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尧舜禅让到“以暴易暴”――

从尧舜禅让到“以暴易暴”――读《史记•伯夷列传》
                  虚舟

在中国古代社会，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以王朝为中心，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家族，走马灯似地轮回表演着兴起灭亡的悲喜剧。大师的财富和生命，生成了，又毁灭了；社会繁荣了，又没落了；站在历史这头的近代中国人，跟站在历史起始那头的古代中国人一样，两手空空，贫穷落后。显然，王朝本位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不能引导中国人走向幸福、发达、繁荣。
在后代的中国人还顾不上思考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封建时代的起点上，其实已有人提醒后代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这个问题了。这个人就是汉代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司马迁。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尧舜时代人民本位的道路，大胆否定了夏启以来“以暴易暴”的王朝本位道路。
司马迁对“以暴易暴”的王朝本位道路的否定，集中表现在《史记伯夷列传》这篇文字里。《伯夷列传》一反列传体例，起笔既未写伯夷，也未写叔齐，开篇就谈这个历史发展的道路问题，“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尧舜禅让”、人民本位，是中国历史迈出的头一步，为中国历史的的盛事。太史公先举高标，对《尚书》记载的尧舜礼让，走人民本位的历史道路充分肯定，对“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的传统由衷的赞美。在太史公看来，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正途。
他对尧舜禅让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伯夷列传》中出语惊人。在毕生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太史公都在认真而仔细地挖掘有关史料，“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矢旧闻”，在《史记》开头第一篇《五帝本纪第一》中，首先把尧舜禅让的史实集中做了系统的整理。尧到了晚年，曾就政权的人选广泛征求意见。第一次讨论，放齐推荐尧的儿子丹朱，被尧否决了。第二次讨论，尧已在位七十载，他又征询身边大臣四岳，“汝能庸命，践朕位”，四岳不敢当。又令众臣发言，“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当大家齐声推荐民间的虞舜时，尧便详细询问了舜的情况，并决定深入考查他，“吾其试哉。”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以观察舜的德行。又使舜“慎和五典”，“编入百官”，“宾於四门”，又让舜“入山林川泽”，考察舜的政绩。“要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命舜摄行天子之政。”舜执政后流共工，放讙兜，迁三苗，殛鲧，除“四罪而天下咸服。”这个试用考察期长达２８年。尧很满意，天下人也很满意。尧去世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老百姓这样思念尧，不仅是因为尧在位期间为民造福，以民为命，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晚年，“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病丹朱，授丹朱，则天下病，丹朱得其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大义灭亲，大公无私，开创了人民本位、选贤任能、政权禅让、和平过渡的机制，为人民挑选锻炼了一个好领袖。因而尧死之后，“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民心所向，民心所归，既证明了尧的选择正确，也证明了舜的业绩服人。舜在位３９年，发现“儿子商均亦不肖”，便效法尧，“舜乃豫荐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之位。”
王朝本位是国家权力第一，在专制的东方就是国君第一，“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人民本位是人民利益第一，国家权力为人民服务，受人民制约，“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　乃权授舜”，体现了尧的崇高人格和宏大胸怀，天下为公，人民为心，“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病丹朱，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一个人的利益和天下人的利益进行了较量，最后天下人的利益占了上风，选择了舜，“卒授舜以天下”。尧死后天下人朝舜而不朝丹朱，说明尧选择了天下人的选择，尧舜禅让正是对“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王朝本位道路的否定，对维护天下人普遍利益的人民本位道路的肯定。尧走在人民本位的道路上，腕也走在人民本位的道路上。人民本位、政权禅让的机制，就这样持续发挥作用，更加健全。既然历史给了中国人选择人民本位道路的权力和机会，人民就特别珍视和捍卫这个选择权，因为国家在人民本位道路上运行，是第一等大事，不仅仅决定着继承者个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庄严神圣，非同小可。因而太史公对演义尧舜禅让的故事，义士轻易逃天下的传说，力驳其非。“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司马迁清楚，“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很不容易，像许由、务光的故事，传的随便传，受的随便逃，态度未免过于草率，近于轻浮；做法有同小儿游戏，近于胡闹，“此何以称焉？”一句反问，便全盘否定了。太史公把尧舜禅让之事，实虚并举，正反对照，足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事实，对我们祖先人民本位道路的选择，最为重视。
在太史公看来，中华民族这段光辉的开篇文章，人民本位道路的伟大实践，正是先祖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他把这段辉煌历史，列为《史记》之首，就是要做为中华民族前进的鹄的和坐标。太史公曰：“学者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太史公为伯夷叔齐立传，开头却先扯出尧舜这之事，正面反面说一通，目的就是要突出伯夷叔齐不走王朝本位道路的大德高行。在太史公眼里，最大的德，最高的行，莫过于天下为公，尧舜禅让，而伯夷叔齐在王朝本位道路取代人民本位道路之后，不贪君权，不恋王位，去位让权，义无反顾，有如尧舜。“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先表彰尧舜禅让之事，在行文上，也可以说是为表彰伯夷叔齐高风亮节的铺垫，或者说，在行文上，可以抬高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伯夷叔齐就是尧舜再世。
不仅如此，大禹之后，尧舜风绝，禹的儿子启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业私产，利用手中的特权，用武力夺取到政权，“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就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以暴易暴”。从此，历代开国之君都是“乃翁以马上得天下”，中国历史走上了王朝本位的道路――白骨和鲜血铺成的道路，这就不仅仅是简单地掐断了尧舜之风，而且是彻底与尧舜背道而驰。司马迁认为，高扬尧舜之风，是历史的当务之急，而要高扬尧舜之风，必先破“以暴易暴”之势。然而，在一个用“以暴易暴”手段建立的严厉王朝统治下生活的司马迁，没有这种自由，因而，他便推举尧舜的实例做通照万古的宝鉴，他便借重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的鲜明态度和坚决立场说话――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并不是诗人的专利！
所以《伯夷列传》全文引用了《韩诗外传》和《吕氏春秋》中的材料，介绍伯夷叔齐二人。前文引用他们去投靠善养老的西伯昌，“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如果说伯夷叔齐去位让权，还是尧舜遗风。权贵榜样的话，那么，以衰暮之年，病残之躯，明抗大兵，义正词严；心守大义，视死如归，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壮举，惊天动地的洪范，大德流芳，万古景仰，正是百姓楷模，士子高标，影响中国之巨，既非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又非教化百代的孔圣人可比。太史公以无大功可述、无要言可记的伯夷叔齐为列传第一，苦心可见，深意可知。伯夷叔齐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化身。《伯夷列传》确实是阅读《史记》，理解司马迁的钥匙。
我们作为过来人，对“以暴易暴”的不妥，看得理应比太史公更清楚。“以暴易暴”，一错在手段上，二错在结果上。
“以暴易暴”，必然造成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惨像，把长时期创造积累的大量财富和生命毁于一旦。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国力之盛，举世无双，而灭秦兴汉的近十年战乱，至汉初，竟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财富匮乏，一至于此。两汉四百年休养生息，人口剧增，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三国征战，五胡乱华，南北对峙，人口锐减，直到盛唐也未达到汉代人口鼎盛时期的数字，死伤之惨，可想而知。王粲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确为实录，绝非虚语。“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宁肯父母双亡，不愿改朝换代”，实在是创深痛巨而又悲愤莫名的古代中国人血与泪的控诉。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能维持不变，跟每隔二三百年就来一次“以暴易暴”的大振荡，生命财产大量毁灭，然后一切从头重建的历史规律有关。整个历史看是不变的，分成阶段看又是有头有尾、变化不居的，小活大死，不活不死。“以暴易暴”，终亦得“暴”。
考“以暴易暴”者，不论旗号打得什么，口号喴得如何，其实他们都不过是看上了中华的锦绣河山、丰富物产。跟随农民起义队伍发家的刘邦，当了皇帝后，向他父亲炫耀，“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和盘托出的其实就是各路奸雄，历代圣主的共同心声。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土地国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夺到天下，当了皇帝，一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一切男女和男女的一切，都是他一个人的家私。整个国家无以伦比的巨大财富，吸摄了所有的野心家、阴谋家的贪欲野心，不惜以身家性命投入争天下的最大赌博中。而夺得天下，坐上金銮殿的人，考虑的也只是自己的位子和子孙后代的位子，因为他知道，“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黄宗羲《原君》）“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国家最高权力上，一脉相承，代不乏人。因而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因而，历代帝王不能不日施手段，夜费心机，既防臣民，又防家人，层层设防，时时留意，孤家寡人，岌岌可危。“暴”是必然的。而“以暴易暴”的规律决定了：无论多少人出了多少主意，采取了多少办法，中国封建王朝没有超过三百年的，最后不是毁在自己的“暴”上，就是毁在人家的“暴”上。“兵戈自久远，兴衰看帝王”，兴的是成功的帝王，衰的是失败的帝王，或兴的是成功的盗贼，衰的是失败的盗贼，无论是谁兴衰，兵戈暴力是永远的伴娘。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人民的幸福与进步，统统被忽略了，被抹杀了。“以暴易暴”固然断送了帝王万世一家的美梦，也耽搁了民族兴旺发达的前程。杜甫的这两句诗，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妙概括。
一个封建王朝必然短命而亡，不能“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除了独裁者必然愈裁愈“暴”，自取灭亡外，和他们“以暴易暴”使用的工具也有关。行“暴”的工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军队，一个是官僚。军队要有用，就要强；军队强了，就容易不听话；要军队听话，军队就要弱，弱了，又不管用。唐朝就亡在军队太强，宋朝就亡在军队太弱。而无论强弱，军队一旦自成体系，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在为王朝服务的同时，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生命。或则拥兵自立，或则养敌自重，或则逼宫弑主，或则降敌误国。即使汉高祖杀三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火烧万花楼，满洲人不假兵权与汉人，军队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　有机会军队就要自行其是。既成于军队，又亡于军队，是封建统治的宿命。官僚也是如此，“以暴易暴”离不开它。秦始皇定郡县制，“县者悬也”，地方政权是悬挂在人主身上的饰物。官何尝不是这样？“官者管也”，官僚是皇帝手里捏的管子，指挥一切。然而一旦官僚体制形成，也便有了生命，自成体系，自有利益。它要为自己的利益和游戏规则考虑。“破家县令”，“灭门知县”，威风难道比皇帝小？“天高皇帝远”，说的是政治上的自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经济上的实惠；“千里做官，为了吃穿”，说的是做官宗旨。所以，“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虽然流，饭还是要吃；不管什么样的官员流来，衙门总是供他们吃饭的厨房、穿衣的裁缝铺。这样，本来皇帝想用来看家护院的鹰犬，总要变成既从皇帝国库中窃钱的骗子，又从老百姓身是敲骨吸髓的盗贼。闹到最后，它自己的利益和规则往往倒成了主宰国家的枢机。皇帝除了面对怒不可遏的饥民暴动之外，还要面对老奸巨滑的官僚阴谋。皇帝手中的治世工具，轻易便成了与天子争夺权利的对手。不只贪污腐败，诸如外戚干政，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新旧党争，都把国家闹的天翻地覆，历代君王最头痛的，就是澄清吏治，没有不在这方面下功夫的皇帝，也没有一个取得吏治成功的皇帝。因为专制体制下的官僚体系，下级之命操于上司之手，上司官运又要靠下级抬轿；所以下对上必百依百顺，阿谀逢迎，最大的官员宰相也必是迎合上意的最高国手；上对下又必先看忠诚，重用庸劣，最无耻的奴才往往是最得意的红人。一层不如一层，一代不如一代，便成了官僚体系的基本特色和演化轨迹。而每一次、每一个纠正官僚集团的措施或运动，又只能变成官僚集团在王朝衰败的斜坡上加速腐败的推动力，不滚到坡底，与衰败王朝同归于尽不止。如果说暴政没有不毁灭于腐败的话，官僚必然的腐败往往是第一因。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以暴易暴”的过程可怕，“以暴易暴”的结果危险，“以暴易暴”形成的影响也特别严重。既然权力是靠暴力夺取的，既然夺取了政权就得到了一切，“以暴易暴”便成了整个社会生活转动的轴心，成王败寇，任何惨无人道、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罪恶，无所不用其极，都会堂而皇之大行其道，成为准则，成为风尚，成为道德，成为文化。整个历史和社会生活都被毒化了。中国古代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其实，说穿了，最为统治者所看重的只不过是一部《资治通鉴》而已――――为夺天下坐天下者出谋划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因为这种文化传统，较暴力手段、暴力结果更严重的是，全民都绑在皇家的战车上，按王朝的政治标准第一思考和行动，不知道追求真理，不知道追求幸福，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可以创造自己的命运，只会在政权与政权之间比较，只会在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对照，看不到政治以外的人和事。从此养成个人依赖国家，一切问题只能由政权去解决和政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定势和文化传统。不是安抚，就是镇压，除了权力，不知道还有另外的人生目标，除了政治，不知道还有别的解决问题的道路。这些严重窒息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使之看不到个人的力量，看不到个人的意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平时人门爱骂秦始皇焚书，毁灭文化，其实，真正的悲剧是，秦始皇焚的书，多是政见不同之作，后世倒大多流传下来，焚而无焚。而秦始皇当年网开一面，加以保护的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倒不幸的很，几乎没有一本流传下来，真是无焚之焚。是什么力量比焚书毁灭文化还厉害呢？是这个政治标准第一，是这个“抢到天下便是王，抢不到天下便是贼”的传统。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伯夷叔齐在首阳山的临终的歌声，竟是天鹅绝唱，长久回响在中华民族的头上。太史公也看到了这个历史趋势，而无力回天。“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只能回应着千古悲歌，发出深深的历史的应声。

尧舜是礼让吗？这个问题貌似还没有搞清楚吧。

虽然诸典籍都记载是“禅让”，但一则远古记载缺乏，二则即使有片言流传后世，经秦火一劫而荡然无存。因此这个时期本来就是传说，岂能当真？

相反，《韩非子》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则孰是孰非？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则更是骇人听闻。你又怎么判定历史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说，楼主的命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quote]原帖由 [i]三种不同的红色[/i] 于 2007-2-5 16:21 发表
从这个意义上说，楼主的命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quote]
这个禅让是否真实并不重要，本文所要说的意思你还未必理解。
的确，《史记》的宗旨就是《伯夷叔齐列传》。

[quote]原帖由 [i]自称天才[/i] 于 2007-2-6 10:12 发表

这个禅让是否真实并不重要，本文所要说的意思你还未必理解。
的确，《史记》的宗旨就是《伯夷叔齐列传》。 [/quote]

笑一笑。

您说的那是韩愈的《伯夷颂》吧，

反正不是《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