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风流谈之汉阴老父

东汉风流开篇第一人却是个无名氏，据书中所载可称之为汉阴老父的。


      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距黄巾大起义的爆发还有20年的时间。


      在这年里，荆州刺史度尚出兵三年，终于平定了南方群盗。


      做了皇帝就一直猫在洛阳没出过远门的刘志见世道基本太平了，便动了巡幸的念头。皇帝要做事情还需劳心么，只需灵光一闪，下面自有察言观色的力赞成之。很快，围绕着以刘志为核心、公卿贵戚为扈从的大队人马从洛阳奔涌而出。高兴的不止是刘志一个人，权幸宠臣们也神采飞扬，一个个无不摩拳擦掌的说，准备要大干它一场。更有那地方上众多愿意被干、且根据路线判断有机会被干的闻听御驾亲征，更是欢欣鼓舞、为之振奋、为之雀跃。


      皇帝出朝，地动山摇。果然车驾所至之处，地方官吏、豪门大族争相献媚，往来奔走、交织如梭。刘志倒不屑于什么金银珠宝，能吃好玩好心情好就足矣，所以这大部分实惠多落入身边得宠的宦官以及与其互为党援的朝臣囊中。他们自然不会客气，“征求费役，不可胜极”，但中原毕竟是礼仪之邦，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也有回报给献媚的地方权贵：“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除人为郎”。想要钱物的、想要官爵的，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反正都是慷国家、慷人民之慨，最后买单的都是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还是后来的灵帝聪明，也是他小时候得过穷病的缘故，干脆自己做起了无本万利、绝对垄断的批零官爵的生意，这是后话了。


      “车骑万计”，浩浩荡荡，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南下。富了“左右”小人，贵了郡县大户，上下交媾，其乐融融。苦就苦了地方众多的百姓，只有为他人交相欢乐买单付帐份，却绝无承接丝毫雨露恩泽的幸运了。


      这污秽的表演早就惹恼了一众正直大臣、忠义之士。要说东汉正是从桓帝时开始步入难以挽回的颓败深渊，桓灵相继共在位四十余年，天灾地变屡见、州郡暴动频发、四方蛮夷交侵，可是在汉朝崩溃于军阀混战之前，种种动荡都次第平定。这不能不说汉朝有人，有的是“仁人君子”为之费尽心力，“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但大汉帝国终究还是毁在了腐败的朝廷手里，灾乱易除，人心不可复振也。


      多说了几句，再表有一位护驾官员名叫胡腾，目睹豪猾残虐地方，上书：“天子无外，乘舆所幸，即为京师。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臣自同都官从事。”就是很直接地向皇帝要官，但一番话，堂堂正正、无懈可击，刘志觉得也不错，就同意了。司隶校尉是专门负责纠察京师近郡权贵豪强不法之举的官员，属于强力部门，他这个建议等于请到了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有权有责督察除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胡腾还真是个有手段的人，像这样急了眼就伸手要生杀权的人自然不会心慈手软，“自是肃然，莫敢妄干扰郡县。”


      还有一位杨秉，乃当朝太尉，始终就与宦官集团作对的一个人。此时三公虽然号称“坐而论道”，机要事务、出纳诏书归于尚书台，但在重大国策上仍有发言权。而且历朝担任三公的都是知名大人，位尊望重，身为朝野领袖，说话分量是极重的。两年前，杨太尉就联合周司空发起了一次震撼当时的政治运动，以汉朝旧典规定“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为依据，上书皇帝请求罢黜依靠宦官权势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刘志看来还不是很糊涂的人，采纳了正确的意见，于是州郡刺史、太守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肃然”。剪除了大批宦官党羽，扫荡了他们在地方上培植的私人势力，给予宦官沉重的打击。东汉虽然有宦官之祸，但是出身豪族大家的官员不乏正直忠义，始终与之相角力，就在宦官权势熏天之时，也有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借用以手中权力或者遏制、或者直接以暴力打击之。也正因为宦官的对手多在朝廷、在地方有着雄厚背景及实力，所以至少在桓帝一朝还没有做到一手遮天，双方的激烈对抗最终导致了此后不久的“党锢之祸”。


      刘志巡幸荆州，来到南阳，“太守张彪与帝微时有旧恩，以车驾当至，因傍发调，多以入私。”杨秉得知此事，焉肯罢休，不但严厉训斥了有责任检举地方官员的荆州刺史，还把张彪的罪状在太尉府备案。并且针对“诏书多除人为郎”的现状，大大作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郎官一职“入奉宿卫，出牧百姓”，这么重要的名位又怎么能随意封拜呢，还提到现在贿赂风行，几乎至于“爵以货成”，对朝廷的威望大大有损，将使天下离心云云。刘志对杨秉很重视，又做了一回好人，这股歪风一时被遏制了。


      如此这般，一路的奢侈无度更兼一路的钩心斗角，辉煌壮观的大队人马终于盘旋到汉阴老父耕种的一亩三分地。具体地名不详，反正就是汉水南边的一个地方，山之南为阳，水之南为阴嘛。皇帝驾临到汉水之边，观赏凭吊，乐坏了附近的百姓。在田里辛苦耕作的农民远远望到前方光华涌动的宏大场面，都停下手里的活计，奔走相告，纷纷围拢前去聚观。年复一年的劳动，枯燥的生活难得有个调剂，更何况平时只存在于遥远传说里的皇帝驾到。刘志没有听到电视里面格格出行都享受的“千岁千岁千千岁”和伏地朝拜，也没有好事人安排“总书记好”之类的问候，百姓“观”之而已。


      仪仗之中有个官员，观望四方，但见万数车骑、众多百姓都聚拢一片。咦，唯有远处一个老汉兀自耕作不停，竟是对这里的一片纷华毫无所动。这个官员名叫张温，也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日后曾率领董卓和孙坚西征平叛的，此时还是个小官。大片田野中只有一个老汉孤零零的劳动，不知为何，不由生了疑问之心。便命身边的一名随从前去探问，不成想，老汉笑了笑，一语不发，随从碰了钉子。张温益发好奇，亲自从人群中走出，来到老汉近前。


      张温躬身道：“大家都去看热闹，就只老大爷一个人在这儿劳动不停，为什么馁？”听了张温的问话，老大爷看他倒也面善，说话还蛮客气，神态举止、衣着服饰也不是前面那个随从一样的普通人。这才微微一笑，开口说道：“我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有几句话不太明白，想问问阁下。是为了天下大乱而立的皇帝呢，还是为了天下大治而立的皇帝呢？皇帝是应该视百姓为赤子、抚育苍生呢，还是应该把百姓视作奴仆以供皇帝役使呢？上古圣王，搭的茅草屋，用的椽子都是砍下就用，不作其它装饰，简陋如此，所以万民得以休养生息。你的皇帝做了什么？他劳役百姓、纵情逸乐，我听了都为你有这样一个不称职的皇帝感到脸红、感到羞愧，你竟然还叫人去亲眼去看看这令人羞耻的场面。呵呵～”


      老大爷一番话义正词严、足够气魄，让人无从反驳，换做了再能言善辩的野蛮官吏，也只能说不管这有没道理，敢于抨击皇帝就是以下犯上、就是不对，专制者必须是正确的，他们有无数个理由把老父从应该为之服务的百姓划到必须制裁的贼人之中。张温不是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汉朝之时类似的言论很常见，无论朝野对皇帝和百姓的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仍然还有类似于老父一样的原始共识，这是后来沦丧殆尽、都不及的。因此桓帝刘志在死后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不好的君主，形成朝野的公论。就是还在世的皇帝，大臣们也会当面讽刺。灵帝在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很轻松地问身边的一个人——杨秉的一个孙辈叫杨奇的：“我比桓帝如何？”（朕何如桓帝？）杨奇回答的倒也巧妙：“您比桓帝就好比舜帝和尧帝一样吧。”（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就是说你和桓帝一样的货色，桓帝不行，你也不行。灵帝听了很是不悦，颇为抱怨了一番了事。


      还说张温，听完后深以为然，为自己的一时浅薄而大大惭愧。但总不能附和着大骂刘志是无道昏君，便问老父的姓名。老父恬然不语，提起干活的家伙，径自转身而去了。

[[i] 本帖最后由 风使 于 2008-6-4 14:22 编辑 [/i]]

偶来给你加精~~~[img]http://wt.xycq.net/forum/style_images/1/kernel.gif[/img]  

张温这个人的脾气好像不是一般的温和。最后被董卓杀死也是很惨的~~~不过论能力他还过得去。

谢谢驸马的鼓励～～～   
有次董卓不听话，孙坚曾建议张温就做了董卓，他没听，也是没想到后来竟被董卓给杀了......

张温不杀董卓可能是怕他吧，又或者被他收买了。不过董卓事后恩将仇报，实在是禽兽啊~~~

好文！一则小故事联想颇多！

一个草泽百姓，说的一番话，恰恰是张温这样的官僚敢想而不敢说的，他如何再去惩罚人家呢？对昏君的失望，有的时候是超越阶层的。

“汉祚将亡”这话不是老百姓先说的，恰恰是那些公卿士大夫先说出来的。实际上，东汉王朝最终还是灭亡在官僚豪强士大夫手中。看来，与不得民心相比，不得官心更可怕！

东汉在汉献帝之前主要有八位皇帝，在位时间大多在二十年左右，前四位都不错，后面四位就很被当时朝野所批评了。焦点就是他们往往都宠信身边的宦官近习，必然导致为数众多的政府官员的不满、反抗。
王佐兄说的是，失去官心更可怕。开始时候朝中势力还可以平衡，党锢之祸以后，很多在朝野享有名誉的官员、学者都被禁锢甚至杀害。从此天下“污秽朝廷”，以灵帝和宦官为主的一小撮人不但与人民对立，与众多公卿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也难以调合了。危害到整个地主阶级的黄巾起义的高潮不久被镇压，但是早就对汉朝失去信心、又借此壮大了势力的官僚、豪强却最终颠覆了东汉朝廷。
可能后来的统治者借鉴了其中经验，对官僚更加笼络，如高薪养廉、放纵贪污之类，更加专制、更加高明了，使其甘心成为为之卖命的爪牙，失民心而得官心毕竟可以多延缓一定时间...

前人论述东汉，结论是“失政于宽”，我想这个“宽”不是针对老百姓而言的，显然是针对宦官、豪强、外戚集团而言的。

东汉自世祖及明章二帝以降，皇权不彰。皇帝对宦官集团是崇信纵容，对外戚豪强是防范纵容，这都体现了东汉君主集权的脆弱。

皇帝小时权力归于外戚，外戚联合官僚豪强诛杀宦官。皇帝大后，依靠宦官诛杀外戚，打击官僚势力，从而夺回权力。东汉一直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走向灭亡。在这种斗争中，往往是皇帝宦官是一个阵营，外戚官僚豪强士子是一个联盟。

人常说桓灵二帝宠信宦官，摧残士气，殊不知桓灵不宠信宦官又如何？外戚一旦与官僚士大夫结为联盟，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更大。跋扈将军梁翼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官僚士大夫不仅要同宦官集团作斗争，而且还要同皇帝作斗争，从恨宦官
到恨保护宦官的皇权，这经历一个过程，党锢之祸实际上就加速了这个过程。

袁氏兄弟火烧宫门，诛杀宦官，就是这种矛盾的总爆发，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意思的是，宦官集团完了，东汉的皇权也有名无实了。所以，宦官与官僚集团，对东汉皇权而言，谁忠？谁奸？谁有利？谁有害？难说！

东汉对幼帝的辅政体制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使野心家有可趁之机，这是主要祸源。

[quote]原帖由[i]天山一剑仙[/i]于2005-05-28, 1:43:56发表
嬴妹妹神速...
不叫张飞，是因为这里已经有人叫了。 [/quote]
哈哈，三将军其实可以试着注册张翼德，或者翼德，都有人注了就用燕人张飞，再不行就燕人张翼德，再不行就豹头环眼燕人张翼德……反正肯定有一个行……

呵呵，开个玩笑

我记得学历史时书上就写着东汉衰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政，之所以皇权不彰，也和皇帝即位时都比较小有关系吧

谈谈宦官～

在东汉后期有过很严重的宦官问题，尤其是桓、灵二帝最后的三十年宦官在与外戚、官僚之间进行的权力斗争中获取了极大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两位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和放纵。但汉代的宦官由于没有掌握禁军兵权不像唐朝的宦官集团那样能够十分轻易地废立皇帝、左右朝政。

一、以汉代而言，入仕为官的人基本通过察选或对策，在民间、世家里面选拔出一批人来，部分进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吏、部分进入中央的郎官系统为郎，都要经过初步参与政务的历练，然后根据工作表现选拔其中有才干的到各地担任郡县长官，增加治理一方、主持政务的经验，此后才有机会升任公卿再到中央政府参与国家大政。大体言之，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的高官都有着丰富的工作履历、实际的政治经验，这又岂是身居宫中的宦官所能比较。

二、在汉代也没有给宦官掌权准备一套合法有效的具体制度，因为政府不是给他们管理的。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宦官没有执掌政权的觐身之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信任和纵容，而放着政府官员不用去重用宦官的君主往往证明都是昏庸之辈，宦官就可以通过谄媚、欺骗等种种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昏君和宦官任意弄权的时代，没有危机可以制造出危机，有危机可以扩大危机。其二、宦官非法的弄权，必然导致朝野官民普遍地反对和敌视，这种分裂和对立必然加深政治危机，宦官也必然会镇压对自己不利的势力，由于其非法性使得这种镇压会具有更多的阴谋和暴力。如此可见，宦官掌权总不是什么好事，往往都是危害到正常统治秩序的坏事，历史证明这几乎也是一个朝代走向衰亡的一个标志。

三、放着正经的文官系统不用，去用职责为役使洒扫的宦官，说也说不通，做也做不成。宦官未必是祸害，宦官掌权却必是祸害，至少也埋下了祸害的种子。皇帝用自己身边亲信的仆役掌权，似乎应该提到皇权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了。这个题目比较大，从汉代来看，皇权和政府之间各有行为准则，有不可逾越之处，具有相当的对立和制衡。当然，经过废丞相、重尚书皇帝收回了相当多的权力，但是有很多传统的制度及其影响并不能被完全消弭，君主专制在中国是经过两千年的改易不断巩固的。

四、所以如果就皇权而言，那么无论宦官、外戚、甚至结成派系的官僚集团都会对其产生威胁。外戚对皇权的危害东汉中期已经有了很深刻的教训，有鉴于此，再加上后来的形势演变，皇帝有意无意地倾向于宠用身边的宦官，倒确实比较外朝公卿更显得亲近也更容易制御一些，但也更容易引起公愤，终究是饮鸩止渴罢了。

从皇权来说，在汉代宦官是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从国家来说，宦官则比外戚危害远甚。至于东汉末年以党人为代表的众多士大夫是令人赞赏和同情的。

以上有些内容是以前和朋友讨论宦官问题时写过的。很高兴能与王佐兄交流。

嗯，王佐兄很博学的，每次讨论都能长很多见识
三将军写到了宦官，不禁想到了十常侍，还有那个很笨的何国舅。有时这也和偶然因素有关。
一般皇帝小的时候，太后总要依靠外戚，当皇帝长大了，就要夺权了，因此就任用自己亲信的宦官……然后皇帝死了，小皇帝即位，于是又一轮循环开始了。

可卿ｍｍ过奖了，惭愧！

张飞兄这段贴子写的好，基本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东汉中后期，皇帝、宦官
外戚三方围绕着权力，处于一种三方博奕的关系。

宦官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之所以“口含天宪”“为所欲为”无非是依赖皇权而已。皇帝要想从外戚手中夺权，显然无法依靠外臣，宦官是最可靠的帮手。
然而依赖宦官除掉外戚，就必然导致宦官集团的势力膨胀，反过来又使官僚士大夫阶层对皇权不满。不除外戚，东汉小皇帝几乎是傀儡；除了外戚，宦官势大，又引发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抵制，产生反作用，这是东汉后期政治上结不开的死结。

在这种死结中，外戚、官僚、宦官包括皇帝自己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除了正直的士子受党锢牵连，令人同情之外，博奕的三方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好似不共戴天，细究本质实为一丘之貉。

东汉统治集团内斗虽说惨烈，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镇压人民起义方面的一致性。一有人民起义，东汉统治集团就团结在一起，起义一旦平息，东汉统治集团又开始你死我活。在汉灵帝时期，这一现象最为突出。

这个死结，除非东汉政权灭亡，谁也结不来开。有的时候，人就是历史的人质。


总体来看，东汉不是亡于黄巾农民起义，（人民也没有力量推翻东汉的统治）东汉实际上亡于统治集团的内斗与分化，黄巾起义加速了东汉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即使没有黄巾，东汉也要亡与内斗，魏受汉禅实际上也是这种长期内斗分化的结果。

[quote]原帖由[i]hbwh2002[/i]于2005-06-02, 18:54:18发表
那是因为皇帝太水了,也没见汉武,康熙就给弄死了的,不要老是说宦官,皇室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quote]
时局不同，安可一概而论？有时候信任宦官也是皇帝的无奈，皇帝不是神，他也不知道谁更可靠，所以有时必须依赖一股力量去抗衡另一股力量，就正常心理而言，显然是自己身边的宦官显得更可靠一些。

[quote]原帖由[i]hbwh2002[/i]于2005-06-02, 18:54:18发表
那是因为皇帝太水了,也没见汉武,康熙就给弄死了的,不要老是说宦官,皇室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quote]
你说的是冲质二帝吧！实际上这与皇帝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幼帝未亲政，权力归于外戚，外戚一般是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完全操纵军政大权，皇帝的废立甚至于生死只在外戚一念之间。可见，小皇帝与外戚的对抗本身就是不对称的。外戚对汉室的忠诚度至关重要。两汉一直没有解决外戚问题，当然东汉又添上了一个宦官问题。这个宦官问题归根结底
也是外戚问题引发出来的。

外戚问题其实也是出自于内。老皇帝升天小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政事，则由太后临朝。太后最信任的自然是本家兄弟，所以外戚得以掌握大权。小皇帝长大后不满外戚专权跋扈，依靠宦官解决掉外戚。宦官因功而居高位，从此又衍生出宦官的问题。
归根结底东汉的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都是体制内的产物，所以终汉一朝也没能摆脱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