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遂城-羊山之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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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遂城-羊山之战研究
先列出史料
#四年七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显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都总管，侍卫马步军都虞侯天平军节度使王超为副都总管，殿前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王汉忠为都排阵使,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为都钤辖，西上阁门使韩崇训为钤辖，宫苑使入内都知韩守英为排阵钤辖，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郎、西上阁门使李继宣、赵州刺史张凝、入内副都知秦翰并为前锋钤辖。如京副使高素为押先锋，内殿崇班岑保正同之。冀州团练使石普为押策先锋，六宅副使王德钧同之。仍以显兼定州都总管，超兼镇州都总管，汉忠兼高阳关都总管，崇训兼镇州驻泊钤辖，武守英兼高阳关驻泊钤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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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边臣言北戎集兵虑乘秋入寇故命帅为备也。又以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河西军节度使桑赞为莫州驻泊都总管，供备库使杨永遵、内殿崇班张继勋并为都监。马步军都军头荆嗣、供备库副使赵彬、步军都军头刘光世并为北平寨驻泊。宪州刺史沧州驻泊副总管陈兴兼雄霸路缘界河海口都巡检使，内殿崇班阁门祗侯王汀同之。供奉官阁门祗侯冯若拙、侍禁阁门祗侯刘知训并为都监。又以霸州防御使李福为镇州副都总管，祁州团练使刘用为高阳关副都总管，德州团练使张斌为定州副都总管，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张旻为镇州钤辖，崇仪使顺州刺史蔚昭敏、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白守素并为定州钤辖。西京左藏库使刘廷伟、西京作坊使带御器械石知  并为高阳关钤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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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增高阳关三路兵骑二万为前锋又命将五人各领骑三千阵于先锋之前别命桑赞领万人居莫州顺安军为奇兵以备邀击。荆嗣领万人以断西山之路。仍列绘为图遣内侍副都知阎承翰齎示王显等，且戒之曰设有未便当极言以闻，无得有所隐也。（先是，议以大兵阵于威虏军，而斥候者言戎人尚在炭山。未谋南牧，故命悉徙于中山。俄报契丹首领遂攻渔阳，渐逼威虏，故大兵不及进，帝甚叹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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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张斌破契丹于河海口，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不进，前阵兵少，退保威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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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戎人自威虏军为王师所败，杀伪大王、统军二人，蕃军仅二万人，余众号恸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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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诏桑赞分部下兵万人于宁边军驻泊，令北面前阵兵居后以为应援，真宗以前阵昨经力战，均劳逸而休息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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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前军与契丹遇，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命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纽，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会河朔饥歉，逐罢兵。（《宋会要辑稿》   兵八之九、一零、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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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庚午朔）己卯，邊臣言契丹謀入寇，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天平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副都部署，殿前副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王漢忠為都排陣使，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為都鈐轄，西上閤門使韓崇訓為鈐轄，顯仍兼定州，超鎮州，漢忠高陽關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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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辰，詔王顯領河北都轉運使，王超副之，王繼忠、韓崇訓同其事。超初赴行營，顯候於郊外，超下馬望拜，上聞之，以為將帥有讓，甚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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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己巳朔，詔鎮、定兵馬分屯近地，以省糧運。時諜者言敵猶在炭山，未遽南牧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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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己亥朔）丙午，徙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趙州刺史張凝為邠、寧、靈、環、慶等州副都部署，悉召楊瓊等付御史按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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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與契丹遇於長城口，時積雨，敵弓用皮弦，皆緩溼，斌擊敗之，殺獲甚觽。漸近戎首，伏騎大起，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張斌，未見。七月己卯，初以斌為定州副都部署，不知何時改前陣鈐轄也，豈代張凝者乎？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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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詔高陽關三路兵增騎二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於先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泊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馬步軍都軍頭、北平寨駐泊部署荊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仍列繪為圖，遣內侍副都知閻承翰齎示王顯等，且戒之曰：「設有未便，當極言以聞，無得有所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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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上得張斌捷奏，初議以大兵陣於威虜軍，會諜者言契丹猶未動，故命悉徙於中山。已而敵騎遽入漁陽，漸逼威虜，斌雖以前鋒獨克，大兵訖不進討，上甚歎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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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亥，詔莫州駐泊都部署桑贊分部下兵萬人屯於寧邊軍，令北面前陣兵居其後。上以前陣昨經力戰，故休息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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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知雄州何承矩請於乾寧軍選銳兵，乘刀魚船，自界河攻平州，以分敵勢，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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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丙子，王顯遣寄班夏守贇馳騎入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觽，餘皆奔北，號慟滿野。」（按張斌長城口之捷，乃十月十六日甲寅，其二十三日辛酉，斌奏始到，其二十五日癸亥，何承矩又奏偵得契丹自威虜軍為王師所敗，殺偽署大王、統軍二人，蕃軍僅二萬人，餘觽號慟于野。按此即長城口之捷也。其十一月九日丙子，王顯又奏十月十六日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一十五人首級，得偽印二，以「羽林軍」為文，收甲馬甚觽，首領遁去。按顯稱十月十六日，其日則甲寅也。所稱前軍，則張斌實前陣鈐轄。所稱殺戮二萬人，又與何承矩所奏數同，偽署大王、統軍名號亦同。但顯奏稱獲十五人首級，承矩止二，人數特異，承矩得於傳聞，或未詳盡，理無足怪。獨疑張斌先巳奏捷，而王顯又別奏，且月日太遼緩，當時必有故，惜乎史不能載耳。是役也，王顯全師實屯中山，未嘗出，顯奏十月十六日之捷，亦專指前軍。據本傳，顯又上表待罪，此可見破敵者非顯全師，明矣。契丹傳既於十月載長城口之捷，又於十一月載王顯等全師至，大破敵，恐緣捷奏兩上，故誤分為兩事，今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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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保州團練使楊嗣、莫州團練使楊延朗、西上閤門使李繼宣、入內副都知秦翰，並為前陣、前鋒鈐轄，分屯靜戎、威虜軍，及是，會師於威虜。延朗、嗣輕騎先赴羊山，繼宣與翰分左右隊，各整所部，翰全軍亦往。繼宣留壁齊羅，止以二騎繼進，至則延朗、嗣適為敵所乘，繼宣即召齊羅之觽，與翰軍合勢大戰，敵走上羊山，繼宣逐之，環山麓至其陰，繼宣馬中矢斃，凡三易乘，進至牟山谷，大破之。延朗、嗣初頓齊羅，既而退保威虜，繼宣獨與敵角，薄暮始至威虜。（按此則張斌既捷於長城口，繼宣等又捷於羊山，王顯所奏，豈專指此乎？然亦與張斌同日，此可疑也，故附見顯捷奏後，更徐考之。楊延朗傳以羊山之捷為三年冬，則其誤審矣，辯載四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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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寅，宰相率百官稱賀。（捷奏以初九日到，髃臣後兩日乃稱賀，當由旬假，故稍遲一日耳。）
上與宰相議威虜功狀，呂蒙正曰：「昨日止前陣與前鋒血戰而退。始陛下廟算防秋，於前陣之後，排先鋒策先鋒，乃布大陣，犄角而進。苟邊臣偵候無差，遵守成算，則王師克敵，必倍往古。屬大陣猶在中山，前陣先鋒巳至威虜，秦翰等聞寇在西山，勇於先登，率兵而出，遇戎首偕來，殺戮雖多，然違陛下本旨。臣等觽議，望未行賞典。」上曰：「見寇不俟大陣，前驅陷敵，亦可賞也。」詔北面陣亡軍士，官為收瘞，仍厚□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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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今前陣雖有□捷，恐未贖違詔之罪。」上慮顯憂懼，即降手札慰銟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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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契丹入寇，北面前阵钤辖张斌败之于长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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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壬申，王显大破契丹，杀二万余人，余众遁去。（《皇宋十朝纲要》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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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契丹遇于长城口，时积雨，狄弓用皮弦，皆缓湿。斌击败之，杀获甚众，渐进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退保威武军。己未，诏高阳关三路兵增骑二万为先锋又命将五人各领骑三千阵于先锋之前，别命步军副指挥使莫州驻泊使管桑赞领万人居莫州顺安军为奇兵以备邀击，马步军都虞侯北平寨驻泊都总管荆嗣领万人以断西山路，仍列绘为图遣内侍副都知阎承翰齎示王显等，且戒之曰设有未便当极言以闻，无有所隐。初议大兵阵于威武军，会谍者言契丹犹未动，故命悉徙中山，已而狄遂入渔阳，逼威武，斌虽以前锋独克，大兵讫不进讨。上得捷奏甚叹息焉。诏桑赞分部下兵万人屯于宁边军，令北面前阵兵居其后，以前阵经力战故休息之。何承矩请于乾兴军选锐兵乘刁鱼之自界河攻平州以分狄劲，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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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王显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大王、统军、成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并甲马甚众。余皆奔北，号恸满野。（《太平治迹统类》  卷四  真宗经制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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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曹璨以蕃兵邀李继迁辎重于唐龙镇。己未，张斌破契丹于长城口。（《宋史》  真宗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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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壬申，知阶州窦玭献白鹰，还之。王显奏破契丹，戮二万人，获统军铁林等。（《宋史》  真宗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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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镇、定、高阳关行营钤辖，屯镇州，兼河北都转运使事。契丹兵至方顺河，将寇威虏军，崇训陈兵唐河，折其要路。敌遣别骑冠赤堠驿崇，崇训分兵擒戮之。既而值霖雨，敌兵饥乏不敢进，遂遁去。（《宋史》  韩崇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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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契丹入寇，前军过威虏军。比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堪用，显因大破之，枭获名王、贵将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钮，斩首二万级。显上言：“先奉诏令于近边布阵，及应援北平控扼之路。无何，敌骑已越亭障，显之前阵虽有捷克，终违诏命。”上章请罪。上降手札，以慰其忧悸。（《宋史》  王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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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锐兵于羊山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及山西，伏发，契丹众大败，获其将，函首以献。进本州团练使，与保州杨嗣并命。（《宋史》  杨延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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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命嗣领万人断西山路。会敌遽至，大兵不及进而止。（《宋史》  荆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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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十月，建议选锐兵于乾宁军，挽刀鱼船自界河直趣平州境，以牵西面之势。（《宋史》  何承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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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镇州行营都部署，又帅镇、定、高阳关三路。契丹入边，与战于遂城西，俘馘二万计，斩其裨王骑将十五人，手诏褒美。（《宋史》  王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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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契丹入寇，能当城西，与诸将合战，无惮色，大败其众，斩首二万级。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能发矢殪之，并其将十五人，夺甲马、兵械益众。（《宋史》  魏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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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四年，拜西上阁门使，领康州刺史，为前阵钤辖，与秦翰、杨延昭、杨嗣分屯静戎、威虏。敌至，会师于威虏，延昭、嗣轻骑先赴羊山，继宣与翰、分左右队各整所部，翰全军亦往，继宣留壁赤虏，止以二骑继进。至，则延昭、嗣适为敌所乘。继宣即召赤虏之师，与翰师合势大战，敌走上羊山。继宣逐之，环山麓至其阴。继宣马连中矢毙，凡三易骑，进至牟山谷，大克捷。延昭、嗣、翰之师，初顿赤虏，既而退保威虏，继宣以所部独与敌角，薄暮，始至威虏。诏书称奖，特加检校官及食邑。（《宋史》  李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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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中，契丹复入寇，敏从王显为镇、定先锋，大败契丹于遂城西羊山，斩其酋长。真授单州刺史，后为邢州兵马钤辖。（《宋史》  田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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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镇、定、高阳关前阵钤辖，又徙后阵。破契丹二万众于威虏军西，俘其铁林大将等十五人。（《宋史》  秦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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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己亥，南伐。壬寅，次盐沟。徙封吴国王隆为楚国王，留守京师。丁未，梁国王隆庆统先锋军以进。辛亥，射鬼箭。壬子，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甲寅，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庚申，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次满城，以泥淖班师。（《辽史》  圣宗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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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罗列的史料看，关于这次战役记载还是比较丰富的，但问题是，记载要么过于简略，要么过于零碎，使这次战役的整个完整过程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中。李焘在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就因此而一再存疑。但通过综合分析，我们未尝不能从纷繁的史料中理出这次战役的脉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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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分析：
    首先，战役发起的时间和地点。关于时间，《辽史》中有简略的记载，只在是年十月十六日（甲寅）在遂城（即宋之威虏军）有一次交战记录。而宋方记载中此日同样有交战记录，并且《长编》以张斌的奏捷记录记载为此日张斌长城口之战，出自第一手资料，可信度是很高的。因此，十月十六日（甲寅）双方有过交战是可以肯定的。但在此日的战事发生地点上就出现了疑问，按《辽史》，双方交战地点在遂城（威虏军），而按宋方记录，则可以肯定在威虏军西北边境附近的长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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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宋方的记载中，还出现了其他交战记录，如《宋会要辑稿》中，在记载了张斌长城口之战后，又记载了在威虏军击败辽军，杀大王、统军二人，辽军二万人。然只系在十月下，未书日期。然后在十一月又记载了与辽军的一场战斗，杀辽军二万，并阵斩辽军十五名高级将领，但这次不但没书日期，连战斗发生的地点也没写。《太平治迹统类》中也有这条记载，不过梢略，又如《皇宋十朝纲要》，在十月条下记载了张斌长城口之战后，在十一月初五（壬申）记载了与《宋会要辑稿》十一月相呼应的记录。似乎双方在十一月初五（壬申）真打过这么一仗。但《辽史》中记载，辽军在十月二十八日（丙寅）就因为泥淖的原故从满城回师了。那么就算辽军走得再慢，等到了7天后的十一月五日，怕也早走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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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无论宋方的哪条记载，我们都可以看到，张斌长城口之战是宋军在天气有利的情况下以弱势兵力突袭辽军大队，在取得一定战果后又遭遇到辽军的强力反扑，被迫撤退。就战术上来说，尚可算是小有成绩，但说杀对方二万人和十五名高级将领，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记载中的战果很明显不是张斌长城口之战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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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事情变得如此扑朔迷离，才使得某些人在提到这个战役时开口就说宋方作伪，虚报战功。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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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焘在《长编》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同时也提供了资料的来源。也就是他提供的这些资料来源，使我们在破除这重重迷雾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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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李焘的记载，在十月十六日之后，宋方前线的上奏共有这么几条：十月二十三日（辛酉），张斌长城口之战奏捷到京，十月二十五日（癸亥），知雄州何承矩上奏侦察得知宋军击败于辽军威虏军，杀大王、统军二人，辽军二万人。雄州在威虏军之东，这次战役中并非辽军入侵的目标，因此何承矩需要侦察得知战场的情况，战报来得稍晚也是正常的。不过在这里就有疑问产生了，何上报的侦察得到的战果是张斌长城口之战的战果吗？——不是！地点不对，一在长城口，一是威虏军。而且上面也提到张斌长城口之战是不可能有杀敌军两万的战果的。而何奏中提到的战场威虏军，却恰好与《辽史》中记载的遂城完全吻合——真相的轮廓已经渐渐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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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在《宋史》真宗纪中有一条记载很有意思。“十一月壬申……王显奏破契丹，戮二万人，获统军铁林等。”。十一月初五（壬申），正是《皇宋十朝纲要》记载大破契丹的日子。再接下来，按《长编》中李焘提供的资料。十一月初九（丙子），王显遣寄班夏守贇驰骑入奏报捷。称十月十六日（甲寅）宋军前军与辽军大战，大败辽军，杀辽军二万，并阵斩辽军十五名高级将领。——于是真相完全浮出水面。在十月十六日（甲寅），宋辽之间并非只有张斌长城口之战一次接触，而确实有过大战，战场就在威虏军。而《宋会要辑稿》是把十月二十三日（辛酉）张斌上奏、十月二十五日（癸亥）何承矩上奏和十一月初九（丙子）王显上奏这三次上奏按顺序抄了一遍，不过却按照上奏到京的时间分别系月，于是发生在一天的战事就被拆成了三个时间的三场战斗。而《皇宋十朝纲要》、《太平治迹统类》的记载是分别记录了十月二十三日（辛酉）和十一月初五（壬申）两次奏捷，其效果是相同的——将同一天发生的战事拆成了两个月的事。这一切在我们通过了解三次上奏的内容才得到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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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握有这三次上奏的李焘也终究没理清战事的脉络，于是在《长编》里连续提出了疑问。他的疑问集中在，王显上奏称前军破敌，而张斌正是前阵钤辖，并在十月二十三日（辛酉）就已经奏捷到京，而王显直到十一月才上奏，所以他怀疑其中别有隐情。而在看到羊山的战况后，他就认为，王显的战报指的大概就是羊山的战斗了，但又和张斌的战斗在同一天，因此可疑。李焘与战况的原貌只隔了一层窗户纸，可惜就是没捅破。他的潜意识中始终认为张斌和王显上奏的肯定是两场战斗并且不应该是同一天。这两个前提都有问题，王显所奏是前军破敌，而张斌是前阵钤辖，隶属于前军，那么王显所奏包括了张斌长城口之战有何不可？而且张斌作为一只部队的指挥官，在自己部队参与的战事结束后就可以上奏，而王显作为方面的最高指挥官，很明显是在全局的战事结束，确定辽军确实已经撤离后才上奏的最后总结。因此并不能因为王显的上奏时间上比张斌迟了不少就断定他们描述的不是同一天的事。吕蒙正上奏时提到的“大阵犹在中山，前阵先锋巳至威虏，秦翰等闻寇在西山，勇於先登，率兵而出，遇戎首偕来，杀戮虽多，然违陛下本旨。”也正说明羊山战场的战斗也是在同一天即十月十六日甲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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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李焘在注意了张斌长城口之战和羊山战场之后，因为这层窗户纸没捅破（当然，还有资料中的记载也不多的缘故），始终没有注意到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主战场是在威虏军，而不是其西北的长城口和羊山。而我们注意到，何承矩上奏、《宋史•王显传》和《辽史》的记载都是直指威虏军（遂城）的。而参战的部队，按《长编》记载的吕蒙正的话，包括了前阵和前锋的部队。就其指挥官来说，就起码应该包括《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的并为前锋钤辖的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郎、西上阁门使李继宣、入内副都知秦翰和已经明确出现在记载中的前阵钤辖张斌。他们的名字先后出现在长城口和羊山的战场上，除此之外，考《宋史》本传中还有时任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的魏能和时从王显为镇、定先锋的田敏，也参与了此战，可以说宋辽战争后期宋方的几位悍将，除了荆嗣均直接参加了战斗。并且由魏能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军击败辽军的关键和取得的最重要战果正是由魏在威虏军城西的主战场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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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做一下战场的地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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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辽在河北的战线在端拱二年宋丢失了易州突出部后，基本成一条东西走向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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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段边界的地理环境，曾瑞龙先生在《北宋及拜占庭帝国的弹性防御战略初探——兼论宋夏洪德城战役(1092)》一文中有过准确的概括，这里引用一下。“自沧州至顺安军边吴淀，边界有塘水阻隔。这段天然防线，按照何承矩计算，其直线距离‘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但全长则‘绵宜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水深自五尺至一丈不等，‘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按照沈括的记载，‘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但边吴淀西向至长城口不到一百五十里，‘山阜高仰．水不能至，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尤其是端拱二年(989)易州、满城相继失守，辽骑直叩唐河，是边防最严峻的考验。据沈括的调查，这一地段中又可分为两段，即定州、西山、北平寨一段．和保州以东至顺安军一段。对于前者，宋军可倚西山布阵，另以奇兵设伏，令局势不致恶化。但后者则‘平川横袤三十余里，南北径直、并无险阻，不经州县。可以大军方阵安(长?)驱，自永宁军以东直入深、冀，行于无人之地。’这才是前沿的最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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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役的发生地威虏军正处在这个“前沿的最大漏洞”中。《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保定府安肃县下，遂城废县条“县西二十五里……太平兴国六年，于梁门寨置静戎军，于遂城县置威虏军。时号铜梁门，铁遂城，言其险固也。……四年，契丹复入寇，大帅王显大败之于遂城。是时安肃、遂城最为虏冲。景德初，改为广信军。……《宋史》：广信军，在易州东南八十里，当五回狼山之要道，戍守特重。” 因此成为辽军南侵的主要突破口，一般来说，辽军突破边境后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南侵犯定州，另一个是转向东南进扰关南。为此宋方特地在这两个战略方向上设立了定州、镇州、高阳关三个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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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书中与这次战役息息相关的几个地点包括长城口、赤虏、羊山、牟山谷、方顺河，现一一考证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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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张斌破敌的长城口，《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六广信军条下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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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口铺，口阔一十步。至界首一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田珪庄铺三里半，东南至马家庄铺三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六里半，西至牟山铺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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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长城口在威虏军城西北一十六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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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虏是李继宣部在出击羊山前的前进基地。《宋史•李继宣传》记载的“继宣留壁赤虏，止以二骑继进。”是也。《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六广信军条下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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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鲁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七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太山铺二里半，东至庞村一里半，东南至本军八里，东至广门村铺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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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虏、赤鲁，同音异字，《宋史》与《武经总要》必有一错。但位置是确定了，在威虏军城西北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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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山，仅有《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保定府安肃县下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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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县西五十里。俗名龙堂坡，以其盘绕深曲也。……又杨山，亦在县西，与龙山相接，俗传宋杨延昭藏兵于此，以御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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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杨山，很可能是羊山在民间流传中结合了杨延昭的事迹因而字变音不变转变来的（事实是“俗传宋杨延昭藏兵于此，以御契丹”这个事迹也是很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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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面引了，宋威虏军城即《读史方舆纪要》所称“遂城废县”是“县西二十五里”，则这个龙山当在威虏军城西五十减二十五即二十五里。而杨山（也就是疑似的羊山）与此山相接，也在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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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山谷，是李继宣部最后大破辽军的战场，也是一天战事的终点。《宋史•李继宣传》记载的“进至牟山谷，大克捷”是也。《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六广信军条下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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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山村铺，山口阔九百步。北至界首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田珪庄铺三里，东至长城口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八里，平西至佛阳口铺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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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牟山村，很有可能就是《宋史•李继宣传》中所说的“牟山谷”。很清楚，牟山村在威虏军城西北一十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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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顺河，《宋史•韩崇训传》中记载 “契丹兵至方顺河，将寇威虏军”此河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保定府满城县下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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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城故城在县北眺山下，旧县治此。……宋咸平四年，契丹入寇，自遂城进至满城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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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顺河，县南五十里。其上源即完县之祁水也。东流入县境，曰方顺河，亦曰顺水。又东入清苑县，为石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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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依《宋史•韩崇训传》的记载，则《读史方舆纪要》所说“宋咸平四年，契丹入寇，自遂城进至满城而还。”有误，满城在遂城西，如辽军自遂城进至满城，则不可能发生《宋史•韩崇训传》中“契丹兵至方顺河，将寇威虏军”的态势，将寇就是还没寇，说明辽军并非取道遂城。次满城的是后来的辽军主力，很明显是取道易州——满城，绕开了威虏军。鉴于辽先锋军刚在威虏军惨败，辽军主力以谨慎起见避开威虏军入境是顺理成章的。而顾祖禹“自遂城进至满城而还”的认识明显是顺读《辽史》的结果，殊不知一则《辽史》粗疏，二则此战背后颇多曲折，因此造成了顾氏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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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宋辽两军第一天首战的长城口与末战的牟山谷相隔只有两里，都在威虏军西北，可见辽军在战败后是准备沿进犯时的原路逃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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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于赤虏和牟山谷位置的确定，羊山的位置我们也大概可以确定了，赤虏在威虏军城西北八里，牟山谷在威虏军城西北一十八里。羊山当在两者之间。而长城口在牟山谷东仅仅两里，先期开赴羊山的二杨所部居然没有参与张斌在长城口对辽军的突击，个中原因实在值得玩味，当是于宋军的整体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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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也可以依靠这些资料大致复原一下十月十六日（甲寅）三个战场的顺序和战况。首先，长城口之战，张斌小胜后退保威虏，此时辽军尚未至威虏军，当是最早发生的战斗，而羊山之战一直打到天黑，当是最后的扫尾之战。而辽军的行进轨迹也从这三个战场可以看出，从西北的长城口进入，至威虏，再从西北的羊山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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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细考参战诸将的传记，发现一些相互抵触之处。张斌事迹只见于长城口，魏能只见于威虏军，此二人无异议。按李继宣传，参与羊山战场的应该有二杨、秦翰和李自己，而秦翰传中却只云破敌威虏军西，只字不提羊山，倒是田敏传中提到田破敌于遂城西羊山。细考李继宣传的记载，其中有些可以解释。按李传，他与二杨、秦翰先会集于威虏军，然后二杨先赴羊山，后来是秦部，李只以两骑继进。与秦翰传合看，则秦翰在威虏军已经力战，此后二杨不力，秦、李并出的时候，秦先退，只留李部奋战取得大捷便可以解释——秦部只因在威虏军战场投入太多，此时已是强弩之末，而李部从李继宣本传来看，在投入羊山战场前一直没有参加战斗，应当是充当了战役预备队。李部养精蓄锐，此时正是生力军。又按魏能传，魏“与诸将合战”其中“能当城西”，与上面秦翰传称“破敌威虏军西”是符合的。且可以看出，除了先赴羊山的二杨外，其余诸将汇集威虏与辽军合战。田敏传称其“大败契丹于遂城西羊山”，如果并不理解为“遂城西（的）羊山”而断句为“遂城西、羊山”，则完全可以解释，田部在威虏军的会战结束后追击辽军到羊山而回，秦翰所部亦然。而杨延昭传中恐有溢美之词，当是二杨正面截击辽军无法取胜，而秦，李从威虏赶来夹击，最终再胜。杨延昭传虽然有溢美之嫌，但其记载“延昭伏锐兵于羊山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辽军是南侵，但这里证明辽军在南，二杨从北截击，确实是辽军回撤时的拦击。此后的羊山之战也确实是对于撤退中的辽军的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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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编》中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二杨所部当时战况的艰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二真宗咸平五年二月在记载遂城羊山之战的尾声中，有如下记载“先是契丹入寇，前阵保州招收小校解恕、杨光美、齐峦等奋不顾身，摧锋陷阵，及大军分退，犹依山据险，大诟杀贼，以至陷没。上嗟悯之，优恤其家，仍录其嗣。” 记载中所称“前阵保州招收小校”当是时任保州团练使的杨嗣的部下。从记载的情况看，二杨所部正面截击辽军败军，但效果并不理想，被辽军迫退，依羊山据守的一部分部队被辽军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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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宋史•李继宣传》中对于羊山战况的记载，直指“延昭、嗣适为敌所乘”，也说明二杨确实没有能阻击住辽军，而正当二杨在正面败退之时，秦翰部追击辽军到达了战场，而李继宣派往秦翰部的联络官也及时向李继宣通报了羊山战况，于是“继宣即召赤虏之师，与翰师合势大战，敌走上羊山。” 我们注意到，这里“敌走上羊山”的记载与《长编》记载的“及大军分退，犹依山据险，大诟杀贼，以至陷没。”正好相呼应。辽军败军在击退了二杨的正面截击并在消灭一部分依羊山据守的二杨部下时被秦翰部和李继宣部相继追及，辽军主力被驱赶上羊山。此时按《长编》和《宋史•李继宣传》的记载，二杨似已退出战场。宋军的态势由阻击变为追击。
以下的战事按《长编》和《宋史•李继宣传》的记载似乎成了李继宣部的独角戏。《长编》在之后甚至没有一字提到秦翰部，而《宋史•李继宣传》也只是一带而过的提到秦翰部提前退出了战斗，至于秦翰部是在追及辽军后什么时候退出战场的则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从“与翰师合势大战”的记载推出秦翰部在追及辽军后到李继宣部赶到战场这段时间应该是单独与辽军作战的，而李继宣部到达后两部也曾并肩作战了一段时间。于是羊山之战就成为了李继宣的个人表演。同时，《宋史•田敏传》中也提到田部也参与了羊山之战。这里我们找不到田部参战的记载，在这里只能存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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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编》和《宋史•李继宣传》记载基本相似，只是《宋史•李继宣传》称“大克捷”而《长编》称“大破之”，本质相同，而“继宣逐之，环山麓至其阴。继宣马连中矢毙，凡三易骑，进至牟山谷，大克捷。”在这条记载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的地理位置“环山麓至其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这样的话，辽军与二杨、秦翰部接战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羊山之南完成的，随着辽军消灭了二杨在羊山上的一部分固守的部下以及李继宣部赶到后将辽军赶上羊山，战斗转而发生在羊山上了。李继宣部环绕山麓追击逃跑的辽军，从山南麓追到北麓。这说明在二杨正面拦截之前，辽败军是取道羊山之南向西北方向撤退，而击退二杨，占领羊山之后全军被李继宣部赶上羊山，并在战斗中环绕山麓从山南逃到山北，从而向北边的边界撤退。而在激烈的战斗中，李继宣身先士卒，因此他的战马一再中箭而死，在多次换马后最终将辽军赶入牟山谷，并在这个山谷中大破辽军。李继宣部奋勇作战，直到天黑才回到威虏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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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辽双方前军的交锋以宋军的胜利结束后，王显的上奏中最准确的记载了宋军的战果，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并甲马甚众，余皆奔北，号恸满野。”这里“戮二万余人”因为有何承矩的先期侦察所得的上奏可以印证，是可以相信的。而作为重大战果的敌将领的身份，提到了“大王”，这有些不可思议，这支辽先锋军的最高指挥是辽国皇弟梁国王耶律隆庆，事实上他还有很长的生命，这里的“大王”明显不是指他。可以称大王的，如南院、北院、乙室、奚等部的大王也没有死亡的记录。这里的“大王”不知何指，《宋史•王超传》称“斩其裨王骑将十五人”，明确称“裨王”，则为梁国王耶律隆庆误传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而这位“裨王”究竟是那部的“大王”就无法查证了。如果说大王统军铁林相公是指一个人，但因为资料的缺失，我们只能知道这是辽铁林军的统帅、辽前锋军的统军，但连他的名字我们也无法知道，自然无法通过缺失的史料查证其是否是某部的“大王”。因此这个“大王”，也只能存疑了。惟独《宋史》真宗纪的奏捷不称“大王”，也许是反映了一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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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军在获胜后，用辽军首级在边界上筑京观以显示武功。因为手上没有原文，这里就不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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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双方前军交锋结束，双方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行动。在宋军方面，十月二十三日（辛酉）前方获胜的消息传来。十月二十五日（癸亥）就是何承矩上奏威虏军战胜的同一天下令前阵后退“俄诏桑赞分部下兵万人于宁边军驻泊，令北面前阵兵居后以为应援，真宗以前阵昨经力战，均劳逸而休息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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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六日（甲子），宋军“知雄州何承矩请於乾宁军选锐兵，乘刀鱼船，自界河攻平州，以分敌势，从之。”在东线发动进攻，以牵制辽军在西线的攻势。刀鱼船是宋军水师的浅海巡逻船，从这次牵制进攻的目标平州与宋并不直接接壤和出动的舰种看，应当是跨渤海的一次两栖登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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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宋军在东线还有其他牵制行动，《辽史•圣宗纪》记载的“十一月庚午，射鬼箭。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关来侵，侦候谋、虞人招古击败之。”就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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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辽军主力也在同时进入宋境。按《辽史》的记载，“丙寅，次满城，以泥淖班师。”十月二十八日（丙寅），辽帝亲征到达威虏军西的的满城，因为天气的原因，辽军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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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史》只记载了辽帝的行程，辽军主力达到了哪里并没有记载。但《宋史•韩崇训传》的记载回答了这个问题——“契丹兵至方顺河，将寇威虏军，崇训陈兵唐河，折其要路。敌遣别骑冠赤堠驿崇，崇训分兵擒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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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韩崇训传》的记载“既而值霖雨，敌兵饥乏不敢进，遂遁去。”的记载也和《辽史》“以泥淖班师。”的记载相合，加上一年后的望都之战后，宋方官员在提到此次辽军南侵的时候也说“前岁王显违诏不趋要地，契丹初压境，王师未行，而契丹骑已入钞，赖霖雨乃遁去。”（《宋史•王拯传》），一同证明辽军主力的退军确是有天气的因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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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辽军完全撤退，双方战事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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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辽军的参战部队也可以大致考察一下。《辽史》称“丁未，梁国王隆庆统先锋军以进。辛亥，射鬼箭。壬子，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甲寅，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辽方十月十四日（壬子）还在在进行出征前的仪式，辽军主力在仅仅两天后就能从盐沟赶到长城口无疑是很难的，而相反，辽军的先锋军在梁国王耶律隆庆的指挥下在十月九日（丁未）就出发了，用七天到达长城口是在情理之中的。同时，《宋史》王显传称“十月，契丹入寇，前军过威虏军。”可见参与此战的辽军正是梁国王耶律隆庆统帅的先锋军，但其具体人数已经不可考了。如果非要考察一下的话，我们看，首先。辽军这次是圣宗御驾亲征，按《辽史  兵卫志上》记载，“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换言之，辽帝亲征，总兵力当是超过十五万的。同时，《辽史•兵卫志上》还记载，“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也就是说超过六万骑，辽军就要任命都统了，而这次的战斗中，宋军的战果各书记载中分别是“获其伪命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太平治迹统类》作“成林相公”，误）或“获统军铁林等”或“枭获名王、贵将十五人”。其中，《宋史•魏能传》中明确记载“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能发矢殪之”，则说明，此战中辽军任命了统军，就是战死的铁林相公，考虑到辽先锋军的主将是皇弟梁国王耶律隆庆，辽军同时任命了统军，则辽先锋军（或者说前军）的兵力达到六万是有可能的。同时，宋军的战绩就达到了斩首两万，辽先锋军的实力远超过两万也是顺理成章的。查《辽史•百官志》记载，北面军官中有“铁林军详稳司”，《辽史•萧阳阿传》有“年十九，为本班郎君。历铁林、铁鹞、大鹰三军详稳。”的记载。（关于辽的铁林军，汤开建先生在《有关“铁鹞子”诸问题的考释》一文中有考证，这里不赘述了）则辽统军铁林相公当是铁林军的统帅，其部下当是装备铁甲的重甲骑兵。辽军的兵种构成我们并不很清楚，但铁林军的番号一出，则辽军投入了铁林军的重甲骑兵当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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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注意到，宋军的战果中包括了“得伪印二纽，以羽林军为文”，这个“羽林军”出现在辽军的作战序列里，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 真宗咸平六年秋七月已酉记载“契丹供奉官李信来归，信言其国中事云：“。。。。国中所管幽州汉兵，谓之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约万八千骑，其伪署将帅。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后四镇诸军约十万八千骑，内五千六百常卫戎主，余九万三千九百五十，即时入寇之兵也。”。路振的《乘轺录》里也记载“（幽州）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渤海兵别有营，即辽东之卒也，屯幽州者数千人，并隶元帅府。”可见这个“羽林军”是辽南京布署的汉军，这支辽先锋军内也编有汉军。不过幽州汉军总共也不过18000骑，就是全部配给这支先锋军也和我们已知的辽先锋军的规模不符合。但辽军的序列中包含了汉军“羽林军”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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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宋军的战斗序列和兵种构成相对就清晰许多。宋方一致记载为前军破敌，所有参与战斗的中级指挥官包括四个前锋钤辖、两个前阵钤辖和一个笼统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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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中对于宋军常阵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记载。“先锋阵……本朝行营，常选精兵置先锋阵，将领三员或二员押之。虑捍御不及，患在奔冲，又置策先锋阵为援兵。雍熙北伐，置先锋部署以下将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总重兵十馀万，会合选骑兵二万为先锋；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阵于先锋之前，掎角相应。景德初所出阵图，防捍北狄，前锋阵外，盛选锐兵，命骁将领之，别为一队，遏其奔冲（阵前置五将，各领精骑及骁将别为一队，并本朝一时之制，不须并置）。咸平中，真宗观阵图，因曰：‘北兵寇边，常遣精悍为前锋。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轶之患。今盛选锐兵，骁将统领，别为一队，遏其奔冲。彼既挫锐而退，馀则望风不敢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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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卷又记载“前阵……大宋用兵排阵之法，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按《风后握奇图》曰：凡兵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十人为一队，总二百五十队。有中叠，有外叠，有阵兵，有奇兵。阵兵一百七十五队，奇兵七十五队；阵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约《掘奇图》奇兵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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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记载有些杂乱矛盾，先锋阵和前阵到底什么关系，这直接关系到此次战役中宋军的作战序列和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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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武经总要》，先锋阵和前阵都是列于中军大阵之前的，但它们明显不是各自独  立并列的两个概念。很明显，如果这是两个相对独  立的概念，则三路都部署在中军阵前就要放接近七万的骑兵，且不说这个数字对于宋军来说已经大得吓人了，就是比起三路都部署麾下的全军人数，这个数字也超过了一半，那中军大阵放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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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的看法，所引《风后握奇图》的记载比例“阵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是整个问题的突破口，很明显，这里9000是中军阵，3500是前阵。比例是9：3.5。扩大这个比例的话，变成90000阵兵，35000前阵。总兵力125000人，我们发现，先锋阵所记载的中军阵前所布置的20000先锋加上5将各领3000，正好是35000人。而“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总重兵十馀万，会合选骑兵二万为先锋；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阵于先锋之前，掎角相应。”的记载带入90000阵兵，35000前阵，总兵力125000人的数字，也是完全吻合的，与“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的记载也是符合的。因此，所谓前阵，正是先锋加上先锋之前的5将所部，可能还包括策先锋，简言之，就是中军阵前的所有兵力都属于前阵。则前锋钤辖与前阵钤辖就大不一样了，前锋钤辖当是“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中的将领。从战前宋方任命的前锋钤辖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来。而前阵钤辖就是不直接负责整个前阵，也起码要按照“本朝行营，常选精兵置先锋阵，将领三员或二员押之。”的记载至少要负责2万人的先锋阵。而宋军参战的前阵总兵力就应该在35000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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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编》称“张斌，未见。七月己卯，初以斌为定州副都部署，不知何时改前阵钤辖也，岂代张凝者乎？当考。”查《宋会要辑稿》，七月的任命中确实以斌为定州副都部署，但李焘说张斌不知何时改为前阵钤辖，并怀疑他是接替调往陕西的张凝的，这就有问题了。七月的任命中张凝是和李继宣、秦翰、二杨并为前锋钤辖的，而张斌很明确是记载是前阵钤辖，只差一个字，却大不一样。五个前锋钤辖明显是上面所说的“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阵于先锋之前，掎角相应”。而前阵钤辖却是负责整个前阵，职权大小远不一样。所以张斌并非是接替张凝的前锋钤辖。说不知何时改前阵钤辖也大可商榷，不知何时是对的，七月任命中并没有任命前阵钤辖。但我们看到同为前阵钤辖的魏能，在七月任命中同样没有提到。也就是说，前阵钤辖之任是七月任命之后的事，当然，史书失载了。所以原本的五个前锋钤辖因为张凝的调任变成了四个，有可能并没有补充过，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由田敏接替了张凝的前锋钤辖，《宋史•田敏传》中只笼统的说“敏从王显为镇、定先锋”，没有记载其具体职务，此前，田敏已经是马步军都军头、领涿州刺史，与张凝的赵州刺史是同一级的，代替张的职位是很有可能的，则此时，宋军前军当为五个前锋钤辖、两个前阵钤辖。其中每个前锋钤辖领骑兵3000，两个前阵钤辖一齐负责20000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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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几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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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会要辑稿》称契丹“遂攻渔阳，渐逼威虏”，《长编》称“遂入渔阳，渐逼威虏”，《太平治迹统类》称“遂入渔阳，渐逼威武”。《太平治迹统类》中“威武”当为“威虏”之误。而这条记载中最大的错误在“渔阳”，渔阳在幽州东，辽军南征，怎么可能绕到那里去？而《宋会要辑稿》的“攻”就更不可思议了。疑为“范阳”之误。范阳（即涿州）正是辽军自幽州西南的盐沟出发南下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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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会要辑稿》称“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长编》也称“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太平治迹统类》称“杀获甚众，斩其戎首。伏骑大起”。有人解这个“戎首”是“界首”，如《续资治通鉴》，以为张斌部接近边界了，辽军伏骑大起。这个解释毫无道理。“戎首”一词并非随便使用，《长编》之后就有“戎首偕来”之语。当是指敌人首脑。称“斩其戎首”自然是有夸饰之嫌。而这条记载也说明张斌所部已经接近了辽先锋军的指挥中枢，从而遭到辽军的激烈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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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条住需要注意的是，宋辽双方的记载都声称己方获胜，要判断双方究竟是谁获得胜利的根据是什么。且不说宋方的记录充分详尽，而《辽史》的记录只有短短一句。就是看《辽史》在记载圣宗朝对宋战争的“优良”记录——打胜的固然说胜了，打败的也记录成胜了，甚至根本没有的凭空也要编出个胜仗来（只不过编的不圆乎，编出死人复活出来了）——如果光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朝对宋根本就没打过败仗，可是，辽圣宗自己都承认对宋真宗是互有胜负，自己就戳穿《辽史》的讳败为胜了。其记载的结果实在无法取信。相反，宋方的记载就诚实得多，除了在高粱河之战的记载中曾经为亲征的太宗讳外，其他基本上是胜就记胜，败就记败。因此，宋方的记录可信度远大于《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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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结合上面的史料分析，对整个战役做一次整体描述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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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拱二年徐河之战后，宋辽双方在河北战场均保持比较克制的态度，因此在太宗淳化、至道直到真宗咸平元年这八、九年的时间里，除了有一次辽军骚扰雄州的记录外，整个河北前线的态势是平稳的，没有大的冲突的记载。但正是在这八、九年的时间里，随着李继隆调往西北前线，郭守文、刘廷翰、崔翰、田重进的相继去世，宋军在河北前线都部署级别的高级指挥官的人选上出现了巨大的缺口。这批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级指挥官的相继离去，对于宋军在战役指挥能力上的打击是可怕的，而随着咸平四年，最后一个有经验和能力的老将范廷召去世，宋在河北前线面领着高级将领无人可用的窘境。太宗、真宗大量起用藩邸亲信出身的将领如傅潜、王显、王超、王继忠等担任河北前线的高级指挥官，而这批藩邸亲信既没有丰富的战场经验，又没有横溢的军事才华，仅凭其出身便爬上前线高级指挥官的地位，直接导致宋军前线指挥的劣势愈加恶化。咸平二年到咸平六年宋辽间三次重大的战事中，宋军的战役指挥不复太平兴国时期和端拱时期的灵动和清晰，而明显显得呆板和幼稚。若非辽方在统和十六年和十七年接连损失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两位名将，加上宋军中级指挥官如李继宣、荆嗣、魏能、杨嗣、杨延昭、田敏、张凝、秦翰等人的日益成熟，则河北战事会变成怎样的灾难将让人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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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咸平二年辽军的大举南侵和真宗的北幸大名，七年内辽军四次大举进犯，河北战线在八、九年的和平之后又一次陷入了双方激烈的交战。而宋军高级指挥官能力和胆识的严重缺乏也一再导致宋军险入被动。咸平二年至三年的战事中，身为河北前线最高统帅的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的傅潜的表现就如小丑一般，先是坐拥重兵不敢也不知如何出战，以至于被老将范廷昭等当面痛骂为女人，接着，挟私报复，令范廷昭只带一万步骑去挑战十余万众的辽军，自己答应后援却龟缩不出，最终导致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的部队在救援范廷昭部的过程中为辽军主力捕捉到。被辽军优势兵力包围歼灭。而傅潜自己也因这斑斑劣迹和导致的严重后果触怒了真宗，被革职流放。而直到这时，都看不出宋军有任何系统的战役指挥，宋军各部的行动只能用乱七八糟，不知所云来形容。直到真宗以宿将高琼接替傅潜的位置，又命范廷昭为高阳关、贝、冀路都部署之后，战况才有所改观，范廷昭在张凝、秦翰等的配合下捕捉到辽军一部，用夹击的战术以一部先断其归路，然后纵兵进击，颇有斩获。算是挽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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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之后，随着范廷昭病逝、高琼代还，河北前线的高级指挥系统又需重组。而面临着辽军再次南侵的宋真宗依旧起用毫无经验的藩邸亲信。不同的是，这次开始，鉴于高级指挥官能力和经验的缺失，加上辽军南侵线路的可预知性，宋方开始预先制定作战计划，这一变化可以算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不过从遂城羊山之战的战前计划来看，只能用幼稚和平庸来形容。宋军高层的作战计划是，在得到辽军南下的情报后，以镇州、定州、高阳关三个都部署的兵力推进至边境的威虏军，摆开大阵，以北平寨守军进至大阵西侧，防守大阵与西山间的地域，掩护大阵左翼，由莫州都部署的部队驻屯大阵东侧，掩护大阵右翼。然后在边境与辽军决战。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王显所说的“近边布阵”。这个计划太过于理想化，而且很明显，其制订者并不熟悉辽军，也没有和辽军作战的经验。首先，这个计划对于情报的依赖太重，宋军的机动能力远逊于辽军，而以宋军的后勤补给能力要在威虏军长时间维持一只超过十万人的部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非有非常准确的情报支持，使宋军能恰好在辽军已经出发但还没到达边界前赶到威虏军，摆开大阵，这个计划才与成功的希望。否则任何情报的不及时或者不真实都会使这个计划流产。实战中正是因为情报的错误，导致宋军主力提早出动，在威虏军等了半天，辽军一直没动。而当宋军后勤开始吃紧，不得不将主力调回的时候，辽军适时出动南侵，导致宋军的计划完全破产。其次，这个计划不顾宋辽两军的特点，一味追求不切实际的前沿防御计划，妄图“拒敌于国门之外”，想在边境与辽军打单纯的正面决战。诚然，威虏军一带确实是辽军历次南侵的主要突破口，但宋军的机动能力不足以保证宋军能及时封闭它。太平兴国四年的满城之战中，宋军及时赶到了威虏军南的徐河立阵，恐怕这已经是宋军在情报正确的前提下机动力发挥的极限了。而辽军的选择却远不止威虏军的这一点。如雄州一带也可以作为突破口，虽然那里的地形对于骑兵有些阻碍，但历史上辽军并非没有从这里突破的记录，如太平兴国五年的瓦桥关之战，辽军主力正是从这里南下的。正因为对方突破点多，而己方的机动力又不如对手，所以宋军在河北一直以来很少采用前沿防御，而是主要采用弹性防御，放辽军突破边境，然后在辽军行进路线明朗化后在辽军前进方向的纵深集结重兵，背水或背城立大阵，阻击辽军，同时友临部队包抄辽军侧后，力图前后夹击，形成会战，将辽军的战略机动能力压缩到最低，弥补自己机动能力的不足。依靠这一战术，宋军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如满城之战、唐河之战、徐河之战、河东的雁门之战等，都是这一战术的范例，就是上一年中范廷昭反击获胜所使用的，依旧是这一战术。而在这个作战计划中，制订者却放弃了这个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战术，试图使用前沿防御，只能说幸好这个计划流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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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平四年七月十日，在宋军的边将侦察得到辽军图谋南下入寇的情报后，真宗马上按照制定的预案任命了王显等战区高级指挥官，镇、定的宋军主力开始向边界的威虏军调动，等候辽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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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正如我们所知，这次宋军的情报并不准确，数万宋军在威虏军整整等了一个半月，连辽军的影子都没看见。而这时，宋方的间谍发回第二份情报，辽军主力尚在炭山——炭山是辽朝传统的夏捺钵，此时辽帝在炭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辽军一时不会南下。到了九月一日，在定、镇主力白等了一个半月后，真宗终于下令，定、镇主力撤回，以节省粮草——不得不承认自己被辽人摆了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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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情报的失误，宋军主力退回定、镇，但前军的骑兵部队并没有退回，依旧驻扎在威虏军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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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初八日，陕西战场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罪将潘璘、杨琼的位置急需填补，于是宋方将仍在威虏军附近的五个前锋钤辖之一的张凝调往西线担任邠、宁、环、庆诸州副都部署，他留下的前锋钤辖职位由马步军都军头、领涿州刺史田敏接任。而正在这时，十月九日丁未，辽军的南侵开始了，辽先锋军在梁国王隆庆的率领下经过涿州，直扑威虏军。与此同时宋军前军开始收缩兵力，各部指挥官带领所部，齐集威虏军，一时间，宋军最好的几个骑兵指挥官李继宣、魏能、杨嗣、杨延昭、田敏、秦翰齐集威虏军。从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作战计划谁提出来的了，只知道这几位官职平齐，同为前阵或前锋钤辖的骑兵指挥官很快就拿出了作战计划——主力大约30000人由魏能、田敏、秦翰、李继宣带领依靠威虏军城背城立阵，准备与辽军正面交战，同时杨嗣、杨延昭所部6000骑兵先进驻威虏军西北的羊山，准备包抄辽军后路。张斌所部骑兵在羊山边的长城口先伏击辽军，在给辽军当头一棒的同时吸引辽军注意力，以掩护二杨所部的埋伏，然后见好就收，退回威虏军，将辽军吸引到威虏军的战场上来，为二杨计划中的包抄铺平道路。作为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中级指挥官，他们对于这一对付辽军最有效的战术无不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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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真宗咸平四年十月十六日，随着南侵的辽先锋军踏上宋威虏军的土地，战幕缓缓拉开了。漫天的细雨、泥泞的道路让指挥这支部队的大辽皇弟、梁国王耶律隆庆紧锁了眉头——辽军所使用的弓弦是皮质的，被雨水浸泡后便湿缓不堪用了，而无法使用弓箭的辽军骑兵就如被拔掉牙齿的老虎，虽然还有爪子，但毕竟被大大削弱了。这个时候，他一定想起了十几年前的那个冬天，当那突如其来的冷空气拔掉了君子馆平原上宋军的牙齿和爪子——他们的弓弩都无法使用了——的时候，他们的指挥官也一定是紧锁着眉头吧！幸好，他还有爪子，那些扈从在身边的铁甲重骑——铁林军和他们的指挥官，那个被叫做铁林相公的沙场老将。铁林相公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天，当这天过去后，他的脑袋便永远留在了大宋的土地上。（靠！怎么觉得有向小说发展的倾向？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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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当辽军推进到长城口的时候，预先埋伏好的张斌部向猝不及防的辽军行军大队发起攻击，毫无防备的辽军又无法使用弓箭，于是被宋军顺利突破。张斌一击得手，顺势继续突进，矛头直指辽军中军的统帅梁国王耶律隆庆，而辽军在从暂时的慌乱中回过神来后，发现对手兵力并不强，于是开始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张斌部兵力不足，一往无前的突击势头很快就被遏制住。张斌见己部大有斩获，再战下去只可能陷入劣势，于是见好就收，主动退出战场，回到威虏军。当天宋辽两方的第一次交锋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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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军整顿队伍后尾随张斌部向威虏军前进，接近十六里半的行程很快就结束了，估计接近中午时分，威虏军城便已经在望，侦骑来报，宋军主力在城西列阵，以当由西北方攻来的辽军的兵锋。于是辽先锋军直扑城西。当时威虏军城下，宋军主力包括除二杨所部之外前阵和前锋的所有主力，加上威虏军守军，总数当在三万左右，其中主要部队都是骑兵。以魏能所部前阵骑兵为主，于城西列成大阵，秦翰和田敏所部分为左右两翼掩护魏能侧面。另以战斗力强悍的李继宣部为预备队。宋辽战史上罕见的双方骑兵集团的大规模正面交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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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军背城立阵，侧后无忧，并处于守势，加上宋军大阵对于正面的先天优势，辽军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擅长的迂回包抄战术无法使用，只有与宋军做正面硬捍。在这点上从历史战绩看，单纯的正面接战，辽军鲜有胜绩，形式对辽军并不有利。因此，辽军果断做出全力一击，将铁林军的重装骑兵派上战场，由统军铁林相公率领正面冲击宋军大阵，但事与愿违。宋军中军主将魏能也率领精锐部队对辽军的攻击箭头展开反冲击，在左右两翼的配合夹击下不但粉碎了辽军的正面冲击，保证了大阵正面的安全，并在反冲击过程中一举射杀辽统军铁林相公。辽军主将被杀，全军为之气沮，败像已现。最终，在威虏军城西的主战场上，辽军战败，准备从来路逃走，于是向西北的羊山方向撤退，宋军两翼秦翰和田敏的6000骑兵转入追击，尚未出动的预备队李继宣部也同时移向威虏军城西北八里的赤虏屯住，并派出联络官跟随秦翰部前进，随时准备策应追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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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军先期开赴羊山包抄的二杨所部没有能参与威虏军城西的大战，辽军的行动太过迅速，一到就打，一打就败，一败就逃，二杨所部的包抄任务就这样变成了迎头拦截的截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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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军虽然主动撤退，但形式并不好，后有宋军的追兵，前方还有没有来及赶上威虏军城西之战的宋军迂回部队二杨所部6000骑兵的正面堵截。辽军面临着被前后夹击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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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辽败军取道羊山南麓渐次向西北撤退的时候，早就埋伏在这里的二杨所部迎头杀出，对辽军展开正面拦截。后有追兵的辽军正面再被拦住，走投无路的辽军一下子迸发出强劲的战斗力，二杨虽然倚靠羊山展开阻击，但仍被数量上占有优势的辽军逐步击退，被迫退出战场。一部分没有来得及后撤的宋军死守羊山不退，最后全部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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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杨的正面阻击虽然宣告失败，但在使辽军付出相当的代价同时，迟滞了辽军的行动，为追击部队的赶到争取了时间。正当辽军最终攻下羊山上的宋军阵地时，一路尾追辽军的秦翰部和田敏部追上了辽军后卫部队。李继宣派住秦翰部的联络官也及时将这一情报通报给进屯赤虏并以其为前进基地的李继宣部。李继宣得到情报后立即带领自己的部下直扑羊山。在秦翰部咬住辽军后一会儿，李继宣部也追上了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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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二杨的退出、秦翰部和李继宣部的相继投入，形势发生了转变，宋军由阻击状态变为追击状态。刚逐走二杨的辽军转眼就被秦翰部和李继宣部赶上了羊山。而此时，秦翰部悄然退出了战场。对于秦翰部来说，已经经历了在威虏军西与辽军大战，再在追击后独自与辽军作战已经使得其力不能支了，因此在友军到达后退出战场也属于情理之中。连经恶战的辽军此时已经无心恋战，而李继宣部原本就是宋军最强悍的部队之一，这次战役中又是作为预备队一直没有参战，在一整天的养精蓄锐后正是斗志昂扬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之后的战事成为李继宣部的独舞。他们赶着辽军从羊山南麓转过山脊，追杀到北麓。战斗中，身先士卒的李继宣多次因为战马中箭而更换战马。最终在牟山谷，李继宣部追上辽败军主力并杀入，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后，剩余的辽军逃向了八里外的辽国边界。而在李继宣部带着满身征尘和丰硕的战果回到前进基地赤虏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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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六日一天的战斗，宋辽双方首战长城口，次战威虏军，三战羊山，最终以宋军击退辽军、斩级二万、阵斩辽统军铁林相公以下将领十五员的辉煌胜利告终，如此丰硕的战果，在宋军对辽长达四十年的战争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此战的胜利，要归功于宋军中级指挥官群体的合理决策和丰富的作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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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军败退，宋军在打扫战场结束后，用斩获的辽军官兵的首级在宋辽边界上筑京观，以显示武功并向辽军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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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六日宋军在威虏军的胜利，扭转了此前宋军严重不利的局势。原本辽军晃开了宋军的防守，选择了在宋军镇、定主力退回后南侵。宋军并没有南撤的前军面临着孤军突出的危险境地，同时镇、定主力南撤后宋军并没有组织起系统的防线，如果这时候被辽军突入，不但宋军前军面临着被合围的危险，宋方在河北的整个防线也有被击垮的危险。而此战的获胜，不但直接给了辽军当头一棒，也为宋军调整部署，在河北从新组织防线赢得了时间。并且，前军在获胜后足以得到足够的情报（通过对于辽军被俘人员的审讯等手段），详细得知辽军此次南侵的规模、兵力组成、甚至一部分战略意图和计划。同时，如此的大胜对于整个河北宋军的军心也是一次振奋。在两年前裴村之战中受到打击的士气也会得到鼓舞。与此相反，对于辽军，此战的失败使辽军在战役发起时的优势被严重侵蚀，战役发起的突然性荡然无存，军心士气受挫，还面临着全盘计划泄露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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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双方各自为下一步的行动开始了调兵遣将。在宋方，随着前线的战报（可能还有战后获得的情报）相继送达，一系列兵力调动开始进行。宋军高层在看清所面临的形势后，果断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战前计划，一方面命令镇、定主力不再出击威虏军，放弃前沿防御计划，转而师法从前的习惯战法，在纵深的唐河组织防御，一方面令前阵骑兵后撤，在莫州都部署桑赞下属的一万步兵的掩护下后撤至宁边军，进行战后休整。同时，由于宁边军位于唐河防线东侧。前阵骑兵后撤至宁边军，在消除了被辽军主力合围的危险的同时起到了保护唐河防线侧翼的作用。宋军在定州方向的防御体系在这一番调动之后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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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牵制辽军在河北防线最西段的定州方向的攻势。宋军高层在采纳了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议，使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在整个河北防线的最东段的乾宁军派出部队，搭乘水军的浅海巡逻船（刀鱼船），自界河入海，跨渤海在辽境的平州（今河北卢龙）登陆，发起进攻，以吸引辽军主力回救。这是自雍熙北伐以来宋军第二次动用海军运送陆军部队跨海攻击辽境。同时，在东线的淤口关、益津关，宋军均出兵对辽境展开了牵制性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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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辽方在先锋军战败后，亲征的辽圣宗并不甘心此次南征就此以失败结束，于是亲自率领辽军主力南下。鉴于先锋军在威虏军战败，辽军主力小心的避开了威虏军，取道易州境内直扑威虏军西边的满城，前锋直抵满城之南五十里的方顺河，与南面沿唐河布防的宋军遥遥相对。十月二十八日，辽圣宗的御营抵达满城，双方更大规模的会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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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时候，天气再一次帮助了宋军。连日的阴雨使地面泥泞不堪，严重影响了辽军的机动能力，并且对于弓使用皮弦的辽军来说，这样的天气实在是个噩梦，加上军心受挫，虽然辽圣宗本人极不情愿，但面对着宋军已经成型的防线，天时、地利、人和辽军均在下风。继续打下去占不到便宜事小，要是再被宋军咬上一口，就是得不偿失了。于是辽圣宗不得不下令撤军。此次辽军南侵正式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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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确认辽军完全撤离后，宋在河北前线的最高指挥官王显向真宗正式奏捷。遂城-羊山之战到此完全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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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城-羊山之战对于宋辽双方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对于宋军，这是第一次事先制定预定的作战方案在实战中使用，虽然事实证明这个计划是彻底的失败，但宋军高层以此为契机，不断的修正，通过此战的经验和一年后望都之战的教训，加上宋方硕果仅存的名将李继隆在望都之战后很可能参与了计划的制定。终于在澶渊之战前制订出了严密合理的作战方案，不再使用不切实际的前沿防御，也并不是单纯使用太宗时期的弹性防御，而是构建结合了纵深防御与弹性防御的防御体系。在部队间相互联系配合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且不再完全依靠前线高级指挥官的个人才能。从而在澶渊之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同时，此战中前阵骑兵力战破敌，也给宋军高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在之后组建了前沿的独  立骑兵集团，其指挥官拥有独  立于定、镇、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的独  立指挥权，他们担任了在辽军入侵时第一时间的阻滞、突袭任务，在辽军深入后的骚扰后方任务，在辽军于唐河防线与定、镇主力接战后的背后包抄合围任务，如果辽军继续深入时转而对辽国境内展开反攻抄略的任务以及在辽军回撤时的截击、突袭任务，并在澶渊之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因为此战的胜利，使宋军一些平庸的高级将领开始头脑发热，在一年后的望都之战中轻率的出击，在四无依傍的平原地区与优势辽军进行野战，最终导致望都之战的失利和王继忠的被俘。当然，这些具体的就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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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辽军方面，这次失败的南侵无疑是宋辽交战以来历次辽帝亲征中最失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损失，却一无所获。辽圣宗无疑不会吞下这口恶气。但由于宋军情报的失误导致的宋军作战计划的落空，这一点并没有被辽军所掌握，辽方对于宋军指挥体系的变化并未能有所察觉。而一年后的望都之战辽军又因为宋军前线高级指挥官的轻率行事获得胜利，无疑是导致澶渊之战爆发和辽军在澶渊之战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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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城-羊山之战，对于此后宋辽双方的军事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巧了，759159先生也写过羊山伏击战的考证，一并转过来对比着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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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杨延昭可谓家喻户晓的名将，小说杨家将更是脍炙人口的小说，当然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国人比较喜欢批判小说标榜正宗历史的，于是关于杨延昭的真实历史也可以说是满天飞，关于杨延昭的著名战役羊山之战网上也到处都是，偶也看了不少，对于此战基本是这样描述的我摘录一段柏杨的文章"现在该介绍宋王朝啦......中国文化如果有如此灵性，我们不是今天这种局面矣。举一件小事来瞧瞧底牌吧，史书上说，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先生，和另外一位同姓不同宗的杨嗣先生，二人在羊山镇，埋伏重兵，大败契丹....."
再摘录一段网上流传的题为[真实的杨家将]一文“咸平四年，辽国又南下进攻，杨延昭在羊山埋伏精兵，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交锋，将辽军引诱在伏击圈，与伏兵一起夹击，辽军大败，阵斩辽国大将。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他和当时另外一位边防骁将杨嗣，并称为二杨”
再看看[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一文中的记载“ 咸平四年冬，契丹再发兵寇边，杨延昭与杨嗣共守保州，设伏兵于遂城西北之羊山，待辽军攻城，即以少数骑兵自北诱之，且战且退，至羊山下，伏兵四起，尽歼辽军。杨延昭以此功升任莫州团练使，这就是著名的“羊山之伏”，当地居民为纪念这一胜利，因改羊山为杨山，或曰“藏兵山”。
可以看到对于此战说法基本雷同，那就是二杨特别是杨延昭是羊山战役的主要人物。




近来看了长编，发现李焘先生倒是对此战有些与网上不同的说法，虽然李焘是古人倒是比现代人更为较真。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此简单谈一下。首先柏杨也好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把杨延昭列为羊山一战主角，当然这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宋史杨延昭传，“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锐兵于羊山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及山西，伏发，契丹众大败，获其将，函首以献”宋史纪录“是冬”说的是哪一年冬天呢？是咸平2年，3年，还是4年，我认为如果单从宋史杨延昭传记载来看发生在咸平三年冬，因为在战役记载前有一句“时真宗驻大名“看来应该是真宗在大名的这一年，查阅真宗的纪，那一年应该是咸平三年。李焘查阅了宋的资料也写的是咸平三年冬，但是问题来了，李焘认为从辽方资料看这一年的冬天没有宋辽大规模作战并且宋朝“获其将”的战役，所以认为很可能是宋的方面资料有误，并提出假说一：所谓羊山战役可能发生于咸平2年或三年春而不可能是三年冬，该战可能就是中山战役，此战由镇、定、高阳关都部署、三路都排阵使王汉忠指挥，宋史记载“契丹掠中山，汉忠率诸将阵于野，契丹遁，追斩甚众，获其贵将。加殿前副都指挥使，改领保静军节度。”(宋代一些资料把此战也列为咸平3年冬，李焘认为也有问题，此战应该也在2年或三年春）。
然后李焘又接着提出假说二，认为可能是往后退一年。羊山战役发生在咸平4年冬。我查了宋史咸平四年冬天羊山的确有一场大战，不过杨延昭并非主角。
当然也不排除杨延昭传羊山战役，的确是由杨延昭担当主角，并指挥的独立战役，但咸平2年冬到3年春短短的时间里杨延昭和王汉忠分别俘获敌人高级将领可能性不大，李焘也正是对此提出了质疑，而咸平4年冬羊山2次大战可能性也很小，所以由此看来仅仅二杨参与并指挥了独立的羊山伏击战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李焘似乎倾向于羊山战役发生在咸平3年春天，有可能和中山战役是一战。但我查阅了宋史，杨延昭传的羊山战役描述的伏击和王汉忠中山战役所描述的敌军不战而逃的作战过程相差太大，倒是和李继宣传描写的咸平四年冬羊山战役相似，所以我认为杨延昭传的羊山战役实际发生于咸平4年冬天可能大一些，而咸平4年冬天的羊山大战，其实就是威虏军之战（遂城之战），证据如下：长编51卷记载吕蒙正对遂城战役(威虏军战役)上奏说道：“威虏秦翰等闻贼在西山勇於先登率兵而出......"与宋史李继宣传羊山战役记载符合，而宋史王显传的遂城战役也和李继宣传的羊山战役发生地点时间非常吻合，所以肯定为一战。
如果以上推测成立那么该战宋军阵容应该大致如下：指挥官王显，副指挥王超，战役参加的有杨嗣，杨延昭，镇、定、高阳关前阵钤辖魏能，秦翰，李继宣，张斌。
当然对于杨延昭传的羊山之战就是遂城之战还有不能解释的地方，那就是杨延昭的团练使是在遂城战役前晋升的，宋史记载这是因为羊山战役，如果是怎样的话就否定了杨延昭传的羊山战役是遂城战役，我考虑可能宋史有误杨延昭晋升可能是因为参加了咸平2年或三年春的中山战役，而后宋史错误的把杨延昭参加的咸平四年的羊山战役提前到了咸平三年冬，把杨延昭参加遂城战役的事迹和中山战役混了起来，认为羊山一战后得到了晋升，而实际应该是中山战役后晋升的，当时真宗恰好在大名，很自然的会给与很大赏赐。




李焘接着又作了大胆假设威虏军战役可能就是张斌的长城口之战宋史记载“甲寅，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辽师遇于长城口。时积雨，辽人弓用皮弦皆缓湿，斌击败之，渐近界首，辽伏骑大起，而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为辽师所乘，退保威虏军。”而王显传描述“契丹入寇，前军过威虏军。比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堪用，显因大破之”很相似，时间也很接近，王显所奏为前阵破敌，张斌也属前阵部队，张斌获胜为十月十六奏捷为十月二十三，何承矩奏捷为二十五，王显奏捷为十一月九，所破敌人番号，杀伤人数都相似，而且李焘认为有资料显示李继宣羊山之战和张斌长城口一战是同一天。
但我认为长城口战役和羊山（遂城，或者威虏军战役）还是两战可能性大，第一从李继宣传描写上看和宋史张斌破敌的描写看两战过程不是很相似，第二辽史记载长城口之战后辽方仍然挺进准备攻击满城，并且认为辽方准备进军满城前击败了宋军，这和张斌的资料乘胜追击，遇敌大队人马伏兵，虽然几乎没有多少损失但还是撤退了相符，而辽军杀黑白羊祭天后继续计划挺进满城（实际没能到达，辽史解释为气候，显然是掩盖了战败的事实）这样势必再次和宋会战，第三长城口位于遂城东北几乎位于边境线上，羊山在西北，虽然很近，但还是有点距离。宋史魏能传也记载“契丹入寇，能当城西，与诸将合战”显示作战方位在西，，而且战线已经不在长城口边境线了，而满城也在遂城西南，很可能宋军为阻击敌军再次会战。而王显战后检讨了自己没能守住边境线也印证了战火已经烧到遂城，显然和张斌一战描述有差异。第四正如李焘指出的，何承矩奏章中所只俘获敌军高级军官2人而王显奏章为15人第五查阅宋人写的[契丹国志]记载“統和十九年冬十月帝遣兵攻宋宋張斌拒於長城口我師不利又與李繼宣戰於山谷敗績”显然也是作为两战处理。此外战绩和战斗时间的巧合，我估计很可能因为两战比较近，而李焘是南宋人，不排除接触的资料本身可能就存在记录上的混淆，张斌的战役很可能只是一次小规模接触战。



看到这里也许有点糊涂了，接下来我归纳综合以上采取可能性比较大的假说二，大致描述一下羊山之战（也就是威虏军战役或者遂城战役）的个人看法，其真实（可能性最大）过程如下。
“咸平四年甲寅，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辽师遇于长城口。时积雨，辽人弓用皮弦皆缓湿，斌击败之，渐近界首，辽伏骑大起，而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为辽师所乘，退保威虏军。诏高阳三路兵增骑二万为前锋，又命将五人各领骑三千陈于先锋之前，别命莫州都部署桑赞领万人居莫州、顺安军，为奇兵，以备邀击，北平寨部署荆领嗣万人以断西山之路。”宋廷间谍没有侦察到契丹动向，实际契丹再次入寇，前军过威虏军向满城挺进王显奉命出击当时接到得命令是“奉诏令于近边布阵，及应援北平控扼之路”但是契丹军行动迅速结果“敌骑已越亭障”王显被迫进行野战宋国的前阵军队投入了战斗“秦翰、杨延昭、杨嗣分屯静戎、威虏。敌至，会师于威虏，延昭、嗣轻骑先赴羊山，继宣与翰、分左右队客整所部，翰全军亦往，继宣留壁赤虏，止以二骑继进。延昭、嗣适为敌所乘。继宣即召赤虏之师，与翰师合势大战，敌走上羊山。继宣逐之，环山麓至其阴。继宣马连中矢毙，凡三易骑，进至牟山谷，大克捷。”魏能也参加了战斗“与诸将合战，无惮色，大败其众，斩首二万级。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能发矢殪之，并其将十五人，夺甲马、兵械益众。”此战契丹死伤惨重殿前指挥使迪里被擒获，高级将领15人被俘，宋军大胜。战后契丹人“恸哭于野”应该说羊山战役是一次重量级的会战，辽军的失败惨重程度甚至超过了韩匡嗣的满城之败那场战役不过被斩首一万，俘获三万，而这次被斩首二万。宋军前阵主要部署的都是骑兵，魏，二杨，张斌，手下主要都是骑兵总的数量按编制在2万左右加上秦翰，李继宣麾下的骑兵，宋军骑兵总数应该接近3万，这场战役应该是宋辽历史上少见的一次骑兵大会战宋军以少胜多，挫败了辽国的企图。客观地说如果按假说1或者假说2杨延昭在羊山战役中虽然打的还是很勇猛但确实担任的并非主角，也没有资格安排啥伏兵，在假说2中反倒是被敌所乘，李继宣才是真正的主角在各路人马精疲力竭的时候和辽决战宋史记载“继宣以所部独与敌角”。当然杨六郎羊山战役是独立一战也有可能性。总之以上的粗陋看法，是看了李焘观点后查阅了契丹国志，宋史等一些资料后的一点自我想法，仅为一家之言。当然羊山之战就是咸平四年的遂城战役这一说法，中国通史作者国学大师白寿彝也是持这一观点的。

我这个写得不好，老张就别那出来了。这个真相一文是我最早写的，当时觉得羊山之战杨延昭并非主角，所以才写了这个东西，但当时对整个战役理解上偏差还很大，这点我在写“威虏军骑兵大决战”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羊山和遂城其实是一个战役两个战场。作了纠正，但大决战一文仍然没能很好的把两个战场有机的联合起来分析，也没能弄清二杨的包抄战术任务。
总体来说windg的此文写的最为周全详尽，很为佩服，后来在MSN和email中也经常和windg交流一些资料和认识，我基本认同windg说法。
我只是觉得前阵将领有可能还包括石普，但尚无法下定论仅此而已，老windg东西太长，我现在准备把老windg的东西整理一下放到我的博客上，当然是已经得到windg同意的。

至于雁门之战，windg也基本认同，就是杨业此战不是主帅，仅仅是配合潘美主力行动的一支偏师。此战由潘美直接指挥！

老windg现在在写高粱河之战，通过windg给我的邮件，有幸看过一些章节，很是精采，期待中！

[quote]原帖由 [i]756159[/i] 于 2006-12-30 18:24 发表
老windg现在在写高粱河之战，通过windg给我的邮件，有幸看过一些章节，很是精采，期待中！ [/quote]
叫他挨个写，写完了找家出版社出了:lol:

作为一个军史爱好者希望能早日看到有这样高质量的书，而不是那些词藻华丽语调调侃却空洞乏物违背史实的所谓历史普及书！
不管怎样觉得windg写的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史料丰富。这点颇有李华瑞之风。更可贵在于不盲从！笔者自己在“真相”一文后感觉不妥，又写“威虏军大决战”一文作了很多改正，但始终未能把羊山战场和长城口，遂城三个战场联系起来看，而是视作独立的三个战场，其间问题就在于误信了谭教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当然毫无疑问是本巨作），盲从其地图资料，而其长城口错标于遂城东北。结果导致以后的分析上没能把三个战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