是有趣的对比，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加以研究，但这里就不便展开了。这里只要指出的是，你太简单化地比较中国与西方了。而且在你心目中，似乎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一个主见，就是认为中国文化、思想不如西方文化、思想。如果以古代比近现代，这是对的，但这不具有可比性嘛。如果古代比古代，在不少方面，中国其实都比西方要文明得多，因此才会有古代中国比古代西方发达的情况出现嘛。西方的中世纪时代的黑暗，不是你能想象的。你最好去看看房龙的“宽容”，就知道即使迟至近现代，西方由于宗教思想对于异端的不宽容，都是很残忍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特别是，前面提到，中国社会残忍的是对付被认为是不忠心的臣子，但普遍来说只有当官的才受此压力，这种残忍对平民影响很少（尤其是在和平时代，而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时间是和平时代，而非战争时代。战争时代的话，西方都一样会很残忍地对待平民的）；但西方社会残忍的是对付所谓的宗教异端，那是普遍地影响到平民的。像那烧死女巫的做法，影响的可以是非常普通的民众，而不是中国那种权力斗争中往往只波及上层。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是不及西方古代残忍的。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9　16:43:49　
　　其三，中国与欧洲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经济，而从希腊罗马开始的欧洲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经济。
　　
　　这一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可以作较少修改而同意。首先，欧洲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位于内陆地区的国家，也有位于沿海地区的国家，因此简单地概括，说欧洲经济本质就是一种商业经济，是不大妥当的。位于沿海地区的欧洲国家，其经济本质确实是商业经济，但那是由它们的自然环境决定了的。那些地方靠海（不是像中国靠的那样大的太平洋，而是小得多、容易航海的地中海），土地又不太适用于耕作，当然就只能选择进行贸易，才能有充足的物资供应。这是被逼出来的选择。而那些位于内陆地区，有肥沃土地的欧洲国家，其经济基础仍然主要是农业，而不是商业。
　　
　　因为你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商业本身是一个附着性的产业，即我们今天的现代术语说的第三产业，是服务性的产业。它本身不能生产出新的产品，因此它必须附着于一个能生产出新的产品的产业，才有可能生存，然后才谈得上繁荣。现代社会，商业所附着的产业当然就是工业（主要以制造业为主）。但古代社会，工业是极其不发达的，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大量的剩余产品供给商业去进行贸易。因此，古代社会里，商业必须附着于农业来生存。因此，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有足够的土地来发展农业，它一定是优先选择发展农业，而不是选择发展商业。所以，古代的国家，只要是自然环境许可，就一定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不是以商业。
　　
　　但，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的不同，虽然不在于经济基础是否农业，但确实在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上。古代中国不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且商业的比例很低；而古代欧洲的大部分国家虽然也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但商业的比例与古代中国比，确实是比较高的。这一点，的确为后来欧洲国家比较容易地走上工业化道路，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9　17:13:45　
　　接着是关于你的一些推论的意见。
　　
　　（1）农业社会的变化少，造成中国人的性格比较保守
　　你怎么定义“保守”呢？如果是说环境不变，人也不变，那是全世界都一样的；如果说环境变，人也不变，中国人若真如此，早死翘翘光了。好像又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适应力很强的说。这意思不正是说中国人的性格并不保守吗？能随环境变化而变（适应也）。
　　
　　（2）农业社会比较不过分的追求精确,造成中国的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积累式的技术,而不是严格的理性的成体系的一种科学
　　中国的传统中其实没有科学，我以前说过了，有的只是技术，这是很重要的区别。科学是一个体系性的东西，有前提假设，有逻辑推理，有事实验证，首尾一贯，浑然一体。但中国没有这些，古代诸子百家所谓的论述文，从现代学术论著的要求来看，全部不及格。里面精彩的是文采，不是逻辑，逻辑其实是一塌糊涂。这些人的所谓论证，太喜欢用比喻。比喻的好处是生动、易懂，但问题是有很多东西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是否能如此这般地附会，需要有严格的逻辑来控制。
　　
　　举个现实的例子，如前些年高科技热，科技股升势如虹。有人对此表示担心，认为有“泡沫”的成份在内。某位大名鼎鼎之辈就出来撰文，说高科技这东西就是要有“泡沫”，就像啤酒就是要有“泡沫”。用这样的比喻作论证，简直是匪夷所思。啤酒有泡沫，跟科技股有“泡沫”有什么关系？再说，茅台酒是没有泡沫的，那反对的一方是否也应该以此为比喻，说明科技股不应有“泡沫”？
　　
　　中国诸子百家的论述文章中，有很多比喻就类似于上述这种情况，当然可能不是错得那么明显，要隐晦得多，需要运用逻辑推理去发现。
　　
　　但为什么中国会没有科学传统？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不能明白，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你说这是因为农业社会不追求精确，但这种情况是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你看看同时代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巨著无不体系宏大，坚持以逻辑进行论证（虽然有些地方演绎得过分，而更有不少地方也犯了大量逻辑错误）。那时候的中国，还不能算是很明显的农业社会吧？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有那么明显的分道扬镳？这是我始终苦思而不得其解的（这与我在“文学影视中的李世民”一贴中提到过的为什么中国文学没有史诗，不注重结构的问题，很可能是同一问题在不同领域的表现）。


作者：nonono11　回复日期：2004-4-9　20:02:28　
　　[1]好多的土地兼并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因素决定；
　　[2]官僚地主阶级导致了土地兼并，而这种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极度腐朽性和极度破坏性；
　　[3]极大多数的财富被集中在官僚地主阶级的手中而不是流向新兴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但要受到缺乏资金的困扰,还要受到极严重的压榨，因此无法吸纳过剩的农民。（对这一点，你又转去分析为什么中国传统有重农抑商政策。你认为“实际上不是重农,而是把奴隶牢牢捆绑好不让他逃走的那种重视”，这与我的观点大致是一样的。）
　　----------
　　土地兼并不是经济因素，那是什么因素？政治因素？为什么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兼并土地？没有什么道理。就是因为经济因素，就是因为土地集中在一起，生产率会比较高。你所说的“官僚地主阶级”，如果能顺利兼并土地的话，就会向农业资本家转变。你说这种阶级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腐朽性和极度破坏性，但你只是这样陈述，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土地兼并是一个经济过程，但不等于它不充满了血腥、暴力和不公、非义。我在文章中提到美国的情况，没有什么公正可言。英国的“圈地运动”更以“羊吃人”而著称。为了圈占土地，有关的阶级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从道德上说往往都是很丑恶的。我并不是要从道德上美化这种行为，而是要指出，这种行为背后推动的是经济规律，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所以靠道德教化或法律制裁是不可能压制的。政府可以做的，是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缓和其血腥性、暴力性和不公正性。具体的分析，后面再进行。
　　
　　中国从宋代起就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商业，像纸币出现等金融、信用制度方面的突破，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反映。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受到压制是公认的事实，我也已经分析过“重农抑商”政策的政治性目的，你看来也是接受这一点的。但财富积累在所谓的官僚地主阶级手中，并不等于新兴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就会缺乏资金。因为借贷制度（也就是前面指的金融、信用等制度了）的发展，会使存在于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财富向最有盈利能力的产业、人物流动。地主阶级如果手上积累的财富，如果发现工商业有巨利，而政治上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即假设没有“重农抑商”政策的存在），很自然就会或者自己转型去从事工商业，或者向正在从事工商业而缺乏资金的人放债，成为“食利者”。因此，关键是工商业有比农业更高的利润率，而这当然就要求工商业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了。
　　
　　古代中国总的来说，还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这个过程很缓慢。工商业的发展太慢，跟不上农业通过兼并而迅速淘汰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速度，因此只好通过反复的治乱循环来一再地打断农业的发展步伐，等候工商业的发展跟上来。而西方列强的入侵，就相当于通过外部施加新的因素，为工商业的发展提速。像“包身工”之类的报告文学，反映的就是当时那么一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到城市工商业部门的情况。当然过程很血腥惨烈，这一点我从来就不否认。但这不是中国特有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因此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有关阶级特别残酷。当然，到了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一切，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协助这种转变，大大减轻血腥惨烈的程度，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仍然能稳定社会秩序。

[quote]原帖由[i]nononono[/i]于2004-04-20, 10:01:01发表
错！

微软根本不是垄断，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反对的理由。我说得很清楚，经济学家是整个儿反对“反垄断法”，不仅仅是微软案本身。

已经说了垄断的问题很复杂，真要说清楚，非大大走题不可。这里的主题不是这个，我不再说了，你自己多看专业论文去吧。（不要看教科书，教科书是错的。以前我看教科书，为里面分析“垄断”的那个“断折的曲线”痛苦了半天也没搞明白。后来看斯蒂格勒（1982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文章，里面说到，经济学中的错误，一旦进入了教科书就极其难以清除其祸害，举的例子就是分析垄断的那条断折的曲线！！！我一看，当时差点没气昏过去。原来那是错的！怪不得我痛苦了半天都没搞明白。经济学教科书真是害人不浅！！！） [/quote]
是么，我记得张五常也是反垄断法的，他的理由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通过竞争得到的垄断是不应该被反对的。不过我还是听从你的建议，多看专业论文去吧……

[quote]原帖由[i]曹仲德[/i]于2004-04-20, 11:39:41发表
不过我还是听从你的建议，多看专业论文去吧…… [/quote]
转个在别的贴子中的回贴给你，也适用你去找正确的论文来看的。

附：

引用 (萧让 @ 2004-04-20, 12:16:45)
这也算论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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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MM不用对这种所谓的“论文”期望过高。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不过是为了能升职加薪而不得不胡乱炮制些可以拿到所谓的学术刊物上去发表的所谓“学术论文”。

要真正学到东西，还是要看经典之作，看大师名家之作，因为他们是真正抱着要写出“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作品而落笔的。

像陈寅恪的论文，虽然其中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是错了。但那是错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大师手笔和气象的错！那才是值得我们品之再三，评之再三的论文。

接下来是贴出我最近写的一个续篇：

??在回应完Q君的那个长贴后，接下来我就要在上文分析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之上，来进一步分析今天的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有关的经验教训，解决目前的农村问题，为我国已经启动得相当成功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更进一步的向前发展的动力。
??
??在正式进入分析之前，我要先对前文的分析中出现的错误作一些修正和澄清。因为这篇文章是我较早时期写下的（应该是在2000年），当时我对于“产权经济学”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因此文章中在运用有关的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时候，是犯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的，必须首先加以调整，才能为下一步的分析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上文最重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把“所有权”理解为“产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得出“虽然用延长土地租约期限的办法可以减轻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但土地所有权不能彻底私有化，土地买卖就永远无法进行，土地兼并也就不会出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最优规模也就难以达到。”这样的结论。
??
??但是，在我后来更深入地理解“产权经济学”的精要之后，我觉得上述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对于“产权”这一概念的界定，“所有权”并不是“产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更无所谓“重要”性可言。
??
??准确而言，“产权”主要是由三组权利所组成——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其中，“使用权”有三项内容，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我现在拥有一块土地的“产权”(注意，不是“所有权”)，这就意味着我拥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那到底实际上我拥有什么权利呢？
??
??理论上，我有如下三项权利：(1)我可以选择以任何方式来“使用”这块土地。例如，我可以选择把这块土地用作农业用地、住宅用地、工业腹地、商业用地，等等。没有任何人有权阻止我进行上述的选择。(2)我可以选择“不使用”这块土地，也就是抛荒了。逻辑上来说，“不使用”本身其实也是“使用”的一种形式，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为了特别地引起注意，因此这里把它单独地列为“使用权”的一项内容。(3)我可以选择自己“不使用”，但让别人来“使用”。这似乎跟后面将会谈到的“转让权”是一样的。确实，二者有交叉的地方。不过，我们一般谈到“转让权”，是指出租、出售形式的“转让”。但这里所说的“让别人来‘使用’的权利”，不一定就是出租、出售，而是可以免费地提供给别人来使用。例如，我可以把那块土地当成公园，允许别人来我的土地上玩耍，不收取任何的使用费。这显然并不是出租或出售，因为这种“使用”方式并不能使我通过“转让”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获得“收入”。但这显然也是我的“使用权”的内容之一，我当然是有自由、有权力来如此这般地“使用”我的土地的。
??
??(待续)

总算看到你的续篇了
个人认为，转让权称为支配权更合适，是对资产产权转移的支配，特别应包括遗赠权
所有权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是有用的，如果我向国家租用土地，但租用期未到，国家需将土地挪作他用，由于所有权属国家，故而不做补偿或很少补偿，在国家违宪成本不高的情况下，所有权私有化是对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制约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21, 20:17:39发表
个人认为，转让权称为支配权更合适，是对资产产权转移的支配，特别应包括遗赠权 [/quote]
后面写到转让权的时候，这一点会谈到的，已经包括在内了。

而且，“支配权”这个说法太含糊。使用权是不是支配权？你这样命名，就无法将使用权和转让权分得清楚了。

[quote]原帖由[i]潘泽[/i]于2004-04-21, 20:17:39发表
所有权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是有用的，如果我向国家租用土地，但租用期未到，国家需将土地挪作他用，由于所有权属国家，故而不做补偿或很少补偿，在国家违宪成本不高的情况下，所有权私有化是对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制约 [/quote]
不对，国家如果不补偿或补偿太少，那是侵犯了我的收入权。因此，产权中包括了收入权就已经够了，无需有所有权。

[quote]而且，“支配权”这个说法太含糊。使用权是不是支配权？你这样命名，就无法将使用权和转让权分得清楚了[/quote]
如果由我定义的话，使用权是旨在资产产权不做转移的情况下对资产的支配
正如支配权是对资产产权转移的支配
[quote]不对，国家如果不补偿或补偿太少，那是侵犯了我的收入权。因此，产权中包括了收入权就已经够了，无需有所有权。 [/quote]
不知我举的例子是否恰当。我借了100元给你，让你去做投资，期限是1年，但是1个月后，我手头拮据向你要了回来，影响了你的投资收益，但是我应该对你补偿吗？钱本来就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