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福船见证了中国海上力量在满清时期的衰落

[青史评论]明朝福船见证了中国海上力量在满清时期的衰落
作者：左派大佬 提交日期：2006-7-23 04:11:00  

??俞大猷《洗海近事》:
　　　　　　“福船势力雄大，便于冲犁海浪，底尖上阔，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楼三重，帆桅三根，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
　　
　　按曾在1560年取得数次大胜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
　　
　　根据明朝天启年间的《武备志》第116、117 卷之“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战船的福船，由大到小，一共分为六个型号：
　　
　　最大的是一号福船，吃水二丈（6.6米）；
　　二号福船，吃水最少一丈（3.3米）；
　　三号哨船；
　　四号冬船，也叫海沧船，吃水七八尺（2.475米）；
　　五号名鸟船；
　　六号名快船。
　　
　　而到了清代，主力战船成了鸟船、赶缯船，据《皇朝通典》记载，这些船的身长约在七丈到十丈之间，即20米到30米之间，宽6米到7米之间，深2米到2.5米之间，排水量算下来就在100~150吨左右，也就是说满清水师用的船，在明朝水师中仅仅排到第5号。
　　
　　这里可以用1719年、1800年的满清封舟来作参考：
　　
　　1719年的满清封舟长10丈,宽2.8丈,深1.5丈。
　　1800年的满清封舟长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封舟一般为当朝比较大型的船只，用以炫耀国力，故1719年和1800年的满清封舟应该大于鸟船，这从封舟的尺寸上可以看出，是略大一些的，但比以往明朝的封舟却小了不少。当1800年满清使者到琉球以后，被人问起为什么封舟如此之小的时候，得到的是“抚军以闽县海船但有此等”的回答，可见1800年满清时期，福建沿海的所有船只里最大的就这么大了，所以满清水师主力确为鸟船无疑。
　　
　　明代宁波府500料战船，船身长12.25丈，面阔3丈，深1.15丈，比满清封舟宽大。而宋代海鹘船，总长10丈，阔1.8丈,深0.85丈,与明四百料战船尺度大小相近。由此可见，鸟船为400料船。
　　
　　根据明朝中叶的两本造船名著《南船记》及《龙江船厂志》都列了400 料战座船之详细尺寸及船图。曾树铭依照这些可靠文献，划制了一个船模的复原图。在苏明阳的建议下，由陈政宏利用现有之造船设计计算机软件，计算出该船的排水量约为260吨。
　　
　　1598年，明朝海军出动500艘战舰，开赴朝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450艘。若按照明朝海军的常规编制（不含一号福船），每营水师编2哨，共510人，配大、中、小战船10艘，按照共计装备舰首炮4门，佛郎机炮40门，碗口铳30门计算，50营为500艘（其中二号福船100艘），火炮共计50 X 74=3700门，船上水师25500人（不含陆军），仅按照一艘400料来估计，排水量为260吨 X 500=130000吨。
　　
　　这是什么样的实力？
　　
　　我们用同时期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来作个比较：
　　
　　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共有船舰130艘：20艘四桅大船、44艘武装商船、23艘圆船、22艘差船、13艘轻帆船、4艘中船和4艘长船（其中真正的战舰约60至70艘），总吨位57868吨，火炮共计2431门，海员8051人。船上共载陆军19000人，总计27051人。
　　
　　可见明朝海军的常规编制还是不弱的，但如将一号福船加入编队的战斗序列，那明朝海军的实力必陡然增加。
　　
　　要进一步了解一号福船，我们可以用嘉靖朝前往流球的封舟来参考：“长一十五丈 阔二丈六尺 深一丈三尺 分为二十三舱 前后竖以五桅 大桅长七丈二尺 围六尺五寸余者以次而短”（《使流球录三种》“使事记略”条目），其武备如下：“过海防船器械，佛郎机二十门、碗口铳十门、鸟铳一百门、袖铳六十门、藤牌二百面、长枪六十枝、镖枪一千枝、铁甲一百副、盔一百顶、腰刀三百把。”
　　
　　而此船并不是明朝俞大猷《洗海近事》所记载的一号福船，因为若按照“吃水一二丈”（6.6米）的说法，这艘才仓深一丈三尺的封舟，会成为半潜船的，只不过它的武备可以参考一下。
　　
　　在明朝最艰危的1633年，封舟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比嘉靖时期的还长，还阔，还深，而这个五丈的仓深配6.6米的吃水才合适，由此可见，一号福船之巨大……
　　
　　在1598年明朝海军对日作战时，明朝水军在出征以前，还特别增加了巨舰的配比，加造了许多包括一号福船在内的巨舰，仅先锋邓子龙的标营亲军所乘坐的三艘大福船每艘就可容纳300人，可见当时的远征军实力之强。
　　
　　
　　一号福船最直观的例子是郑成功的“三桅炮船”，此船属于大型福船其“树三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五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 ，并配红夷炮8门，千斤佛郎机40门。下面我们用同时期西方最大的战舰来对比一下此船的火力。
　　
　　英国的“海上君王”号是1636年1月开始设计，1月16日在伍利奇船厂建造，1637年10月下水，主设计师佩特本想该舰只需装备90门大炮，但查理一世却硬要把炮数增加到104门（共重153吨），使之成为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重1683吨，在低甲板及主甲板上架30门炮，在上甲板上架26门炮。在首楼上有12门炮，半甲板上有14个炮门，还有10门船首炮及若干尾炮……
　　　　
　　不算这个若干尾炮一共才92门炮，若都是1.5吨的12磅炮，也得138吨，剩下那个若干尾炮可能是6磅炮，因为英国海军的24磅炮为2吨，32磅炮为2.5吨，剩下12门炮只有15吨的重量，连12磅炮都不如。
　　　　
　　郑成功三桅炮船的“千斤佛郎机”是一种重炮，郑成功曾根据在泉洲获得了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制造的“发熕”仿制了许多重炮，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从重量来看是“千斤佛郎机”无疑，英国火炮都是以弹丸的磅数来划分的，因为这是炮战中威力的显现，而郑成功的“千斤佛郎机”弹丸重24斤，0.9072斤=1磅，24斤=26.45磅，可见郑成功的这种火炮比英国的24磅炮还要厉害。
　　　　　　
　　而英国海军的24磅炮在100米距离上发射实心炮弹也能穿透5英尺厚的橡木，若仅有若干12磅炮的“海上君王”号，怎么和拥有40门26磅炮的船只对抗？再说还有8门红夷炮~！多数的红夷大炮长在3米左右，重量在2吨以上，和32磅炮差不多，比“千斤佛郎机”还要强，“海上君王”号只有12磅炮怎么打？又怎么应付？
　　　　　　
　　英军军规严格规定，不能远于400码开炮（365.76米），所以两舰对决的时候是近战，别想躲便宜，12磅炮对26磅炮，100米外人家能打穿5英尺橡木，你行吗？你若行，人家就在150米外用8门红夷炮轰你……可见，郑成功的炮船颇有实力。
　　
　　另外，因为英国舰艇使用的磅炮都是前部填装火药和炮弹，开炮时需要先从炮口放进火药包和固着物，接着用推杆把火药包和固着物推到炮管底部，然后才放入炮弹，并将其与火药包紧密相连。一切就绪以后，从炮管后部上方的一个小孔把火药包刺破，然后把引线插入火药包，瞄准之后点燃，火药的爆炸力把炮弹发射出去，此后开第二炮的时候，需要用水浇灭炮膛低部的火星，用干布擦干，再重复装药填弹的过程，射击速度非常慢。
　　
　　而佛郎机因为是一种后填装的火炮，运用的是金属外壳的后膛（有点象老式的开水瓶，有手提把手），射击的时候临时安装在火炮的后端，发射一次后换一个后膛（子铳）。所以射速就快多了，一般配5-9个后膛（子铳），若训练有素应在20秒以内发射三个子铳，射速奇快。
　　
　　虽然英国海军一直以训练有素著称，可因为不是后填装所以也就只能每分钟2发，都已经算是高效率了，而郑成功的40门千斤佛郎机均可以在20秒内每门发射三发以上的炮弹，若准备充分，每分钟六至七发也不成问题，如果还有更多的子铳配置（5-9枚），那英国人怎么受得了啊，等他们放了一炮在前面装填炮弹的时候，一定都被打成筛子了……
　　
　　除了船坚炮利以外，明朝海军的战术战法也十分先进。
　　
　　在明朝时期，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80年）根据多年海战经验所总结的海战战法就颇具近代海军战术思想，他认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这中思路已经非常近代了，所谓“大船胜小船”则是用高大的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犁沉敌船“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所谓“大铳胜小铳”则是比拼的火力强度，是以装备质量取胜的战法，属于西方“战列线”战法的主要思路，而明军火炮中“大铳”者为“重数千斤，发之声动数十里”的“大龙熕炮”，其“弹丸重量”和“射程”就已经诠释了明朝海军已经意识到牺牲射程扩大威力的先进的战术思维。
　　《武备志》上的记载也可以作为辅证：“用火器与浪漕间，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可见，英国海军改长炮为短炮是由于远距离攻击精确性不高，威力不够，而后要求400码（365.76米）以内近战的思维明朝海军将领已经具备了。
　　
　　在近战战术上《武备志》里记载为“发射佛朗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一也。以火球之类于船头，相遇之时，从高掷下，火发而贼船焚，二也。”这里对火炮威力和近战的要求体现得很充分，颇具现代思维。
　　
　　而“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尤为经典，“以多胜寡”的战法就是围攻，而明朝海军作战的福船分五号也是这个思路，用小而灵活的小号福船包围转向相对不灵巧的敌方大船，用多个方向围攻的战术，以快速抢夺有利阵位对敌船形成火力包围，适时利用船首的“大龙熕炮”对敌舰尾部进行射击形成艉射（Raking Fire），这样比拼的不仅是船只的灵活性，船只的数量和火炮的数量更是重点，即便敌船转向，在被占据数量优势的船只和多个阵位火炮的围攻下，也无法避免总是处于被艉射（Raking Fire）的状态。“多船胜寡船”和“以多铳胜寡铳”的结合，是依仗船只数量众多而形成多个阵位火力围攻的战术，这样的战术组合就缔造郑氏水军的“五点梅花阵法”……
　　
　　郑成功获得“小龙熕炮”后专门设计了一种炮船安置此炮，这种炮船后被称为龙熕船。在这种船上，前后各安置一门龙熕炮，海战时运用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
　　
　　但可悲的是，满清入关以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大倒退，航海更是不能幸免。到了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
　　
　　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
　　
　　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已经被这群野蛮、愚昧的满清鞑虏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而可叹的是那时候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还没有出现……

作者：左派大佬　回复日期：2006-7-23　13:58:37　   
　　康熙这种善于捡崇祯剩饭的货色，依仗洋人南怀仁亲自造的红夷炮都不能和明朝的相比，其无论从内径还是长度或者锻造技术来说，都看不比明朝的红夷炮先进。
　　
　　清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奉命为清廷铸造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便是其中最优秀的炮，此炮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铸造完成，是一尊铜炮，重3公吨、炮长310 公分、口径12.5 公分、用药5 斤（斤）、生铁炮子10 觔。
　　
　　早在万历末年明朝就开始大量制造红夷炮，担任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即曾召募能铸「吕宋大铜炮」的工匠至京，铸成各式大炮二十八位，其中有重达三千余斤者。
　　
　　在福建泉州海交史博物馆见到一门红夷铁炮，其上有铭文曰：「天启四年仲冬，钦差福浙［都］督造」字样，虽其前半已被锯断，但仍可量得其内径约为14cm。
　　
　　而在厦门的胡里山炮台有一门口径13.5cm、全长310cm的天启间仿制红夷铁炮，此两炮均较天启三年由两广总督胡应台解进的二十多门铁制英国舰炮（内径为12.5cm，长约300cm）还大。
　　
　　此外，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定辽大将军」，此炮乃由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捐资铸造，全长约380cm，内径为10cm，该炮或为中国大陆现存的红夷炮中最长的一门。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均称1860年代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该法采用中空的模型，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此法即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且其耐用程度可达到先前的五至数十倍，铁心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其原理很接近rodman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定辽大将军」比rodman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
　　
　　可见满清是从初期就开始倒退了。


在引进佛郎机以前中国有九节炮，是有加强筋的古炮，形状和竹子差不多，也是前面装药的火炮，而佛郎机是一种后填装火炮，有子铳（后膛），这对于只能前装的火炮是个更新。
　　
　　这种更新提高了射击速度。但西方的佛郎机应该没有明朝那么大，严格的说是一种枪械，而不是火炮，把佛郎机作成火炮应该是明朝的创新，因为在同时期的西方火炮里，都是前装而不是后装。
　　
　　但因为佛郎机子铳和前面管身有公差，火药气体泄露，会降低爆炸后的推射力，射程不大。在九节炮和佛郎机之间的差别就在射程和射速上，射速是佛郎机快，射程是九节炮远，但此时的九节炮没有后来的红夷炮那么大，所以射程没有红夷远，只是比佛郎机远而已。
　　
　　后来引进红夷炮也是看中了它的射程和巨大，而不是射击速度。
　　
　　另外并不是明朝看到佛郎机和红夷炮就傻眼了，而是引进后又有创新，对于佛郎机是改进为一种高射速的火炮，对于红夷炮的改进则是在铸造技术上，因为前装火炮始终有个寿命问题，多次使用必然降低寿命，什么时候炸膛要看运气了……
　　
　　运用铸造技术，有效提高前装火炮寿命也是一项不错的革新，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定辽大将军」，此炮乃由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捐资铸造，全长约380cm，内径为10cm，该炮或为中国大陆现存的红夷炮中最长的一门。
　　
　　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均称1860年代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该法采用中空的模型，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此法即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且其耐用程度可达到先前的五至数十倍，铁心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其原理很接近rodman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定辽大将军」比rodman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其铸造工艺的革新思路和铸造水平都超过了康熙时期南怀仁亲自造的火炮，用南怀仁造的火炮和明朝仿制的红夷炮相比，无论从内径、长度、铸造技术方面都不显得先进。由此可见，明朝一直在引进、吸收、创新三步曲，而不象满清一直开倒车。

[[i]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6-8-4 15:01 编辑 [/i]]

作者：左派大佬　回复日期：2006-7-23　23:53:24

西方人也看到了中国明朝的船只，评价不是英国人看到满清船只的那种评价。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留下了宝贵的记载 :
　　
　　“官员和长官也允许外国进入他们的港口买卖，但首先盘问审查，小心不要请求除此目的外的任何许可。然后外国人取得限期的许可证，……你时常在一个港口看见两千艘大小船只”
　　　　　　　　
　　“他们得知在中国的其他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这可能是船长阿特列达看到的那种，他在一封致国王肥列普的信中向他报告有关这个国家的秘密，其中说，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他们为打仗制造大而坚实的船，有高船楼，分设在船首和船尾，很像来自列潘特的船，和葡萄牙人驶入东印度的船，他们的船很多，以致一个将官，可以在四天里召集一支六百多人的军队。
　　
　　……他们有很多其他种类的船，有些有绘画和涂金的廊子和窗户”
　　
　　“他们用来修理船只的沥青在该国十分丰富，用他们的话叫做漆，是由石灰，鱼油，以及他们称为油麻的膏制成；它很坚固，防蛀，因此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船耐用两倍。
　　
　　……他们船内的泵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要好得多，它是有很多片组成，有一个抽水的轮子，按在船内侧，他们用它很轻易地把船内的水抽干，因为只需要一个人转动轮子，一刻钟内可以抽干一艘大船，哪怕裂缝很大”
　　
　　“第二天兴泉道送去一道命令说他希望两名神父留在寓所休息，但要两名军人伯多录.萨米尔安托和米古额.德.罗阿卡去跟他谈话，而且要携去他们的翻译，因为他那里有个中国翻译，懂菲律宾语,但糟到不能用他的翻译谈任何重要的事情.……他要他们向他报告报告海盗林风到群岛的整个情况，西班牙人如何对付他，尽管他已经得到队长王望高和先生对所有事情的报道，他仍怀疑他们告诉他的不是真情，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不过当他知道林风及没有死也没有被俘，仅仅被围困，他向他们提出说，如果他们愿意再返回班斯兰攻打他，他愿意供给他们五百艘战船以及陆海惯战的人，如他们还要求，可以供给更多。……”

作者：左派大佬　回复日期：2006-7-24　11:16:50　   
　　明末是翻译西方著作的高潮，共有七千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如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1611 年科隆版的《原本》( 拉丁文本）罗雅各的《测量全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是后来修订《崇祯历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601 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比例规解》；《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磁石测量法》作者是纪尧姆.德诺吨涅，；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作者是克洛德.举雷……
　　
　　在对科技发展的支持上，明朝的中国显然比西方要开放，因为在明朝还没有罗马教廷这种的宗教机构压制，反观西方，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其中包括了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等人的学术成果。
　　
　　《崇祯历书》的编修工作由曾与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担任，而徐光启后来以他的西学研究学识而出任崇祯的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比伽利略在欧洲被判终身监禁要好不知多少倍。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这和满清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满清统治以后。
　　　　　　　　
　　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去研究古代的书本，这是满清文字狱高压的结果。
　　　　　　　　
　　即使如此，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看看，这和明朝时期的学术环境完全是天壤之别，几百年下来，闹出找不到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故乡在哪里的笑话，就不奇怪了。

作者：左派大佬　回复日期：2006-7-29　23:22:47　   
　　满清的罪责在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满清时期不仅在火炮技术上，在科技文化上更是史无前例的大倒退。
　　
　　徐光启在崇祯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都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
　　
　　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
　　
　　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
　　
　　
　　满清干了些什么？其他的不多说了，就在对西方的了解和交流上差的不是一点点，而是根本的可耻的大倒退~！
　　
　　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张廷玉所编的《明史》中虽然录有“意大里亚”、“佛郎机”、“和兰”和“吕宋”等四个欧洲国家有关的名称，但也只知在“大西洋”中。后来经过礼部官员“查证”，“《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的记载，因而这个“大西洋”的信息最后变成 “荒渺莫考”，或“其真伪不可考”了。
　　　　　　　　　　　　
　　至于“佛郎机”一名，在满清的史籍和各类著作中，竟然包含三个国家和一种武器四种含意。由于满清长期分辨不清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因而一律把它们通称为“佛郎机”。后来又添了葡萄牙人所使用的“大炮”一意。在法国来华后，由于“法兰西”与“佛郎机”读音相近，法国一度也被称为“佛郎机”。以至于来华几百年的葡萄牙人也只好按照地名被称为“澳门夷”了。所有来华的欧洲人因而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西洋澳夷”。
　　
　　知识变成荒渺莫考的传说时，真正荒渺莫考的传说也可能变成人们信奉的知识。荷兰、佛兰西、英圭黎、干丝腊诸国，尚有国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国何处？《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书中所论西洋，一塌糊涂，认定西洋国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四十五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完成，外国都被列为朝贡国，西方国家就有荷兰、西洋、俄罗斯、西洋锁里、佛郎机等，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一样的混乱模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的努力真可谓全白费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纪晓岚等校订《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中还在批判《职方外记》“所言未免夸张”，五洲之说“语涉诞诳”。更有甚者，时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蒙骗而不自觉，认为利玛窦将欧洲译为“欧罗巴”，用字就有夸大之嫌，而将亚洲译为“亚细亚”，用心更为险恶，“亚”者，有“次”、“丑”、“细”、“微”等意，可见《尔雅》、《说文》等，这分明是在侮辱国人。
　　
　　最大的侮辱还在将来。当凶狡奸宄的红毛打破国门，即鸦片战争失败了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想起让人打听清楚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就在他的皇宫中，有一百多年前传教士为他祖父康熙皇帝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其中清楚地标明了英国的所在位置与远来中国的航线。
　　
　　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询问鸦片战争中被俘的英国士兵有关中国与英国和俄罗斯距离远近的姚莹也发现，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刻万国坤舆图将海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相距远近等标示得已经非常清楚。

满清干的那些事就夯提叻
唉，怪我们汉人自己不团结
让它们摘叻桃子
我们要吸取教训啊

这种文章看看.笑笑.,仅次而已!!!!:lol:

明代是中國海上軍事力量最強時代.這點是任何一點也難以達到的.鄭和威服海外,說明了這一點.

[quote]在明朝时期，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80年）根据多年海战经验所总结的海战战法就颇具近代海军战术思想，他认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这中思路已经非常近代了，所谓“大船胜小船”则是用高大的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犁沉敌船“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所谓“大铳胜小铳”则是比拼的火力强度，是以装备质量取胜的战法，属于西方“战列线”战法的主要思路，而明军火炮中“大铳”者为“重数千斤，发之声动数十里”的“大龙熕炮”，其“弹丸重量”和“射程”就已经诠释了明朝海军已经意识到牺牲射程扩大威力的先进的战术思维。[/quote]

衲子最早见到相关的资料是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
    [color=Green]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奏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然则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然则俞大猷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猷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了3000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10000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铳铳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使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以作精确的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则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猷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铳2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铳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按照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戚继光的看法则不同。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我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也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的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猷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color]

晚清时，中国也曾拥有亚洲最强的海军舰队，但在资金调拨、火器质量、士兵训练等方面也又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遇到了困扰明朝先进军队的问题。这表明器物之先进如无有适合的社会结构、财政体系和国家性格为其基础，则必然受到严重限制而不能推广和长久，譬如冷战时期，苏俄虽然在军事科技力量上曾有超过美国的尖端部分，但终究难以持久，理亦相通。俞大猷的壮志未酬和戚继光的实际做法都揭示了器物上局部亮点作用的有限，而今人如果过于执着于这些局部的两点，则不免影响对历史认识的深刻性和全面性。

[quote]原帖由 [i]月似飞[/i] 于 2006-8-4 23:03 发表
明代是中國海上軍事力量最強時代.這點是任何一點也難以達到的.鄭和威服海外,說明了這一點. [/quote]
干嘛不说葡萄牙人盘踞澳门，荷兰人入侵台湾是四夷来朝呢

[quote]原帖由 [i]夏侯雅伯[/i] 于 2006-8-5 08:37 发表

干嘛不说葡萄牙人盘踞澳门，荷兰人入侵台湾是四夷来朝呢 [/quote]
那我们的大唐回纥人盘踞长安，党项人分疆宁夏，南诏人直捣成都也是四夷来朝？

葡萄牙人在澳门怎么地？照样要纳税，照样要遵循明政府的指令拆墙，不拆就强行拆除~~荷兰人来了又怎么样？郑成功不是以大明身份收服的？

[quote]原帖由 [i]夏侯雅伯[/i] 于 2006-8-5 08:37 发表

干嘛不说葡萄牙人盘踞澳门，荷兰人入侵台湾是四夷来朝呢 [/quote]

  台湾有不是明朝的，澳门只不过是出租给葡萄牙作为补给的港口而已，而且葡萄牙还每年付钱给明朝政府的，葡萄牙盘踞澳门那是清朝的事。

占领台湾的顺序是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南明 满清 日本 中华民国

葡萄牙占领台湾前，台湾称为小流球和朝鲜 安南 流球一样都是明朝的附属国

清朝在火器和航海上完全像个远古时代来的民族……

这个时候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军队都或多或少的开始了热兵器的研究和装备，航海上也在积极发展。只有满清两眼一摸黑的瞎搞。

造船水平的衰退从明代中期就开始了，而满清的火器，其实数量上不少的，只不过技术水平相当低劣。

[quote]原帖由 [i]伶州鸠[/i] 于 2006-8-6 10:39 发表
造船水平的衰退从明代中期就开始了，而满清的火器，其实数量上不少的，只不过技术水平相当低劣。 [/quote]
你这话没有依据，只能说一度衰退，到了明末又恢复起来

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反杜林论》)  

因此火器的使用使得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火药使得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胜利。而火药在中国仅仅成了驱魔的利器和过年的玩具，可见满清对火器的禁用，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其实真没有必要老活在过去!想那么多干吗?

[quote]原帖由 [i]心意六合[/i] 于 2006-8-6 12:38 发表
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 ... [/quote]
这个论调套用在中国并不合适，战争在中国春秋之后就不在是贵族的专利了

[quote]原帖由 [i]XM8[/i] 于 2006-8-6 16:29 发表

这个论调套用在中国并不合适，战争在中国春秋之后就不在是贵族的专利了 [/quote]
比如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