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必有勇

仁者必有勇！
                          ----东海草堂读经札记   
一、“临事而惧”与“勇者不惧”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颜渊》）。这段话体现了儒家通权达变和重生惜命的思想，一些学者、“老乡”却因此认为儒家亦有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倾向，或者用来为自己不仁不义的犬奴投机行径辩护，乃至作为贬低攻击义勇者实干家的借口。胡乱解也。

    首先，孔子对子路说的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乃其因人施教的教育思想的表现。子路此人武功第一，特别勇敢，但过于急躁鲁蛮。孔子曾评之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意谓子路勇敢可嘉，可惜不知取舍，就象一块没经过栽剪的原木。当孔子夸奖颜渊时，子路不服了，在一旁插嘴问：“先生如果领军打仗，会跟谁在一起呢？”言外之意，三军之事，颜渊不行，非我不可。孔子遂教训他：赤手强搏虎，无船强渡河，这样白白送死还不知悔改的人，我是不会与他一起去的。一定要面对事情而知所畏惧，擅长谋划而争取成功的人才行呀。

其次，这段话体现了儒家之勇的特色。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谱系非常丰富，《论语》把中庸、礼、义、智、信、勇、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敏、惠、敬、和、爱、友、善、逊、廉、正、聪、庄都划归此一谱系之中。《中庸》以智仁勇为三达德，孔子多次将智勇二德特别提出来，与最高的仁德相提并论，可见对勇德的重视。

但是，勇，不能暴虎冯河一味蛮干，更不能“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是胆小而是避免不必要、无意义的牺牲；“临事而惧”不是怯懦而是对待具体事情的认真和慎重。“临事而惧”与“勇者不惧”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的关系。“临事”如此，面临生死关头也一样，当生则当，君子重生，岂能轻死？故孔子强调“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当死则死，君子取义，岂能苟活？故孔子又强调“杀身以成仁”！

二、     勇与其它道德规范之关系
儒者之勇有三大标准：发乎仁，适乎礼，止乎义。

发乎仁。勇与仁的关系是，“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勇要以仁为基础，否则就会乱来了。例如，地痞流氓黑社会恐怖组织中，也有很多勇敢者，那些勇敢以残害生灵为目的，是不仁不义反道德的。“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适乎礼。“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仅有卞庄子剌虎之勇还不够，还需用礼乐加以修饰，要接受礼的节制（礼是文物典章制度与社会道德规范的总称），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勇，必须不违反法律和道德。不然，“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

止乎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勇如果没有义的约束，对官吏对百姓都有害无益。

三、     小勇与大勇
    孟子在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中，说明了大勇与小勇的区别。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

小勇完全凭借个人力气血气，大勇凭的是仁智义理；小勇争强好胜，力敌一人；大勇则不一样，其最高境界乃文王之勇和武王之勇，可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朱熹在《孟子集注》里总结此章大意时写道：“人君能养大勇，则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张敬夫曰：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理义之怒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

小勇为血气之勇，匹夫之勇，大勇乃义勇。“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孔子家语·好生》）；“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礼记·聘义》）；“问勇，子曰：‘必也义乎？”（《文中子中说·周公篇》）。义勇又称为义理之勇或德义之勇，“血气之勇不可有，有则足以偾事；义理之勇不可无，无则难已卫道。”（张伯行：《困学录集粹》卷五）。

关于大勇，《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到曾子所转述孔子的话。“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反省自己觉得理不直，即使对普通人，我难道就不觉得惴惴不安么？反省自己觉得理直，纵然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这种大勇的来自于对自己行为的正义性的自觉。孔子曰：“内省不疚，复何忧何惧？”此之谓也。

荀子在《荀子—荣辱》篇里提到了四种勇。“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惟利之见，是贾盜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荀子的小人之勇相当于孟子的小勇，狗彘之勇、贾盜之勇比小勇更为不堪，共同点都是从自已的利害关系出发，并因此危及他人。“士君子之勇”则不然，是为了正义，为了公利，相当于孟子的大勇。

关于大勇，苏轼的《留侯论》开头的一段话描述得很精彩：“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受到一点污辱就拔剑拼命，这算不上勇。真正的大勇，是那种遇到突然变故而不惊慌、遇到无端污辱也不愤怒、心中怀有远大的志向之人。

总之，大勇是一种践履仁道、追求真理、捍卫正义的修养和行为。“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意志，“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当仁不让的责任感，“见危授命”成仁取义的气概，勇于改过、见义勇为、守死善道等等行为，皆大勇也。

四、孔子之勇
梁启超有感于国人缺乏坚毅，为发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刚性文化，特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以至汉初以武德称著的人物作为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共成四十三篇.列孔子为第一。

梁启超认为，孔教原本尚武尚勇，以刚强剽劲激发民气，只是“后世贱儒，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悯涂炭矫枉过正之言，以为口实，不法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将老子的阴柔守雌之旨取代了孔学阳刚尚武之教。

孔子本人威猛有力，擅长骑射，但他的勇德从不表现于拳来脚往的小打小闹上，而是表现于执善之固执、行道之执著、临危之从容以及在君国关键时刻的指挥若定。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齐欲劫持定公，孔子以礼斥之。齐君敬畏，遂定盟约，并将侵占的郓、讙、龟阴等地归还鲁国以谢过，使鲁国取得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中国之武士道》首篇，梁启超引用了孔子这个故事，评曰：“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乎？身处大敌之冲，事起仓卒之顷，而能底定于指顾之间，非大勇孰能与于斯？…”

五、子夏氏之勇
子夏之徒反对墨子“君子无斗”之说，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无斗矣”（《墨子.耕柱》）。《韩诗外传.子夏斥悁》中记述了子夏十分重视勇德培养：

“所贵为士者，上不摄万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节矜而敌不侵扰，内禁残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长而君子之所致贵也。若夫以长掩短，以众暴寡，凌轹无罪之民，而成威于闾巷之间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恶也，众之所诛锄也。”（《韩诗外传》）

意谓：作为一个士，可贵之处在于，上屈于君王之势，下不傲对普遍平民；对外立节操武力，让敌人不敢来犯；对内禁止叛乱，使社稷不受危害。这是士的长处，君子的可贵之处。如果以优点掩盖缺点，以多数人欺负少数人，残害无辜百姓，在街坊乱耍威风，这个人一定为士君子所排斥，众人就会来诛灭之。

子夏这一派之儒生特别具有刚强勇武的精神。孟子认为子夏之勇类似北宫黝，在《公孙丑上》介绍了北宫黝养勇之法：“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挞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宽博，亦不受於万乘之君。视剌万乘之君若剌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刀刺到身上不躲，枪刺到眼前不眨。不管碰到什么事什么人，平头百姓也好，万乘之君也罢，一概不买帐！

孟子说子夏类似北宫黝，说的是养勇之法，他们的勇的表现颇不相同：北宫黝对平头百姓与万乘之君一视同仁，都寸土不让、寸言不让；子夏氏之勇则比较有针对性，对上不对下，对强不对弱，对君不对民，体现出儒者之勇的特点。

六、大勇源于“浩然之气”
孟子对北宫黝之养勇方法颇有微辞，认为北宫黝仍属血气之勇。孟施舍略胜一筹，以培养“无惧”之心为主，所养的是志气之勇，但都不如“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而吾不惧也，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大勇、义勇。

义勇来自于“浩然之气”，“浩然之气”要逐步养成。养气之法为“配义与道”。了解儒家义理对之确信不疑，此为“明道”；常作应作的正义之事，此为“集义”。合起来就是“配义与道”。道明义集，久而久之，浩然之气自然由中而发。那是一种内在的境界，带有精神属性特别是道德属性，但亦可以转化为客观力量，“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浩然之气的主要内容是不动心，孟子谈到，不动心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强制其心使之不动，一是自然而然地不动。第二种不动心才是真的，才能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而无所畏惧地独立独行于天地之间。在《孟子公孙丑》这一章中，孟子对于这种不淫、不移、不屈的精神境界及达至这种境界的方法作了描述介绍，太长不录，有兴趣者可阅原文。

孟子的“浩然之气”，对后世士阶层人格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远的影响。我在《孙大午，知大丈夫之怒乎？》说过：只有具备士君子之勇者，才能发理义之怒，或叫大儒之怒、大丈夫之怒。这种大丈夫之怒，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历朝历代无数仁人志士身上薪火相传。东汉宦官专权，三千太学生发怒了；魏晋苛政暴虐，嵇康等清流发怒了；明朝魏阉逞暴，东林党和复社发怒了；晚清万马齐喑，龚自珍、魏源等发怒了；慈禧昏庸老朽，谭嗣同诸君发怒了；国民党专制腐败，鲁迅、陈独秀发怒了；台湾国民党恶政连连，雷震、李敖、柏杨怒了…。

文天祥《正气歌》里提到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显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关破裂…”等等壮烈之士，都堪称发大丈夫之怒者。如果老孙拨冗多读几篇匕首烈火、骂贼卫道的枭文，再看看高智晟们面对暴政恶行拍案而起的叱咤，对大丈夫之怒将会有更加深刻直观的体会。

“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用诗的形式为这种“浩然之气”及其在历代仁人志士身上的表现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诠释，读之令人动容。文天祥老师欧阳巽斋乃朱熹再传弟子，程朱理学以得孔孟道统心传自命，故文天祥亦堪称孟子后学呢。
2006-7-4东海一枭
参考资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之《孟轲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解和体会》。出版：人民出版社2001.3

首发《自由圣火》半月刊第二十三期网址：[url]http://www.fireofliberty.org[/url]）。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怎么说呢。我不想一句句的跟你讨论四书五经，哪句话说得对或是错。儒家的四书五经，表面上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句句是好听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勇、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敏、惠、敬、和、爱、友、善、逊、廉、正、聪、庄，都让儒家说了。四书五经上搞的是句句至理名言。就拿这篇文章上的说吧：“知其不可而为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得太漂亮了。

不过，一种学说理论，光说得漂亮是不够的。我下面简单的就两个方面谈谈儒家漂亮外表下的本质。

一、        儒家的境界和虚伪性。

　　儒家的境界比之道家，可谓相去甚远。老子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主张树立典型，什么道德典范，那都是给社会徒增烦恼而已。凡事应遵循自然规律，不可特意而为。儒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树立圣贤，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殊不知，知其不可而为之有违天道。岂不闻“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儒家句句浮华，却有很大的虚伪性。道家讲无为、道、德、自然。却从不提倡什么仁、义、礼、智、信、勇、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敏、惠、敬、和、爱、友、善、逊、廉、正、聪、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大道下的自然而然的东西，根本不需要讲。道，简单的说是自然界的规律。比如，动物都知道爱护幼雏，蚂蚁、蜜蜂社会井然有序，狼群中有王也有臣民，甚至有许多动物是一夫一妻的。这些都是天道，都是大自然的规律。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儒家的所谓仁、义、礼、智、信、勇、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敏、惠、敬、和、爱、友、善、逊、廉、正、聪、庄，但却一切顺其自然。这些漂亮词藻的含义，连禽兽都懂，还用你儒家特意拿来说吗？
比如说“孝”，这是人之常理，完全是天然的东西。儒家文化讲孝，可父母子女的关系未必比不讲孝的西方人更好。讲孝造成了许多虚伪的事情发生，最虚伪的莫过于那个“三年之丧”。而且儒家的孝也不是天道中的孝，天道的孝可以发生小鸟吃掉老鸟的事情，因为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孝。但儒家一定会认为这种事情是大逆不道，所以经常把他们认为不好的人叫禽兽。其实禽兽没有任何理论学说，所作所为却无不符合天道。而儒家非要规定一套所谓“人伦”让世人遵守，其实已违反了天道。

二、        儒家理论造成的效果。

我是搞应用实验科学的，在我这里任何理论不管它说得多漂亮，如果不实用，也只是空谈。让我们来看看儒家理论推行的结果吧。我在许多贴子中已经举过许多的例子了，强行推行儒家理论对中国人的如何如何伤害，但有人始终认为那是统治者阉割了儒家理论。好，我就谈谈你这篇文章中所标榜的“勇”造成的后果吧。
这个东海一枭写了一大篇，讲什么仁者必有勇、小勇与大勇。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quote]这种大丈夫之怒，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历朝历代无数仁人志士身上薪火相传。东汉宦官专权，三千太学生发怒了；魏晋苛政暴虐，嵇康等清流发怒了；明朝魏阉逞暴，东林党和复社发怒了；晚清万马齐喑，龚自珍、魏源等发怒了；慈禧昏庸老朽，谭嗣同诸君发怒了；国民党专制腐败，鲁迅、陈独秀 发怒了；台湾国民党恶政连连，雷震、李敖、柏杨怒了…。[/quote]
这些人真的是大丈夫之怒吗？在我看来大都是匹夫之怒。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表现，起码是成功的。可他的后来者可真的不怎样。东汉宦官专权，三千太学生发怒了。结果呢，起作用了吗。他们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宦官误国，搞得民不聊生吗。恐怕是权力之争吧。后面的例子我就不一一解了。我想问的事，他们这些文人起了什么真正的作用没有？
每逢乱世，总有些文人出来，刷刷笔杆子，要么装装清高骂骂政府。可最后结束乱世的人是谁，是文人吗？东汉宦官专权，为什么不提曹操；魏晋苛政暴虐，为什么不提石勒；明朝魏阉逞暴，为什么不提李自成；晚清万马齐喑，为什么不提洪秀全；慈禧昏庸老朽，为什么不提孙中山；国民党专制腐败，为什么不提毛泽东。台湾国民党恶政连连，你们却提到柏杨…。他是儒吗？记住，结束乱世的人永远不会是儒生。
[quote]文天祥《正气歌》里提到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显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关破裂…”等等壮烈之士，都堪称发大丈夫之怒者。如果老孙拨冗多读几篇匕首烈 火、骂贼卫道的枭文，再看看高智晟们面对暴政恶行拍案而起的叱咤，对大丈夫之怒将会有更加深刻直观的体会。[/quote]
这些是大丈夫之怒吗？八成也都是匹夫之怒！孔子在夹谷之会上，我看起码他还知道“智取”，可他的后来者太多都是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之辈。什么清操厉冰雪，完全的假清高。这篇文章中谈什么小勇与大勇，我且不说这个大勇对还是不对，就先算他对吧。可一个国家民族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大勇”带领无数“小勇”，一些“诸葛亮”带领无数“吕布”。可儒家把中国变成了无数“诸葛亮” 带领着偶然出现的几个“吕布”，甚至是无数“张昭” 带领着偶然出现的几个“吕布”。
梁启超特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以至汉初以武德称著的人物作为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只到汉初，以后的呢？突然想起汉初后武帝的独尊儒术，我全明白了。大汗！

先入为主,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法律不希望人们去犯罪,可还是有人去犯罪.难道责任也归到法律上?

[[i] 本帖最后由 蒹葭苍苍 于 2006-7-18 20:36 编辑 [/i]]

建议2楼的朋友听一下郭德纲的《50年相声之现状》……
现在对儒家的批评和对相声的批评类似，而中国帝王统治术一直是阳儒阴法

PS:汉武独尊儒术时也没把百家断根，否则道教也不会产生了……