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鹿邑宣言＞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

(时间虽然过去了一年,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故我主观上奢想,还是可以公开、广泛征求一下意见.因此,借此而求助于大家.)



给《鹿邑宣言》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



——还老子以清白



任 凤 梧    陈 光 柱



“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于去年底在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举行。到会的国内外180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和媒体记者参加了研讨，并发表《宣言》，郑重地提出了“弘扬老子文化”的口号。这显然是有心于老子研究的人们的一大快事，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并衷心祝愿“弘扬老子文化”成其为现实。但是要“弘扬老子文化”，必须搞清楚有关的事情。故此，想对有关的事情数说一下我们自己的认识，公开求助于朋友们，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第一、要“弘扬老子文化”，必须注重下列的“理论文化”问题：



1、“弘扬老子文化”是研究“老学”、弘扬“老学”。“老学”不是“道学”，也不是“道家文化”，更不是“道教”，当然也绝不是什么内丹学、术、法之流的“特异”！



2、故此，“老学”是老子这个人的学问，她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学问。她出现在中华大地以后，才渐趋形成：杂、儒、兵、墨、道、名、法……等诸子百家。显然，诸子百家内是不包括“老学”的，诸子百家的学问全部是“老学”的“后学”。因此，钱穆先生早在七、八十年前就意识到这一严肃的问题，他在《老子辨》中说：“老子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鼷鼠之饮河，各饱其腹而去，亦何不可”？于是他错误地得出结论：《老子》肯定是晚出，晚于诸子百家之后，才能“集大成”！钱穆先生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如果他能活到今天，能看到1973年、1993年、2003年的三次有关老子问题的出土文物，那么他的结论就不会是那样啊！



3、人们忽视了1973年、1993年、2003年的三次有关老子问题的出土文物的事实。前两次的出土问题的研究，虽然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议论文章比比皆是，然而却不得要领，没有切入有益于老子问题研究的“实质性”的东西，不得不流于形式；2003年的出土却与“老子研究”并无任何联系，后来谁都熟视无睹，让其“研究”冷冷清清，从而使这次的出土被禁锢在少数几个权威研究人员的“认识”之内。



4、《道德经》这个书名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它只能说明起因于“汉文化”且受其影响（并且是汉武帝时代以后的文化），这就歪曲了《老子》这本书的形象！所以，暴露出了一个严肃的文化问题，并且自陷在所谓的“汉文化”的束缚之中。这个影响之大，几乎涵盖了我们所知的一切领域。如人们道德概念、伦理认识等意识形态的规范。具体到如：道、德、仁、义、礼、智、贤、学……等的理解不一，从而波及到方方面面。



5、由于局限在汉文化的束缚之中，对《老子》一书中的字词句：“玄、异名同谓（1章）、智者（3章）、成其私（7章）、众人（8、20、64章）大患（13章）、教父（42章）、祸（46等章）、往来(80章)……”等词意的模糊不清而误读曲解了老子的原意，致使不少的人无法进入老子思想境地，只好呆在汉文化的境地内自欺欺人地不顾一切的妄自尊大解读《老子》而心安理得自鸣得意。



6、学习《老子》一文中的“无为”思想。无为，定义如何？“无为”应是以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准则、为检验标准（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本意）。于是“无为”则不是什么事也不做，那是无能的表现。恰恰相反，“无为”的统治者所做的事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对民众十分有利的大事。



7、时间问题：自限在一定的时间局限之内，并且揭示出我们对汉朝以前的历史有其误解。尤为突出的是战国、春秋、西周、殷商等的“历史”问题，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问题。



8、历史问题：从学习《老子》中所得到的收获是不可估量的！她可以让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廓清很多我们一无所知的历史问题，很多我们知之不多、或我们比较模糊的历史疑难问题，以及很多我们有意或无意错误曲解、乃至颠倒黑白而歪曲了的历史问题。历史的“巧合”与后人们的误读是歪曲我们祖国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人们按自己的认识去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的想当然也是重要原因（说这是主观主义所造成的也不为过）；所以，我们国家的历史失真就凸现出来了，要慎重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这一重大现实课题将摆在首选的地位。



9、学习《老子》涉及到的文献、经典，也是一个特殊而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些我们所知的文献、经典都是在汉武帝以后重新整理、完善的，它们不可避免地糅进了汉和汉以后的认识，这就不是历史的真相了。另外，也涉及到金文和甲骨文，而这些又与汉文化的解读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所以，要想学习老子不正确认识历史不行，不认识金文和甲骨文也不行。显然，按所谓的认识来理解金文和甲骨文又违背了事物的原来的真实意义；不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又不行，那也将是盲人瞎马。

10、认真研究老子的哲学问题，应该是今后我们国家最大的、最重要的哲学课题。目前的我们国家还是“空白”，根本没有引起什么有影响的人的注重、注意。



第二、要“弘扬老子文化”，还必须首先认识老子这个人和《老子》这本书



也就要搞清楚老子的生平和《老子》这本书的前前后后。按历史的先后顺序我们来陈述一遍。当然包括两个方面：老子其人和其书。



1）、老子这个人



老子姓单，原西周京畿人，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名逨。公元前854年，出生在一个西周武官单龚的家庭。



单龚，在周厉王时期为“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经常出入“召公”府。逨自幼也随其父出入“召公”府，并深得“召穆公”的喜爱，12岁被任命为“静”（宣王）的“伴读”。



逨13岁时，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围“召公”府，要杀“小宣王”，后被“召公”之幼子所代替的惨景，深深地铭刻在单逨的记忆之中。此后14年内伴读于“静”（宣王），与“宣王”成了手足情深的师友伙伴。



逨27岁之时，宣王即位（厉王已死于“彘”）。逨也继承父职，名义在“召公”（又一代）手下，实质上直接受命于周宣王，伴随于周宣王左右。在周宣王执政的四十多年之中，逨的长期经历是，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戎马一生。宣王四十二年前被封为“吴林”（虞林，乃国家最高的林官）。



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4年）被封为“历人” 除了监察甄别朝中大臣进行纪检外，还负责组织修订、整理典册等历史性文件。在“历人”的任期中，忠于职守，完成了一项特殊而首创的工作。大多数所谓《书》内的文件都是这时候完成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导，以为《书》的基本编纂修订是西周初，周公组织人员修订完成的。但是，从出土的“金文”来看，西周初时，没有任何力量完成此事。只有在西周晚期，才有力量，才有认识，才能完成这种工作。而且只有在西周出现“历人”的官职后，才有进行此项工作的条件，也就是官员们才敢于进行这样的事。并且，这些文件，当时还只能是刻在甲骨之上。



宣王为了表示他重用单逨成为“历人”的特殊而重要的性质，他命单逨作了“十鼎”，留存为永久性的纪念。那时候，“天子”只能作“九鼎”，天子身边最大的官员也只能作“七鼎”，所以说，单逨的这个“历人”官职的破天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何况自商王朝到西周末期，近八百的历史内，文字的使用，都必须在王的视野之内；商朝末期兴起的“史官”以及直到西周末期的“史官”们，都只能从三事：为王做事、为王记事、受王差遣办事而完成自己的“使”命。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史官”与纪实、记述、编撰、编纂、整理历史性的文件，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们也是不敢的，是要“杀头灭族”的！



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1年），宣王病危。把老逨叫到自己的身边，当着儿子（后来的周幽王）的面，命老逨把“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重新修订整理刻写出来，以教育后继之诸天子。“《德》论”已流传三百余年。是古公亶父为推翻商王朝建立西周根据地，针对当时商王朝时的“得”风正盛，腐败且糜烂，而以“不得”之风进行的“德”论的训导、自律的“革命”言论；也是西周王朝的治国宝典。同样是西周王朝之诸王的“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或《德》论——第一个言及“德”字的篇章。



这一特殊使命，老逨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以及毕生的经验和智慧，从73岁起到近80岁，才在“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周康王二十三年称谓为《德》论，《老子》文中称之为《建言》——建国“开邦”之言论）的基础之上不仅整理修订，而且加以了理论阐述！这是独特的重要的西周晚年特征。



书成之后，公元前776年，老逨郑重地交给周幽王，想以祖宗的训导，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哪有心于国家治理，更无有“律己”的意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碍于祖宗及其父亲的情面，只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而已！



可怜的老逨，伟大的老逨！就这样不声、不息地于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崩溃的前夕走了！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２）、《老子》这本书



要认识《老子》这本书，还得追溯一下我国的古代传统文化。然而，人们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有极大的偏见，无视真正的传统。仅把秦汉以来的所谓的儒家文化当成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并且对秦汉以前的文化，任意扭曲。居然把儒家所使用的理念，强加给西周、春秋出土的“金文”之中；强加给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强加给殷商以前的历史文物出土之中。对于这些，涉及的问题太多，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但是，由于要对《老子》给予认识，也必须涉及到这些问题，否则也是说不清楚的。于是我们将这样来简单陈述一下两个事实。



其一就是夏王朝末期，官员们的腐败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成汤”正是针对这一腐败现象，在伊尹和仲虺二人的辅助之下，提出了一个“禁三风”的“禁令”。在自己所能及的小范围内，建立起推翻夏王朝的根据地。“禁三风”是在自身根据地内“禁其有位者”的三风：“巫风”、“淫风”、“乱风”。从而使根据地的官员朝气蓬勃，正气上升。不断扩大影响，终于推翻了夏王朝，建立起殷商王朝。这个“禁三风”的禁令，只能用三个会意的符号，刻在“玉版”上，被供奉起来。当时只有符号流传，没有文字，这是公元前十七世纪的事情。后来被所谓的“《书》”收到《伊训》篇中，成了《伊训》的内容。后人的文字加工以及错位的能力是惊人的。从没有文字来看，好多话则已不是当时的语言，好多字和概念在当时都是没有的。然而从“制官刑，儆于有位”这一点来看，就加速了夏王朝覆灭的历史进程！



于是，“禁三风”是刻在三块“玉版”上的三个符号（每块只有一个符号），被供奉起来，朝夕自警。这就是后世所失传的《连山》，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所拥有的第一部治国“宝典”——《连山》的三个符号；这也是被儒家所崇拜的“三坟”（唐初孔颖达所称）。



其二，以《连山》的“儆于有位”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建立了商王朝，建立了王朝体制。执政到300年前后（？），开创了文字——甲骨文。然而在后期，“得风”日甚。当时的金文之中，有九例为证，如：“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2001年10月版）。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殷商王朝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的新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并且在殷商“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见《竹书纪年》）。从而得到了商王的肯定和认定，进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一个新型的根据地就在商王的眼皮底下诞生了，埋下了推翻商王朝的定时炸弹。



这个根据地的理论指导，就是针对商王朝的“得”风，提出的“不得”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德”代替了“得”，“德”则“不得”。这只是对王说而已。也就是：“上（王）德不得，是以有德；下（民）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显然，这是一种定义。是对王说的，而不是对民说的。因为“民得”是不能自身实现的，是王“赐予”的。民的“不失得”，只能由王来保证。这不独是西周以前的事实，也将必是，任何时代的应有的真正道理。然而，几千年来，混淆了这一基本认识。任人的嘴皮子，翻来倒去的所谓的自圆其说而已，并且置民众于“天经地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历来如此，中外无不如是。在我国这个祸根起源于春秋、战国，历经秦和汉初的实践，后来由汉武大帝以儒家理论的认定之后，才延续、发展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的特征，而成其为这个样子且根深蒂固。



正因为古公亶父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阐述“德”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在理论上站稳了脚，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且把“不得”的具体内容，在《连山》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一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德”论。其要旨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此，周康王称此文献为《德》论，是引以自律、自警的重要宝典！但在文人之中，却称之为《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当然也有人称之为《龟藏》或曰《归藏》，是因为它刻在龟甲上，并且还是成册之宝典。这也是被儒家(其实，儒家对《归藏》一无所知)所崇拜的“五典”，因它们是五片龟板成册之宝典。



正由于我国历史有《连山》和《归藏》两部治国宝典的出现和实施。所以我们才有殷商和西周的历史，这一点西周人是清楚的。到周宣王之时，却和老逨讨论了为什么会有西周这样的渐衰的历史问题，也就是从古公亶父到宣王的父亲周厉王以来的300年左右的历史的每况愈下。以后在《老子》文中的十七章所反映出来的：“太上”、“其次”、“其次”、“其次”的问题，那就是西周的历史剪辑缩影。（参见《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回顾，所以才有宣王任命老逨为“历人”的事实出现；才有修订我们历史文件（《书》）的可能。周宣王遗憾而不满足的是，在自己不行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修订祖宗古公亶父《德》论的重担，正式交与老逨。否则，他是会同老逨一起完成此事的！



《老子》一书的完成，显然是《连山》和《归藏》的精神之再现。《老子》一书不仅是对统治者一人的禁令，也是对统治者一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做到了独特的理论阐述。当老逨把此书交给周幽王时，当时的大臣们都相互告知“老逨”搞了一个《三绝》，于是《三绝》的流传不胫而走，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读《三绝》之风也开始日盛起来，从管仲、孙武、孔丘等人的读《三绝》，致使各诸侯国都想得到《三绝》，成为镇国宝典。这才有秦献公买通（或胁迫）太史儋，从而使太史儋“偷书”（公元前374年）西行，成为事实。过函谷关，被关尹知晓，抄得一份成为“社会本”流传的起始本。由于太史儋是潜逃，所以仓惶而造成《老子》本身的错简，成了历史的灾难。从而，致使《老子》有“官方本”和“社会残本”以及“社会本”的区别。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老子》一书在西周、春秋、战国时的现状。



朋友们，对待任何问题的认识、研究，都必须恰如其分去认识、去研究，这才是认识、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态度，也是做人的准则！不能到位的认识、研究与过头的认识、研究，则应是不可取的，乃至于是心怀叵测的“犯罪”行为，那就不是认识、研究问题了。《老子》的3、8、13、20、64章中的“智者、大患、众人”的危害，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



朋友们，敬请认真思考、学习一下老子吧，这对“弘扬老子文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