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

“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
---读伯林《俄国思想家》有感
                                    虚舟  
   中国大陆，这块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工地，色彩斑斓，万紫千红，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两种维权活动的光与影。一种维权活动，指社会底层群众因为下岗失业，因为房屋拆迁，因为农田征用，因为拖欠工资养老金，因为冤情难诉等等问题，或上访，或上书，或请愿，或上诉，数量愈来愈多，规模愈来愈大，激烈时往往酿成官方所谓的“群体事件”，以至于发生暴力行动。 一种“维权”活动，指社会顶层因为根基未稳，因为政策不能推行，因为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等等原因，运用手中的权力，纵横捭阖，安排亲信，排除异己，镇压群众，严重的时候也会流血。
顶层这种“维权”，跟底层维权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一样，本不可同日而语，硬拉在一起，主要是因为方便，取其语言表达上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种现象 内含一个本质：社会生活的无序性。因为无序性，尽管有党政叠床架屋的各级各类主管部门，底层群众却没有现代社会应有的讲出自己诉求的平台、组织和形式，最驯服的人最后只能自己起来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无序，现代的政党政治便无法形成。尽管“党外无党，皇帝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仍是现实，执政党的纲领和政策一不受社会上反对党的监督和制约，二不受党内不同意见的监督和制约。谁有权谁就有真理的逻辑，必然导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权术黑洞吞噬一切，什么事情都要靠权术摆平和推动，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上的讨论和投票并没有实质意义，因而当权的人还必须要靠权术巩固地位，维持局面。
而底层被迫挺身而起维权的活动，在现代社会正是由顶层“维权”斗争引起的。正是因为顶层各特权利益集团争权夺利、恶性膨胀，底层百姓才水深火热、哭告无门，恰似鲁迅昔日所言；“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现代社会本应是程序井然，照章办事的社会，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合理化。大陆在现代化建设高潮中，上下呈现这么多、这么严重的无序性，说明在今天改革开放学习西方，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仍然是个不成熟的社会。看看俄罗斯历史，就可以更清楚这一点。
  跟中国一样，为东方传统所苦、努力学习西方的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在十九世纪初，成为先进的欧洲的大救星---沙皇打败了拿破仑。然而，军事上一时得逞，不能改变俄罗斯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落后，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俄罗斯空前热情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俄罗斯思想者开始觉醒，俄罗斯思想开始成长，俄罗斯的改革高潮一浪高过一浪，随着俄罗斯的经济蓬勃发展，底层维权和顶层“维权”的画面逐渐展开。后经七十余年，到二十世纪初的1917年，沙皇统治的旧秩序结束，俄罗斯终于迈上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揭开新秩序的畜牧业。好事多磨。1917年末的革命颠覆了年初的革命，苏联重又走回没有沙皇的沙皇道路，逐一演出沙俄帝国旧秩序的画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虽又像当年的俄罗斯，第二次拯救了欧洲---斯大林打败了希特勒。然而，专制的旧秩序是对自由民主新秩序的背叛，苏联诞生七十余年后，苏联人思想、政治、经济的发展，底层维权和顶层“维权”的较量，终使庞大的红色帝国归于解体，俄罗斯重新在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上起步，生活迎来新秩序。
  七十年，在现代也许是个常数？中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开封闭的国门之后，就开始学习西方，到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结束帝制，走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揭开生活新秩序的序幕，也是七十余年。从中华民国诞生起，到八十年代国民党脱下党国的华衮，开放党禁报禁，台湾迎来生活的新秩序，大约也是七十余年。 如以七十余年为常数，则大陆摆脱走上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揭开生活新秩序的序幕，也许会在1949年七十年后的2020年左右。其时大约也是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十年左右，符合专制政权开奥运会后十年蜕变的老例。届时，无序的中国也许会在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框架内，一步一步实现有序化，一步一步实现合理化，两种“维权”也许就殊途同归，成为社会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两种维权的两种倾向需要注意。
   一是革命冲动。大陆需要的是改革，不是革命。改革的前提是在要求现状改变的同时，承认现状有合理的成分应该维持。改革是推陈出新，兴利除弊，在“推”“出”“兴”“除”的过程中根据经验创造新生活。人类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人类社会前进最可靠的办法。那种势不两立的认识，你死我活的态度，另起炉灶的方法，破坏固然痛快，建设必然糊涂，愈是痛快淋漓的彻底破坏，愈能彻头彻尾的复旧，尤难创新。而创新才是前进，破旧不是进步，破旧只不过是创新的一个条件，如果破旧而不创新，破旧意味着倒退。底层维权，易生革命冲动，喊出“造反有理”，尤其在遭受迫害的时候是这样，牢记中国历史几千年提供的血的教训，也许能保证中国避免再蹈覆辙。如何坚持改革，避免革命，是对中国智慧的重大考验。
   一是丢失心理。如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统治者的统治得到被统治者同意，一切以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意见为转移，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丢掉江山，“亡党亡国”的问题。理论上如此，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戈尔巴乔夫主持的改革，改掉了苏联的积弊，苏联变回俄罗斯，戈尔巴乔夫至今仍活跃在俄罗斯和世界舞台上，并没有像布哈林那样被枪毙，也没有像刘少奇那样被整死；列宁的遗体忍让好好地躺在红场的水晶棺里，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被自己的同志从水晶棺里搬出来烧掉；共产党虽然下台了，但并没有被消灭，她依然活跃在议会中，如果选民中意，仍然有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只要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人民就会给你一席之地；只有像希特勒那样与人民为敌，与人类为敌，纳粹组织被依法取缔，纳粹德国被苏美英法占领，才是“亡党亡国”。顶层“维权”，往往出于丢失心理，导致权力走向自己的反面。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己，既是对顶层的智慧和道德的严峻考验，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的严峻考验。
  唐代诗人杜甫鉴于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呼吁“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一千三百年前的读书人，能看出所谓“盗贼”，不过是维权的“王臣”，而“王臣”维权不惜铤而走险，完全是因为统治集团“诛求不改辙” ，而使百姓“征求贫到骨”的缘故。诗人“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观察和思考了一生，得到的“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的认识非常深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长令宇宙新”确实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然而，“宇宙“如何“新”呢？只有不断的改革改良。历史证明，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是最根本的办法。所以明智如杜甫只能发出“不过行俭德”的建言，却很浅薄。“家天下”的本质是立国为家，即立党为私，执政为己，“家天下”不改，君权不动，宇宙不新，如何能“俭”？既不能“俭”，横征暴敛，搜刮贪墨，只能造成社会动乱，面对社会动乱，只能靠统治机器固若金汤，大张挞伐，这是所有压迫剥削人民的统治者的共同逻辑。不是诗人苦口婆心的拾遗补阙能改变的，被杜甫视为尧舜的明君唐玄宗李隆基就在亲手打造开元天宝盛世的同时，也亲手制造了“安史之乱”。然而固若金汤有用么？赫赫大唐“落花流水春去也”，毁在自己手里，早有结论。秦、汉、晋、宋、元、明、清也一一“灰飞烟灭”，毁在自己手里，早有结论。时至今日，底层维权，还以“盗贼”视之，顶层“维权”，依然只取“金汤固”，不求“宇宙新”，面对先贤，能不怃然？面对历史，能不慨然？遍布施工工地的中国，显然应该奏出历史的新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