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3-22 01:13
信鋆
自李朝仁祖大王时代以来﹐朝鲜社会上萌发了亲明远清的思潮﹐联绵不断数百年之久。任何一个社会思潮都具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时下有人在大汉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下﹐笼统地将朝鲜的这一历史现像归结为“朝鲜民族对汉族正统王朝--明帝国的忠诚﹐对清朝夷狄的鄙夷”﹐未免被感情遮盖了历史事实﹐失去了真像。鄙人对此观点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李朝的亲明远清思想自仁祖的两次虏乱(丁卯﹑丙子)开始﹐经历孝宗朝﹑显宗朝﹑肃宗朝﹑英祖朝﹐其实质内涵都在不断地演变﹐逐渐偏离了当年眷顾明朝的初衷﹐最终演变成为历朝大王的统治手腕。这仅仅代表笔者这一初学人士的浅碀见解
李朝孝宗大王李淏﹐1649年-1659年在位﹐孝宗大王是仁祖大王李倧的次子﹐生于1619年。孝宗大王生活的年代﹐正直明朝与满洲较量最为激烈﹑朝鲜遭受满洲凌辱最为惨重之时。满洲为了全力进攻明朝﹐必须先安定后方﹑排除朝鲜的威胁。早在萨尔汻战争之后﹐满洲就已经向朝鲜表达交好的意愿﹐并且游说朝鲜脱离明朝﹐转投满洲。但是遭到当时的国君李珲(光海君)的拒绝。满洲为了进一步向南扩展势力﹐必欲剔除朝鲜的威胁。外交努力的失败﹐使得满洲转而使用武力﹐试图切断朝鲜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即位为汗之后的不久﹐满洲就以各种欲加之罪为借口﹐分别在丁卯年(丁卯胡乱)和丙子年(丙子虏乱)发动了对朝鲜的武装侵攻﹐蹂躏了朝鲜的山河。这样﹐素有礼仪之邦之美誉的朝鲜国﹐为了坚守与明朝的盟约﹐成为了殉难者。两次胡乱的破坏﹐为不久前经历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两次倭乱的朝鲜带来了严重灾难﹐为并未复原的残破社会经济雪上加霜﹐满洲铁骑在朝鲜的暴行(掳掠人口﹑抢夺钱财﹐特别是对于国都汉阳的破坏)﹐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恨。满清对于朝鲜人民而言﹐有“夺其亲人之痛”﹐因此﹐民间的反清﹑仇清思想在此时形成。
在满洲两次武力威逼之下﹐当时的朝鲜国王仁祖不得不放弃对明朝的藩属关系﹐转而成为清朝的藩属﹐以此为起点﹐开始了长达将近300年的清韩宗藩关系。但是﹐清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是建立在武力威逼之下的﹐并非你情我愿﹑是缺乏互信的。一方面﹐清朝为了防止朝鲜再度投向明朝与自己作对﹐对朝鲜采取经济掠夺(主要表现为强索巨大数额的贡物)﹑政治压迫(歧视﹑打压的不尊重态度)。历经倭乱和胡乱的李朝﹐实在无力支付巨大数量的贡物﹐只好增大对民间的征收索取﹐力求使得清朝满意。如此一来﹐朝鲜民众对满清的仇恨就更加深刻了。
总结以上看来﹐朝鲜人民对于清朝的不满是由来以久﹐主要是两次胡乱所结下的旧怨﹐朝鲜人民与李朝统治者的远清思想略有不同。前者只是因为在战争中痛失家园而产生的家仇﹐而不同于李朝统治阶层所受到的政治方面的凌辱形成的国恨。此外﹐朝鲜民众一般只是仇恨满清﹐对于明朝并无太多的特殊感情﹐也就是少有亲明的思想。
我们再来看看本文主角孝宗大王在此时的经历。在丙子虏乱朝鲜战败之后﹐仁祖大王向满洲乞和。在满洲的苛刻条件下﹐朝鲜被迫成为满清的藩属国﹐换取了和平。而皇太极为了防止有亲明倾向的仁祖大王背叛满洲﹐决定向李朝索取王子二人﹐随时可以在仁祖大王有”不讳“举动的时候﹐“立尔质子为嗣位”。而事实上﹐清朝掳走的朝鲜王子并不止二人﹐实际上是三人﹐包括了世子李溰﹑麟坪大君李浚(仁祖大王三子)和当时身为凤林大君的李淏。其中麟坪大君和凤林大君作为交替轮流的人质。三位王子都被安置在沈阳。
明朝北京沦陷之后﹐对于清朝而言入主中原大势已定﹐清廷对朝鲜的控制有所放宽﹐决定将世子李溰放还。但是﹐已经君临中国的清朝﹐依旧没有改变她以往对待朝鲜的粗暴态度﹐清朝随行的使节团﹐居然要求世子的父亲仁祖大王出城迎接世子行列。这是有违礼法的行为﹐严重挫伤了李朝士大夫的尊严。朝鲜士大夫怀疑世子久居满清而产生亲清倾向﹐就将怨恨发泄在世子李溰的身上﹐将他毒杀﹐恰似拓跋沙漠汗之故事。世子的暴毙﹐在李朝朝廷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仁祖大王深怕世子果真与清朝有密切关系﹐从而引来清朝的追究﹐遂隐瞒了实情﹐对外宣称世子因病死亡。仁祖大王的含糊其词﹐居然可以堵住了清朝的责问﹐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知。世子李溰就这样成为清廷和朝鲜名份主义者之间矛盾的牺牲品。此时的反清呼声一度高涨起来。
总之﹐孝宗大王少年时代历经了清朝与李朝之间的恩怨情仇﹐眼看父王受辱﹑兄长死于非命﹐国家遭受外国侵略﹑人民的水深火热...这种家仇国恨﹐自然是难于释怀的。因此﹐孝宗大王反清思想的萌发﹐也是合情合理的。
民间的仇视清朝和王家的疏远清朝的思想就这样在流血冲突了屈辱中逐渐形成﹐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思潮。
世子李溰死亡之后﹐作为次子的李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世子﹐从沈阳回归朝鲜﹐作为未来的继承人。就在四年之后(1649年)﹐仁祖大王﹐这位饱受外敌侵略磨难的的国王去世了﹐李淏在昌德宫即位为王。孝宗大王即位之后﹐立即雷厉风行地采取疏远清朝的政策。首先﹐孝宗大王清除了前朝的亲清党金自点﹐起用了激进反清派的宋时烈和金尚宪等人。不但如此﹐孝宗大王甚至做出更加危险的动作﹐就是公然扩张军备﹐酝酿北伐清朝的计划。在孝宗即位的第二年﹐孝宗大王就以防范日本侵攻为名﹐公开“修城集兵﹐整顿器械”﹐蠢蠢欲动。但是由于事情过于张扬﹐被清廷使节侦知并无倭寇入侵之事。之后﹐顺治皇帝下谕责问﹐指出孝宗大王扩张兵备“与倭国无涉”﹐而是“专欲与朕为难”。事情就此东窗事发。在这件事情的应对上面﹐孝宗大王颇有崇祯皇帝的遗风﹐居然将责任怪罪于一同策划事情的卢协和李曼等人身上﹐分别以“严加刑询”﹑“远配边地”的处置(可见﹐朝鲜也有陈新甲式的人物)。之后﹐顺治皇帝又再下谕告诫孝宗大王﹐不宜听从“乱国舋乱奸臣”的谗言﹐应该对清朝“竭尽忠诚”﹐此事就此了结。这就是所谓的“六使诘问”事件﹐孝宗大王的激烈反清举动﹐在即位初年就已经一鸣惊人了。
此后的孝宗大王﹐在一段时间之内转而采取较为隐蔽﹑温和的抵触清朝的政策。诸如纪年制度的更张。藩臣之国应当使用大国年号。在丙子战败之后﹐仁祖大王被迫“决明国之往来”﹐上缴明朝的诰册﹐去明国之年号﹐改奉清朝之正朔﹐作为臣服满清的象征。但是﹐李朝朝廷无论是朝臣还是国君﹐在春秋大义尊王思想的影响下﹐都以臣服胡人政权为耻辱﹐在现实较量中难以接受的惨败﹐更加不堪思想上被再次强调。使用清朝年号﹐无异于从意识上承认清朝的宗主地位﹐臣服于“夷狄犬羊”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李朝虽然被迫臣服清朝﹐但是在纪年方式上的小动作却是一直没有间断过。在仁祖朝﹐仁祖大王就已经开了先河﹐决定不在宗庙祝词中书写清朝年号﹐只写干支年月。但是﹐经历了满洲两次军事打击的仁祖大王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迫于情势﹐最后也放弃了这种折衷方法﹐继续不情愿地书写清朝年号。到了孝宗一朝﹐孝宗大王复用旧制﹐恢复了只书写干支年月的制度﹐通过这种精神胜利法﹐达到了从心底否定清韩宗藩关系的目的。类似的精神胜利法﹐在孝宗朝成为风气﹐国王与朝臣﹐对宗主清朝皇帝没有应有的尊重﹐居然称之为“胡皇”﹑“虏主”﹐将清朝称为“腥膻之国”﹑“犬羊”﹐在精神上处处予以蔑视﹐从意识上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
自孝宗时代开始﹐清朝已经在逐步改变她以往对待朝鲜的蛮横无礼的态度﹐不断减免巨额的贡物﹐处处“怀之以德”﹐尽力显示其“天朝大国”的宽容态度。但是﹐孝宗大王并不领情。虽然表面上清韩关系较以往缓和﹐李朝处处表露出恭敬的态度﹐实质上是心怀异志。笔者认为﹐这同样是与孝宗大王本人的生活阅历有着莫大的联系。首先﹐是前面已经提及过的人质生涯﹐以及对两次胡乱的亲历﹐这里就不再累述。第二﹐李氏王朝的家族恩怨。恩﹐指的当然是明朝神宗皇帝“再造东国”的恩了﹐而怨﹐自然就是清朝前期的寡义薄恩﹑侮辱李氏家族的行为﹐两者比较之下﹐恩更重﹐而仇更深了。而孝宗大王的生活年代﹐离倭乱和胡乱都是非常接近的﹐历历在目。因此笔者推断这种家族的感情﹐也可以说是孝宗大王抗拒清朝的一个原因。第三﹐是封建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尊王攘夷﹐奋发孤忠﹐是封建道德的要求﹐身为国君更加应当以身作则加以发扬﹐因此﹐孝宗大王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标榜朝鲜的守礼﹐产生对游牧民族国家的天然鄙视﹐并且以匡扶王室(这里指的是明朝)为己任了。第四﹐中国外围形势﹐使得孝宗大王抱有反清复明的侥幸心理。中国外围的崇儒国家﹐无不在虎视耽耽﹐对清朝的战略包围随时有可能形成﹐既然有这种可能﹐孝宗大王产生侥幸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最后﹐是人心。人心﹐包括了民心和士心。民心方面﹐前面已经有提及﹐仇视满清的思潮业已形成﹐至于士心﹐在儒家传统思想熏陶之下的士类﹐产生反清思想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民间或者是朝堂﹐都冲斥着尊明反清的言论(我们姑且不讨论这种言论理智与否)﹐加上宋时烈﹑李明汉这类在孝宗朝得势的激烈反清派不断推波助澜﹑日夜怂恿孝宗大王慷慨激昂之思﹐就更加强化了孝宗大王的反清意志了。在这里特别要谈谈宋时烈与金尚宪﹐前者是孝宗朝的得势人物﹐后者是坚持节义的“最难老人”﹐这两人与孝宗大王的事迹﹐一同成为孝宗朝尊王攘义﹑奋发孤忠的典范人物﹐成为历代所提倡学习的榜样﹐不断被偶像化﹑最终深远地影响着李朝最后几百年的社会思想的风气。这个也可以说是尊明远清思想得以存在好几百年的原因吧。
孝宗大王的北伐大计﹐却是一直没有停息过﹐为了武装颠覆清朝﹐孝宗大王继续隐瞒清朝﹐不断扩充军备﹐增加了御营厅和训练都监的军额﹐并整顿器械﹐并在江华﹑南汉山﹑兴安等地设兵立营﹐加紧备战﹐准备“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以期“直抵关外”。在秣马厉兵的同时﹐孝宗大王还时时留心着清朝的国势发展﹐判断兴兵起事的时机。不过事实证明﹐孝宗大王的许多判断﹐都是不符实情﹐是被急于完成反清事业的心情所蒙蔽的错误判断。诸如“彼虏有必亡之势...今汗(指的是顺治帝)虽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前汗(指皇太极)时专尚武事﹐今则武事渐废...”。在“胡人无百年之运”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孝宗大王往往不能正确看清时局﹐执意认为清朝实力已经衰竭﹑行将灭亡。此外﹐孝宗大王过份迷信于天命﹐而往往没有考虑反清的成功机会和后果﹐以为“天意于予﹐不至于邈然”﹐有时甚至不无意气用事地表示“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急于伸张大义甚至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实属不顾国家生死存亡的鲁莽行为。
孝宗大王将朝鲜绑上了战车﹐随时会做出孤注一掷的自杀行为﹐将朝鲜推向灾难的深渊。不过﹐这种危险行为﹐在不久之后就告中止。
在1659年﹐在位十年的孝宗大王在昌德宫去世。因为孝宗大王的离逝﹐激进反清派巨头之一的金尚宪﹐也感到事不可为﹐反清复明已经杳无希望﹐退隐而去。即将酝酿成熟的北伐计划就此无疾而终﹐李朝终究没有和清朝发生正面冲突﹐及时地临崖勒马﹐孝宗大王的逝世﹐对于朝鲜而言﹐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总而言之﹐孝宗大王的北伐计划﹐完全是被封建纲常所驱使﹑为封建道德所规范而产生的﹐对于改变多年以来积贫积弱的朝鲜国势没有太多裨益﹐(部份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新法对社会有一定促进的除外﹐例如大同法)而且以一个农业小国﹐试图挑战一个实力呈现上升趋势的新兴封建大国﹐极有招致灭顶之灾的可能。武力颠覆清朝的计划在孝宗朝之后基本上偃旗息鼓。嗣后的显宗大王﹐虽然仍然坚持尊明远清的政策﹐但是出于自知之明﹐已经不敢轻言兵事。之后李朝看待清朝的态度﹐恰如日本的“华夷变态”思想﹐从意图武力抗争﹐转变成文化的诋毁﹐以此抬高自身﹑同时继续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
《烽火》续传-《烙印》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