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失传背后的罪恶

天工开物》失传背后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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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一书是明朝宋应星写的书，崇祯十年初版。这本书现在应该说非常有名，中学的课本里就有对这本书和他的作者介绍。
　　
　　可是大家知道这本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技著作是怎么流传到现在的中国的？说出来可以让我们现在的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愤怒和辛酸
　　
　　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
　　
　　也就是说在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彻底从中国消失，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 。

　　　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而且法国的还有全译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中国没有这本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本都没有，后来他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的最初的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可见明朝民间印刷工业的发达）。然后按照这个原刻本，天工开物这本书才在中国又广为印行，重见天日。
　　
　　看了这样的事实，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我的感想只有一个，就是愤怒。

　　被大家嘲笑挖苦讽刺，说是专制无能**的明朝，大科学家层出不穷，在明朝末年尚且能有宋应星这样的科学家写出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书籍，里面记载的大量的科技（这些科技是在明朝被广泛应用的），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比如煤矿开采过程中如何排除毒瓦斯的技术，比如锌矿冶炼技术，蚕种杂交技术，提花织布机等等，都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尤其是锌矿冶炼，在当时的世界是只有明朝的中国人才掌握的技术。所以这本书在明朝一出版，外国人得到以后，就极为重视，大量翻译发行。
　　
　　而被某些人吹嘘为盛世的满清，不仅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部科技方面的著作，而且居然连保存这样一本明朝人写的书，都做不到！以至于这本书居然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将近300年！！

　　这究竟是谁的悲哀？？
　　
　　可想而知，如果当时这本书没有流传到日本，没有流传到法国，英国，那么这本书就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除了少数特别专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明朝的中国曾经出版过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里记载了大量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科技和农业科技。
　　
　　满请的文字罗网真是可怕，不仅彻底消灭了大量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历史方面的作者，而且居然连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著作，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满清的文字罗网最可怕的地方是其消灭的彻底性，以至于大量的书籍可以让我们现在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天工开物由于被及时到传播到了国外（这里面多半是为了逃避满清魔爪的明朝遗民的功劳，当然也有在明朝的外国传教士的功劳），所以幸运的被保存了下来！可是很容易就明白，明朝出版的更多的科技著作，思想著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满清残暴封闭愚昧的统治下，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科技，思想著作被彻底消灭，已经是现在的人永远也无法知道的。光凭这一点，满清的罪孽已经是无可饶恕的
　　
　　现在的人往往把明朝和满清混为一谈，实在是受了愚民宣传的结果。明朝鼎盛之时，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非洲，大小国家皆来朝拜，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过这样的壮举（包括被人称为盛世的唐朝），都没有过这样开放的胸襟和视野。然而在满清御用文人的笔下，这样的壮举却被大肆丑化，说成是纯粹为了面子的无用之举！可是事实是这样的吗？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人的视野得到了从所未有的开阔，海上的贸易线路也被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通，这为后来明末海上贸易的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朝的中国人也大规模的移民到海外。而且中国和外国之间文化技术上交流也因此终明朝一世也没有断绝过，外国发明的火器，往往没有多久，就迅速传入中国，被大规模的仿制和装备部队，并且还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到明朝末年，中国人在火器的装备和使用上丝毫不逊色于当时世界上其他最先进的国家，甚至还有反超的趋势。
　　
　　不仅如此明朝的民间思想活跃开放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包括某些人称羡的唐朝和宋朝，思想活跃状况也比不上明朝的万分之一。

　　当时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活到了七十岁，这在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李贽的书在当时是畅销书，几乎人手一本，以至于某些书店印刷工厂，为了赚钱，居然把一些书冒充为李贽写的，拿来卖，其盛况可想而知
　　
　　明朝党争之所以如此剧烈，这和明朝思想活跃也是分不开的，而反过来思想的活跃党争的激烈又促使更为先进更为激烈的思想的出现

　　大家看看明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可以知道明朝思想界的活跃和进步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在这本书里黄宗羲明确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他反对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昏庸暴君的统治，而是对整个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彻底的批判，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为了避免大家认为我断章取义，可以看看他的原话 ，说“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黄宗羲明确的说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人之间的关系，臣不是君的仆妾，相反，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说臣是皇帝的师友。他的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他提倡法制，并且明确指出皇帝的所谓法律不过是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黄宗羲强调只有先实行法治，然后才能有人治，用皇帝的非法之法，就算有能人，也要受到这个非法之法的束缚而不能成就功业
　　
　　“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而实行了真正的法治之后，有一个好皇帝，固然不错，但就算这个皇帝不好，同样不能危害天下
　　
　　用他的话说“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後有治人。”
　　
　　黄宗羲还提倡设立有实权的首相（就是宰相）位置，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并且互相牵制，宰相可以选择贤能来担任，就算世袭的皇帝不好，也不要紧
　　他主张 “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 他认为“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後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黄宗羲还提出设立学校，作用一是养士，二是议论天下是非

　　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

　　他主张学校应该起到牵制朝廷的作用，他驳斥那种明朝是亡于党争的说法，相反他认为正是对党争的遏止，对学校的遏止导致明朝的灭亡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之於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
　　
　　黄宗羲还驳斥那种贬抑工业商业的说法，主张工业商业皆为本。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
　　
　　从黄宗羲的思想可以看出明朝的思想活跃激进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人说什么黄宗羲的思想是明朝灭亡以后发表的，如果明朝不灭亡，就未必有这样的思想。这种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稍微看一下明朝思想史，就很容易发现，黄宗羲的思想不是他自己发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正是整个明朝思想界的发展趋势导致的必然结果。李贽这样异端思想的书籍在明朝能够成为畅销书，党争能够连绵不断，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等科学家能一个接一个的涌现出来，等等事实本身就能问题

　　最有说服力的，可以拿宋朝来对比，宋朝被许多人称道，据说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最发达的时代，比明朝要好，可是事实如何呢？宋朝出产的基本上都是最保守最反动的思想家，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的货色都出在宋朝，宋朝灭亡以后，又有哪一个人能提出和黄宗羲类似的思想？一个都没有！！！而明朝的思想家倒是对程朱理学那一套糟粕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大量的思想家都提倡发扬人的个性。

　　两相对比，就明白究竟哪一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最进步的时代，我们印象中明朝那种阴暗僵化封闭的感觉，完全是某些别有用心者刻意灌输得来的结果，和真正的历史事实完全背道而驰。
再看看满清吧，这个朝代完全是把明朝开始的思想进步，科技进步进程来了一个腰斩，来了一个拦腰截断，使中国丧失了再一次领先于世界的机会

　　明朝有郑和七下西洋，被满请的走狗文人丑化成了完全是炫耀面子满足虚荣心无益之举，现在许多人也附和这种荒谬的说法。但假满清的什么康熙乾隆也能象明朝这样来这么一次下西洋的活动，哪怕仅仅是一次，那真是应该磕头感谢他们了，中国也绝不至于那么闭塞，那么落后，要一直到别人打上门来，被打得头破血流，圆明园都被烧才稍微清醒过来。
　　
　　所以所谓的康熙，乾隆不过是一些把中国拖入落后深渊的历史罪人，一些最可耻的跳梁小丑而已。下西洋，他们不干，说是那是明朝皇帝虚荣心旺盛的无聊有害的举动，可是劳民伤财，象蝗虫一样搜刮百姓供自己寻欢作乐的下江南，他们到是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如蝗虫一般，将沿途百姓的民脂民膏吸剥干净。可笑的是一帮满请的御用走狗文人还吹为美谈！！
　　
　　两相对照，康熙乾隆之流真是给永乐皇帝提鞋都不配。
　　
　　上面的言论是让大家明白，明末的反清并不是民族斗争，不是什么捍卫明朝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进步与落后，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那些坚定反抗满清侵略，为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英雄，他们的每个人的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他们不仅是中国的英雄，同样也是世界的英雄，他们捍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利益，他们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满请的谎言来污蔑他们，那只能说是丧尽天良的行为。
　　
　　而那些粉饰满清屠杀罪行的史家们，甘为鹰犬的人，则只配受到最黑暗的诅咒，他们只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受到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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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楼主找出清朝毁灭《天工开物》的具体事例。
本文通篇引用黄宗羲先生的著作，可是看一个朝代如何，不能看怎么说，而是要看怎么做，请楼主找出明朝照做的地方。鄙人只知道民谣：“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鄙人只知道西藏的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才固定下来的，鄙人只知道乾隆年间福康安进军西藏击退英国从尼泊尔的入侵。鄙人还知道清末反对变法的倭仁高唱的是汉人儒家的：“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清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自然有其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但是由于清末我们吃了亏，就厌恶这个朝代，甚至无中生有的污蔑它，不是一种讳疾避医的愚蠢吗？难道我们不顾及我们的满族同胞的感受吗？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中国也不是一日就变落后的。明帝国在郑和下西洋后就下了靖海令，难道就是积极开放进取吗？
楼主文章的最后一段更是无聊的漫骂。不过即使明朝人有楼主的同感，只怕也不想做文明的饿孚吧。



老潜水员一个，忍不住上来透透气。

[[i] 本帖最后由 隔壁那人 于 2006-8-2 21:34 编辑 [/i]]

《明夷待访录》是对明朝衰亡因素的全面反思，当然我们不能说如果明朝不灭就不会有反思，但是明朝不灭亡的话，这种处处与祖宗之法冲突的言论能够得到正当的传播和执行麽？
正是因为明朝废除宰相，君主集权强度空前，臣子如同伴虎，更兼帝王无为人主之能，而以特务为恐怖统治，每每诬杀忠良，所以政治上越来越腐朽黑暗，这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不平乃鸣，可以说，黄宗羲的“进步思想“是被极度的“退步制度”逼出来的。
宋代政治体制上基本不存在上述问题，自然也不会在思想界有强烈反弹。“存天理，灭人欲”我们现在不也在提倡麽？以骄奢淫逸为耻就是。《礼记、乐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宋儒进一步阐发天理人欲的学说，但在理学家那里"天理"与"人欲"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一体两面。把理欲对立起来理解，便已违离理学原意。关于天理人欲之别，程颐认为天理是人的理性及正常欲望，人欲是过分的贪欲，"人过之欲"。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相互伴随但性质不同，人欲必须服从天理。朱熹曰"只要一人之心，合道理的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意思是说，人欲是随情所欲，被情欲私欲所控制，只考虑到自己需要而不管其它，天理则在考虑到自己需要之外，还要考虑是否合理。理学家都不反对基于人性的正常欲望享受，他们反对的是满足了基本的生活物质需求后产生的过分贪欲。这种思想流行的社会原因是当时国家比较繁荣，官员士大夫的日子尤其好过，奢靡之风日盛，必须予以纠正，强调以理性和道德克制感性冲动。难道这样就反动了？像古罗马那样奢靡而亡就进步了？
宋朝的儒学尚有心理之争，倒是明朝皇帝把理学定为了天条，连色情小说也要借着“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推出，李贽如何？老来俏，和少妇尼姑有往来，在首都附近传播佛禅，便被皇帝收了。

拿宋明的思想开明程度比实在是可笑，好歹大明也是几百年后的朝代了，有进步，那也是应该的。
宋朝为什么没有黄宗羲？答曰：饱汉不知饿汉饥。

[quote]原帖由 [i]恨地无环[/i] 于 2006-8-2 21:32 发表
《明夷待访录》是对明朝衰亡因素的全面反思，当然我们不能说如果明朝不灭就不会有反思，但是明朝不灭亡的话，这种处处与祖宗之法冲突的言论能够得到正当的传播和执行麽？
正是因为明朝废除宰相，君主集权强度空前 ... [/quote]


:rolleyes:强烈支持最后一段，妙极

[quote]原帖由 [i]恨地无环[/i] 于 2006-8-2 21:32 发表
《明夷待访录》是对明朝衰亡因素的全面反思，当然我们不能说如果明朝不灭就不会有反思，但是明朝不灭亡的话，这种处处与祖宗之法冲突的言论能够得到正当的传播和执行麽？
正是因为明朝废除宰相，君主集权强度空前 ... [/quote]




果然高见！~小弟佩服

[quote]原帖由 [i]隔壁那人[/i] 于 2006-8-2 21:29 发表
请楼主找出清朝毁灭《天工开物》的具体事例。
本文通篇引用黄宗羲先生的著作，可是看一个朝代如何，不能看怎么说，而是要看怎么做，请楼主找出明朝照做的地方。鄙人只知道民谣：“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 ... [/quote]
平心而论，《天工开物》的失传满清虽然没有公然毁灭，他也没什么理由毁灭一本农用技术书，但是文化专制却导致不管是官修还是民定丛书都不收录这样一本集大成图书，客观上使其在中国失传，难辞其咎，我记得满清治下好像只有一本指导农用的书用过《天工开物》，但却是分散摘取了一些，比例也很小。和国外对此书的重视，以及此书给国外巨大的帮助看，说满清罪大恶极鼠目寸光一点不过分。
至于明末思想，何必说黄顾李王四大家，其他人，比他们早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提的观点都比她们激进，没有一个权利制衡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国的衰败主要还是满清部族性质的落后，可以想见，如果继续由汉人执政，中国必将走向虚君政治体制。

康熙对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历法乃至炮术都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其西学水平在帝王中绝对是第一名，乾隆对西洋钟表的喜爱也是众所周知。但问题是，他们对西方的兴趣高者在于求知，低者在于享乐，而没有意识到西方科技文化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动力，更加没有使用西方科技文化富民强国的愿望。而这一点上，明朝的皇帝也不高明到哪里去。
明代也罢，清代也罢，如果不以勤俭持国，长期积累，那国家的财政体系是很容易被国家性的大型活动搞垮的，这是低赋税、短程补给、半永久预算的洪武型财政天生的、致命的缺陷。
明太祖说:“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 乾隆说：“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都是对同一种财政模式的描述。
永乐帝搞大型活动的财富一部分是太祖扫荡中户以上人家搞来的，一部分是他自己通过“坐办”等手段从民间榨取的，在他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明朝皇帝敢这样搞，再搞就要亡国了。乾隆晚年花钱非常厉害，也差不多把国家搞到了无力再度支持大型活动的地步，但他仍然是在免赋和国库存银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的帝王，尤其是当政前40年。永乐乾隆，说好说坏，也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事情，单从抚民安国的角度上讲，永乐似乎还不及乾隆。

从英日这样的典型虚君宪制国家发展历史分析，虚君体制的产生需要有长期的封建分权传统。集权、专制传统较长的农耕型社会都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加剧烈的改革或革命才能实现向近代的转变，政治制度由人治转为法治，专权转为分权尤其困难。认为明代能发展出虚君制度的想法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quote]原帖由 [i]恨地无环[/i] 于 2006-8-3 00:35 发表
从英日这样的典型虚君宪制国家发展历史分析，虚君体制的产生需要有长期的封建分权传统。集权、专制传统较长的农耕型社会都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加剧烈的改革或革命才能实现向近代的转变，政治制度由人治转为法治，专权 ... [/quote]
明代怎能发展出虚君制度，明代的皇帝不上朝，但政权并没有滑落到大臣手中。明代的皇帝不管事，但也不让别人管。

[quote]原帖由 [i]林冲[/i] 于 2006-8-3 01:38 发表

明代怎能发展出虚君制度，明代的皇帝不上朝，但政权并没有滑落到大臣手中。明代的皇帝不管事，但也不让别人管。 [/quote]

正是如此，可以说专制集权制度下，官员对政治权力和臣民对土地财富一样，都只有获利权而没有所有权。

不赞成过度诋毁清朝。

恨地无环兄台的见解我很赞同。

[quote]原帖由 [i]林冲[/i] 于 2006-8-3 01:38 发表

明代怎能发展出虚君制度，明代的皇帝不上朝，但政权并没有滑落到大臣手中。明代的皇帝不管事，但也不让别人管。 [/quote]
这话说的不明不白，明代自二祖以降，皇帝的行政权力就被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所夺了去，这在明史学界基本还算共识，就史料来看也可以支撑，任何制度的发展不可能一步而就，你们妄图在明朝找到种种分权特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仁宣盛世后皇帝权力和文官权力（行政权力）就发生变换了，除了武宗，可武宗照样南巡罢议，出个关还不是要身着便服夜半溜出。到了万历一朝，争国本，大礼议，乃至官员风起当面骂皇帝“死无其所”，孟子也只敢背地里说说“望之不似人君”，相比之下，明末政治气氛的宽松，根本就在于皇帝虽然依然拥有至高皇权，也可以生杀决断，但长久的制度已经把这条路封死了。什么意思，本来是这样，因为长时间不这样了，于是本来也就不本来了，应该也就不应该了。
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整个帝国仍然运行，文官集团牢牢掌握国家权力与皇帝抗衡，这就是进步。至于宦官问题，你们肯定要提，先说了也好，宦官问题每朝都有，轻重不同而已，唐朝皇帝废立都归结于宦官之手，明代宦官虽恶，但说实话能维持超过七八年的没有，不像唐朝连续几十年。我认为明王朝不可能摆脱千年传下来的恶政制度，但在大家都惯有的东西里，明朝体现了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在每个领域都出现，思想科学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而到了满清，由于满清的封闭，全部出现大倒退。

明朝的确没有真正能控制帝王的宦官，即使权倾一时，皇帝想生杀予夺还是一句话。
而皇帝与文官的关系其实也是如此，帝王固然不可能与整个文官集团和伦理道德为敌，但生杀予夺的大权始终为帝王所有，并且能够使用，看看崇祯搞废搞死了多少重臣就明白了，万历帝三十年不朝天下官员已经半缺了，幸好国家管理机制本来就是低水平低效率的，不然早就垮了。
皇帝能不能受骂，主要还是看其的性格，万历是懒绝了，任你骂，我也不改也不杀，一改一杀都是违背了我的罢工态度。像崇祯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与宋朝比，明代官员的工作环境实在算不得安全开明，苏轼那么大的案子也留得了性命，宋帝终究不以言论杀士大夫。尤其是经过了嘉靖朝严嵩当权杀直谏大臣，天启朝魏忠贤当权杀东林党人，明代中后期士风已经大挫，君臣关系更是紧张敌对氛围很强，亡国降臣面对崇祯的尸体“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这样的朝廷环境，要说值得称赞，实在勉强。

ps：假设下，如果崇祯即位后，天降陨星，把辽东问题整个给平了，崇祯帝励精图治，大明中兴，那在政治体制上，大明会走向虚君化还是更强的君主集权专制？

[[i] 本帖最后由 恨地无环 于 2006-8-3 12:33 编辑 [/i]]

无论怎么说，清代科技的落后是不可否认的

[quote]原帖由 [i]恨地无环[/i] 于 2006-8-3 12:00 发表
明朝的确没有真正能控制帝王的宦官，即使权倾一时，皇帝想生杀予夺还是一句话。
而皇帝与文官的关系其实也是如此，帝王固然不可能与整个文官集团和伦理道德为敌，但生杀予夺的大权始终为帝王所有，并且能够使用， ... [/quote]
所以说明亡在崇祯一点不冤枉他，而具体就亡在他的勤政。中国到了明末已经不需要勤政爱民的皇帝了，如果那时候的明皇是另一个万历，明朝恐怕不会灭亡，至少不会那么快。也从此以后皇帝加强权力变成了历史的倒退，而清帝康雍乾恰恰是集权最厉害的三代。不能因为强权带来的好处，就忽略了本应该发展出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里的好处是长久的，虽然有阵痛；而满清的集权一开始似乎有了点升平气象，其实那是吸毒式的升平，祸害无穷且不长久。有点像唐朝前期。

[[i]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6-8-3 14:37 编辑 [/i]]

国家需要碰到一个庸主才能发展和国家需要碰到一个明君才能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集权专制帝国的兴衰过于依赖帝王的作为（或不作为）。
朝廷并没有能力避免崇祯这样的勤君的出现，在这样的勤君出现后也没有能力限制其作为（准确说是对这样的皇帝的出现表现出了十二分的期待、兴奋和赞许）。我们生在当代，自然可以看出其时国际社会长期发展的方向，但在明代，上到帝师、百官，下到平头百姓，还都是希望出现勤君，指望明代不会再有勤君，大明的臣子百姓都抛弃对“好集权专制者”的迷梦，实属渺茫。

[quote]原帖由 [i]恨地无环[/i] 于 2006-8-3 14:11 发表
国家需要碰到一个庸主才能发展和国家需要碰到一个明君才能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集权专制帝国的兴衰过于依赖帝王的作为（或不作为）。
朝廷并没有能力避免崇祯这样的勤君的出现，在这样的勤君出现后也没有能力 ... [/quote]
全北京人争食袁崇焕肉，千百年后不会损害袁崇焕民族英雄的形象。我之前就说过，制度的发展不可能一步而就，要求明末具备虚君政治的一切特征，摒除非虚君政治的一切表现都是不可能的，明王朝萌发了虚君政治的苗头，但也仅仅是苗头，他不能承担过分的压力，满清却给了他毁灭式的摧残。

如此大好机遇，葬送异族之手，倒不是他们故意，可他们本身的落后却客观上促成了一切。这难道不该怪罪么？不是我们对满清过于吹毛求疵或者说苛刻，实在是他罪有应得。

有一点比较好奇，当时黄宗羲的言论知名度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他那些看法是公开的而且举世皆知的吗？

归根结底又是这么几个问题
1 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是不是清朝造成的
2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3 外族入侵后，统治手段和文化融合的选择性方向是否正确
4 中国地理上的优势，使得中国人丧失了进取心
这类问题，最后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几个主要矛盾，我看干脆放一个置顶帖子，专门讨论这几个问题

[quote]原帖由 [i]Rhett[/i] 于 2006-8-3 15:14 发表
有一点比较好奇，当时黄宗羲的言论知名度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他那些看法是公开的而且举世皆知的吗？ [/quote]
黄宗羲的著作，其实他的还不算很激进，李贽那才叫激进，他们的书公开印刷，公开出版，公开销售，风传一时，甚至出现出版商盗用他们的名字进行出版，不要说和满清比，和本朝比，恐怕。。。。。。:qDD+

[quote]原帖由 [i]无知无畏[/i] 于 2006-8-3 17:49 发表
归根结底又是这么几个问题
1 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是不是清朝造成的
2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3 外族入侵后，统治手段和文化融合的选择性方向是否正确
4 中国地理上的优势，使得中国人丧 ... [/quote]
1、中国的屈辱，应该说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但是满清统治者的狭隘，是使这种屈辱程度加深，时间加长，范围加广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原因；
2、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末已经变革，王阳明批判理学，四大家提倡经世致用，传统文化的改造已经出现了转机，在明末一种东方式的资产阶级观开始形成，这和西方“自由”平等”“民主”还不尽相同；
3、满清入侵，如果放到一千年前，那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可惜它时间不对，耽误了中国最最最重要的时机，怎么说呢，遇上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算他运气太差；
4、中国地理上不存在优势，长城到了宋后基本上没什么大的作用，明修长城实际上防御功效比以前小很多，主要是因为火炮的发明，所以才改土为砖，但改了之后呢，随着武器进步，越来越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天工开物》就记载了数种火气，什么大炮，鸟统……并且因为鄱阳湖之战，朱元璋十分重视海防和船的工艺，其实成祖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开始扰边，而明朝的禁海很大部分是为了防倭，并且期间几次重开中明如隆庆开海，到了晚明对外海上贸易是超过南宋的。而对于北边蒙古，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而明帝国没有内乱，马上恢复正常也证明了政治制度的稳定，蒙古看英宗无用又放了回来，百年后武宗亲征，五万对阵蒙古小王子六万，且获胜，应该说对蒙古的打击是很大的。当然明帝国问题很多，灭亡也是情理之中，但我说了如果继续是汉人执政，情况会大不一样。这不是歧视少数民族，这是客观决定的。当然现在少数民族文明程度和汉族没区别了，可当时那可是天差地别的，蒙古是蒙八思创文，金国、西夏、辽国、满族后金到了努尔哈赤才创立文字，都是因为汉族的影响才想起来搞文字，差距太大了。

现在的明清之争，往往是必以薄此而厚彼，说满清好的，就一味指责明朝腐朽无能，自毁山河；说明朝好的，就一味指责满清野蛮保守，打断了大明的资本主义进程……
若以更长远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明清两朝对于中国最根本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都没有什么推进，清代时序在后，过错自然也重些。但再以更广的视角看全世界，就会发现如此庞大的农耕传统专制国家无不是受到外界的巨大压力，经过长期波折的革命和改革才能逐渐摆脱旧的体制，艰巨程度数倍于商业传统的封建国家，即使如此，也难以像欧美诸国一般形成成熟有序的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如英国一般的虚君体制，更是难以在这样的国家实现。以此论，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受挫，也不能责于一朝一代，而应更深入的分析传统社会存在的痼疾。

:^%楼主

[quote]原帖由 [i]恨地无环[/i] 于 2006-8-3 19:29 发表
现在的明清之争，往往是必以薄此而厚彼，说满清好的，就一味指责明朝腐朽无能，自毁山河；说明朝好的，就一味指责满清野蛮保守，打断了大明的资本主义进程……
若以更长远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明清两朝对于中国最 ... [/quote]
你过于强调农业基础的庞大这一现实了，是不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过深，我妄自揣测的
明清两朝完全不同恰恰就在于其国家形态上，经济成分上，清朝是典型的君主集权制，但明王朝二祖之后只是泛名义上的君主集权，我的观点很清晰明帝可以行使大权，可以如清帝一样，但明帝没有，本应却没有，本该却没有这是因为制度在约束，满清没有这种约束
就经济看，明中晚，贸易额的比例已经是历代最高，农业基础地位已经被削减了，海外贸易更是远超南宋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我本身不赞同，因为他的大历史观并没有勾勒出问题的实质而是沦入了某件事情草蛇灰线的前因后果的探求中去，如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总在强调这一年什么事看似毫不起眼，确实过了若干年如何影响历史进程云云，这是小说家笔法，黄先生在史料分析上没有找到质变的临界点，故而将明清混为一谈，明清之一变，整个社会风气一变，明清之一变，整个中国方向之一变
清朝统治者倒退到了秦汉那种思维，和明初二祖一样，二祖的失败（这个失败体现在国家运行模式上，明朝后来的皇帝除了崇祯可能有志于恢复二祖制度，其他的皇帝都没这个心思）很能够说明自宋以来的趋势。
我个人浅见，明和清虽然是一种帝王体制，但明朝的帝王体制显然是末路帝王，萌芽虚君的方向，而满清则是绝对集权帝王体制。有根本不同。

强调农耕文明特点的恰恰不是如今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为其所无视、批判的魏特夫等人，代表著作是《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自称是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万历三十年不朝难道是制度的约束不让他上朝？如果是制度，那么为什么没有能限制崇祯？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些著作乃是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的中远景之作，与《万历十五年》此近景特写之作结合阅读，乃可知黄先生之大历史观所着眼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整个社会模式、财政体系的变革。

对于满清入关产生的倒退，黄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对明朝的全面继承，而无视顾、黄等人的反思。
至于明代中后期的君臣关系和朝廷机制，黄先生《中国大历史》有“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一章专论，衲子引之于下：


　　当我们企图将中国历史之纲要向初学者及西方人士介绍时，不论是口讲或笔写，以上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都使我们感到为难。一方面我们固然不应当规避这些情节，本来各项轶闻与秘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提到英国的宗教改革时也不能抛开亨利第八因为热恋着安妮（Anne Boleyn），想离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冲突，在说及俄国女皇凯瑟琳的开明专制时，也免不了要提到谋杀彼得三世才使她获得政权之由来。以此看来，中国历史也就避免不了类似的情节，即算这些事故轻佻琐屑，只要时人视作重要，也不便由我们于几百年后另自作主，将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间我们所说困窘之处，无非明代史里此种故事接二连三地整幅出现，有时翻阅十年的纪录几乎无其他的事可说，全部历史尽是轻佻琐屑的故事。

　　几经思量之后，我们觉得后面还有一点待提的地方，这是当时人既未提及也无法提及的。当明朝经过创造的阶段而固定下来时，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文官因为科举取士，也就是甄别选择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规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复如是。即算朱元璋罢宰相这一官位而终明代未曾复置，以后之各“大学士”实际上亦填补了此缺陷。大学士为文笔之士，起先参加皇帝各项诏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color=Green]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独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color]当日北京的朝廷自认将无数的村庄集结，而在其管制之下维持一种难得之平衡，绝不可让皇帝尽量地发展其人身的权力。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color=Green]最后的办法仍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或者说是强迫的执行开明专制。[/color]皇帝登位之前既为太子，则有管文学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师傅，讲授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大道利。从15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用过在惩罚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则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从不间断的举行各种仪节以强调皇帝宝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构成一种弄假成真的信仰。这样一来，如果有任何争执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时，有了以上的安排，则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无个人之利害在其争执内，他的判断就具有夭子所赋予的威权了。

　　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为什么顽皮的朱厚照要给自己官衔与职位，以便将他自己和皇位分离，可是其臣僚却不能将这轻浮的举动一笑置之。他们既不便公开的反叛，只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办法。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性上的表现，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color=Green]这问题容易产生敏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color]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color=Green]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种笨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 [/color]

[[i] 本帖最后由 恨地无环 于 2006-8-3 22:49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恨地无环[/i] 于 2006-8-3 00:20 发表
康熙对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历法乃至炮术都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其西学水平在帝王中绝对是第一名，乾隆对西洋钟表的喜爱也是众所周知。但问题是，他们对西方的兴趣高者在于求知，低者在于享乐，而没有意识到西方科技 ... [/quote]
康熙的真面目

清所谓的统一的特征是以部落制奴隶制的残余毒化以天下观大一统的理念统合在一起各族人民创造的中華文明，使中華文明停滞,从世界范围看是倒退，不但引进了战乱与杀戮,还引进了民族矛盾、压迫、种族隔离和对人权生命的轻蔑，这些东西对中華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满清没有占有一项

所谓康熙灭南明,平三藩,收复台湾是一片腥风血雨.彻底奉行的是民族屠杀,民族隔离,侮辱奴化中華民族文明政策

“遇抵抗，必屠城”,崑山——约四万；泾县——约五万；舟山——第一次约万余，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杀，数字不可考；苏州——因为投降的早，仅屠半城，约十余万；嘉兴——约十余万；金華——约五万；赣州府——合计约四十万；南昌府——合计约四十万；南雄——约两万；广州——八万余；潮州——约两万；湘潭——仅存百余，被屠者约四到五万；大同——兵民全部被屠绝，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合计超过四十万；沅江——约十余万；福建省——合计过百万；四川省——到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全省有丁一万八千人……

而这遍及中華大地的大屠杀只为了“留发不留头“,只为了侮辱,奴化光荣的中華文明

这遍及中華大地的大屠杀重要操刀者正是康熙大狄.康熙大狄正应为四川和东南的屠杀负责.

所谓康熙经史子集、天文、算术无不通晓,没有留任何著作,没有看到他哪怕在儿孙亲近之间留下什么推进推广他们学习的行为.

而这些史料更戳破这个華丽的画皮:

康熙的道德：

这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基督教，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康熙的文章：

下列诸书是以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

———恒慕义（A.W.Hummel）《清代名人传》

康熙的科学知识：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再看看祖上做过康熙漢文老师的金庸大吹特吹的“永不加赋”.

金庸胡扯的康熙从顺治那得遗命造福天下“永不加赋”的真面目: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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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耳盗铃的“永不加赋”

镝非

所谓“满清的赋税”是历代最轻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自清初以来便有“永不加赋”之说，而且表面看来赋额较明朝为轻，但实际这仅是一种“掩耳盗铃。

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漢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白吃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从康熙到乾隆，满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15000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15000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清王朝的“减赋”“永不加赋”，纯属掩耳盗铃，愚弄百姓！


第三 4浮收折勒严重

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第四 阶级压迫极为残酷。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记载看，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拥有几千顷乃至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可不交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赋税又有“长价”与“短价”之分，大户人家减价交纳，小户则必须数倍加价，以弥补大户的亏欠，具记载，有些地方，大户只交原额的千分之三，余额全由小户补齐，小户所交赋额，竟可高达大户的20倍以上！

此外，很多富豪人家利用这一点引诱小户将田地挂在他们名下，借此达到兼并土地之目的，造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些基本上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况，至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和鸦片倾销造成白银大两外流，银价飞涨，以铜钱为日常生活花费单位的老百姓在交纳钱折银时所承担的负担自然也飞涨，这是不必详谈的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辖区内实行“照旧完粮纳税”，赋额通常减为原来的一半，但由于剔除了满清赋税制度中的以上弊端，中小户的实际负担仅为原先数分之一，而且1860年以前没有明确保护过地主的收租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其经济政策能在皖赣鄂苏浙等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本文并没有系统统计有清以来各代税赋的演化，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以上定量统计仅为参考。而本文指出这种种现象，目的也不在于定量讨论，只在从各个方面指出“满清税赋较轻”为何是种“假象”，除了很多地区因为爆发了抗租抗赋起义，官府被迫对赋制中的弊端稍加遏止，减轻了一些人民负担外，有清以来老百姓的负担实际一直都在“永不加赋”的幌子下不断加重，加重，再加重。


满清是唯一这样还被说成是“盛世”的朝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可不是这样的。所谓“赋税重”的明朝，在其相应阶段百姓实际负担也不必满清相应阶段更重多少。我并非认为唯满清如此，只想指出所谓“永不见赋”“太平盛世”“百姓负担比历代大大减轻”纯属扯谈而已。满清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漢族百姓的经济权力不过尔尔，却还要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哪里谈得上什么“历史上生活最好的朝代”！

无耻的《尼布楚条约》

根据《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记载，《尼布楚东约》把属于中国的广大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一点，稍研究过《尼布楚条约》的人都一致公认的。满清在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就是从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丧权辱国的，通过签订《条约》，虽然把东边的雅克萨城收回来了，又把西边的尼布楚城割给了俄国。此外，还把额尔古讷河以西的广大领土(包括茂明安、昊喇忒两个牧地)全割给俄国了。《尼布楚条约》完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签订《条约》以前，清军两千多人包围了雅克萨城很久，侵占雅克萨城的俄军，战死，饿死的就有六、七百人，只剩下60多人了，康熙还下令清军不准夺取城池，也不切断俄军后勤供应。这都充分说明，康熙不想抵抗侵略，只想求和了。康熙为了求和，不惜割让中国广大领土，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论用什么借口搪塞，都难逃罪责。再看，所谓《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之说，也有问题。兹把《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满文、俄文三种文本的第一条漢译如下：?

(1)拉丁文：“以流入黑龍江之淖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两国之界。格尔毕奇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龍江大小诸川，应为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划分，今尚未决，或遗使、或文牍，始能定之”。?

(2)满文：将由此流入黑龍江之淖尔纳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龍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溪河属俄罗斯。唯乌弟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查明后，或谴使，或行文，再行议定。?


(3)俄文：“将在淖尔纳河附近之向下流入石勒河左岸之格尔毕奇河定为两国边界。经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尔穆纳河(黑龍江)为之大小河流，均属满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俄国所属乌弟河和满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谴使，或行文书，再行划定”。?

按上述三种文本的第一条内容来看，所用名词虽有些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前面都说以石头山(即大兴安岭)为界，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但是，后面又都说“俄国所属乌弟河和满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河(即黑龍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土地，应暂行存放”。也基本一致。这样，就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黑龍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变成未定界了。还有，《条约》中说的兴安岭至于海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也未说明，其位置到底在何处?至今还是个迹。这些都说明，中俄东段边界并没有完全确定。据历史记载，签订未定界的要求是俄国使臣提出来的，明明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康熙都同意了。因此，《尼布楚条约》不仅没有遏止沙俄侵略，而且，未定边界的规定，为沙俄大举侵占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鸦片战争后，沙俄进军东北占领了黑龍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广大领土60万平方公里。由于康熙开创了对于侵略者不坚决抵，却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出卖中国领土来保皇帝宝座的例子，雍正也学康熙，不坚持抵抗侵略，1728年，也签订了不平等的《恰克国条约》，到满清晚期与侵略国家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满清皇帝们不抵抗侵略，以割地赔款来保全皇帝宝座为心安理得的铁证。在康熙等满清皇帝们看来，外国侵略的目的主要占领一些土地，并不推翻其皇帝宝座，而国内的各民族起义军就严重地威胁其皇帝宝座了。所以，康熙等满清皇帝坚决镇压国内起义军，自己力量不够时，就出卖中国领土达到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起义者的目的。满清宫廷内部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就说明问题了。

康熙是畜生，但是就有很多人崇拜牠。

清朝赋税制度最糟糕的问题是它过于承续了前朝，不思进取而未进行系统性改革固然是其过错，但这种赋税制度的恶劣影响也不能都归罪于后继者而将始作俑者轻轻放过。源于田赋的税收定额制度是在洪武时期就已经确立下来的，洪武后地方以瞒报人口增长的方式避免赋税增加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明朝也在努力将以人口为基础的徭役赋税并入田赋，“一条鞭法”为其代表。大户倚仗权势拖欠赋税而将完税的压力转加于小户，在明朝也普遍存在。田赋以不利于纳税户的比例折役折物折银也是明朝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常用办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从民间榨取的物力乃是永乐朝诸多伟业的重要支持，山西的税粮折银率曾在14年间由每担0.25两白银降低到每担1两白银，使实际税额变成原来的四倍。漕运运费由纳税粮者以加耗的形式支付也是明朝的制度，加耗最巨的湖广地区，其比例可以占到基本税额的80％。

恨兄字码长了点，我又没见着史料，看来多是道理阐发，容我仔细研究再回复~~

关于康熙，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他老确实热爱西学，可惜只准他一个人热爱；他倒也打过沙俄胜战，可惜打了也还割地；康熙也开过海，可惜又闭关（海禁和闭关是两个概念，海禁元朝就有了，总不能说元朝海外贸易不发达吧）；康熙也废除过八股，可惜也重新开始，比以前更厉害。。。。。。。

恨兄的文章，讲的大道理似乎还不是我这个水平似乎有点高了，我看的有些发晕了，所以没有好好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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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明清之争，往往是必以薄此而厚彼，说满清好的，就一味指责明朝腐朽无能，自毁山河；说明朝好的，就一味指责满清野蛮保守，打断了大明的资本主义进程……
若以更长远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明清两朝对于中国最根本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都没有什么推进，清代时序在后，过错自然也重些。但再以更广的视角看全世界，就会发现如此庞大的农耕传统专制国家无不是受到外界的巨大压力，经过长期波折的革命和改革才能逐渐摆脱旧的体制，艰巨程度数倍于商业传统的封建国家，即使如此，也难以像欧美诸国一般形成成熟有序的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如英国一般的虚君体制，更是难以在这样的国家实现。以此论，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受挫，也不能责于一朝一代，而应更深入的分析传统社会存在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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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我比较欣赏。

[quote]原帖由 [i]月似飞[/i] 于 2006-8-4 23:16 发表
康熙是畜生，但是就有很多人崇拜牠。 [/quote]
这个“畜牲”收复了明朝不要的台湾，收复了明朝放弃的西北

[[i] 本帖最后由 夏侯雅伯 于 2006-8-6 19:19 编辑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