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

[size=4][font=楷体_GB2312][color=Blue][align=center]引    言[/align][/color][/font][/size]
辽宋夏金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关键时期之一，辽、西夏、金、元等王朝的建立，使中原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频繁交往、相互融合，奠定了中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的基础。这一时期“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边缘地带成了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崛起从而影响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 。其中的第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即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更是在其长达二百余年的统治中，给我国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留下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在这里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领域，就是辽朝统治下的汉人地区——幽云十六州的情况。这一区域自五代后晋时期开始纳入辽朝的版图，辽对其的统治、及辽与中原王朝之间对幽云地区的争夺，贯穿整个辽朝历史的始终，可以说是契丹族与汉族关系中最为微妙的部分。尤其是居住在该地区的汉人的状况，更为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的突出一环。（契丹于太宗会同元年改国号辽，圣宗统和元年恢复为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改为辽，为叙述方便，本文统一称其为辽朝。）
和其他历史时期不同，辽金时代的“汉人”一词，曾被用于特指辽朝统治下的汉族居民，本文中所使用的“汉人”一词，即指所有辽朝境内的汉族。而辽代“汉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则是幽云地区的“汉人”群体，他们不仅推动了辽的经济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而且对辽、宋、金三朝的历史进程及相互关系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汉人”的情况，正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对象。
关于辽金时期的“汉人”，刘浦江先生曾在《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一文中进行过系统研究，但总的说来，尚有不尽透彻之处。而本文的写作主旨，就是希望能对辽代幽云地区“汉人”的形成、政治地位和在不同时期的心态问题等方面，作出较为全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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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中庸 于 2006-12-10 23:09 编辑 [/i]]

第一章、幽云汉人问题的由来

一、从汉族到汉人
（一）辽朝统治下“汉人”与中原王朝“中国之人”的区别
“汉人”一词最早源于汉朝，其时专指汉朝人，在汉朝瓦解以后，则成为周边民族对原汉朝管理之下的“郡县之民”、即汉民族的称呼，而在几乎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个“汉儿”的名称，“晋语儿、人二字通用” ，其和“汉人”同义，无任何褒贬意味。自魏晋以降，“汉人”、“汉儿”频频见于史料：“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 、“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 、“神武曰：‘……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 、“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 。而在唐人的诗词中也有“汉儿尽作胡儿语” 的诗句。这一语言习惯一直沿用至辽朝建立之初，当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习惯上都称中原王朝为“中国”，“既而契丹报云：‘中国自行大礼，何烦告谕？其礼物虑违誓文，不敢辄受。’” ，而“汉人”、“汉儿”则和“中国之人”的含义相同，“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 。
然而，在辽朝获得了幽云十六州后，辽和中原王朝对分属两国的汉族人的称呼开始发生变化，在辽与北宋对峙期间，“汉儿”已经逐渐成为了对辽朝境内汉族的特指，如《松漠纪闻》中就同时有“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 、“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 、“北地汉儿张献甫作太原都军” 等语句，后来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一道圣旨中也说：“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一应诸国人能归顺本朝，其官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别。” 可见，宋人是把对辽朝汉族的“汉儿”之称和宋人的自称——“中国”或“南人”截然分清的，此外，宋人还曾用“燕人”、“投附人”、“归朝人”、“归正人”、“归明人” 等众多词汇来称呼幽云地区的汉族。而到了金代，则连“汉人”这个词的含义也有了改变，有些时候甚至演化成对原辽朝汉族人口的专称了，“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 如金世宗就曾说过：“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汉人”一词的使用有着普遍的混淆现象，比如《金史》的《夹谷清臣传》中就有：“上问：‘汉人与夏人孰勇？’清臣曰：‘汉人勇。’上曰：‘昔元昊扰边，宋终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驭军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胜彼也。’” ，说的显然是原北宋河东一带的汉族。元灭金宋后，将非原属南宋的汉族（包括四川汉族）全部划分为“汉人”，“汉人”的概念再次发生变化，待到明逐元而立，“汉人”的指代内容则又重新回归为所有汉族，从此一直沿用至今，而“汉儿”一词却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无论如何，“汉儿”、“汉人”作为对辽朝治下汉族的专门性称呼，还是曾经存在过的。
由于长期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这些“汉人”与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接触远远多于和“中国之人”的接触，因此逐渐形成了既不同于契丹，又不同于“中国”汉族的民族特性。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独立群体。

（二）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汉族成为辽朝汉人的两条途径
要谈“汉人”，就必须从汉族人口归入辽朝统治之下的过程说起。应该说，这一过程并非从辽据有幽云方才开始，而是自唐末五代以来就已经出现的。总的来看，中原汉族进入辽朝的途径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途径，就是汉族以被动或主动的形式，零散地进入辽朝境内。
契丹是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唐末以来中原的割据混战、汉族地区的富庶，都促使契丹贵族频繁发动对中原的战争，以掠夺人口和财富。在这期间，大量的汉族人口作为被掳“生口”即奴隶，进入了契丹族区域居住下来。“（唐天复三年，903年）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 “（辽太祖阿保机五年，911年）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 “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 “（神册五年，920年）丙子，拔其城（天德），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 “（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己卯，还次檀州，幽人来袭，击走之，擒其裨将。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 “（天显九年，934年）十一月辛丑，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洼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于军。” “（天显十年，935年）十二月庚辰，如金瓶泺，遣拽剌化哥、窟鲁里、阿鲁扫姑等捉生敌境。” “向者有汉地诸色人员随契丹北，未能归还，去国离乡，益加悯念，其本人骨肉仰所在存恤，倍加安抚。” 文献中的此类记载相当众多。
同时，由于中原地区割据混战，军阀对百姓实行残酷压榨，众多汉族军民为躲避战乱和暴政，纷纷北逃至辽朝境内，“（辽太祖阿保机元年，907年）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刘）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 “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于契丹。” “（神册六年，921年）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赉甚厚，而徙其众于潢水之南。” ……这些“身浴沐先皇眷泽” 、“宅心向化，回面归盟” 、“慕义向风，自南徂北” 的主动归顺者，和那些被“打虏入国” 的被动入境之人里面，既有拥有耕作和手工业技术的普通百姓，也有让辽朝统治者极为倚重的文化名士，在求贤若渴的辽统治阶层“服而舍之，体而察之” 之下，韩延徽、韩知古、张砺、马人望等许多有才能者都被吸收为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谋士，以协助契丹统治阶层管理国家和对外征战。
长期的南下掳掠和接受中原汉族迁入，使契丹贵族获得了大量汉族人口，其数目之多，加之生产技能和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契丹人，使将其全部分置于各部落之中的原始作法已不再适应当时的现状。而辽朝统治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从907年阿保机“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 开始，越来越多的汉人被仿效中原的州县方式集中安置，辽廷后来又将其和契丹的贵族奴隶制相结合，创造出“头下军州”的形式：“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 这些成为辽朝前期“汉人”最主要的来源和管理方式。
但是，辽太祖时期这一安置汉族人口的方式，却在太宗时因为幽云十六州的获得而退居次席。相应的，将汉族人口以州县形式整体并入境内，则取而代之成为了辽朝纳其入治下的主要方式。
史上所称的幽云十六州，位于今河北及山西北部，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大部。其辖地为：幽州（今北京市）、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任丘县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县）、顺州（今北京顺义县）、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县）、武州（今河北宣化县）、蔚州（今河北蔚县）、云州（为旧时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市）、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共十六个州 。由于太行山北支和内长城的分割，其幽、蓟、瀛、莫、涿、檀、顺州位于东南部分，多为平原，称“山前七州”；而新、妫、儒、武、蔚、云、应、寰、朔州则处在西北，多属山地，被称为“山后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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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地区尤其是山前诸州，扼守燕山和太行山北支的长城一线，地理位置十分险要，“盖天地所以限华戎，而绝内外也” ，是将中原汉族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区域分隔开来的天然屏障，对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时人曾不吝笔墨而有过众多评论。如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中评价：“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岭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运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只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夷狄自古为寇，则多自云中、雁门，未尝有自渔阳、上谷而至者，昔自石晋割弃契丹，以此控制我朝……愚谓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五州之地，则天下常不安” 。钱若水也说：“唐室三百余祀，魏博一镇，当日戍兵少于今时，而夷狄未尝侵境者，何也？盖当日幽蓟为唐北门，命帅屯兵，扼其险阻，是以戎马不敢南牧。由晋祖割地之后，朝廷自定州西山东至沧海，千里之地，皆须应敌。是以设三关，分重兵以镇之，少失堤防，则戎人内侵。” 而《辽史纪事本末》中同样有许多类似的评论：“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 、“自燕、云诸州言，则曰山前、后，实今古之大防。自晋失十六州，为中原之祸者数百年” 、“雁门以北，幽州管内十六州，其地东北有卢龙塞，西北有居庸关，中国恃此以界限北狄。自十六州既割，山阴皆为敌有，而河北尽在平地，无险可拒守矣。”
始终致力于进入中原富庶地区的辽王朝，自然对这一“门户”地带视若珍宝。从太祖阿保机起，辽朝不断进攻幽云，并曾一度占据过其中数州，但在中原王朝和割据势力的反击之下不得不败退而出，始终未能在此立足。直到太宗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 ，借辽军之力击败了后唐，第三年“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 ，这才使辽朝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幽云一带。辽太宗耶律德光因此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将幽州改称南京析津府（后亦称燕京），声言和后晋高祖石敬瑭“恨会面之晚” ，与其“执手约为父子” 。
其后在会同九年（946年），另有后晋守将孙方简将易州（今河北易县）献予辽朝。再至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周世宗柴荣起兵北伐，瓦桥关、益津关和淤口关以南的瀛、莫两州及易州为其收复。但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经过二十余年的反复争夺，在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宋朝雍熙北伐失败，辽军便又乘势于三年后夺回了易州，“先是周世宗复易州。宋初，易州仍为契丹所取。太宗攻幽州，收易、涿及蓟、顺四州，军还，惟易州为宋守。及曹彬进军复取涿州，而潘美亦取寰、朔、云、应诸州，师还，涿、易二州犹属于宋。端拱初，契丹陷涿州，至是复陷易州” ，从而与北宋划白沟为界。加上辽兴宗重熙年间，蓟州遵化县被升级为景州。于是，去掉瀛、莫，加入易、景的“山前七州”被划分入南京析津府管辖的南京道 ，而云州则升为西京大同府，将“山后九州”划入其治内的西京道。故而，到辽末时，幽云地区仍保持了十六个州的数量，而宋人也就出于习惯，依旧称其为“幽云十六州”。
幽云十六州的原有居民大多数为汉族，入辽之后，由于该地治下已经拥有完整的州、县建制，所以辽朝基本上是按照中原王朝旧有的建制施行统治，对其改变不大，在这点上和此前零星迁入辽地的汉人完全不同。由于这部分汉人人口众多，远超过辽朝旧有汉人的数量，故从此便成为了辽境内汉人的最重要成分。
另外，在幽云归并前就被辽朝以武力夺取的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滦州（今河北滦县）、营州（今河北昌黎县）三地，在辽被置为辽兴军，虽不属幽云十六州，但由于其地汉人在被辽朝统治的方式和自身心态方面都与幽云汉人大同小异，因此本文也将其和幽云汉人归入一类进行探讨。

二、幽云地区汉族的“胡化”现象
在中国多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汉族在文化和技术上的先进性，经常呈现出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即“汉化”的现象，如辽代契丹、奚的汉化，以及从唐代就已开始的渤海的汉化。但事情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在各民族之间密切接触时，“汉化”现象往往也伴随有反方向的运动，即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从而发生“胡化”，这种现象从上古伊始即有出现，一直延续到清末。不过，在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远强大于其他民族时，进入汉族生活中的少数民族习俗、信仰等内容——最典型者如隋唐时代的服饰、以及婚礼上“跨马鞍”的风俗等——一般都会被消化并发生演变，纳入到汉族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因而很少给人以“怪异”或“不合常理”的感觉。可一旦当汉族反过来居于劣势的时候，这些“外来的”事物就会变得尤为引人注意，而接受了这些东西的汉族则会在其他汉族人眼中成为“胡化”的异类。辽代的幽云汉人就是这样一种“胡化者”的形象。

（一）唐及五代以来幽云地区的民族状况
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显“胡化”的汉族人群，就是在北朝统治下的汉族居民，在他们的生活习俗、衣服礼仪中，渗入了大量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而北朝的继承者——隋唐王朝，同样以“胡人”气息浓重著称，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爱之如一” 、“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 成为唐朝民族政策的核心，唐朝廷中众多的“胡臣蕃将”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了对待“少数民族进入汉族地区”之类事情的开明态度上，如唐初东突厥瓦解后，唐朝便将其残部安置在了长城以内地区，“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其后类似之事亦属不少，从而使在包括幽云在内的一些缘边地区里，不同的民族彼此混杂居住，其内迁少数民族的数量有时甚至可以和汉族人口持平。而在唐朝节度使的任命上，这种倾向则显现得更为明显。在“河朔三镇”之一、执掌幽、蓟、营、涿、平、檀、妫、瀛、莫九州军政大权的卢龙节度使之位上，先后坐过安禄山、李光弼、史思明、李怀仙、刘悟、李茂勋、李可举共七个少数民族将领，时间长达33年；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始由平卢军升级而成的平卢镇，有乌知义、安禄山两个少数民族将领，加上具有一半高句丽血统的侯希逸，共三人担任了23年的节度使；另有僖宗乾符五年（878年）设立、管辖云、蔚、朔三州的大同节度使，有沙陀李国昌、吐谷浑赫连铎前后共在任13年；而后来中和二年（882年）方设的代北节度使，甚至就是专门为沙陀族上层准备的，李克用、李国昌都曾任过此职 。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增加了当地汉族同少数民族密切接触的机会。
自古以来，处在北部边塞一带而和少数民族朝夕相处的汉族，很容易染上少数民族的性格。如苏轼就曾在上奏中评论说：“今来弓箭社人户既处边塞，与北人气俗相似，以战斗为生，寝食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常带器械，其势无由生疏。” 而事实也大略如此。
幽云之人自然不会例外，在平日的耳濡目染之下，幽云一带特别是幽州的汉族，形成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似的剽悍尚武性格，“其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狡立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由幽州等地汉族组成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猛劲头，经常令内地汉族惊叹不已，如刘昫就在《旧唐书》中评价：“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 而唐代高适也写下过“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 的诗句。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燕盗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兵五十万，不能过邺。” 而后到了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联合南诏入侵东川，唐朝廷又“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 ，大败敌军，这些幽州兵马是五年前调往西部防备吐蕃的，此次在远离故土的东川大显身手，令其他诸军的战绩黯然失色，充分证明了幽州军队出众的战斗力。
不仅如此，幽云等边塞地区的汉族还受到少数民族朴实性情的感染，禀性质朴，不喜骄奢做作，比如安史之乱平定后，唐将张弘靖进入幽州地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
尽管唐代的幽云汉族已经开始了和少数民族的近距离接触，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唐末至五代沙陀族的大规模迁入，则是全面打开了其“胡化”的大门。沙陀为突厥旁支，唐中期以前活动于西北地区，“元和初，（李执宜）入为金吾将军，迁蔚州刺史、代北行营招抚使” ，举族移至云州一带。后来黄巢大起义给了沙陀族崛起的机会，其首领李克用以镇压农民军起家，“自雁门赴镇河东” ，将势力南扩至河东地区，即今天的山西。后其子李存勖利用后梁、幽州和辽朝之间的矛盾，先后攻灭幽州刘氏政权和朱梁，建立了后唐王朝。沙陀族的分布区随即从河东扩展到北方各地，其中自然也包括先于河南被其收服的幽州地区。由此，幽云地区的民族结构便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民族结构的变化，以及民族间交往的频繁化，逐渐使幽云汉族的“夷夏观”和“正统观”也发生了改变，其具体表现就是：以往儒家文化极为重视的“华夷之辨”，在幽云汉族和少数民族邻居的来来往往中，愈发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实力”这一标准，在衡量“是否正统”的时候却反而比“民族”更为有用。这一心理最早在安史之乱时便可发现其端倪，史载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 安、史本为胡人，且系唐朝的叛臣，幽州百姓却将其视作圣人，并在唐将掘其坟墓的时候“众滋不悦”，说明幽州汉族已经不再把“民族出身”和“正统性”概念联系在一起了。

（二）辽代幽云汉人的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
辽代的幽云汉人承袭唐和五代传统，在民族性格上同样和少数民族相近。许亢宗行程录中记载，燕京“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舍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 苏辙在其《燕山》一诗中亦写道：“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 。而刘浦江先生所举耿氏家族墓志中，耿氏先祖耿崇美也是“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 、其曾孙耿知新则“生而聪惠，善骑射，有异相。自孩幼习将相艺，识番汉书” 。还有金初跟随其父韩庆和降金的燕人韩常 ，史载也“善射，以挽强见称，射必入铁。” 这些都说明幽云汉人在性格方面已是深度胡化。
与民族性格相映衬的是生活习俗，如衣服、饮食、婚俗等。比起民族性格来，一个民族在生活习俗上的变化较为缓慢，但这却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它的改变，意味着该民族不仅在表面，甚至在内心的认同上也开始向其他民族全面靠拢。对此，宋太宗雍熙北伐之前的一道诏书称：“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 ，就反映了宋人隐约的担忧。但是宋朝的北伐毕竟没能夺取幽云，而处在辽朝契丹族统治下的幽云汉人，则终于在统治民族的长期影响中，逐步迈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
总的来说，辽代幽云汉人的这种习俗变化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在服饰的变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宋初大中祥符年间出使辽朝的路振，曾这样记述燕京的情况：“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 可见这一时期的当地服装基本还是以传统的中原汉族服饰为主。至宋神宗熙宁年间，沈括记载，燕蓟“衣冠语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中国。” 服饰虽有变化，但不是很严重。可到了宋哲宗朝，经过近百年的“胡化”，幽州汉人的服饰变化在宋使眼中竟达到了“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衣服渐变存语言” 的程度，改变何其大也！
和辽相比，后来金朝境内的河北、河东、陕西、山东、河南等地汉族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宋人范成大记载，开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 但是，这种髡发即剃头的习俗，以及衣服式样的改变，是和金朝初年曾强制推行的易服剃发政策分不开的，“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 “保义郎李舟者被拘髡其首，舟愤懑一夕死。” “生灵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无敢出焉。” 在这种血腥的歧视政策下，居民的发式和衣着当然无法维持原态。虽说金朝后来停止了此一作法，但其影响尚在，故而在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还有“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 的记录。
反观辽朝，自始至终从未有过类似的政策或行为，而且“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 、“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 ，正式承认汉服的合法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其治内的幽云汉人却在服饰习惯上发生倾向于胡服的转化，说明了其决非如金代一般带有强制色彩，而是汉人因受辽代社会风气的感染，完全出于自愿而逐渐转化的结果。这种“心甘情愿”改来的服装在辽代汉人心中受重视的程度，当然也就远非金代所能相比，其突出表现就是生命力极强，如史载郭药师为首的常胜军归宋后，“（郭）药师及燕人，终不改其左衽，亦无如之何，时人窃比之安禄山” ，其中除去身为渤海人的郭药师，其部下的“燕人”也都如此衷情左衽胡服，不能不令人慨叹其“胡化”之重。无独有偶，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也有类似的记载：“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已诏禁止，访闻归明、归朝、归正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有乱风化。诏刑部检坐条制，申严禁止，归明、归朝、归正等人仍不得仍前左衽胡服，诸军委将佐，州县委守令，常切警察。” 鉴于金推行易服剃发政策时原宋境汉族的激烈反应，这种即便投降南宋以后、仍“承前不改胡服”的作法，恐怕主要来自原辽境的“汉人”。
伴随服饰的改变而来的，则是其他一系列风俗的变化，比如节日。宋人史书和笔记中曾不止一次提及金朝幽云汉人的“放偷”习俗，《契丹国志》云：“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北呼为‘鹘里尀’，汉人译云‘鹘里’是‘偷’，‘尀’是时。” 文惟简在《虏廷事实》中言：“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鞍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物赎之，方得原物。” 而洪皓也记载：“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镢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偷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谓羊酒肴馔之类。——原作者注）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 这里明确指出了“自契丹以来皆然”，而文惟简更是详细解释“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之俗曰：“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则放偷之弊，是何礼法！” 可见“放偷”一俗应与北方民族的“抢亲”有关。
自古以来，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就流行“抢亲”的风俗。《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见蔑儿乞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于斡勒忽讷氏行娶的妻引将来。也速该把阿秃儿望见，那妇人生得有颜色，随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答里台斡惕赤斤来了。……将那妇人裹将去……因此上将回去与也速该把阿秃儿做了妻” ，是用抢亲的方式娶得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仑的。而在今天的蒙古族婚俗里也仍留有“抢亲”习俗的残余，如西部蒙古的婚礼上有这样一个仪式：新郎和伴郎要强行把新娘从娘家一方的“保护”中“抢”出，扶上马前行，而新娘则要作出哭泣状，表示其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东部蒙古则以男女两方的男性亲友争抢一个木制枕头，来象征“抢亲” 。而在辽金时代，幽云地区正月十六放偷那天，男子“劫持”去在家的少女、与之成亲，正说明了“放偷”习俗很可能与“抢亲”同源，来自于身为游牧民族的契丹，纯系幽云汉人久居辽朝而染上的“胡化”之风。另外，今天和古契丹人关系最近的达斡尔族，在婚礼中也有“偷东西”的习俗，即送亲客要在告别男家之前，“偷”走男家的碗、碟、酒杯等物品，待走出一段之后，新郎再追上送亲客敬酒，才能使自家的物品得获归还 ，这很明显是当年契丹“放偷”风俗的残余。
此外，幽云汉人生活习俗的“胡化”还不只胡服和放偷这两项，除去刘浦江先生曾提到的“姓名契丹化”之外，就是“收继婚”和“哑揖”的现象。
“收继婚”是指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死后儿子将庶母娶为妻子；抑或侄子在叔父死后娶其婶；再或就是某一子死后，其兄弟继娶嫂子或弟媳的婚俗。它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为了防止寡妇再嫁使家族内财产流失而采取的一种婚姻手段。在汉族的早期历史中，此种婚姻经常出现，如春秋时代就有许多类似的记载，但自战国以降，这一婚姻方式基本上从汉族之中消失了，乃至在后世儒家的观念中被认为是种极其可耻的事。可是在经济落后的游牧民族中，这种风俗却长期存在，《史记》载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 而在离婚、寡妇再嫁甚至异辈婚姻众多、贞节观念淡薄的契丹人之中，这类事情尤其是娶嫂子或弟媳的行为也并不罕见，如辽道宗次女赵国公主糺里，“驸马都尉挞不也坐昭怀太子事被害，其弟讹都斡欲逼尚公主” ，糺里虽然对讹都斡“恶之”，却仍然不得不遵从习俗，“讹都斡尚皇女赵国公主” 。贵为公主的糺里尚且如此，普通的契丹人自然更不必说了，清宁五年（1059年）的《耶律庶几墓志》中也有这样的文字：“（耶律）惯宁相公故大儿求哥，其继母骨欲夫人宿卧，生得女一个，名阿僧娘子，长得儿一个，名迭剌将军” 。那么，辽朝境内的汉人又如何呢？“虏人风俗，取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妇归宗，则兄弟侄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继母者，与犬豕无异，汉儿则不然，知其非法也。” 这里虽然说到辽朝的“汉儿”“知其非法”，但实际上却并非绝对，因为后来就有与此相反的例子。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 此处提及的“汉人”，显然不应是原属宋朝的中原汉族。试想，对辽朝上下普遍认可和理解的承天太后与韩德让“入居帐中同卧起，如夫妻，共案而食” 之事十分鄙夷、反而以自己的心理武断地认为辽朝“国人疾之” ，甚至连离婚都视作禁忌的宋人，怎么可能会学北方民族的样子，去做这类在他们看来毫无廉耻乃至“与犬豕无异”的事情呢？因此，这些将“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的“汉人”，只会是原辽朝的汉人遗民，此足见其在婚俗方面亦受到北方民族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变。
再来就是《虏廷事实》所载“哑揖”：“汉儿士大夫上位者，年时及久阔交友相见，则进退周旋，三出头五折腰，相揖而不作声，名曰哑揖。不如是者，为山野之人，不知礼法，众可嗤笑。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亦不作声，是谓相揖。” 文惟简能够特意记下此种礼节，说明它不会是来自中原，宋人必定前所未闻。而言末提到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亦不作声”，则表明这一只作揖不说话的“哑揖”之礼很可能也是受契丹的影响才产生的。可见到了这个时候，连幽云汉人的日常礼仪中也已渗透有契丹文化的影子。
故而，在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四川宣抚使王炎言：见管义胜军二百余人，系招纳契丹、女真、汉儿等，虽日与旧管官兵一等教阅，缘北人风俗情性不同……权与元府驻札义胜军同统领，专一训练义胜军及诸军见管归正北人” 。经管对少数民族来说，“汉儿”仍带有浓厚的中原气息，但在自认文化“纯正”的宋人眼中，他们却已经是和契丹、女真一样“风俗情性”的“北人”了。
而在“夷夏观”及“正统观”方面，辽代汉人同唐代相比改变更为明显，这点郭康松先生曾在其文中作出过讨论 。在唐末至宋初这段时期，首先是五代中沙陀后唐作为“正统”政权的建立，其次又有辽灭晋入汴时将后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 、从而自认为是中华正统之事，这些都让幽云汉族残存的旧“夷夏”和“正统”观念受到巨大冲击，自此益发不同于内地汉族。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汉人刘辉上书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 因宋人修史时把辽朝列入“四夷”而不满，并要求在本朝国史的编撰中以牙还牙，此话如果是契丹人说的还算合乎情理，但它却出自一个汉人之口，分明显现了在经历辽朝统治一百多年之后，“汉人”已把辽奉为正统、而将“夷夏之防”抛弃得干干净净的思维方式。
尽管由于材料来源的关系，以上所记多为幽州所在山前地区的情形，但考虑到云州等山后地区的汉族几乎是同时被纳入辽代版图之内，故其风俗情况也应该和山前大同小异。由此可以看到，从唐和五代的民族性格“胡化”，到经过辽代漫长的发展直至辽末，风俗习惯也尽趋“胡化”的结果，正是幽云汉人由于长期处在辽统治影响之下，所产生的很自然的、同时又是和其他地区汉族相比相当特殊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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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辽朝对于幽云汉人的统治政策

一、辽朝的“因俗而治”政策
（一）汉人的法律地位
辽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治下有契丹、奚、渤海、女真、汉、高丽和党项等众多民族，这就决定了辽朝必须在国内的施政方针上进行仔细斟酌，以保证其统治的稳固，其中对汉人的政策就是其重点考虑对象之一。
虽然在性格和风俗上已日趋“胡化”，但汉人终究和契丹人不同，他们不是辽朝的统治民族，因此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比较尴尬。
在辽朝建立之初，境内汉人基本上都来自对外战争掠夺的俘虏、生口或私逃入境之人，作为奴隶，其身份上是契丹人户的私有财产，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权力和地位。因此，除去一部分因才能或军功跻身上层者外，绝大部分汉人都处于社会中被压迫的最底层。
然而自太宗获得幽云十六州后，汉人数量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该地原有的州县建制还在，为巩固其统治，辽朝自然不能再继续原有的作法，这导致了对汉人法律地位的第一次确认：“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在对汉人的管理中援引中原法律，而不再是依契丹之俗随意处置。但是，对契丹人的管理仍与汉人不同，“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 ，“蕃氏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亲属为奴婢。” 在这里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此时汉人的法律地位虽比从前有了提高，得以用“汉制”来对待，但其地位仍然低于契丹人，即刑罚“轻重不均”；其二就是辽朝在面对营游牧生活的契丹等民族、和定居务农的汉人渤海等民族并列成为国内的两大民族系统、一套法律体系难以兼治的时候，明智地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十六国和北朝时“胡汉分治”的政策，即“因俗而治”。将官僚机构分为管理契丹和奚等民族的“北面”官，及管理汉人的“南面”官，用传统的草原习惯法去治理契丹人，而在统治汉人和渤海人的时候，则借鉴中原王朝已经成熟的法律行事，“蕃（法）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 。但平心而论，“因俗而治”同“胡汉分治”还是有所不同的，十六国与北朝的“胡汉分治”是在少数民族全面进入中原时，为免遭同化而强行把“胡”、“汉”隔离开来的对策，系逆历史的发展潮流而动；而辽的“因俗而治”，则是因为其国家治下存在着农耕和游牧两大天然经济区和民族体系，故而用这种方式来稳定其统治，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由此看来，辽朝的政策是远比十六国及北朝更为顺应其社会发展的。
在太宗朝第一次确认汉人法律地位之后，由于辽朝社会的发展和汉人与契丹人的长期接触交流，原本刑罚标准“轻重不均”的法律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于是，为缓和国内民族矛盾、换取汉人的支持，在承天太后和韩德让的主持下，辽朝于圣宗时期又一次修改了法律，“至是一等科之。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 ，“一依汉法论。” 宋人就曾对此评价：“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 。虽然其后管理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并非完全一致，“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于是命惕隐苏、枢密使乙辛等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 ，但是至少在法律上，汉人已经不再是低契丹一等的“二等国民”了。
不过，法律条文毕竟只是官面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而在民间习惯中，汉人和契丹人又是否真的有象法律上规定的那样平等呢？从史料所载的情况看，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上奏曰：“往时虏杀汉人者罚，汉人杀虏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虏人亦已怒矣。” 宋哲宗时出使辽朝的苏辙，也在诗中写下过“汉奚单弱契丹横” 的感慨。而辽道宗时期，蓟州三河县三河北乡的一场土地纠纷，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直接的参考：“自乾亨前有庄一所，辟土三十顷，间艺麦千亩，皆原隰沃壤，可谓上腴。营佃距今，即有年祀，利资日用，众实赖之。大安中，燕地遣括天荒使者驰至，按视厥土，以豪民所首，谓执契不明，遂围以官封，旷为牧地。” 可见这是一次“豪民”和官府勾结，抢夺汉人贫民所佃土地的事件。这其中的“豪民”究竟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呢？文中没有说明，但由于是将耕地改为牧场，所以其为契丹人的可能性较大。假如这些“豪民”真是契丹人的话，那么他们和契丹族控制的辽朝官府结合在一起压迫幽云贫民，就不应将其看作是简单的土地兼并，而理当注意到其中契丹人对汉人的欺压问题了。再有就是《燕北杂记》记载：“北界汉儿多为契丹凌辱，骂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 契丹人普遍凌辱汉人，且将其骂成是奴隶，说明尽管法律上规定了汉人与契丹人的平等身份，但在辽代社会的实际状况中，汉人仍然是被契丹歧视的下等民族。

（二）汉人的赋役负担
幽蓟等州所在的山前一带，是十六州中较为丰腴的土地，也是全辽朝最富庶的地区。“契丹据有全燕，擅桑麻枣栗之饶，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敛其人，利尽北海”， “自京、镇等处，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 ，这使辽朝统治者必须仔细衡量对当地汉人的赋役征收标准，既不宜过于暴敛、激起民愤，令南面的中原王朝渔翁得利，又不能征收太少，亏了统治阶层自己。
在辽的“因俗而治”政策下，忙于稼穑的汉人，其赋税负担和以牧马蓄羊为生的契丹人不同，大体沿用唐的“两税法”，按户等分夏秋两季征收 。“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户丁之数无所于考” ，“余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 ，“诏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鞋、地、榷麹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 在两税之外，还另有盐、酒、义仓等众多杂税，“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 “十三年，诏诸道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庤仓，社司籍其目。” 其中在盐酒税方面，南京、西京两道汉人的负担显然要比东京道的渤海人重，“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曲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
而处在“头下军州”之内的“头下户”，则要同时承担领主和政府两方面的赋税，“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 ，即演变成所谓的“二税户”，其负担比起国家直接控制的汉人民户来更为沉重。“初辽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 。不过，由于在幽云地区几乎不存在头下军州，因此该地的汉人“二税户”主要是另外一种来源：“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 ，即向佛教寺院交税的民户。
徭役方面，汉人的负担也不轻松，“惟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 ，“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
而在兵役方面，由于辽朝崇尚武力，对外战争频繁，因此幽云的汉人经常要背负相当沉重的兵役负担。“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 ，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度，汉人也不例外。其全国军队分为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和属国军，其中“五京乡丁”就是多由汉人来充当的，而幽云地区因其人口密集，更是此项兵役的最主要来源，占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份额，“（上、中、东）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 ，属于遇战临时征调的农民兵，如天祚帝征女真时，“（张）琳奏曰：‘前日之败，失于轻举。若用汉兵二十万分道进讨，无不克者。’上许其半，仍诏中京、上京、长春、辽西四路计户产出军。时有起至二百军者，生业荡散，民甚苦之。四路军甫集，寻复遁去” ，这里的汉军就是临时征发起来的“五京乡丁”。同时，辽朝也存在少量的汉人常备军，如宋使所记，燕京“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 ，以及“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后四镇诸军约十万八千余骑” 里面的“山后四镇”汉军等，另外，上京和长城各隘口在平时也都驻有汉军。至于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中，虽有许多汉人奴婢及“蕃汉转户”，但这部分汉人主要来自辽朝内地，为早期进入辽境的汉族，并非是在太宗朝以后直接由幽云地区征募而来。因此，幽云汉人尽管兵役繁重，大多数却只能在排于辽朝军队最末等级、多用于地方卫戍及各种辅助工作的“乡丁”部队中服役，其地位比较低下。
总体上讲，在辽朝前期，幽云地区的整体赋税和力役是较重的。圣宗初年，“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缯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 后来在韩德让等人的建议下，“开帑藏而代民税”、“罢徭役以恤饥贫” ，减轻民间的赋役压力。至道宗朝，“刘六符相虏，疾且笃，耶律洪基临问，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使萌南思也。而洪基乃诘其深结之道，六符对以省徭役，薄赋敛，洪基深嘉纳之，遂减税赋三分之一” ，方形成辽后期“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 的局面，甚至其在某些方面还要轻于宋的赋税。但由于辽朝社会对汉人的普遍歧视，以及土地兼并的结果，幽云汉人多为佃户，缺乏自己的土地，处在“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的状态。

二、辽朝对汉人的笼络政策
（一）汉人对辽朝前期政治的影响
契丹族来自草原，文化远落后于汉族，在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时，必然产生强烈的仰慕之感，渴望从中汲取养分。为此，自辽太祖阿保机开始，契丹统治阶层就不断在归附的汉人中寻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当作参谋，以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同时也借此笼络汉人的上层人士，使其保持对辽王朝的忠心。
汉人对辽朝政治的影响，可以说从阿保机登可汗位开始，一直贯穿了辽朝历史的始终。早在阿保机上台之初，便有“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 ，用中原式的专制帝王统治代替了草原民族的军事民主制。其后，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张砺等众多贤士，被慧眼识珠的太祖、太宗从俘虏和中原逃人中发现，引入身边出谋划策。这些人在稳定其内部统治、安置和发挥汉人的生产能力、增强辽朝国力等方面，以及对渤海、党项还有中原王朝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如韩延徽者，作为幽州刘氏政权的使者被阿保机扣留，后来却成为他的心腹之臣，“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中间曾因思乡而逃归故里，后又返回辽朝，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 阿保机并不生气，却“大喜，以谓自天而下” ，可谓用人不疑。后韩延徽果然跟随辽军“从征渤海” ，又在政事上兢兢业业，“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 可以说是因感激“知遇之恩”而忠于辽廷的汉人典型。连《契丹国志》的作者也对其赞叹曰：“太祖之兴，延徽有力焉。”
再者如赵延寿，在太宗耶律德光的攻晋战争中“为先锋，下贝州，授魏、博等州节度使，封魏王。” 太宗高兴之余，“赐延寿龙凤赭袍” ，后来世宗也对其“以翊戴功，授枢密使。” 实为汉人能臣的代表。
卢龙人赵思温，投降辽朝之后随征渤海，“力战拔扶余城。身被数创” ，太祖阿保甚至“亲为调药” ，迄其死后，其子在辽朝也“官至使相” 。
太宗天显年间归辽的定州人（今河北定县）梁文规，其子梁廷嗣甚至得到了“以大水泺之侧地四十里，契丹人凡七户皆赐之” 的封赏，能将契丹牧民赐与汉人为奴，其宠遇不可谓不高。
而辽代汉人中最为显赫者，莫过于圣宗时期“位极人臣”的韩德让了。其为太祖名臣韩知古之孙，父祖皆是辽朝倚重的汉人大臣，早时曾和后来被称为承天太后的萧绰（又名萧燕燕）有过婚约，但因后者被景宗纳为皇后而取消。后景宗驾崩，承天太后之子耶律隆绪年幼，而契丹皇族中觊觎皇位之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 ，承天太后因此求助于韩德让。其果然不负期望，不仅果断行事，“易置大臣，敕诸王各归第”、“随机应变，夺其兵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耶律隆绪为皇帝” ，保证了圣宗坐上皇帝之位，而且还在辽朝后来的经济政治改革和对宋战争中都起了巨大作用。因而被赐名耶律隆运，先后封为齐王和晋王，“赐不拜，乘车上殿，置护位百人。护位，惟其国主得置之。隆绪以父事隆运，日遣其弟隆庆、隆裕一问起居” ，死后得谥“文忠”，并建立自己的斡鲁朵“文忠王府”。查辽朝二百余年，建立过十二宫一府共十三个斡鲁朵（即宫卫） ，其中韩德让是仅有的一个非皇族和后族而拥有斡鲁朵者，也是汉人中的惟一。其后韩氏世为辽朝大族，乃至在宋人眼中，辽朝“耶律、萧、韩三姓恣横” ，已变成了和契丹二姓一样的上层统治者。

（二）辽朝在科举、任官和婚姻上对汉人的政策
在初期，辽朝主要是通过统治者的“慧眼”来辩识有才能的汉人，但随着幽云十六州的归入版图，汉人顷刻之间成为辽朝人数上居首位的庞大民族，这时再沿用老办法就力不从心了。于是辽朝在拉拢汉人和获得人才这两个目的驱使下，学习中原王朝的制度，设科举取仕，“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 《辽史》所记汉臣里面，如室昉、张俭、牛温舒等许多人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点在幽云地区尤为明显。虽说辽代的科举并不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要位置，但至少它为幽云汉人提供了一个做官的机会，故而在辽朝对汉人的拉拢手段中显得格外重要。
与科举同时进行的，就是在任官方面对汉人的拉拢利用。据吴廷燮所编《辽方镇年表》收录，担任过辽朝除东京外另四京留守的汉人共有25名，被授予有实际权力的彰武、辽兴、武定等军节度使者也有31人 。而在清代万斯同《辽大臣年表》里，则总计有72名汉人担任过辽朝中央政府的高层职位，其中不仅包括南院枢密使、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南面官职，而且还有北院枢密使、北南府宰相、于越、夷离毕、惕隐、南院大王等北面官职，甚至在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还有过北南院枢密使同时由汉人担当的例子，而道宗清宁六年（1060年）也曾同时有汉人任北南两府宰相 。
除去科举和选官之外，辽朝也积极运用其他手段笼络汉人，比如婚姻。通常来讲，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多依照传统习惯在本民族内通婚，但为了拉近汉人上层和自身的距离，辽朝统治阶层也经常推动契汉间的联姻。太宗会同三年（940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 在此前后契丹人和汉人上层之间的婚姻屡见不鲜，如韩氏家族中，韩瑜的前后妻都姓萧 ，韩橁的前两任妻子也皆为萧氏，且第二妻所生女又嫁给了辽护卫将军萧朱 ；刘珂尚世宗之妹燕国公主 ；景宗时期的统军萧罕则在娶韩匡嗣之女后，生下其子萧仅 ；而赵思温之孙赵匡禹的继室也同样是契丹萧氏 。
长期的任官与联姻，使辽朝的一些汉人大姓极为兴盛，“分茅土之荣，并拥旌幢之贵。” 难怪元人王恽会感叹道：“迄今燕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呜呼，盛哉！” 了。

三、辽朝对大多数汉人的不信任态度
（一）辽朝对幽云汉人和长城以北汉人均持不信任的态度
尽管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在辽朝拉拢下得以升上高位，享尽荣华富贵，但是却决不能把他们看成是辽代汉人的主体。因为从数量上来看，那些被重用者仅占辽朝汉人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汉人，包括辽初进入长城以北“内地”区域的汉人和幽云地区的汉人，在辽朝不仅难以如契丹人那般受到重用，而且还面临着统治者的不信任和猜忌。
漆侠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辽史》列传所记人物中，契丹人为234人，占总数的76.72%，而汉人作为第二大类，其数虽远非奚、渤海、回鹘和吐谷浑等民族能比，但也仅有58人，占总数19% 。由于在兼并幽云后，汉人已成为辽朝的第一大民族，光依《辽史》地理志所载南京、西京两道户数，就有40余万户，折成人口则超过200万，远多于契丹，而能进入《辽史》列传者却只有契丹人的1/4，足见其对辽朝的政治军事影响要比契丹人小的多。辽朝重用契丹人的机会远远比汉人为多，换句话说，就是其统治者并不信任汉人。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还有《辽史》卷102《张琳列传》中的一句话：“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 ，汉人在法律上获得平等地位是在圣宗时期，可迟至天祚朝，汉人仍不能参加“军国大计”的商议，而张琳身为宰相也明知这一点，因此言作推辞不敢参与其中。
辽朝对汉人一贯的不信任态度也为后来建立于燕京的北辽政权所继承，建福元年（1122年）六月燕王耶律淳病死，执政的德妃处决了密谋附宋的李处温父子后，“谋迁汉人，或闻欲行诛戮” ，“伪后专政，契丹欲再谋杀汉人（恐应南军——原作者注）” ，显系出于担心其他汉人也如李处温一样背叛自己的缘故，对“汉人”这个群体的猜疑之心十分明显。
可见，辽代少数汉人上层飞黄腾达的情形只是一种表象，而被其遮掩住的，则是辽朝一方面拉拢利用汉人，另一方面又无法信任汉人的现实。

（二）幽云汉人与辽朝“内地”汉人在政治待遇上的差异
在辽朝汉人整体上不受重用的同时，两类不同的汉人，在政治上受到的待遇也有所不同。前面曾经提到过中原汉族成为辽朝“汉人”的两条途径的问题，而这里就来看一下这两部分汉人在所受政治待遇上面的差异。
由第一条途径，即以被动或主动的形式，零散进入辽朝境内的汉族，一般居住在上京、东京和中京三道之内。其方式一是将原为“生口”和投附者的汉人组织起来新立州县，“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树艺以生养之” ，如上京治下的临潢县，就是“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 而建立起来的，而东京道“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讫今数世无患” ，至于原为奚境的中京道，也“汉民杂居者半” ；二是在各地建立头下军州，其情况类似新立州县；三为斡鲁朵中的汉人宫户，其由战争掠夺的奴隶、和作为依附农奴的“蕃汉转户”组成，“（重熙）十二年六月，诏汉人宫分户绝，恒产以亲族继之” 。这些汉人虽然常在较小的范围内集中居住，但从整体上看，则分散存在于长城以北广阔的辽朝“内地”。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一些一直被认为是幽云汉人者，其实只是早先出身幽云、且后来在幽云地区拥有势力而已，其自身却是经由第一条途径进入辽朝并世居内地，实际上并非真正居住于长城以南的幽云汉人。如辽代最显赫的韩姓两大支里面，韩延徽原系替幽州政权出使辽朝的使节，“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 ，其本人及子孙也就从此在辽内地留住下来；而韩知古则“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 ，“徙居柳城” ，从而成为地道的内地汉人，其孙韩德让发达之时“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 ，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其身份是混居在契丹族群中的汉人宫户。而韩氏之外的三大汉姓中，马氏又有“徙其族于医巫闾山，因家焉” 的马人望，只有马得臣和刘、赵两姓方为真正的幽云汉人。同幽云汉人相比，内地汉人由于进入辽境较早，且往往和契丹等民族长期杂处，因此“入乡随俗”，“胡化”程度更深，甚至可能在生活习惯上和契丹人毫无二致，而在心理上的距离自然也就和契丹更近。
而第二条途径，即以州县形式整体并入辽朝者，主要就是幽云十六州及平、滦、营三州的原住汉族。虽然处在辽朝治下，但因州、县等建制保留如初，故而除去遭受民族歧视之外，他们的生活仍然和在中原王朝统治下差别不大。所以契丹人对这部分汉人的态度，不可能象对身边作为奴婢和依附民的内地汉人一样亲近，这点从《辽史》列传里人数的比例就可看出。
在记入《辽史》列传的汉人当中，除掉伶官、宦官、无法确定出身者和宋朝降臣外，内地汉人共有27人，而纯粹的幽云汉人和平州地区汉人则只有22人。表面看来似乎相差不多，但如果考虑到两类汉人的人口总数的话，结论恐怕就不是这样了。《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整个上京道的户数为三万六千五百，东京道则为四万六百四，而各头下军州总户数统计为三万四千三百，加在一起十一万余户，这其中不包括诸部族中的契丹人。中京道虽然没有数字，但路振曾记载该地“里民言：汉使岁至，虏必尽驱山中奚民就道而居，欲其人烟相接也” ，显然也属人口稀疏之地，加之东京道人口很大部分为渤海人，因此上、东、中三京辖境内各州、军实际的汉人总户数应不会比十一万户这个数字多出许多，再算上各宫卫“蕃汉转户十二万四千者” 中的汉人，总数估计应该在二十万户以下。可幽云十六州及平州等地的人口又是多少呢？根据《辽史》地理志所记户数统计，包括平、滦、营三州在内的南京道各县加在一起就有二十四万户，而西京道即使不算未载户数的县，其数也有十六万一千户，也就是说山后九州、山前七州和辽兴军三州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了四十万户。而《辽史纪事本末》所引《续通考》中的辽各道户数则为：“上京道，户八万七千一百。中京道，户一万九千外，不可计者尚多。南京道，户二十五万七千。西京道，户十五万九千” ，与此相差不多。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幽云汉人的总人口达到了内地汉人的数倍！可其中为辽朝所用之人的数量却不及后者。而且在这些列传所载人物中，不计重叠封授的话，27名内地汉人里共受封过7王6公，而22名幽云和平州地区汉人中则出了5王4公，由此数字也可见二者的差距。
《辽史》列传中反映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两类汉人出仕方式的不同。其中内地汉人多以被统治阶层亲自“体察”出来、或是凭家族出身的方式做官，而幽云汉人则多半和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汉族相似，藉由科举走上仕途，如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 ，张俭“统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 ，牛温舒“咸雍中，擢进士第” ，而杨绩则是“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 ，等等。辽朝的科举虽然经常举行，然而其在辽的整个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很重要。辽朝主要倚重的契丹人，“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 ，全部以“世选”即家族累世任官的方式出身，“于其子孙内量才授之” ，而科举则只是用于选拔少数汉人有才能者补充政权需要、以及用来拉拢汉人人心的工具。通观有关辽朝的所有文献，能够确认的契丹人进士只有耶律大石和耶律蒲鲁两人，而通常的时候，辽朝统治者甚至禁止契丹人去考科举，兴宗重熙年间，喜好汉族文化的耶律蒲鲁之父庶箴送其考中进士，结果竟“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 从中即见辽朝对于“科举”这种汉人之物的轻视。至于辽末燕京北辽政权虽曾在其不足一年的寿命中两次开科取仕，却是由于其主要政令权掌握在幽云汉人李处温等的手中、且须要稳定所在地人心的缘故，而决非契丹统治阶层重视科举。由此可见，与以科举为主要出仕途径的幽云汉人相较，借助家族出身做官的内地汉人，无疑和契丹人在政见主张和心理距离等方面更为接近，远非幽云十六州和平州一带的那些“异类”之人能比。而象韩德让那样辉煌至顶的待遇，则只有在各方面更象契丹人的内地汉人才能享有。因此，在本就受到歧视的汉人群体当中，幽云汉人所处的是较内地者更下一等的地位。
另外，在幽云汉人中，辽朝笼络的侧重点也不同。《辽史》列传的22个幽云人和平州人里面，只有邢抱朴和陈昭衮两人来自云州所在山后地区，其他20人皆出自山前。可见山前汉人的受重视程度还要比山后汉人好些。
正因幽云汉人和内地汉人处境的不同，彼此之间多少也存在矛盾。例如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李处温等人于南京拥立耶律淳为帝，由东京道汉人和渤海人组成的“怨军”（即后来常胜军的前身）在其中的态度就是个疑点。《辽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和《契丹国志》中只有寥寥几字称李处温“外假怨军声援” ，“挟怨军立燕王” ，“挟怨军郭药师等谋立淳” 、“挟怨军谋立燕王” ，文字基本大同小异，却没有任何较为细致的记载，对于在辽、宋、金三方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怨军此刻的动向，文献中哪怕记事详细如《三朝北盟会编》者，也和《辽史》此句完全相同，而无只言片语能够略窥其详。而《宋史》和《金史》的《郭药师传》则对此事只字未提。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怨军其实并无支持李处温等幽云汉臣的实际动作，只是在“静观其变”，等待事后投向成功者；而上述史书在记载此事时，则因考虑到怨军为当时辽朝在燕京地区屈指可数的几支主力部队之一，宋人和金人便“想当然”地将其加入到拥立者里面，并相互参考，从而以讹传讹了呢？在这个问题上，《辽史纪事本末》中所引《北辽记》认为，谋立耶律淳之事系萧幹、耶律大石都参与其中 ，却惟独没有提到怨军，恐怕其原因正在于此。而来自辽东沈州、身为内地汉人的张琳，也在此时声称：“王虽帝胄，初无上命；摄政则可，即真则不可” ，并“扼腕于燕王之立” ，他的反对拥立，除开对天祚帝的忠诚之外，恐怕也不能排除其不愿看到辽朝政治中心从此转移至燕京、大权落入李处温等幽云汉人之手的原因。

第三章、宋朝对于幽云汉人的态度

一、宋朝民间对幽云汉人的态度
在辽朝汉人群体受到歧视的同时，与辽并立长达165年之久的北宋，作为统治着汉族传统居住区域的中原王朝，其对幽云汉人的态度也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问题。整体来讲，从朝官到庶民，宋人对于辽朝治下幽云地区的汉人普遍抱有一种排斥的态度。
幽云汉族在入辽前的民族性格，对宋人来说并不陌生，宋初包括名臣赵普、宋琪、吕端、毕士安以及勇将田重进、刘廷让、李怀忠、李汉超、高琼等在内的许多文武官员都是出身幽云。宋人对此多表示钦佩，欧阳修就曾赞叹地评论同僚“幽燕俗劲武” 。
但事情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成为辽朝属民之后，其不仅在性格方面，而且在生活习俗上也开始发生全面的“胡化”，这逐渐导致了宋人对其态度的变化。在宋人看来，那些生活在“敌境”之中、着“胡服”、用“胡礼”、习“胡俗”的人，于己来说完全是一种异类。在宋人和辽朝的幽云汉人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认同感。曾于金朝任少卿的“汉儿”李愈就在接待宋使时诉苦道：“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 可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天祚帝时期，辽朝内忧外患，对金战争导致幽云汉人的兵役等负担陡然加重，使得“燕民亦叛” 。其中的叛民首领之一董才向北宋请求支援，这立刻在宋廷内部引起了争论，而且还出现了有人“为（蔡）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虏之言，而欲败百年之盟，不可！” 的情况。这里就可以看到，尽管董才自称“扶宋破虏大将军”，尽力表现自己投奔宋朝的诚意，可是宋臣却仍称之为“虏”，并不将其看作己辈中人。
政和八年（1118年），宋廷积极准备北上攻辽，以收复幽云地区，安尧臣上书劝阻曰：“臣闻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有外惧，无内忧，盖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来服，无道未必不来，……安危之机，不在于夷狄之服叛去来也。” 这里丝毫未提幽云地区多为汉人之事，而是将其统统称为“四夷”，认为是天下之“末”而非“中国”，明确地表达出了将幽云汉人和契丹一道视为“番夷”的态度。
在金宋的联合作战中，宋军表现极差，只得到了涿、易两州，而其他山前和山后地区全部落入金军之手，后来金军北撤时，山后的朔、应、蔚三州守将叛降宋朝，而在金军返回之后，其又复叛至金，对此宋人蔡鞗记曰：“于是虏将率之以归金人” 。这些旧辽守将都为汉人，可在宋人的笔下却全变成了“虏”。
有见识的士大夫尚且如此，下层军民自然更不必说了。北宋在与金朝反复交涉并招降纳叛、终于得到燕京一带和山后朔、蔚等州后，“谭稹初至燕山，闻常胜军恣横，药师辈不为约束，稹虑生事，奏朝廷，乞于河东别创一军，分作权势，如云朔之人，以五万为率，屯于州县要径处，号为义胜军，令李嗣本耿守忠为帅。欲俾常胜军有所畏惧，朝廷从之。既而嗣本守忠选归朝人中少壮者，籍其姓名，其月粮衣赐，倍于他军” 。这支“义胜军”本是宋朝用来牵制以辽东京道汉人、渤海人为核心、杂以南京道汉人的“常胜军”，而招募的一支纯粹的幽云汉人军队，但其后来却遭到了宋人的白眼。“初，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实勇悍可用。其在河东者，约十万余人，官给钱米赡之，虽诸司不许支用者，亦听支使，久之，仓廪不足，以饥而怒，出不逊语。时我军所请，皆腐余，亦怨，道路相逢，我军骂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耶？吾诛汝矣！汉儿闻之惧” ，当面以“番人”来辱骂幽云汉人，可见宋人视其“非我族类”的情绪之强烈。反过来，这也使无法在宋人那里找到认同的幽云汉人“其心益贰，俟衅且发” ，导致后来义胜军在金宋战争中的背叛。

二、北宋朝廷对幽云汉人态度的两面性
（一）以幽云汉人解放者自居
在民间以“番”来歧视幽云汉人的同时，北宋朝廷对此的态度也很是耐人寻味。
承接五代而建立的宋王朝，和以往历代中原王朝的不同之处，就是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的有利地形，在布置防御的时候颇为棘手，“当是时也，以河为塞，而赵魏之间，几非国家所有。” 因而绞尽脑汁去寻找抗击北方民族的办法，在河北广阔的平原上大挖河渠，“合众河于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马”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乃至在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被辽军一直攻至黄河北岸的澶州。为此，北宋虽说后来与辽订立了和约，但在心底却始终保有一种“恢复失地”的念头，希望能夺回幽云十六州，重据长城要隘。
一方面“收复幽云”的信念执着于心，另一方面，在北征的过程中又必须获取当地汉人的支持。因此，无论是在太宗两次北伐时，还是徽宗时入燕攻辽的过程中，北宋朝廷都摆出一副“代天吊民”、以幽云汉人解放者自居的架势。
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亲征幽云之时，宋廷就下诏云：“北燕之地，中国旧封。晋汉以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执讯获丑，即震于皇威。” 宣称要把幽云汉人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而在雍熙三年（986年）北伐前，也于发往高丽的诏书中称：“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犷俗？今已董齐师旅，殄灭妖氛。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 为显示战争的正义性，群臣们也纷纷大挥笔墨、争先上书，如宰相李昉就在上书中说：“况幽燕之壤、久陷匪人；慕化之心，倒垂斯切。今若拥百万横行之众，吊一方徯后之民，合势而攻，指期可定。”
后经百余年对峙，徽宗宣和年间宋金联手伐辽，北宋朝廷在致金人的国书中也说道：“念彼群黎，旧为赤子，既久沦于涂炭，思永靖于方陲” 。当宋军主将童贯率兵出征至高阳关时，又将其言榜示于辽宋边境，内中声称：“幽燕一方本为吾境，一旦陷没，几二百年。比者汉蕃离心，内外变乱，旧主未灭，新君纂攘，哀此良民，重罹涂炭。当司遵奉睿旨，统率重兵，已次近边，奉辞问罪，务在救民，不专杀戮。” 而在获得幽云后则得意地颁下制书：“兴念□□，久沦邻敌，故家望族，散依四□□□，广谷大川，阻隶九畿之籍，……兴教厚民，拯百年涂炭之余，咸跻寿域，还五政□□之旧。” 作出高高在上的慈悲姿态期待幽云汉人的归顺。

（二）视幽云汉人为异类的不信任态度和作法
话虽如此，待落到实际作法上的时候，宋廷呈现在幽云汉人面前的却又是另一副面孔。其不仅没有想办法去消除宋人对辽朝汉人的排斥心理，减少“汉人”心中的疑虑，却反而处处体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做出许多根本不把幽云汉人当作子民、而是欺压出卖的事来。
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童贯率军进抵辽朝边境，派出使者马扩前往说服耶律淳政权降宋，面对带有敌意的辽朝接待官员，宋使“笑谓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错了，一旦使燕人尽成血肉，则甚幸！” 一改宋朝先前诏书檄文上将幽云汉人视作“赤子”的姿态，再不提什么“救民”，而是用全体“燕人”的性命做为筹码，来恐吓辽人投降。
等到宋朝借助金军之力，甫一收回幽云地区后，做出的事情更是让当地汉人痛恨不已。后来宋人许采在反思北宋末年的教训时就指出其“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换官，二授田，三盐法。换官失士人心，授田失百姓心，盐法并失士人百姓心。”
“换官”，即宋廷在获得幽云后，将原在辽朝各州县任大小官员的“汉人”大量调至内地任职，而另行指派宋朝官吏前往管理其地，“诏昨降指挥，归明人初被官使未曾中朝法令，见授职任权，令不厘务，其或有明健通于吏治、具晓法令、可试以事之人，许逐路帅臣监司保明申尚书省取旨，特听使任。” 北宋朝廷之所以如此行事，一是为了笼络幽云汉人上层，二却是出于不信任，而不敢令其继续在原处为官。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复自燕山之太原。宣抚司困苦于道路者，相系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结绝，此曹怨望，往往遁归平州，将京师事体，中国虚实，一一报之刘彦宗，彦宗遂教金人有窥中国之意。” 大失上层汉人的民心。“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换官穷困者，如赵公严、赵公伦、姚企望，越境逃走去。”
“盐法” 则系指宋朝在经济方面的失败之举。辽朝后期，幽云汉人的经济负担并不很重，“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而民无南顾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麹俱贱，科役不烦故也” 。而宋朝却不考虑实际情况，在幽云大行和内地价格一样甚至更高的官盐制度，“旧虏中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 。而且在政府滥抬盐价的同时，还有宋人的投机生意扰乱经济，这其中，众多的中原富户显贵以至商贩地痞全都参与进来，令幽云汉人更加不堪重负，“仍引其亲旧密借官引令兴贩牟利，上下通同，如黄友张遐举莫模□伾陈念四之徒，数十人，于新仓枯河间络绎成市。是数人者，本空手而来，致此丰富，有至巨万者，伾等赌博，敢将通货场钱一二千缗，出九和合，燕人以为口实。余尝亲见此曹自相诋诮，谓官有缗三千万堕燕中，是时□司刁柄易倅黄演皆同之。” “又入燕士大夫，为买珠玉锦罽等物，相高低至数十倍。一日，金字牌来令，置玫瑰一百斤，岁以为例，此惟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于春水秋山外，以此扰民，今又如此” 。
再就是令宋廷声名狼藉的所谓“授田”。在宋金两国的联合作战中，按照约定，灭辽后宋朝收回的是幽云十六州，而辽上京、中京、东京等道的人口，无论渤海、契丹还是汉人，都归金朝所有。“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量不妄言，已许上件所谋燕地，并所管汉民，外据诸邑，及当朝举兵之后，皆散到彼处余人户，不在许数。” 然而宋军攻燕失败、金军南下占领燕京后，“常胜军”的去留便成了问题，“金人要依元约，将松亭榆关外民户妇国数内，索取常胜军郭药师等八千余户，元系辽东人也。” 作为第一支降宋的辽朝武装力量，常胜军是宋朝赖以守卫北部边境的主力，自然不能眼看其被金人带走。于是，在金人“元初海上之约，燕地人户合归南朝，燕中客人合归北朝，……如郭药师常胜军多是燕北人，药师亦是铁州人，恐贵朝要此常胜军使唤，故不欲请，所以将些小职官相对，若贵朝不欲，只遣郭药师等军还乡” 的要挟下，宋朝为了换取其移交燕京，作出了一个十分卑鄙的决定：“宣抚司以常胜军先自归朝，有功授官，难以发遣；点检文字李宗振画策，或谓参谋宇文虚中画策曰：若以燕人代之，则不惟常胜军得为我军，又复燕民田产自可供养，不须国家应办钱粮，此一举而两得之。申奏朝廷，遂从其议。” 得到宋朝的回复后，金军立即“根括燕山府所管州县百五十贯已上家业者，得三万余户，尽数起发，合境不胜残扰。独涿易二州之民安业，良以先归大宋也” ，“大毁诸州及燕山城壁楼橹，要害皆平之，又尽括燕山金银钱物，民庶寺院，一扫皆空” ，“将燕城职官、民户、技术、嫔嫱、娼优、黄冠、瞿昙、金帛、子女等席卷而东。” “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 而宋廷则将燕京汉人的家产“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生业，而常胜军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此燕人之尤怨者。” 金人乘此良机，在半路上“或告燕人曰：汝之东迁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胜军利汝田宅给之尔。燕人皆怨，说粘罕不当与我全燕” ，就此将燕京汉人的民心全部拉到了自己一边。“及后张觉杀金人，所虏辽臣之属，已尽为常胜军所有，皆立为乞丐之人，方更遭其困辱，甚至于杀戮无告，所谓职官富户，又悉南奔归我，我不得已，而后纳之。且复流离困踬，我重失燕人之心，仍违新交之盟，病莫大于此。”
另外，辽末战乱中幽云汉人的南迁也带来了问题。还是在金军进入幽云之初，燕京一带的汉人就为了躲避金军的洗劫，大量南逃至北宋境内，接受当地官府的救济，“燕民破散，悉流移近地，故职官富户来奔，既无以处，朝廷因分遣诸州赡之。凡州县动数千口，至少犹不下五七百口，又尝为虏官者，等第补之，自诸州通判而下，皆添差以处焉” ，再加上“换官”时奉命南下的旧辽官吏，一时间人满为患。宋廷对这部分汉人的态度也是既拉拢又猜忌。宣和七年（1125年）下诏：“河北东路发运养济归朝人，往诸并在一州有及千人者，深虑人数太多，钱粮阙少，养济不足，可令逐路安抚钤辖司转运司官，见养济人从长措置，量度州军大小、丰熟去处、可以存泊照管人数，分璧往逐处安泊。务要养济足备，即不得在并在一州，亦不得令远去。” 可见宋廷既想要接济这些汉人，又不敢象对真正的子民那样信任他们，害怕其“远去”得知了宋朝内部的虚实，“自并代河朔齐郓襄汉之间，遍矣荡然，莫有关防。我之山川险易，州郡虚实，尽能知之” 。不仅如此，在幽云十六州的汉人进入宋境后，北宋朝廷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避免宋人对其的歧视排挤，“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于衣食，其在关下者，至于揭榜通衢人物往来处，称其名氏，旧官封而已乞丐，执政虽睹之不问也。” “而燕云两路官吏散处中国，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中国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遇，两相忿恨，数至喧争。” 这使幽云汉人和宋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直至引发金宋战争时期的巨大变故。
可以说，北宋朝廷在进入幽云后所做的一系列蠢事，使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对其大为失望，这其中不仅包括一时的政策错误，而且也是宋人对幽云汉人的长期偏见导致的结果。相反，金朝对宋开战后，却在刘彦宗等汉人的指点下采取了正确的决策，“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 两下相较，幽云汉人之心会归附于谁，已经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第四章、幽云汉人自身心理及政治态度的变化

正因处在辽朝和中原王朝的夹缝之间，幽云汉人自身的民族归属感也就有些模糊起来，这种特征在辽朝初年时尚不明显，但到百余年后的辽末，则成为中国北方各民族中最为显著而特别的风景。不过，同前面所说的生活习俗一样，其也存在着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前后差异相当巨大。

一、五代宋初幽云汉人自身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一）身为辽朝官员和军人的汉人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五代到宋初，幽云十六州割让不久，该地汉人在契丹人的歧视和压迫下，心理上多认同自己是汉民族的一部分，政治上也非常倾向于中原王朝，时常渴望着摆脱辽朝统治，回归中原汉族的怀抱。这种心理和政治倾向不仅存在于民间，而且在身为辽朝官员、将领的汉人中也很是强烈。宋臣宋琪在雍熙北伐前上书言：“伏以国朝大举精兵，讨除边寇，灵旗所指，燕城必降。……幽州管内洎山后八军，闻蓟门不守，必尽归降，盖势使然也。” 宋琪出身山前蓟州，了解其地民情，所说的话应该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幽云汉人的心理。
这种心理在实际行为中的表现，最早可以上溯到幽云入辽前的后唐时期。当时的幽云人卢文进本为幽州刘守光麾下将领，在李存勖消灭刘氏政权时归附于后唐，后因故反唐失败而逃往辽朝，被辽任命为节度使，驻守长城以南的平州，不断协助辽军攻扰后唐，“同光之世，为患尤深” ，但其毕竟身为汉族，在契丹人统治的辽朝十分不适应，终于在后唐明宗时南返中原，“初，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间使说之，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帅其众十余万、车帐八千乘来奔。” 而在卢文进之后接替其做卢龙节度使的张希崇，也很快走上了同一条路，“希崇本书生，为幽州牙将，没于契丹，性和易，契丹将稍亲信之，因与其部曲谋南归。部曲泣曰：‘归固寝食所不忘也，然虏众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诱其将杀之，兵必溃去。此去虏帐千余里，比其知而征兵，吾属去远矣。’……悉举其所部二万余口来奔” 。
其后在辽太宗从石敬瑭手中获得幽云十六州时，该地区汉族的民族情绪则反映得更为激烈。辽军着手接管这一地区的时候，当地汉族官员不愿归于辽朝统治，纷纷起身反抗，“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 使辽朝在接收十六州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周世宗亲率大军北上征辽，一路上辽朝各城的汉人守将争先投降，“壬辰，上至乾宁军，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降。……辛丑，至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辉以城降。……癸卯，太祖皇帝（赵匡胤）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上入瓦桥关。内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降。五月，乙巳朔，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始引兵继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举城降。彦晖，蓟州人也。于是关南悉平。” 正因为此，周世宗才能轻而易举地收复瀛、莫、易等州，“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而虏界城邑皆迎刃而下。”
景宗保宁十一年（979年），宋太宗借灭亡北汉的余威进军幽云，所至之处，幽云汉臣投降者也是接踵而来。“遣东西班指挥使浚仪、孔守正等先趣岐沟关。守正夜逾短垣，过鹿角，临断桥，说关使刘禹以大军且至，宜开门出降。禹解悬桥邀守正入，听命” ，“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刘原德以城降” ，“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余来降” ，“幽州山后八军瓷窑务官三人以所受契丹牌印来献” ，“丁丑，上乘步辇至城下，督诸将攻城。幽州诸县令佐及乡民百五十人来降”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节度使顺州刘延素与官属十四人来降” ，“壬午，契丹知蓟州刘守思与官属十七人来降。” 虽然后来宋军失利，但从中仍可看出幽云汉人心向中原的感情之急切。
7年后的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北宋发动“雍熙北伐”，幽云汉人重演了前两次的情景，其战斗意志之薄弱令人惊讶，反倒整城、整州地倒向宋朝。“王师入北境，所在城邑多降” ，“庚辰，刺史赵彦辛举寰州降” ，“潘美进围朔州，其知节度副使赵希赞举城降” ，“丁亥，潘美转攻应州，其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举城降……雄，幽州人也” ，“田重进围飞狐，令大鹏翼至城下，谕其守将，定武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郢州防御使吕行德尚欲坚守，重进急攻之。辛卯，行德乃与其副都指挥使张继从、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等举城降。……重进又围灵邱，丙申，其守将步军都指挥使穆超举城降” ，“乙卯，田重进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杀敌酋萧啜理及其守卒千人，执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举城降” 等等，诸如此类。
可见，当时的幽云汉人中即使是在辽朝任官封爵者，一旦中原王朝军队攻至，倒戈投降也几乎都成为了一致的选择。

（二）普通民众渴望“为汉民”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这种“心向中原”的情绪，在没有辽朝官职在身的普通民众身上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和迫切。在宋太宗第一次北伐时，伴随着汉臣汉将的投降，辽朝境内的幽云百姓也对宋军的到来欢迎倍至，“村民夺得契丹马二百余匹来献” ，“蓟县民百余人以牛酒迎犒王师，各赐衣服钱帛，遣使随村墅安抚居民。”
尽管幽云民众热切盼望北宋能够收回十六州，使其重返中原王朝治下，但是宋廷两次北伐却都在辽军的反击下大败而归，这使幽云汉人意识到宋朝没有夺取该地的实力。于是，当地百姓便采取不得以的下策——希望跟随南返的宋军迁往中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潘）美等上言：云、应、寰、朔州民五百户及吐浑、突厥三部落安落等族八百余帐，久困戎虏，善接王师，愿移旧地，南居忻代之境。” 汉族人自古以来居土重迁，现在却会情愿背井离乡远去他境定居，要有多么强烈的情感才能驱使他们如此！宋廷自然也愿意收取其民回国，“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 然而由于指挥失误，宋军为辽朝大军击败于陈家谷，杨业被俘而死。关于此四州南迁之民的结局，史书未载，但从宋军溃败的情形上看，似乎其也难逃罗网。
不管是未能逃脱者，还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南逃的人，那些依然留在故地的幽云汉人，对宋朝北伐的失败都是极其伤心的。路振《乘轺录》记载，“太宗皇帝平晋阳，知燕民之徯后也，亲御六军，傅于城下。燕民惊喜，谋欲劫守将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坚，易克难守，炎暑方炽，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师矣。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 苏轼对此也记曰：“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
期待还归中原王朝而终成泡影，这一刻骨铭心的伤痛，必定伴随了当时目睹此情此景的几代人的一生，乃至直到北宋真宗朝中期，从宋人的笔记中仍可看到幽云汉人的情感流露：“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其燕、蓟民心向化如此。” 到了这个时候，幽云汉人还是没有放弃对宋朝起兵北上的期盼，就中的一份辛酸，也只有了解其经历和处境的人才能够体会。

二、幽云汉人在辽朝中后期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一）幽云汉人在辽宋战争中的态度
在宋朝夺回幽云的努力失败后，宋辽两国间通过“澶渊之盟”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然而就在这长达百年的和平对峙之中，幽云十六州汉人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年民族感情强烈的几代人先后逝去，新出生的汉人自幼就成长于辽朝统治之下，已经习惯了这种现状。同时由于幽云汉人“夷夏观”和“正统观”的改变，至辽朝中后期，其境内的幽云汉人已普遍认同辽朝的正统地位，早已非复是当年“心向中原”之人了。
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宋昭上书徽宗言：“或则又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 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对幽云汉人的歧视，另一方面也正确分析了此刻辽朝汉人的心态。宋政和年间，真定府安抚使洪中孚就曾批评，所谓称幽云汉人愿归宋的传言全是“不经之语” 。
事实确实如此，“燕人本无思汉心，乃和诜侯益倡之，童贯蔡攸辈和之” ，在经过百年奋斗之后，有相当一批上层汉人已经进入了辽朝的统治集团，其家族也已打下基业，兴旺发达，自然不希望宋朝的北伐破坏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契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诵书识字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士安能一一据有，此士人无归意也。饘粥粗给者，必连姻戚里。……以人情揆之，岂肯舍姻娅而就重敛哉？此大姓无归意也。” 而下层百姓也“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安于现下“南宋北辽，交星轺而继好” 的状况。萧德妃德兴元年（1122年）韩昉使宋，请求童贯不要进兵燕京，被拒绝后在庭院内疾呼：“辽、宋结好百年，誓书具存，汝能欺国，独能欺天耶？” ，正是幽云汉人此时渴望“保土息战”心理的真实写照。一待北宋与金朝结盟伐辽，破坏了其安居的基础，带来的就是幽云汉人怨恨宋朝，“金戎内侵，每以渝盟失信为辞，是皆燕人之语，怨我背契丹之约也” 的结果。
在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幽云汉人在生活习俗上深度的“胡化”倾向，以及宋人和北宋朝廷对其的歧视，导致他们对自身的民族归属缺乏一种明晰的认识，既非认同于契丹、渤海等民族，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强烈地认为自己应归属于中原汉族，不仅在客观处境上，而且在自身心理上也日益边缘化。与此相伴的，就是其政治态度的世故化，在政治倾向上没有任何原则，无论辽、宋、金或是别的什么政权，谁能立得住脚、从谁那里获得的好处多就归附于谁，完全是从自身利益而非民族感情出发，左右叛附，“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 正如马扩所评论：“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 。而宋朝对其的不信任态度，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和此有关。
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辽朝秘书郎王介儒和秘书郎都官员外郎王仲孙在接待宋使马扩的时候，对其说道：“两朝太平已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今一旦见此凶危之事，宁不恻怆？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燕人久属大辽。各安乡土，贵朝以兵挠之，决皆死战，于两地生灵非便” ，“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 就明确说出了幽云汉人不愿舍辽投宋的态度。而马扩则回答：“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复嫁女真耳！” 面对宋使一针见血的揶揄，二人也只得无奈地“相顾大笑” 。
保大二年宋辽开战，宋廷以为辽朝汉臣还会象当年宋太宗北伐时一样望风归顺，于是得意洋洋地下令“不得擅杀北人” ，但结果却大出其所料，“令赵诩差使臣谭九殿直等数人，说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献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斩之。” 高门大户如此，普通士兵也毫不含糊，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辽军“无日不来侵轶我军。一日隔河问我师出之名，公遣属官康随以河北安抚中北人申陈乞事以答之。乃曰：安得此言？箭发如雨以射我众。……六月三日黎明，军回，北人追袭，直抵城下。属大风雨，兵人自相蹂践，弃掷兵仗满郊。” 鉴于辽朝除常胜军外，在燕京同时驻有契丹、奚、渤海、汉四支常备军队，这些参战辽军中应该包括幽云汉人。而宋军的第一次攻燕，也正因为辽军的猛烈反击，就此大败而还。
事后不久，宋廷闻听耶律淳死讯，于同年九月重起大军北上，此时由于德妃杀李处温，又猜忌汉人，使形势发生了一些改变，“知易州高凤与通守王琮共议云：……汉人被害，吾辈安得奠枕？今者，南国宣抚，被旨吊伐，汉人往往南归。今萧幹、林牙见在燕京，可密遣人归款南朝，使南兵来此，内外相应，尽杀契丹，我辈可免日后之苦。” 于是，当前来接应的宋军与辽军激战之时，“易州城内，望风而以为王师至矣。太师高凤先令汉人赵秉渊密为之备，至是尽杀耶律夷契丹。或告南军不胜，凤与秉渊等相顾失色，僧明赞曰，事已若此，且可闭门固守，以待王师。日晚，（契丹）牛栏贼至易州，知高凤内变，以为王师诈败，列有措画，急反北奔” ，易州方落入宋朝之手。与此同时，涿州正由渤海人郭药师率领的常胜军驻守，这些“实反复之徒，然虏中号健斗者” 的常胜军此时心态与幽云汉人相似，担心受到契丹统治者的戕害，“忽得报言易州降大宋，药师有意归宋，时四军萧幹闻我军再压境，自燕来涿州，药师以为图己，乃与张令徽、刘舜臣、甄五臣、龚诜、赵瑄、韩璧谋叛” ，也以涿州降宋。对于一向狡猾善叛、甚至能对童贯说出“太师，父也，药师唯知拜父耳！” 之类谄媚话语的郭药师，自然不能期待他真正忠于宋朝，而其在降宋前对部下所说“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时也” 的话，才是表明了他和所部中渤海人、辽东汉人以及幽云汉人归降北宋的真实目的。而在易、涿两州之外，即使宋军再向前进军和宣谕，也没有任何城池守将归附于宋，足见宋朝能取得易、涿，纯粹是由于辽朝内部契丹、汉人相互猜疑，而幽云汉人又擅长骑墙的缘故而已。
与有官职的汉人一样，幽云地区的下层百姓也不倾向宋朝。开战之初，宋廷幻想百余年前的情景，以为幽云汉人“久惧涂炭，延颈款关，愿归中国” ，做着等待其“比肩系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的美梦。可是，在宋朝发出敕文、一再呼吁之后，也只有一个在辽朝为兵的涿州汉人刘宗吉“愿得敕榜副本，携示诸人，他日南师入境，愿先开门以献” ，除此之外应者寥寥，同太宗北伐时广受欢迎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后来北辽政权濒临崩溃之时，也曾有不少幽云汉人南逃入宋，“自光世兵至，往往来降” ，但其主要是为了躲避和宋军相比更为“野蛮化”的金军的杀掠，而决非“心向中原”。其间宋徽宗要求郭药师“天祚未了，卿为朕经营取之，以绝燕人之望” ，就正是出于对幽云汉人仍旧心怀辽帝的担忧。
另一方面，由于幽云汉人自身的圆滑世故，以及辽朝上层对其一贯的不信任，他们在不倾向于宋朝的同时，却也不忠于辽朝。在金人西寻天祚帝的过程中，便有汉人加入了金军的行列，“延禧疆率诸军出夹山，越渔阳岭，取天德军、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军。兀室帅山西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千余骑伏山间，乃出。” 德兴元年（1122年）十月底，宋军刘延庆等部乘燕京城空虚之时发动突袭，降宋的郭药师带数千人率先冲入城中，城内汉人眼见辽廷有垮台之势，马上群起响应宋军，“时有燕人马贤良者献诗云：破虏将军晓入燕，满城和气接尧天。油然靉靆三千里，洗尽腥膻二百年。（杨）可世传令云：汉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诛戮万计，通衢流血，申宣抚司告捷。我军用事者不过四千。” 其后萧幹率辽军主力返回，击败宋军，郭药师等人准备出城逃走，“而燕城汉人皆曰：汝等令我指摘契丹，相助杀戮，将军若出，我辈如何？” 后来在辽廷“或疑有内应者，欲根株之” 的时候，是汉臣左企弓力争阻止，才算免去一难。可是，等到宋军全线溃败、仓皇逃回国境时，“作歌及赋以诮（刘）延庆，传笑虏中” 的，却还是这些“燕人”！其骑墙策略可见一斑。无独有偶，金朝进入山后地区时，辽的西京道诸州汉人守将见势不对，纷纷降金，然而“矧其（金）国初立，未暇抚治山后，故朔应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事曾未讫；是冬粘罕归云中，因来治此，于是虏将率之以归金人，金人亦以兵至” ，在辽、金、宋三国间叛来叛去，完美地诠释了马扩“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之言。而在当时广大的幽云汉人中，弃辽而投宋、投金者各有其人，其动机和最后的结果也是颇值得思考。

（二）投宋者的动机和结果
由于北宋的军事政治力量比金朝乃至辽朝还要衰弱，因此在幽云和平州地区的汉人中，投奔宋朝或企图投宋者相对较少，但这些人却是辽末之际相当重要的几个人物，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赵良嗣，原名马植，世为幽云汉人大族，在辽朝任光禄卿之职。辽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宋朝派童贯使辽，“辽人有马植者潜见童贯于路，植，燕京霍阴人，涉猎《书》、《传》，有口才，能文辞，长于智数，见契丹为女真侵暴，边害益深，盗贼蠭起，知契丹必亡，阴谋归汉，说贯以边事” ，建议北宋联金攻辽。入宋后被宋廷赐名李良嗣，后又赐姓赵，与宋朝的使者马政、马扩一起出使女真，之后宋金两国的一系列来往交涉都是经由其出面。但是，其投奔宋朝却不是出于自身的民族感情，而是因为自己“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 ，在辽朝难以立足，于是想到宋朝去牟取荣华富贵。其结果非但没有光宗耀祖，反而因北宋在战争和外交上的失败，而被宋人指责“结成边患，几倾社稷，自归明官赵良嗣始，请戮之以快天下” ，在金军南下侵宋后的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被北宋朝廷作为替罪羊诛杀。
董才，天祚帝天庆年间南京道地区的起义军首领，“易州潦水人，少贫贱，沈雄果断，号董庞儿，募乡兵与女真战，败绩，主将欲斩之，才亡命山谷，遂为盗，剽掠州县，众至千人” ，“攻败城邑，辽人不能制” 。但后来其败于辽军，同时又面临金军的进逼，于是转投北宋，宋朝认为“受之则全君臣之大义，不受则生胡越之异心” ，便接受了他的投诚，并赐姓名赵诩，“数年间，蚕食边储，仓廪一空，其徒散处诸郡，屡谋窃发” 。董才虽对宋廷大献殷勤，力主北上收复幽云，但等到金宋开战后，金军一至，立刻“首乱晋州，即叛去，河东失守如此” ，使金廷“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 ，更加放手地进攻北宋，并为此特赐其姓完颜。正如宋人宋昭在上书中所评价的那样，“李良嗣董才皆北虏叛臣，心怀怨望，故附会边臣，撰造虚语，欲假中国之势，以复私仇耳！实两朝之奸贼，岂复忠义之可望哉？” 而决非什么心向中原的热血之人。
燕京人李处温，为辽朝宰相李俨之侄 ，“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宠任之” ，为辽末著名的佞臣萧奉先保奏当上宰相。马植在奔宋前，曾经与其有过来往，“良嗣旧在大辽，与处温结莫逆交，后论及天祚失德事，欲与良嗣同约南奔，尝于北极庙拈香为盟，欲共图契丹。” 后来在金军攻陷中京之后，天祚帝西逃夹山，与燕京失去联络，李处温“欲图佐命恩幸，外假怨军声援，潜结都统萧幹，劝进燕王僭号。燕王者，秦晋国王耶律淳，兴宗之孙，道宗洪基弟敦本之子，于天祚为从叔”，“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号燕王，又谓九大王，又谓覃湘大王” ，乘机立耶律淳为帝，其政权史称北辽。当此消息传至宋朝的时候，赵良嗣“不觉喜形于色” ，认为可以招降北辽，急忙派人送书与李处温，希望其履行从前的约定，而耶律淳也就是否降宋的事询问过李处温。但李处温及其子李奭“犹豫未决，天锡既问，亦未敢令天锡南归，惧众不协从” ，后耶律淳病重，“李奭父子与陈泌等，阴使奚契丹诸贵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笃，处温托故归私第，欲闭契丹于门外，然后乞王师为声援。契丹知之，遂不果。” 待到耶律淳病死，李处温父子顿时心急如焚，“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一遣人北通金国，俟其大军之来，期以内应；一南结童贯，愿挟萧后，纳土以归，皆非至诚” ，同时和宋、金两国商议投降之计，终于被德妃和萧幹发现而遭处斩，“籍其家资，得见钱七万余贯，金银珠玉称之。自为宰相，数月之间，四方贿赂公行。” 此足可见其为人如何了。
耿守忠，为山后汉人，先降宋朝成为义胜军将领，后来在金军进攻河东时，“粘罕自忻州至石岭关，把隘石岭关义胜军将耿守忠叛，以关降贼，粘罕入遂围太原” ，打开了通向太原的大门，其后更是在战场上为金朝立下汗马功劳。金占领河东、河北等地后，实行剃发政策，“贼将韩常知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依旧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 ，可谓尽心竭力。
韩昉，“字公美，燕京人。仕辽，累世通显” ，以中进士入仕。在北辽耶律淳病死之后，被执政的德妃派往童贯营中劝阻宋军，告诫童贯、蔡攸：“女真蚕食各国，今若大辽不存，则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 ，被童贯“叱出之”。但其所言却不幸在短短两年之后成为现实。而韩昉本人先是在北辽覆亡后为了躲避金军南逃宋境，“且如近有燕京职官赵温讯、李处能、王硕儒、韩昉越境来南，张轸带了本朝银牌走过南界，须先以见还，是数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 后来金朝前来要人，则被宋廷交了出去，结果成为金朝的优秀文臣，“当是时，朝廷方议礼，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礼部兼太常甚久云” ，而且还当上了金熙宗的老师，在使金朝接受汉文化的方面贡献颇多。
张觉，又作张瑴、张珏，“平州义丰人也。在辽第进士，仕至辽兴军节度副使” ，时在平州权知军州事。北辽政权建立时，其从旁观望，“燕王死，预知辽国必亡，尽籍管内丁壮充军，得五万人，马千匹，选将练兵，聚粮谷，招延士大夫有才者，参与谋议，潜为一方之备” ，控制了平州地区的军政大权，积极准备割据一方。后在金军攻至时投降金朝，但不久即掀起平州之变，而北宋和金朝都被卷入其中，从而也成为日后金宋开战的导火索。
说到平州之变，就必须从它的地理位置谈起。燕京（幽州）所治山前七州，傍燕山、太行山而立，在北面和西面有长城卫护，但东面却是坦途大开，原因就是在幽云十六州入辽前被辽朝攻占的平、滦、营三州，位于山前诸州之东，扼守着辽西走廊，可以说是河北地区的东大门。挡在塞外民族进攻中原道路上的长城防线，共有五个重要关隘，其中紫金关、居庸关和古北口都处于山前七州境内，而松亭关和榆关则为上述三州所据，“幽燕视五关为喉襟，无五关则燕不可守；五关虽得其三，纵药师不叛，而边患亦终无宁岁也。” 虽然地理位置接近、也同为维持中原王朝州县现状加以统治的地方，但平、滦、营却并不属幽云十六州范畴，而是另置辽兴军节度使管辖，“关内之地，平滦营三州，自后唐为契丹阿保机陷之后，改平州为辽兴府，以营滦二州隶之，号为平州路；至石晋之初，阿保机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顺景蓟涿易诸郡，建燕山为燕京，以辖六郡，号为燕京路；而与平州自成两路。” 宋朝在刚刚与金订立夹攻协议的时候，对辽朝内部的行政区划和地理形势不甚了解，“昔朝廷海上始议割地，但云燕云两路而已。盖初谓燕山之路，尽得关内之地，殊不知关内之地，平州与燕山路异也。” 结果协议中丝毫未提平州的事情。后来赵良嗣和马扩再次使金，请求加上关于这三州的条款，但是“金以今岁出兵失期为言，且曰：‘今更不论元约，特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六州，谓蓟、景、檀、顺、涿、易也” ，只答应将包括燕京在内的山前七州交给宋朝，“又索营平二州，则曰：海上脚跟底元约，石晋所割，则属中国，契丹旧地，则归我；今营平二州，乃阿保机于后唐时所陷，滦州乃营平地，旧已入辽，即非石晋所献之地，当如元约，于是我无辞。” 就此，平州一带未能属宋，而由名义上归附金朝的张觉占据。好不容易拿到幽州一带，却只得了半个长城天险，不由让宋人叹息道：“金人既据平州，则关内之地，番汉杂处，譬犹与贼共垅而种，同爨而食，欲无侵渔之患，其可得乎？” 从皇帝到群臣百官，心中都郁闷不已。
转机发生在宣和五年（1123年）五月，在宋朝的默许下被金军掳走的燕京汉人途经平州地界，“将归（金）国，其道由营平，其金人所虏职官富户，皆哀诉觉为之主” ，“燕民入平州境。私有号诉于张觉者，具言：宰相左企弓等，更不谋守燕城，使吾民迁徙流离，不胜其苦；今相公临巨镇，拥强兵，尽忠于辽国，必使我复归乡土，而人心亦望于公也。” 于是张觉杀掉率燕京降金的辽臣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和康公弼等，据平州反金，并且“榜谕燕人，留余战马外，尽放复业，令各安堵如故。所有逃户抛下屋宇家产什物之类，已为常胜军占者，悉还之。燕人患迁，今得归，皆大悦” ，“至于仪物，尽毁去，玉帛皆有之，金人无一得脱者” ，以收幽云汉人民心。认真分析，此时的张觉实际上并无做宋臣之心，其“奉天祚画像，举事白而后行” ，“平州止称旧府，用保大年号， 虏相曹勇义等四人，声言不顺南朝，亦不归女真” ，即使有假借宋朝之力抗衡金军的想法，也只是想要“遂为藩镇” 而已。而在张觉反金后，“有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学士李石也；有高党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尝被虏，后缘张觉放归，恐金人来捕，意欲大宋与金人变盟，则虽后来取之，宋心不发，遂见王安中，共为游说” ，建议宋朝接纳张觉。宋廷考虑到“若不稍与羁縻，必为边患” ，便遣人前往招谕，张觉“闻朝廷令詹度密谕之意，又得朝廷抚纳燕人之报，大喜，遂纳土来归，拜觉泰宁节度使，世袭平州，其属卫甫、张钧、赵仁彦、张敦固皆除徽猷阁待制。”
但事情并未结束，金人在听说张觉反叛、又被宋朝招纳的消息后大怒，回军进讨平州，宋军却“但悚视而莫敢救也” ，金军一面攻平，一面“移檄曰：中国既盟矣！我来讨叛臣，当饷我粮。又不得已因运粮以给之。” 在拿到宋朝补给的军粮后，金军彻底击溃平州军队，走投无路的张觉南奔宋朝控制的燕京地区，“郭药师留之，易姓名曰赵秀才，匿常胜军中” 。金人得知，向北宋索取张觉，宋廷先是“命（王）安中讳之，其索既急，又命斩一人似觉者。是时大兵尚驻未散，俄又索云：此非觉也，实系某人” ，在看到实在瞒不过去的情况下，终于下令将张觉“下军中缢之。函其首与之。” 张觉临死之际大骂宋廷，见到此景的旧辽汉人和渤海人无不痛心疾首，感到北宋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作同胞，安危处境毫无保障，“燕之降将与常胜军上下皆为之泣” ，“郭药师宣言曰：‘金人欲觉即与，若求药师，亦将与之乎？’” 几乎一夜之间让宋朝失尽了故辽人心，“而常胜军亦解体矣” 。同时，此事也使金朝认为北宋朝廷不可相信，转而发动了攻宋战争。
从这些投宋或者企图投宋者的情况可以看出：第一，其动机从来就不是因为民族的认同感、而希望回到中原王朝治下，相反却是纯属为自己的利益而动，一旦遇到形势改变就会立即转投他人。第二，由于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宋朝前后不一、毫无人情味可言的投机政策，大凡降宋的幽云汉人，其结果要么叛宋附金，要么就是死在宋金两国的矛盾之下，没有别的路可走；这也使部分对宋朝存在希望的汉人彻底失望乃至绝望，加以其自身原本就有的骑墙态度，令更多的幽云汉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投奔金朝。

（三）对北宋政权失望而投金者的情况
宋人蔡鞗在其《北征纪实》中写道：“虏人知其国且亡，而中国必欲得故地也，是以不战而听顺，谓中国既得所欲，而彼尚可假中国之势，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国之意，期于必灭之而后已，是以虏人后复说女真犯中原，倾我根本，皆以复仇也。中国失之甚者，尤在于是。” 而当时的许多幽云汉人也确是如此去做的。
幽云汉人投金的原因，一是出于其见风使舵的处世态度；二则是北宋撕毁和约，与金朝联合灭辽，毁掉了幽云汉人在政治上的成果，使其怨恨宋朝；三是如前所说，北宋朝廷在对待幽云汉人的作法上犯下很多错误，导致幽云汉人失望之余全部倒向金朝。在这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为颇具代表性。
左企弓，在辽为广陵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封燕国公，在金军进入燕京时，“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忽报统军萧乙信启城门，金人前军已登城矣” ，于是出面率众臣主持投降，而当阿骨打准备将燕京地区交予宋朝之时，左企弓立刻进言阻止，并献诗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后来其随被金朝掳去的燕京人户东迁，在经过平州时为张觉俘获，张觉数其十项大罪，其中就有“不谋守燕而拜降”、“臣事金国不顾大义” 等罪，“企弓无以对，遂缢杀之。”
易州人张通古，在辽曾中进士第。宋朝收取山前诸州后，想请其做官，“通古辞谢，隐居易州太宁山下” ，可待到金朝起兵攻入燕京一带后，其却在刘彦宗的邀请下出任了金朝官员，很明显是看透了金强宋弱的形势，选择了强大的一方投效。后来其代表金朝出使南宋，面对宋朝要其北向参见宋帝的要求，针锋相对地说：“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 威胁宋朝将其位置改成了西向，是令宋朝颇为头疼之人。
刘彦宗，宛平人，为幽云汉人大族刘姓后裔，金军入燕时以辽签书枢密院事的官职与左企弓一起投降，后来因随阿骨打北上追击辽天祚帝而免遭平州之难。金朝在将燕京地区交付北宋时，按照与宋人的约定将该地大户一扫而空，而其家产则被宋廷授与常胜军，因此“被虏失业之夫，皆归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汉儿刘彦宗、时立爱为伪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坟垅田园亲戚之故，愈劝贼入寇。” 从此以后，刘彦宗便和契丹人降将耶律余睹一起，成为鼓动金朝进攻北宋最卖力之人，以报北宋朝廷的一箭之仇，也希望借此回归幽云故地，“况刘彦宗辈皆汉人，各衔中国构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此” ，直至最终说动金太宗，“遂听刘彦宗余睹萧庆辈语，乘我边面空虚，乃敢渝盟，两路直入。” “未几，大举伐宋，彦宗画十策，诏彦宗兼领汉军都统。” 而等到天会五年（1127年），宋廷向金军求和，刘彦宗上表称贺：“彼众狼狈而失据，我军奋跃以登陴，夷门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无捐躯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 ，把金宋战事描绘成一场“天助者顺”的战争。最后又是其为金人画策曰：“萧何入关，秋豪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 ，于是金军接受其建议，掳获宋朝的各种礼器、典籍，并携徽钦二帝北还。
时立爱，涿州新城人，也是以举进士做官，在北辽面临瓦解之时被派往平州管理军政，但是“张觉虽外示尊礼，而内实不容；立爱察其有异志，常称疾不出，觉依旧知军州事。” 金军兵临平州招降之时，其起先有些犹豫，回书阿骨打称：“乞下明诏，遣官分行郡邑，宣谕德义。他日兵临于宋，顺则抚之，逆则讨之，兵不劳而天下定矣” ，明确表示了对北宋的恶感，并愿意随金军“兵临于宋”，在阿骨打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后方才投降。后张觉反金，时立爱不愿参与起事，回归新城乡里，宋朝多次想招其做官，然而“立爱见宋政日坏，不肯起”，甚至“戒其宗族不得求仕” ，直至金军攻克幽云才重新仕于金朝。此后“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虏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 ，尽力辅佐金朝君臣。
应该说，幽云汉人的这种心理和举动，宋朝早在交割得到幽云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张汇《金虏节要》评论：“燕云陷贼之人，皆欲乘之西归乡里，贼知势不可遏，故陷贼之人，驱率犬羊，假以平州张觉为名，叛盟入寇，时药师所统常胜军，复乃辽水之人，亦欲因贼东归乡里，故金人之入寇也，驱久胜贪忿之徒，乘契丹报怨之势，陷贼燕云之人，奋力以谋西归，药师常胜之军，因之欲图东去” 。宣和五年（1123年）正月，宋廷叮嘱前来递交国书的金使李靖：“传语大金皇帝，谢远遣使人到阙，两朝信好，累年已著，切不可听契丹言语。此辈亡国之臣，没安身处，只欲斗乱两国，但与鉴破必不敢复言。” 后来金宋开战前夕，马扩也对宗翰说：“且贵朝所任用者，尽是契丹旧时职官，只要调搅生事” ，反复劝说金朝不要受幽云汉人的鼓动。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远非宋人的意愿所能决定了的。金朝君臣对北宋的态度，已在幽云汉人及耶律余睹的反复说动下，从早期的尊敬和重视，逐渐转变为轻蔑和敌视，拿其重臣、伐宋西路军的主将宗翰（粘罕）来说，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赵良嗣等人使金，商议灭辽之后将幽云十六州交给宋朝，而宋朝则每年付予金朝岁币作为交换，可一些金朝大臣却认为不如把幽云地区全部收归己有、然后用武力压迫宋朝交纳岁币，但是头脑冷静的宗翰反对道：“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当且良图！” 然而当金朝掳燕京居民东还时，“是时燕人重于迁徙，有惮其行者，说于粘罕曰：燕山疆土，本非大宋，彼不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实所在，形势之地，岂可与人？……粘罕以为然” ，可见其已经逐渐接受了幽云汉人的说法，不过“自擒天祚之后，为刘彦宗余睹萧庆辈所说，然意尚犹豫” ，而后越来越多的汉人加入到游说的行列中来，“会隆庆府义胜军叛，王禀耿守忠追击，其三千人，奔大金国，具言中国虚实。又易州常胜军首领韩民义怨守臣章综，率五百人见粘罕曰：常胜军惟郭药师有报国心，如张令徽刘舜仁之徒因张觉，皆觖望。由是彦宗余睹辈力劝南朝可图，仍不必以众，因粮就兵可也。粘罕于是决意入寇” ，足见幽云汉人对金朝的战略决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其后果令宋朝追悔莫及。

三、幽云汉人在金宋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天会三年（1125年）辽天祚帝被擒，金朝在幽云汉人的鼓动和本朝君臣的掠夺欲望驱使下，终于发动了对北宋的战争，幽云汉人在其中又一次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十二月，宗翰进军山后及河东，原本受到宋人歧视而不敢做声的幽云“义胜军”，此刻迅速倒向金朝，“朔州守将孙翊先将兵出援太原，围城既旬余，汉儿开门献于金人，既至武州，汉儿亦为内应，遂失朔武，长驱至代，代将李嗣本率兵拒守，汉儿又擒嗣本以降。” 当金军进围太原咽喉石岭关处的崞县时，“义胜军统领崔忠，同被重围。独忠本燕人，归国，朝廷待以不疑，俾将燕军。……援兵不至，（李翼）谓县官曰：崔忠汉儿，贪利苟生，岂有忠节，可与共守？万一内变，岂惟上误国家，吾属亦受祸矣，不若先事诛之。众默然，惟折可与然其说。……已而忠果引贼人入城，焚楼橹，劫居民，（李翼）血战自暮至旦，力穷被执。” 其间，宋将孙翊领军支援太原，“（孙）翊之离朔，旬余之间，朔守以城降于贼，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驱朔之父老以示翊军，于是翊军变，翊方战，为叛徒害之归贼。” 宋人开始对此警觉起来，但其的猜疑却驱使剩下的义胜军将兵不断反叛，“太原府受围，有裨将自太原城中出至平阳，漏言欲尽杀投附人，于是义胜军皆不安，渐有语喧闹。……（刘）嗣初以本部皆是义胜军……率众人先登城占城，城中军民有以弓弩射之者，义胜军以手张毡御箭。……以其众归粘罕。” 由于义胜军先后降金，数月之间，河东众多州县陷落，金军几乎是势如破竹地南下挺进。这招致了宋人对幽云汉人的仇恨，“士民股栗，驰而呼曰：奸臣置汉儿内地，今果堕其计中！” 不问青红皂白的屠杀随之而至，“其归朝人老小在州县者，受折可求移文，悉行诛戮。” “平阳府义胜军乱之次日，报到绛州，绛州有义胜军四千人，将官牛清统之，清山后人，麄率勇悍，通判徐昌言谓不先图之，必有平阳府之变，……昧旦两门出兵，皆叩其寨，斩关以入，即造清之寝。清夜饮方醉，与数妇人寝，闻难，取器械不及，创甚被执。于是尽杀投附义胜军，……诸州闻绛州之事，乃皆杀投附人。” “至是诸郡往往杀戮，或逐出之” 。
由于同时在山前地区的常胜军也弃宋降金，各地“归朝官往往先叛” ，故而猜忌和屠杀从河东扩大到河北及其他地区，“时金人南侵，（沧州）郡中侨寓皆燕人来归者，（杜）充虑为敌内应，杀之无噍类。” “归朝官久在郡县，访闻官吏过有猜疑，非理拘囚，或擅行杀戮。” “靖康初，金人方犯河北，而诸路州县军民皆杀归朝燕官” 。宋人的这种态度不仅针对出身幽云的官员和军人，并且扩展至平民身上，“初得燕山地，燕人有来京师居者，军民伎艺百色有之，杂居坊巷中，与汉人无异。金人犯京师，京城军民呼燕人为细作，皆执捉送开封府，无虑数百人” ，在宋人眼中，几乎一切来自幽云的汉人都成了金朝的奸细。
公平地讲，这种猜疑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就宋人所见，当时在金朝军中帮助其攻城略地、出谋划策的几乎都是一些幽云汉人。如被俘的沈琯就看到宗望身边“左右有三四人，是汉儿进士及第者” ，而郑望之在汴梁城头呼喊求和时，也“见一紫袍人称太师，一白袍人称防御，紫袍人系燕人吴孝民，白袍人系金人” ，乃至天会四年（1126年）与徽钦二帝一同被掳北上的赵子砥，在次年逃归的时候也要“阴结燕人旧归朝官忠翊郎亳州兵马监押朱国宝、承信郎亳州指挥使王孝安二人” 才能成行。至于金军中的幽云汉人部队更是为数不少，天会三年（1125年）开战前，宋人报称：“女真本国刷女真正军并汉儿军渐次前来云中府等处，又奏金人于蔚州并飞狐县等处屯泊聚军马，收积粮草，皆称欲来侵犯边界。” 天会四年（1126年），“大酋既归云中，有谍者来云：四月二十七日，于云中张饮而庆者三日，汉儿番兵打球以助驩焉。” “丙午岁十一月，粘罕陷怀州，杀霍安国，范仲熊贷命令往郑州养济，途中与燕人同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 后来金朝撤军时，声称“约止燕京知院侍中所统汉军” ，而在天会五年（1127年），又“调燕、云八路民兵隶诸万户，而万户亦有专统汉军者。” 天会十二年（1134年），“调渤海、汉儿军五万人以应（刘）豫，……宗辅下令：燕、云诸路汉军，并令亲行，毋得募人充役。” 这些都表明其时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幽云汉军参与了金朝的对宋战争。那么这些“汉人”在战斗中的表现又如何呢？天会四年金宋议和，宋廷同意将河北、河东割让与金，河北怀州军民坚守不降，守将霍安国“令仲熊夜募锐士二百余人，缒城劫寨，约到寨杀人放火，叫九州汉儿反，使其阵乱，因烧城下炮坐。既下城，见无数番人，军马连路极难行。至三更向尽，到炮坐下，先使十余人放火而阵不乱，遂硬相斗，各有杀伤，展转得出。” 这里金军“阵不乱”，而宋人“叫九州汉儿反”的计划显然落空，说明擅长骑墙的幽云汉人要比宋人想象得聪明，既然投奔了更有前途的金朝，就会努力为其作战换取功勋，而不会转向去投身处末路的北宋。
正因为“汉人”的朝秦暮楚和工于心计，宋人对其非常憎恨，李纲曾说：“以金人夷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 董华也称金朝的不断攻宋“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协谋所致” ，其憎恶之情溢于言表。宋人的这种情绪，使宋廷在战争期间想要拉拢幽云汉人为己卖命的梦想成空。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廷下诏：“归附归正人并不得辄有伤害及掠夺财物” 、“内燕北昨被发归国者，盖为权臣所误，追悔无及，今虽用事，并许来归，当优加官爵，勿复疑虑。” 但是，尽管高宗特意在诏书中强调“朕言不食，有如皦日” ，宋朝军民仍然不能抹掉心中的忌恨，当其一部攻克蔡州、而次年金军又南下反攻的时候，“有燕北人七十八名，与蔡州人结姻亲者，根刷得之，系于狱中，及金人攻西门急，权知州李询皆杀之。” 此时距当初金宋开战的时候已过去30余年，这些幽云汉人早已在此定居甚至和当地汉族结有姻亲，可是宋人照样将其视作奸细，且还要“根刷”，世间猜疑仇恨之心莫大于此。
平心而论，当时的幽云汉人中也不是没有奋起抗金或忠于宋室之人。如易州一个名叫刘里忙的汉人，“年十八”、“豪勇俊迈，异于常人，远近无不推服，于山中聚徒党，选南北人少壮者，兴举义兵，邀击金人，意欲令人推为虏主，与本朝结好。” 再如燕京人刘宴，建炎二年（1128年）起在宋军中效力，跟随过名将韩世忠，后来在替宋朝讨伐叛军的战斗中阵亡，“时称其忠勇，立庙于常州。” 而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进攻河北的时候，在均州为官的山前汉人任雄翔“闻乱，即率归朝燕人约七十余人家，家所有食刀、面刀、以至果刀、剃刀、应干器械尺铁，尽州赴纳之，以明不反。及应有马者，亦皆纳之。” 知州杨彦明明了事理，对其十分信赖，“未几，有溃散兵犯均州境，杨彦明令雄翔措置；雄翔即授方略，分委其众当之；每出必胜，均人亦赖之；渐付以器甲兵马，使防境内。雄翔常语杨彦明曰：国家忘战久，士卒懈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可当。前者边事初动时，若国家能尽用归朝燕人，使之防边，驭之有法，犹可支吾。今国家兵马，更十年后恐或可用。” 其言行完全体现出对北宋的一片忠诚。可是后来金朝大军入境，均州兵力无法抵挡，“雄翔乃以其众送杨彦明全家上武当山，与杨彦明叙别，复聚其众还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于是归朝燕人，尽随金人北去。” 任雄翔之所以没有和杨彦明一起逃走或南奔宋境，正是因为他知道，一旦没有了杨彦明这个“用人不疑”的上司，其作为幽云汉人，在宋朝根本无法立足，所以最后才选择了投降金朝。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正是由于宋人和幽云汉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的结果。


第五章、金朝初年的幽云汉人

辽朝灭亡后的幽云汉人，曾先后归属于宋、金，但其在宋的时间很短，很快幽云十六州就并入了金朝。那么，作为辽朝遗民的幽云汉人，在金朝统治下面临的又是怎样的处境呢？
金朝初年，由于大部分幽云汉人曾不遗余力协助金军攻宋，金朝便利用其与宋人的矛盾，经常借幽云汉人之力统治中原汉族。赵子砥记载金军“每破州郡，用一金人一燕人一南人同共镇守” ，显然其此时已成为金朝相对依赖的人群。熙宗时期，金废伪齐后在中原地区设立行台尚书省，其内众多的要职官员也是幽云汉人 。至于刘彦宗、时立爱、张通古、韩昉、程寀、任熊祥 、赵元等出身幽云的能人名士，更是得到了金廷的重用。譬如涿州人赵元“在行台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台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问：‘曾经赵元未也？’其见重如此。” 而海陵王完颜亮“御下严厉，收威柄，亲王大臣未尝少假以颜色，惟见（张）通古，必以礼貌” 。
那些受到金朝重视的幽云汉臣，在为金朝效力的时候也确实非常尽力。金朝统治阶层出身边疆地区，早年在文化方面相当落后，而幽云汉人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金朝在礼仪、制度等方面迅速接近中原王朝的水平，如金初“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刘彦宗、时立爱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军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务农积谷，内供京师，外给转饷，此其功也” ；刘彦宗之子刘筈在阿骨打死后，“宋、夏遣使吊慰，凡馆见礼仪皆筈详定” ；而程寀也于金熙宗时进言：“愿诏尚书省，戒励百官，各扬其职，以立纲纪” ；至于韩昉，则干脆承担亲身教授金熙宗汉文化的职责，使熙宗“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墨，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旧功大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 这些人都在促使金王朝吸收中原先进文化、提高女真族上层的文化素质、协助其进行政治改革等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大大巩固了金朝的统治。乃至在后人看来，正是他们令“金之文治日以盛矣” 。
但是，由于幽云汉人一向的圆滑和骑墙性格，使金朝在拉拢利用他们的同时，也并不完全信任他们。金世宗所言“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 ，就是金朝统治阶层对其看法的最真实反映。赵子砥《燕云录》称，金朝在幽云地区“有公事在官，先汉儿，次契丹，方到公人（女真）。……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 清人赵翼也考证曰，金初的宰相“凡内族、外戚及国人有战功者为之；其次则潢霫人；又次则参用汉进士，不过以示公道而已，无相权也。” 霫为与契丹及奚杂居的民族，“霫”、“奚”在史书中经常混淆，这里说金朝用“霫人”，指的就是其选官时将契丹和奚等民族置于汉人之前。渤海与女真同源，受到金朝的优待属于正常现象，但契丹排在“汉儿”之前却很不寻常。金代辽而立，应该说，其与契丹人的仇隙是很深的，《元史》记载，蒙金战争期间，“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 ，可见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金朝却在其各民族选官、任权的顺序上，将幽云汉人排到了契丹人的后面，说明在其眼中，幽云汉人这个表面上“恭顺”的群体，归根结底还不如契丹值得信任。
先后臣侍辽、宋、金三朝，却在任何一朝都遭受歧视，无法得到信任，幽云汉人就是这样始终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民族归宿。不过，在为了自身的利益左右叛附、同契丹、奚、渤海、女真等各民族密切交往之余，大部分幽云汉人却还是在心底有着一份对中原汉族的同情，天会四年（1126年）十月，金军攻陷河北真定，守将李邈拒不投降，被带至燕京，刘彦宗强迫其剃发，李邈“遂尽削发为僧，终不从彼之俗。又且示其不仕。彦宗憾之，闻于粘罕，粘罕命彦宗杀之，邈谈笑赴市，至死不改。” 在看到这一情景后，“燕山之人，皆为流涕。” 而在次年北宋二帝被掳北上，经过燕京地区的时候，“道过尧山县，进早膳，有燕人百余人守太上所乘舆，语（曹）勋曰：太上活燕民十余万，我辈老幼，感恩极深，愿识天颜。因具奏闻，为揭帘，见之，皆罗拜曰：皇帝活燕民十余万，阴德甚多，即见回銮，不须忧抱。……燕人嗟怨再拜而去。” 其后，“二圣同圣眷起发往中京，南人与燕人泣涕送于东门之外，日尽乃还。” 大约在同时，宋人傅雱使金，金朝派出的馆伴、大理卿昭文馆学士李侗也对他说：“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虏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将谓自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不谓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 这其中分明蕴含了一种南北汉族同病相怜的悲伤情感。

结    论

从总体上看，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辽宋金时期北方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其作为辽朝文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的民族，在政治方面却受到歧视，而不能完美地融于辽、宋、金任何一朝政治生活之中，无论北方少数民族还是中原汉族，都不将其视为己类，使其在心理上边缘化于各民族之外。北宋苏辙《出山》一诗的最后两句“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 ，可以说正是幽云汉人在面对这种尴尬处境时苦涩而又无奈的心情的生动写照。
同时，在自身的心态和文化特征上，幽云汉人既不同于契丹等少数民族，又不同于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汉族，并不固定倾向于任何一国，而是在北方各个政权的角逐中，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利益集团。造成其这种心态的原因，一是唐及五代少数民族大量进入河北地区、造成民族混杂和当地汉族在文化特征上的“少数民族化”；二是辽朝对幽云地区长时间的统治，使其与契丹族密切交流，而与中原汉族长期分离；三就是北宋王朝中后期在对待幽云汉人的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这些原因加之幽云汉人在人口、性格和文化程度上的优势，导致其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孤立而举足轻重的砝码，不随任何政权的主观意志而行动。当他们倒向某一政权时，就会使该方在斗争中取得极大优势，从而根本改变中国北方的力量对比，“这一裂痕 注定会越来越宽，使游牧部落在12世纪时征服了整个北部中国和在13世纪时占领了整个中国。” 幽云汉人在辽、宋、金三朝的改朝换代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是其这一重要地位的突出表现。
其次，从五代到明之间的400余年中，在中国内部民族关系上最令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元代法律中“四等人”的划定，其作为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突出政策之一，是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重点对象。但这一作法却并非是到元朝才发明出来，要讨论当时各民族“分等”的问题，就必须上溯到辽代。在辽朝“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及辽朝的社会观念之中，就已经有了契丹、奚、渤海和汉人之间不同待遇的明显区分。尽管辽代除在司法上对待汉人和契丹人有不同的标准外，并未明确规定各民族参与政治事务的先后顺序，但其在运做中却已经存在了实际的差别。至金代，这一“差别对待”的作法不仅被沿袭下来，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其内容。这些都成为元代法律中民族等级划分的鼻祖和雏形，在研究的时候不能不引起重视。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冲击，往往给处于衰落时期的农耕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诸帝国这种大规模的兴亡交替，在历史长河中不止发生过一次” ，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历史过程，“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诸少数民族对中原的渗透和进攻，使汉民族在秦汉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而十六国和北朝时期，鲜卑等少数民族对中国北方的影响，则使后来的隋唐王朝兴旺发达，“由于吸收了这些新鲜血液而坚强起来” 。而纵观这些过程，在诸游牧民族吸收汉族等农耕民族的文化、从而兴盛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处于边缘地区的农耕群体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现象。从世界的角度看，俄罗斯、以及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各定居民族，就是这种处在农耕和游牧文明交汇区域、而兼有二者特色的群体，他们在纯粹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不仅在更近的距离上协助了游牧民族的文化进步，而且也将游牧文明的影响传入农耕文明深处。本文所研究的辽代幽云汉人，就正是属于此类。同时也正因为这样，可以看到，对唐末至辽宋时期民族交往和融合已成大势所趋的中国来讲，“华夷之辨”的观念已经过时，各民族和人群之间在心理认同和文化特征上的关系日益复杂，从而为以后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打下了基础。
最后，幽云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其在“民族”一词的概念方面，与汉族主体的关系，也是需要注意之处。根据国内现行的主流观点，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而西方关于民族的理论中也认为：“毫无疑问，意愿或者赞同，是构成大多数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在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辽代的幽云汉人尽管在语言上仍使用汉语，但在文化上却与同时期的中原汉族出现了显著差异，而在地域和经济生活方面又和北方少数民族联系密切且同中原处于隔离状态，更重要的是，其在心理上已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二者之间失去了作为同一民族的关键因素——认同感，很难说还是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了。这提醒我们注意，在民族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并非只有民族间的相互融合，而且也存在着新民族产生的样例，如今天的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既不同于有相近风俗的汉族、蒙古族和藏族，也不同于有着相同宗教的回族，其在历史上没有直系的祖先，而是在周围民族不断的接触交往中逐渐发展演化出来的。那么，虽然辽代的幽云汉人在经历了金朝百余年统治后，又在元朝与中原汉族一起被划入“汉人”，从而被重新同化回到汉族主体之中，但从其在辽代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看，假如辽朝没有如历史上那样迅速灭亡，而是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当时状态的话，那么幽云地区的汉人是否会就此形成一个全新的民族，也是一件未可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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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脱脱：《辽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
  [清]厉鹗：《辽史拾遗》卷十五 引孙世芳《宣府镇志》. 振绮堂刊本.《二十四史订补》
  [元]脱脱：《辽史》卷六十 志第二十九•食货志下
  [元]脱脱：《辽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
  [元]脱脱：《辽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
  [元]脱脱：《辽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
  [金]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
  [元]脱脱：《金史》卷四十六 志第二十七•食货一
  [元]脱脱：《辽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
  [元]脱脱：《辽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
  [元]脱脱：《辽史》卷三十四 志第四•兵卫志上
  [元]脱脱：《辽史》卷三十六 志第六•兵卫志下
  [元]脱脱：《辽史》卷一○二 列传第三十二•张琳
  [宋]路振：《乘轺录》.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五•真宗 咸平六年七月己酉
  [宋]路振：《乘轺录》.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元]脱脱：《辽史》卷五十九 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
  [宋]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二 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二论北朝政事大略
  [宋]苏辙：《栾城集》卷十六 诗一百二十首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韩延徽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韩延徽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韩延徽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韩延徽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六 列传•韩延徽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赵延寿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赵延寿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赵延寿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赵思温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赵思温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赵思温
  《梁援墓志》.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八 列传•耶律隆运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八 列传•耶律隆运
  [宋]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二三 附录一•辽国上
  [元]脱脱：《辽史》卷三十一 志第一•营卫志上 宫卫
  [宋]路振：《乘轺录》.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三•试士科制
  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
  [清]万斯同：《辽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补编》
  [元]脱脱：《辽史》卷四 本纪第四•太宗下
  《韩瑜墓志》.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韩橁墓志》.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五 外戚传•刘珂
  《萧仅墓志》.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赵匡禹墓志》.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刘承嗣墓志》.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肇兴 引王恽《秋涧集•题辽太师赵思温族系后》
  漆侠：《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元]脱脱：《辽史》卷一○二 列传第三十二•张琳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 政宣上帙九•引封有功《封氏编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 政宣上帙九•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二•户口一
  [元]脱脱：《辽史》卷三十七 志第七•地理志一
  《贾师训墓志》.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贾师训墓志》.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二•户口一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韩延徽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韩知古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韩企先
  [元]脱脱：《辽史》卷八十二 列传第十二•耶律隆运
  [元]脱脱：《辽史》卷一○五 列传第三十五•马人望
  [宋]路振：《乘轺录》.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二•户口一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肇兴 引王圻《续文献通考》
  [元]脱脱：《辽史》卷七十九 列传第九•室昉
  [元]脱脱：《辽史》卷八十 列传第十•张俭
  [元]脱脱：《辽史》卷八十六 列传第十六•牛温舒
  [元]脱脱：《辽史》卷九十七 列传第二十七•杨绩
  [元]脱脱：《辽史》卷二十 本纪第二十•兴宗三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辽官世选之例
  [元]脱脱：《辽史》卷八十九 列传第十九•耶律蒲鲁
  [元]脱脱：《辽史》卷一○二 列传第三十二•李处温
  [清]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第一七五册•兵八之一四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四六 四裔考二十三•契丹下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一•天祚皇帝中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六•北辽魏王之变 引《北辽记》
  [元]脱脱：《辽史》卷一○二 列传第三十二•张琳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九 列传•张琳
  [宋]欧阳修：《居士集》卷二十四•石曼卿墓表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 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 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四•真宗 咸平二年二月癸亥
  [元]脱脱：《宋史》卷三二六 列传第八十五•郭谘
  [清]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第一七五册 卷九百三十•兵八之一
  [元]脱脱：《宋史》卷四八七 列传第二四六•外国三 高丽
  [清]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第一九六册 卷五千二百五十七•蕃夷一之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
  [宋]佚名 编：《宋大诏令集》卷二一九 政事七十二•武功下 恢复燕云赦天下制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清]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第一八○册 卷八千二百十•兵一七之一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史愿《亡辽录》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六 征榷考三•盐铁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政宣上帙十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四•政宣上帙十四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政宣上帙十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政宣上帙十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引许采《平燕录》
  [元]脱脱：《金史》卷二 本纪第二•太祖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引许采《平燕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引蔡鞗《北征纪实》
  [清]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第一八○册 卷八千二百十•兵一七之一六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 引范仲熊《北记》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太宗 雍熙三年正月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十七 晋书二十三 列传第十二•卢文进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唐天成元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天成三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天福二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显德六年
  [宋]王钦若 等：《册府元龟》卷一一八 帝王部•亲征第三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丙寅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戊辰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癸酉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甲戌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丁丑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庚辰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壬午
  [清]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第一九六册 卷五千二百五十七•蕃夷一之一○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太宗 雍熙三年三月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太宗 雍熙三年三月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太宗 雍熙三年三月丁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太宗 雍熙三年三月丁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太宗 雍熙三年四月乙卯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癸酉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乙亥
  [清]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第一九六册 卷五千二百五十七•蕃夷一之一一
  [元]脱脱：《宋史》卷二七二 列传第三十一•杨业
  [宋]路振：《乘轺录》.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宋]苏轼：《苏轼文集》进策•策断三
  [宋]路振：《乘轺录》.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
  [宋]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二 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二论北朝政事大略
  《义丰县卧如院碑记》. 向南 编：《辽代石刻文编》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六•北辽魏王之变 引曾敏行《独醒杂志》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三•炎兴下帙一一三 引赵雄《朱胜非行状》
  [元]脱脱：《金史》卷八 本纪第八•世宗下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政宣上帙十五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政宣上帙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政宣上帙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政宣上帙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引封有功《封氏编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引封有功《封氏编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政宣上帙十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引封有功《宣和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引封有功《封氏编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二四 附录二•辽国下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政宣上帙十一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政宣上帙十一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五 列传第十三•左企弓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政宣上帙十一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
  [元]脱脱：《宋史》卷四七二 列传第二三一 奸臣二•赵良嗣
  [元]脱脱：《宋史》卷三七八 列传第一三七•胡舜陟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 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元]脱脱：《宋史》卷三四八 列传第一○七•赵遹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 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 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 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十二•宗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
  按：此据《辽史》。一说为其子，见《三朝北盟会编》所引蔡鞗《北征纪实》。
  [元]脱脱：《辽史》卷一○二 列传第三十二•李处温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政宣上帙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 引封有功《封氏编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二•炎兴下帙三十二 引张汇《金虏节要》
  [元]脱脱：《金史》卷一二五 列传第六十三 文艺上•韩昉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六•北辽魏王之变 引曾敏行《独醒杂志》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政宣上帙十五 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元]脱脱：《金史》卷一二五 列传第六十三 文艺上•韩昉
  [元]脱脱：《金史》卷一三三 列传第七十一 叛臣•张觉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二•政宣上帙二十二 引张汇《金虏节要》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二•政宣上帙二十二 引张汇《金虏节要》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五 舆地考一•总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二•政宣上帙二十二 引张汇《金虏节要》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史愿《亡辽录》
  按：此句首疑有漏字。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史愿《亡辽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蔡鞗《北征纪实》
  [元]脱脱：《宋史》卷三五二 列传第一一一•王安中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 引汪藻《谋夏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 引蔡鞗《北征纪实》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二•天祚皇帝下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五 列传第十三•左企弓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元]脱脱：《金史》卷八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张通古
  [元]脱脱：《金史》卷八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张通古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张汇《金虏节要》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许采《陷燕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 引马扩《茅斋自叙》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刘彦宗
  [金]刘彦宗：《贺宋画河请和表》.《全辽金文》据粤雅堂本《金文最》卷一二收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刘彦宗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时立爱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时立爱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五•靖康中帙二十 引张汇《金虏节要》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 引张汇《金虏节要》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三•政宣上帙十三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二•政宣上帙二十二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政宣上帙十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二•政宣上帙二十二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二•政宣上帙二十二 引马扩《茅斋自叙》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政宣上帙二十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政宣上帙二十五 引张汇《金虏节要》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靖康中帙五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太宗文烈皇帝一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靖康中帙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靖康中帙五 引赵甡之《中兴遗史》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七•靖康中帙十二 引李纲《靖康传信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九•靖康中帙四 引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
  [元]脱脱：《宋史》卷四七五 列传第二三四 叛臣上•杜充
  [清]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第一八○册 卷八千二百十•兵一七之一六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四•炎兴下帙十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靖康中帙三 引蔡鞗《幼老春秋》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靖康中帙一 引沈琯《南归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十八•靖康中帙三 引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 引赵子砥《燕云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十二•政宣上帙二十二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五十三•靖康中帙二十八 引封有功《宣和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 引范仲熊《北记》
  [金]佚名 编：《大金吊伐录》天会四年正月十九日宋主回书
  [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卷二•太祖建国 引王圻《续文献通考》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绍兴四年九月乙丑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一•靖康中帙三十六 引范仲熊《北记》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九•靖康中帙四 引李纲《靖康传信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四•炎兴下帙九十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二•炎兴下帙一三二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二•炎兴下帙一三二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二•炎兴下帙一三二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九•炎兴下帙一四九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 引赵子砥《燕云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八•炎兴下帙三十八 引秦湛《中兴姓氏忠义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四•炎兴下帙十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四•炎兴下帙十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四•炎兴下帙十四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 引赵子砥《燕云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二•炎兴下帙八十二
  按：《金史》任熊祥即《三朝北盟会编》所载任雄翔。
  [元]脱脱：《金史》卷九十 列传第二十八•赵元
  [元]脱脱：《金史》卷八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张通古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刘彦宗
  [元]脱脱：《金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刘筈
  [元]脱脱：《金史》卷一○五 列传第四十三•程寀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炎兴下帙六十六 引张汇《金虏节要》
  [元]脱脱：《金史》卷一○五 列传第四十三•程寀
  [元]脱脱：《金史》卷九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贺扬庭
  [元]脱脱：《金史》卷八 本纪第八•世宗下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 引赵子砥《燕云录》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八•金初汉人宰相
  [明]宋濂：《元史》卷一四九 列传第三十六•耶律留哥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七•靖康中帙三十二 引张汇《金虏节要》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八•建炎三年九月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 引曹勋《北狩闻见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 引赵子砥《燕云录》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炎兴下帙十 引傅雱《建炎通问录》
  [宋]苏辙：《栾城集》卷十六 诗一百二十首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 句末有自注“此皆燕人语也”。
  按：指辽朝占领幽云十六州之事。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二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二编 第六章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前言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二章
  《辞海》引《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5章

好长，有时间再看吧！

燕云16州一直是宋朝的痛啊

强人，专业，膜拜!

好久不见96nn先生的文章了B)

嘘嘘，96NN就没来过轩辕，并且实际意义上的大作只有这一篇:titter:

[quote]原帖由 [i]燕波钓叟[/i] 于 2006-12-9 17:35 发表
嘘嘘，96NN就没来过轩辕，并且实际意义上的大作只有这一篇:titter: [/quote]
可我在其它论坛已看到过不少了，原来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作”啊:funk:

[quote]原帖由 [i]张建昭[/i] 于 2006-12-9 18:13 发表

可我在其它论坛已看到过不少了，原来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作”啊:funk: [/quote]
原来是96老友，失敬，别老说这些，来点评语啥的
这可是96绝版珍藏，限量珍藏版，别的地方看不见得:sleep:

[[i] 本帖最后由 燕波钓叟 于 2006-12-9 18:18 编辑 [/i]]

老友可谈不上，不过以前经常看96先生的文章而已，印象比较深的是重论澶渊和议的一篇。

关于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倒没96先生研究得这么细致。不过对宋辽之战中涉及到的一些有点想法。

实际上宋朝既然想收复燕云，就不可能对燕云的当地汉人军民熟视无睹。雍熙北伐后期，潘美、杨业部被辽军打败，杨业失陷于敌，实际上都是为了掩护当地边民撤退，否则如果只有军队，基本上是可以安全撤退的。

另外宋军北伐时，也有不少被宋朝方面称为“义民”的民众自发组织袭击辽营，经常杀个辽军头目之类的投奔宋军，宋太宗为此也专门下诏褒奖安抚，并召其中勇者从军。

只可惜宋朝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一个成体系的制度，未能重视失地的汉人力量。96先生说这些汉人在宋、辽、金三方都倍受歧视和不信任是有道理的。

当年周世宗收复三州、三关时，军队还没到，辽将就迎降（都是汉将），可见他们当时对中原的归属感是很强烈的。这些汉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却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民族矛盾、家国矛盾一直是缠绕在这个地区的居民心头的大问题。

[quote]原帖由 [i]张建昭[/i] 于 2006-12-9 18:50 发表
老友可谈不上，不过以前经常看96先生的文章而已，印象比较深的是重论澶渊和议的一篇。

关于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倒没96先生研究得这么细致。不过对宋辽之战中涉及到的一些有点想法。

实际上宋朝既然想收 ... [/quote]
感谢建昭回帖，帖子里见学识，老朽佩服的紧。人民是永远拥护安定的。“富则重迁”中国一概心理。另外时间总会慢慢淡化一切。
中华民族的定义是：“无论出身是什么，只要说汉语、用汉字、尊奉汉文化，同时又认为自己是汉人，那么他就是地地道道的汉人。”而宋人歧视他们大概是因为宋人认为他们已经变质了。 见笑。

[[i] 本帖最后由 燕波钓叟 于 2006-12-10 21:37 编辑 [/i]]

真长，那去做论文也能把审批论文的老师吓晕死过去

突发奇想！以燕云汉人的心态类如今中国某岛上的本土意识不知如何！？:titter:

幽云十六州的汉人,这貌似是个问题,某天骄以为其实契丹民族之崛起鼎盛,幽云十六州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契丹是实实在在的游牧民族,城池很少,之前只是在攻取渤海国之后得到一些,直到后晋割让幽云十六州,辽国才真正有了耕地和经济基础,此时的所谓汉人对于中原的感情已经消退,对宋朝就根本提不上什么感情了(这些人中根本没有什么宋朝人,没受过赵家统治的),某天骄觉得像徽宗时的包顺那样企图助宋收复失地的人,个人野心成分要大一些

燕云十六州.历朝历代耻辱的典范呀.

都是石某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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