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

[font=楷体_GB2312][size=4][color=Blue]   此事原由皆因变法引起：
   人教版初级中学《中国历史》第二册对变法的评价：[/color]
[color=Red]   新法推出后，政府收入有所增加，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国家军事力量有所增加。但是新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color]
[color=Blue]  由此观之，王安石是一心为国，而司马光纯属是自私自利之人。

   明朝张居正《帝鉴图说》之“轸念流民”中道：[/color]
[color=Red]   神宗时东北大旱，诏求直言，郑侠上流民图，疏奏，帝反复观图，长于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遂命开封体勘新法不便者，凡十有八事罢之，民间欢呼相贺。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color]                                                     
[color=Blue]  由此观之，王安石误国误民，司马光倒是一心为国除佞孽。
  
   然而再看看新法的影响：
   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无法不另人惋惜如此强国之路被奸人所误 。

    个人看法：
    1.王安石很可怜,报国无路,上承恩师欧阳修,下至群臣如司马光,苏轼等当代名流,后至学士冯梦龙等名士都对其另眼相待,做人如斯,何乐之有.
    2.古人封建意识很强,都反对擅改先圣法制,由此可看出古人的弊端,然而,据说欧阳修,苏轼也有过改革的主张,那岂不是只许官兵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嘛.
    3.新法用人不当,有些人浑水摸鱼,世间总是要出不知廉耻的人,我辈之人,做人要放在首位.
      [/color][/size][/font]

[[i] 本帖最后由 柳月 于 2007-3-1 15:22 编辑 [/i]]

王安石的变法只能说看起来很美。

王安石啊。

“夷狄是惩，荆舒是膺”，确实是一语成谶。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一心为国的磊落君子,只不过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相对来讲王安石激进而司马光务实,都是有功于大宋的,那为什么后人的评价会迥异呢?那就要看是什么人在什么立场下的解释了,今日中国以改革自强,自然歌颂改革,而昔日元佑党人(司马光等少数人除外)攻击新法很大程度上为求富贵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年而终,而王安石的变法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帝的支持,试问神宗自己会选择不利国家的改革吗?

:mellow:王安石的变法，确是“看起来很美”，只是实行起来，下面层层面面，克克扣扣，歪嘴和尚念错经。比如“青苗法”让农民向国家申贷，结果是，这种申贷不但手续麻烦，而且被官员层层剥削，导致还不如借高利贷。

还要看到的就是：王安石变法时，又遇上了大蝗灾。。。再加上下面念歪了经，自然有问题，但是最大的罪魁还是王安石，一系列改革都没有经过慎重的摸底和大规模的实验（王安石自己任内到是实验了不少，但是全国范围的改革不可能亲力亲为吧？）再加上用人不当，政治上又缺乏容人之量（对反对派可是无情的打击）。。才有如此破败的下场。。而王安石无情打压反对派的行为也间接导致了后来终北宋一世的党争，这确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后果。

人治社会讲法制，管用吗？司马温公到底是研究历史的，人情世故比王荆公看得透彻啊

介甫于人情世故其实也了然．只是变法非一人之力可成之．
而朋党之争在当时入政为官的，又有谁能避的了呢．
变法的时候，欧阳修已经不理政事了吧．

反到观之司马，实应在翰林里著书为益，主政实无可取之处．
可能这就是实干家和儒生的区别了吧
＼＼

[[i] 本帖最后由 bluehi 于 2007-4-9 15:29 编辑 [/i]]

王安石变法其思路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过于激进，激进的改革所触及的不只是所谓的地主阶级的利益那么简单，势必触及到广大百姓的生活，这才会遭致仕林的极力反对，而当时的士林所代表的不只是地主阶级，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百姓的观点，再加上遇到了大灾的巧合，国家缺乏可以调用的余粮，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民的出现。。。当然这也和北宋主要经济集中于京师的强干弱枝政策有直接的联系。

      同时要看到的是，王安石出阁为相以前，声誉非常良好，颇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谢安，可是为什么他为相几年以后，就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呢？！这个与他对意见不同者无情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打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容不得丝毫的反对意见，而自古以来，容不下意见的改革或者措施都不得好下场。。。

看到司马光，我就想起张昭。

孰是孰非。

就政治观点来讲，两个人代表着两个极端，似乎都不能完全算“是”，也不能完全算“非”。

就个人修养而言，两人都是为国为民，可以都算“是”。

王安石为变法在人事上采取强硬手段排斥异己提拔小人，司马光对新法新党抱有成见而不计利弊将新法全部废除新人全部罢免，二人又都“非”。


至于元佑新党则完全变了味了，如果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党争还都将国家利益考虑在内，元佑新党大多是本着个人利益的。

宋朝坏就坏在党争，改不改革都是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和神宗的梦想，不管怎么说王安石至少有理想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重新成为天下的中心/

司马光后来执政，却没见他对宋朝的未来做过什么努力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的混着，平稳过度而国家则平稳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