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5 21:46
虚舟
思想认识几千年一贯制,是中国秘密中的秘密
思想认识几千年一贯制,是中国秘密中的秘密
——读书有感
虚 舟
中国的秘密，形式上是经济政治制度几千年一贯制，已言之者譊譊，实质上是思想认识几千年一贯制，则论之者也常懵懵——中国人普遍觉得自己很聪明，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其实是昧于大势，懵懂无知，折腾了几千年，还在历史的迷宫里绕圈子，找不到出路。
中国人的祖先在黄土高原上定居，开始可能就是以洞窟家族为单位生活。一个地方相连的友好洞窟家族联合成部落，生活范围便相应扩大了，生活内容也相应丰富些，生存的几率也大大提高，这样的部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家族。在生活的变迁中，消灭敌对部落固然扩大了自己家族的势力，联合友好部落更是壮大了自己家族的实力。生活斗争长期演变的最大结果是，最大的家族部落成为国家。因此，家天下就成为中国国家形态的基本特色，本质则是国家的公权力归君父私人所有，君父的私权力化为国家的公权力，即化公为私，化私为公。
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家天下国家的演变经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封制。既然国家由家族而来，家族由联合而大，国家的利益自然要由家族分享，封侯建国就是国家利益由家族瓜分:土地归最大家族所有，使用归各个小的家族占有。这种由夏朝开始的分封制度，实质上是权力和利益相结合，其展现又分为三步走：起先是论功行赏分封，继而论功行赏分封与按王室家族血缘分封相结合，最后是完全按王室家族血缘分封，明显呈现出家族血缘的重要性逐步上升的趋势，反映出由家族群体产生的权利逐步向家长个人手里集中的历史。
由于人口增长，工具改进，能力提高，疆域扩大，分封制造成的小家族封国独立性愈来愈强，离心力也愈来愈大，对大家族国家造成的威胁也愈来愈重，削弱坐大的小家族封国对被蚕食的大家族国家威胁的斗争，遂成为特定历史阶段反复奏响的主旋律。历史走到春秋时期，家天下国家第一阶段开始结束，逐步迈进第二阶段：集权制。集权制在形式上是修复因封国坐大而受损的家天下国家，实质上是权力统治利益，权归一人，利出一孔。这种由春秋开始实验的集权制也分三步走:先行郡县制,实现政治权力向家长式统治者手里集中；继行独尊（儒术）制，实现精神权力也向家长式统治者手里集中；终行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实现政治权力、精神权力集中到家长式统治者手里之后，权力程序、权力结构的规范化。到隋唐两代，中国的家天下国家已臻完善，趋于成熟。李唐王朝也因而登上中国历史辉煌的顶峰，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就像汉人是中国人自己对强大的汉王朝认可的证书一样,也是世界颁发的对大唐王朝的认可证书。+
所谓“大有大的难处”，其实，“长也有长的短处”。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唐朝仅仅是中国漫长旅途中一站而已。唐朝盛极而衰之后，中国家天下的国家形态便风光不再，再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各个朝代都不过是李唐王朝的一再复制，虽不乏“盛世”，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唐代的辉煌，反而一再陷入唐末、五代、宋末、元末、明末、清末的衰败困境中，接二连三国将不国，族将不族，尤其是跟从中世纪崛起、突飞猛进的欧洲相比，固守家天下国家形态的古老中国，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竟至成为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直闹到要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地步，即使经济一枝独秀，国力世界瞩目的今天，上不起学的孩子，看不起病的患者，讨不到工钱的民工，因维权入狱判刑、因信仰被迫害的人士，都说明光怪陆离的中国，在万紫千红的信息时代，依然是“黄苇白茅，弥望如一”的蛮荒之地。原因何在？千古之谜。在古今中外提供的各种谜底里，愚以为中国人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思想缺陷是最致命的。
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想轨迹，在残留的古代神话传说中虽然可以窥见一二，但其完整轮廓，大约成型在家天下国家出现以后。面对这个变化多端的纷繁世界，取得建立家天下国家胜利的中国先民，可能从自己的胜利中体会到世界也就是这样，尽管复杂，也有迹可寻。就像抓住牛鼻子牛就可以乖乖牵走一样，抓住世界变化的牛鼻子，就可以掌握世界,至于世界是什么,则不必费心思考。因此，寻找可以掌握世界变化的牛鼻子的努力，就取代了寻找世界本质的思考。结果，掌握世界变化的牛鼻子似乎找到了，世界是什么却不知道，或者说，中国先民集中精力解释世界变化，没有去致力于认识世界本体。中国先民找到的这个牛鼻子或解释世界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的概念和“八卦”、“五行”的观念。这些概念，这些观念，也不能说不高明，也不能说威力小，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靠着它们坚持到现在。但局限性太大，无法指导中国人走出农耕社会，无法指导中国人走向新世界，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从源头看来,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想发展就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后代追认的“学在官府”，即认识思想出自国家，操自政府,“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师为吏”，“以教为法”；一个是后代公认的认识思想已经完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第三十章）后来干脆简化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在起点上，是关心治道、解明伦理的‘贤人作风’，其‘智者气象’在战国中叶才发达起来”，“孔子的知识不是纯粹知识的研究，宁可说是君子作人的手段。反之，论语中凡涉及自然界事物时，皆是比喻或象征，而非研究的对象”，（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32页178页）况统治者的思想本来就是统治的思想，而中国的统治者不仅管物质生产，还管精神生产，于是,为家天下服务的“伦常治道人生智”遂成为中国人思想认识的焦点和中心，排斥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思想，也排斥了不符合现有家天下国家要求的对社会和人的认识与思想。由于没有对世界的新认识,新思想,家天下国家虽屡遭厄运，“伦常治道人生智”却总让中国人跳不出家天下国家的模式,家天下国家因而便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屡屡绝处逢生,死而复活。
中国人认识思想的这种走向，如果说在孔子之前比较朦胧，从孔子起就极为鲜明。经过孔子的长期努力，“学在官府”的垄断被冲破，认识思想的机会撒向民间。然而民间思想家孔子举的旗帜依然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样他无论如何正心诚意，仁民爱物，总能被修正为维护家天下的“万世师表”。而在他教诲下成长的“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无论鼓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荀子，还是标榜“天命攸归”，“天意在我”的孟子；无论鼓吹“道”，还是标榜“理”、标榜“心”、标榜“志”、标榜“情”；无论鼓吹“古文”、“今文”，还是“汉学”、“宋学”；无论是“关学”，还是“洛学”；无论鼓吹义理，还是标榜考据、辞章；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无论是“以孝治天下”，还是“以忠治天下”；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无论是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翻来覆去，万变不离其宗，都没有逸出家天下国家要求的范畴视野，都没有逸出家天下国家“伦常治道人生智”的范畴，君主的私权力化为国家的公权力，国家的公权力化为君主的私权力，便得到系统而完整的论证和说明，认识世界的思想也就成为通往瓜分家天下国家利益盛筵的红地毯。
中国人认识思想的这些特色，跟希腊人、犹太人的认识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犹太人认识世界的首要成果是规范个人的道德律令，后演变成戒律严明的犹太教。犹太国灭亡，犹太人散落世界各地二千年，民族不亡，复国成功，唯一的依靠就是犹太教严格的道德律令在精神上的支撑。而由犹太教演变出来的基督教，更成为欧洲各民族的共同信仰，浇灌了西方文明的发展繁荣，促进全球文明的进步昌盛。希腊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成果是人的智慧和理性，发明了古代的城邦民主制度，发现了人类的思维工具形式逻辑，发明了数学，发现了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发明了当时的高科技，以至于今天还有中国文化名人到希腊顶礼膜拜，惊叹希腊人那时差一点儿就发明电池。（据称，巴格达的一个博物馆里展出的一种陶瓷罐，装进醋一类的酸东西，就可以测量出有电流产生。有专家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二千多年前的电池。）更令人惊奇的事实是：
今年11月30日英国杂志《自然》刊登科学家对“制成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100年”的“安提凯希拉仪器”的研究成果，发现“仪器是一个可运算的日历，按一年365天计算，设计巧妙的是，它每4年还包括一个闰年”。齿轮的“刻字含意与太阳和月球的运动有关，其中一个齿轮还记录了月球的不规则运动方式”，“这个问题在千余年后还困扰着伟大物理学家艾蕯克`牛顿”。“‘安提凯希拉仪器’不仅能提供为巴比伦人所熟知的默冬周，还能给出使阳历和阴历统一的卡利巴斯周期，以及推测日食月食的沙罗周期”，“甚至还能充当天文年历，显示希腊黄道带的主要星体和星座的升落，以及行星的位置”。“根据现存考古资料，‘安提凯希拉仪器’的先进计算能力和技术含量在它制成后的千余年时间内没有其他仪器可以媲美”，“‘安提凯希拉仪器’的背后一定有一整套的发展机制，这好比是今天的高速列车如果没有火车的前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因此，我敢肯定的是，人类迟早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安提凯希拉仪器’，这些机器或许隐藏在地球某个为现在的人类所不知道的角落里。一旦它们现身，那么，希腊乃至地球的文明认识恐怕得改写”。（《华商报》2006年12月1日《2100年前希腊人已发明“计算机”》）
实际上，当时随着希腊化的展开，希腊人的智慧风靡地中海沿岸，直接影响了伟大的罗马帝国，影响了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影响着信息化时代跨入全球一体化中的每一个人。
在中国人热衷于“《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的时候，希腊的柏拉图已经在学院里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物质世界表象存在背后的非物质存在。在中国人奉“民以食为天”为圭皋，把种地当作命根子，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忙于“土里刨食”的时候，柏拉图的学生已经在辩论：
“生产大麦和小麦，用它们当食物，尽管是一件可敬可佩的事情，但这种技艺决不会使人全智——呃，‘生产’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延伸为创造出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东西——对各种农活都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务农依赖于知识，倒不如说它是我们的一种天然本能，是由神植入我们心中的，这样的知识唾手可得。建筑、房屋、家具、铁器、陶器、纺织，以及制造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各种工具，我们已经谈论了许多，这些技艺对民众来说虽然都是有用的，但却不能归结为美德。再强调一下，生产这些事物需要高超的技艺，但它们带来的后果不是灵魂的伟大，也不是智慧。还有，预言家及其解释者的技艺在我们看来完全失败了，因为他们只知道神谕是怎么说的，但无力道出神谕的真假。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技艺为我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但凭借任何一种技艺都不能使人聪明，它们实质上都是一种游戏，大部分是模仿性的，没有真正的价值。模仿既受到所用工具的影响，又受到态度的影响，因此这些技艺没有一样具有尊严。人的身体在演说、各种不同形式的音乐、绘画艺术的各个部门起作用，有着各种流动或固定的形式，但没有一个模仿的部门会使实践者变得聪明起来，无论他的劳动有多么热忱”。（《柏拉图全集》第四卷《伊庇诺米篇》）
中国以农立国，打仗靠农民流血，建设靠农民流汗，生活靠农民吃苦，而且几千年不变，在认识思想上跟希腊的差距不是太明显了吗？毛潤芝先生批评一些留学归来的青年学子，“言必称希腊，自己的祖宗，对不住，则忘记了”，看来只有部分真理。自己的祖宗是不该忘记，忘记了确实是一种罪过,但也应该弄清楚,老祖宗并没有为我们留下认识世界,创造生活的遗产,“礼失而求诸野”，必须“向野求贤”，才能谋取新生之路，否则就只能在二十四史里转圈圈，因而言必称希腊并不错。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还从未达到言必称希腊的地步，主要是因为希腊文明的确是人类的榜样，欧洲人举着希腊的旗帜一往无前，中国人要勇往直前，也应该而且必须向希腊人学习,经过一个“言必称希腊”的文化复兴、理性启蒙阶段。
毛泽东目无希腊，不是高明，而是浅薄。所以，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却无力解决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这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倒毋宁说，不是毛泽东教育农民，而是农民教育了毛泽东：他靠《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资治通鉴》里充斥的农民智慧，“打土豪，分田地”，空手套白狼，取得天下，坐稳江山，却又英雄无用武之地，找不到新的出路，从延安走进北京，走来走去，也只能回到秦始皇。一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开国雄主，一位“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绿林好汉，折腾二十七年，闹到城里人吃饭要定量，用粮票油票，穿衣要定量，用布票棉票；费心劳神亲自为种地的农民精打细算，“忙时吃干，闲时吃希”，结果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红太阳的照射下成为饿莩。毛泽东应试失败，根源正是帮忙他能进京赶考的农民智慧。
在人类这三大文明——犹太人的道德信念，希腊人的理性智慧，中国人的政治实用——的对比中，中国人认识思想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也会愈来愈明显。囿于家天下国家的小天地，耽误了中国人对人类贡献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新成果。中国人在现实中固然要仰赖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发明创造过生活，在历史上的影响其实也有限。中国文明主动影响到的只有越南、朝鲜、韩国，日本则是自己来拿走的中国汉唐文化，而不是中国人主动把自己的文化送过去。中国文明根本无法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甚至佛教文明相提并论：基督教文明传遍全世界，也传遍全中国；伊斯兰教传遍全世界，也传遍全中国；佛教虽然在自己的出生地消失了，但在中国却发扬光大，明显比中国固有的思想认识有优长之处。而中国文明则只能蜷缩在家天下国家权力的阴影里，权力强则强，权力弱则弱，权力进则进，权力退则退，有时即难以维持对自己子民的影响，影响世界的进程自然更无从谈起。
在今天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中，跟“美国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中国化”，这一现象值得中国人深思。不仅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台湾在“去中国化”，甚至于中国大陆也在“去中国化”:不仅公历纪年、礼拜纪周、点分秒纪时早已代替了皇帝年号、天干地支；而且WTO,GDP，CCTV,因特网竟然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中的常用词；至于去年关于过不过圣诞节的争论，不过是世界一体化这条通天大河的一朵小浪花而已，证明本土节日的风头确实已被洋节抢去不少。本来，发展就是告别过去，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这是好事，不是坏事。问题在于，欧美过去的认识是现在认识的源泉，推陈出新是生活，“新”从“旧”而来，因而“温故”可以“知新”。欧美告别过去表现为成长，故不存在“去欧美化”的问题。而中国过去的认识是现在的认识的障碍，“温故”只能“知故”，无法“知新”，而且所“知”的这个“故”，还是“古”。中国人要“知新”，只能走“礼失而求诸野”的老路，打开国门，走出国家，向别人“学新”。这样一来，中国告别过去便好像是蜕皮，彻底蜕去僵化的老皮，再长新皮。由于这种蜕皮的过程自己完成不了，还得借重外力，故会出现“去中国化”的现象，特别痛苦。前有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后有毛泽东的“马列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都是历史的见证。中国大陆的困境在于，在物质生产领域、在经济领域，不能不“去中国化”；在精神生产领域、在政治领域，不愿“去中国化”。总之，“去中国化”的原因很多，除去台独的“去中国化”是别有用心，另当别论外，中国思想认识缺乏新意,中国思想认识缺乏生命力，无疑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复旦大学葛建雄教授的研究就发人深省：
“自11月25日起，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文化活动“玄奘之路”，随车队出新疆喀什的吐尔尕特口岸，穿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由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疏勒镇(今喀什)、热海(大清池，今伊塞克湖)、碎叶镇(今托克马克附近)、拓折城(大宛都督府，今塔什干)、萨末鞬城(康居都督府，今撒马尔罕)、铁门关(今铁尔梅兹西北)、细柳州(今喀布尔)等唐朝行政和军事驻地一一经过，我们的足迹都在当初的安西都护府范围之内，而唐朝疆域的西端一度远达咸海。站在碎叶城的废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这里曾经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驻地，此前一度是汉朝西域都护府的辖区，但此后直到18世纪中叶才重新归入清朝版图，1860年起就被沙俄侵占。
不过，稍作考察就会发现，唐朝的极盛疆域尽管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但并没有巩固的基础，实际存在的时间很短，以后难以恢复也有其必然因素。
这一带本属突厥，唐朝显庆二年(657年)灭西突厥后收入版图，到龙朔元年(661年)才扩展到咸海，但到麟德二年(665年)就撤回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线。开元三年(715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战被大食(阿拉伯帝国)击败，又退至葱岭。安史之乱爆发(755年)后，更连河西走廊都无法保住了。正因为如此，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很难找到唐朝留下的遗迹，刻有汉字的石碑也属凤毛麟角。要没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史料的记载，这段历史就很难复原。另一个原因是，唐朝的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破坏起来却很容易，所以早已荡然无存。
相比之下，其他政权、民族、文化留下的影响要大得多。
早在公元前3世纪前，希腊文化就随着马其顿的军队传入，并因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而扩大，加上希腊文化本身的魅力和生命力，使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至今随处可见。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曾盛极一时，并且向东传播到中国。佛教的建筑和艺术广泛吸收希腊文化的精华，遗址与珍品至今犹存，令人叹为观止。东西突厥虽被唐所灭，但突厥民族的后裔不断繁衍，其语言系统也长盛不衰。阿拉伯帝国不仅驱逐唐朝的势力，还用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和当地曾流传的其他宗教，形成一个长期延续的穆斯林文化区和聚居区。
尽管形式不同，手段各异，但它们大多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机构，先进又适于当地条件的文化，发达的宗教和强力推行的手段，众多的人口或移民，能生产或运输充足的粮食和物资。而唐朝即使在其巅峰年代也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或者因路途遥远鞭长莫及，或者因轻视边远地区而不愿集中人力物力以改变不利局面。
在中亚的竞争中，唐朝是失败者，而转折点就出现在其极盛之时。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这都是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唐朝的辽阔疆域和盛唐的伟大，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或一笔带过，就不可能总结出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葛建雄《唐朝是中亚竞争的失败者》）
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走出去就挨打受气，是唐以后中国日益明显的国运，像张汤那样，“犯大汉者，虽远必诛”，像李世民那样，被各族各国尊为“天可汗”，再也听不到，再也看不到了。强敌当前，大唐铩羽而归，并不典型。典型的是，没有强敌环伺，中国人也会折戟沉沙，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同样在十五世纪，同样面向海洋，哥仑布一叶扁舟，漂过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敲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大门；郑和率领无与伦比的庞大舰队，七下南洋，足迹远达东南亚、印度、中东、非洲东海岸，结果却一无所获，既未对所到之处产生影响，也未对中国本土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影响全世界了，甚至于连航海资料竟也未留下一纸半张。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贡献不多，对世界的贡献更少的生动写照。值得深思的是,这并不是郑和的问题，也不是明朝政府的问题，就像中亚竞争失败不是唐朝政府的问题一样，这是中国人认识思想的问题，中国人为家天下国家服务的认识思想的问题。一个连自己的家天下都搞不好的国家，怎能顾得上家天下国家之外的世界。想一想《天工开物》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的，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几乎人手一册、人手数册、累计印刷有成亿册、数亿册的《毛主席语录》，今天在大陆城乡几近绝迹，倒是当年的对岸劲敌今日出版《毛泽东语录》，“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文明毁于中国人自己手里。
横渠张先生载的话曾让无数中国人血脉喷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直是诗,人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诚哉斯言,连思想家思想起来都是这样珠玉满篇，掷地有声。然而，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更工”，尤其是号称思想家者的诗，浩气干云的雄伟篇章，往往孕育着民族的悲剧苦难。横渠先生这番大话，也是英雄欺人。不是说先生无此雄心壮志，也不是说先生不曾努力提供自己制造的一套拯救世界的学说，更不是说先生并不相信自己苦心孤诣制造的方案，而是说，先生不知道为家天下服务的“伦常治道人生智”，根本没有跳出历史循环的认识思想资源，在为家天下服务的“伦常治道人生智”的泥淖里，他认识不到新世界，他创造不了新事物，除了重描细写往圣先贤的一幅幅王道乐土，大同世界之外，根本不可能另造八卦炉，再铸新中国。
历史事实就是这样残酷。张载生前,不说吐蕃、西域、大漠在大宋不见踪影，西夏、辽、金和赵宋三足鼎立，就赵宋王朝年年还要向它们输币纳供来看，赵宋朝廷实际还是个依附者。堂堂大宋，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半壁江山。张载死后，不过50年，北宋即亡于金，北宋子民成为女贞人的奴隶；再过152年，南宋又亡于元，南宋子民跟北宋子民一样，成为蒙古人最低贱的奴隶。而后，推翻元朝统治的革命战争，推翻明朝统治的革命战争，满洲人南下入关、争夺天下的征服战争，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抗战，一次又一次血洗中国大地。时至今日，台海两岸仍剑拔弩张，时不时传出“宁肯台湾不长草，也要台湾岛”、炸三峡、炸上海、宁肯牺牲西安以东，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杂音，虽是威慑，亦是计划。多亏中国人吃苦耐劳，多子多女，很容易在劫难的废墟上修复经济繁荣，恢复社会文明，然而，所谓繁荣，不过糊口，满足温饱而已；所谓文明，不过安定，礼拜纲常而已。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何改进社会的结构，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想过，我们往往是欣慰地把刚刚长平的伤疤当作勋章来欣赏，忘情地把残存的废墟当作花园来流连，“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不听“盛世危言”，而不思改弦易辙，因而不知下一轮劫难已迈步向我们悄悄走来。
这样不知痛痒，不知深浅，试问,中国人有什么万世太平，有什么生民幸福，有什么往圣绝学，有什么天地良心？说句让一些心高气傲的中国人伤心的话，中国万恶的“封建社会”“老而不死”，还是英国人带领中国人打破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首先起来主动打破的，没有至今尚令无数中国人痛恨的英国炮舰打开中国国门，也许中国人现在还要拖着大辫子或留起长发，向奉天承运的皇帝磕头。不思考世界是什么，不思考自己是谁，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己昏昏”，就幻想“使人昭昭”，就幻想结束人间的认识，建立人间的天堂，这种思想认识自负才高，自误误人，只能为中国人制造出一座座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
相映成趣的是，在张载死后138年，即南宋灭亡前64年，1215年6月15日至19日英国产生了自由大宪章，在后来的100年里，这部宪章就重新颁布了38次，经过473年的冲突磨合，1688年的光荣革命便结束了英国国内战争动荡的历史，英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层层浪潮不仅改变了英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北美洲、欧洲、大洋洲诸国相继纷纷走上英国人开辟的道路，成为发达国家，英国移民建造的新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现在也无不是发达国家，就连中国的香港、上海，也是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人,从中国沿海无数小渔村中挖掘出来，打磨成东方明珠的。在历史的启示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也纷纷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顺利或不顺利、有效或无效地踏上英国人开辟的道路。尽管这段历史潮流还只有短短的的三百多年，英国道路还要迎接现实和未来的种种挑战，历史并未结束，胜负尚在未定之天，但英国人代表的先进思想认识，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在自我批判中，既坚持理性和智慧，又坚持道德和信仰；既有勇敢地面对挑战的精神，又有经验地化解挑战的方法，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最有希望。现代中国人此之不思，只知古调今弹，自我陶醉，拔着自己的头发就想离开地球，认识思想又远在横渠先生之下了。
当年，希腊人在德尔斐太阳神庙用镶金字母刻上“认识你自己”，揭开希腊人理性智慧生活的序幕，今天我们在世界一体化潮流中，提倡和国际接轨，何妨洋为中用，也拿“认识你自己”来重新启蒙中国人呢？需要提醒的是，中国人认识自己的思考必须在经验中进行，首要的或基本的是认识自己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中国的思想认识不仅没有完成对世界和人的思想与认识,而且扼杀对世界和人的思想与认识,中国对世界和人的思想与认识不是结束了,而是还没有开始。因而必须学习希腊人尊重智慧和理性，学习犹太人坚守道德和信仰，借鉴欧洲人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经验教训，坚持不懈地自我批判，抛弃自以为世界在握的成见，突破几千年不变的为家天下国家服务的认识思想藩篱,认真思考世界,思考社会,思考人。只有这样在思想认识上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中国人才有希望为人类献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的伟大成果。
2007-2-6 09:47
199X
中国文明根本无法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甚至佛教文明相提并论
说出这种无父无君的逆言这作者真是该灭九族了,中国对世界影响不大?造纸火药对世界的影响多大不用人多说了吧,圣经整个就是犹太人自己编的意淫史,完全不能和论语相提并论,毫无意识形态
2007-2-6 11:05
大圣归来
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目前基督教文明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而中国文明却处于绝对的弱势，根本还不具备影响世界的能力。
与其他文明的开拓性相比，中华文明是一种优雅的有着绝对的内敛气质的文明。他所追求的更多是一种平和与内敛，而不是扩张，这与诞生于欧洲的扩张型文明有着极大的区别。而两种文明哲学思想上本质的不同也决定了中西方文化看待事物的根本性的迥异。反映到现实中的就是方舟子最近对中华医学的否定，还有就是国人对自我文化认同度的下降（全民热衷英语和西洋文化）。
从历史上来说，由于相对的中华疆土太过巨大，人口繁衍能力的强盛，使之具备了自我生产自我消化的能力，所以反而对外在的资源、市场需求并不强烈。而且国土过于庞大所带来的统治和管理的问题也使中华文明始终没有强烈的类似于欧洲文明的那种疯狂的扩张性（蒙古政权由于其特殊性而属于绝对的例外，但本质上来说蒙古也是分而治之，并没有集中在一个强权之下）。
中华的统治者从古至今始终最在意的是养活众多人口的问题。这个是和自身的资源和生产水平有着必然的联系。欧洲最庞大的帝国罗马帝国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如此庞大的帝国也就证明了统治过于巨大的疆土所带来的巨大的困难。
现在网络上流行非议中华文明的思潮本质上是以欧洲西方的哲学观来看待中华文明的哲学观。这根本就是一种难以成立的思路。以西方的辩证主义哲学来分析中华文化里的哲学观本身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思路。
归根到底，就是承载中华文明的政权（主要是中国，日本因为本身的领土和文化的略微变异以及日本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体不具备主体地位）目前在经济实力上还不具备影响世界的强势地位。这才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